社会压力视角下年轻人就业的“下流化”

    陈文琼

    [摘|菀猐周村的年轻人就业存在四种类型，即白领型就业、老板型就业、清闲型就业和蓝领型就业。该村年轻人就业的“下流化”是指年轻人群体在就业上存在一种明显的不充分状态，主要包括劳动时间和劳动能力使用的不充分，这种不充分状态是年轻人群体的自主选择。造成这种“下流化”的关键因素在于社会压力的匮乏，它必须放置到当地的地租经济形态及其形塑的“半工半租”的家计模式中进行解释。

    [关键词]地租经济；“半工半租”；社会压力；年轻人就业；“下流化”

    [中图分类号] D669.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19）01-0099-07

    一、问题的提出

    学界对年轻人就业现象的关注主要有三个视角，分别是阶层分化与社会流动的视角，青年群体社会心理的视角以及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给的视角。阶层分化与社会流动视角对年轻人就业存在一个基本的判断，即年轻人群体就业呈现出“横向流动有余、纵向流动不足”[1]的状态，并认为阶层分化背景下，先赋性因素成为社会流动的首位影响因素，代际流动的继承性带来了阶层固化[2]。青年人群体社会心理视角研究的群体聚焦于大学生群体，其基本判断是，年轻人从校园走入社会会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社会对大学生的冷漠”[3]、“先赋性导致的生而不平等”[4]、“庞大的竞争群体与稀薄的就业机会”[5]、“劳动的枯燥乏味与无休止的加班”等都会是形成青年群体进入社会选择就业和社会心态的关键，并导致青年人群体消极、愤世嫉俗等悲观情绪蔓延[6]。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给视角下青年人就业问题主要呈现为劳动人口结构失衡，即在延迟退休的社会政策下中老年人就业对青年人就业构成挤压[7]；以及劳动力素质与岗位要求不匹配，即劳动力供给环节出现错位；这两个因素共同构成了青年人就业困境[8]。

    日本学者三浦展从日本社会阶层分化的角度对日本社会广泛存在的“中流阶层”第二代进行分析，认为上流阶层与中流阶层存在着收入的两极分化，这种分化正在逐渐固化日本经济社会的结构，社会流动性越来越差，而庞大的中流阶层的后代能上升到上流的“实属凤毛麟角”，而“跌入下流的却大有人在”，并认为这是日本社会从“中流社会”进入“下流社会”的显著症候[9]（pp1～6）。三浦展以日本社会年轻人的就业、社会心理、消费等状况为观察的切入点，发现了一个1亿群体的“下流化”趋向。高庆[10]指出中国社会的年轻人群体也存在这种隐忧。

    笔者2016年3月在佛山市周村进行为期20天的驻村调查时也明显感知到年轻人就业的“下流化”现象在国内社会的真实存在，具体表现为就业上呈现出来的“不充分状态”，即劳动时间和劳动能力使用的不充分，其中劳动能力使用的不充分指的是劳动内容无法充分调动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报酬低于劳动能力在充分就业下的所得。针对这种现象，笔者试图回答两个问题，即以周村的年轻人为研究对象论证年轻人群体就业的“下流化”现象切实存在；再从社会压力的视角切入，将年轻人就业“下流化”放置在村庄以地租经济为核心构建的场域中进行解释，以阐明该现象生成的内在机理。

    二、个案村的经验图景

    周村有本地人口5063人、1600户居民，村内常住人口超过2.5万；本地居民平均每户有2栋房屋，2.5层到7层不等；有1200亩土地用来发展集体地租经济，全村已经没有农业用地，农户家庭收入也已经完全实现非农化。

    （一）资源密集与集体地租经济

    佛山市周村与一般农村的差别在于它没有农业，并且拥有着实力强大的集体经济。周村在2000年左右成为某奢侈品的全国四大市场之一，有两个层级的集体经济组织，分别是以原行政村为界限的经联社组织和以原生产小队为边界的经济社组织，周村有1个经联社，11个经济社，都是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2011年固化股权改革以前，凡拥有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员均是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东，股权份额按年龄进行分配。集体收入主要源于出租土地和出租物业，加上村民出租住房的收入，全村租金年收入總额达3.2亿元；其中经联社2015年租金收入的纯收益为7000多万元，各经济社租金收入随区位优势和土地面积不同而有差异。

    地租经济的产生有着其特有的前提条件，即资源密集，尤其是外来资本密集。地租经济具体是指外来资本租用本地的土地、雇佣外来务工人员发展经济的模式，其中外来资本获得利润；外来务工人员获得工资；本地人口获得地租。地租经济形态下，周村呈现出外来人口为本村人口4倍的人口结构，且外来人口中相当部分是外来经商的商人。

    （二）“半工半租”与家计形态

    “半工半租”这一提法源于中西部农村广泛存在的“半工半耕”这种家计模式[11]，指的是周村农民家庭收入的两大来源，即务工收入和租金收入。农户的租金收入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是集体股份分红、集体福利与家庭住房出租收入。集体股份分红也有两个组成部分，分别是经济社的股份分红和经联社的股份分红。集体福利主要包括“三级”医疗报销①以及老年人的养老金②。租金收入构成了周村农户家庭收入的重要部分，但不同农户间具有差异：区位优势很好、经济社分红很多、家里的房子多且出租价格好的农户每年的租金收入在15万元以上，这部分农户在村庄经济分层中位于中上层；区位优势很差、经济社分红很少、家里房子不多、出租价格不好甚至没有出租机会的农户每年的租金收入只有3万元左右，这部分农户在村庄经济分层中位于下层；大部分家庭每年的租金收入都在8到10万元左右，在村庄经济分层中属于中间阶层。因为没有农业，土地全部由集体经营物业或者直接出租，务工是当地劳动力实现劳动价值的主要方式，因此务工收入成为了以地租经济为主要形态的村庄农户家庭收入的第二个主要来源。

    “半工半租”的家计模式形塑了周村农户家庭成员结构的具体形态：达到经济社和经联社规定的“可以领养老金”的年龄即为老年人，周村绝大部分老年人都生活的很悠闲，早茶和旅游都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随着自己成为户主而步入可以在继续劳动和提前退休之间进行选择的中年人行列，且此时，他们的子女也已经完成了从学校踏入社会的转折，影响他们选择是否继续劳动的因素很多，其中家庭“半租”收入是否位于中层及以上是关键的因素之一，因为相对丰富的“半租”收入在没有“教育支出”等围绕子女产生家庭负担的农户足以让中年人维持相对富足的退休生活；从自己踏入社会到自己的子女踏入社会或者成为“半租”收入的户主之前，这些人是周村需要通过就业实现年轻人小家庭再生产的年轻人群体，这部分群体普遍认为最大的负担就是“供子女上学”，而最稳定的状态就是自己成为“半租”户主。

    “半工半租”在“生养死葬、娶亲完配”等家庭负担中进行着如下分工：即“半租”化解养老、医疗、婚姻等几个大头的家庭负担，养老、医疗等由集体福利负担；周村的婚姻负担很轻，没有彩礼、婚房等硬件要求；“半工”的主要任务在于实现年轻人自立——自己养活自己并承担下一代的教育负担，即现代社会的“生养”负担，但是年轻人的这种负担也并不是非自己独立承担不可，他们负担的多数任务都可以通过代际支持的方式实现“半租”对“半工”的接济，即中老年人以“半租”收入对年轻人“半工”收入的不足进行接济，前提是“半租”确有余力。因此，理解“半工”的关键在于，“半工”首先是年轻人为自己寻找一个确定性的途径，其次是对“半租”的家庭收入进行补充的部分，这是理解周村年轻人就业选择的关键。

    （三）年轻人就业分布情况

    周村所在的佛山对劳动力有极强的吸附能力。周村作为某奢侈品的全国四大市场之一，除了本村劳动力之外，还吸收了2万多的外来人口，密集的商业也需要密集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来完善，它们构成本村劳动力的三个就业选择。包括从商当老板，但是奢侈品行业需要相当的资本体量才可以；当村官，进班子，周村庞大的经济体量需要进行管理、维护和提供服务，于是周村产生了除了村两委和经济社、经联社委员之外由数十人组成的行政服务中心，由十多人组成的流动人口管理站以及100多人组成的治安队，这些岗位大都在本村招聘；给老板打工，但这往往不会成为本地人的选择，“在自己的地盘上给别人打工？除非是生活硬把人逼到这个份上，否则没谁会这样做”③。另外还有面向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其他两类就业机会，分别是面向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白领工作机会，面向普通劳动力的蓝领工作机会。

    周村80%以上的年轻人都选择留在本村发展，超过95%的年轻人都没有离开广佛城市圈。周村年轻人中，20%左右年轻人的家庭有足够的资本积累和从商的经验，于是结束学业后就直接在村里当老板，子承父业。15%左右的年轻人考上了大学，但是大学毕业以后并没有选择去外地发展，而是选择在佛山或者广州当一名普通白领，这样就能每天回家。10%左右的年轻人因为代际积累型贫困，早前没有足够的能力在好的地段盖房子收房租，以至于年轻人必须通过尽可能的获取劳动报酬来弥补家庭租金收入的不足，在文化程度和家庭资本积累的双重限制下，他们得与来到这里的“外来务工人员”共同竞争工作机会，争取收入的最大化。还有55%的年轻人虽然也受到文化程度的限制，但家庭条件并不算窘迫，其家庭一年的纯租金收入基本上也能抵得上甚至超过中西部农村家庭辛苦一年的劳动报酬，他们往往不愿意受苦受累，工作的经济报酬并不是他们在选择就业时最看重的因素。相反，他们喜欢轻松一点、发展的机会大一点、管得不那么严格、劳动时间上的强度不那么大的工作。因此，不少年轻人选择去职业培训学校学习会计、护理、秘书等职业技能，或者去部队训练体能。能够进入村里当办事员、治安队员就算是很好的，因为不仅待遇能够同白领差不多，有“五险”保障，还很稳定，竞争压力也不大，因为村里提供的岗位有限，这部分“准白领”工作的年轻人占年轻人群体的10%。但当办事员和治安队员的机会有限，无法享有这个机会的人多数情愿选择一个月薪只有1000～2000块钱的文员工作、会计工作等，也不会去流水线上工作，那对于他们来说，“多出来的工资只不过是多给自己找的烦恼，这类情况在周村普遍存在，大约占到年轻人群体的45%。

    三、两极分化的就业类型与年轻人就业选择的“下流化”

    （一）体面与否：两级分化的就业类型

    周村发达的地租经济和“本地—外地”的人口结构形塑出两极分化的就业类型，即体面的就业和不体面的就业，区分是否体面的关键在于本地人有没有将自己的工作类型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区分开来。在周村年轻人的观念里，当老板是最体面的工作，因为当老板是给自己做事，不用给别人打工，时间上也比较灵活，比较有身份；做白领也是比较体面的工作，因为白领也算是有身份，而且工资福利待遇都比较好，工作时间也不算太长；在村里的干部岗位或者治安队员、行政服务办事员等岗位上工作也算比较体面，因为有着类似于白领一样的工作环境和工资待遇，只是对学历要求稍微低一些，可以称为“准白领型”工作。而同外来务工人员一样在流水线上做工是不体面的工作的典型，因为这与他们内心存在的区别于外来务工人员的优越感存在冲突，所以这是“生活把人逼到这个份上”——即“半租”的收入太少难以维系基本的家庭再生产开支——的情况下年轻人迫不得已的选择。

    “当老板”这种体面的工作需要年轻人家庭具备相当的资本实力，“白领”则需要年轻人具备相当的文化程度，而“准白领”的就业机会只有本村能够提供，所以，年轻人对体面工作的需求与年轻人自身的能力和就业机会供给之间发生错位。这种错位在周村表现为55%的年轻人被排除在体面的就业机会之外，但只有迫不得已的10%的年轻人选择了不体面的就业，而剩余45%的年轻人则处于体面与不体面之间。

    （二）周村年轻人就业的四种类型与特征分析

    周村的年轻人就业可以大致的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白领与准白领型就业、老板型就业、蓝领型就业和清闲型就业，前三种类型的就业总共占55%，第四种类型的就业是这里的主导类型，占45%：前两种对应体面的就业类型，第三种对应不体面的就业类型，最后一个则位于体面与不体面之间。

    第一，白领与准白领型就业：结合周村年轻人就业分布情况来看，主要包括两种情况，即15%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从事的工作、10%的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通过接受再教育或者进入部队锻炼以及家庭社会资本运作获得村官、村办事员或者治安队员工作机会的。其特征在于，对学历或者社会资本有着一定的要求、工资福利待遇高于普通蓝领水平、上班时间和普通蓝领相比较短。准白领型就业的工资水平为每月3500元以上，白领型就业的工资水平为每月5000元以上。

    第二，老板型就业：即在周村经营奢侈品生意，但只有在周村经济分層中处于上层的农户家庭才能提供足够的资本支撑年轻人自己当老板，对应周村年轻人就业分布的20%。老板型就业的月收入起伏较大，每月亏损的也有，盈利的还是多数。

    第三，蓝领型就业：对应周村年轻人就业的10%，为了在文化程度和“半租”收入双重薄弱的限制下实现“半工”收入最大化，从事蓝领工作是其最好的选择。蓝领型就业的工资水平每月3300元以上。

    第四，清闲型就业：这种就业类型是最为普遍的一种就业类型，对应年轻人就业分布的45%。因为没有学历无法成为白领、也没能通过再教育和再训练的方式在社会资本的运作下争取到村庄的准白领型工作机会，这个大多数年轻人群体因为家庭“半租”收入相对富足，所以并没有处于“不得已”的状态，低薪文员成为他们绝大多数的就业选择，因为在周村年轻人眼中，低薪文员是除了工资之外的其他各方面都与白领工作相当的就业类型。特别是工作时间比较少，找不到此类工作机会的年轻人宁可待业在家，也不会选择不体面的蓝领型就业。清闲型就业的工资水平在2000元左右。

    （三）不充分的就业：年轻人就业选择的“下流化”

    在白领型就业、老板型就业和清闲型就业中均能看到不充分就业的痕迹，其特征依次对应为工作能力和工作内容不匹配，工作时间不充分与工作能力和工作报酬不匹配，笔者将这种不充分状态概括为年轻人就业选择的“下流化”。具体到每一个就业类型，这种“下流化”状态指的是白领型就业存在工作能力和工作内容的不匹配，整体上呈现为工作内容不能充分调动工作能力。比如周村D自然村的村民HYJ的小女儿，大学时的专业本来是法律，而且成绩优秀，毕业时有保研和律师两个选择，但是，HYJ小女儿最终选择在一个小企业里做会计，原因是HYJ和她的小女儿都觉得从事法律工作压力太大了，做小企业的会计工作相对会轻松很多。很多从事白领型就业的年轻人都不希望太辛苦，也不愿意离开家，即便外面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因为在家附近工作可以省去很多麻烦的事情，这限制着他们工作能力的提升和应用。

    老板型就业存在工作时间不充分、工作报酬和劳动能力不匹配的问题。周村X自然村32岁的年轻人CHN家里“半租”收入在村内处于上层，CHN初中毕业后在社会上锻炼了几年认识了一些朋友，之后就跟着姐姐学习奢侈品经营，后来在家父的支持下自己在村里开店经营该奢侈品，但2011年之后该奢侈品的市场不稳定，经验不足的CHN迅速破产，破产后他也不想从事别的行业，还是想自己当老板，于是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开了一个杂货店，每个月的收入不足1000元。当老板就意味着需要自己承担风险，即有人赚钱也有人破产，而破产的多是经验不足的年轻人，这些年轻的、失败的老板们，宁愿选择收入少的工作清闲的耗着，也不愿想尽办法去挣钱。

    清闲型就业同老板型就业一样存在着工作时间不充分、工作报酬同劳动能力不匹配的问题，周村月薪2000元左右的年轻人大有人在，还有人因为找不到低薪文员的工作宁可待业在家，比如周村D自然村LJH的儿子结婚后基本上就没有工作过，LJH现年60岁，也有将近10年没有工作了，“半租”的收入也位于中间阶层，父子二人成天在家里用租金收入炒股票，LJH的儿媳妇在超市做收银员，一个月的工资2100块钱。

    而蓝领型就业虽然不存在就业“下流化”的问题，但由于与外来务工人员共同参与到普工的行列中去，意味着他们必须放下自己作为本地人的优越感，这对于本地人而言是一件有损颜面的事情。因此，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将自己龟缩起来，进入相对自我封闭的状态，即因为就业而进入封闭的社会交往状态，这是三浦展描述“下流社会”的另一个层面。

    四、社会压力洼地：一个理解年轻人就业“下流化”的视角

    这种年轻人“下流化”的就业状态是地租经济和“半工半租”家计模式二重结构共同形塑出来的，其中地租经济是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它构造了一个社会压力的洼地，使整个社会和农民家庭缺乏动力和活力，陷入低水平的“知足”状态。

    （一）社会压力的框架构建

    地租经济的社会经济生态和“半工半租”的家计模式形塑出一个社会压力和社会动力的洼地，社会压力往往以家庭的目标及其实现的困难程度呈现出来。在社会资源不均衡分布的格局下，此处的社会资源包括三类，即经济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

    经济资源倾向于向具有区位优势的市场中心积聚，作为经济资源的所有者，常常需要处在承担市场风险的压力之中，在经济分层中处于中上层的人有保持优势地位的压力，处于中下层的人则具有向上流动的压力。

    人力资源倾向于流向经济资源密集的地区，以实现劳动力的价值，并享受经济资源密集区域所能提供的更加完整的公共服务和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由此经济资源稀缺地区的人口往往承受着持续的空间流动压力。在婚姻市场的影响下，人力资源具有影响社会压力分布的另一层含义，即随着女性人口资源向经济资源丰富的地区集中，中西部经济资源稀缺的农村地区则面临着巨大的承受高昂婚姻成本的压力和沦为光棍的风险[12]。

    社会关系的密度越大，相互之间的透明程度越高，人际交往的社会性压力就越大，这种压力往往集中分布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之中，简言之熟人化的程度越高，这种社会性交往过程中产生出来的社会竞争的压力越大[13]。

    这些压力最终都还是需要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来承接，通过家庭目标的制定和实现来应对和化解这些压力。比如在河南农村，“为儿子奋斗终身”就是一个家庭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中的核心是要为儿子挣足够的彩礼钱，为儿子盖一栋像样的房子，最好能在城里买一套商品房，因为这里承受着最显著的社会压力来自于婚姻[14]。再比如在江汉平原，每一个农民家庭基本上都已在城市买房子，让青年农民在城市立足为目标，为此他们也“奋斗终身”。在江汉平原能否进城是结婚的必要条件，也是年轻人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更是农户家庭在村庄中获得面子的核心载体，由此可见在这里空间流动的压力、来自于熟人社会交往性面子竞争压力和婚姻压力同时都是农户家庭需要承受的[15]。

    （二）地租经济与社会压力的洼地

    周村的地租经济意味着，这个地方是大量资本转移投放的市场，并成为外来经济资源的集散地，外來资本通过租用本地的土地，实现与生产资料结合，形成实体产业继而吸引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涌入。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意味着地租经济必将形塑出一个社会压力的洼地。

    首先，地租经济使土地所有者只需要承担极小的资源压力和经济市场风险。地租经济主体只是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并不是实体经济的所有者，地租收入是“坐享其成”的，“这个产业不行，可以换个产业引进，再来收取地租”，因此资本的亏损并不是土地所有者的亏损，最多只会影响其所收地租的高低。此外，地租经济的经营主体是集体，而不是个人，地租经济本身的经营问题和发展压力也并没有落实到农户身上，而是由集体这个保护壳将几乎所有的市场风险和市场压力都挡在外面。且土地是不可再生的，它不像资本，可以进行积累和扩张，地租想要增长，只能不断的通过改变其用途提升其开发强度，虽然也依赖市场行情的好坏，但并不需要承担市场风险。

    其次，地租经济意味着依附于其之上的人口并不存在空间流动的压力。他们已经就地实现了非农化，而且处在经济资源密集的中心地区，因此能够坐地享受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和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也即他们在本质上已经城市化了，甚至他们比城市人口更有优越性，因为他们拥有着一份根本不需要付出劳动就能获得可观收入的权力；同时因为处在市场中心，婚姻市场也不会对他们进行挤压。

    最后，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使周村的社会关系密度迅速被稀释。每10口居民当中，就至少有8口是外来人口，两个本地人之间持续的社会交往被外来人口从各个维度进行切割，社会的陌生化程度不断增加，相互之间的透明度极大降低，面子竞争的机制在此不起作用，社会交往过程中面子竞争的压力也在降低。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经济能力就消费什么样的商品，但是这种量力而行极容易在面子机制的“蛊惑”下，形塑出一个消费上的层层攀比。但是，生长于地租经济下的人却能平稳的在量力而行中进行消费，开豪车的都是外来的商人，生活不好的都是外来的务工人员，而“我们本地人都差不多的”，没什么必要比来比去，但更重要的是大家相互之间的交往很少，不串门相互之间也不了解，年轻人下班后多数都宅在家里上网、看电视、玩手机，没有什么场合让他们想要去争面子，他们的观念大都非常“实用”。受面子机制驱使的消费欲望也能产生奋斗的压力，但地租经济将面子机制运作的熟人社会分崩离析了，这种竞争压力自然也生产不出来。

    （三）年轻人动力不足与“下流化”的就业选择

    中西部农村家庭支撑年轻人的城市化、部分农村地区传宗接代、家庭企业的扩大再生产、通过外显的消费行为获得面子等等都是文化目标在社会压力形塑下的具体形态。农户家庭在一定的社会压力之下，可以将这些压力转化为家庭目标，通过家庭成员的分工合作去实现这些目标。但以地租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处在社会压力的洼地，很难生产出可供追逐的文化目标，平和的心态成为他们十分突出的性格特征。因为不用劳动就可以过得很不错，他们对现状很满足，不去和别人比较，让他们越来越深陷于精神状态和职业收入上的“低水平满足”状态，年轻人在这种社会生态下，就业选择的“下流化”便得到了解释。

    周村超过50岁的人很少会继续劳动，因为他们的孩子已经走出了校园，可以在经济上独立，他们就能“堂堂正正”的退休了，退休后有“半租”这种根本不需要劳动就能获得的收入；如果赶上买个社会养老保险，就更安逸了，并且他们往往都买得起，这些“坐享其成”的收入能够给予他们一个安度晚年的生活状态，因为除了过日子，他们也没什么好担忧的，医疗一分钱都不用自己掏，他们唯一担心的是“怕自己身体状态不好，还来不及享受就挂掉了”③。他们在自己的家庭开支中可以十分爽快的给自己预支一份每年五千到一万不等的“旅游专项资金”，逍遥的过着自己的“退休生活”。

    从社会特征来看，这里没有明显的中年人现象。中年人在社会学意涵上指的应该是：子女长大成人需要成家，自己的父母又进入需要自己赡养的生命阶段，是一种上有老下有小，还要为子女结婚成家攒钱而发愁的阶段，在中西部多指50岁左右的中年农民，他们处于人生负担和压力最重的阶段。这里的中年人不需要承担养老的经济责任，也并没有为子代结婚成家的压力，在量力而行和女性资源充足的社会环境中，他们不需要为此付出多大的努力就能实现婚姻的目的。他们的人生阶段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年轻时的务工阶段和中老年时的收租阶段。与中老年人的逍遥相对应的是年轻人不充分就业，这种不充分就业源自于社会施压和家庭施压的不足——这里的中老年父母也并不要求子代过于辛苦的去从事某项工作，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这么做，“你不觉得我们不这么做生活得也是很不错的吗”③。

    [ 注 释 ]

    致谢：文章的观点得益于在调查现场与武汉大学贺雪峰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仇叶博士等人的共同讨论，以此表示感谢。文责自负。

    ① “三级”医疗报销指的是，P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治病的费用先经过新农村合作医疗报销之后，剩下部分的7成到9成，由经联社和该成员所在的经济社各承担50%。

    ② 集体发放的养老金与社会养老保险是兼容的，即P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老年人既可以通过自己购买社会养老保险获得养老津贴，也可以同时享受经济社和经联社每年发放的合共近万元的养老金。

    ③ 内容源自作者与周村村民的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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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范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