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矛盾 细读文本

    沈周霄

    杨绛的《老王》是一篇回忆性散文，全文以“我”与老王的交往为线索，记叙了文革时期与车夫老王交往的数个生活片段，还原了特殊历史背景下人与人真实交往的现状。据笔者翻查相关资料，除何定琴《从矛盾差异处细读〈老王〉》一文，学界极少有从矛盾处入手分析《老王》文本的。而优秀的文本常常蕴藏深刻的意味，探寻文本背后的深蕴有时需从矛盾处入手。这里的矛盾，非作者之笔误，而恰是作者的着意为之。

    一、矛盾一：文题为《老王》，为何对老王的叙写却很“模糊”？

    作为写人记事散文，文章《老王》的写作对象当是老王，可读完全文，却有一种感觉：老王的形象较“模糊”，或者说作者对老王的了解较“模糊”。

    老王，姓甚名谁？一个每每想起总觉得不安而记挂的人，作者却连他的姓名都不知。

    老王“家”住何方？作者不甚了了。

    老王除了一些“同住”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圈？老王在生活上，到底有哪些困难？

    老王死后，葬礼如何？死后埋在什么沟里？这到底是回民的风俗，还是落魄所至？

    阅读《老王》，我们发现文章并不能清晰地回答这些关于老王的基本信息。

    我们所看到的老王是叙述者“我”眼中“一鳞半爪”的老王：

    活命仅靠一辆破旧三轮车;

    住在一个破落大院子里;

    老王，不仅老，而且还有一只眼是瞎的;

    我们所了解的老王是叙述者“我”耳中“道听途说”的老王：

    “有人说”“据老王自己讲”“老王同院落的老李说”……

    文中对于老王的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都没有正面揭示，即便是有也都是通过“我”的“揣测”，即便是“揣测”之语也是寥寥。文中叙写的老王是“模糊”的，作者所知的老王是“寥寥”的;那作者为何要以《老王》为题，写“老王”呢？我们如果抓住这条矛盾线索，就找到了一把破解文本密码的钥匙。

    文章没有直面老王的心理，行文的主要笔墨在写“我”和老王之间的交往。主要事件有四：

    老王送冰，减半车费，“我们”当然不要他车费减半;

    老王送钱先生上医院，不肯拿钱，“我”一定要给钱;

    老王用平板货运三轮运送老先生，欣然在三轮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借送老先生维持生计;

    老王临终前来“我”家送鸡蛋和香油，“我”谢他给他钱，他说“我不是要钱”。

    从老王与“我们”家的交往中，可以看出老王是个“苦人”，更是个“善人”。文章所写与老王交往的那段經历，当在1966-1972年间。在这段文革岁月中，“我们”家是被打压的“反动学术权威”，但老王却“压根儿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依旧和以往一样帮助我们，敬重我们，老王的善，是源自本质的淳良之善。这在那个“牛鬼蛇神”猖獗的年代是多么难能可贵。这也许就是杨绛为何会如此郑重地写一个“不甚了解”的人物之原因吧。

    郁达夫说：“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现代散文，更带有自叙传的色彩。

    很多人从不同角度解读《老王》，却常常忽略了《老王》背后的作者。正如杨富志所言，杨绛写《老王》，绝不仅仅是为了表达对底层劳动人民的赞美与悲悯，最根本的原因是自己的“愧怍”。《老王》一文，写人叙事几乎完全使用内聚焦视角。这样的视角最大的好处就是，作者对于写作对象的描述只能基于看和听，最多诉诸一点揣测，并不能全知全能地去展开描写“叙述对象”的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我们细读文本可以发现，文章对于老王的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叙写越“模糊”，对于“我”的内心活动与精神世界就展现得越清晰。作为一篇带有自叙传色彩的散文，文中的“我”如同视角探头一般，为读者展现了一个作者的私密空间和内心世界。我的“同情”、我的“感激”、我的“不安”、我的“抱歉”、我的“愧怍”，杨绛先生通过一系列对自我内心的剖视，把自己的精神世界坦荡无遗地展露于世人目光之下，进行全面的揭示和解剖。正如王荣生教授指出的那样，读散文，绝不能只是读文章，也不能只是读文章所述的主要写作对象，而要“由文及人”，读透散文背后那个独特的作者。杨绛的本意就不是为老王立传，而是摄其魂魄、写其精神;更重要的一点是，作者也不仅仅是要写“老王”，而是通过写老王逐步剖示出《老王》背后的作者自我认知与人格形象。

    二、矛盾二：文章既是要赞美老王，为何诸多文字却又在“丑化”老王？

    文章刻画了一个“厚道”“苦善”的老王，给予了对底层人物的关心、同情与尊重。作为抒情散文，却写得极为克制，除了文章最后一段几乎没有一点直接抒情的句子。然而，我们细读文本，却会发现文章中很多写老王的文字，不仅丝毫没有美化这位值得赞颂的底层人物，反而“不遗余力”地“丑化”他的形象。

    如果说对于老王外形上的丑陋——“老”“田螺眼”等，是写实的话。那么，作为朴素良知之底层代表的老王，他的一些缺点尤其是一些涉及品行上的缺点，写作者是可以避讳的。但，杨绛先生在文中却直言不讳地写道：“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再有，老王临终前还不忘来看望“我”，“我”却是如何对待老王的？“直僵僵”“面色死灰”“说得可笑些”“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僵尸”“骷髅”“白骨”，作者对于前来看望自己的“病重中的老王”所用的词语竟是那样地可怕甚至冷漠，看不出一点的同情，甚至还“说笑”着调侃;而对于老王的看望，“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吃惊”。

    老王作为文章要赞扬的人物，作者在行文中却用大段文字“丑化”，字里行间夹杂着“冷漠”的不和谐。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一矛盾，那破解文章奥秘的第二把钥匙就找到了。

    孙绍振先生曾从意脉的角度对这一矛盾做出过解释。他认为杨绛在文中对于老王的态度是有三个视角的转变的，先是俯视、再是平视、最后仰视。当“有人说”老王瞎眼是因得了“恶病”时，杨绛的态度是带有怜悯色彩的俯视，从文中“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可以看出，此时的杨绛对于同处不幸的老王，在物质上是有着优越感的，在精神上也有着知识分子的清高，所以对于老王的态度多是“同情”与“宽容”;当写到老王送冰等情节时，这时候的老王给作者的感觉是“老王是最老实的”，文章的视角从一开始的俯视变成了平视，对老王报以“尊重”和“感动”。当文章最后写到老王临终送香油和鸡蛋自己却没有真正读懂老王时，作者的态度是“愧怍”，这时，杨绛对于老王的印象已升华为“底层光辉”的精神符号。

    通过细读文本，知人论世，笔者发现还有两点其他原因：

    一是，作者希望通过这些对于老王“丑化”的描写，含蓄地折射出当时的社会面貌。

    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瞳人语》提到这样一个故事：才子方栋博学，却品行不端，最后因偷看女子而得了瞎病。可见，“瞎眼”与“不老实”的关联，古来有之。借老王瞎眼，说老王是因“不老实”而得的眼疾，可谓对人人格上莫大的侮辱。作者直言不讳地把“有人说”的这段话放在文中，言外之意当是影射当时的世态炎凉。“有人”对于老王瞎眼原因的臆测，正是那个畸形年代中，苟活者对境遇不如己之人的欺凌与践踏，他们通过这种畸形方式获得某种心理补偿和对自身所遭苦痛的“变态”消解。如果真如“有人”所说老王是因为得了“恶病”而瞎眼的，那么老王不仅需要忍受物质的贫困，更要承受世人的鄙夷和精神的羞辱！因此，杨绛说“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之于，老王临终前的感谢，杨绛为何第一感觉是“吃惊”和“害怕”，甚至“没有请他坐坐喝口茶，怕得糊涂了”？其实，也有着深层次的时代原因。当年，杨绛夫妇作为被打成“黑五类”的“反动学术权威”又岂能、岂敢和老王走得太近？老王临终前的样子可怕也是事实，但更让杨绛恐惧甚至害怕的是——如果她把老王请进屋里，坐坐喝茶，万一老王这就身体不行，死在她家了呢？一个无产阶级劳动者无缘无故死在“反动派”的家里，哪怕是意外，对于杨绛一家也是灭顶之灾！杨绛当时饱受文革之痛：小妹、女婿被迫害自杀，原本和和满满的一家变成了“我们仨”;还能再承受“骆驼背上最后一根稻草”吗？从这些“丑化”的文字中，我们更多的应读出杨绛先生对于不幸者的感同身受及对于时代的无声控诉。

    二是，这些“丑化”的文字，是作者行文构思的匠心之笔。

    文章把老王写得如同“骷髅”“白骨”“僵尸”，其实还有欲扬先抑以及为后文最后之抒情高潮做铺垫的作用。把老王写得越是“丑化”，越证明“我”当时没有真正读懂老王，越是体现出“多年过去”“我”觉悟后的“愧怍”之深：只看到了老王外在病体的丑陋，却没有发现老王精神的高贵，以及内心深处对温情的渴望。

    三、矛盾三：杨绛明明自己是个“不幸”的人，为何结尾却说“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首先，我们要问杨绛幸运吗？从文中看，“散步”“坐车”“闲聊”似乎杨绛的生活和老王的境遇相比要来得“幸运”。林筱芳在《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中谈到：“杨绛先生文学语言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其沉淀简洁的语言，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本文笔墨多含而不露，从中可看出杨绛也是一个不幸的人。

    文中“‘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这句话当是隐语。钱先生一条腿不能走路了，腿瘸了，作为妻子的杨绛，怎会不知原因？直言揭露或控诉，不是杨绛的风格。在作品《隐身衣》里，杨绛曾问钱钟书：“给你一件法宝，你要什么？”结果两人都要了隐身衣。杨绛先生对此的解读是，有了这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做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习惯于“隐身衣”的杨绛，行文是十分克制而理性的。其实，钱先生之所以瘸，联系当时批斗“反革命”的残暴经历，不难得出是被批斗者打瘸的。

    如果说，老王的“不幸”是因为身体疾病、被人嘲弄、无“家”可归、亲人寥落、无所依靠的话，那么杨绛所遭受的“不幸”可以说分毫不少。非要细分个清楚的话，老王在经济上比杨绛更为潦倒，而杨绛在精神上比老王更受摧残。

    就是这样一个“不幸者”，为何于文章结尾却写道“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呢？此处矛盾，当是读懂文本的第三把钥匙。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先得理解杨绛的“愧怍”。从文中可以看出，杨绛对于老王这样的底层人物是有着“悲悯”“同情”与“尊重”的。细读全文，联系原文第七段，我们可以发现杨绛对于老王不仅“同情”“尊重”，还经常“帮助”老王。“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杨绛写得隐晦，但我们读者隐约可读出文中的“老先生”就是杨绛的丈夫钱钟书。可见，虽然老王一直帮助“我”，但“我”对老王也不薄。那么，杨绛为何会心生“愧怍”呢？

    王书月认为杨绛之所以愧怍，存在情感上的原因。细读文本不难发现老王对钱的态度很奇怪，老王生活很贫困，但却“不要钱”，比如当老王给杨绛家送冰时，老王主动提出“减半车费”。物质对于老王真的不重要吗？非也！而是有比物质（金钱）更重要的需求——精神和情感上的需要。老王“孤”“老”“病”“穷”，但对于后三者他是无奈却不惧怕的，他最怕的是“孤独”，他在和杨绛一家的交往中，已渐渐把杨绛当做亲人了，因此，比起“钱”，他更希望杨绛给予“亲近”与“亲情”;而杨绛却一直只能以“金钱”来回报，正是这两者间的不对等与错位，当“我渐渐明白”后，让“我”心怀深深的“愧怍”。

    笔者认为杨绛的“愧怍”除了“情感”上的“愧怍”外，当还有两层更深含义：

    其一，人格上的“愧怍”。杨绛和老王之相处，楊绛一直是看作“主顾”与“服务者”的熟人关系;但在老王，却渐渐当成了朋友与朋友间的亲人关系。杨绛一开始，只是觉得老王自己生活苦，但却从来不欺负“我们”这“好欺负的主顾”，是个“老实人”;但当老王去世后，她内心的一再追忆与反省，让她逐渐明白“不安”的原因：老王自己虽苦，但却能超越自己的苦痛去帮助像杨绛这样深处苦难中的人，而杨绛作为“知识分子”却没能为这个时代的人们去大胆发声。面对文革迫害，虽于内心坚持了正义，但以杨绛的高义，依旧觉得自己没有“老王”们的善良来得纯粹。这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在拷问他们自己的灵魂，时间越久，越是“愧怍”！

    其二，时代的“愧怍”。钱钟书写到：杨绛写完《干校六记》，把稿子给我看来一遍。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杨绛所以写《老王》，很大程度源于此。其实，最该愧怍的是那个时代的所谓“旗手、鼓手、打手”们，他们中的有些人如钱先生所言是“明知道”的，还有些人是“不知道而盲从的”，但不管怎样，那个道德崩塌时代的创伤“他们”应负起最沉重的“愧怍”。然而，杨绛绝不会直说，她只是真诚地忏悔自己，通过忏悔自己的方式来提醒那些“作恶者”，也以此作为今后时代的精神“哭墙”与道德“殇碑”。而之所以，这层“愧怍”在当时没能想通，而后才“渐渐明白”，这是因为文革后社会秩序的渐趋正常，戒备之心的渐趋缓解，“我”才有了对人心、人性、世态的重新反省与审视。因此，“我”之“愧怍”绝不仅仅属于个人，甚至也不仅仅属于知识分子，而是属于那个需要反思与反省的时代。

    明白了这三重“愧怍”，我们再来看“不幸”与“幸运”就更好理解一些了。杨绛也是那个不堪时代的不幸人，她之所以称自己“幸运”，是因为这是她对过往反思后的重新定义，是因为她与老王共同承受着时代带来的苦难，但她在物质上更宽裕些、思想上更觉醒些;还因为同样是时代苦难的承受者，她熬过了苦难“活”了下来，而老王却成为了那个不幸年代的永恒悲剧;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面对那个没有“幸运者”与“不幸者”、只有“不幸者”与“更不幸者”的时代，杨绛认为，她，以及像她这样的知识分子应承担起“在那个时代未承担起来的”责任，坦荡地解剖自己，真诚地反省历史，郑重地警示后人。

    杨绛在《走到人生边上》里写道：“人生的价值在于修炼灵魂，在于完善自我。”“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那更是两个“善良而苦难”的灵魂彼此高贵的点亮与辉映。

    经典文本总是耐人咀嚼的，散文教读中，不妨恰当运用一些矛盾法。矛盾点可以是文中的字句，如“愧怍”“幸运”“不幸”;也可以是叙述的主次要对象，如作为主要写作对象的老王和次要人物的“我”;也可以是艺术手法或艺术形象的反差，如形式上的“丑化”老王和客观上的“深化”主题。值得注意的是，各矛盾处常常不是孤立而存在的，因此教读文本常需要多个矛盾点综合理解分析。以矛盾做眼，纲举目张，不失为一种好的教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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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①陈娟.《难以言说的“特点”——以〈信客〉为例刍议现代散文阅读教学》，《中学语文》，2016年第4期。

    ②楊富志.《用愧怍呼唤愧怍——〈老王〉的另一种解读》，《中学语文》，2015年第8期。

    ③孙绍振，孙彦君.《隐性抒情意脉和叙述风格——读杨绛〈老王〉》，《语文建设》，2012年第9期。

    ④林筱芳.《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

    ⑤佚名.《大儒杨绛——从容优雅风华绝世》，《人人健康》，2013年第16期。

    ⑥王书月.《金钱在〈老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兼议“我”为什么“愧怍”》，《语文学习》，2011年第6期。

    ⑦钱钟书.《干校六记·序言.杨绛作品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⑧杨绛.《走到人生边上》，上海：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办“十三五”规划课题（重点资助）“高中语文经典作品细读教学的行动研究”（批准号：B-a/2016/02/51）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通联：江苏梁丰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