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穷”相遇间的参悟

    徐地仁

    在苏轼一生为数不多的传记作品中，“方山子”陈慥与其父陈公弼竟占了二篇，可见苏轼与陈家父子间的情谊确实非同一般。对于《陈公弼传》的写作情形，苏轼在传中做了这样的表述：“公没十有四年，故人长老日以衰少，恐遂就湮没，欲私记其行事，而恨不能详，得范景仁所为公墓志，又以所闻见补之，为公传。”显然，在陈公弼已有墓志的情况下，苏轼还要在他去世十四年之后，仍真心一意地要给他作传，其对陈公人品事迹的倾情之深，是不言而喻的。相比之下，《方山子传》的写作要特别得多，其间有不少值得推敲的东西。首先正如清代沈德潜所言“生前作传，故别于寻常传体”，《方山子传》不属于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传状;其次该传写于元丰四年，此时陈慥父亲陈公弼去世已四年，苏轼没有选择给这位昔日的上司作传，却选择了给其尚健在的儿子陈慥作传，这自然就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方山子传》写于乌台诗案后苏轼来黄州的第二年。正如林语堂所言：“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至少是个惊心动魄的经验。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在六月（指元丰三年六月）他写的别弟诗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的磨盘上的蝼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深思自己的个性，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 很明显，劫后余生的蘇轼来到黄州后，面临着一个重新审视自我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由陈慥而来的“方山子”形象，对他的触发无疑是巨大的。

    《方山子传》中，苏轼梳理传主从陈慥而至“方山子”的人生经验，恍然有所感悟，发出“此岂无得而然哉”的慨叹，这其实正是他于两穷相遇相启之下完成自我升华的体现。

    一、折节顺时，随缘自适

    清人林云铭《古文析义》中说：“此为方山子生前作传也。若论传体，止前段叙事处是传，以下皆论赞矣。”诚然，《方山子传》并没有像一般传记那样沿着时间顺序一步步地叙述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采取一种“排闼送青”式的笔法，于传记的开头，就以一百三十多字，将传主的生平经历和盘托出，读来颇有横空而出之感。对于这种写法，《古文观止》中做出过这样的评价：“前幅自其少而壮而晚，一一顺叙出来。中间‘独念方山子一转，由后追前，写得十分豪纵，并不见与前重复，笔墨高绝。”显然，这样的评价主要着眼于全篇整体布局的高妙上，而没有深入到文字本身所包藏的意蕴滋味之中。事实上，如果苏轼在这里也以传记的常规笔法写来，顺着陈慥人生的三个阶段，依次叙写相关内容，尽管不免会失却篇章用笔上新异独到的优势，但就对传主生世内容的表述而言，似乎也未为不可。由此看来，苏轼采取这种超越常规的写法，其间还是大有深意的。

    仔细阅读《方山子传》，你会有一种感觉，苏轼之所以要用简练有力的笔墨，把陈慥由侠而儒而隐的人生经历，提挈至于开头，铺列而出，似乎是有意无意地在用速写之笔，以将陈慥独特的人生曲线集中整一地呈现于读者的眼光之下。不过，如果我们简单地将这种集中冲撞，理解成有利于凸显传主的人生失意，增强阅读的感染力，那就未免显得过于直观了点。“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一句，是其间关键语，短短十几个字，不仅凝练有力地概括了陈慥人生第二阶段的行状，而且涵盖了他的人生际遇、生命态度。“终不遇”，透露了他人生途程的始终不如意;“欲以驰骋”，说明了他人生奋斗目标的高远与心态的自信;最重要的是“折节”一词，这就点出了陈慥及时改变自己以顺应个人境遇的态度。

    所谓“折节”，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指降低自己的身份，另一是指改变自己平时的志趣行为。这里用的显然是第二个层面的意思。“折节”不同于“变节”，虽然古人所谓的“变节”，也有改变自己先前的志趣行为之意，比如《汉书·朱云传》中，“少时通轻侠，借客报仇……年四十，乃变节从博士白子友受《易》”，但除了这个向度的意思，“变节”一词更多地打着丧失节气品行的贬义色彩，而“折节”则不是这样。宋人说到“折节”，大体保持在对人改变志趣行为予以肯定的层面上，如“我知子心，忧我泯没。感叹折节，以至今日”（苏洵《祭亡妻程氏文》），“少年椎埋起黄尘，晚岁折节依仙真”（苏辙《颍川城东野老》），“其先人以忠力智谋为将帅，名闻天下。至公，始折节读书，用进士起家”（王安石《新秦集序》）等。苏轼《方山子传》中的“折节”，也是如此，情感色彩上并没有贬损否定的成分。

    就陈慥的人生经历看，他共做出过两次折节，先是壮年时期改变年少时的好侠之气，转而求读书以用世;后又于晚年时改变学儒的志趣，转而取隐遁以避世之态。这两次折节，都是基于“不遇”的人生境况之上而主动做出的自我改变，是一种当外在的境与自身不相合时，遂即时打理自我以求得人与境相适的调整。苏轼与陈慥人生经历虽不相同，但在积极用世与终而失意上，当时二人是相似的。人生遭逢挫折失意或许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自己如何才能调整好自己，重新上路。就这个意义上讲，陈慥两次折节，不断寻求自己与外境的融合，终而至于成为如今怡然而与环境相谐的“方山子”的经历与做法，对苏轼来说，自然是有着很大启发的。苏轼在黄州的生活是艰辛的，但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顺着时势，主动调整自己，迅速融入到环境之中。他的《初到黄州》诗中这样写道：“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其中不仅表现出了对自己的人生际遇的豁达心态，而且流露出能够随遇而安，怡然融入贬谪之地生活环境的自得。在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于东坡辟地自食的情况下，苏轼毅然拿起锄耒，投入到躬耕农亩的苦乐之中，及时地完成了由一个官员而至农夫的转变：“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可以这么说，陈慥由侠而儒而隐、折节顺时而成“方山子”的生活经验，让苏轼看到了佛家“随缘”思想对于人生调理的重要性。

    二、置身物外，返朴归真

    “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方山子传》一开篇就对传主作了这样的身份界定，并且在行文至末尾时，又将方山子归于隐中“异人”一类。很明显，“隐人”是苏轼这篇传记的关节点。那么，作为隐人，方山子身上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而让苏轼为之心动呢？我们不妨来梳理一下文中的信息。

    首先，“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这就是说，方山子本来是可以凭借家庭的荫护获得官位的，并且他也是有为官用世的才能的;而苏轼写方山子之父的《陈公弼传》中有“当荫补子弟，辄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慥”的說法，二者联系起来读，就会发现，方山子之所以会走到隐遁避世这一步，背后矗立着一个家庭的品德，父荫庇族人而不及子，子亦不争之，这样高尚的品德节义，焉能不令人称叹？其次，“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可见方山子之隐，体现着一种主动的“舍”“取”，舍富庶的物质依托，而取荒僻深山中孤独清净的生活。对此，清人林云铭《古文析义》中这样评价：“追念其平日慕侠读书，向非隐人本色;且历数其家世，富贵可就，必不至于以穷而隐者。”显然，方山子之隐并不是人在困顿之中的无奈选择，而更多地显现出一种放弃的特质，是对物质羁绊的果断摆脱。再而，从方山子的隐人生活状态看，“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外在物质生活的简陋，与内在精神心性上的满足，形成鲜明的对比;而方山子面对苏轼的贬谪遭遇，也不是慰愍不平、感慨唏嘘，而是“俯而不答，仰而笑”，足见其内心超越俗世的通脱。由此看来，方山子这一隐人身上，既体现着为人的人格高度，又体现着面对外部世界的人生价值观高度，同时也体现着内心修炼所达到的精神境界的高度。无怪乎《古文观止》要给出这样的评定：“舍富贵而甘隐遁，为有得而然，乃可称为真隐人。”方山子这样的真隐人，能够看开生际遭遇，摆脱世俗物累，而至怡然自得于穷山之中，如此的生命境界，对于本来在佛道思想上就有宿根慧悟的苏轼来说，自然有灵犀一点之妙。

    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这样界定经历过黄州生活的苏轼：“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这段评判是中肯的，它让我们看到了在黄州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从命运拨弄、物质穷匮、精神孤独中突围出来的成熟的苏轼形象。而这种成熟中鲜明地体现着他想通了世界与人生后超然物外的精神高度。元丰三年所写的《答秦太虚书》中，我们感受到了苏轼面对生活困窘的看开：“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元丰五年所写的《临江仙·夜归临皋》中，我们读到了苏轼从世俗狗苟蝇营中摆脱出来的朴真：“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当然，最突出的还是苏轼元丰五年所写的前后《赤壁赋》，典型地表现了他突破外部世界牵累的旷达洒脱。我们只要跟着两篇赋中都有所着墨的那叶永远随着江流飘荡的船儿，“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就能感受到苏轼解脱拘约后任性不羁的自适自在。

    还是林云铭《古文析义》中的话：“总之种种以不当隐而隐，方验其非无得而为之，所以为可传也。”苏轼之作《方山子传》，且不名之为“陈慥传”，或许正是因为从这位隐人的“异”处，读到了道家心净欲寡、返朴归真精神对于人生处世的启发。

    三、精悍不失，浩气长存

    《古文观止》点评《方山子传》，有所谓“好侠是一篇之纲”“仍是侠”“总是豪侠气概”一类的话，这可以说是识性之语。虽然陈慥好侠只是其年少时的追求，但侠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积极介入、执着担当的精神，却是融注于他的心性之中的。对于这一点，苏轼可谓明眼识真，他的眼光没有停留在陈慥人生履历的表象上，而是敏锐地觉察到了表象背后的实质。好侠也好，读书也好，都是以“遇”为落点的。好侠之时，艺高气昂，“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时豪士”;读书之时，卓然自许，“欲以驰骋当世”。可见，求用于世，一展抱负才情，乃是陈慥生命行迹的一贯诉求。所以即便当其以“逼真隐士行径”的“方山子”形象出现于眼前时，苏轼还是能够敏锐地察觉到他“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的底色。

    或许正如苏轼《出狱次前韵二首》中所言：“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中不斗少年鸡。”人生中的祸福也许是难料的，但人性中的某些东西却是不可更变的。由陈慥而方山子，人物外在的境遇在变，外在的形象也在变，但那虽是“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不为人识的方山子，却仍有着“所著帽，方耸而高”的外形，和精悍之色不失的内里。显然，尽管悠然自得于佛道的修为中，然而方山子身上并没有失了当年积极用世的陈慥所特有的那股精气神，这一点恰恰正合了苏轼身上某些固有的质性，所以他才会面对眼前宛然方外之人的方山子，却还要感慨地说“而岂山中之人哉”！在《与李公择书》中，苏轼的一席话，让我们看到了他从小饱读圣贤书而濡染出来的坚毅的儒性：“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这就是日暮途穷之际，在黄州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他仍要坚定地吟出内藏的那番执心刚健的原因所在：“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

    陈慥是苏轼黄州期间相交最情深的朋友，从他的身上，苏轼读到了很多。《歧亭五首》里说：“两穷相值遇，相哀莫相湿。不知我与君，交游竟何得。心法幸相语，头然未为急。愿为穿云鹘，莫作将雏鸭。”两个人生困顿的人，并没有悲怨沉沦，而是在相互的交往中，彼此参悟，追求生命的高越不俗。

    《方山子传》独特的文笔间，隐含着苏轼透过方山子形象进行自我解读的精神轨迹，在这里有佛的随缘、道的超脱，也有儒的刚健。孙绍振教授读余秋雨先生《苏东坡突围》而写的《从政治困境到精神艺术的突围》中，这样评价黄州蜕变后的苏轼：“把儒家的入世、道家的清静无为、佛家的随缘水乳交融为一体，达到一种文化艺术上的豪放和婉约极其饱和地统一的境界。”这可以说是深得其间奥妙的至理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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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①林语堂.《苏东坡传》，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年版。

    ②[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③余秋雨.《秋雨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⑧孙绍振.《从政治困境到精神艺术的突围——读余秋雨〈苏东坡突围〉》，《语文建设》，2017年第5期。

    [作者通联：江苏兴化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