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年的中原移民
摘 要：金人在灭亡北宋之后，继续挥戈南下，刚刚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继位的宋高宗，无力阻挡金人的凌厉攻势，便以巡幸之名逃往江南，朝中大臣也携妇将雏，竞相南逃。一些抗金义军因势单力薄，无力与金人抗衡，也纷纷向江南撤退。宋朝宗室境况最惨，以至于不少人流落江南州县，艰难度日。南迁人数最多的是平民百姓。他们无人组织，多是一家人单独行动，随遇而安，哪里适合生存，就在哪里卜居，今日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地都有了中原人的足迹，后来都成了那里的永久居民。中原移民为南方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南宋；中原移民；珠玑巷
中图分类号：K24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12-0131-05
靖康二年（1127）宋高宗无力阻挡金人攻势，选择南迁。“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为避敌之计”①，“故士大夫率附其议”②。南宋初年，随着政权南移，大量士族、民众、包括赵宋宗室移居南方，给当地带来了人口和财富，影响深远。本文针对中原士族、抗金义军、赵宋宗室以及中原百姓的南迁做一分析讨论。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南宋政权的南迁
建炎元年（1127）九月，高宗离开应天府，向江南进发，于建炎三年二月十三日至杭州。高宗“以府衙作行宫，以显宁寺充尚书省，百属官吏到者曾无十之一，如三省六房公吏本千余人，至者其数不满五十，所以行在职务久而不备”③。因为官员太少，许多衙门竟无人办公。扈从官员已所剩无几，只有少数在朝大臣跟随：“宋南渡时，凡世家之官于朝者多从行，如韩肖冑、侂冑，皆韩琦之曾孙也；王伦，旦之裔孙也；吕本中、祖谦、祖俭、祖泰，皆公著后也；常同，安民之子也；晏敦复，殊之后也；曹友闻、彬之后也。叶石林记南渡后，诏随驾官员携眷属者。听于寺庙居住。”南渡能够随驾扈从的官员多是朝中勋贵之家，如韩琦、王旦、吕公著、常安民、晏殊、曹彬的后裔在朝为官者，其他官员则没有这种幸运。这些官员的眷属也只能在破庙中栖身。百姓随南宋政权南下者也不在少数，“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④，“中原之民翕然来归，扶老携幼相属于道”⑤。
乍看起来，这是一次有秩序的迁徙，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建炎南渡完全是一次毫无目的的流窜。大臣汪藻就指出，高宗南渡时，“方车驾之出也，衣冠惶骇，倾国南奔，小人之有罪者，皆以扈从为名，未闻有请于朝。而贵臣近侍受国厚恩者，率奉头鼠窜，曾无数人在君侧为国家守者”⑥。奸邪有罪的小人为了逃脱罪责而扈从南下，而受国厚恩的大臣则抱头鼠窜，无人出来组织迁徙。士大夫不知高宗何日出走，不少人因盲目流徙而毙于道路。“士大夫既不预知南渡之期，又不敢先次亟行，一旦流离东西，毙于道路。”⑦高宗行止也无规则，也不派人探听金人动静，“止是道听途说，便指为实，致车驾蒙尘狼狈”⑧。当金兵的先头部队来到瓜州时，百姓未及渡江者还有十余万人，堕江而死者半之。“舟人乘时射利，停桡水中，每渡一人，必须金一两，然后登船。”御史中丞张澂上疏说：“车驾仓皇渡江，士大夫并其家属、禁卫五军、百司人吏老幼等随从不及，或遇贼，或溺江，或被虏，恸哭之声，震于原野，嗟怨之声，殆不堪闻。”⑨士大夫的家属尚且不能追随天子南迁，蚩蚩小民就更无法随之南逃了。高宗自己也承认：“朕仓促南渡，致士大夫弃其家属，禁卫五军老幼不得渡济，颇闻逼扰，尚未有达行在者。”⑩
二、抗金义军迁往南方
高宗渡江，一些流民武装集团也纷纷迁往南方。如在河北抗金的八字军首领王彦，因孤立无援，率万余人至京师开封，归入东京留守宗泽麾下。宗泽命他带亲兵赴扬州行在，高宗任命他为御营平寇统领官。B11郭京于建炎元年五月“自京城走，沿路称撒豆为兵，撒草为马，假幻惑众取兵。二月至襄阳，有三千余，下寨于海子头”B12。一些溃散的士兵也向南方迁徙，“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北）溃散戈兵李忠率众入和州（今安徽和县）清水镇”B13，以张遇为首的北方武装流民集团，号称“一窝蜂”，也自淮西渡过长江，水陆兼程，入据池州（今安徽贵池）。留在北方抗金的宋朝大臣也因抵挡不住金军的兵锋而南下。如京城副留守郭仲荀在建炎三年八月“自京师赴行在，都人随而行者数万”B14。京城留守程昌寓“自京师退还蔡州（今河南汝南），未期月，又以蔡州粮食皆尽，王命不通，遂领军民弃蔡而南归”B15。又如建炎四年光州（今河南潢川）守将刘绍先因势力单薄，引所部离去，“至九江（今属江西），守臣姚舜明留之，奏以为本州兵马副钤辖，就统其军”B16。
邓州知州谭兖率众奔入川中，知虢州邵興在卢氏抗金失败，率众退人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后来便卜居在那里。一些反金义军顶不住伪齐与金朝军队的进攻，纷纷向南方撤退，如义军将领董先率军民7000余人从虢州退往襄阳。太尉、东京留守郭仲荀带领5700人先往镇江，高宗“召仲荀赴行在，仲荀因与刘豫之众五千七百余人南归”B17。岳飞在河南被迫班师回朝时，百姓“从而南者如市”B18。守卫白马山的李兴，“统率军民几万人南归”B19至鄂州（今湖北武昌）。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宋金第二次绍兴和议签订，双方休兵息民，重新划分疆界，以淮水中流为界，割唐（今唐河）、邓（今邓州）两州属金，“今后上国（指金朝）逋亡之人无敢容隐，寸土匹夫无敢侵掠，其或叛亡之人入上国之境者，不得进兵袭逐，但移文收捕”B20。从此以后，有十余年光景，两国相对安定，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的现象减少了。
三、中原百姓南迁
建炎南渡时，一般士庶之家与平民百姓也竞相南逃，寻找安身立命之地。他们没人组织，和晋代“永嘉之乱”百姓结伴南迁不同，他们多是单枪匹马，只一家人行动，哪里合适，就在哪里卜居，只要能够生存，其他的也就不遑多顾了，因此江南很多省份都有中原人的足迹。朱熹就说：“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B21《三朝北盟会编》也说：“是时西北衣冠与百姓奔赴东南者络绎道路，至有数十里或百余里无烟舍者。”B22北宋末年济源人傅察出使金国遇害，其子傅自得随母南奔，娶李邴之女，翁婿同在泉州落籍。北宋名相王旦的后裔，由开封迁居福建莆田县冲溪。睢阳（今河南商丘睢阳区）人赵子乙妻王氏，当金兵占据两河时，蓬头垢面，扶姑携雏迁往莆田。又如叶氏，“宋卜居光州固始，若祖有叶炎会者，随宋南迁，卜家仙游之古濑。简氏，宋时南渡，避乱于江西、宁化，后游福建南剑州”，“乾道二年（1166）迁上杭”。B23河南（今河南洛阳）人朱敦儒，靖康中被召至京师，将处以学官，他推辞不就。高宗继位，欲授以官，又辞，“避乱客南雄州（今广东南雄）”。B24
许多大姓都记载有本族迁徙的历史，如陈姓，“金人灭亡北宋，中原百姓纷纷跟随宋高宗南迁，颍川（今河南许昌一带）陈寔的后裔陈魁等率族迁入福建宁化、上杭，这是陈姓第三次迁闽。如今，陈姓已是福建著姓，素有‘陈、林、蔡，福建占一半的谚语。”B25如程姓则迁入了江淮地区。伊洛二程的子孙随宋室南迁，程颢的长子程端懿落户吴门（今江苏吴县），程颐的长子程端中殉难于六安（今属安徽），次子程端辅迁金城（今江苏句容），三子程端彦迁池州（今安徽贵池）。南宋绍兴年间，洛阳人程佑之流寓桂林，死后葬于当地，子孙遂卜居于此。与此同时，应天府宁陵（今属河南）人程迥则带领全家迁往绍兴余姚（今属浙江），开浙东程氏一派。B26又如高姓。据光绪年间编修的《维扬裕民洲高氏重修族谱》记载，江苏扬州的高姓出自北宋初年名将高怀德之后。这一支高姓在北宋末年由汴州迁往高家堰（今江苏淮阴县境内）。南宋末年，蒙古铁骑南下，高怀德12世孙高秉忠又率族人渡江南下，定居于今南京一带，其后裔又有部分迁居扬州者。B27
南迁百姓若居住在通都大邑，即使没有金兵之扰，官府的赋税差役也让人不遑宁居。而衢州界于严、徽、信州之间，万山环绕，没有驿路，朝廷所派官员几十年还不来一次，的确是理想的“寻得桃源好避秦”之地，因此流寓的中原人多卜居于此，“衢州开化县界严（今浙江建德东北）、徽（今安徽歙县）、信（今江西上饶）州之间，万山所环路不通驿，部使者率数十年不到，居人流寓，恃以安处”B28。两浙之地东南濒临大海，西与震泽（江苏太湖）毗邻，北边又是大海，盛产鱼盐，布帛、稻米。人性柔慧，信奉佛教者居多。因收入丰厚，故人们喜欢奢靡，大多数人有钱便花，没有积蓄。“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余杭、四明通蕃互市，珠贝则外国之物，颇充于中藏云。”B29环境安静，没有兵燹之扰，没有狠如虎狼的官府苛政，是中原人定居于两浙的一个原因。而物产丰饶，只要肯于劳作，便没有衣食之忧，是中原逃难人群纷至沓来的又一个原因。
江苏镇江是中原逃难官员、百姓的聚散之地，那里迁入了不少从中原南下的士庶，今日犹有案可稽。如高桂为丹徒人，曾任高邮知州，祖籍为开封，建炎南渡时，他随逃难人群渡江，寓居京口（镇江）；丹阳（今镇江）先世居河南洛阳，尹焞随宋室南渡，徙居浙江绍兴，是为尹氏南迁始祖。传四世至尹国宁，由浙东再迁镇江府丹阳黄连庄，是为丹阳尹氏始祖。”
除了福建、浙江、江苏外，岭南即今日的广东、广西一带，也是中原移民的卜居之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有一段记载说：“直徽猷阁知静江府许中降职一等。时中原士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上数诏有司给其廪禄。中言：本路诸州赋入微薄，请禁寄居官毋得居沿边十三郡，见寓止者皆徙之，仍毋给其禄。上恶之，乃有是命。”B30
这里说的是“中原士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但士大夫只是避难人群中的一小部分，占比例最大的乃是平民百姓。文中所说的本路，是指广南东西路，静江府治在广西桂林，不仅静江路有中原移民，就连静江府周边的十三郡也布满了北方移民，许中要求迁出卜居静江府及周边十三郡的中原移民，高宗甚为恼怒，因此降官一级。静江沿边的十三郡偏僻荒凉，多系少数民族聚集之区，连那里也卜居着中原移民，可知中原士庶迁居于此者不在少数。当时南下岭南的难民，主要是从江西虔州渡大庾岭，不走荆湖南路入桂林一带。因为渡岭的士民为数众多，他们从中原一路长途跋涉，餐风宿露，颠沛流离，困顿已极，渡岭以后，发觉这里比较安全，便暂时栖止于岭下的南雄，不再继续前进。后来渡岭来南雄避难的百姓愈来愈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其中的一部分人不得不再次向南迁移，于是如今广东省的许多地方便有了许多客家人。此外，相当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广南西路少数民族居住的沿边13个州也有了北方移民。
从祥符（今开封）迁往南雄的中原移民越来越多，其中的一部分人迫于生计，不得不再次结伙南下，从南雄的珠玑巷迁入珠江流域一带，在那里繁衍生息。“南方烟瘴地，当日的珠江三角洲，其中一部分人稍作停留，又继续南下至珠江流域是可信的。”“南方烟瘴地，当日的珠江三角洲，山少平原多，田少未垦地多，而布满河流水网。他们人多势众，经过多少艰难困苦，带来了中原和江南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当地土著居民结合起来，共同耕垦开发那广阔而又有良好自然条件的荒地，经过相当时日之后，是可以逐步变瘴地为适宜丰产的农业地区的。”B31
南宋以降的史乘、笔记小说、方志都有中原移民南方的记载，庄绰《鸡肋编》称：“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B32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云：“绍兴和议既堅，淮民咸知生聚之乐，桑麦大稔。福建号为乐区，负戴而之者谓之‘反淮南。”B33据福建研究客家的学者谢重光对闽西客家族谱进行统计，闽西客家78个种姓中迁徙了156次，“其中除12种姓不是宋代迁入外，其余的六七十种姓氏，都有在宋代时入迁闽西的支派”B34。平江府（今江苏常州）、建康府（今江苏南京）、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等地也涌入了大量中原移民。如淳熙十一年平江府有“土著居民8.3万户，外来移民及其后裔约有9万户，确实多于当地人”B35。
四、赵宋宗室南迁
高宗南渡时自顾不暇，自然无法照顾赵氏宗室，他们只能辗转沟壑，四海飘零，到处为家。星散到江南各地。如丹徒（今属江苏）赵氏，系赵宋皇室赵德昭后裔，金兵灭亡北宋，居住在京城开封的赵子褫移居镇江，再徙丹徒大港镇，传至7世，已繁衍为18个分支，逐渐成为当地第一大姓。子褫的第25世孙赵声，是近代蜚声遐迩的民主革命家。又如福建福州的赵氏家族，“赵彦候字简叔，魏王廷美八世孙，曾祖叔近建炎初知秀州（今浙江嘉兴），抚定杭州叛卒，为副总管张俊所杀，绍兴中雪其冤，赠集英殿修撰”，“祖交之，赠朝请大夫，避乱入闽，遂居福州”。B36闽南漳州府漳浦县、一带的赵姓族谱称：“赵氏，造父之后，始祖赵匡胤。嗣北宋金人之役，南迁入浙。”后来定居于漳浦县。B37坐落于九龙江北溪下游的华安县丰山镇的银塘村（包括附近同姓村），居住着北宋末年皇族南迁繁衍于此的960多户6000余人的赵氏嫡系子孙，族内保存有7部完整的《赵氏族谱》。这支赵姓始迁祖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八世孙、时任将仕郎的赵伯述。他在北宋末年护驾南迁，居住临安（今浙江杭州）。赵伯述之孙希庠中庆元己未（1199）曾从龙榜进士，其子与仿中淳祐甲辰（1244）留梦炎榜进士；赵伯述的另一孙子希商中嘉泰壬戌（1202）傅行简榜进士，其子与契中绍定壬辰（1232）徐元杰榜进士。伯述之子师诰（希庠、希商父亲）在宋宁宗时奉朝命入闽迁漳，后来希庠于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迁往北溪九龙里的银塘村。B38
潭州（今湖南长沙）、广州、四川、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宜春（今属江西）也有赵氏宗室迁入。如金兵攻潭州时，宗室赵聿之负责守御，“城遂陷，聿之拔刃自杀”B39。广州因移入宗室人数太多，且多是官员，广东转运使无力支付薪俸，“乞宗室自遥郡刺史以上俸给，人从并减半，从之”B40。高宗批准了支付宗室官员一半俸禄的建议。刺史尚且如此，没有官衔的宗室人数必然更多。四川僻处西南边陲，离京师甚远，且交通不便，“中州之人，多不愿仕其地”B41，宗室官员更不愿在那里任职。北宋覆亡，金兵大举南下，四川因路途遥远，且又崇山峻岭，不易到达，反而成了相对安全的避难之地。“至是宗室多避难入蜀，乃听于四路注拟。”B42所谓注拟，即凡打算做官的宗室人员，先在有关部门登录报名，再经考询，然后按照其才能分配官职。四路指的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这4路中除利州路所辖之地有一部分在今陕西外，其余均在今四川境内。从开封逃来的赵氏宗室可在成都府等4路做官，可知人数不少。
五、中原移民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繁荣
中原士民南迁对南方的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江苏镇江，“中原及两淮流民的大量涌入，使镇江话中的北音特征又一次增强”，“同时北方的饮食习惯也再次影响南方”。B43福建僻在东南一隅，文化教育落后，建炎南渡，卜居于此的中原士大夫大力发展教育，弘扬传统文化，使福建文风为之一振，官办学校与私人所办书院相继兴起，八闽之三地到处都有书院，如泉州“从绍兴十年（1140）至咸淳三年（1267）间，竟先后建起岩峰书院、清源书院、泉山书院、小山丛竹书院等十二所书院”B44，被人称为“海滨邹鲁”，意即可与孔孟之乡的教育媲美。教育发达，科举考试中中进士者便多，据清代编纂的《泉州志》统计，北宋时泉州共出进士310名，而南宋则多达535名。泉州如此，福建其他地方也不例外。不管是富有之家，还是贫窭之家，攻读诗文蔚然成风，以至于八闽之地“家贫子读书为圭臬，非独士为然，农、工、商各教子读书，虽牧儿馌归，亦能口诵古人语言”B45。读书使得福建民风大变，福州人黄榦说：“中原衣冠多南徙，吾乡之学彬彬矣。”B46邵武军百姓“喜以儒术相高，是为儒雅之俗；里人获荐，登第则厚赆庆贺，是为乐善之俗”；兴化军（今福建莆田）“秀民特多，比屋业儒，号衣冠胜处，至今公卿相望”；建宁府（今福建建瓯）“家有诗书，户藏法律”，“家有伊洛之书”。B47再如浙江、河南府人郭维于建炎年间徙居明州昌国县（今浙江舟山），“以北学教授诸生，从者如云”B48。济源人李迎在明州（今浙江宁波），当地人知他博学，愿意师事之，“其门如市”B49。有人对《宋元学案》中北方籍传主的迁移与分布作了统计，北方籍学者迁入江南的共115人，其中除14人籍贯为湖北、山东外，剩下的101人皆为河南人，如邵伯温、朱弁、吕好问、王应麟等。B50还有一些学者则是中原移民的后裔。
六、结语
高宗建炎南渡时有多少中原人迁入江南，史乘没有记载，因此不可能有精确数字，有学者统计说，江南各路“绍兴三十二年（1162）已有移民后裔145.3万户，约726万人（以每户5口计）。由于此时距离绍兴和议签订不过21年，一般不可能繁衍第三代，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因年龄关系不可能繁衍第二代，估计其中的二分之一即360万人为始迁者。如果加上迁入四川、湖南、福建、岭南的移民以及26.4万军人，在绍兴和议签订前估计大约有500万左右的北方移民迁入并定居在南方”B51。这一估计把南迁入数夸大了。实际人数不大可能有500万。这是因为，第一，北宋有两次大移民，一是徽、钦二帝被俘北上，《靖康稗史》一说北迁者约20万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说有10萬人，高宗建炎南渡与徽、钦二帝北上同时，南迁人数不可能比北上者多25倍或50倍；第二，北宋末“崇宁元年（1102），户二千二十六万四千三百七，口四千五百三十二万四千一百五十四”B52，崇宁元年距建炎南渡才20余年，全国人口为4588万，而南迁的只是如今陕西、山西、河南、山东4省之地的百姓，也即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这4省中又以今日河南地区为主，怎能设想全国9人中便有1人迁往南方，因此我认为建炎南渡的中原移民应在150万人左右。当然这也是蠡测，相信这一推测离事实不远。
注释
①②B13B16B17B20B30B39B40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第387、396、233、1366、4159、4492、2105、1205、1237页。
③⑥⑦⑧⑨⑩B11B12B14B15B19B22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85、322、892、893、890、890、865、752、958、996、1484、977页。
④⑤B18B24B29B41B42B52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4340、11958、11391、13141、2177、3724、3724、2095页。
B21朱维幹：《福建史稿》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11页。
B23B34B36B37B38林国平、邱季端主编：《福建移民史》，方志出版社，2005年，第40—41、43、41、41、41页。
B25任崇岳：《陈姓》，王大良主编：《中国大姓寻根与取名·程陈胡韩》，气象出版社，1999年，第72页。
B26程有为：《程姓》，王大良主编：《中国大姓寻根与取名·程陈胡韩》，气象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B27陈国灿等：《中华姓氏谱·高》，现代出版社、华艺出版社，2000年，第56页。
B28庄绰：《鸡肋编》卷中，中华书局，1983年，第64页。
B31陈乐素：《珠玑巷史事》，载《求是集》第二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2页。
B32庄绰：《鸡肋编》卷上，中华书局，1983年，第36页。
B33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戊集《淮民浆枣》，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273页。
B35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3页。
B48B49B50B51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90、491、485—486、414页。
B43严其民：《镇江与两宋移民》，《寻根》2006年第4期。
B44汤漳平：《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综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5页。
B45方大琮：《铁庵文集》卷三三《永福辛卯办劝农文》，北京图书馆珍本丛刊本。
B46B47张显运：《山河破碎风飘絮：靖康之乱中原人民南迁闽南述论》，《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48页。
责任编辑：王 轲
关键词：南宋；中原移民；珠玑巷
中图分类号：K24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12-0131-05
靖康二年（1127）宋高宗无力阻挡金人攻势，选择南迁。“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为避敌之计”①，“故士大夫率附其议”②。南宋初年，随着政权南移，大量士族、民众、包括赵宋宗室移居南方，给当地带来了人口和财富，影响深远。本文针对中原士族、抗金义军、赵宋宗室以及中原百姓的南迁做一分析讨论。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南宋政权的南迁
建炎元年（1127）九月，高宗离开应天府，向江南进发，于建炎三年二月十三日至杭州。高宗“以府衙作行宫，以显宁寺充尚书省，百属官吏到者曾无十之一，如三省六房公吏本千余人，至者其数不满五十，所以行在职务久而不备”③。因为官员太少，许多衙门竟无人办公。扈从官员已所剩无几，只有少数在朝大臣跟随：“宋南渡时，凡世家之官于朝者多从行，如韩肖冑、侂冑，皆韩琦之曾孙也；王伦，旦之裔孙也；吕本中、祖谦、祖俭、祖泰，皆公著后也；常同，安民之子也；晏敦复，殊之后也；曹友闻、彬之后也。叶石林记南渡后，诏随驾官员携眷属者。听于寺庙居住。”南渡能够随驾扈从的官员多是朝中勋贵之家，如韩琦、王旦、吕公著、常安民、晏殊、曹彬的后裔在朝为官者，其他官员则没有这种幸运。这些官员的眷属也只能在破庙中栖身。百姓随南宋政权南下者也不在少数，“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④，“中原之民翕然来归，扶老携幼相属于道”⑤。
乍看起来，这是一次有秩序的迁徙，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建炎南渡完全是一次毫无目的的流窜。大臣汪藻就指出，高宗南渡时，“方车驾之出也，衣冠惶骇，倾国南奔，小人之有罪者，皆以扈从为名，未闻有请于朝。而贵臣近侍受国厚恩者，率奉头鼠窜，曾无数人在君侧为国家守者”⑥。奸邪有罪的小人为了逃脱罪责而扈从南下，而受国厚恩的大臣则抱头鼠窜，无人出来组织迁徙。士大夫不知高宗何日出走，不少人因盲目流徙而毙于道路。“士大夫既不预知南渡之期，又不敢先次亟行，一旦流离东西，毙于道路。”⑦高宗行止也无规则，也不派人探听金人动静，“止是道听途说，便指为实，致车驾蒙尘狼狈”⑧。当金兵的先头部队来到瓜州时，百姓未及渡江者还有十余万人，堕江而死者半之。“舟人乘时射利，停桡水中，每渡一人，必须金一两，然后登船。”御史中丞张澂上疏说：“车驾仓皇渡江，士大夫并其家属、禁卫五军、百司人吏老幼等随从不及，或遇贼，或溺江，或被虏，恸哭之声，震于原野，嗟怨之声，殆不堪闻。”⑨士大夫的家属尚且不能追随天子南迁，蚩蚩小民就更无法随之南逃了。高宗自己也承认：“朕仓促南渡，致士大夫弃其家属，禁卫五军老幼不得渡济，颇闻逼扰，尚未有达行在者。”⑩
二、抗金义军迁往南方
高宗渡江，一些流民武装集团也纷纷迁往南方。如在河北抗金的八字军首领王彦，因孤立无援，率万余人至京师开封，归入东京留守宗泽麾下。宗泽命他带亲兵赴扬州行在，高宗任命他为御营平寇统领官。B11郭京于建炎元年五月“自京城走，沿路称撒豆为兵，撒草为马，假幻惑众取兵。二月至襄阳，有三千余，下寨于海子头”B12。一些溃散的士兵也向南方迁徙，“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北）溃散戈兵李忠率众入和州（今安徽和县）清水镇”B13，以张遇为首的北方武装流民集团，号称“一窝蜂”，也自淮西渡过长江，水陆兼程，入据池州（今安徽贵池）。留在北方抗金的宋朝大臣也因抵挡不住金军的兵锋而南下。如京城副留守郭仲荀在建炎三年八月“自京师赴行在，都人随而行者数万”B14。京城留守程昌寓“自京师退还蔡州（今河南汝南），未期月，又以蔡州粮食皆尽，王命不通，遂领军民弃蔡而南归”B15。又如建炎四年光州（今河南潢川）守将刘绍先因势力单薄，引所部离去，“至九江（今属江西），守臣姚舜明留之，奏以为本州兵马副钤辖，就统其军”B16。
邓州知州谭兖率众奔入川中，知虢州邵興在卢氏抗金失败，率众退人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后来便卜居在那里。一些反金义军顶不住伪齐与金朝军队的进攻，纷纷向南方撤退，如义军将领董先率军民7000余人从虢州退往襄阳。太尉、东京留守郭仲荀带领5700人先往镇江，高宗“召仲荀赴行在，仲荀因与刘豫之众五千七百余人南归”B17。岳飞在河南被迫班师回朝时，百姓“从而南者如市”B18。守卫白马山的李兴，“统率军民几万人南归”B19至鄂州（今湖北武昌）。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宋金第二次绍兴和议签订，双方休兵息民，重新划分疆界，以淮水中流为界，割唐（今唐河）、邓（今邓州）两州属金，“今后上国（指金朝）逋亡之人无敢容隐，寸土匹夫无敢侵掠，其或叛亡之人入上国之境者，不得进兵袭逐，但移文收捕”B20。从此以后，有十余年光景，两国相对安定，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的现象减少了。
三、中原百姓南迁
建炎南渡时，一般士庶之家与平民百姓也竞相南逃，寻找安身立命之地。他们没人组织，和晋代“永嘉之乱”百姓结伴南迁不同，他们多是单枪匹马，只一家人行动，哪里合适，就在哪里卜居，只要能够生存，其他的也就不遑多顾了，因此江南很多省份都有中原人的足迹。朱熹就说：“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B21《三朝北盟会编》也说：“是时西北衣冠与百姓奔赴东南者络绎道路，至有数十里或百余里无烟舍者。”B22北宋末年济源人傅察出使金国遇害，其子傅自得随母南奔，娶李邴之女，翁婿同在泉州落籍。北宋名相王旦的后裔，由开封迁居福建莆田县冲溪。睢阳（今河南商丘睢阳区）人赵子乙妻王氏，当金兵占据两河时，蓬头垢面，扶姑携雏迁往莆田。又如叶氏，“宋卜居光州固始，若祖有叶炎会者，随宋南迁，卜家仙游之古濑。简氏，宋时南渡，避乱于江西、宁化，后游福建南剑州”，“乾道二年（1166）迁上杭”。B23河南（今河南洛阳）人朱敦儒，靖康中被召至京师，将处以学官，他推辞不就。高宗继位，欲授以官，又辞，“避乱客南雄州（今广东南雄）”。B24
许多大姓都记载有本族迁徙的历史，如陈姓，“金人灭亡北宋，中原百姓纷纷跟随宋高宗南迁，颍川（今河南许昌一带）陈寔的后裔陈魁等率族迁入福建宁化、上杭，这是陈姓第三次迁闽。如今，陈姓已是福建著姓，素有‘陈、林、蔡，福建占一半的谚语。”B25如程姓则迁入了江淮地区。伊洛二程的子孙随宋室南迁，程颢的长子程端懿落户吴门（今江苏吴县），程颐的长子程端中殉难于六安（今属安徽），次子程端辅迁金城（今江苏句容），三子程端彦迁池州（今安徽贵池）。南宋绍兴年间，洛阳人程佑之流寓桂林，死后葬于当地，子孙遂卜居于此。与此同时，应天府宁陵（今属河南）人程迥则带领全家迁往绍兴余姚（今属浙江），开浙东程氏一派。B26又如高姓。据光绪年间编修的《维扬裕民洲高氏重修族谱》记载，江苏扬州的高姓出自北宋初年名将高怀德之后。这一支高姓在北宋末年由汴州迁往高家堰（今江苏淮阴县境内）。南宋末年，蒙古铁骑南下，高怀德12世孙高秉忠又率族人渡江南下，定居于今南京一带，其后裔又有部分迁居扬州者。B27
南迁百姓若居住在通都大邑，即使没有金兵之扰，官府的赋税差役也让人不遑宁居。而衢州界于严、徽、信州之间，万山环绕，没有驿路，朝廷所派官员几十年还不来一次，的确是理想的“寻得桃源好避秦”之地，因此流寓的中原人多卜居于此，“衢州开化县界严（今浙江建德东北）、徽（今安徽歙县）、信（今江西上饶）州之间，万山所环路不通驿，部使者率数十年不到，居人流寓，恃以安处”B28。两浙之地东南濒临大海，西与震泽（江苏太湖）毗邻，北边又是大海，盛产鱼盐，布帛、稻米。人性柔慧，信奉佛教者居多。因收入丰厚，故人们喜欢奢靡，大多数人有钱便花，没有积蓄。“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余杭、四明通蕃互市，珠贝则外国之物，颇充于中藏云。”B29环境安静，没有兵燹之扰，没有狠如虎狼的官府苛政，是中原人定居于两浙的一个原因。而物产丰饶，只要肯于劳作，便没有衣食之忧，是中原逃难人群纷至沓来的又一个原因。
江苏镇江是中原逃难官员、百姓的聚散之地，那里迁入了不少从中原南下的士庶，今日犹有案可稽。如高桂为丹徒人，曾任高邮知州，祖籍为开封，建炎南渡时，他随逃难人群渡江，寓居京口（镇江）；丹阳（今镇江）先世居河南洛阳，尹焞随宋室南渡，徙居浙江绍兴，是为尹氏南迁始祖。传四世至尹国宁，由浙东再迁镇江府丹阳黄连庄，是为丹阳尹氏始祖。”
除了福建、浙江、江苏外，岭南即今日的广东、广西一带，也是中原移民的卜居之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有一段记载说：“直徽猷阁知静江府许中降职一等。时中原士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上数诏有司给其廪禄。中言：本路诸州赋入微薄，请禁寄居官毋得居沿边十三郡，见寓止者皆徙之，仍毋给其禄。上恶之，乃有是命。”B30
这里说的是“中原士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但士大夫只是避难人群中的一小部分，占比例最大的乃是平民百姓。文中所说的本路，是指广南东西路，静江府治在广西桂林，不仅静江路有中原移民，就连静江府周边的十三郡也布满了北方移民，许中要求迁出卜居静江府及周边十三郡的中原移民，高宗甚为恼怒，因此降官一级。静江沿边的十三郡偏僻荒凉，多系少数民族聚集之区，连那里也卜居着中原移民，可知中原士庶迁居于此者不在少数。当时南下岭南的难民，主要是从江西虔州渡大庾岭，不走荆湖南路入桂林一带。因为渡岭的士民为数众多，他们从中原一路长途跋涉，餐风宿露，颠沛流离，困顿已极，渡岭以后，发觉这里比较安全，便暂时栖止于岭下的南雄，不再继续前进。后来渡岭来南雄避难的百姓愈来愈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其中的一部分人不得不再次向南迁移，于是如今广东省的许多地方便有了许多客家人。此外，相当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广南西路少数民族居住的沿边13个州也有了北方移民。
从祥符（今开封）迁往南雄的中原移民越来越多，其中的一部分人迫于生计，不得不再次结伙南下，从南雄的珠玑巷迁入珠江流域一带，在那里繁衍生息。“南方烟瘴地，当日的珠江三角洲，其中一部分人稍作停留，又继续南下至珠江流域是可信的。”“南方烟瘴地，当日的珠江三角洲，山少平原多，田少未垦地多，而布满河流水网。他们人多势众，经过多少艰难困苦，带来了中原和江南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当地土著居民结合起来，共同耕垦开发那广阔而又有良好自然条件的荒地，经过相当时日之后，是可以逐步变瘴地为适宜丰产的农业地区的。”B31
南宋以降的史乘、笔记小说、方志都有中原移民南方的记载，庄绰《鸡肋编》称：“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B32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云：“绍兴和议既堅，淮民咸知生聚之乐，桑麦大稔。福建号为乐区，负戴而之者谓之‘反淮南。”B33据福建研究客家的学者谢重光对闽西客家族谱进行统计，闽西客家78个种姓中迁徙了156次，“其中除12种姓不是宋代迁入外，其余的六七十种姓氏，都有在宋代时入迁闽西的支派”B34。平江府（今江苏常州）、建康府（今江苏南京）、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等地也涌入了大量中原移民。如淳熙十一年平江府有“土著居民8.3万户，外来移民及其后裔约有9万户，确实多于当地人”B35。
四、赵宋宗室南迁
高宗南渡时自顾不暇，自然无法照顾赵氏宗室，他们只能辗转沟壑，四海飘零，到处为家。星散到江南各地。如丹徒（今属江苏）赵氏，系赵宋皇室赵德昭后裔，金兵灭亡北宋，居住在京城开封的赵子褫移居镇江，再徙丹徒大港镇，传至7世，已繁衍为18个分支，逐渐成为当地第一大姓。子褫的第25世孙赵声，是近代蜚声遐迩的民主革命家。又如福建福州的赵氏家族，“赵彦候字简叔，魏王廷美八世孙，曾祖叔近建炎初知秀州（今浙江嘉兴），抚定杭州叛卒，为副总管张俊所杀，绍兴中雪其冤，赠集英殿修撰”，“祖交之，赠朝请大夫，避乱入闽，遂居福州”。B36闽南漳州府漳浦县、一带的赵姓族谱称：“赵氏，造父之后，始祖赵匡胤。嗣北宋金人之役，南迁入浙。”后来定居于漳浦县。B37坐落于九龙江北溪下游的华安县丰山镇的银塘村（包括附近同姓村），居住着北宋末年皇族南迁繁衍于此的960多户6000余人的赵氏嫡系子孙，族内保存有7部完整的《赵氏族谱》。这支赵姓始迁祖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八世孙、时任将仕郎的赵伯述。他在北宋末年护驾南迁，居住临安（今浙江杭州）。赵伯述之孙希庠中庆元己未（1199）曾从龙榜进士，其子与仿中淳祐甲辰（1244）留梦炎榜进士；赵伯述的另一孙子希商中嘉泰壬戌（1202）傅行简榜进士，其子与契中绍定壬辰（1232）徐元杰榜进士。伯述之子师诰（希庠、希商父亲）在宋宁宗时奉朝命入闽迁漳，后来希庠于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迁往北溪九龙里的银塘村。B38
潭州（今湖南长沙）、广州、四川、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宜春（今属江西）也有赵氏宗室迁入。如金兵攻潭州时，宗室赵聿之负责守御，“城遂陷，聿之拔刃自杀”B39。广州因移入宗室人数太多，且多是官员，广东转运使无力支付薪俸，“乞宗室自遥郡刺史以上俸给，人从并减半，从之”B40。高宗批准了支付宗室官员一半俸禄的建议。刺史尚且如此，没有官衔的宗室人数必然更多。四川僻处西南边陲，离京师甚远，且交通不便，“中州之人，多不愿仕其地”B41，宗室官员更不愿在那里任职。北宋覆亡，金兵大举南下，四川因路途遥远，且又崇山峻岭，不易到达，反而成了相对安全的避难之地。“至是宗室多避难入蜀，乃听于四路注拟。”B42所谓注拟，即凡打算做官的宗室人员，先在有关部门登录报名，再经考询，然后按照其才能分配官职。四路指的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这4路中除利州路所辖之地有一部分在今陕西外，其余均在今四川境内。从开封逃来的赵氏宗室可在成都府等4路做官，可知人数不少。
五、中原移民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繁荣
中原士民南迁对南方的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江苏镇江，“中原及两淮流民的大量涌入，使镇江话中的北音特征又一次增强”，“同时北方的饮食习惯也再次影响南方”。B43福建僻在东南一隅，文化教育落后，建炎南渡，卜居于此的中原士大夫大力发展教育，弘扬传统文化，使福建文风为之一振，官办学校与私人所办书院相继兴起，八闽之三地到处都有书院，如泉州“从绍兴十年（1140）至咸淳三年（1267）间，竟先后建起岩峰书院、清源书院、泉山书院、小山丛竹书院等十二所书院”B44，被人称为“海滨邹鲁”，意即可与孔孟之乡的教育媲美。教育发达，科举考试中中进士者便多，据清代编纂的《泉州志》统计，北宋时泉州共出进士310名，而南宋则多达535名。泉州如此，福建其他地方也不例外。不管是富有之家，还是贫窭之家，攻读诗文蔚然成风，以至于八闽之地“家贫子读书为圭臬，非独士为然，农、工、商各教子读书，虽牧儿馌归，亦能口诵古人语言”B45。读书使得福建民风大变，福州人黄榦说：“中原衣冠多南徙，吾乡之学彬彬矣。”B46邵武军百姓“喜以儒术相高，是为儒雅之俗；里人获荐，登第则厚赆庆贺，是为乐善之俗”；兴化军（今福建莆田）“秀民特多，比屋业儒，号衣冠胜处，至今公卿相望”；建宁府（今福建建瓯）“家有诗书，户藏法律”，“家有伊洛之书”。B47再如浙江、河南府人郭维于建炎年间徙居明州昌国县（今浙江舟山），“以北学教授诸生，从者如云”B48。济源人李迎在明州（今浙江宁波），当地人知他博学，愿意师事之，“其门如市”B49。有人对《宋元学案》中北方籍传主的迁移与分布作了统计，北方籍学者迁入江南的共115人，其中除14人籍贯为湖北、山东外，剩下的101人皆为河南人，如邵伯温、朱弁、吕好问、王应麟等。B50还有一些学者则是中原移民的后裔。
六、结语
高宗建炎南渡时有多少中原人迁入江南，史乘没有记载，因此不可能有精确数字，有学者统计说，江南各路“绍兴三十二年（1162）已有移民后裔145.3万户，约726万人（以每户5口计）。由于此时距离绍兴和议签订不过21年，一般不可能繁衍第三代，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因年龄关系不可能繁衍第二代，估计其中的二分之一即360万人为始迁者。如果加上迁入四川、湖南、福建、岭南的移民以及26.4万军人，在绍兴和议签订前估计大约有500万左右的北方移民迁入并定居在南方”B51。这一估计把南迁入数夸大了。实际人数不大可能有500万。这是因为，第一，北宋有两次大移民，一是徽、钦二帝被俘北上，《靖康稗史》一说北迁者约20万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说有10萬人，高宗建炎南渡与徽、钦二帝北上同时，南迁人数不可能比北上者多25倍或50倍；第二，北宋末“崇宁元年（1102），户二千二十六万四千三百七，口四千五百三十二万四千一百五十四”B52，崇宁元年距建炎南渡才20余年，全国人口为4588万，而南迁的只是如今陕西、山西、河南、山东4省之地的百姓，也即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这4省中又以今日河南地区为主，怎能设想全国9人中便有1人迁往南方，因此我认为建炎南渡的中原移民应在150万人左右。当然这也是蠡测，相信这一推测离事实不远。
注释
①②B13B16B17B20B30B39B40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第387、396、233、1366、4159、4492、2105、1205、1237页。
③⑥⑦⑧⑨⑩B11B12B14B15B19B22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85、322、892、893、890、890、865、752、958、996、1484、977页。
④⑤B18B24B29B41B42B52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4340、11958、11391、13141、2177、3724、3724、2095页。
B21朱维幹：《福建史稿》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11页。
B23B34B36B37B38林国平、邱季端主编：《福建移民史》，方志出版社，2005年，第40—41、43、41、41、41页。
B25任崇岳：《陈姓》，王大良主编：《中国大姓寻根与取名·程陈胡韩》，气象出版社，1999年，第72页。
B26程有为：《程姓》，王大良主编：《中国大姓寻根与取名·程陈胡韩》，气象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B27陈国灿等：《中华姓氏谱·高》，现代出版社、华艺出版社，2000年，第56页。
B28庄绰：《鸡肋编》卷中，中华书局，1983年，第64页。
B31陈乐素：《珠玑巷史事》，载《求是集》第二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2页。
B32庄绰：《鸡肋编》卷上，中华书局，1983年，第36页。
B33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戊集《淮民浆枣》，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273页。
B35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3页。
B48B49B50B51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90、491、485—486、414页。
B43严其民：《镇江与两宋移民》，《寻根》2006年第4期。
B44汤漳平：《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综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5页。
B45方大琮：《铁庵文集》卷三三《永福辛卯办劝农文》，北京图书馆珍本丛刊本。
B46B47张显运：《山河破碎风飘絮：靖康之乱中原人民南迁闽南述论》，《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48页。
责任编辑：王 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