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若干特点与趋势
[摘|菀猐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新常态”下，2017年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呈现若干新特点，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视角进一步拓宽，为改革开放40周年所作的回顾与展望相继面世，产业与科技史研究特别是新兴产业史研究进入经济史视野，经济史研究更加注重社会文化背景，利用地方志书、企业档案与实地调研等使现代经济史内容更加丰满。同时从部分专题研究与方法改进看，也呈现出更广、更深、更细且新意迭出的特点。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经济史；中国现代经济史
[中图分类号] F12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18）06-0094-16
2017年，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新常态”下，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仍是个成果丰厚的年度。在各个研究领域，诸如宏观、中观、微观，长期、中长期、短期，叙述、计量，思想理论分析、具体案例等方面，各类研究成果丰富多彩，而且产生了一些具有突破性、创新性的成果。
一、研究的几个新特点
1.“新常态”、“新时代”的历史定位拓宽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视角
十八大、十九大连续作出我国处于新常态、新时代的论断，并提高了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要求，这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指出了选题与深入研究的方向。这方面的研究，有以下新特点：
探索新常态的来龙去脉。如李文认为：“新常态”曾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对世界经济走势的悲观预测，即世界经济将因发达国家惨淡的经济前景而一蹶不振。近年来，“新常态”概念逐步被“新中性”、“新平庸”等提法取代。促成这一变化的原因之一，就是“新常态”一词在中国被学者们赋予了新的内涵。中国经济“新常态”是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结束后即将出现的新状态的客观判断。十九大后“新常态”的提法正在被更加积极的创新与提高质量所替代。
在新时代，创新的意义更加突出，由于长期以来，经济学被等同于数学模型，而忽视了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政治因素，当创新与政治、社会因素关联甚多时，数学模型难以涵括新的事实。事实上，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成本，也难以量化。 这一事实的存在，促进了经济史研究与社会、政治等历史交叉融合。其中以经济发展与社会问题交织的研究最为明显，如人口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防范金融风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收入分配、生态、区域协调、科教文卫、民生、消费等，相应成为研究选题。与此同时，十八大以来倡导的五大发展理念等成为经济史探索并与经济学、社会学结合的热点。
关于供给侧改革的历史背景，冯俏彬、贾康指出，全球经济处于工业革命以来第五波长周期的下行期，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处世界政治、经济的大纵深背景。
2.为改革开放40周年所作的回顧与展望相继面世
广东经济出版社的《复兴之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回顾与展望丛书》已出版了郑新立等所著的《从计划到市场：中国计划投资体制改革40年》、张卓元等所著的《市场决定的历史突破：中国市场发育与现代市场体系建设40年》等书籍，全丛书共14部。中信出版社出版了吴敬琏的《中国改革三部曲》，为中国改革提供了一个历史联系现实的理论解释。
《比较》杂志开辟了改革记忆专栏，2017年第5辑将《薛暮桥文集》中的“回忆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创建十年”重新刊载，回顾了十年间在财政体制改革、中央银行和金融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以及价格改革等重大决策中提供咨询和建议的经验、教训与成果。
《中共党史研究》自2016年第11期起，开辟“推进改革开放史研究”笔谈。其中章百家在2017年第5期笔谈中认为：从1978年底到2000年为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大阶段，其中的主要经验归纳为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的关系是辩证的、动态的，处理好这三者关系的核心在于如何能使人民大众共享改革成果。目前中国面临的国内挑战要比以往复杂得多。主要来自五个方面。第一，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问题，而是在经济体制的转轨基本完成之后，如何使新体制尽快健全和完善的问题。第二，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阶段已经结束，正进入适度稳步增长阶段。能否较为顺利地通过这个阶段，将对一国现代化的成败产生很大影响。第三，在经济发展之后，财富的掌握和分配问题日益突出，社会贫富分化和利益集团的出现以及腐败现象的滋生，都使得这一问题更趋敏感。第四，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一系列问题，诸如环境资源问题、产业结构问题、城市化问题、就业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等亟待解决。最后，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统筹协调各方、凝聚改革共识、实现有效治理。
全面总结的成果，另如高尚全认为，40年主要成就和突出矛盾为：一是推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二是推动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三是推动中国从闭关锁国转向全方位开放，四是推动国家从人治走向法治，五是推动我国人民生活从贫穷落后转向小康。目前仍存在的矛盾主要有：一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二是税费过重与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并存的矛盾，三是依法治国的理念在实际行动中仍然有待落实。突出的宝贵经验有：不断解放思想，推进理论创新；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不动摇；灵活运用改革方法，既先行先试、先易后难，又统筹兼顾、协调推进；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刘鹤总结了中国增长的奇迹和六个成功因子：在反思文化革命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发展共识；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加入全球产业分工和市场体系；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保持政治的稳定性；发挥制度优势；充分利用了国家具备的各种比较优势；文化底蕴发挥着逐步加大的支撑作用。
萧冬连从六个方面简述了改革开放的起步缘由，其中首先是对文革的反思。概括文革的两大问题是伤人太多与民生太苦，老干部的深入反思为改革提供了干部准备。其中回应了陈东林提出的是否到了崩溃边缘的置疑，他认为这一说法过于政治化，但经济陷入严重困境无庸置疑。起步缘由的其他五个方面为：经济动因、农村政策、扩大引进、出国考察、从国务院务虚会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李若愚认为：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历程中有三大标志性事件：一是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改革目标；二是加入世贸组织；三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以三大标志性事件为时间节点，改革进程分为三大阶段：1978～1991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阶段，市场在计划经济的主体地位之下发挥补充性作用；1992～201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逐步完善的阶段，通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3年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发展的阶段。关于供给与需求关系的变化为：由计划向市场的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完善时期，有效需求约束增强；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供需结构错配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为此亟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家的历史，进入经济史的研究视野。吴晓波提出中国企业家谱系的几阶段：1978～1983年，农村能人草创时期。1984～ 1991年，工厂管理启蒙时期，其中名气最大的四个人，分别代表了四种不同的经营模式：柳传志（北京，联想公司），为“贸工技”模式的代表；张瑞敏（山东，青岛海尔冰箱厂），为“工贸技”模式的代表；王石（广东，深圳万科公司），为贸易及专业化经营的代表；牟其中（四川，南德公司），为中国最早的资本运营模式的代表。1992～1997年，品牌营销狂飙时期。中国社会主流人群的创业经商运动，是从1992年开始的。1998～2008年，资本外延扩张时期，涌现了一批在商业模式和技术创新上都颇有作为的企业家。
此外，郑有贵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变迁及其实现机制》 ，周娜、鲍晓娟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轨迹与现实例证》 ，宋士云、吴连霞的《1979～1991年中国企业劳动关系转型的起步》 ，李宁、何兴邦的《地权结构细分视角下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与改革：一个分析框架的构建》 ，周波、王英家的《1992年以来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的演进》 ，邬琼的《中国银行业监管的发展历程》 ，高坚的《我所经历的中国债券资本市场的历史》 ，于文浩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历史考察》 ，都涉及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主题。
3.产业与科技史研究特别是新兴产业史研究进入经济史视野
2017年作为划分中国产业时代主线的一个关键时点，正在重构全球产业生态。《经济观察报》称这个转变为“丁酉之变”。 任正非于2016年夏天的讲话，可以称为这种时代变迁的先声：华为“正在本行业逐步攻入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困境”。在这个节点上，科学出版社于2017年创刊的武力主編的《产业与科技史研究》出版了两辑，受到各界更多的关注。新兴产业的发展状况及趋势进入经济史研究视野。
郑有贵考察了产业由低端向中高端迈进的历程及经验。 黎明探索了“中国智慧物流发展趋势”，指出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物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日益显现，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随着一二三产业交叉融合以及新兴产业的成长，有关产业链延长与产业交叉的产业、及技术史研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新趋势。如安虎森、郑文光对于我国各省份区域经济空间相关性的研究表明：1978到2003年我国几乎没有发生东西方向上的产业转移，但2003～2013年则发生了由东向西的制造业产业转移现象，向中部转移的幅度大于向西部转移的幅度。
关于新兴产业发展与相关问题的研究，王君、杨威指出：技术进步对就业既有破坏性的替代效应也有创造性的补偿效应，总效应存在不确定性，同时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研究存在理论缺失，技术进步与就业的关系研究要更注重宏观层面分析，关注技术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方式和程度，将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和就业进行统筹分析。
4.经济史研究更加注重社会文化背景，经济制度变迁与法学相结合
吴承明先生在谈及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时多次指出：经济史本来是社会经济史，老一代经济史学家都研究社会，由于用经济分析方法，特别是计量学方法，把社会给丢了，要恢复过来。 吴承明、汪敬虞把理论的一般性与历史的特殊性进行有机结合，在研究视野上跨越了学科界限界域，形成了“历史—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思想”经济史学思维理路，兼具“理论经济史”和“实证经济史”之长，留给经济史学界的宝贵财富包括敬业、专注的人生价值观，包容、豁达的学术方法观，开拓、创新的学科建设观等。
在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学界强调社会心理与经济的联系、强调经济实践与经济学的联系、反思“理性经济人”的背景下，经济理论作为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注重社会、文化背景，经济制度变迁与法学相结合。郑有贵指出“改革开放史研究要有实践问题导向意识”。
本年度这方面的成果明显增加。如张学博指出，单纯的经济学视角，把土地制度视为一个单纯的经济要素，忽视土地制度本身具有的中国城市化的蓄水池和稳定器作用，不仅违反了当前的土地宪制安排，而且可能给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城市化建设带来戛然而止的风险。对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需要从更宽阔的历史视野，从宪制的视角来进行分析，在国情基础上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未来给出明确的答案。 老田指出，在今天的党史写作中间如何呈现官场机会主义行为，已经成为扭曲历史和政治理解的一个关节点。 此外，郑清坡、高寒从报纸宣传的角度，分析了集体化时期新闻媒体与农村公共食堂的动员。
5.利用地方志书、企业档案与实地调研将案例载入史册，使现代经济史内容更加丰满深入
地方志（2018年01月12日，雅虹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继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政协文史馆项目之后，将又一“中国”字头的国家级展馆——中国国家方志馆项目隆重开放）、企业档案与地方档案、国外档案、外交档案开放与利用成为现代经济史开拓发展的重要因素。本年度运用志书与档案的成果大幅度增长，形成一批具有原创性、创新价值的成果。
如万立明利用大量省档案，对1958年经济建设公债由国债改为地方公债进行了翔实研究。对各省发行的地方公债进行了统计分析，考察其推销与偿还情况，进而简要评析此次地方公债发行的作用、特点。
李华利用大连造船厂档案、苏联解密档案、外交档案等，进行分析，认为尽管中苏造船股份公司只存在了三年，但成为我国发展造船工业的一支重要力量，也为苏联的国民经济建设尤其是交通航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丁一平利用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洛阳LYC轴承有限公司、洛阳市第一档案馆、洛阳铜加工厂、洛阳热电厂、洛陽轴承厂的志书与档案，研究了“一五”计划与洛阳工业基地建设。
第一次工资改革不是新题目，然而严宇鸣运用上海档案馆的档案研究了从1950年到1956年上海格外复杂的工资改革。
在调研方面的成果，如赵学军、隋福民等主持历时多年所著的《城镇化中的农户——无锡、保定农户收支调查（1998～2001）》 出版；郑有贵主持完成的当代中国研究所2015年度课题，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问题与对策的研究，也最终出了成果。
张连辉运用了湖北省等地方档案对环保历史，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农药污染防治进行了多方位研究。
在利用企业档案方面，龙登高课题组利用天津航道局百年企业档案形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系列成果。今年的成果，包括龚宁、龙登高、伊巍的《破冰：天津港冬季通航的实现——基于海河工程局中外文档案的研究》，龙登高、龚宁、孟德望的《近代公共事业的制度创新：利益相关方合作的公益法人模式——基于海河工程局中外文档案的研究》，龙登、高乔士、容林展的《解放初国有企业工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天航档案中天津与上海数据的比较研究》，缪德刚、龙登高的《中国现代疏浚业的开拓与事功——基于海河工程局档案的考察（1897～1949）》，常旭的《国有企业改革史研究中的企业档案利用——基于天津航道局企业档案的考察》等。
6.学术资料的整理出版仍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由徐建青、董志凯、赵学军主编的《薛暮桥笔记选编》，整理出版了1946～1984年薛暮桥的笔记144万字。薛暮桥在我国经济工作中具有重要领导位置，其笔记翔实，包含了大量以往公开资料中罕见的经济史料，既有顶层决策的过程，也有大量相关统计资料，是研究共和国经济史难得的历史资料，也是本年度本学科学术资料整理的重大成果。
二、几个关注热点
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成功和独特，并不完全在于特殊的经济禀赋和历史背景下的市场自发路径选择，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中国各界人士针对多重因素所做出的一系列对策应答和选择判断，而这必然投射在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之中。2017年度有以下关注热点。
1.关于道路选择的历史变迁
汪海波认为，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增速由过去超高速向潜在增长率的正常回归，经济周期由超强、强波和中波周期向微波周期的良性转变，经济结构向协调发展转轨，经济发展迈上效益型轨道，人民普遍受益，生态环境持续大幅改善，经济大国地位更加稳固。成就主要得益于全面深化的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科学技术进步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强力推动。 王曙光在对西方转型经济学进行系统反思的基础上，认为1978年开启的经济体制变迁，并不是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一种颠覆式的抛弃，而在很大程度上承继了传统社会主义体制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并加以适当的修正与创新。 回顾这四十年的改革进程，我们就会发现，凡是我们遵循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尊重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选择权利、坚持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的时期，我们的改革事业就会顺利地进行，反之就会出现改革徘徊不前以至倒退的局面；我们还会发现，凡是在那些尊重微观主体的自主选择权利、鼓励和保护微观主体制度创新的热情、始终坚持市场经济的基本取向的经济领域，我们的改革就会取得巨大的成效。
许晓龙、李里峰认为，五年计划制度来自苏联，建国后将近30年间，基于封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形成了一套强势、僵化的制度体系。改革开放后，五年计划面临制度生存的合法性危机。中央领导者和主管机构负责人对新观念的认可、主政者的施政理念、利益相关者的力量对比和博弈，直接推动了制度变迁的发生。苏联五年计划制度的示范效应、中国一五计划的“正反馈”、市场发育的不成熟、强势权力形成的利益激励等因素，又形成了制度演化中的路径依赖，使中国的五年计划制度并未在市场化大潮中退出历史舞台，而是通过适应性改造融入其间，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道路。就此而言，中国五年计划制度的变迁与延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遗产如何在市场化环境中存续和新生的典型案例。
2.关于收入分配与居民消费
（1）收入分配
龙登高、乔士容、林展通过对天津航道局和上海航道局建国初期工资史料的挖掘，发现作为国营企业疏浚公司形成了八等二十四级的工资制度，为执行全国统一的工资货币化打下了基础。主要通过削减级数、扩大级差来调动工人的积极性，高级技术人员的工资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地主、商人家庭出身的员工往往因受更好的教育会获得相对更高的工资。工龄是决定工资分配重要的因素之一，不能忽视的因素是政治因素。与以往认识相反，建国初期的工资改革是“反平均主义”的，随着工资改革指导思想的转变和中苏分歧，国有企业将领导干部和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加上缺少合理的增资机制，国有企业工资制度逐渐走向了平均主义。
赵学军从实证角度，印证了学术界对于中国农户收入结构变迁的基本判断。农户收入结构的显著变化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发生的。无锡农户收入结构变迁的主要动力是持续的工业化与城镇化。
裴凌罡指出，60余年来我国住房供给领域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科学准确把握住房的双重属性，导致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 郑云坚认为，经过60多年的发展，我国房地产市场从计划性福利分房、住房商品化向“购租并举”的方向发展，通过“去库存”、“限购令”等调控政策保障市场稳定运行，创新了房地产市场的管理方式，完善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管理的政策体系。
邓大才指出，1949年以后的农村产权集体化改革，以承包权为重点的“两权分离”及以搞活土地经营权为核心的“三权分置”改革，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条件下产权经济属性增强、社会属性弱化的过程。
三、部分专题研究与方法改进的新探索
总的来看，这部分研究，呈现出更广、更深、更细、新意迭出的特点。
1.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土改
姜长青阐述了建国初期在发展农村供销社的过程中中共党内发生的争论。张闻天主张按农民在供销合作社内的股份进行分红，对此党内有不同看法，起初刘少奇主张合作社赢利不分红。随着实践的深入，经过比较和反复，张闻天的主张在党内得到采纳，中央决定对供销合作社赢利进行分红。
王东、肖竹尹阐述了1949年四五月间，刘少奇针对天津的城市接管问题发表的一系列讲话，认为其实际上是刘少奇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与天津城市接管实践相结合所作出的指示。“天津讲话”有效地指导了天津等城市的接管工作，促进了城市生产事业的恢复与发展，还提出了城乡一体的观点，形成了天津城市接管工作模式，为其他新解放城市提供了范例。但它的内容主要是面对复杂问题的即兴演讲，涉及到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存在个别未经推敲、不够严谨的地方。比如“剥削越多越好”的表述，本意是想向工人、资本家说明，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历史条件下，剥削在客观上是难以避免的。刘少奇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为此作了自我批评，但后来遭到过火的批判。
蒋贤斌、赵婷回顾了刚刚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中國共产党所领导的城市税收工作如何取得好的业绩。从绝对数量上看，征收的税款远超国民党政府；从税收的比重来看，城市工商税收大幅度增长，与农业税之比更趋合理。当时税务部门完善机构建制、细化管理业务，有针对性地对不同类型的工作人员进行管理与教育，因地制宜地实施民主评议等措施，是取得优异成绩的重要原因。
常明明探讨了苏南地区约占当地土地总面积的6%左右的公地的三种主要形式：宗族性公地，如义庄、祠堂土地等；宗教性公地，如神会、寺庙土地等；公益性公地，如学田、慈善机关田等。在经营管理方面，主要采取出租，辅之以轮种。在公地收入用途上，除举办一些福利事业、维持机构的生存和发展之外，浪费也比较严重。 他还探讨了土地改革中山林分配问题，指出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根据国家的相关法令，各地结合当地的实际，对山林进行了分配。除收归国有的山林外，对能分配且分配后便于经营管理的山林，如土地一样实行了农民私有制，从而确立了国有、公有及私有的林权占有和管理制度。
2.“一五”社会主义改造
王丹莉指出，为了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新中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逐步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一五”计划完成前后，针对计划经济体制具体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结合对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新中国领导人高度关注并从实践层面探索如何实现计划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实现计划与市场、集权与分权的辩证统一。这些反思和认识所体现出来的“‘弹性的计划经济”的思想，对当时经济政策的制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后来计划经济体制的调整、演化，乃至改革开放以后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认识基础。
刘岸冰回顾了在公私合营高潮中，上海私营工商业者为表示对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支持和拥护，纷纷将自己的私有财产作为增资投入公私合营企业，但有些人是在动员的情况下勉强增资的，致使部分家庭生活发生了困难。对此，国家有区别地退还了私营工商业者在公私合营高潮中的增资，为定股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条件。这对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企业制度的巨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3.大跃进
聂文婷回顾了关于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如何受到科技“大跃进”强调群众发明的“土办法”的影响。1958年，正规的铀矿和处理矿石的工厂都还未建成，为应对研究单位急需两吨二氧化铀做实验的棘手问题，土法炼铀应运而生。这片“试验田”就是中国第一块有价值铀矿石发现地——广东省翁源县下庄的“希望”矿床。1958年8月，成功炼出了第一批八氧化三铀含量为20%～50%的“黄饼”。在科技“大跃进”期间，全国通过土法冶炼共获得“黄饼”150余吨，成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重要原材料。
郑晓光、高峻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兴起大中型水电站建设的高潮是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受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思想的影响，工业等各条战线“大跃进”对未来电力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需求。其次修建大中型水电站兼有防洪、灌溉、航运的综合效用，成为新中国治水的主要策略。再次新中国初期的水电建设逐步锻造了一支经验丰富、技术过硬的水电建设大军，有了技术和人才力量的支撑，国家已具备建造大型水电站的能力。再其次，1958年1月国家提出“水主火辅”的水电开发策略，并自上而下推动，成为大规模水电站上马的催化剂。最后，1957年之后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和中国国家军事力量的增强，缓解了建高坝在国防方面的担忧。
林超超认为，技术革命作为“大跃进”的一个重要方面，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在依靠“土办法”（依靠现有的技术和设备）还是“洋办法”（依靠现代机械化设备）发展工业的问题上，演化出一场“土洋之争”。“土洋之争”看似意识形态斗争，实则是一种配合政策的宣传口径。其背后折射出的是社会主义中国在赶超西方先进国家、进行工业革命道路上遭遇的难题。
4.三年困难与调整
程恩富、詹志华以1955～1957年平均死亡人口作为基准，结合1953～1964年死亡漏报及其纠正的状况，估算出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400～500万人。非正常死亡人口在分布上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结构、年龄结构以及性别结构上的差异。认为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以饥饿死亡类型为主、其他死亡类型为次；以抗灾能力不强引起为主、以地方救灾失误引起为次。非正常死亡的教训值得反思，也不能抹杀中国政府应对饥荒所做的努力及其取得的成效。
姜长青认为 ，20世纪60年代经济调整过程中，集市贸易对经济调整工作的成功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政府通过加强集市贸易管理，征收集市贸易税以及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等对集市贸易的发展形成了制约，集市贸易日渐式微；国家牌价与集市价格的差距不断缩小，也减少了集市贸易存在。集市贸易式微的背后实质是其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冲击以及对其属性界定不当等所造成的。
张博回顾了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与恢复设立中央财经小组的情况。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进入“最关紧要”阶段，当年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经反复酝酿、协商，决定恢复设立中央财经小组，并确定了小组成员和组长人选。1962年4月，中央财经小组正式成立，全面参与国民经济调整，主持制定了《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开启了大规模调整工作的序幕。中央财经小组于8月10日召开会议完成了这个阶段性任务之后，便基本不再参与中央决策和具体问题的研究，逐渐淡出决策层。
邢和明回顾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账外资金和物资的清理：“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初期，很多地区和部门通过不合理手段积累了大量账外资金和物资，被称为“小钱柜”、“小家当”和“小仓库”（简称“三小”）。这些资金和物资，有的用于计划外建设，有的被干部多吃多占。中共中央将清理“三小”作为“五反”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1963年初至1966年上半年，各地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对“三小”进行清理。
张连辉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大规模使用化学农药之初，即开始积极探索农药污染的防治。因受到各种歷史条件的制约，表现出明显的前现代性特征。但为此后中国现代农药污染防治工作的起步，奠定了重要知识、技术和制度基础。
喻崇武、张磊从粮食总供给、超额征购、人民公社内部分配和消费三个层次，研究近20多年关于饥荒成因的国内外文献，认为将饥荒从1959年划分为触发和持续两个阶段更为合理。
李贵认为，1960年冬至1961年春，为解决当时全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共产风”等问题，中共中央先后下发了《关于转发湖北省委和福建省委两个文件的重要指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等文件，各地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其中退赔是整风整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退赔，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大跃进”中受到不利影响的党和政府的形象，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缓和干群矛盾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5.人民公社
郑有贵认为，“废除人民公社”不是预设好的改革目标，而是事后概括。人民公社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极具特定功能性的组织。它服务于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并在农业养育工业政策体系下推进农业和农村建设。不能因为历史条件变化后人民公社体制被废除，而对其历史作用完全否定。废除的是具体的体制，即不适应农业生产特点的、生产力水平较低情况下的单一集体统一经营和政社合一体制。其实质是在农村组织体系上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先行废除，而不是对集体经济、通过集体积累促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社区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的实现机制的废除。
蔡历认为，“人民公社化”和“文革”等，对农民创业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其提供了工业化知识和实践，另一方面又否定了市场，给他们带上了紧箍咒，不允许其在市场中运用和施展，而紧紧地将其限制在集体经济和国家计划的框子之中。1978年的改革，只是放开了市场，为已经接受工业化教育和洗礼的农民们解开紧箍咒，逐步允许他们在市场中，凭借自身的市场开拓和创新精神，运用和施展在人民公社和文革中所积累的工业知识和经验。前30年的改造为农民提供了工业化知识和经验，而后40年的改革则为农民提供了发挥市场创新精神的机会。
关于农业学大寨，李静萍回顾了山西农业学大寨运动从1963年11月9日省委发出《关于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向大寨人民学习的通知》开始，到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结束，历时17年之久。其间先后出现了三次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在兴修水库、完善灌区设施、建立机电泵站、大范围推广机井灌溉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虽然受“文革”“左”的思想影响，农田水利建设中也出现过不顾条件的盲干、蛮干，浪费严重，但成绩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关于农村税费改革，李茂盛、杨大虎选择了代县等5个县，从2000年7月开始进行税费改革试点，到2005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取得了一系列改革成效。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产生了基层组织债务化解困难、财政困难突显等问题。
关于文革中的农业，王其科认为，前三年，政治运动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粮食作物种植管理松懈，粮食产量明显下降。但广大农民坚持进行农业生产，为“文革”时期特别是前三年温饱问题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线。中共九大以后，生产管理恢复常态，农田水利、农业科技、生产投入等状况好转，粮食产量逐步增长，到“文革”结束时粮食总产与单产都远远超过了1966年的水平。“文革”期间粮食生产虽然取得了一定发展，但与正常发展水平相比仍略显缓慢，与农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相比存在不小差距。
6.产业研究
当前产业研究方面仍比较薄弱且局限。
关权对中国自行车工业发展（1949～1990年）的考察，有几点进展。第一，提出和验证几个观点：在计划经济时期，一个行业中的各个企业之间并不完全相同，也就是不完全是同质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有时甚至很大；这种差异在企业之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变化的，企业的地位有升有降，有成长的也有衰退的甚至消亡的；各个行业都存在龙头企业，它们在行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第二，从技术进步和企业内教育等方面分析企业之间存在差异的内在原因。虽然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发展主要是“粗放型增长”（数量和规模的扩大），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内敛型增长”（质量的提高）。而且，虽然计划经济时期在总体上缺乏竞争机制，也不能否认存在一些竞争因素，这些因素支撑了一些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的发展。该文没有因循学界已有关于计划经济时代企业效率的一般判断，所用材料为新材料。
服务业研究方兴未艾。如李勇坚、夏杰长指出：中国服务业改革始于1978年，初始动机是为了解决当时日趋严重的就业问题，随即对服务业的相关理论进行深入探讨，针对行业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改革。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渐进市场化的模式、先易后难稳步推进等，是这一时期服务业改革的基本特征。
7.区域研究
关于三线建设与西部开发，三线人至今仍是鲜活的存在，这就要求在相关研究中，既要注意历史事件的阐释及其意义的发掘，还原历史现场，还要对其进行合乎逻辑的诠释，让三线建设的精神得以传扬。
郭旭从社会生活史和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切入，展现三线人的生存状态和三线文化的某些侧面。 王毅从历史学的角度结合中国的传统战略思想，认为三线建设决策的形成因素主要有：应对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改善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借鉴其它国家的历史经验、有备无患的战略思想。 张亘稼、惠荣系统梳理了塔里木盆地前五轮勘探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的主要原因是受物探工作不到位和宏观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第六轮勘探取得重大突破的主要原因在于物探和钻探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油气需求增加。
关于城乡关系，王凛然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城乡差别以及城市单位私招等因素的作用，农民自发流入天津的现象不断增多。从政府角度视之，农民“盲目”进津既不利于城市，也不利于农村。为此，1955年天津市第一次以运动式治理的方式开展了“动员盲目流入津市人口回乡生产”的工作。在这次工作中，既使用了种种国家柔性动员方式，也有粮食、劳动力、户口、市场等“行政管理工作”的参与。最终，数万进津农民被动员还乡。此后近十年間，天津市政府又组织了多次动员农民回乡工作，但大体上都只是在1955年工作的方式方法上进一步改进与完善而已。
关于区域经济协作，谢忠强回顾了1956年为了进一步探索不同省份间经济发展“取长补短、协同发展”的路径，国家在华东六省一市进行了区域经济协作的试点。1957年至1965年间，上海对福建省的工业建设进行了大力的协作与支援。不仅将一定数量的工厂迁入福建，还对福建省的部分城市进行了配套支援。
7.企业与财政金融改革
关于国企改革，2013年以来，随着政策内涵的明确与顶层设计的实现，改革的各类政策性文件在2015年密集出台。国企改革进入实际推进和具体操作阶段。对改革历史的研究正成为新的热点。
瞻云翀、魏楚伊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企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下的国营单位”向“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的角色转变。以国企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为主线，国企改革可以分为扩权让利和两权分离的改革初期（1978～1992）、股份制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为目标的深化时期（1993～2002），以及从我国加入WTO以来国企治理的完善时期（2003～2016）3个历史阶段。
创新角度的案例，如吴兴世、杨琳阐述了始于运10的中国大飞机之路，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做过大飞机研制的指示和决策。C919在这个领域的成功，表明中国在最为薄弱的战略性产业取得了长足进步。
从公益角度的案例分析，有刘波、尉建文的《政治行为与社会公益：国有企业参与对口支援的机制分析（2006～2015）》一文。
刘波、尉建文从国企的效益分析，研究国有企业参与对口支援的行为与机制，对于透视和理解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国有企业参与对口支援的投资活动符合政治优先的逻辑。捐款与赈灾救助是企业主要的方式。
关于民营企业，据统计，现已有超过20名民营企业负责人当选中共十九大代表。民营企业五年来的变化，可概括为：一是块头更大了。201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总收入为93072.37亿元，到了2017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入围企业中，年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的企业就超过了六家，分别是华为投资（5215.74亿元）、苏宁控股（4129.51亿元）、山东魏桥（3731.83亿元）、海航集团（3523.32亿元）、正威国际（3300.19亿元）、联想控股（3069.53亿元）。前两家华为投资、苏宁控股的收入相当于2012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收入总和的1/10。二是业态更丰富了，民营企业正把自己的产品嵌入中国经济各个链条。三是贡献更大了。就业和参与精准扶贫是两大亮点。
关于财政货币与银行监管，周波、王英家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政货币政策愈加明显地呈现出市场经济取向属性。因而，聚焦于1992年第1季度至2016年第3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和通货膨胀两个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时间序列数据的演进过程，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实践大体经历了六次切换过程。
邬琼指出，与国外先进的风险管理经验相比，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的起步相对较晚。对银行体系的监管正是源于中央银行的独立，相关的监管内容也主要围绕着最后贷款人和市场准入制度展开。外资银行的进入一方面加剧了中国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先进的风险管理经验。对我国银行业监管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为中国银监会成立之前的1994～2002年，此阶段主要针对1988年《巴塞尔协议I》的内容展开；第二阶段为中国银监会成立后的2003～2010年，此阶段主要对应《巴塞尔协议II》的监管要求；第三阶段为从2011年开始实施的《巴塞尔协议III》相关内容展开。新的监管标准对风险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对资本的定义及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也更为严格，同时强化了银行资本在发生损失时的吸收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小风险带来的损失程度。
国开行原副行长、国开证券原董事长高坚回顾了改革开放以后，用了近十年重新认识政府的债务问题：又用了10年解决了国债市场化的问题。90年代初期的分税制，90年代后期的国债市场化改革和2000年以后经济迅速增长带来的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1998年国债只有几百亿元，2016年国债规模达到近三万亿元，差不多是1998年时的100倍。1980年代解决了对于债务的认识问题，这就是可以发债，债务收入使用好了，可以发展经济；管理好了，可以防止债务危机。1990年代，我们解决了债券市场的问题，债券可以流通，国债收益率是市场化利率的基准。2017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达到GDP的27%左右，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郭连强、祝国平回顾了农村金融市场变化的几个阶段：初步形成阶段（1978～1996年），改革聚焦供给能力的提高，主要通过设立新的农村金融机构与调整原有机构职能范围，以顶层设计为主兼顾民间自主创新的方式，依靠政府行政力量来推动，具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征。改革导向以专业化为主、市场化为辅，通过建立专业化的机构满足特定金融需求，初步建立起政策性、商业性与合作性“三位一体”的供给格局。以农村信用社改革为主的农村金融深化改革阶段（1997～2004年），1997年开始推进围绕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同时不断加强政策性金融机构与民间金融组织的规范性。1997年受国内经济下行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各主要商业银行缩减了在县以下地区的业务，1998年起国务院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农业综合开发、农村扶贫等业务划归国有商业银行，其职能主要是加强粮棉油收购资金封闭管理。1999年农村合作基金会由于经营乱象引发的风险集中爆发，国务院宣布全国统一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以整顿农村金融秩序，农村地区合法的民间金融组织出现了空白。及时调整农村信用社功能与完善管理体制，增加农村金融供给就显得十分迫切。强化金融服务功能的微观改革阶段（2005至今），2005年起农村金融改革进入以进一步优化布局、强化金融服务功能的微观改革为主阶段。这一轮改革在政策引导的基础上，不再仅仅依赖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是辅之以诱致性制度变迁。降低农村金融的市场门槛，激发市场主体的动力，丰富农村金融市场的供给。2005年以后的农村金融改革更加强调市场导向，强调以增量改革替代原来的存量调整，最大化地激发农村金融市场活力，改革措施主要集中于金融产品创新等微观层面。
8.外经贸
突出特点在于披露以往未公开的史料，推动了研究的深入。
如吴伟锋阐述了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与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两委”）是一个机构、两个名称，从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决定成立，到1982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将其并入对外经济贸易部，虽然仅存在不到三年的时间，但作为“当时对外开放前沿的参谋部和指挥部”，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磊阐述了20世纪70年代初，依托“四三方案”的资金支持，中国从法国大规模引进了成套工业技术设备。在克服技术、资金、政治等方面的困难后，最终建成六家“交钥匙型”新建工厂，并落实了12个单列项目。这次引进可被视为冷战期间中法经济关系发展的里程碑事件，促进了化纤、化肥等中国工业薄弱部门的发展，改善了中国工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重振了60年代末低迷的中法贸易。
文世芳通过系统梳理，展现出中国兼收并蓄，汲取世界各国各地区先进经验，探索中国现代化建设路径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复杂面貌。
张旭东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英资在华企业有299家，这些企业大多集中在上海，大概有219家。英商在上海33个国籍的外商中，数量、规模都占首位。中国对这些英资企业在不同阶段分别采用了监督和利用政策（1949年5月～1950年12月），军管、征用、代管、征购、转让政策（1950年12月～1953年6月）和改造政策（1953年6月～1960年代），完成了对英国在华企业的接收与改造。100同一作者还以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为例，微观呈现对外国在华企业改造过程中的清估工作。随着中美关系开始解冻，1972年7月28日美方提出了解决中美两国被冻结的私人资产问题。1973年，中美双方就中美两国私人资产问题达成原则谅解将采取换文方式，“一揽子解决办法，不算细账”，亚细亚火油公司等外资改造工作才算最终完成。101
张燕玲回顾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近30年里，对外贸易主要是与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以货易货贸易，俗称大贸。1978年开始了现汇补偿贸易，即“三来一补”。1980年之后，开始大量利用外资，短时间内两个市场、两种货币的利用，使我们一下子进入西方尖端市场。文章用亲身经历的三件事说明面对西方发展了几百年的金融产品，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具体从事国际金融业务人员对国际金融业务知识的熟练掌握、高度的责任心和灵活的规则运用技巧，如何保护国家利益最大化。102
余伟斌、刘雯阐述当时根据“贸易先行”的指导思想，通过贸易代表团互访、举办商品展览会、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等方式加强与非洲国家的接触，有力地推动了双方贸易关系的发展。十年间双方的贸易总体呈上升趋势。尽管双方贸易在各自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较小，但是它具备推动建交、增进中非互信、增强中国软实力等方面的政治意义，而且从长远来看为南南合作模式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03
葛君回顾了新中国和民主德国遵循斯大林对战后国际共运的分工安排，在建交之后把加强贸易往来作为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任务。在两国就1951年度贸易协定进行谈判的过程中，民主德国出于自身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诉求，希望在中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经贸活动中间充当唯一的代理人，中国政府同意了这一要求。但由于西方的禁运政策，民主德国无法完成贸易协定中所应承担的义务，造成对华贸易欠账。1953年的“东柏林事件”使得民主德国的供应形势更加困难，中国的特殊帮助再次加剧了对华贸易负债，直到1955年才最终实现贸易平衡。104
9.关于计量分析的应用
计量分析当下在本学科研究中采用的方式，多数是运用西方经济学已建立的模型略加调整后代进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只有個别成果试图建立新的模型。由于大量社会、政策、心理等变量虽作用巨大，但数据缺失，运用模型研究仅适用于微观或宏观某一具体的、数据准确完备的问题。否则，得出的结论是否较常规分析更可信，令人生疑。问题在于，已有模型的变量是否完全，数据是否全息，能否与实际吻合？否则即使结论与常理吻合，也令人感到勉强或侥幸。
此外，目前海量的电子信息在方便浏览的同时也造成阅读与写作的时间零散化与内容碎片化。如何在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的新时代，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需要持续探索。
四、本年度新出版的相关著作与学术资料
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2015）》，经济管理出版社。
郑新立等：《从计划到市场：中国计划投资体制改革40年》，广东经济出版社。
张卓元等：《市场决定的历史突破：中国市场发育与现代市场体系建设40年》，广东经济出版社。
吴敬琏：《中国改革三部曲》，中信出版社。
武力、董志凯主编：《1953～1957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赵学军、隋福民主编：《城镇化中的农户——无锡、保定农户收支调查（1998～200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郑有贵等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问题与对策》，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郭旭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增长速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陈俭：《中国农村信用社研究：1951～2010》，北京大学出版社。
莫秀蓉：《建国以来中国产业结构思想演进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人民出版社，2016年09月。
刘巍：《计量经济史研究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2月。
魏宏运主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赵秀山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姚力等著：《生命叙事与时代印记——新中国15位劳动模范口述》，人民出版社。
欧阳淞、高永中主编：《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王曙光著：《中国方略》，中国发展出版社。
徐建青、董志凯、赵学军主编：《薛暮桥笔记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注 释 ]
李文：《世界经济的“新常态”与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05期。
参见周其仁：《体制成本与中国经济》，《经济学季刊》2017年03期。
冯俏彬贾康：《我国供给侧改革的背景、理论模型与实施路径》，《经济学动态》2017年07期。
章百家：《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三点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05期。
高尚全：《中国改革四十年的回顾和思考》，《全球化》2017年09期。
刘鹤：没有对文革灾难的反思，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学家圈》2017年10月28日。
萧冬连：《中国改革开放的缘起》，《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12期。
李若愚：《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与总供求关系的变迁》，《财经数据解读》2017年25期。
《吴晓波频道》，2017年11月27日。
郑有贵：《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变迁及其实现机制》，《当代农史研究》2017年12期。
周娜、鲍晓娟：《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轨迹与现实例证》，《改革》2017年02期。
宋士云、吴连霞：《1979～1991年中国企业劳动关系转型的起步》，《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03期。
李宁、何兴邦等：《地权结构细分视角下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与改革：一个分析框架的构建》，《中国农村观察》2017年02期。
周波、王英家：《1992年以来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的演进》，《财经智库》2017年02期。
邬琼：《中国银行业监管的发展历程》，《中国宏观经济信息》2017年34期。
高坚：《我所经历的中国债券资本市场的历史》，《金融读书会》2017年8月21日，http：//www.sohu.com/a/166099859_481741。
于文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06期。
《经济观察报》，2017年12月24日。
郑有贵：《由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向自主创新发展的突围——着眼于深圳、浦东对雄安新区建设启示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05期。
黎明：《中国智慧物流发展趋势》，《中国流通经济》2017年06期。
安虎森、郑文光：《改革开放后我国产业转移方向实证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06期。
王君、杨威：《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就业状况乏响的历史分析和前沿进展术》，《经济研究考考》2017年27期。
吴承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所内学者讨论经济史研究方法问题，2004年6月8日。
常旭、王大任：《缅怀前辈大师风范，推进经济史学发展——吴承明、汪敬虞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06期。
《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05期。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观察：1949～2016》，《党政研究》2017年03期。
老田：《从“农业四十条”形成过程看国家管理层面的方法论分歧——探寻别种重访历史和政治的可能性》，《现代哲学》2017年01期。
郑清坡、高寒：《集体化时期新闻媒体与农村公共食堂之动员——以〈河北日報〉的宣传为例》，《河北学刊》2017年05期。
万立明：《地方经济建设公债发行初探》，《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04期。
李华：《1951～1954年中苏造船股份公司的成立、管理与绩效分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05期。
丁一平：《“一五”计划与洛阳工业基地建设》，《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02期。
严宇鸣：《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首轮工资改革运动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03期。
赵学军、隋福民等主持：《城镇化中的农户——无锡、保定农户收支调查（1998～200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郑有贵主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问题与对策》，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张连辉：《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农药污染防治》，《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02期。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06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06期，《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04期，《河北学刊》2017年02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03期。
徐建青、董志凯、赵学军主编：《薛暮桥笔记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9月。
汪海波：《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的新发展》，《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03期。
王曙光：《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历史脉络与内在逻辑》，《长白学刊》2017年02期。
王曙光著：《中国方略》，中国发展出版社。
许晓龙、李里峰：《“五年计划”的变与常：一项历史制度主义的考察》，《浙江学刊》2017年03期。
龙登高、乔士容、林展：《解放初国有企业工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天航档案中天津与上海数据的比较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04期。
赵学军：《无锡农户收入结构的变迁（1929～2010）——基于“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系列资料”的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06期。
裴凌罡：《从民生视角看新中国城市住房供给制度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05期。
郑云坚：《新中国建立以来房地产市场管理政策的演进》，《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05期。
刘愿、李娜、刘志铭：《农业剩余转移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统购统销政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财经研究》2017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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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蕴涵：《我国信息消费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中国宏观经济信息》2017年35期。
胡祖铨：《我国投资率的历史变化、国际比较及走势预测》，《中国宏观经济信息》2017年35期。
王凛然：《20世纪80年代初引滦入津工程的规划与实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06期。
孙久文、李恒森：《我国区域经济演进轨迹及其总体趋势》，《改革》2017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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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磊：《超越“一带一路陷阱”》，FT中文网2017年12月7日。
郑有贵：《由承接国际产业向自主创新发展的突围——着眼于深圳、浦东对雄安新区建设启示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05期。
刘守英：《从土地看中国经济：土地与发展的四个阶段》，《比较》2017年4月3日。
桂华：《土地制度、合约选择与农业经营效率——全国6垦区18个农场经营方式的调查与启示》，《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04期。
邓大才：《中国农村产权变迁与经验——来自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01期。
姜长青：《建国前后关于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问题的一场争论》，《古今农业》2017年03期。
王东、肖竹尹：《刘少奇“天津讲话”述析》，《党的文献》2017年06期。
蒋贤斌、赵婷：《1949～1950年城市税收增长的原因——以南昌市税务局为例》，《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05期。
常明明：《土地改革前苏南公地研究》，《中国农史》2017年01期。
常明明：《土地改革中山林分配问题研究——以中国南方地区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0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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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岸冰：《公私合营高潮中上海私营工商业者的增资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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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与恢复设立中央财经小组》，《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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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贵：《1960年冬至1961年春开封专区的农村退赔》，《史学月刊》201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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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历：《从改造到改革：新中国经济史的儒家分析》，《道义社会》2017年11月4日。
李静萍：《学大寨运动期间山西农田水利建设考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03期。
李茂盛、杨大虎：《农村税费改革回顾与思考——以山西省为例》，《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06期。
王其科：《1966～1976年农村粮食生产及产量研究——以山东省滕县为中心》，《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02期。
关权：《中国自行车工业的发展：1949～1990年》，《产业与科技史研究》2017年01辑。
李勇坚、夏杰长：《1978～1984年的中国服务业改革：起源、动力与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06期。
郭旭：《社会生活史视角下的三线建设研究——以饮食为中心》，《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05期。
王毅：《论三线建设决策的形成及其实施》，《三峡大学学报》2017年03期。
张亘稼、惠荣：《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工作“六上五下”的历程》，《西安石油大学学报》2017年03期。
王凛然：《“进城”与“还乡”：1955年农民“盲目”进津与政府应对》，《史林》2016年04期。
谢忠强：《我国社会主义区域经济协作的初步尝试——以1957至1965年间上海对福建工业建设的协作与支援为例》，《井冈山大学学报》2016年06期。
瞻云翀、魏楚伊：《从“国营”到“国有”：国企治理结构改革的反思与前》，《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05期。
吴兴世、杨琳：《从ARJ21到C919——中国民用客机的自主创新历程》，《百年潮》2016年04期。
刘波、尉建文：《政治行为与社会公益：国有企業参与对口支援的机制分析（2006～2015）》，《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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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慧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