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党建与政治资本建设

    罗华兰

    摘 要：农民工政策先后经历了限制流动型、权益保障型范式，正在进入到资本建设型范式，目前，农民工的政治资本很缺乏，随着农民工资本建设范式的深入推进，农民工党建也将随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建议以农民工党建为统揽，开展农民工政治资本建设：提高组织化程度，保障农民工有序参与;畅通民意渠道，建立农民工政治利益表达机制;增强政治认知度，提高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能力。

    关键词：农民工;党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关心关爱农民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占进城农民工的2.41%。农民工党员具有流动、分散、缺少组织联系等特点，成为改革开放后党员管理中的一个难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上，以前主要把农民工党建理解为党建的内容，并且以组织建设为核心，重点解决农民工党员有组织去管理的问题，这种思路回应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党员长期缺乏组织管理的问题，并且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随着农民工情况的变化和国家对农民工政策的调整，农民工党建也应当适应这种变化，需要从整个国家战略发展和农民工自身利益的发展需求出发来思考农民工党建。

    1 农民工党建的重大意义

    从农民工政策的演变看，先后经历了控制流动范式、权益保障范式，目前正在转型到资本建设范式。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仅仅追求解决生存问题，现阶段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农民工群体不仅仅在意解决生存，开始重视自身的发展问题，他们的诉求是综合性的，包括政治权利、经济利益、社会权益、文化融合等方方面面。现行政策不仅要维护农民工既得利益，还要满足农民工的各项发展诉求。资本建设范式契合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诉求，借助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自身的力量，促进农民工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的增强，提高农民工的市场竞争力，实现农民工生产生活和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农民工党建与农民工政治资本建设直接相关。农民工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市民化也是农民工现代化的一个过程，政治现代化是农民工现代化不可缺少的条件。农民工的政治资本是农民工政治现代化的基础，是實现市民化的重要途径。农民工的政治资本是指与农民工政治权利、政治活动有关的资本。政治资本是一种政治资源，通过政治活动可以获得更多收益，这种收益主要体现为对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个人政治地位的提升、对个人诉求的政策响应和个人政治感情的归属等多方面的集合。农民工的政治资本作为一种政治资源，是农民工通过参与政治活动来满足自身发展诉求所必须的。农民工希望通过政治资本来获得对个人发展诉求的政策支持、对市民地位的实际取得、对工人阶级感情的政治认同和对自身合法权益的切实保障。因此，农民工党建是农民工政治资本建设的重要内容，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需要，是党员组织管理的需要，更是农民工自身发展需要。

    农民工是农村的精英，农民工党员更是农村精英中的精英。抓住这部分关键少数，就能够有力促进农民工的资本建设 。实证数据显示，农民工的政治资本越高，其市民化程度越高;政治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程度达到了13.12%。

    2 农民工政治资本的缺乏为农民工党建提升了空间

    根据农民工的特殊性，农民工的政治资本主要是农民工群体为满足其发展诉求而参与政治活动所需要的政治资源，从农民工的政治身份、政治活动、政治认知来看，农民工的政治资本现状很缺乏，对农民工党建提供了发展空间。

    2.1 农民工的政治身份

    从总体上看，农民工拥有的各种政治身份的比例较低。在所有政治身份中，共青团员的比例是最高的，共青团员占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为15.88%，比全国农村团员与青年的比例14.5%高出1.38%，但远远低于全国团员与青年24.8%的比例。共产党员占农民工的比重为3.65%，远低于全国中共党员占全国总人口6.69%的比例，但高于全国农村党员2.5%左右的比例。在调查的对象中，有12名村社干部外出务工，占农民工的比重为0.56%。调查结果显示，工会会员占农民工的比例为12.2%，与全国职工的入会率81.1%相差68.9%。我们还调查了农民工是否为民主党员党员、各级党代表、各级人大代表、各级政协委员，调查结果都为零。从总体上看，农民工与纯粹务农的农民相比，拥有政治身份的比例多一些，但与城镇职工相比，则要少得多，呈现出一种严重的差异化特征。

    2.2 农民工的政治参与

    2.2.1 政治身份活动

    相对其他组织来讲，农民工参加共青团和工会的比重较高，但是他们开展活动的次数很少。近一年参加共青团活动的平均值才0.8次，虽然最多的达到4次，但是大部分连一次活动也没有开展过。农民工参加工会活动的情况稍微好一点，近一年平均开展活动的次数为1.6次，活动最多的5次，最少的0次。党组织是我国最正规的政治组织，相对而言，农民工参加党组织的活动次数较多，近一年平均为2.5次，最多的达到10次，但是也存在一次活动都没有开展的情况。村社干部虽在外务工，但也牵挂着家乡的事务，回乡开展活动的次数平均值为2.5次，最多的4次，最少的2次。总体上讲，作为有政治身份的农民工参加的政治活动很少。

    2.2.2 农民工参加维权行动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是农民工政治资本的集中体现，选择不同的维权途径体现了自身拥有政治资本的不同类型和不同存量。农民工选择“自认倒霉，没有采取行动”的比例仍然比较高，达到17.30%，显示了农民工面对维权艰难现实的无奈和沉默。农民工在城市遭受的权益损失严重，但是农民工将此与务农相比较，认为这种相对剥夺并不严重，故而造成了农民工“自我剥夺感”较低。

    从维权途径的效果评价来看，农民工总体上对这些途径并没有抱有多高的期待和信任，大部分农民工认为“说不清”。农民工认为维权途径“作用很大”的比例从高低依次为：找新闻媒体曝光（8.32%）、申请免费的法律援助（6.65%）、到法院起诉（6.33%）、花钱请律师（5.64%）、当面找党委/政府/人大（4.94%）、找单位领导说理（3.66%）、向党委/政府/人大写信（3.24%），排在最后三位的分别是在互联网上公开（3.11%）、找工会说理（2.39%）、采取强硬措施或者威胁（2.11%）。从农民工对维权途径的效果评价来看，农民工是比较理性的。新闻监督的效果最好，但是由于农民工自身政治资本的缺乏，很难找到合适的新闻媒体来反映诉求，所以选择该途径的比例很低。直接采取法律途径的效果比较好，但是由于诉讼成本高，农民工采用的比例也非常低。虽然农民工认为找单位领导的效果并不好，但是由于成本低，容易找到，因此采用该途径的农民工比例很高。虽然农民工找工会说理的比较高，但是农民工对找工会说理的效果评价很低，排在倒数第二，说明工会在调解劳资纠纷方面的效果十分有限。农民工认为采取强硬措施或者威胁的手段维权的效果最低，高达26.76%的农民工认为“没有作用”，说明农民工对维权途径的认识日益理性。

    2.3 农民工的政治认知

    政治认知是政治资本的基础，一般而言，对政治认知越多的人，政治资本也越多。政治认知指对政治的了解、认识和看法，表达是否赞同、反对等态度。我们考虑到农民工文化程度低，没有直接询问农民工的政治态度，而是询问农民工对有关其政治地位、政策规定的了解程度。政治态度首先是在了解政治话语的基础上进行的，政治了解是政治态度的第一步，因此我们询问了农民工对有关自身的政治的了解程度。在列举的7项有关农民工的政治（政策）叙述中，其中“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保障部门是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主要行政机关”、“工会应当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这三种说法是农民工群体了解最多的，均有高于60%农民工或多或少地了解。农民工对劳动保障部门的认知程度最高，其次是工会，这个调查结果符合社会的日常认知，这两个机构是农民工维权经常会接触到的部门。但是农民工“了解很多”的比例相当低，都低于6%，大部分不超过2%。

    3 以农民工党建引领农民工政治资本建设

    由于农民工的政治资本越高，其市民化程度也越高，政治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程度达到了13.12%，政治资本建设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支撑，因此建议以农民工党建为统揽，开展农民工政治资本建设。

    3.1 提高组织化程度，保障农民工有序参与

    无论是农民工党员还是非党员农民工参加选举等政治活动的比例很低，加入工会的比例也不高，但并非农民工不愿意参加这些组织及其活动，关键在于这些组织和活动是否能够解决他们的发展诉求。调查表明，高达69.69%的农民工表示愿意（包括“很愿意”和“愿意”）参加工会组织，只有7.93%的农民工表示不愿意（包括“不愿意”和“根本不愿意”）。高达65.18%的农民工表示愿意参加专门的农民工组织，高达68.68%的农民工表示愿意参加人大代表投票选举。可见农民工参加组织及其活动的意愿比较强烈，这是建设农民工政治资本的重要基础。

    一是农民工流入地的党委、工会、共青团、妇联应该扩大服务群体的范围，明确将农民工群体纳入到其工作范围内，把农民工群体作为社区建设的重要工作对象之一。现实中农民工群體大多数是分散的，其利益诉求大多却是类似的，之所以没能得到很好地处理，主要是因为农民工群体的组织化程度很低，不能实现“集体发声”，基层党组织、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社群组织应为农民工表达利益和意见提供组织化保障和支撑。党组织、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社群组织应积极吸纳农民工的进入，提高农民工入会的比例。

    二是鼓励和支持农民工党员带头建立农民工自治组织，特别是在农民工比较多的聚集地，如农民工居住区、就业区等。农民工自治组织的建设非常必要：它不仅可以直接地向农民工群体提供就业信息、租房信息、社会保障信息、技能培训信息、子女就业信息，将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意见充分集中并表达出来，增强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还可以提升农民工政治社会化的水平。这样既有利于农民工表达诉求和维护权益，又加强了农民工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减轻政府管理的压力，可以化解一些矛盾和纠纷，使农民工有一种归宿感和生活的信心。通过农民工自治组织，其可以不断学习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价值，提升政治参与的意愿和能力，这对于自身素质不高的农民工群体来说非常必要，同时，农民工自治组织还可以弥补政府职能的缺失，为农民工群体的多元社会参与提供便捷的途径和渠道。

    3.2 畅通民意渠道，建立农民工政治利益表达机制

    农民工群体能否充分地表达其政治利益，取决于政治民主程度的高低。民主是一种社会治理形式，其发展程度的高低对公民权利的实现意义重大，同时，民主的完善还需要国家管理体制的有效运作。因此，要使农民工群体的政治利益得到充分表达，必须畅通民意渠道，建立起政治利益表达机制，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培养其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提升其参与的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民主决策机制。民主决策机制的完善包括民主集中制的完善和重大决策事项的完善，也即是说要通过与农民工的充分沟通，了解其最根本的利益诉求，特别是在重大事项的决策上，更应该多听取农民工群体的声音，做到决策的精细化、准确化和快捷化。农民工政治利益的实现还应该引导农民工参与到多方面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对公共事务行使参与权和监督权。同时还应注意的是，民主理念的实现要兼顾政治公平，改善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实现农民工参与政治活动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决策权。要求农民工所在社区将农民工群体纳入到其服务和管理的职能范围之内，为保障农民工群体的权利做出努力，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意味着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得农民工群体也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和政治民主的平等参与。

    3.3 增强政治认知度，提高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能力

    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能力与其自身的思想文化素质、政治参与意识和维权意识密切相关。因此，要从这三方面入手提高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能力：首先，不断提升农民工群体的思想、文化素质。农民工群体大多来自农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长期从事农业活动使其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加之在农村养成的陋习与文明进步的城市生活格格不入。农民工群体要想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就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文化素质，在城市中不断学习，从思想观念、文化素质等多方面努力，让自己能够尽快适应城市生活，这也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必经之路。

    其次，要提升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识。政治参与意识与政治参与、政治身份不相同，其并不能够直接反映出农民工群体政治参与的现状，但是，政治参与意识却是影响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的思想基础，只有不断提升其参与意识，才能为实现农民工政治观念的转变提供思想基础，才能让农民工充分认识到自己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人，才能最终拥有并使用参与政治的权利。

    再次，应增强农民工的法治意识和维权意识。据调查结果可知，农民工群体的维权行动非常理性，但由于维权成本过高，大多数农民工在面对权益受损时都选择“沉默”或“息事宁人”的态度，因此，要想提高农民工维权的意识，应该不断促使维权成本的降低。这可以通过改进对农民工的法律服务，简化农民工的诉讼程序来实现。同时，还应该对农民工群体的文化素质、就业技能、法律意识、思想观念等进行多方面进行培训，提升其综合素质，引导农民工改变以往“息事宁人”的维权意识，建立起多元维权机制，切实保障农民工的维权之路更加畅通。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关系到其政治参与能力的提升，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更是农民工公民意识形成的先决条件。

    注释

    [1]《习近平：关心关爱农民工》，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2-03/4544010.shtml

    [2]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2018），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经达到9059.4万名.

    [3]本文使用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形势下农民工社会政策转型研究”的调查数据，样本量为2136个.

    [4]由于年满28岁就退团，因此共青团员只存在于新生代农民工（1980年以后出生的）群体中.

    参考文献

    [1]黄进.《新形势下农民工社会政策转型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43-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