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学”视域下的现代词学研究
孙启洲 马睿
摘 要：将现代文论等同于新文学理论，是现代文论史书写的固有范式。忽略现代文学家对于旧体文学的现代性阐释，则是此研究范式所暴露出的理论盲区。“大文学”观念的提出和演绎，为现代词学研究打开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我们可以立足于现代词学，以“大文学”视域统合现代词学与现代文论。在“大文学”视域下，我们可以从现代美学、政治话语、文学平民化思潮和知识话语生产体系四个理论视角出发，呈现词学现代性的特质，还原现代文论的多重话语资源，重新审视现代词学与现代文学、现代学术发展之关系，进而彰显“大文学”视域下的现代词学研究对于词学史、现代文论史以及现代学术史的理论探索意义。
关键词：大文学；现代文论；现代词学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12-0154-06
一、以“大文学”视域统合现代文论与现代词学
词学，是以“词”这一文学体裁为研究对象而建立的一门专科之学，其研究范围主要涵盖词体、词人、词籍、词论、词史以及词学史等诸多方面。在“词学”前加“现代”，既是对研究对象时间上的限定，更是对其性质的界定。从性质上看，中国现代词学，是相对于传统或者古典词学而言的，即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进程中，词学研究从古典模式向现代学术范式的转换。主要表现为现代词学观念的形成，词学学科的建立，专业词学期刊的创办，词学批评形式的转变，以及中西理论融合的词学批评方法的确立等。从时间上看，现代词学是指自1908年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发表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约40年间的词学发展阶段。《人间词话》将西方现代学术理念与中国传统词学批评相结合，开现代词学之先河，标志着词学研究现代转型的开始。此后的词学研究既有古典词论的延续，也有现代范式的演进，形成相对混杂的话语语境，现代词学则是指具有现代研究范式的词学学术体系。
学界关于现代词学的研究起步较晚，此前虽有相关成果，但尚未自觉。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词学界开始反思过去一个世纪的词学研究，逐步涉及词学理论的现代化问题，并致力于现代词学的研究。这其中以对现代词学家的个案研究最为突出，既探究词学家之间的师承，也展现同辈学者的交往与争锋。除此之外，学者们也倾力于词社、词籍校勘、词学刊物和词史专著等领域的研究。但此类研究多集中于词学学科的内部，主要关注其历时性的发展、比较新旧词学之间的沿革，现代词学时常被剥离在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视域之外，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对其演变过程中共时向度的社会思想文化的整体性考察。尤其是现代词学与现代文学以及现代学术转型之间的多重复杂关系，使现代词学研究游离于现代文论发展史的范围之外，难以有突破性进展。
由于受到现代文学学科固有研究范式的影响，现代文论史的书写也“理所当然”地对现代文论家的旧体诗词理论避而不谈，更关注新文学知识话语的突变和新型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型，将现代文论与新文学理论等同，而忽略了在西方学术思潮冲击下，现代文论家对于古典文论传统的再度阐释与重构。现代文学学科领域的学者极少关注现代旧体诗词理论的新变，因而也造成现代诗学乃至现代文论的部分缺失。当前已有学者开始重新检讨现代诗学的这一理论盲区，解志熙明确提出要区分“中国现代诗学”和“中国新诗理论”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他看来，“中国现代诗学则涵盖了发生在现代中国的所有从现代观点出发的、富于诗学理论意义的诗歌批评和研究”，现代诗学的研究对象“是新诗还是旧诗，是诗还是词，或者散曲，以至于是外国诗还是中国诗，都无碍”①。当下学者的理论倡导为现代诗学乃至现代文论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地，为我们质疑原有现代文论的研究范式，重新组合现代文论的多种理论资源，展现现代文论丰富的话语样态，提供了理论支撑。
当前学界以“大文学”观重新建构现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设想，为统合现代文论和现代词学创造了理论契机。在现代文学学科领域，“大文学”概念的引入伴随着对学科内部危机的反思。首先要对现代文学研究对象扩容。已有的现代文学史忽略了与新文学处在不同层面、不同维度上的通俗小说、文言诗词、传统戏曲，以及少数民族文学，是一种知识上的重大缺失。因此，需要返回原本丰富多样的现代文学场，“必须以大文学观，才能总揽文学纷纭复杂的历史的、审美的文化存在，深入其牵系着人心与文化的内在本质，展现其广阔丰饶的文化地图，揭示其错综纷繁的精神谱系”②。其次要打破學科边界的禁锢。要突破原有“纯文学”观仅仅注重文学审美性的狭隘，把文学研究置于更大的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格局中，并以此扩展文学现代性的内涵，将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延伸到现代报刊与出版、留学生运动和校园思潮、文学中心的迁移、社团流派等领域，涉及文学制度与现代教育之关系，文学书写与政治、战争和经济的牵连，以及雅俗文学的互动等诸多方面。
“大文学”观念的提出和演绎，在两方面为现代词学研究打开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一方面，现代文学逐渐将“现代旧体文学”纳入其研究视域，突破原有现代文论仅仅将新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固有定式，揭示现代文论发展史中的理论盲点，为将词学的现代演进与现代文论的嬗变相勾连搭建理论平台。现代词学成为现代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跳出原有的词学学科视域，在更大的现代文论发展史中对现代词学的价值进行新的阐释和重估，同时实现现代文论话语资源的重组，为还原现代文论的多元发展形态奠定理论基石。另一方面，“大文学史”的理论倡导，也为重新书写现代词学史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在“大文学”视域下展开的现代词学研究，力图将现代词学纳入现代文论史甚至现代学术史之中，这就必然涵盖现代词学与专业词学刊物以及文学报刊、副刊等现代媒体之关系，现代美学观念的崛起与现代词学批评转型之关系，现代词学学科的建立与中国现代学科体系以及现代教育的发展之关系，现代国家意识、民族观念和女性文学话语与现代词学观念新变之关系等方面，以期能够更为接近现代词学发生发展的原生态。
二、“大文学”视域下现代词学研究的四重进路
当下的现代词学研究更多地局限在词学学科的内部，尚未完全展现在现代学术发展的场域下现代词学与其时代学术背景变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尚未充分揭示作为现代文论一部分的现代词学研究与现代文学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样态，未能深度探究词学现代转型背后的动力机制。因此，在“大文学”视域下，我们可以深入探究词学现代转型的四个不同面向作为现代词学研究的出发点，尝试以专题研究的模式重构现代词学研究框架，以此强化词学研究的理论维度，同时辅之以纵向学术史的梳理，揭示现代词学发展的理论复杂性，对于拓展现代词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和理论深度，消除学科壁垒大有裨益。
1.意境·趣味·风格：词学现代性的美学追求
现代词学发生学意义上的现代学术背景，既有西方学术思想的冲击，也有中国传统文论话语自身的裂变。西方美学观念的渗入，为推动古典文论的现代转型提供极有价值的理论参照，尤其是对于王国维词学的影响直接导致现代词学的发生。伴随着经学话语对近现代文论控制力的衰落，美学话语取代经学话语，这种美学话语和经学话语关系的微妙递变，正是现代文论与现代词论转型的重要表征。
首先，可以王国维词学为突破口，梳理围绕《人间词话》所展开的词体美学方面的阐发和论争，以其接受史研究展现现代词学家有关词体美学观念的分歧，以及背后的学术渊源。王国维以“境界”为中心，开创新的词学批评范式③。关于王国维的境界说历来争论不断，我们可以此为切入点考察现代词学家的境界观。例如缪钺、浦江清对王国维“境界”的阐发，任访秋、朱光潜的新解，唐圭璋、夏承焘、詹安泰的质疑，以及顾随在其基础上所提出的“高致”说等，以此呈现在现代文论的发展场域中，持不同文学观念的学人对于境界乃至词体美感特质理解的差异性，反顾现代美学观念在词学话语中的多种面相。
其次，从梁启超的大诗学观出发，探讨其在传统文论与现代美学之间的游移，既注重文学的审美特性，也宣扬其审美功利性的主张，这或许开辟了现代词学发展的主流方向。前期的梁启超更多地是以改良派政治家的身份示人，无论其“小说界革命”还是“诗界革命”，都力求改良政治，改造国民性，振奋民志，正如学者所言“梁启超的‘诗界革命是包含‘词界革命在内的”④，因此其早期包含词论在内的大诗学观，更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功用。后期的梁启超则倾其心力于学术，尤其在文学领域，融贯中西文论，关注文学本身的审美特质。他非常看重对于国民的“趣味教育”⑤，以此实现其以美育改造国民品质的构想。在他看来，文学的本质是“趣味”，文学功能的实现也须以“趣味”为基础，这体现了其改良理念与美学主张的黏合。作为审美感觉的“趣味”的产生，则要靠情感的激发，因此他将中国古典诗、词、曲作为美文，具体分析中国韵文所表现的情感特征，将词纳入大诗学范畴予以统观，以现代美学的观念重新解读古典诗词的文学价值。
最后是对现代词学中词体风格论的总结与辨析。传统词学中历来就有婉约与豪放之争的问题，即婉约词风与豪放词风何者为正，何者为变的问题。现代词学中，也有学者论及此类问题。由于敦煌文献的发掘，可知在民间词兴起之初，豪放词风与婉约词风并行，而非以文人词初兴的婉约词风为正。词学家历来对两种词风的轩轾评判观念不同。晚清民国词学一方面受朱祖谋等人的影响，推崇梦窗词，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则针锋相对，讥嘲梦窗词风，尤在国之危难时，力倡苏辛词风，以豪放词鼓舞士气。在婉约与豪放之外，还有学者将词体风格作更进一步的分类讨论，如詹安泰的《宋词风格流派略谈》，使词体风格的学理研究更为细化，将词风与流派结合而论，也是梳理词史的一种有益思路。
2.国家意识·民族观念·女性话语：词学现代性的政治诉求
虽然西方现代美学观念在中国的“旅行”，直接促使现代词学的产生，但是更早就渗入中国的现代国家与民族观念，则贯穿着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词学发展的始终。从“天下”到“万国”就是对自我的重新审视，由此也开启认识世界和融入世界的漫漫进程，这个过程既涉及政治层面，也包括文学层面。
现代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在现代词学中发挥重要的话语导向作用。现代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之所以很容易就融入中国的文化基因，被中国学者所接受，原因有二：其一，现代时期的中国频遭外来侵略的民族危机，从闭关锁国到开眼观世界，始知国与族之概念，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际，成为时代主题；其二，中国传统文化中本就有士大夫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理想，以及“文以载道”的文学观。而词学中“以经尊词”的传统，恰与现代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的话语相遇合，凸显出词体功能的政治表达，这也是对传统以词为小道观念的再次冲击和反叛。在国家与民族存亡时刻，学者们自觉地将词学观念与民族话语结合起来，在客观上提高了词体的地位，这与为推尊词体而牵强附会的方式大相径庭。现代词学理论与民族和国家话语的结合，主要表现在词学家对于豪放词风的推崇，以及对于南宋爱国词人的宣扬，对于词体激发民族斗志的社会功能的突出。另外，还有词学家通过编选爱国词集，撰写民族词史，以向大众宣传爱国精神。与此同时，我们還需尽可能地考察不同的词学家，由于政治立场的差异和政治环境的变迁，其对于国家观念的不同理解所造成的词学观念的差异，从梁启超到民国时期的词学家，从沦陷区到大后方的词学家，不同的境况自然会呈现出复杂多样的词学主张。
性别观念的变革，是现代政治话语的一部分，在近现代的中国，性别话语更是与国家、民族话语交织在一起。因此，从现代女性文学发展的角度，观照现代词学建构中的性别表征，尽可能展现女词学家理论话语的独特性和时代性，亦是现代词学研究不可缺失的一环。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立，同样需要女性群体的参与和支持，社会舆论以及政治宣传促使女性公民意识觉醒，并带动其加入现代国家体系的建设，包括推动现代文学和文化的转型。西方女权思想随着西方政治理念而传入中国，促使中国女性获得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解放。女性逐渐获得某些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尤其是接受现代教育的权利，这是女性争取自身独立的关键。在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中，培养出一些女性词人和词学家，如冯沅君、沈祖棻、盛静霞以及后来的叶嘉莹等诗词研究专家；在中央大学吴梅、汪东等教授的指导下，王嘉懿、尉素秋、章伯璠、沈祖棻等女学生创立梅社，进行诗词唱和⑥。学院派的女性词学家，专注于词学研究，撰写词学著述。文人词兴起之初，主要由歌姬演唱，多为男子作闺音，造成其柔婉的风格，现代女性词学家对于词的理解更有其独到之处。当时所编选的各种女性词话和女性词选，也是现代词学发展的重要体现。在有些研究者看来，“民国女性词选从现代人文视角强调女性作者的性别特征，并有意将女性书写作为独立的领域来研究考查，这不但是对中国传统女性文学的表彰和总结，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导夫先路，其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之承前启后的价值和意义不容忽视”⑦。
3.进化·白话·民间化：文学平民化思潮与现代词学的演进
文学与文化的平民化是现代性理念的重要表征，一方面冲击了支撑古典文学与文化制度的传统社会的权力等级秩序和政治伦理形态，另一方面破除了古典文化中的精英主义立场，极力缩小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区隔。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实现文学政治性和审美教育的功能性要求，使文学平民化始终是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趋向。从最初文学革命时期的“平民文学”到“左联”提倡的大众文学，从“通俗文艺运动”到“文艺大众化”，虽然“大众”概念的具体内涵多变，但在强调文学的通俗性与平民性方面则有一致之处。伴随着这种文学观念争论的，是有关文学语言表达形式的变革，从初期的白话文运动到“大众语文”，语言变革背后正是文学思想甚至是民族文化思维的转变。这一文学发展的主潮也会自然影响到词学观念的现代转型。
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体通变观，不同于古典词学传统以经学话语推尊词体，而是从文体学意义上确立词体的文学史地位，其后新文学家的文学进化论则更进一步。他们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力倡“活的文学”和“白话文学”，这也触发现代词学观念的新变。以新文学家胡适为主导发动白话文运动，其《白话文学史》以挖掘古人的白话词为其白话文学观张目，作为中学教科书的《词选》贯穿其白话文学的理念，以其在学界的影响推动现代词学的转型。胡云翼《宋词研究》作为中国现代词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词史专著，“完全是五四新文学思想和胡适进化论的‘活文学的词史观影响、指导下的产物”⑧。20世纪30年代，曾今可等人受胡适白话新诗运动的启发，发起“词体解放运动”⑨，主张放宽严苛的词律法则，填词不必用典，以浅近的文言或白话表达现代人的情感等，与胡适最初的《文学改良刍议》一脉相承。而这场词体解放之争，也扩展到对于新诗体创作的探索。
民间文学研究的兴起，是文学平民化思潮的表征方式之一，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词学的研究。敦煌文献的发现，尤其是《云谣集杂曲子》的校释和研究，使词学家对于词的起源问题探讨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此前，传统词学家更多地从文人词出发，或根据外在的文体形式，或为了推尊词体，将词溯源至《诗经》、乐府和唐代五七言诗。在民间文学观念兴起的时代思潮中，词学家多转向词的“民间起源”说，将音乐性与民间性作为词起源必不可少的两个要素，更注重对于民间词的文献考证、校释和解读。对词体起源的重新认识，直接影响着词学家的词体雅俗观，这可与当时新文学家关于文学雅俗之辩的论争相关联。民间歌谣研究和新诗歌谣化运动等文学活动，也展现出韵文再度音乐化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词体的再度赋乐。现代词学家中，龙榆生、叶恭绰创作新体乐歌的尝试，既是对于词体本质特征的召唤，也是在启蒙与救亡的时代话语中，对文学的大众化、通俗性和传播感染力的要求，以此达到文学改造国民性和鼓舞民心的功效。
4.学院·报刊·社团：现代词学知识话语的生产体系
现代文学区别于古典文学的本质特征之一，是知识话语的生产体系不同，无论是文学场域，还是生产主体，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现代教育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是词学研究学院化和学科化的体制基础。陈水云认为“直到1917年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国文学门首设‘词曲课程，并聘请吴梅、刘毓盘这样的词曲专家出任教授，中国词学现代化局面才算是打开了”⑩，词学作为一门专业的学科正式进入现代教育的体制中。《词学季刊》创刊号简要列举了20世纪30年代在高等学校任教的词学教授，如中央大学的吴梅、汪东、王易，中山大学的陈洵等，均在大学讲堂传道授业，培养了大批词学研究学者，推动了现代词学的学院化进程。
现代报刊和出版業的发展，也为现代词学提供了新的生产与传播机制，因此探究现代词学发展与现代期刊、报纸等现代媒介之间的关系，是“大文学”视域下现代词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词学研究的专业期刊尚未出版之时，已有相关报刊发表词学研究的成果。如《青鹤》《国粹学报》等刊物，设专栏发表旧体诗词及理论研究。20世纪30年代，龙榆生创办的《词学季刊》是第一本词学专业期刊，聚集了大批当时最为优秀的词学家，专门发表词作以及和词学相关的研究文章。图书出版也是影响现代词学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现代出版业的发展，是现代文学生产活动的主要方式，其中包括出版发行、图书审查、稿酬制度等诸多方面。胡云翼迫于生活压力在1927—1937十年间出版几十部著述和词选，这些作品考虑市场利益的因素，大多通俗易懂便于传播。但也正如王从仁所言，“‘著书但为稻粱谋并不是胡云翼的个人行为，将写书出版，拿稿费、版税作为衣食父母，应该是‘五四新文学作家和某些学者的普遍行为”B11。这些都反映了当时词学家的生存状态和学术研究的境况。
最后要论及现代词学学术群体的多种组织形态。一是词社。晚清至现代，词人集会结社方兴未艾。在新文学凌厉的攻势下，词社的延续使得词人和词学家们有了归属感。词社的组织者多为大学教授或中小学教师，课堂词学的理论教学与课外创作实践相得益彰，是对现代学科体系中词学教育的重要补充。二是现代词学社团。在现代文学发展中，文学社团是重要推动力量。因此，在对现代词社进行考察时应将现代词学社团单独论述，研究这种新型文人群体的文学活动和理论主张。如模仿南社成立的慎社，以《词学季刊》为中心、以研究词学为要务成立的词学季刊社，还有虞社、瓯社、甲子吟社等B12。此类词社多有词学理论主张，定期发行刊物，具有现代文学社团的属性，可将其置于现代社团发展史中观照，思考传统文人结社如何实现文学公共空间的转型，并探讨其与现代词学格局形成之关系。
上文大致从四个方面勾勒研究现代词学的理论进路。西方现代美学的渗入，及其与中国古典美学观念在词论中的会合，形成不同于传统的词体美学理论，开启了词学的现代转型之路。而近现代以来，启蒙与救亡成为时代主题，现代词学顺应时代语境，表达国家与民族争取独立自强的政治诉求，与此同时，女性文学的发展也构成影响词学现代性的重要因素。新型知识分子为了改造国民性，反叛原有文化及其背后的封建等级制度，创作“活的文学”，掀起文学平民化思潮，这使得原本就属于民间文学组成部分的词，得到现代学者更多的关注和更具现代性的阐释。此外，在现代文化、教育转型的大背景下，词学知识话语从学院、报刊和社团三个层面实现其生产体制的现代性重构。
三、“大文学”视域下现代词学研究的文论史及学术史意义
“大文学”视域下的现代词学研究，对于词学学科本身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现代词学的发生发展与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息息相关，因此从“大文学”的视域出发，是研究现代词学的必经之途。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仅有新文学，现代词学乘着现代文学发展的东风，一样枯木逢春。韩经太在总结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词学研究时，认为在当时词学发展中，除了词学考据的进行，新阐释风格的批评与鉴赏之风也在兴起。而这时，新文学思想也影响着现代词学观念的转变。他将这称为“新文学的阐释立场”，具体而言就是：“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体现新型文学观的阐释视角和阐释方式。一种反贵族情调而倡平民风格，反文以载道而主性灵自由、反古雅典奥而重通俗自然的文学观念，伴随着个性解放所导致的学术话语的个性化自由化，正是这新的阐释活动的一般性特征。”B13也正是随着新文学的发展，词学的研究方法和范式发生了变革，所以需要我们从引起这一观念变革的学术场域和话语语境出发，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词学内部研究，来重新认识现代词学的发生发展，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和探究现代词学的发展理路。但要明确现代词学属于现代文学而非新文学的范畴，是因为新文学本身排斥现代旧体诗词，当然这并不妨碍现代词学引入新文学的研究方法和文学理念。只有在“大文学”视域下，才能为探究现代词学与现代文学之关系架构理论平台，将其放到现代文论的范畴中予以观照，知其共性，也明其自身理论发展的独特之处。
“大文学”视域下的现代词学研究，既可补已有现代文论史书写之不足，亦可观现代学术之演进。一方面，现代文论史的书写基本以新文学理论为主，而忽略了一个显明的事实，现代学者用现代学术理念和方法研究旧体文学，也应当属于现代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词学研究的深入将有助于还原现代时期的文学发展以及文论建构的事实。但目前的研究现状不尽如人意，如果说现代旧体诗词在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已经逐渐得到认可，那么现代词学却依然被排除在现代文论的范畴之外。这样的学科知识盲点无法全面展示现代文论的发展脉络，遮蔽了现代文学理论话语的多元性。以新文学理论代替现代文论，会造成中国旧体诗词理论突然中断的假象，仿佛新文学一产生就独霸文坛。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依旧需要研究现代词学的原因和动力。只有对在现代学术背景下产生，受现代学术影响的现代词学、诗学和曲学等进行重新发掘和理论阐释，才能真正还原或者接近现代文论的原生态。
另一方面，在现代学术史研究中，旧体诗词理论已进入研究视野。王瑶和陈平原曾分别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和《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两书主要以学人研究的方式展现中国文学研究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既涉及新文学的研究，更凸显古典文学研究在进入现代学术阶段所发生的变革。其中论及王国维、俞平伯、吴世昌等现代学人的词学成就，并设专章讨论夏承焘和唐圭璋在现代词学学科发展史中的突出贡献。书中所选之人均在文学观念、学术思想的创新及其研究领域中具有开拓之功，他们既有很好的古典文学修养，同时又以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其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由此可见，现代词学亦是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
现代词学的产生和发展是现代学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把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作为中国学术转型的一个侧面来理解和把握，这样，才可能真正摸到近百年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脉络。”B14在“大文学”的理念下审视现代词学，探究其蜕变的过程、方式及内在动因，一方面可以展现其不同于新文学理论的激进变革方式，实现中国文学研究从传统范式向现代范式的渐进式转化；另一方面可以从现代词学的建立与发展反观中国百年学术史变迁的规律，探究现代学人在整合中西两种学术传统，协调传承传统与应对现实需要两大学术使命的过程中造就的独特学术文化。
注释
①解志熙：《视野·文献·问题·方法——关于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的一点感想》，《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②杨义：《以大文学观重开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新局》，《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③施议对：《百年词学通论》，《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
④曹辛华：《梁启超词学研究述论》，《岱宗学刊》2002年第3期。
⑤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3页。
⑥尹奇岭：《梅社考》，《新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
⑦宋秋敏：《民国时期女性词选的特点和意义》，《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⑧刘扬忠：《本世纪前半期词学观念的变革与词史的编撰》，《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
⑨曾今可：《词的解放运动》，《新时代月刊》1933年第4卷第1期。
⑩陈水云：《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22页。
B11王从仁：《略论中国现代词学的“通变”——兼论胡云翼对现代词学的贡献》，《词学》2007年第18辑。
B12参见曹辛华：《民国词社考论》，《民国词史考论》，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2—131页。
B13韩经太：《考据与阐释——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詞学研究》，《文学遗产》编辑部，黑龙江大学编：《百年学科沉思录：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326页。
B14王瑶：《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小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页。
责任编辑：采 薇
摘 要：将现代文论等同于新文学理论，是现代文论史书写的固有范式。忽略现代文学家对于旧体文学的现代性阐释，则是此研究范式所暴露出的理论盲区。“大文学”观念的提出和演绎，为现代词学研究打开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我们可以立足于现代词学，以“大文学”视域统合现代词学与现代文论。在“大文学”视域下，我们可以从现代美学、政治话语、文学平民化思潮和知识话语生产体系四个理论视角出发，呈现词学现代性的特质，还原现代文论的多重话语资源，重新审视现代词学与现代文学、现代学术发展之关系，进而彰显“大文学”视域下的现代词学研究对于词学史、现代文论史以及现代学术史的理论探索意义。
关键词：大文学；现代文论；现代词学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12-0154-06
一、以“大文学”视域统合现代文论与现代词学
词学，是以“词”这一文学体裁为研究对象而建立的一门专科之学，其研究范围主要涵盖词体、词人、词籍、词论、词史以及词学史等诸多方面。在“词学”前加“现代”，既是对研究对象时间上的限定，更是对其性质的界定。从性质上看，中国现代词学，是相对于传统或者古典词学而言的，即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进程中，词学研究从古典模式向现代学术范式的转换。主要表现为现代词学观念的形成，词学学科的建立，专业词学期刊的创办，词学批评形式的转变，以及中西理论融合的词学批评方法的确立等。从时间上看，现代词学是指自1908年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发表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约40年间的词学发展阶段。《人间词话》将西方现代学术理念与中国传统词学批评相结合，开现代词学之先河，标志着词学研究现代转型的开始。此后的词学研究既有古典词论的延续，也有现代范式的演进，形成相对混杂的话语语境，现代词学则是指具有现代研究范式的词学学术体系。
学界关于现代词学的研究起步较晚，此前虽有相关成果，但尚未自觉。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词学界开始反思过去一个世纪的词学研究，逐步涉及词学理论的现代化问题，并致力于现代词学的研究。这其中以对现代词学家的个案研究最为突出，既探究词学家之间的师承，也展现同辈学者的交往与争锋。除此之外，学者们也倾力于词社、词籍校勘、词学刊物和词史专著等领域的研究。但此类研究多集中于词学学科的内部，主要关注其历时性的发展、比较新旧词学之间的沿革，现代词学时常被剥离在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视域之外，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对其演变过程中共时向度的社会思想文化的整体性考察。尤其是现代词学与现代文学以及现代学术转型之间的多重复杂关系，使现代词学研究游离于现代文论发展史的范围之外，难以有突破性进展。
由于受到现代文学学科固有研究范式的影响，现代文论史的书写也“理所当然”地对现代文论家的旧体诗词理论避而不谈，更关注新文学知识话语的突变和新型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型，将现代文论与新文学理论等同，而忽略了在西方学术思潮冲击下，现代文论家对于古典文论传统的再度阐释与重构。现代文学学科领域的学者极少关注现代旧体诗词理论的新变，因而也造成现代诗学乃至现代文论的部分缺失。当前已有学者开始重新检讨现代诗学的这一理论盲区，解志熙明确提出要区分“中国现代诗学”和“中国新诗理论”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他看来，“中国现代诗学则涵盖了发生在现代中国的所有从现代观点出发的、富于诗学理论意义的诗歌批评和研究”，现代诗学的研究对象“是新诗还是旧诗，是诗还是词，或者散曲，以至于是外国诗还是中国诗，都无碍”①。当下学者的理论倡导为现代诗学乃至现代文论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地，为我们质疑原有现代文论的研究范式，重新组合现代文论的多种理论资源，展现现代文论丰富的话语样态，提供了理论支撑。
当前学界以“大文学”观重新建构现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设想，为统合现代文论和现代词学创造了理论契机。在现代文学学科领域，“大文学”概念的引入伴随着对学科内部危机的反思。首先要对现代文学研究对象扩容。已有的现代文学史忽略了与新文学处在不同层面、不同维度上的通俗小说、文言诗词、传统戏曲，以及少数民族文学，是一种知识上的重大缺失。因此，需要返回原本丰富多样的现代文学场，“必须以大文学观，才能总揽文学纷纭复杂的历史的、审美的文化存在，深入其牵系着人心与文化的内在本质，展现其广阔丰饶的文化地图，揭示其错综纷繁的精神谱系”②。其次要打破學科边界的禁锢。要突破原有“纯文学”观仅仅注重文学审美性的狭隘，把文学研究置于更大的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格局中，并以此扩展文学现代性的内涵，将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延伸到现代报刊与出版、留学生运动和校园思潮、文学中心的迁移、社团流派等领域，涉及文学制度与现代教育之关系，文学书写与政治、战争和经济的牵连，以及雅俗文学的互动等诸多方面。
“大文学”观念的提出和演绎，在两方面为现代词学研究打开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一方面，现代文学逐渐将“现代旧体文学”纳入其研究视域，突破原有现代文论仅仅将新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固有定式，揭示现代文论发展史中的理论盲点，为将词学的现代演进与现代文论的嬗变相勾连搭建理论平台。现代词学成为现代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跳出原有的词学学科视域，在更大的现代文论发展史中对现代词学的价值进行新的阐释和重估，同时实现现代文论话语资源的重组，为还原现代文论的多元发展形态奠定理论基石。另一方面，“大文学史”的理论倡导，也为重新书写现代词学史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在“大文学”视域下展开的现代词学研究，力图将现代词学纳入现代文论史甚至现代学术史之中，这就必然涵盖现代词学与专业词学刊物以及文学报刊、副刊等现代媒体之关系，现代美学观念的崛起与现代词学批评转型之关系，现代词学学科的建立与中国现代学科体系以及现代教育的发展之关系，现代国家意识、民族观念和女性文学话语与现代词学观念新变之关系等方面，以期能够更为接近现代词学发生发展的原生态。
二、“大文学”视域下现代词学研究的四重进路
当下的现代词学研究更多地局限在词学学科的内部，尚未完全展现在现代学术发展的场域下现代词学与其时代学术背景变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尚未充分揭示作为现代文论一部分的现代词学研究与现代文学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样态，未能深度探究词学现代转型背后的动力机制。因此，在“大文学”视域下，我们可以深入探究词学现代转型的四个不同面向作为现代词学研究的出发点，尝试以专题研究的模式重构现代词学研究框架，以此强化词学研究的理论维度，同时辅之以纵向学术史的梳理，揭示现代词学发展的理论复杂性，对于拓展现代词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和理论深度，消除学科壁垒大有裨益。
1.意境·趣味·风格：词学现代性的美学追求
现代词学发生学意义上的现代学术背景，既有西方学术思想的冲击，也有中国传统文论话语自身的裂变。西方美学观念的渗入，为推动古典文论的现代转型提供极有价值的理论参照，尤其是对于王国维词学的影响直接导致现代词学的发生。伴随着经学话语对近现代文论控制力的衰落，美学话语取代经学话语，这种美学话语和经学话语关系的微妙递变，正是现代文论与现代词论转型的重要表征。
首先，可以王国维词学为突破口，梳理围绕《人间词话》所展开的词体美学方面的阐发和论争，以其接受史研究展现现代词学家有关词体美学观念的分歧，以及背后的学术渊源。王国维以“境界”为中心，开创新的词学批评范式③。关于王国维的境界说历来争论不断，我们可以此为切入点考察现代词学家的境界观。例如缪钺、浦江清对王国维“境界”的阐发，任访秋、朱光潜的新解，唐圭璋、夏承焘、詹安泰的质疑，以及顾随在其基础上所提出的“高致”说等，以此呈现在现代文论的发展场域中，持不同文学观念的学人对于境界乃至词体美感特质理解的差异性，反顾现代美学观念在词学话语中的多种面相。
其次，从梁启超的大诗学观出发，探讨其在传统文论与现代美学之间的游移，既注重文学的审美特性，也宣扬其审美功利性的主张，这或许开辟了现代词学发展的主流方向。前期的梁启超更多地是以改良派政治家的身份示人，无论其“小说界革命”还是“诗界革命”，都力求改良政治，改造国民性，振奋民志，正如学者所言“梁启超的‘诗界革命是包含‘词界革命在内的”④，因此其早期包含词论在内的大诗学观，更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功用。后期的梁启超则倾其心力于学术，尤其在文学领域，融贯中西文论，关注文学本身的审美特质。他非常看重对于国民的“趣味教育”⑤，以此实现其以美育改造国民品质的构想。在他看来，文学的本质是“趣味”，文学功能的实现也须以“趣味”为基础，这体现了其改良理念与美学主张的黏合。作为审美感觉的“趣味”的产生，则要靠情感的激发，因此他将中国古典诗、词、曲作为美文，具体分析中国韵文所表现的情感特征，将词纳入大诗学范畴予以统观，以现代美学的观念重新解读古典诗词的文学价值。
最后是对现代词学中词体风格论的总结与辨析。传统词学中历来就有婉约与豪放之争的问题，即婉约词风与豪放词风何者为正，何者为变的问题。现代词学中，也有学者论及此类问题。由于敦煌文献的发掘，可知在民间词兴起之初，豪放词风与婉约词风并行，而非以文人词初兴的婉约词风为正。词学家历来对两种词风的轩轾评判观念不同。晚清民国词学一方面受朱祖谋等人的影响，推崇梦窗词，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则针锋相对，讥嘲梦窗词风，尤在国之危难时，力倡苏辛词风，以豪放词鼓舞士气。在婉约与豪放之外，还有学者将词体风格作更进一步的分类讨论，如詹安泰的《宋词风格流派略谈》，使词体风格的学理研究更为细化，将词风与流派结合而论，也是梳理词史的一种有益思路。
2.国家意识·民族观念·女性话语：词学现代性的政治诉求
虽然西方现代美学观念在中国的“旅行”，直接促使现代词学的产生，但是更早就渗入中国的现代国家与民族观念，则贯穿着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词学发展的始终。从“天下”到“万国”就是对自我的重新审视，由此也开启认识世界和融入世界的漫漫进程，这个过程既涉及政治层面，也包括文学层面。
现代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在现代词学中发挥重要的话语导向作用。现代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之所以很容易就融入中国的文化基因，被中国学者所接受，原因有二：其一，现代时期的中国频遭外来侵略的民族危机，从闭关锁国到开眼观世界，始知国与族之概念，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际，成为时代主题；其二，中国传统文化中本就有士大夫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理想，以及“文以载道”的文学观。而词学中“以经尊词”的传统，恰与现代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的话语相遇合，凸显出词体功能的政治表达，这也是对传统以词为小道观念的再次冲击和反叛。在国家与民族存亡时刻，学者们自觉地将词学观念与民族话语结合起来，在客观上提高了词体的地位，这与为推尊词体而牵强附会的方式大相径庭。现代词学理论与民族和国家话语的结合，主要表现在词学家对于豪放词风的推崇，以及对于南宋爱国词人的宣扬，对于词体激发民族斗志的社会功能的突出。另外，还有词学家通过编选爱国词集，撰写民族词史，以向大众宣传爱国精神。与此同时，我们還需尽可能地考察不同的词学家，由于政治立场的差异和政治环境的变迁，其对于国家观念的不同理解所造成的词学观念的差异，从梁启超到民国时期的词学家，从沦陷区到大后方的词学家，不同的境况自然会呈现出复杂多样的词学主张。
性别观念的变革，是现代政治话语的一部分，在近现代的中国，性别话语更是与国家、民族话语交织在一起。因此，从现代女性文学发展的角度，观照现代词学建构中的性别表征，尽可能展现女词学家理论话语的独特性和时代性，亦是现代词学研究不可缺失的一环。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立，同样需要女性群体的参与和支持，社会舆论以及政治宣传促使女性公民意识觉醒，并带动其加入现代国家体系的建设，包括推动现代文学和文化的转型。西方女权思想随着西方政治理念而传入中国，促使中国女性获得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解放。女性逐渐获得某些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尤其是接受现代教育的权利，这是女性争取自身独立的关键。在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中，培养出一些女性词人和词学家，如冯沅君、沈祖棻、盛静霞以及后来的叶嘉莹等诗词研究专家；在中央大学吴梅、汪东等教授的指导下，王嘉懿、尉素秋、章伯璠、沈祖棻等女学生创立梅社，进行诗词唱和⑥。学院派的女性词学家，专注于词学研究，撰写词学著述。文人词兴起之初，主要由歌姬演唱，多为男子作闺音，造成其柔婉的风格，现代女性词学家对于词的理解更有其独到之处。当时所编选的各种女性词话和女性词选，也是现代词学发展的重要体现。在有些研究者看来，“民国女性词选从现代人文视角强调女性作者的性别特征，并有意将女性书写作为独立的领域来研究考查，这不但是对中国传统女性文学的表彰和总结，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导夫先路，其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之承前启后的价值和意义不容忽视”⑦。
3.进化·白话·民间化：文学平民化思潮与现代词学的演进
文学与文化的平民化是现代性理念的重要表征，一方面冲击了支撑古典文学与文化制度的传统社会的权力等级秩序和政治伦理形态，另一方面破除了古典文化中的精英主义立场，极力缩小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区隔。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实现文学政治性和审美教育的功能性要求，使文学平民化始终是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趋向。从最初文学革命时期的“平民文学”到“左联”提倡的大众文学，从“通俗文艺运动”到“文艺大众化”，虽然“大众”概念的具体内涵多变，但在强调文学的通俗性与平民性方面则有一致之处。伴随着这种文学观念争论的，是有关文学语言表达形式的变革，从初期的白话文运动到“大众语文”，语言变革背后正是文学思想甚至是民族文化思维的转变。这一文学发展的主潮也会自然影响到词学观念的现代转型。
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体通变观，不同于古典词学传统以经学话语推尊词体，而是从文体学意义上确立词体的文学史地位，其后新文学家的文学进化论则更进一步。他们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力倡“活的文学”和“白话文学”，这也触发现代词学观念的新变。以新文学家胡适为主导发动白话文运动，其《白话文学史》以挖掘古人的白话词为其白话文学观张目，作为中学教科书的《词选》贯穿其白话文学的理念，以其在学界的影响推动现代词学的转型。胡云翼《宋词研究》作为中国现代词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词史专著，“完全是五四新文学思想和胡适进化论的‘活文学的词史观影响、指导下的产物”⑧。20世纪30年代，曾今可等人受胡适白话新诗运动的启发，发起“词体解放运动”⑨，主张放宽严苛的词律法则，填词不必用典，以浅近的文言或白话表达现代人的情感等，与胡适最初的《文学改良刍议》一脉相承。而这场词体解放之争，也扩展到对于新诗体创作的探索。
民间文学研究的兴起，是文学平民化思潮的表征方式之一，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词学的研究。敦煌文献的发现，尤其是《云谣集杂曲子》的校释和研究，使词学家对于词的起源问题探讨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此前，传统词学家更多地从文人词出发，或根据外在的文体形式，或为了推尊词体，将词溯源至《诗经》、乐府和唐代五七言诗。在民间文学观念兴起的时代思潮中，词学家多转向词的“民间起源”说，将音乐性与民间性作为词起源必不可少的两个要素，更注重对于民间词的文献考证、校释和解读。对词体起源的重新认识，直接影响着词学家的词体雅俗观，这可与当时新文学家关于文学雅俗之辩的论争相关联。民间歌谣研究和新诗歌谣化运动等文学活动，也展现出韵文再度音乐化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词体的再度赋乐。现代词学家中，龙榆生、叶恭绰创作新体乐歌的尝试，既是对于词体本质特征的召唤，也是在启蒙与救亡的时代话语中，对文学的大众化、通俗性和传播感染力的要求，以此达到文学改造国民性和鼓舞民心的功效。
4.学院·报刊·社团：现代词学知识话语的生产体系
现代文学区别于古典文学的本质特征之一，是知识话语的生产体系不同，无论是文学场域，还是生产主体，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现代教育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是词学研究学院化和学科化的体制基础。陈水云认为“直到1917年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国文学门首设‘词曲课程，并聘请吴梅、刘毓盘这样的词曲专家出任教授，中国词学现代化局面才算是打开了”⑩，词学作为一门专业的学科正式进入现代教育的体制中。《词学季刊》创刊号简要列举了20世纪30年代在高等学校任教的词学教授，如中央大学的吴梅、汪东、王易，中山大学的陈洵等，均在大学讲堂传道授业，培养了大批词学研究学者，推动了现代词学的学院化进程。
现代报刊和出版業的发展，也为现代词学提供了新的生产与传播机制，因此探究现代词学发展与现代期刊、报纸等现代媒介之间的关系，是“大文学”视域下现代词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词学研究的专业期刊尚未出版之时，已有相关报刊发表词学研究的成果。如《青鹤》《国粹学报》等刊物，设专栏发表旧体诗词及理论研究。20世纪30年代，龙榆生创办的《词学季刊》是第一本词学专业期刊，聚集了大批当时最为优秀的词学家，专门发表词作以及和词学相关的研究文章。图书出版也是影响现代词学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现代出版业的发展，是现代文学生产活动的主要方式，其中包括出版发行、图书审查、稿酬制度等诸多方面。胡云翼迫于生活压力在1927—1937十年间出版几十部著述和词选，这些作品考虑市场利益的因素，大多通俗易懂便于传播。但也正如王从仁所言，“‘著书但为稻粱谋并不是胡云翼的个人行为，将写书出版，拿稿费、版税作为衣食父母，应该是‘五四新文学作家和某些学者的普遍行为”B11。这些都反映了当时词学家的生存状态和学术研究的境况。
最后要论及现代词学学术群体的多种组织形态。一是词社。晚清至现代，词人集会结社方兴未艾。在新文学凌厉的攻势下，词社的延续使得词人和词学家们有了归属感。词社的组织者多为大学教授或中小学教师，课堂词学的理论教学与课外创作实践相得益彰，是对现代学科体系中词学教育的重要补充。二是现代词学社团。在现代文学发展中，文学社团是重要推动力量。因此，在对现代词社进行考察时应将现代词学社团单独论述，研究这种新型文人群体的文学活动和理论主张。如模仿南社成立的慎社，以《词学季刊》为中心、以研究词学为要务成立的词学季刊社，还有虞社、瓯社、甲子吟社等B12。此类词社多有词学理论主张，定期发行刊物，具有现代文学社团的属性，可将其置于现代社团发展史中观照，思考传统文人结社如何实现文学公共空间的转型，并探讨其与现代词学格局形成之关系。
上文大致从四个方面勾勒研究现代词学的理论进路。西方现代美学的渗入，及其与中国古典美学观念在词论中的会合，形成不同于传统的词体美学理论，开启了词学的现代转型之路。而近现代以来，启蒙与救亡成为时代主题，现代词学顺应时代语境，表达国家与民族争取独立自强的政治诉求，与此同时，女性文学的发展也构成影响词学现代性的重要因素。新型知识分子为了改造国民性，反叛原有文化及其背后的封建等级制度，创作“活的文学”，掀起文学平民化思潮，这使得原本就属于民间文学组成部分的词，得到现代学者更多的关注和更具现代性的阐释。此外，在现代文化、教育转型的大背景下，词学知识话语从学院、报刊和社团三个层面实现其生产体制的现代性重构。
三、“大文学”视域下现代词学研究的文论史及学术史意义
“大文学”视域下的现代词学研究，对于词学学科本身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现代词学的发生发展与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息息相关，因此从“大文学”的视域出发，是研究现代词学的必经之途。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仅有新文学，现代词学乘着现代文学发展的东风，一样枯木逢春。韩经太在总结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词学研究时，认为在当时词学发展中，除了词学考据的进行，新阐释风格的批评与鉴赏之风也在兴起。而这时，新文学思想也影响着现代词学观念的转变。他将这称为“新文学的阐释立场”，具体而言就是：“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体现新型文学观的阐释视角和阐释方式。一种反贵族情调而倡平民风格，反文以载道而主性灵自由、反古雅典奥而重通俗自然的文学观念，伴随着个性解放所导致的学术话语的个性化自由化，正是这新的阐释活动的一般性特征。”B13也正是随着新文学的发展，词学的研究方法和范式发生了变革，所以需要我们从引起这一观念变革的学术场域和话语语境出发，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词学内部研究，来重新认识现代词学的发生发展，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和探究现代词学的发展理路。但要明确现代词学属于现代文学而非新文学的范畴，是因为新文学本身排斥现代旧体诗词，当然这并不妨碍现代词学引入新文学的研究方法和文学理念。只有在“大文学”视域下，才能为探究现代词学与现代文学之关系架构理论平台，将其放到现代文论的范畴中予以观照，知其共性，也明其自身理论发展的独特之处。
“大文学”视域下的现代词学研究，既可补已有现代文论史书写之不足，亦可观现代学术之演进。一方面，现代文论史的书写基本以新文学理论为主，而忽略了一个显明的事实，现代学者用现代学术理念和方法研究旧体文学，也应当属于现代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词学研究的深入将有助于还原现代时期的文学发展以及文论建构的事实。但目前的研究现状不尽如人意，如果说现代旧体诗词在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已经逐渐得到认可，那么现代词学却依然被排除在现代文论的范畴之外。这样的学科知识盲点无法全面展示现代文论的发展脉络，遮蔽了现代文学理论话语的多元性。以新文学理论代替现代文论，会造成中国旧体诗词理论突然中断的假象，仿佛新文学一产生就独霸文坛。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依旧需要研究现代词学的原因和动力。只有对在现代学术背景下产生，受现代学术影响的现代词学、诗学和曲学等进行重新发掘和理论阐释，才能真正还原或者接近现代文论的原生态。
另一方面，在现代学术史研究中，旧体诗词理论已进入研究视野。王瑶和陈平原曾分别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和《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两书主要以学人研究的方式展现中国文学研究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既涉及新文学的研究，更凸显古典文学研究在进入现代学术阶段所发生的变革。其中论及王国维、俞平伯、吴世昌等现代学人的词学成就，并设专章讨论夏承焘和唐圭璋在现代词学学科发展史中的突出贡献。书中所选之人均在文学观念、学术思想的创新及其研究领域中具有开拓之功，他们既有很好的古典文学修养，同时又以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其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由此可见，现代词学亦是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
现代词学的产生和发展是现代学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把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作为中国学术转型的一个侧面来理解和把握，这样，才可能真正摸到近百年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脉络。”B14在“大文学”的理念下审视现代词学，探究其蜕变的过程、方式及内在动因，一方面可以展现其不同于新文学理论的激进变革方式，实现中国文学研究从传统范式向现代范式的渐进式转化；另一方面可以从现代词学的建立与发展反观中国百年学术史变迁的规律，探究现代学人在整合中西两种学术传统，协调传承传统与应对现实需要两大学术使命的过程中造就的独特学术文化。
注释
①解志熙：《视野·文献·问题·方法——关于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的一点感想》，《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②杨义：《以大文学观重开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新局》，《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③施议对：《百年词学通论》，《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
④曹辛华：《梁启超词学研究述论》，《岱宗学刊》2002年第3期。
⑤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3页。
⑥尹奇岭：《梅社考》，《新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
⑦宋秋敏：《民国时期女性词选的特点和意义》，《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⑧刘扬忠：《本世纪前半期词学观念的变革与词史的编撰》，《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
⑨曾今可：《词的解放运动》，《新时代月刊》1933年第4卷第1期。
⑩陈水云：《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22页。
B11王从仁：《略论中国现代词学的“通变”——兼论胡云翼对现代词学的贡献》，《词学》2007年第18辑。
B12参见曹辛华：《民国词社考论》，《民国词史考论》，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2—131页。
B13韩经太：《考据与阐释——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詞学研究》，《文学遗产》编辑部，黑龙江大学编：《百年学科沉思录：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326页。
B14王瑶：《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小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页。
责任编辑：采 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