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逻辑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分析及应对
徐琪
[摘要]在当今资本逻辑占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之下，生态问题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根本性的理论挑战：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是生态资本主义还是生态社会主义，如何看待资本逻辑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以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应当到资本主义内部去寻找。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阐述、对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异化关系的分析，都蕴含着深刻的生态学思想，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本性。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在中國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它以绿色发展和社会公正为最终价值指向，旨在消解和超越资本的主体性地位，实现人、自然、社会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关系的复归，从而真正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格局。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资本逻辑；主体间性；社会公正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18）02-0038-06
一、问题的提出——生态资本主义还是生态社会主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报告又专辟新章节进一步对这一概念进行全面论述，将生态文明纳入到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在内的“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关键首要地位。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转型。放眼世界，生态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生态污染事件，甚至在短期出现人类大量发病和死亡的事件，即包括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等在内的八大公害事件。那一时期的生态危机主要表现为大气污染、有毒化工污染等。到了20世纪70年代左右，生态危机开始表现出新的形式，出现了全球气候变暖、资源枯竭、部分物种灭绝等现象。人们开始意识到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并致力于生态环境的改善与实践，采用过诸如可以交易的污染许可证、通过提升消费者购买力增加税收的方式来解决生态问题的生态凯恩斯主义等，在生态环境的恢复与改善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开始对生态危机进行反思与批判，形成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生态主义思想潮流。这一思潮经历了从最初的环境主义到激进环境主义，再到最为激进的生态主义理论——深层生态学的发展历程，其中还形成了包括动物福利论、生命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等在内的理论形态。总体而言，生态主义对于生态危机的反思与批判主要集中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以及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最后上升为政治层面和社会经济层面的批判。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又称生态社会主义。它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绿色生态运动的发展而产生，真正发展于20世纪80～90年代，以威廉·莱斯（W. Leiss）、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约尔·科威尔（Joel Kovel）、特德·本顿（Ted Benton）等为代表，是社会主义思潮与西方生态运动相互碰撞融合的产物。这一时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批判传统理论只关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出现的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忽视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态矛盾，意在强调资本主义的危机不仅会受到内部矛盾的影响，也会受到外部条件的影响。他们认为这一点恰恰是传统理论所欠缺的。 到了90年代中末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另一以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戴维·佩珀（David Pepper）等学者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他们对以奥康纳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发起了挑战和批判，更为清晰地建构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一方面，他们认为以奥康纳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非常狭隘地将生态危机直接等同于经济危机，而忽视了对于人类而言更大的生存性的危机。另一方面，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学思想，并非如奥康纳等学者所认为的缺乏生态学思想。于是，这一时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们呼吁要回到马克思主义文本寻求生态学思想的智慧，重点挖掘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和“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框架。而在这之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被认为不具备哲学基础。以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因此被认为代表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前景。
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资本主义的对立在于：前者认为生态与资本主义是绝对不相容的，资本主义既不可能消解自身的反生态本性，也不可能解决自身乃至全球的生态问题，也就是说生态资本主义在根本上是行不通的；后者认为资本主义在生态问题上取得的成绩足以说明生态资本主义有能力实现生态文明，意味着生态资本主义的可行性。
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从主体间性出发超越资本逻辑
莱斯在其著作《自然的控制》（The Domination of Nature）中指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是导致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他看来，这一观念不仅让控制自然的行为成为一种理所当然，还很好地契合了资本主义扩张的需要，并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得到进一步强化，甚至可以说，它内生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中。所以，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莱斯将这一观念的形成归根于基督教教义。在他看来，基督教给予了被视为上帝创造的最高一级的被造物——人类统治自然界的合法性地位，因为这一切都可以视为人对神性的模仿。这一自然观的塑造，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究其原因，不仅仅在于这一观念转变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从而将自然界视为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工具。更进一步的原因在于，控制自然的观念使得人类将这种控制关系视为理性主义的彰显，视为人类获取自由、达致幸福的必然途径。 因此，莱斯提出控制自然概念的目的并非简单地论述二者关系，更在于揭示该理念导致科技和消费的异化，以及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必然关系。所以，他认为只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才有可能解决生态危机。
与莱斯对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二者关系的看法一致，福斯特认为，所谓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自然与人之间关系的争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因为他们的争论仍然脱离不了冲突对立的立场，而这一立场意味着无论以哪一方为中心，都强行将人与自然分割开来。在他看来，我们应当顺着资本主义制度去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正如福斯特指出，“只有结合资本主义积累的知识来分析生态发展趋势，才能够全面清晰地认识我们面临的全球生态危机。”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福斯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提供很好的理论资源：一方面，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既强调了自然的前提性地位以及对人类生产生存活动的限制和影响，又强调了自然与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 另一方面，马克思提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马克思认为劳动作为人与自然的中介，促使二者形成交换关系，“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条件”， 这既能保证人的独立性和能动性，又能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劳动被异化，资本的扩张本性打破了交换关系的平衡，从而在“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 福斯特正是从以上两个方面入手，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并以此构建了自身生态学理论的根基。
概言之，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态危机是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表现，生态危机的产生应当归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的构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在扬弃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庸俗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了实践唯物主义自然观，实现人化自然到自在自然的转换，重新定义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其二，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包括经济、政治、生态层面在内的全方面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资本凌驾于人之上成为主体地位的异化本质，并由此导致劳动的异化和人的异化。从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高扬“人是万物的尺度”开始，人被确立为整个自然系统唯一的主体性存在，强化了人类支配自然界的绝对权力和中心地位，自然界的其它一切生命体都只具有服务和满足人类利益和需求而存在的工具性价值。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人的能动性和自主性，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然而，这种主体性的思维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暴露出自身潜在的巨大风险，尤其在资本主义内部发挥得淋漓尽致，呈现为人与自然、人与资本关系的主体性颠覆。
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一切关系都是异化的表现。对于自然界而言，资本主义将自然界视为被占有、被消耗的对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了一种贪婪地索取和无底线地破坏，无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摧毁自然的同时泯灭了人类的真实本性；对于人而言，人被迫成为可以交换和消费的商品，沦为满足资本扩张的手段和工具，而非目的，最终沦为对象化的客体而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并非如亚当·斯密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对劳动的支配权，而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将“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中尽可能大的部分重新转化为资本”。 资本积累的真实目的使得人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不再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为根本目的，于是就不断出现了繁荣-危机-生产过剩-停滞的反复恶性循环。这样一种疯狂的、不正常的状态导致了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 马克思认为这一异化现象直接导致两个自相矛盾的后果：一方面导致自我需求和满足需求的生产资料朝向精细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却又极其矛盾地造成人类需求朝向如牲畜般野蛮粗陋的方向发展。 这既是经济层面的异化，又赤裸裸地表现为现实生活的异化和人本身的异化。在异化状态之下，人的需求变得不合常理、违背本性，正如新鲜空气不再是人的需要，日益腐败的自然界反而成为了人们生活需要的首选；人对自然界表现出不符合本性的、机械化的过度索取与占有；自然界又反过来对人类的非理性行为进行报复，直接造成了二者关系的疏离与异化。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曾十分尖锐地发出了这样的警告：“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因此，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本质上是一种颠倒了主客关系的逻辑，那个无底线扩张，将人与自然视为被索取和被破坏对象的正是资本本身。所以，正如马克思强调，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不能算是资本，“只有同时还充当剥削和统治工人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
当下，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在彻底改变经济形态的同时，也几乎无可避免地给生态和人类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城市的污染与脏乱、疾病的滋生、个体的原子化发展和共同体的分崩离析。人与自然、人与人两大关系的和解应该寻求主体间性的建构，也就是从以往单纯的主体-客体关系转换到目下主体-主体的关系。人不应该被视为经验性的对象，不再以征服他者为旨归，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应该是一种相互平等的关系。只有在这样一种良性互动的他者维度之中，个体性的自我才能获得生活的意义。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批判性的论述，实践唯物主义自然观正是从主体间性出发，既强调人应该从实践角度建立起与自然界的积极关系，又没有否定和忘记自然相对于人而言的第一性和先在性，一方的存在不能以损害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对人与自然辨证关系的认知，绝不能将人脱离于自然关系之外，从而将被割裂的自然与历史的关系重新统一起来。而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至关重要，这种变革的目的不在于追求更多物质层面的享受，而在于实现人之为人的本质，也是实现自然的本质。
从根本上讲，生态问题在哲学层面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最终还是反映为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冲突本质上是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共同体在主体性框架内的对立与冲突，自然的异化说到底还是人的异化。因此，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相应地也应当上升到对人的主体间性思考。我们只有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关系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变，方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生态化的转型。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产与劳动的关系才会是一种合乎本性的、正当的关系，自然不再作为一种与人们相对立的盲目力量而存在，而是作为实现人类解放的基础而存在；人类也不再将自然视为单纯的对象化客体而进行改造，而是作为与人同一的主体间性的存在，旨在保护和发扬自然的本源之美。这种理想社会是自然界与人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三、绿色发展和社会公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变革
现实地看，资本逻辑在人类进化发展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呈现出多重性：一是主动、自觉地追求经济利益，暴露出反生态的本性；二是不自觉地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被动地呈现出生态的一面。尤其以当下的现实情况而言，一些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大大优于其它国家。对此，我们一方面应当审慎地看待资本逻辑在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客观全面地评判发达国家在解决生态问题上所形成的积极成果和局限性；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正视自身所面临的生态问题，承担起生态责任，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生态道路。追根溯源，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生态工作方面的实质成效，除了采取诸多改善手段之外，还因为其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换言之，实现西方发达国家生态环境改善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借助自身经济地位的绝对优势和政治地位的绝对话语权将污染性产业输出或转嫁到广大发展中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资本主义事实上成为了一个伪命题，因为它不可能在保持资本逻辑的同时，实现生态的可持续性。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和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他们对资源的掠夺和扩张是全球性的，任何不公正的背后都隐藏着无限贪婪追求利益的资本逻辑的非正义性推动。无论是发达国家将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转嫁到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殖民模式，还是发达国家打着保护生态的幌子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别有用心地指手画脚，这一系列行为表现都是生态危机在全球的扩大化表现。他们一方面道貌岸然地批评发展中国家不履行生态责任，另一方面又极其虚伪地利用经济优势实现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资源的侵占和生态问题的转移。这完全背离生态正义的原则。可以说，发达国家由于生态转移而导致的对他人劳动的剥削与占有、对资源的恣意攫取和破坏等生态非正义问题已经相当严峻。发达国家在缔造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格局不对等的同时，也在缔造着资源的攫取与享受的不对等。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资本逻辑所具有的改善生态环境的动机，并非其真实意图，内在于其本质的依然是无法改变的、自觉地、主动地追求利益的“非正义性”。
国内对于生态问题的学术研究起步较晚，主要以郇慶治、王雨辰、何萍、郭建仁、陈学明等学者为主，他们一方面介绍和研究绿色运动与国外生态学者的思想，主要包括莱斯、奥康纳、福斯特等；另一方面，将国外的生态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挖掘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建构。政策层面，国内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相对于环境保护在意识形态层面的不断升级，必须承认的是，实践层面和实际取得的效果却微乎其微，生态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反而进一步凸显。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上原因，在于中国环境治理依旧沿袭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老路，在思想观念上，仍然从对立的视角去看待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是不可兼得、必然对立的关系。这导致环境保护工作被视为一项被动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治理行为，并没有真正以生态的格局塑造新的发展思路。
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新型的文明形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重要表现，是当今时代中国具体语境之下的特定表达与特色化阐述， 它的提出更为明确和坚定地指明了社会主义生态化转型和人类文明的转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变革意味着党和政府执政治国理念的更新、政治目标的转变，以及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相应调整。具体而言，生态文明的诉求应该更为深刻和全面地涵盖“社会公正”和“生态可持续性”两个方面。
首当其冲，应当强调社会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当今中国语境之下，原有的发展理念和社会经济发展评价体系已经不能完全契合新的政治愿景。能否有效地解决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生态问题，能否在未来的发展中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地实现经济增长模式、发展理念的生态转变。具体应当包括：其一，经济发展告别增长主义发展模式，政绩考核不再简单以GDP为考核尺度，而应该把生态环境要素放在经济发展评价体系的重要维度。其二，意识形态的表达也不再是对“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的片面解读，而应当更为全面地理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将发展经济作为首要地位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而是赋予并诠释了社会主义更全面、长远、可持续的丰富内涵。这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应当强调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即社会主义实践乃至共产主义的实现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发展和富裕，还应当是绿色、公正的。正如戴维·佩珀将社会与环境的公正视为生态社会主义的五大特征之一，并认为这是当前所有环境问题中最为紧迫的。 生态环境是一个属于全人类共有共享的公共资源和公共利益。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有别于资本主义的超越之处，这种公平性不仅应该体现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方面，还应体现在生态环境权益的享有和生态责任的承担方面。早在《资本论》中就提到了当代人对后代人的责任意识：“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
因此，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以实现社会公正和绿色发展为根本指向的社会转型。从理论层面而言，实现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本性与生态文明的诉求之矛盾的突破；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而言，是对生态资本主义片面的、短暂的、狭隘的、伪正义的生态治理思路的批判，是对生态资本主义还是生态社会主义疑问的明确回应。从现实层面而言，是对当下国内外严重生态危机的主动担当。在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我们既要以积极、开放的心态最大限度地吸纳和激发资本在具体背景之下不自觉地呈现出的正面价值，又要清醒地认识和防范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本性，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独特优势更好地驾驭资本逻辑，指向生态正义的建构。破除任何形式的生态本位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既要实现环境层面和经济层面的绿色发展，又要实现以社会公正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共同体重塑，从而保证个体自由全面的发展。如果说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的扭曲和异化是资本逻辑主体性地位强势颠倒与扩张的必然结果，那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成功与否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在于：何种程度上实现或恢复了生态文明视域下人、自然、社会关系的和谐状态。也就是马克思所言的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转向。
[ 注 释 ]
参见何萍，骆中锋：《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6期。
参见何萍，骆中锋：《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6期。
参见王雨辰：《论威廉莱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载于《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参见何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困境与出路》，载于《国外社会科学》，2010年01期。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3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9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1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5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9～560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8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参见郇庆治：《生态文明理论及其绿色变革意蕴》，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5期。
参见[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8页。
责任编辑：梁一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