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视域下文化研究新范式初探
袁文卓
摘 要：“文化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末引入国内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同学科从各自研究视域对其进行多维阐释，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随着文化研究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如何突破研究的固有藩篱，打破学科之间的学术壁垒，并在交叉学科视野下构建新型的文化研究范式，逐渐成为学界的关注点。这种新范式的构建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加强与国际“文化研究”学术界的沟通与交流。第二，要从不同的学科基点出发，分别形成一定的学术研究圈，这些学术圈之间要更多地从“文化研究”本体出发，进行深层次的交流和沟通，辩证地吸纳各个学科视域下的“文化研究”成果。第三，高等院校应该在“文化研究”相关课程的开设，以及交叉学科学术方法的倡导与运用中，起到一种引导促进、示范和带头的作用。第四，“文化研究”应时刻保持对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引领。
关键词：文化研究；传播学；文学；新范式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12-0160-06
萌生于西方当代文化研究视域中的“文化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引入国内以来，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文化研究”逐渐被文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所借鉴和运用，不同学科从各自研究视域对其进行多维阐释。以文学和传播学为例，在文学学科的视域中，主要将文化研究视为一种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视角来推介；而传播学领域中的文化研究，主要将视野聚焦于对大众文化的研究，重点考察传播媒介的信息由发布到反馈的全过程。由此可知，“文化研究”在引入中国之后，经过不同学科的发展与阐释，逐渐形成不同的学术范式和研究路径。从不同学科视野中的文化研究着手，不仅可以厘清各学科中文化研究的侧重点，而且可以为我们创造性地吸收各学科领域的文化研究模式，提供某种借鉴与参考。
一、文学视野中的文化研究转向
提到“文化”和“文学”，不少学者经常将二者混为一谈，其实“文化”的概念要远大于“文学”。文学视野中的“文化研究”，更多时候是作为一种西方文学理论引入文学研究。譬如马新国在《西方文论史》第三版出版时，特意增设“文化研究批判理论”一章，他从“文化研究的由来与发展”和“文化研究的主要问题域与研究方法”两个层面，对文化研究进行推介与阐释。陶东风在主编《文學理论基本问题》一书时，也将“文学和文化、道德及意识形态”①列单章进行探讨。其实不论是从文论批评的视角来对“文化研究”进行阐释，还是从“文化”与“文学”之间比较的视野来对其进行界定，学界俨然已经注意到“文化研究”这一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学术张力。但如果忽略中国具体的文化语境，未从深层意义厘清文化研究诞生发展的历史背景，显然不利于对问题本身的掘进与探究。
首先，应该明晰“文化研究”并不等于“对文化的研究”。我国对文化的研究古已有之，“文化研究”则起源于西方。“文化研究”非常重视文化本身的“社会功能”②，并遵循其“自身的规律”③。有论者曾指出：“文化研究发端于文学批评，受惠于新左派知识分子的文化政治，这些政治激进派也无志直接在政治和经济上改造现存资本主义，只好从思想和文化角度入手进行社会批判和抗争，力求整个社会朝着更加民主和公正的方向走去。”④其实“文化研究”之所诞生于西方，主要是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期待从理论研究的视野，即意识形态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解释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的一些与实际不相符的情况。除此之外，当时英国国内存在的“精英主义的文化和文学批评传统受到了新通俗文学的冲击”⑤。以往被排斥于主流文化之外的通俗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勃勃生机，并对精英文化构成巨大的冲击，文化界亟须对通俗文化做出重新的调整与规约。
其次，文学研究很显然已被囊括进文化研究的体系和范畴。文化研究涉及的领域很广，如社会阶级、性别以及种族差异，边缘以及亚文化，消费以及大众文化（广播电视音乐等流行文化）等都属于文化研究的范畴。一般认为，在文学研究中运用到的方法和范式，也可以运用于文化研究；同样，文化研究中的视野和学术创新，也可以运用于文学研究，这两者之间可以互补互通。有论者曾从文学变革转型的背景出发，指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以及文学研究发生了两次较大的转向：“第一次转向从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实践上由传统现实主义向现代性形态转向，与此相关联，文学研究也开始从‘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或者说是由社会历史批评转向审美批评；第二次是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学不断走向泛化，走向边缘化、大众化、世俗化，文学研究也再次由内向外突围转向，即由审美批评走向文化研究。”⑥实际上，第一次转向自“文革”结束后便已经开始，第二次转向则始于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之后。如果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界，文学以及文学研究的范式实际上已经开始发生转化。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刘心武的《班主任》等一批作品的发表为标志，文艺界已经开始对之前的文学创作模式进行反思。这一时期，伴随着“人道主义”的复归，出现了具有较大影响的80年代新启蒙文学，它以“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为标志。这一时期，文学更多扮演的是一种打破思想禁忌、解放思想的角色，与公众保持着密切联系。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方法论”热潮的来袭以及“寻根文学”的出现，文学开始回归本体，并朝着自身内部进行深挖。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消费主义热潮的来临，出现文化研究的热潮，文学自身也不断调整以便适应转型社会。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研究范式，大抵经历了一种由“外部研究”向“内部研究”、由“社会历史批评”向“形式主义批评”的范式转换。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化研究”的地位和作用愈发凸显，实际上也发生了由“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化。
既然“文化研究”发源于“文学研究”，那么这种由“文学”到“文化”的研究转向到底是“文学研究”范围和领域的拓展，还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侵略”呢？有学者曾指出：“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向，反映的是所谓的文学研究者不甘心于现实生活干预的无力感，体现的是人文社会工作者的责任感，寻求的是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⑦这种观点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触及问题的核心。在笔者看来，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文化研究”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背后，不仅有文学研究者本身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这一内在驱动力，而且有日益变化和发展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这一外在驱动力。从文学研究的本身而言，纯文学在网络文学、通俗文学以及消费文学等大众化的热潮中，逐渐失去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种与公众的紧密关系。尤其当文学面临“失却轰动效应”、大众对娱乐文化日益尊崇的严峻现实时，以往以高姿态示人的纯文学本身必须进行较大的调整。在这一调整过程中，市场和公众的审美趣味对文学市场的分割会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其结果便是将纯文学融入20世纪90年代多元化文学并存的格局之中。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消费社会的具体语境下，纯文学实际上也在积极调整自身以便更好地融入转型社会。有论者指出：“文化研究是对原有文学研究范式的全面改造。在对象上，文化研究已从文学经典走向了大众文本；在方法上，文化研究从审美沉浸走向文化分析；在结果上，文化研究从封闭的文学理论知识体系走向了大众的文化实践；在思维方式上，文化研究从原来文艺学中的本质主义走向了后结构主义式的文化语境政治阐释。所有这些转变都使得文化研究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文艺学研究。”⑧由此可见，文学视野中的“文化研究”已经发生了转向。为此，也有研究者坦言：“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科更名、院系换牌的问题。文化研究挑战的不仅是关于‘文学、‘经典等理论假说，它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即以学科为形式的学院知识组织体系。”⑨其实这样还不够，我们需要在结合“文化研究”具体语境的前提下，破除学科之间的固有壁垒，营造一种新的阐释框架与范式。
二、传播学视野中的文化研究
在文学视域里，“文化研究”已经发生转向，那么在传播学视域中的“文化研究”又会具有怎样的内核与外延呢？厘清传播学视域中“文化研究”的发展路径，首先要回溯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史。早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传播学相关的理论知识便开始在国内传播，后来囿于国内外的局势和环境而一度中断。改革开放之后，传播学开始作为一门学科走进大学课堂，“1999年以后进入持续的引进、研究的高涨期”⑩。作为一门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的交叉学科，传播学自诞生之初便与新闻学、文化人类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社会传播的系统性角度来看，传播学通常可以分为人类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这五种基本类型。在这几种传播类型中，前四种传播模式均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與互通，大众传播具有前四种传播模式所不具备的特质。大众传播主要指的是“专业传播机构从事的有组织的传播活动；传播对象是广泛而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一般社会成员；采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大量生产、复制和传播信息；传播内容是公开的，有别于私下或内部传播活动；大众传播也有反馈机制，但这种反馈一般是滞后的，受众对传播过程缺乏即时的干预能力”B11。大众传播的传播主体直接指向具有组织能力的传播机构，面对的传播对象则是全体的社会成员。在传播过程中，大众传播采用的是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是一种公开的传播。由于大众传播属于一种单向度的给予和议程设置，因此受众的反馈机制和渠道有限。
谈到传播学视野中的“文化研究”的发展嬗变，不能忽略霍尔的影响。霍尔在担任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之后，将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思潮，与中心在成立之初确立的学术宗旨结合起来，使得其理论著作重心集中于对媒介、意识形态、文化身份以及民族志这一类问题的探究。随着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文化研究更多的指向大众文化研究。理查德·约翰逊曾在《究竟何谓文化研究》一文中指出：“文化研究主要指的是大众文化研究。”B12在当下文化研究的语境之下，文化研究的研究重心似乎已向大众文化倾斜。众所周知，大众文化的核心是传播媒介。在当今流行文化以及大众文化元素中，那些诸如电视娱乐节目等流行元素和符号，已经逐渐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这些潜移默化的转变，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看来，都属于严肃并且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课题。
既然传播学视野中的“文化研究”主要指向的是大众文化研究。那么究竟何为“大众传播”？一般认为，大众传播主要是指“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B13。这种专业化的媒介组织通常指的是新闻发布机构，比如报社、广播电台以及电视台等。而“社会上一般大众”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受众，他们既是媒介信息的接受者，也是媒介生产和运行最直接的消费者。关于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不同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角度进行了多维阐释。譬如H.拉斯韦尔提出了三功能说（环境监视功能、社会联系与协调功能、社会遗产传承功能）；美国学者C.R.赖特在H.拉斯韦尔基础上拓展至四功能说（环境监视、解释与规定、社会化功能、提供娱乐）；施拉姆对前两者的功能观进行总结和提炼，并从政治功能、经济功能以及一般社会功能三个方面进行了概括；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则特别强调了大众传播的“社会地位赋予功能”“社会规范强调功能”和“作为负面功能的麻醉作用”这三种功能。从传播学学科视域中的文化研究指向以及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可以看出，文化研究在传播学中主要的研究基点几乎贯穿了传播媒介信息传递的全过程。正是因为大众文化研究涵盖诸如电视广播报纸、电影音乐以及消费和流行文化等各类信息传播活动，从而使得从多元角度进行文化研究成为可能。
从方法论的视角看，传播学中主要采取的是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尽管在一定时期里，这种学术方法对传播学学科的发展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消费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证主义方法由于本身对人文关怀的缺失，逐渐凸显出研究的弊病。有论者曾指出：“随着商业赞助和政治干预的不断影响，实证研究渐渐偏离了维护民主的初心，狭隘化到以一种工具理性的视角来看待传播技术：将受众降格为单一的变量因素，用冷冰冰的量化方法测量旨在改变其态度和行为的短期效果。”B14传播学视域中所常用的实证方法，由于缺少探讨媒介与社会关系的人本主义精神而备受诟病。然而，人本主义关怀却是文学学科里惯用的重要方法。感时忧国的文学传统，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在中国文学中随处可见。由此观之，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和传播学这两个学科在“文化研究”等层面，实际上可以实现更为广泛的互动与沟通。
三、关于建构文化研究新范式的思考
通过对传播学和文学视域中文化研究的考察，我们对这两种学科中的“文化研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了一个基本认识。文学视域中的“文化研究”主要是以一种西方文学思潮的视角来看待文化研究。现代性、后现代性、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消费文化以及流行文化，几乎都被囊括进文化研究的“大包裹”中。正是由于“文化研究”本身的这种属性特质，才赋予其研究本身很大的学术弹性。传播学中引入“文化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对大众文化本身的探索。大众文化的核心是传播媒介，传播学中关注的“文化研究”主要是对大众传播媒介本身的研究与探讨。文学学科引入“文化研究”是文学在市场化的作用下所做出的积极调整，由“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不仅是大众文化发展的结果，更是文学发展到新时期的必然之选。从某种程度而言，由“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型和嬗变，不仅是市场化作用下文学自身调整的结果，其背后还有政府这只无形的手，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对于“文化研究”而言，不仅要从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双重视域着手，去探寻“文化研究”的固有学术路径，还必须打破学科与专业之间的限制壁垒，在交叉学科的视野里构建“文化研究”的新范式。构建“文化研究”的新范式，要突破之前的单一学科限制，创造性地融合文学与传播学等多学科视域中有关“文化研究”的学术路径。这一学术理路的立论基点，首先在于肯定“文化研究”作为当今热门学术研究关键词本身所具有的理论价值。破除学科之间的壁垒，有利于将不同学科中对“文化研究”的方法和范式进行组合、升华、调整和提炼，达到化为己用的目的。究竟应该如何开阔思路，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文化研究”范式呢？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从“文化研究”的外部而言，应该加强与国际“文化研究”学术界的沟通与交流。“文化研究”兴起于英国，并在欧美国家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一外部语境和研究资源不应被遮蔽。但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本国的具体情况，必须在充分考察“文化研究”在西方发展嬗变的基础之上进行批判式吸收。有论者曾指出：“在后殖民批判与第三世界批评领域，忽视第一世界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与文化错位，机械‘进口、搬用西方文化理论的话语乃至话题的现象同样十分普遍。”B15因此，我们在汲取西方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的过程中，绝不能生搬硬套和“强制阐释”B16，而必须结合本土的具体学术语境。因为意识形态以及国情的具体差异，我国面临着与国外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模式，因此对于“文化研究”相应的研究对象也应该有所区别。尤其是当伯明翰学派在后现代转向的过程中，由于“过于倚重语言学—符号学模式的意义建构论”B17，造成忽视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政治模式的弊端，我们更应该引以为戒。因此，中国化的“文化研究”模式，必须是基于充分论证和理性思考基础之上，汲取西方文化研究过程中的优点，权衡利弊之后形成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综合学术本体。
第二，从“文化研究”的内部来看，要从不同的学科基点出发，分别形成一定的学术研究圈，围绕各自的研究圈和学术团体又会形成一定数量的研究群。例如，从新闻传播学学科出发的学者，形成“文化传播研究群”；从文学研究和艺术研究等人文社会科学出发的学者，形成“文化艺术理论研究群”。当然，如今的文化研究并非仅局限于这两支文化研究群体，还有社会学及其他学科中的研究群体。尽管这些研究群体已取得较为丰硕的科研成果和理论实绩，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搭理的格局必须改变，因为文化研究的各个学术圈之间需要进行深层次的交流和沟通。这种交流互通，应该突破单纯学科方法之间的互鉴，更多地从“文化研究”本体出发，辩证地吸纳各个学科视域下的“文化研究”成果，少一些学科之间固有研究理路的争论，多一些学科之间方法和理论的交流与互通。
就文学和传播学这两个学科之间有关“文化研究”的具体操作而言，文学学科尤其是文学评论这一领域，可以更多地借鉴传播学中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批判功能；在传播学领域，则应该更广泛地吸纳文学学科领域里的人文关怀，以便打破之前单纯依靠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所造成的工具模式化等忽视具体语境的弊病。在批评方面，文学和传播学面临着相同的问题。譬如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与管理学派对应的批判学派所提出的主张往往以批判的立场直面现实问题，在切中时弊的同时，也对社会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而这种批判立场和批评意识，在文学领域里也同样需要得到广泛运用。当文学批评家在评判具体的文学作品时，会采用社会历史批判的方法对其进行综合评价。因此，这种社会批判的视角，值得被文学学科进一步深入借鉴与运用。除此之外，这种批评视角本身对知识分子也提出了一定要求。作为当代知识分子，一方面应该更多地肩负起社会赋予的批评职责与使命；而另一方面，也应该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下，去更多地发挥知识分子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自觉捍卫纯文学的固有阵地/传播学批判的基本立场。
第三，高等院校应该在“文化研究”相关课程的开设，以及交叉學科学术方法的倡导与运用中，起到一种引导促进、示范和带头的作用。2004年7月1日，国内首个“文化研究系”在上海大学成立。这标志着中国高等院校真正开始思考在学科间互融前提下，不断寻求“文化研究”模式阐释路径的创造与更新。文化研究系具有跨学科和跨专业性，它的设立打破了学科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而也向交叉学科视域下“文化研究”的探讨迈进了一步。“这种新型的系（Program）和传统意义上的院系（department）有所不同，文化研究系侧重学术科研，具有研究型的特点，旨在培养眼界开阔、能够批判性的分析和研究当代中国文化现实的专门人才。”B18换言之，文化研究系旨在打破传统单一的知识结构，其目标是培养具有跨学科视野的复合型人才。以往中国大学学科的院系设置，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某一门学科领域里面的专门人才。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跨学科专门人才的需求量急剧增加，之前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学科之间的壁垒，已然不能满足社会对相关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从这种程度而言，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成立可谓恰逢其时。毕竟，跨文化和交叉学科的成立初衷和发展理念，直面当下文化研究所面临的现实性问题，它一方面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另一方面对于我们进一步探索符合本国特色的“文化研究”阐释新模式具有重大意义。
第四，“文化研究”应时刻保持对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引领。如上所述，在文学和传播学学科领域中，往往存在着一系列共通的问题。如新闻传播学中通常会论及“新闻娱乐化”与公众社会责任感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文学评论中，也常常会提到评论家对作家作品优劣与否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文学作品的生产机制等。传播学视域里通常将“新闻娱乐化”视为一种能够起到“社会减压阀”作用的机制。即便如此，这里也涉及一个“度”的问题。具体来说，大众的确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他们从客观上需要娱乐化的消费来帮助减负。譬如娱乐节目，像前些年某地方卫视推出来的收视率火爆的《快乐女生》《加油好男儿》，以及现在仍然风行的《中国好歌声》（以前叫《中国好声音》）之类的娱乐节目，在很大程度迎合了大众消遣以及减压的目的而深受欢迎。这些面向受众社会需求推出来的娱乐节目本身无可厚非，但这里存在着一个媒介对社会公众树立正确价值观、提升审美旨趣进行适当合理引领的问题。如果新闻娱乐化超过了一个“度”，势必会降低整个社会公众的思考深度，进而造成整个社会的浮躁。同样，在文学研究领域，纯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临着各种危机，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兴技术手段的出现催生诸多的网络推手，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社交平台发布博客或网络小说，纯文学失去了以往与公众的“蜜月期”而处于尴尬的境地。这些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而勃兴的大众文学虽然不乏深刻的作品，但更多的是市场化驱动的结果。一味地迎合读者口味，不仅会降低文学本身的价值性，而且会造成经典阅读的缺失，弱化知识分子启蒙的立场。如果新一代的青年们很少去阅读那些被文学史上奉为经典的作品，而是一味地追求趣味和玩味，那么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公众社会责任感的普遍缺失，文学对社会公众价值观的塑造和引导能力下降。因此，即便“文化研究”骨子里面充满着批判的意味，但它同时也肩负着如何在发展过程中更好地弘扬社会价值观，以及如何实现对主流价值观的正确引领等现实性使命。而这些，无疑都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综上所述，新型文化研究范式的构建，必须突破以往学科之间的学术壁垒，营造出一种互补互通的研究模式。传播学和文学作为彼此独立的学科体系，在“文化研究”这一层面有着诸多的共同之处，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研究需要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不断取长补短，更好地融入对启蒙现代性的阐释。学界一方面呼吁“文化研究”要打破固有的学术思维，构建新的研究路径；而另一方面，以往单一的学科培养模式和体系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以上海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为代表的一批高等院校已经开始在培养模式上进行探索与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研究系、文化传播学等一批新型的交叉学科应运而生，“文化研究”也开始逐渐打破单科的限制。
就“文化研究”而言，我们在引入和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充分结合具体的国情语境，从客观上为构建新型的文化研究范式提供可能。学科之间的单一性、封闭性、自大性，是新型文化研究范式构建的重要阻碍。换而言之，学科之间的交叉性、互补性、开放性应该成为新型文化研究范式构建的理论基点。可喜的是，已有不少学者关注到了文化研究目前的困境和阻碍，正在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促进文化研究在我国更好的发展与革新，从这一角度而言，文化研究新范式的构建是值得我们不断去探索和深究的。
注释
①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②王轩：《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文化研究范式的转换》，《智库时代》2018年第30期。
③王文兵、孟宪平：《历史与现实维度中的文化研究范式分析》，《岭南学刊》2018年第4期。
④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566—567页。
⑤马新国：《西方文论史》（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660页。
⑥赖大仁：《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研究的转向——近年来“文化研究转向”问题讨论述评》，《江汉论坛》2004年第7期。
⑦胡乔美：《关于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安徽文学》2009年第5期。
⑧李勇：《文化、媒体与人文——文艺学范式转型的三个方向》，《文艺争鸣》2006年第6期。
⑨杨玲：《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⑩陈力丹：《传播学在中国》，《东南传播》2015年第7期。
B11B1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9页。
B12石义彬：《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2页。
B14郝雨、王家琛：《传播学范式危机的学术转型与路径拓展——詹姆斯·凯瑞传播仪式观的理论溯源及文化取向新论》，《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B15陶東风：《文化研究：西方话语与中国语境》，《文艺研究》1998年第5期。
B16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B17徐小霞：《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型：从文化表征到文化政策》，《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B18晓忠：《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成立》，《社会科学报》2004年7月15日。
责任编辑：采 薇
摘 要：“文化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末引入国内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同学科从各自研究视域对其进行多维阐释，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随着文化研究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如何突破研究的固有藩篱，打破学科之间的学术壁垒，并在交叉学科视野下构建新型的文化研究范式，逐渐成为学界的关注点。这种新范式的构建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加强与国际“文化研究”学术界的沟通与交流。第二，要从不同的学科基点出发，分别形成一定的学术研究圈，这些学术圈之间要更多地从“文化研究”本体出发，进行深层次的交流和沟通，辩证地吸纳各个学科视域下的“文化研究”成果。第三，高等院校应该在“文化研究”相关课程的开设，以及交叉学科学术方法的倡导与运用中，起到一种引导促进、示范和带头的作用。第四，“文化研究”应时刻保持对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引领。
关键词：文化研究；传播学；文学；新范式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12-0160-06
萌生于西方当代文化研究视域中的“文化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引入国内以来，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文化研究”逐渐被文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所借鉴和运用，不同学科从各自研究视域对其进行多维阐释。以文学和传播学为例，在文学学科的视域中，主要将文化研究视为一种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视角来推介；而传播学领域中的文化研究，主要将视野聚焦于对大众文化的研究，重点考察传播媒介的信息由发布到反馈的全过程。由此可知，“文化研究”在引入中国之后，经过不同学科的发展与阐释，逐渐形成不同的学术范式和研究路径。从不同学科视野中的文化研究着手，不仅可以厘清各学科中文化研究的侧重点，而且可以为我们创造性地吸收各学科领域的文化研究模式，提供某种借鉴与参考。
一、文学视野中的文化研究转向
提到“文化”和“文学”，不少学者经常将二者混为一谈，其实“文化”的概念要远大于“文学”。文学视野中的“文化研究”，更多时候是作为一种西方文学理论引入文学研究。譬如马新国在《西方文论史》第三版出版时，特意增设“文化研究批判理论”一章，他从“文化研究的由来与发展”和“文化研究的主要问题域与研究方法”两个层面，对文化研究进行推介与阐释。陶东风在主编《文學理论基本问题》一书时，也将“文学和文化、道德及意识形态”①列单章进行探讨。其实不论是从文论批评的视角来对“文化研究”进行阐释，还是从“文化”与“文学”之间比较的视野来对其进行界定，学界俨然已经注意到“文化研究”这一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学术张力。但如果忽略中国具体的文化语境，未从深层意义厘清文化研究诞生发展的历史背景，显然不利于对问题本身的掘进与探究。
首先，应该明晰“文化研究”并不等于“对文化的研究”。我国对文化的研究古已有之，“文化研究”则起源于西方。“文化研究”非常重视文化本身的“社会功能”②，并遵循其“自身的规律”③。有论者曾指出：“文化研究发端于文学批评，受惠于新左派知识分子的文化政治，这些政治激进派也无志直接在政治和经济上改造现存资本主义，只好从思想和文化角度入手进行社会批判和抗争，力求整个社会朝着更加民主和公正的方向走去。”④其实“文化研究”之所诞生于西方，主要是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期待从理论研究的视野，即意识形态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解释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的一些与实际不相符的情况。除此之外，当时英国国内存在的“精英主义的文化和文学批评传统受到了新通俗文学的冲击”⑤。以往被排斥于主流文化之外的通俗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勃勃生机，并对精英文化构成巨大的冲击，文化界亟须对通俗文化做出重新的调整与规约。
其次，文学研究很显然已被囊括进文化研究的体系和范畴。文化研究涉及的领域很广，如社会阶级、性别以及种族差异，边缘以及亚文化，消费以及大众文化（广播电视音乐等流行文化）等都属于文化研究的范畴。一般认为，在文学研究中运用到的方法和范式，也可以运用于文化研究；同样，文化研究中的视野和学术创新，也可以运用于文学研究，这两者之间可以互补互通。有论者曾从文学变革转型的背景出发，指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以及文学研究发生了两次较大的转向：“第一次转向从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实践上由传统现实主义向现代性形态转向，与此相关联，文学研究也开始从‘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或者说是由社会历史批评转向审美批评；第二次是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学不断走向泛化，走向边缘化、大众化、世俗化，文学研究也再次由内向外突围转向，即由审美批评走向文化研究。”⑥实际上，第一次转向自“文革”结束后便已经开始，第二次转向则始于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之后。如果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界，文学以及文学研究的范式实际上已经开始发生转化。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刘心武的《班主任》等一批作品的发表为标志，文艺界已经开始对之前的文学创作模式进行反思。这一时期，伴随着“人道主义”的复归，出现了具有较大影响的80年代新启蒙文学，它以“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为标志。这一时期，文学更多扮演的是一种打破思想禁忌、解放思想的角色，与公众保持着密切联系。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方法论”热潮的来袭以及“寻根文学”的出现，文学开始回归本体，并朝着自身内部进行深挖。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消费主义热潮的来临，出现文化研究的热潮，文学自身也不断调整以便适应转型社会。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研究范式，大抵经历了一种由“外部研究”向“内部研究”、由“社会历史批评”向“形式主义批评”的范式转换。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化研究”的地位和作用愈发凸显，实际上也发生了由“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化。
既然“文化研究”发源于“文学研究”，那么这种由“文学”到“文化”的研究转向到底是“文学研究”范围和领域的拓展，还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侵略”呢？有学者曾指出：“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向，反映的是所谓的文学研究者不甘心于现实生活干预的无力感，体现的是人文社会工作者的责任感，寻求的是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⑦这种观点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触及问题的核心。在笔者看来，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文化研究”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背后，不仅有文学研究者本身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这一内在驱动力，而且有日益变化和发展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这一外在驱动力。从文学研究的本身而言，纯文学在网络文学、通俗文学以及消费文学等大众化的热潮中，逐渐失去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种与公众的紧密关系。尤其当文学面临“失却轰动效应”、大众对娱乐文化日益尊崇的严峻现实时，以往以高姿态示人的纯文学本身必须进行较大的调整。在这一调整过程中，市场和公众的审美趣味对文学市场的分割会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其结果便是将纯文学融入20世纪90年代多元化文学并存的格局之中。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消费社会的具体语境下，纯文学实际上也在积极调整自身以便更好地融入转型社会。有论者指出：“文化研究是对原有文学研究范式的全面改造。在对象上，文化研究已从文学经典走向了大众文本；在方法上，文化研究从审美沉浸走向文化分析；在结果上，文化研究从封闭的文学理论知识体系走向了大众的文化实践；在思维方式上，文化研究从原来文艺学中的本质主义走向了后结构主义式的文化语境政治阐释。所有这些转变都使得文化研究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文艺学研究。”⑧由此可见，文学视野中的“文化研究”已经发生了转向。为此，也有研究者坦言：“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科更名、院系换牌的问题。文化研究挑战的不仅是关于‘文学、‘经典等理论假说，它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即以学科为形式的学院知识组织体系。”⑨其实这样还不够，我们需要在结合“文化研究”具体语境的前提下，破除学科之间的固有壁垒，营造一种新的阐释框架与范式。
二、传播学视野中的文化研究
在文学视域里，“文化研究”已经发生转向，那么在传播学视域中的“文化研究”又会具有怎样的内核与外延呢？厘清传播学视域中“文化研究”的发展路径，首先要回溯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史。早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传播学相关的理论知识便开始在国内传播，后来囿于国内外的局势和环境而一度中断。改革开放之后，传播学开始作为一门学科走进大学课堂，“1999年以后进入持续的引进、研究的高涨期”⑩。作为一门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的交叉学科，传播学自诞生之初便与新闻学、文化人类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社会传播的系统性角度来看，传播学通常可以分为人类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这五种基本类型。在这几种传播类型中，前四种传播模式均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與互通，大众传播具有前四种传播模式所不具备的特质。大众传播主要指的是“专业传播机构从事的有组织的传播活动；传播对象是广泛而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一般社会成员；采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大量生产、复制和传播信息；传播内容是公开的，有别于私下或内部传播活动；大众传播也有反馈机制，但这种反馈一般是滞后的，受众对传播过程缺乏即时的干预能力”B11。大众传播的传播主体直接指向具有组织能力的传播机构，面对的传播对象则是全体的社会成员。在传播过程中，大众传播采用的是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是一种公开的传播。由于大众传播属于一种单向度的给予和议程设置，因此受众的反馈机制和渠道有限。
谈到传播学视野中的“文化研究”的发展嬗变，不能忽略霍尔的影响。霍尔在担任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之后，将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思潮，与中心在成立之初确立的学术宗旨结合起来，使得其理论著作重心集中于对媒介、意识形态、文化身份以及民族志这一类问题的探究。随着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文化研究更多的指向大众文化研究。理查德·约翰逊曾在《究竟何谓文化研究》一文中指出：“文化研究主要指的是大众文化研究。”B12在当下文化研究的语境之下，文化研究的研究重心似乎已向大众文化倾斜。众所周知，大众文化的核心是传播媒介。在当今流行文化以及大众文化元素中，那些诸如电视娱乐节目等流行元素和符号，已经逐渐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这些潜移默化的转变，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看来，都属于严肃并且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课题。
既然传播学视野中的“文化研究”主要指向的是大众文化研究。那么究竟何为“大众传播”？一般认为，大众传播主要是指“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B13。这种专业化的媒介组织通常指的是新闻发布机构，比如报社、广播电台以及电视台等。而“社会上一般大众”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受众，他们既是媒介信息的接受者，也是媒介生产和运行最直接的消费者。关于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不同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角度进行了多维阐释。譬如H.拉斯韦尔提出了三功能说（环境监视功能、社会联系与协调功能、社会遗产传承功能）；美国学者C.R.赖特在H.拉斯韦尔基础上拓展至四功能说（环境监视、解释与规定、社会化功能、提供娱乐）；施拉姆对前两者的功能观进行总结和提炼，并从政治功能、经济功能以及一般社会功能三个方面进行了概括；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则特别强调了大众传播的“社会地位赋予功能”“社会规范强调功能”和“作为负面功能的麻醉作用”这三种功能。从传播学学科视域中的文化研究指向以及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可以看出，文化研究在传播学中主要的研究基点几乎贯穿了传播媒介信息传递的全过程。正是因为大众文化研究涵盖诸如电视广播报纸、电影音乐以及消费和流行文化等各类信息传播活动，从而使得从多元角度进行文化研究成为可能。
从方法论的视角看，传播学中主要采取的是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尽管在一定时期里，这种学术方法对传播学学科的发展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消费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证主义方法由于本身对人文关怀的缺失，逐渐凸显出研究的弊病。有论者曾指出：“随着商业赞助和政治干预的不断影响，实证研究渐渐偏离了维护民主的初心，狭隘化到以一种工具理性的视角来看待传播技术：将受众降格为单一的变量因素，用冷冰冰的量化方法测量旨在改变其态度和行为的短期效果。”B14传播学视域中所常用的实证方法，由于缺少探讨媒介与社会关系的人本主义精神而备受诟病。然而，人本主义关怀却是文学学科里惯用的重要方法。感时忧国的文学传统，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在中国文学中随处可见。由此观之，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和传播学这两个学科在“文化研究”等层面，实际上可以实现更为广泛的互动与沟通。
三、关于建构文化研究新范式的思考
通过对传播学和文学视域中文化研究的考察，我们对这两种学科中的“文化研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了一个基本认识。文学视域中的“文化研究”主要是以一种西方文学思潮的视角来看待文化研究。现代性、后现代性、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消费文化以及流行文化，几乎都被囊括进文化研究的“大包裹”中。正是由于“文化研究”本身的这种属性特质，才赋予其研究本身很大的学术弹性。传播学中引入“文化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对大众文化本身的探索。大众文化的核心是传播媒介，传播学中关注的“文化研究”主要是对大众传播媒介本身的研究与探讨。文学学科引入“文化研究”是文学在市场化的作用下所做出的积极调整，由“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不仅是大众文化发展的结果，更是文学发展到新时期的必然之选。从某种程度而言，由“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型和嬗变，不仅是市场化作用下文学自身调整的结果，其背后还有政府这只无形的手，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对于“文化研究”而言，不仅要从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双重视域着手，去探寻“文化研究”的固有学术路径，还必须打破学科与专业之间的限制壁垒，在交叉学科的视野里构建“文化研究”的新范式。构建“文化研究”的新范式，要突破之前的单一学科限制，创造性地融合文学与传播学等多学科视域中有关“文化研究”的学术路径。这一学术理路的立论基点，首先在于肯定“文化研究”作为当今热门学术研究关键词本身所具有的理论价值。破除学科之间的壁垒，有利于将不同学科中对“文化研究”的方法和范式进行组合、升华、调整和提炼，达到化为己用的目的。究竟应该如何开阔思路，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文化研究”范式呢？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从“文化研究”的外部而言，应该加强与国际“文化研究”学术界的沟通与交流。“文化研究”兴起于英国，并在欧美国家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一外部语境和研究资源不应被遮蔽。但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本国的具体情况，必须在充分考察“文化研究”在西方发展嬗变的基础之上进行批判式吸收。有论者曾指出：“在后殖民批判与第三世界批评领域，忽视第一世界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与文化错位，机械‘进口、搬用西方文化理论的话语乃至话题的现象同样十分普遍。”B15因此，我们在汲取西方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的过程中，绝不能生搬硬套和“强制阐释”B16，而必须结合本土的具体学术语境。因为意识形态以及国情的具体差异，我国面临着与国外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模式，因此对于“文化研究”相应的研究对象也应该有所区别。尤其是当伯明翰学派在后现代转向的过程中，由于“过于倚重语言学—符号学模式的意义建构论”B17，造成忽视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政治模式的弊端，我们更应该引以为戒。因此，中国化的“文化研究”模式，必须是基于充分论证和理性思考基础之上，汲取西方文化研究过程中的优点，权衡利弊之后形成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综合学术本体。
第二，从“文化研究”的内部来看，要从不同的学科基点出发，分别形成一定的学术研究圈，围绕各自的研究圈和学术团体又会形成一定数量的研究群。例如，从新闻传播学学科出发的学者，形成“文化传播研究群”；从文学研究和艺术研究等人文社会科学出发的学者，形成“文化艺术理论研究群”。当然，如今的文化研究并非仅局限于这两支文化研究群体，还有社会学及其他学科中的研究群体。尽管这些研究群体已取得较为丰硕的科研成果和理论实绩，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搭理的格局必须改变，因为文化研究的各个学术圈之间需要进行深层次的交流和沟通。这种交流互通，应该突破单纯学科方法之间的互鉴，更多地从“文化研究”本体出发，辩证地吸纳各个学科视域下的“文化研究”成果，少一些学科之间固有研究理路的争论，多一些学科之间方法和理论的交流与互通。
就文学和传播学这两个学科之间有关“文化研究”的具体操作而言，文学学科尤其是文学评论这一领域，可以更多地借鉴传播学中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批判功能；在传播学领域，则应该更广泛地吸纳文学学科领域里的人文关怀，以便打破之前单纯依靠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所造成的工具模式化等忽视具体语境的弊病。在批评方面，文学和传播学面临着相同的问题。譬如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与管理学派对应的批判学派所提出的主张往往以批判的立场直面现实问题，在切中时弊的同时，也对社会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而这种批判立场和批评意识，在文学领域里也同样需要得到广泛运用。当文学批评家在评判具体的文学作品时，会采用社会历史批判的方法对其进行综合评价。因此，这种社会批判的视角，值得被文学学科进一步深入借鉴与运用。除此之外，这种批评视角本身对知识分子也提出了一定要求。作为当代知识分子，一方面应该更多地肩负起社会赋予的批评职责与使命；而另一方面，也应该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下，去更多地发挥知识分子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自觉捍卫纯文学的固有阵地/传播学批判的基本立场。
第三，高等院校应该在“文化研究”相关课程的开设，以及交叉學科学术方法的倡导与运用中，起到一种引导促进、示范和带头的作用。2004年7月1日，国内首个“文化研究系”在上海大学成立。这标志着中国高等院校真正开始思考在学科间互融前提下，不断寻求“文化研究”模式阐释路径的创造与更新。文化研究系具有跨学科和跨专业性，它的设立打破了学科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而也向交叉学科视域下“文化研究”的探讨迈进了一步。“这种新型的系（Program）和传统意义上的院系（department）有所不同，文化研究系侧重学术科研，具有研究型的特点，旨在培养眼界开阔、能够批判性的分析和研究当代中国文化现实的专门人才。”B18换言之，文化研究系旨在打破传统单一的知识结构，其目标是培养具有跨学科视野的复合型人才。以往中国大学学科的院系设置，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某一门学科领域里面的专门人才。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跨学科专门人才的需求量急剧增加，之前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学科之间的壁垒，已然不能满足社会对相关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从这种程度而言，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成立可谓恰逢其时。毕竟，跨文化和交叉学科的成立初衷和发展理念，直面当下文化研究所面临的现实性问题，它一方面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另一方面对于我们进一步探索符合本国特色的“文化研究”阐释新模式具有重大意义。
第四，“文化研究”应时刻保持对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引领。如上所述，在文学和传播学学科领域中，往往存在着一系列共通的问题。如新闻传播学中通常会论及“新闻娱乐化”与公众社会责任感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文学评论中，也常常会提到评论家对作家作品优劣与否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文学作品的生产机制等。传播学视域里通常将“新闻娱乐化”视为一种能够起到“社会减压阀”作用的机制。即便如此，这里也涉及一个“度”的问题。具体来说，大众的确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他们从客观上需要娱乐化的消费来帮助减负。譬如娱乐节目，像前些年某地方卫视推出来的收视率火爆的《快乐女生》《加油好男儿》，以及现在仍然风行的《中国好歌声》（以前叫《中国好声音》）之类的娱乐节目，在很大程度迎合了大众消遣以及减压的目的而深受欢迎。这些面向受众社会需求推出来的娱乐节目本身无可厚非，但这里存在着一个媒介对社会公众树立正确价值观、提升审美旨趣进行适当合理引领的问题。如果新闻娱乐化超过了一个“度”，势必会降低整个社会公众的思考深度，进而造成整个社会的浮躁。同样，在文学研究领域，纯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临着各种危机，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兴技术手段的出现催生诸多的网络推手，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社交平台发布博客或网络小说，纯文学失去了以往与公众的“蜜月期”而处于尴尬的境地。这些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而勃兴的大众文学虽然不乏深刻的作品，但更多的是市场化驱动的结果。一味地迎合读者口味，不仅会降低文学本身的价值性，而且会造成经典阅读的缺失，弱化知识分子启蒙的立场。如果新一代的青年们很少去阅读那些被文学史上奉为经典的作品，而是一味地追求趣味和玩味，那么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公众社会责任感的普遍缺失，文学对社会公众价值观的塑造和引导能力下降。因此，即便“文化研究”骨子里面充满着批判的意味，但它同时也肩负着如何在发展过程中更好地弘扬社会价值观，以及如何实现对主流价值观的正确引领等现实性使命。而这些，无疑都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综上所述，新型文化研究范式的构建，必须突破以往学科之间的学术壁垒，营造出一种互补互通的研究模式。传播学和文学作为彼此独立的学科体系，在“文化研究”这一层面有着诸多的共同之处，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研究需要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不断取长补短，更好地融入对启蒙现代性的阐释。学界一方面呼吁“文化研究”要打破固有的学术思维，构建新的研究路径；而另一方面，以往单一的学科培养模式和体系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以上海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为代表的一批高等院校已经开始在培养模式上进行探索与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研究系、文化传播学等一批新型的交叉学科应运而生，“文化研究”也开始逐渐打破单科的限制。
就“文化研究”而言，我们在引入和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充分结合具体的国情语境，从客观上为构建新型的文化研究范式提供可能。学科之间的单一性、封闭性、自大性，是新型文化研究范式构建的重要阻碍。换而言之，学科之间的交叉性、互补性、开放性应该成为新型文化研究范式构建的理论基点。可喜的是，已有不少学者关注到了文化研究目前的困境和阻碍，正在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促进文化研究在我国更好的发展与革新，从这一角度而言，文化研究新范式的构建是值得我们不断去探索和深究的。
注释
①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②王轩：《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文化研究范式的转换》，《智库时代》2018年第30期。
③王文兵、孟宪平：《历史与现实维度中的文化研究范式分析》，《岭南学刊》2018年第4期。
④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566—567页。
⑤马新国：《西方文论史》（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660页。
⑥赖大仁：《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研究的转向——近年来“文化研究转向”问题讨论述评》，《江汉论坛》2004年第7期。
⑦胡乔美：《关于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安徽文学》2009年第5期。
⑧李勇：《文化、媒体与人文——文艺学范式转型的三个方向》，《文艺争鸣》2006年第6期。
⑨杨玲：《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⑩陈力丹：《传播学在中国》，《东南传播》2015年第7期。
B11B1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9页。
B12石义彬：《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2页。
B14郝雨、王家琛：《传播学范式危机的学术转型与路径拓展——詹姆斯·凯瑞传播仪式观的理论溯源及文化取向新论》，《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B15陶東风：《文化研究：西方话语与中国语境》，《文艺研究》1998年第5期。
B16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B17徐小霞：《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型：从文化表征到文化政策》，《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B18晓忠：《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成立》，《社会科学报》2004年7月15日。
责任编辑：采 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