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九渊早中晚思想演变考
邓国坤 戴黍
摘 要：陆九渊思想并非始终一贯，实有早中晚之演变。三十岁前为思想萌芽期，向往外王事功，志于著书立说、兼济天下。陆九渊遍读群经，得诸实践，在经学、理学等方面都有新颖独到的见解。然此时理论未定，与中晚年学术思想同异参半，两者不可等同视之。三十岁至四十九岁为成熟期，由外转内，重本轻末。陆九渊以《易经》中举，然仕途受挫，只好投身授徒讲学。由于思想内转、教法多样，引起朱陆之争、禅学之疑。五十岁及其以后为发展期，以孟子学为依归，修正中年之弊，内外兼修，明体达用，重视注经与为政。晚年陆九渊会同于朱熹，两者终成一致。
关键词：陆九渊；朱熹；经学；禅学
中图分类号：B244.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12-0103-05
关于陆九渊的学术思想演变，学界研究得不多。现代学者大多赞同李绂之观点，以为象山学始终一贯，早中晚期无多大的学术思想转变。①或如程敏政、黄宗羲等泛谈早晚，实则以此会同朱陆，乃至以陆附朱，并无对陆九渊早中晚之学术思想演变有完整翔实客观之分析。②其实陆九渊自有早中晚之思想与际遇，其学亦随之有早中晚之演变：盖三十岁前为萌芽期，三十岁至四十九岁为成熟期，五十岁及其以后为发展期，早中晚三期的学术思想有较大的变化。兹做一番象山学演变之考究，不仅能够还原一代哲人学术思想之演变历程，且能还原象山学之客观真相，或能修正象山学界之研究。
此外，此研究也有助于解答象山学研究之若干思想问题。例如朱陆之争，学界一味关注朱子早晚年之学术思想演变，试图以朱和陆。却不知象山晚年之学术思想自有演变，与中年之主内之偏不同，反而与晚年朱子会同。若能全面考察象山学之变，自能对朱陆关系有全面的理解。又如对象山“悟”与“静坐”之质疑，以及对“本心”说的指责，乃至指其为禅学，若能关注象山中年之思想演变与人生经历，结合象山学整体之面貌，探讨此“话语”之背景缘由，则不会有此误读。又如质疑象山不读书、不注经、不事功，若能全面、深入考究象山学之生平及其思想演变，自然可知此乃偏颇之论，从而消弭此争端，还原一真实、可靠之象山学。即就客观研究象山学早中晚之演变，反映哲人学术思想之历史线索，也甚有意趣。考证象山学早中晚年之学术思想演变虽为一基本功夫，却不失为当下象山学研究之新思路，以期提供一些新观点，解决一些旧问题。
一、早年：读经考举、思想萌芽
陆象山终年五十四岁，以三十岁及以前为早年。三十岁至四十九岁为中年，五十岁及其以后为晚年，与朱子早中晚年之划分基本相同。陆九渊天分极高，早年已有所得，此乃学界公认之识。陆九渊早年勤奋学习、有疑有觉③，经学、理学、诗文、政治、军事均有所涉猎。象山整体之学术思想实渊源于此。若论象山之师承，范围甚广，近有陆氏家学，“兄弟自为师友”④，远追程颢等理学大家，乃至渊源孟子，然而究竟以自得为主。此亦是学界常论。
象山学自经学始，以经学终；陆九渊一生读经、注经，不曾停歇，其学处处以经书为依归，晚年更有注经之愿。与言陆九渊为离经轻经者，实为两反，此不能不先说明。据年谱载，陆九渊最早读《论语》《孟子》，十三岁受《礼记》、闻程氏《易传》，十六岁读《春秋》等史书，二十四岁精考《周礼》。⑤对于经学的阐释及其正误，陆九渊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八岁质疑有子话语与孔、孟不类，十三岁再次提出有子之言支离，孔子之言简易。又谓小程子之《易传》支离，并且以简易之话语“无我”“无物”释《易经》，使得兄长复斋先生大喜。后来与朱熹鹅湖之会的“易简”说可追溯于此。而对《易经》的早慧可延伸至后来以《易经》中举及注释《易经》，阐发易理。
在象山著作中，随处可见陆九渊引用经书，注释经书之话语，此无偏见者自能见之。而陆九渊与朱熹争论《易经》之“极”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注释，亦已广为人知。陆九渊晚年仍要注经，因知荆门军不得不止。⑥今人研究象山之经学思想之作品愈多，亦可为佐证之一。至于“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之说，实在中年之一偶然话语，自有其话语背景，实非今人之“不注经典，轻视经典”的理解，今人已有所辩证⑦，此不多言。
此外，早年象山学得诸实践者匪浅。陆氏家族聚居，陆九渊幼年便耳闻目染，稍长持家断务，践行义理，磨炼德性，从中感悟良多。后来象山不重视空谈义理，不唯读书，而推崇实践，或源于此。此后陆九渊留心国事，非常注意“外王”之事业。陆九渊自称少年身体不好，手足未尝温暖⑧，但在十三岁时，陆九渊已经有志于圣人之学。然而学圣人之学为何？在谈论自己不喜好的科举之时，陆九渊已经立志“达则与庙堂群公，还五服之地，使尧舜之化复于斯民”⑨。或许是志向之于陆九渊思想之重大影响，中年陆九渊教学时首先要求辨志。读书至靖康之耻时，陆九渊深有所感，在十六岁时学习弓马骑射，在考科举时修习治国之道。修习弓马与治国之策的心得，在陆九渊后来知荆门军时，充分体现了出来。
然而早年之象山思想未定、学术未成，其成熟期在中年以后，切不可将早年之话语奉为象山之定论。世人往往只关注其十三岁的“心同理同”之说，且将其与中晚年之“本心”相提并论，以为象山学已成熟于此。此乃大大之谬误。“心同理同”之说实自陆九渊幼时思考宇宙之问题。而此时之宇宙研究实乃一宇宙学，或者称为物理学。稍后，他从宇宙学转而为伦理学，探讨人在宇宙间的地位，以及人与宇宙之关系。由于资料有限，陆九渊是如何完成这个思路转折并未明白。但是陆九渊一生的学术思想并未脱离“宇宙”二字，这也是值得注意的。近年来，学界认为陆九渊的“心同理同”并非本体学，或者唯心主义世界观⑩，对当下的唯心主义说法产生了冲击。众所周知，象山此时的“心”或者“宇宙之心”，應该为象山中年的“本心”说提供了一定的基础。然而这种类似的说法，在宋明学人之中非常常见，毕竟此发源于孟子之“本心”说，且在北宋已有所论述。以陆九渊之话语与前人比较，几为“复制”之语；或是象山诵读前人书而有感发。今人自不必太过重视之。且三十岁以前的象山并没有对此展开进一步的阐发，更没有提出“本心”这个说法，就此断定十三岁的象山与三十七岁的象山（学人普遍观念中的象山学）学术思想相同，是难以成立的。
除了“心同理同”说外，三十岁以前的象山还有与成熟的象山有许多不一样的思想观点。比如，象山此时仍旧有“传心”“传道”的思想。在中年的鹅湖之会时，陆九渊不同意其兄的“千圣相传只此心”，改为“欺人千古不磨心”，实质是“传心”与“本心”的区别。传心是外在的，口耳相传的，而本心自根自本的。早年之象山有《大人诗》：“万古不传音，吾当为君宣”，实质上就是“传心”“传道”之意。可见象山早年思想未定，学术未成。且此时之象山还好读书著述，曰“讲习岂无乐，鑽磨未有崖……酒可陶吾性，诗堪述所怀”B11，又曰“穷则与山林之士，约六经之旨，使孔孟之言复闻于学者”B12；所谓讲习，乃是博学、审问、明辨、笃行，而以诗述怀，使孔孟之言复闻，乃有著书立说之意。
总而言之，早年之象山与其他宋明学人一样，勤奋好学，立足实践，涉猎甚广，立志于报效国家，穷则著书立说，达则兼济天下。然而早年之象山理论未定，学术未成，思想呈现出混杂、矛盾的现象，不可与中晚年之象山等同视之。
二、中年：授徒讲学、由外转内
中年陆九渊之学术也从《易经》开始。经过精细研习，陆九渊于三十三岁以《易经》参加乡举，并于隔年春试南宫，并赐同进士出身。必须指出，《易经》对于陆九渊的学术思想影响甚大，尤其是中年之象山。除了科举一战成名，后来与朱熹辩论，均可见《易经》之身影。鹅湖之会上的简易之说，也出自《易经》；会上陆九渊“本心”说解释《易》的九卦，也是博得一片喝彩。此外，与朱熹辩论无极太极时，解释《易经》之“极”与“一阴一阳谓之道”，更符合历史传统，获得许多学人的赞赏。B13此外，陆九渊在国学讲授《春秋》，阐述太極与阴阳、礼仪与人心等问题时，也往往涉及《易经》之思想，或以《易经》作为理论根基。纵观整个象山学，《易经》在陆九渊构建伦理学乃至本体学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陆九渊有本体学的话。
中年陆九渊首先提出“内外合，体用备”B14的思想，然而科举成名的陆九渊并没有得君行道，实现自己兼济天下的志向。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说法，陆九渊与朱熹一样，在“外王”上具有同样的目的。B15在受到多次推荐的情况下，陆九渊担任过国子正、敕令删定官、献官等职，但没有多大的建树。最能够接近皇帝，倾诉所学、施展愿望的轮对亦没有结果。客观而言，此时陆九渊治国之策没有引起皇帝的重视，侧面反映了此时的政治思想尚未成熟，或起码证明了陆九渊不适合在庙堂运筹。
外王事业没有机会，对于陆九渊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此后，陆九渊投身于授徒讲学之中。陆九渊以讲学闻名于世，如浙东讲学、槐堂讲学、白鹿讲学、象山讲学。讲学教授对中年陆九渊的思想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引来了许多争议，例如禅学教法、缺少道问学、缺少对外王事功的关注等。究其原因，一者要让学生简易、生动地接受学说，会让陆九渊运用别出心裁、不拘一格的教法，乃至是禅学的教法；二者面对不同的学生，要因材施教，因此产生了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教法，兼容三教之学；三者因为授徒讲学的缘故，更多地关心道德修养，也就是“尊德性”，少了对外王事功的关注。而且象山教学面向社会大众，使不识一字之人也能堂堂正正做一个人。事实上，象山讲众确有不识字之农民，因此不能过分重视道问学之功夫。
陆九渊最著名的教学始于杨慈湖。陆九渊初始按照传统教学模式，以“道问学”的形式教授杨简，但是杨简始终不明白本心为何物。如此数次后，陆九渊不得已以杨简刚断的案子“扇讼”启发杨简。这次教学使得杨简迅速简便地悟道，但同时对于陆九渊也应该是极大的启发。因为传统的“道问学”的办法并不能使学生悟道，哪怕是杨简这样的熟读经书的进士。于是陆九渊开启了新的教学办法，并且不拘一格。在教读书无得的詹阜民时，谈到了“静坐”；在教学习礼记的周伯熊时，与朱子一样谈到了“九容”；教詹子南时，谈到了读书；在教热心科举的傅子渊时，谈到了辨志。可见陆九渊教授学生因材施教，教法多样，使得学生各有所得，简易悟道。但在批评者看来，静坐、体悟与禅学功夫有许多相似之处。此外，这些门人以自己所得告诉朱子时，或者某些门人自身的似禅学说为朱子闻知，便使得朱子产生了一种象山学为禅学的错觉。B16当然，陆九渊自言读过佛经，与僧人也有所交往应酬，也足以致人口舌。殊不知陆九渊并没有全面、正式地阐释自己的学术思想，如有的话，应不会有此质疑。而且朱陆会面的谈论之中，绝没有此种“禅与非禅”的争论。以此论之，陆九渊何以“尊德性”为先与“涉禅”的问题，应该结合陆九渊从外王事业受挫、转而投身授徒教学的心路经历去理解。
中年之陆九渊可谓学术有成，且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基调，自谓“读孟子自得”。宋人尊孟，以为道统之所在，象山自以为学接孟子，可见其自信与期望。尊德性与道问学始于子思，是为诚明两途，而后孟子尽心，而知性，而知天，而兼济天下。陆九渊师法孟子，自然先尊德性而后道问学，甚至产生了“人孰无心，道不外索”B17的极端之论。而这个学说也为阳明所继承。此时的陆九渊自然会与朱熹有较大的分歧。平心而论，朱熹此时既尊德性也重道问学，两者并重，似无弊端。然而资质中庸之平常人若以朱子之法进学，难免有支离之病，此亦不容讳言。而陆九渊由外转内，且重视教学悟道，自然更重视尊德性的问题。然而尊德性的同时，陆九渊并没有忽视道问学。如四十二岁训斥门人时，强调“躬行实践、读圣贤书”B18；四十四岁的《与刘深父》，提出“非假外物”的同时，强调“开卷读书”和“训诂章句”，进德修业并举B19。在与朱子辩论无极与太极时，更重视明道行道的君子士大夫之职。B20
中年象山之论，简易迅捷，别开新径，一鸣惊人，于朱子之观点是一纠正，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与赏识。乃至朱子也能以此为鉴，不会过多偏于道问学。陆九渊此时之最大贡献，是让超凡入圣成为可能，而不需要文化学术等前提条件。事实上，陆九渊之宗旨似乎更符合宋明儒学之传统。B21值得指出，陆九渊此时的思想自然能在早年“心同理同”说中找到根据，但同时也是陆九渊自身因缘际会、思想发展的结果。
三、晚年：注经行道、内外兼修
学界好论朱子晚年之论，却不知象山也有晚年之论。晚年之象山一改中年之学风，内外兼修，再无偏颇之弊。须知晚年象山最大的两件事，一是要注经立说，二是要处理荆门军政，此两者皆侧重外王事业，可见其当时的心境与思想已有所转变。实则晚年陆九渊之学术思想已与朱子无大异，若能哲人多寿，自能会同一致。但以陆九渊晚年之生平与文献而言，已能见其会同之规模与梗要。
晚年陆九渊十分重视经学及其注释，不可为“六经注我”之言蒙蔽。陆九渊论经学，有“须先精看古注”B22之论。在讲学行文中处处解释经学，多次提出了“注经”的想法。考其原因，乃是“后世学绝道丧，异端邪说充塞弥满，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与世间凡庸恣情纵欲之人均其陷溺，此岂非以学术杀天下哉？”B23晚年陆九渊敏锐地感受到“异端邪说”对天下的危害。而此祸害的根源，无疑是诸多离经叛道之学说盛行，许多人不能真切领悟圣人之经学。陆九渊认为：“《春秋》之亡久矣，《春秋》之谬，尤甚于诸经也。”B24又提出：“在《尚书》，今人多读，未必晓其大义。”B25又曰：“观《春秋》、《易》、《诗》、《书》经圣人手，则知编《论语》者亦有病。”B26事实上，后世对“六经”诸多阐释，纷争不断，难有公论，宋明诸儒也是如此。有见及此，陆九渊立志于注经立说，澄清天下，便合情合理了。
因此五十岁时，陆九渊在象山讲经B27，《与赵泳道》论著书之条件，《与陶赞仲》提出“发易数之大端”B28，五十一岁时，“始欲著书，尝言诸儒说春秋之谬尤甚于诸经，将先作传。值得守荆之命而不果”B29。但是在五十四岁时，“更定图书，与今世所传者不同，所以复古书之久也”B30。可见，陆九渊已非早中年之思想，虽然仍持“本心”之说，却也十分重视道问学，与朱子一样要著书立说，与宋明学者一样要注经。可见象山学自经学始，也以经学终。而之所以选《春秋》，一是如上述谬误最甚，二应该是《春秋》经圣人增删，最能直接体现圣人思想，而陆九渊自身也曾教授《春秋》，颇有心得，所以陆九渊最先注《春秋》经。但按照年谱而言，陆九渊应该不会止步于注释《春秋》，所谓“先”，那应该还有“后”，注述其他经书。又《年谱》载有“论传道”一目，述说道统之传续。他认为程朱等人虽有所成，然不能继孔孟之统，而象山自己也有自传道统之意。此可为注经之原因，也可为注经之目的。
然而陆九渊首先注《春秋》，应该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春秋》与《尚书》皆为涉及政治之经，可供治国理政之用。如《宋元学案》云，宋人孙复称《易经》明圣人之心，《春秋》载圣人之用。晚年陆九渊因受命知荆门军，终于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经世之愿。五十二岁自云“得时行道”之志。B31要论陆九渊经世观，或者曰政治思想，我们要考察其五十岁时的《荆国公王文公祠堂记》。据象山自述，此乃“明道”之文，万世不易。而此文实实在在乃是明道行道的政治文章。从此文开始，直到逝世于荆门军任上，经世致用始终是晚年陆九渊关注的重要内容。若以陆九渊生平言之，此亦是陆九渊早年之志，贯穿于陆九渊一生之思想线索，虽于重内的中年亦未曾忘却。陆九渊求学是为了经世，明体是为了达用。此于晚年陆九渊体现得尤为明显。
陆九渊晚年的政治思想，乃是陆九渊毕生学术思想发展之集大成，根源可追溯至《易经》《春秋》《尚书》《孟子》等书。且陆九渊的政治思想与其理学思想是一致的，依循是“心—身—家—国”的进路，提倡简易之政。因此他批评王安石学未见道，不能本诸人心，不为简易而为支离繁复之政。晚年陆九渊依然秉持“本心”说，曰“在天曰仁义，在地曰刚柔，在人曰仁义。仁义者，人之本心”B32。在象山讲学时，“非徒讲经也，启发人本心也”B33。陆九渊五十四岁荆门军任上，讲《尚书》洪范中的“皇极”之义，也重视发明本心。但是单单重视本心，并不能处理纷繁复杂变化的社会现实问题，因为本心只是一个天理良知，只是一个大体，“须是下及物功夫，则随大随小有济”B34，同时也提出“此道本日用常行”，不必“张大声势”B35。也只有如此，才能“内外合，体用备”B36，在本心既明的情况下，随处发用，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去处理荆门军政。
在具体处理荆门军政时，陆九渊也能够体现这种内外合一、体用兼明的政治思想，例如简化诉讼程序、减免税收、允许下属自由建言、大兴讲学教化等。此外，陆九渊还因地制宜，迅速修筑荆门城墙，与军民勠力同心，节省不少人力物力。这些普惠百姓的举措均能体现陆九渊的政治思想。因此，研究陆九渊晚年的学术思想，不能单凭其论学之书信，更要结合陆九渊之晚年事迹、政治行为，方能全面地评价其晚年注经与行道之内涵，方能梳理其从先内后外到内外合一的转变历程。此乃陆九渊之晚年定论，与朱熹之晚年定论若合符契。今人研究朱陆异同，切不可忽之轻之。遗憾的是，陆九渊在荆门军上一年多便离世，朱陆终究未能在书信言语上同一。
四、总结
总而言之，陆九渊一生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早年为学术思想萌芽期，天资聪颖的陆九渊读经求学，习弓马政事，既有志于圣人之道，也从事于外王之功。此时在经学、理学等方面都有独到且新颖的观点，为中晚年的学术思想奠定基础。中年为学术思想成熟期，此时陆九渊虽中科举，却不能一展抱负，只能投身于授徒讲学。其学术思想也逐渐由外转内，先尊德性而后道问学，在教学上不拘一格教授学生，引发了許多争议。晚年为学术思想发展期，此时陆九渊内外兼修，体用一源，既明德性之教，更重外王之业，不但讲经注经，而且奋身军政，为黎民百姓谋福利。
对象山学演变之考察，夙可为象山学之若干问题提供新的解答。第一，象山学与经学相始终，陆九渊由经学入手，一生讲经、注经，而经学也为象山学奠定了本体学、伦理学等学术基础。第二，陆九渊的思想早中晚有三大变，早年不能与中年等同视之，晚年修正中年之弊，明体达用，内外兼修，以注经与从政为务，与朱子会同。第三，关于象山学之争议，如禅学之职责、朱陆之争、不读书、不著书等，多发于陆九渊中年之特殊经历与思想。而陆九渊因仕途受挫，授徒讲学，以使人悟道为主，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实有先内后外、重德性而轻问学之特点，然在晚年已有改正。今人应做同情之理解，不可断章取义。第四，陆九渊中年之学术思想虽有争议，却能修正朱子支离之弊，简易直接，重振儒学宗旨。
注释
①李绂：《朱子晚年全论》，中华书局，2000年，第1页。
②④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连华点校：《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第1885—1888、1869页。
③⑤⑥⑨B11B12B27B32B33袁變等编集：《象山陆先生年谱卷上》，宝祐丙辰本。
⑦朱人求：《正确理解“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郑晓江主编：《六经注我——象山学术及江右思想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83—287页。
⑧B14B17B18B19B20B22B23B24B25B26B28B29B30B31B34B35B36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4年，第135、341、64、85、34—35、26、408、4、405、285、434、193、506、510、134、436、437、341页。
⑩陆九渊非唯心主义者的观点主要见于外国Robert Wallace Foster的Differentiating rightness from profit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lu jiuyuan（1139—1193），Philip J. Ivanhoe的Lu xiangshan's ethical philosophy等著作，以及国内《陆九渊非唯心主义》《陆象山没有唯心主义认识论》等文章。但是仍旧有许多支持陆九渊为唯心主义者的说法存在。
B13[日]岛田虔次：《朱子学与阳明学》，蒋国宝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74页。
B15[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第441页。
B16李绂：《朱子晚年全论》，中华书局，2000年，序言。
B21钱穆：《朱子新学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0年，第146页。
责任编辑：涵 含
摘 要：陆九渊思想并非始终一贯，实有早中晚之演变。三十岁前为思想萌芽期，向往外王事功，志于著书立说、兼济天下。陆九渊遍读群经，得诸实践，在经学、理学等方面都有新颖独到的见解。然此时理论未定，与中晚年学术思想同异参半，两者不可等同视之。三十岁至四十九岁为成熟期，由外转内，重本轻末。陆九渊以《易经》中举，然仕途受挫，只好投身授徒讲学。由于思想内转、教法多样，引起朱陆之争、禅学之疑。五十岁及其以后为发展期，以孟子学为依归，修正中年之弊，内外兼修，明体达用，重视注经与为政。晚年陆九渊会同于朱熹，两者终成一致。
关键词：陆九渊；朱熹；经学；禅学
中图分类号：B244.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12-0103-05
关于陆九渊的学术思想演变，学界研究得不多。现代学者大多赞同李绂之观点，以为象山学始终一贯，早中晚期无多大的学术思想转变。①或如程敏政、黄宗羲等泛谈早晚，实则以此会同朱陆，乃至以陆附朱，并无对陆九渊早中晚之学术思想演变有完整翔实客观之分析。②其实陆九渊自有早中晚之思想与际遇，其学亦随之有早中晚之演变：盖三十岁前为萌芽期，三十岁至四十九岁为成熟期，五十岁及其以后为发展期，早中晚三期的学术思想有较大的变化。兹做一番象山学演变之考究，不仅能够还原一代哲人学术思想之演变历程，且能还原象山学之客观真相，或能修正象山学界之研究。
此外，此研究也有助于解答象山学研究之若干思想问题。例如朱陆之争，学界一味关注朱子早晚年之学术思想演变，试图以朱和陆。却不知象山晚年之学术思想自有演变，与中年之主内之偏不同，反而与晚年朱子会同。若能全面考察象山学之变，自能对朱陆关系有全面的理解。又如对象山“悟”与“静坐”之质疑，以及对“本心”说的指责，乃至指其为禅学，若能关注象山中年之思想演变与人生经历，结合象山学整体之面貌，探讨此“话语”之背景缘由，则不会有此误读。又如质疑象山不读书、不注经、不事功，若能全面、深入考究象山学之生平及其思想演变，自然可知此乃偏颇之论，从而消弭此争端，还原一真实、可靠之象山学。即就客观研究象山学早中晚之演变，反映哲人学术思想之历史线索，也甚有意趣。考证象山学早中晚年之学术思想演变虽为一基本功夫，却不失为当下象山学研究之新思路，以期提供一些新观点，解决一些旧问题。
一、早年：读经考举、思想萌芽
陆象山终年五十四岁，以三十岁及以前为早年。三十岁至四十九岁为中年，五十岁及其以后为晚年，与朱子早中晚年之划分基本相同。陆九渊天分极高，早年已有所得，此乃学界公认之识。陆九渊早年勤奋学习、有疑有觉③，经学、理学、诗文、政治、军事均有所涉猎。象山整体之学术思想实渊源于此。若论象山之师承，范围甚广，近有陆氏家学，“兄弟自为师友”④，远追程颢等理学大家，乃至渊源孟子，然而究竟以自得为主。此亦是学界常论。
象山学自经学始，以经学终；陆九渊一生读经、注经，不曾停歇，其学处处以经书为依归，晚年更有注经之愿。与言陆九渊为离经轻经者，实为两反，此不能不先说明。据年谱载，陆九渊最早读《论语》《孟子》，十三岁受《礼记》、闻程氏《易传》，十六岁读《春秋》等史书，二十四岁精考《周礼》。⑤对于经学的阐释及其正误，陆九渊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八岁质疑有子话语与孔、孟不类，十三岁再次提出有子之言支离，孔子之言简易。又谓小程子之《易传》支离，并且以简易之话语“无我”“无物”释《易经》，使得兄长复斋先生大喜。后来与朱熹鹅湖之会的“易简”说可追溯于此。而对《易经》的早慧可延伸至后来以《易经》中举及注释《易经》，阐发易理。
在象山著作中，随处可见陆九渊引用经书，注释经书之话语，此无偏见者自能见之。而陆九渊与朱熹争论《易经》之“极”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注释，亦已广为人知。陆九渊晚年仍要注经，因知荆门军不得不止。⑥今人研究象山之经学思想之作品愈多，亦可为佐证之一。至于“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之说，实在中年之一偶然话语，自有其话语背景，实非今人之“不注经典，轻视经典”的理解，今人已有所辩证⑦，此不多言。
此外，早年象山学得诸实践者匪浅。陆氏家族聚居，陆九渊幼年便耳闻目染，稍长持家断务，践行义理，磨炼德性，从中感悟良多。后来象山不重视空谈义理，不唯读书，而推崇实践，或源于此。此后陆九渊留心国事，非常注意“外王”之事业。陆九渊自称少年身体不好，手足未尝温暖⑧，但在十三岁时，陆九渊已经有志于圣人之学。然而学圣人之学为何？在谈论自己不喜好的科举之时，陆九渊已经立志“达则与庙堂群公，还五服之地，使尧舜之化复于斯民”⑨。或许是志向之于陆九渊思想之重大影响，中年陆九渊教学时首先要求辨志。读书至靖康之耻时，陆九渊深有所感，在十六岁时学习弓马骑射，在考科举时修习治国之道。修习弓马与治国之策的心得，在陆九渊后来知荆门军时，充分体现了出来。
然而早年之象山思想未定、学术未成，其成熟期在中年以后，切不可将早年之话语奉为象山之定论。世人往往只关注其十三岁的“心同理同”之说，且将其与中晚年之“本心”相提并论，以为象山学已成熟于此。此乃大大之谬误。“心同理同”之说实自陆九渊幼时思考宇宙之问题。而此时之宇宙研究实乃一宇宙学，或者称为物理学。稍后，他从宇宙学转而为伦理学，探讨人在宇宙间的地位，以及人与宇宙之关系。由于资料有限，陆九渊是如何完成这个思路转折并未明白。但是陆九渊一生的学术思想并未脱离“宇宙”二字，这也是值得注意的。近年来，学界认为陆九渊的“心同理同”并非本体学，或者唯心主义世界观⑩，对当下的唯心主义说法产生了冲击。众所周知，象山此时的“心”或者“宇宙之心”，應该为象山中年的“本心”说提供了一定的基础。然而这种类似的说法，在宋明学人之中非常常见，毕竟此发源于孟子之“本心”说，且在北宋已有所论述。以陆九渊之话语与前人比较，几为“复制”之语；或是象山诵读前人书而有感发。今人自不必太过重视之。且三十岁以前的象山并没有对此展开进一步的阐发，更没有提出“本心”这个说法，就此断定十三岁的象山与三十七岁的象山（学人普遍观念中的象山学）学术思想相同，是难以成立的。
除了“心同理同”说外，三十岁以前的象山还有与成熟的象山有许多不一样的思想观点。比如，象山此时仍旧有“传心”“传道”的思想。在中年的鹅湖之会时，陆九渊不同意其兄的“千圣相传只此心”，改为“欺人千古不磨心”，实质是“传心”与“本心”的区别。传心是外在的，口耳相传的，而本心自根自本的。早年之象山有《大人诗》：“万古不传音，吾当为君宣”，实质上就是“传心”“传道”之意。可见象山早年思想未定，学术未成。且此时之象山还好读书著述，曰“讲习岂无乐，鑽磨未有崖……酒可陶吾性，诗堪述所怀”B11，又曰“穷则与山林之士，约六经之旨，使孔孟之言复闻于学者”B12；所谓讲习，乃是博学、审问、明辨、笃行，而以诗述怀，使孔孟之言复闻，乃有著书立说之意。
总而言之，早年之象山与其他宋明学人一样，勤奋好学，立足实践，涉猎甚广，立志于报效国家，穷则著书立说，达则兼济天下。然而早年之象山理论未定，学术未成，思想呈现出混杂、矛盾的现象，不可与中晚年之象山等同视之。
二、中年：授徒讲学、由外转内
中年陆九渊之学术也从《易经》开始。经过精细研习，陆九渊于三十三岁以《易经》参加乡举，并于隔年春试南宫，并赐同进士出身。必须指出，《易经》对于陆九渊的学术思想影响甚大，尤其是中年之象山。除了科举一战成名，后来与朱熹辩论，均可见《易经》之身影。鹅湖之会上的简易之说，也出自《易经》；会上陆九渊“本心”说解释《易》的九卦，也是博得一片喝彩。此外，与朱熹辩论无极太极时，解释《易经》之“极”与“一阴一阳谓之道”，更符合历史传统，获得许多学人的赞赏。B13此外，陆九渊在国学讲授《春秋》，阐述太極与阴阳、礼仪与人心等问题时，也往往涉及《易经》之思想，或以《易经》作为理论根基。纵观整个象山学，《易经》在陆九渊构建伦理学乃至本体学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陆九渊有本体学的话。
中年陆九渊首先提出“内外合，体用备”B14的思想，然而科举成名的陆九渊并没有得君行道，实现自己兼济天下的志向。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说法，陆九渊与朱熹一样，在“外王”上具有同样的目的。B15在受到多次推荐的情况下，陆九渊担任过国子正、敕令删定官、献官等职，但没有多大的建树。最能够接近皇帝，倾诉所学、施展愿望的轮对亦没有结果。客观而言，此时陆九渊治国之策没有引起皇帝的重视，侧面反映了此时的政治思想尚未成熟，或起码证明了陆九渊不适合在庙堂运筹。
外王事业没有机会，对于陆九渊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此后，陆九渊投身于授徒讲学之中。陆九渊以讲学闻名于世，如浙东讲学、槐堂讲学、白鹿讲学、象山讲学。讲学教授对中年陆九渊的思想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引来了许多争议，例如禅学教法、缺少道问学、缺少对外王事功的关注等。究其原因，一者要让学生简易、生动地接受学说，会让陆九渊运用别出心裁、不拘一格的教法，乃至是禅学的教法；二者面对不同的学生，要因材施教，因此产生了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教法，兼容三教之学；三者因为授徒讲学的缘故，更多地关心道德修养，也就是“尊德性”，少了对外王事功的关注。而且象山教学面向社会大众，使不识一字之人也能堂堂正正做一个人。事实上，象山讲众确有不识字之农民，因此不能过分重视道问学之功夫。
陆九渊最著名的教学始于杨慈湖。陆九渊初始按照传统教学模式，以“道问学”的形式教授杨简，但是杨简始终不明白本心为何物。如此数次后，陆九渊不得已以杨简刚断的案子“扇讼”启发杨简。这次教学使得杨简迅速简便地悟道，但同时对于陆九渊也应该是极大的启发。因为传统的“道问学”的办法并不能使学生悟道，哪怕是杨简这样的熟读经书的进士。于是陆九渊开启了新的教学办法，并且不拘一格。在教读书无得的詹阜民时，谈到了“静坐”；在教学习礼记的周伯熊时，与朱子一样谈到了“九容”；教詹子南时，谈到了读书；在教热心科举的傅子渊时，谈到了辨志。可见陆九渊教授学生因材施教，教法多样，使得学生各有所得，简易悟道。但在批评者看来，静坐、体悟与禅学功夫有许多相似之处。此外，这些门人以自己所得告诉朱子时，或者某些门人自身的似禅学说为朱子闻知，便使得朱子产生了一种象山学为禅学的错觉。B16当然，陆九渊自言读过佛经，与僧人也有所交往应酬，也足以致人口舌。殊不知陆九渊并没有全面、正式地阐释自己的学术思想，如有的话，应不会有此质疑。而且朱陆会面的谈论之中，绝没有此种“禅与非禅”的争论。以此论之，陆九渊何以“尊德性”为先与“涉禅”的问题，应该结合陆九渊从外王事业受挫、转而投身授徒教学的心路经历去理解。
中年之陆九渊可谓学术有成，且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基调，自谓“读孟子自得”。宋人尊孟，以为道统之所在，象山自以为学接孟子，可见其自信与期望。尊德性与道问学始于子思，是为诚明两途，而后孟子尽心，而知性，而知天，而兼济天下。陆九渊师法孟子，自然先尊德性而后道问学，甚至产生了“人孰无心，道不外索”B17的极端之论。而这个学说也为阳明所继承。此时的陆九渊自然会与朱熹有较大的分歧。平心而论，朱熹此时既尊德性也重道问学，两者并重，似无弊端。然而资质中庸之平常人若以朱子之法进学，难免有支离之病，此亦不容讳言。而陆九渊由外转内，且重视教学悟道，自然更重视尊德性的问题。然而尊德性的同时，陆九渊并没有忽视道问学。如四十二岁训斥门人时，强调“躬行实践、读圣贤书”B18；四十四岁的《与刘深父》，提出“非假外物”的同时，强调“开卷读书”和“训诂章句”，进德修业并举B19。在与朱子辩论无极与太极时，更重视明道行道的君子士大夫之职。B20
中年象山之论，简易迅捷，别开新径，一鸣惊人，于朱子之观点是一纠正，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与赏识。乃至朱子也能以此为鉴，不会过多偏于道问学。陆九渊此时之最大贡献，是让超凡入圣成为可能，而不需要文化学术等前提条件。事实上，陆九渊之宗旨似乎更符合宋明儒学之传统。B21值得指出，陆九渊此时的思想自然能在早年“心同理同”说中找到根据，但同时也是陆九渊自身因缘际会、思想发展的结果。
三、晚年：注经行道、内外兼修
学界好论朱子晚年之论，却不知象山也有晚年之论。晚年之象山一改中年之学风，内外兼修，再无偏颇之弊。须知晚年象山最大的两件事，一是要注经立说，二是要处理荆门军政，此两者皆侧重外王事业，可见其当时的心境与思想已有所转变。实则晚年陆九渊之学术思想已与朱子无大异，若能哲人多寿，自能会同一致。但以陆九渊晚年之生平与文献而言，已能见其会同之规模与梗要。
晚年陆九渊十分重视经学及其注释，不可为“六经注我”之言蒙蔽。陆九渊论经学，有“须先精看古注”B22之论。在讲学行文中处处解释经学，多次提出了“注经”的想法。考其原因，乃是“后世学绝道丧，异端邪说充塞弥满，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与世间凡庸恣情纵欲之人均其陷溺，此岂非以学术杀天下哉？”B23晚年陆九渊敏锐地感受到“异端邪说”对天下的危害。而此祸害的根源，无疑是诸多离经叛道之学说盛行，许多人不能真切领悟圣人之经学。陆九渊认为：“《春秋》之亡久矣，《春秋》之谬，尤甚于诸经也。”B24又提出：“在《尚书》，今人多读，未必晓其大义。”B25又曰：“观《春秋》、《易》、《诗》、《书》经圣人手，则知编《论语》者亦有病。”B26事实上，后世对“六经”诸多阐释，纷争不断，难有公论，宋明诸儒也是如此。有见及此，陆九渊立志于注经立说，澄清天下，便合情合理了。
因此五十岁时，陆九渊在象山讲经B27，《与赵泳道》论著书之条件，《与陶赞仲》提出“发易数之大端”B28，五十一岁时，“始欲著书，尝言诸儒说春秋之谬尤甚于诸经，将先作传。值得守荆之命而不果”B29。但是在五十四岁时，“更定图书，与今世所传者不同，所以复古书之久也”B30。可见，陆九渊已非早中年之思想，虽然仍持“本心”之说，却也十分重视道问学，与朱子一样要著书立说，与宋明学者一样要注经。可见象山学自经学始，也以经学终。而之所以选《春秋》，一是如上述谬误最甚，二应该是《春秋》经圣人增删，最能直接体现圣人思想，而陆九渊自身也曾教授《春秋》，颇有心得，所以陆九渊最先注《春秋》经。但按照年谱而言，陆九渊应该不会止步于注释《春秋》，所谓“先”，那应该还有“后”，注述其他经书。又《年谱》载有“论传道”一目，述说道统之传续。他认为程朱等人虽有所成，然不能继孔孟之统，而象山自己也有自传道统之意。此可为注经之原因，也可为注经之目的。
然而陆九渊首先注《春秋》，应该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春秋》与《尚书》皆为涉及政治之经，可供治国理政之用。如《宋元学案》云，宋人孙复称《易经》明圣人之心，《春秋》载圣人之用。晚年陆九渊因受命知荆门军，终于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经世之愿。五十二岁自云“得时行道”之志。B31要论陆九渊经世观，或者曰政治思想，我们要考察其五十岁时的《荆国公王文公祠堂记》。据象山自述，此乃“明道”之文，万世不易。而此文实实在在乃是明道行道的政治文章。从此文开始，直到逝世于荆门军任上，经世致用始终是晚年陆九渊关注的重要内容。若以陆九渊生平言之，此亦是陆九渊早年之志，贯穿于陆九渊一生之思想线索，虽于重内的中年亦未曾忘却。陆九渊求学是为了经世，明体是为了达用。此于晚年陆九渊体现得尤为明显。
陆九渊晚年的政治思想，乃是陆九渊毕生学术思想发展之集大成，根源可追溯至《易经》《春秋》《尚书》《孟子》等书。且陆九渊的政治思想与其理学思想是一致的，依循是“心—身—家—国”的进路，提倡简易之政。因此他批评王安石学未见道，不能本诸人心，不为简易而为支离繁复之政。晚年陆九渊依然秉持“本心”说，曰“在天曰仁义，在地曰刚柔，在人曰仁义。仁义者，人之本心”B32。在象山讲学时，“非徒讲经也，启发人本心也”B33。陆九渊五十四岁荆门军任上，讲《尚书》洪范中的“皇极”之义，也重视发明本心。但是单单重视本心，并不能处理纷繁复杂变化的社会现实问题，因为本心只是一个天理良知，只是一个大体，“须是下及物功夫，则随大随小有济”B34，同时也提出“此道本日用常行”，不必“张大声势”B35。也只有如此，才能“内外合，体用备”B36，在本心既明的情况下，随处发用，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去处理荆门军政。
在具体处理荆门军政时，陆九渊也能够体现这种内外合一、体用兼明的政治思想，例如简化诉讼程序、减免税收、允许下属自由建言、大兴讲学教化等。此外，陆九渊还因地制宜，迅速修筑荆门城墙，与军民勠力同心，节省不少人力物力。这些普惠百姓的举措均能体现陆九渊的政治思想。因此，研究陆九渊晚年的学术思想，不能单凭其论学之书信，更要结合陆九渊之晚年事迹、政治行为，方能全面地评价其晚年注经与行道之内涵，方能梳理其从先内后外到内外合一的转变历程。此乃陆九渊之晚年定论，与朱熹之晚年定论若合符契。今人研究朱陆异同，切不可忽之轻之。遗憾的是，陆九渊在荆门军上一年多便离世，朱陆终究未能在书信言语上同一。
四、总结
总而言之，陆九渊一生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早年为学术思想萌芽期，天资聪颖的陆九渊读经求学，习弓马政事，既有志于圣人之道，也从事于外王之功。此时在经学、理学等方面都有独到且新颖的观点，为中晚年的学术思想奠定基础。中年为学术思想成熟期，此时陆九渊虽中科举，却不能一展抱负，只能投身于授徒讲学。其学术思想也逐渐由外转内，先尊德性而后道问学，在教学上不拘一格教授学生，引发了許多争议。晚年为学术思想发展期，此时陆九渊内外兼修，体用一源，既明德性之教，更重外王之业，不但讲经注经，而且奋身军政，为黎民百姓谋福利。
对象山学演变之考察，夙可为象山学之若干问题提供新的解答。第一，象山学与经学相始终，陆九渊由经学入手，一生讲经、注经，而经学也为象山学奠定了本体学、伦理学等学术基础。第二，陆九渊的思想早中晚有三大变，早年不能与中年等同视之，晚年修正中年之弊，明体达用，内外兼修，以注经与从政为务，与朱子会同。第三，关于象山学之争议，如禅学之职责、朱陆之争、不读书、不著书等，多发于陆九渊中年之特殊经历与思想。而陆九渊因仕途受挫，授徒讲学，以使人悟道为主，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实有先内后外、重德性而轻问学之特点，然在晚年已有改正。今人应做同情之理解，不可断章取义。第四，陆九渊中年之学术思想虽有争议，却能修正朱子支离之弊，简易直接，重振儒学宗旨。
注释
①李绂：《朱子晚年全论》，中华书局，2000年，第1页。
②④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连华点校：《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第1885—1888、1869页。
③⑤⑥⑨B11B12B27B32B33袁變等编集：《象山陆先生年谱卷上》，宝祐丙辰本。
⑦朱人求：《正确理解“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郑晓江主编：《六经注我——象山学术及江右思想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83—287页。
⑧B14B17B18B19B20B22B23B24B25B26B28B29B30B31B34B35B36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4年，第135、341、64、85、34—35、26、408、4、405、285、434、193、506、510、134、436、437、341页。
⑩陆九渊非唯心主义者的观点主要见于外国Robert Wallace Foster的Differentiating rightness from profit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lu jiuyuan（1139—1193），Philip J. Ivanhoe的Lu xiangshan's ethical philosophy等著作，以及国内《陆九渊非唯心主义》《陆象山没有唯心主义认识论》等文章。但是仍旧有许多支持陆九渊为唯心主义者的说法存在。
B13[日]岛田虔次：《朱子学与阳明学》，蒋国宝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74页。
B15[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第441页。
B16李绂：《朱子晚年全论》，中华书局，2000年，序言。
B21钱穆：《朱子新学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0年，第146页。
责任编辑：涵 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