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性资本、集体性资本与城市居民的幸福感
张云武 蔡艳丽
[摘|菀猐社会资本可分为个体性资本与集体性资本，在疏论其与幸福感关系的基础上分析其对于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具有一定意义。在当前城市，个体性资本与集体性资本均较为缺乏，人们的幸福感仅处于一般水平。作为整体变量的个体性资本、集体性资本以及作为分变量的不同形式的个体性资本、集体性资本对于幸福感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感应推动个体性资本与集体性资本相互培育与促进，加强社团建设。
[关键词]个体性资本；集体性资本；城市居民；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 D668[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19）01-0089-10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2001年至2014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9.8%[1]（p5）。因此，过去13年间我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居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6280.0元，而2014已增至29381.0元[1]（p181），14年间增加了近5倍。2000年城镇居民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9.4%，而2013年已降低为35.0%[1]（p158），13年间降低了4.4个百分点。2000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家用电脑和家用汽车的拥有量分别为9.70台和0.50辆，而2014年分别增加为76.2台和25.7辆[1]（p187）。上述数据说明：过去14年间，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城镇居民的经济收入并大大提升了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但是另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比如：贫富差距扩大。2000年和201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79和0.469[1]（p16），14年间一直维持在0.47左右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0.40的国际警戒线。这意味着现阶段我国的财富向着少数人集中，不同阶层的财富分配严重不均。再比如：消费物价指数居高，居民的货币购买力下降。2000年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100.8，2010年提升为103.2，而2014年演变为102.1[1]（p146），消费物价指数居高不下，大大加重了居民的生活压力。另外，目前我国还存在着社会公正较为缺乏、阶层间冲突（医生与患者、城管与小贩、企业主与雇工等）等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此，尽管过去14年间，经济发展大幅度提升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但上述问题的存在导致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下降。现阶段，自杀者以及精神疾病患者的增多，即可说明这一点。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2011年城市的自杀率为5.28/10万人，近些年来，每年自殺的人数维持在11万人～12万人之间。”[2]另外，卫生部疾控局精神卫生处的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有危重型精神疾病患者多达1600万人以上，心理障碍患者已达1亿人以上”[3]。由此可见，现阶段城市居民中，有相当多的人，生活缺乏幸福感。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拟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在明确当前社会资本中的个体性资本、集体性资本以及人们幸福感现状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前两者对于后者的影响。迄今，国内学者从不同维度分析了人们的幸福感，但基于社会资本视角进行的分析，却实不多见。因此，本研究不仅弥补了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不足，而且在中央政府日益重视国民生活质量的现阶段，研究该问题，并发现影响人们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无疑具有重要的决策价值。
二、研究综述与分析目标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自布迪厄（P. Bourdieu）于1986年提出社会资本理论[4]（pp241～258）以后，有关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的关系，便成为学术界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首先，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的拥有者为居民个体，并从个人的关系网络、社团参与、社会信任等维度定义个体性资本，考察它们对于幸福感的影响。Milyo运用美国的人口数据研究了个体性资本与死亡率的关系，发现社会隔离严重、戒备心强的人比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人死亡率高四倍[5]。Hyyppa和Maki考察了朋友关系、人际信任、社团参与对于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它们对于幸福感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6]。但是也有学者研究发现，个体性资本对于人们的幸福感不产生显著影响。比如，Veenstra将公民的社会参与、社会信任、社会认同感三个变量定义个体性资本，采用加拿大的数据考察了它们对于幸福感的影响，发现个体性资本与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关系[7]。Harpham等学者研究了哥伦比亚居民的幸福感状况，发现人际信任、社团参与对于幸福感也不产生显著影响[8]。
其次，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是由整个社会或者某一组织群体共有的社会性资源，并从互惠规范、社团组织、社会团结、社会信任等维度定义集体性资本，考察了集体性资本对于幸福感的影响。Kawachi等学者运用社会公平、社会总体信任、互惠关系和社团组织数量测量集体性资本，在美国39个州研究了一般人群的幸福感，发现经济收入不平等、社团组织数量少以及社会总体信任水平低的州，人们的幸福感较弱[9]。帕特南考察了美国不同地区居民的幸福感，发现社会总体信任水平高、社团组织丰富的地区，居民具有较强的幸福感[10]（pp201～202）。但是，也有学者研究发现，集体性资本与人们的幸福感没有显著的关联。比如，Lynch等学者对23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发现，虽然不同国家居民的幸福感存在差异，但不能够通过社会信任、规范遵守等集体性资本获得解释[11]。
以上国外学者的经验研究，结论不尽相同，说明现实生活中个体性资本、集体性资本与人们幸福感的关系相当复杂，但主流性观点是：个体性资本或者集体性资本的建立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幸福感。那么，为什么社会资本对人们的幸福感会产生积极影响？个体性资本分析者认为：个体性资本属于个人资源，个人在社会资本上的投资会给个人提供社会支持，个人从中受益，从而提升了个人的幸福感。另外，幸福感与个人受到的紧张性刺激、压力、挫折紧密相关，当个人拥有更多的社会支持性资源时，不利生活事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会大大降低社会危险因素对个体心理状态的不良影响[12]（p43）。而集体性资本分析者则认为，社区内集体性资本的建立，不仅能够增加居民参与社团的机会，提高人们接触愉快事物的机会，而且能够给人们提供情感性和物质性的社会支持，进而对人们的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13]。
（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中国人的幸福感是当前人们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并产生了不同的观点。孙立平指出：由于民生、公平正义、通货膨胀等原因，目前中国人的生活并不幸福[14]。郎咸平更是认为：目前中国人自感幸福的比例不超过4%[15]（p2）。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首都经贸大学的调查结果显示：全国30个省会城市（拉萨市除外）没有一个城市的居民感到幸福[16]。但是，有些学者的研究发现却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上述观点。比如：罗楚亮和赖晓飞分别分析了2002年全国城乡居民住户调查和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发现城镇居民的幸福感均值分别为3.484[17]（p79）和3.47[18]（p33），在“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一般、不太幸福、不幸福”五个测量层次①中，幸福感水平高于一般层次。另外，最近中央电视台的民生调查结果更是显示，2012年有88.15%的人的幸福感高于（或者等于）一般层次[19]，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源自于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一方面，经济增长带来人们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与过去30年相比，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这成为人们幸福感提升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贫富分化、物价高涨以及群体冲突等社会问题凸显，这些问题的产生无疑又弱化了人们的幸福感。
在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方面，迄今，国内学者已经从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20]（p91）、官僚腐败[21]（p56）、宏观税负与政府公共支出[22]（pp86～107）、社会质量[23]（pp138～145）以及個人层面的身心健康[24]（p162）、阶层位置[25]（pp97～98）与不确定性防范[26]（pp140～165）等维度分析了幸福感产生的原因。这些研究要么把当前人们的幸福感缺乏归因于社会问题，要么归因于个人的身心健康状况以及阶层位置，但均忽略了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这里所说的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团体之间的作用，具体是指人际网络、社团参与、人际信任。现实生活中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倾向性，无疑影响着人们对于社会的体验，自然对于个人的幸福感产生影响。由此可见，迄今，虽然国内学者从多个维度分析了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但近10年来成为国外学术界研究热点的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的关系，却尚未引起关注。
（三）分析目标
迄今，学术界对于社会资本内涵的界定较为一致，即：根据社会资本的属性，可以将其划分为个体性资本和集体性资本。但是，学术界对于幸福感的界定却存在很大差异。总的说来，学术界从以下三个角度理解幸福感。其一，在认知层面理解幸福感，将其等同于生活满意度[27]。其二，在情感层面上理解幸福感，将其等同于希望满足时的快乐感[28]。其三，从价值实现的层面理解幸福感，将其等同于自身潜能实现时获得的成就感[29]。在当今学术界，多数学者认为：“人们的生活由多个侧面构成，而在不同生活侧面体验到的幸福感是不同的。”[30]因此，幸福感由上述三个层面构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性观点。
比如：国内学者邢占军就主张幸福感是一个由认知、情感、价值实现三因素构成的结构体。他在总结已有观点的基础上，指出：“幸福感就是人们所拥有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它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31]（p200）其后，邢占军基于该定义，编制了测量《中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量表简本》（SWBS-CC20）。该量表由20个项目组成②，每一个项目从不同侧面描述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状况。该量表多次用于研究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信度很好。本研究也将运用该量表分析现阶段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分析目标就是为了明确个体性资本、集体性资本与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关系。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设计
（一）调查地区及样本抽取
研究数据来自于本人于2016年进行的杭州市居民幸福感的问卷调查。调查样本为18～70周岁的居民，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③获取有效样本2747个。有效样本中，男性占51.8%，女性占48.2%。18～30岁样本占22.4%，31～40岁样本占33.5%，41～50岁样本占19.9%，51～60岁样本占10.7%，而61岁以上样本占13.5%。小学及以下学历者占4.0%，初中学历者占20.9%，高中学历者占34.1%，大学专科与本科学历者占30.1%，研究生学历者占10.9%。另外，无收入、1～2000元、2001～3000元样本的比例分别为2.6%、4.0%和25.4%，3001～4000元、4001～5000元、5001～6000元样本的比例分别为31.5%、15.3%和9.5%，而6001～7000元、7001元以上样本比例分别为2.9%和8.7%。在职业类别方面，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农业劳动者、产业工人的比例分别为4.9%、3.5%、5.5%，商业服务业人员、个体工商户、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分别为18.6%、12.7%、8.7%和19.8%，而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比例分别为15.2%、5.6%和5.6%。上述样本的比例构成与2015年《杭州市统计年鉴》的数据基本一致，说明本次调查的样本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二）变量设计与分析方法
1.自变量设计。自变量即个体性资本与集体性资本，前者指个人层面的关系网络、社团参与、人际信任，后者指社区层面的社会互动、公共参与和规范遵守。
（1）个体性资本
关系网络——在家庭成员以外，包括邻居、同学、同事、朋友等各种关系在内，平时与您保持亲密交往的人，大约有多少？
社团参与——包括各种趣味小组、行业协会、宗教团体、学术团体在内，目前您参加的社会团体一共有几个？
人际信任。将信任对象分为十三种社会成员，即：家庭成员、直系亲属、其他亲属、单位领导、单位同事、邻居、亲密朋友、一般朋友、一般熟人、社会上多数人、生产商、网友、销售商，信任水平分为“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一般信任、比较不信任、很不信任”，并分别赋值5、4、3、2、1。本文分析的人际信任是将对于十三种社会成员信任合并后的人际总体信任（以下称人际信任）。
（2）集体性资本
社会互动包括居民之间的“相互帮助、相互拜访”两个指标，公共参与包括“居民参与社区活动、选举投票”两个指标，对于每一个指标均设计了“没有、较少、一般、较多、经常”五个选项，并依次赋予5、4、3、2、1的分值，分值越高，则说明居民的社会互动、公共参与越少。而规范遵守包括“红灯时过马路、乱扔垃圾、乱踩草坪”三个指标，对于每一个指标也均设计了“没有、较少、一般、较多、经常”五个选项，并依次赋予5、4、3、2、1的分值，分值越高，则说明居民越遵守社会规范。
2.因变量设计。因变量即人们的幸福感，具体运用邢占军设计的《中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量表简本》（SWBS-CC20）进行测量。该量表由20个项目组成，每一个项目从不同侧面描述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状况，让样本在“很不同意，不同意、有点不同意、有点同意、同意、非常同意”六个选项中做出选择，并依次赋予1、2、3、4、5、6的分值。六个选项分别对应于“很不幸福，不幸福、有点不幸福、有点幸福、幸福、非常幸福”，分值越高，则幸福感越强。本研究分析的幸福感是20个项目合并后的总体幸福感（以下称幸福感）。
3.控制变量设计。为了考察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独立影响，本研究将个人的性别、年龄、学历、收入、职业阶层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性别为虚拟变量，年龄、学历、收入均为数值型变量，而职业阶层分为基础阶层（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农业劳动者、产业工人）、中间阶层（商业服务业人員、个体工商户、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优势阶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并编码为虚拟变量。
4.分析方法。分析方法分为描述性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前者旨在明确现阶段城市的个体性资本、集体性资本与居民幸福感的现状，而后者旨在明确个体性资本、集体性资本与幸福感的关系。其中，后者首先分析个体资本与集体资本的关系，其后进一步考察它们对于幸福感的影响。
另外，现实生活中，个人的社会特征与个体性资本、集体性资本对于幸福感必将产生交互影响。因此回归分析时，将个人的性别、年龄、学历、收入、职业阶层作为控制变量。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重点考察个体性资本、集体性资本对于幸福感的独立影响，因此对于个人特征与幸福感的关系不做分析。
四、分析结果
（一）个体性资本、集体性资本与幸福感的状况
表1显示，在个体性资本方面，现阶段城市居民的关系总量的平均值为9.44，社团参与总量的平均值仅为0.84，人际总体信任的平均值为3.66。在集体性资本方面，社会互动、公共参与、规范遵守的平均值分别为2.51、2.47和2.32。而城市居民的总体幸福感的平均值为3.63。
（二）个体性资本与集体性资本的关系
在控制个人社会特征之后，作为整体变量，个体资本与集体资本的关系，如表2所示。个体资本与集体资本之间的标准化系数（Beta）为0.175，并且在0.1%的水平具有统计显著性。另外，该回归方程的调整后判定系数（Adj.R2）为0.221，系数较高，说明表2的统计发现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在控制个人社会特征之后，不同形式的个体性资本与集体性资本的关系，如表3所示。模型1显示：关系网络、社团参与与社会互动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165、0.069，且分别在0.1%和5%的水平具有统计显著性，而人际信任与社会互动的标准化系数为0.059，且在边际水平上（10%）具有统计显著性。模型2显示：关系网络、社团参与与公共参与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092、0.118和0.100，并且均在1%的水平具有统计显著性。模型3显示：关系网络、社团参与与规范遵守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136、0.116和0.102，并且在0.1%或者1%的水平具有统计显著性。另外，模型1、模型2、模型3的调整后判定系数分别为0.124、0.155和0.106，系数均较高，说明上述统计发现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三）个体性资本、集体性资本与幸福感的关系
在控制个人社会特征之后，作为整体变量，个体性资本、集体性资本对于幸福感的独立影响，如表4所示。个体性资本、集体性资本与幸福感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098和0.111，并且均在0.1%的水平具有统计显著性。另外，该回归方程的调整后判定系数（Adj.R2）高达0.486，说明表4的统计发现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控制个人的社会特征之后，不同形式的个体性资本与集体性资本对于幸福感的独立影响，如表5所示。可以发现：作为个体性资本的关系网络、社团参与、人际信任与幸福感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635、0.091和0.154，并且在0.1%或者5%的水平具有统计显著性。而作为集体性资本的社会互动、公共参与、规范遵守与幸福感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193、0.212和0.523，并且在0.1%或者1%的水平具有统计显著性。另外，该回归方程的调整后判定系数（Adj.R2）为0.261，系数很高，说明上述统计发现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根据表2、表4的统计发现，绘制了图1，可以更直观地发现个体性资本与集体性资本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于幸福感的独立影响。从图1中可见，个体性资本与集体性资本相互促进，其中一方的培育、形成对于另一方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在对于幸福感的影响方面，个体性资本、集体性资本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另外，根据表5的统计发现，绘制了图2。从图2中可见，不同形式的个体性资本与集体性资本对于人们的幸福感也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根据标准化回归系数，个体性资本中，关系网络对于幸福感的影响力最大，其次是人际信任，再次是社团参与。而集体性资本中，规范遵守的影响力最大，其次是公共参与，再次是社会互动。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上，基于杭州市的调查数据分析了现阶段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状况以及个体性资本、集体性资本与幸福感的关系。根据统计发现，提炼出如下结论。
（一）结论
第一，在当前城市，作为个体性资本的关系网络、社团参与、人际信任的存在很不均衡。居民主要生活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社团参与非常少，而人际信任水平在“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一般信任、比较不信任、很不信任”五个层次中，仅介于“比较信任和一般信任”之间，可谓处于一般水平。而作为集体性资本的社会互动、公共参与、规范遵守更是较为缺乏，三个维度的平均值说明：现阶段城市社区居民的社会互动和公共参与少，而规范意识淡薄。
第二，当前城市居民的幸福感较为缺乏。幸福感的平均值仅为3.63，即在“很不幸福，不幸福、有点不幸福、有点幸福、幸福、非常幸福”六个层次中，仅处于“有点不幸福和有点幸福”之间。该发现与孙立平、郎咸平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首都经贸大学的观点较为一致，而与罗楚亮、赖晓飞的研究发现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同。另外。该发现还说明：尽管近20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并且大幅度提升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如贫富差距扩大、消费物价指数居高以及阶层间冲突等各种社会问题，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从而导致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互脱节，不能够同步发展。
第三，作为整体变量，一个社区内部的个体资本与集体资本是相互促进、相互培育的关系。迄今，国内学术界有关城市社区内个体性资本与集体性资本的关系研究较少，两者是否还存在相反的关系，还不得而知。但是，国外学术界对于城市社区内的个体性资本与集体性資本的关系，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比如：Kwak，Shah & Holbert指出：两者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蕴藏于社区中的集体资本制约着人们的行为选择，促使人们的社团参与，而社团参与反过来有助于提高公民的参与水平[32]。但是，波茨则认为：两者有时存在负向作用，一个社会群体形成之后，成员会阻止群体外的人获得群体所控制的特殊资源，甚至会对主流社会产生敌视态度，从而弱化整个社会成员之间的团结及信任水平[33]。有关个体性资本与集体性资本的关系，本研究的发现与Kwak，Shah & Holbert的观点一致，而与波茨的观点相悖。这说明：城市社区内的个体性资本与集体性资本，其实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社会网络，任何一个层面发生变化，都会导致其他层面发生变化，只是变化倾向会有所不同。
第四，作为整体变量，一个社区内部的个体性资本与集体性资本对于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作为其具体的测量变量，不同形式的个体性资本、集体性资本对于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也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上述发现说明三个问题：其一，尽管上述发现与Veenstra、Harpham、Lynch等学者的研究发现不同，但与Milyo、Hyyppa and Maki、Kawachi、帕特南等学者的研究发现一致。因此可以说：本文的研究发现验证了学术界的主流性观点，即：个体性资本或者集体性资本的建立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其二，在现阶段城市的个体性资本、集体性资本较为缺乏的社会现实下，若想切实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使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水平同步提升，当务之急是建立社会资本。其三，现实生活中，尽管社会资本是影响幸福感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因素。前述国内学者已经明确的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官僚腐败、宏观税负与政府公共支出、社会质量以及个人层面的身心健康、阶层位置与不确定性防范等，均是影响幸福感产生的不可忽略的变量。因此，提升人们的幸福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国家与个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二）政策建议
根据当前社区内个体性资本与集体性资本较为缺乏，而其对于人们的幸福感均具有提升作用的研究发现，关于如何建立个体性资本与集体性资本提出如下建议。现实生活中，个体性资本与集体性资本相互培育、相互促进。因此，如何建立个体性资本与集体性性资本的抓手或者平台是问题的关键。在学术界，加强社团建设，并激励人们主动地参与，对于人们建立关系网络、提升人际信任、增强社会互动、强化人们关心社区公共事务，进而提升规范意识，早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因此，社团组织可谓是建立个体性资本与集体性资本的抓手，而促使人们主动积极参与社团组织是一条有效途径。
2014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已达56.10%，[1]（P33）已进入城镇化进程的中期。依照国外学者的理论，该阶段正是人们生活方式的快速分化阶段，生活方式的多元化需要不同功能的社团组织予以满足。因此，政府应结合社会现实，制定切实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社团革命”，[34]（p243）实现社团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并提升社团的组织化程度，激励人们主动地参与。当前街道或者居委会也存在一些自愿性社团，但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较弱，而且组织化程度较低。因此，应该以街道或者居委会为单位，把分散的、自娱自乐的个体有效地组织起来，定期举办街道或者居委会范围内的趣味性活动，不再让居民“独自打保龄球”。社团成员之间横向的社会互动往往浸透着信任，社会互动越是密集，则相互之间的信任度越高，因此社团参与为构建个体性资本与集体性资本提供了良好的、茂盛生长的场地[35]。
[ 注 释 ]
① 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一般、不太幸福、不幸福分别赋值5、4、3、2、1。
② 邢占军从物质条件、社会适应、自身发展、身心健康、家庭生活等多个方面设计了测量幸福感的项目，共划分为10个维度，即：知足充裕、心理健康、社会信心、成长发展、目标价值、自我接受、身体健康、心态平衡、人际适应和家庭氛围。
③ 调查地区为杭州市的主城区，即：上城区、下城区、西湖区、拱墅区、江干区。首先在每一个区随机抽取街道，然后根据抽取街道居民的构成状况，再分为不同社区居委会。一共抽取了30个居委会，并在社区居委会的协助下完成样本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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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范瑞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