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的中医传承与献方运动

    席肖晓

    内容摘要：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医药献方运动的发起和开展，发掘和整理了大量散落民间的秘方、验方。以献方运动为切入点，对这一时期中医传承历史进行回顾研究，重点考察了这一时期献方运动发展经过，以及对于当代中医传承的作用和影响。虽然当时的献方运动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弘扬了中医药文化，促进了中医药的系统化、科学化发展，加快了医药知识的传播，对于中西医融合发展也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60年代 中医传承 献方运动

    我国中医在长期的临床实践、经验积累和病理、药物研究中，形成了很多治疗效果明显的中草药验方。但是，在中医传承过程中，并没有系统的传承体系，各家各派之间存在严重的门户之见，中医界敝帚自珍的行为导致大量验方既无法得到大范围推广，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也不能进一步的发展完善，甚至造成了很多珍贵药方的失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医事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的中医药运动，对于发掘和整理散落民间的秘方、验方，促进中医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1.20世纪上半叶的中医传承

    鸦片战争以后，西医技术逐渐传入中国，对传统中医的地位产生了严重的挑战，扬西抑中渐渐成为医学界的风尚。特别是近代教育发展过程中，由于中医缺乏系统性的传承体系，师徒传承、门第传承的教育培育模式与当时流行的西方大学教育模式难以切合，因此被排除在大学教育之外。1913年，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和“药学专门学校规程”，中医药学仍被排斥在国家正规教育之外[1]。人才培养的滞后，进一步阻碍了中医事业的发展。民国时期，甚至一度出现废止中医的论调。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重视下，中医才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当时，政府部门专门制定出台了《国医优待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和《中医师暂行条例施行细则》等法令、条规，支持中医的发展，并成立中西医药研究总会，倡导加强中西医团结合作[2]。

    2.20世纪60年代献方运动始末和成就

    20世纪60年代的献方运动并非兴起于60年代，而是在这之前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只是60年代，在政治挂帅的影响下，献方运动作为一项政治运动，被更为广泛的发动和开展，献方运动也随之达到了高潮。

    2.1献方运动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和支持中医事业的发展。毛主席在有关中医的论述中，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该努力发掘，加以提高”。50年代中期，河北省卫生厅首先开展了中医药领域的采风、访贤工作，此后，这项工作得到党中央的关注[3]。1958年2月，卫生部发出《关于继承老中医学术经验》的通知。此后，《人民日报》又以《采集民间药方，发掘中医宝藏》为题，发表发掘中医药资源社论。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也发出了“开展群众性采集秘方、验方的运动”的倡议。在相关部门的推动下，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中央号召，开展了“十万锦方”采风运动等活动，对中医典籍、老中医、家传药方的收集、整理、总结、研究工作，继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支持中医发展运动后，形成大规模的全民献方献药热潮，从此拉开了20世纪60年代“中草药运动”的序幕。这场大规模的献方运动始于1959年，在60年代末达到高峰[4]。

    2.2献方运动成就

    献方的内容包括对传统中医药典籍、老中医经验的收集整理研究，以及对各种散落民间的草药单方、秘方、验方、各类中草药药物的收集整理研究。在卫生部门的广泛宣传和发动下，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各地验方被广泛收集，甚至出现了一个县就献上秘方上万个的局面。例如，南昌铁路管理局就提出了“苦战二十天，一万两千方”[5]。随着献方运动的推进，大量的中医药方被发掘出来，并汇总集结出版。重庆市卫生局出版的《文革献方》，就收集了各类药方2100多个，涉及到内科、外科多个领域。在这其中，有大量的珍贵、实用的中药方剂为医学界所知，并对治疗相关疾病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贵州卢老太太献出了的六代家传的“肿半截”秘方，至今仍是治疗慢性肾炎肾变性期水肿的中药良方。同时，大量的药方被整理出版，有力的促进了中医的传播。例如，仅在北京市就出版了《市老中医经验选编1979》、北京医学院收集整理编印《感冒、气管炎验方选编》、北京市公共卫生局编印的《北京市中医治疗记实》等等几十种中医药方书籍[6]。

    3.20世纪60年代献方运动对中医传承的影响

    3.1保护和弘扬了中医药文化

    20世纪60年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下，我国的传统文化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包括中医“阴阳理论”在内的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我国仅有的8种与中医有关的期刊全部停刊，包括药理学家张昌绍等“旧社会过来”的著名中医学者也受到批判，一些传统的中医药名称为了呼应破“四旧”的需要，而被改为新的名称。例如，当时把四君子汤改名为“参术苓草汤”，把真武汤改名为“温阳利水汤”等等，造成了中医药界的混乱，增加了中医学习的难度[7]。但是，也正是由于献方运动所带有的政治性特点，在我国兴起一股中医热潮。例如，70年代早期的经典电影《春苗》，就反映了当时党和国家对中医事业的重视。一扫民国时期废除中医的极端思潮，让大量的可能被作为“四旧”和封建文化消滅的中医药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和传承，虽然一些中医药名称被修改，中医药刊物停刊，但是期间仍出版了诸如《红中医》《新医疗法》《新编中医学概要》等重要的中医学研究期刊和出版物，建立江苏新医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等中医学校。这一时期，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包括西藏在内的边缘地区、大多数地市、很多县以及解放军不少驻地医院等都有中草药“实用手册”问世，仅科技部立项、中国中医科学院完成的《文革期间中草药实用手册全文数据库》项目，就收集了60年代出版的中草药实用手册不下800余种[8]。

    3.2促进了中医系统化、科学化发展

    献方运动中，虽然一些药方存在重复和夸大的现象，但是在药方的采集过程，也是中医总结提高的过程。不少专业的中医药工作者对采集到的药方作了大量的考证工作，大量的药方为中医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例如，上海市在献方运动中，就提出了“边收集、边试用、边整理、边提高”等科学工作方法，关于药方的主治功能、药物组成、所用剂量、使用方法和禁忌等都作了詳细的考证，并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肯定了药方的疗效，精选出了一大批实用性强、疗效显著的验方[9]。还有些地区在药方精选过程中，针对治疗疾病的不同，对药方进行了科学的分类，在中医药领域形成了内科、外科、儿科、五官科、妇科等比较专业的学科体系。目前所见的多种献方运动药方集成，都普遍呈现出分科比较详细的特点，这对于推动我国中医事业系统化、科学化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当时，随着献方运动的开展，我国还兴起一股探索中医新疗法、草药新用法的热潮，有力促进了中医技术的创新发展。例如，天津市中医院就掀起了“关于如何办好中医医院”的大讨论，“针刺麻醉技术”、“中医中药治疗冠心病”、“醒脑开窍”针刺法、“中西医结合治疗疮疡”等中医技术上的突破性成果也是在这一时期探索出来的。大量的以中医药为主的丸、散、膏、丹中成药产品也在这时期大规模的出现[10]。

    3.3促进了中医药知识的传播

    20世纪60年代的献方运动促进中医药知识的传播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加强了对中医药人才的教育，培养了大批中医药人才。二是推动了中医药知识在农村地区的普及。从中医药人才教育来看，随着中医热潮的兴起，很多地区都开始建设中医院校，很多中医院也建立专门的人才培养机构[11]。例如，天津市中医院在全国高考制度还没有恢复的时候，为了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的情况，在天津市卫生局的支持下，以天津市卫生学校的名义从黑龙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招收了50学员，成为文革后第一期中医班。从农村地区的中医药知识传播运用来看，由于我国现代医疗事业发展起步较晚，新中国成立很长一段时间，广大的农村地区依然存在缺医少药的问题，80%的农村人口只能依靠中医治病。1954年新华社曾报道，四川省自贡、长寿等36个县市组织的779个巡回医疗组中，中医占总人数的85%以上。在“政治挂帅”的历史背景下，全社会以极大的热情和积极性开展了献方运动[12]。通过献方运动，很多散落在民间的单方、验方等广泛传播，很多药方多为数代人的研究改良，已经成为千金难买的传家之宝，具有较高的医疗价值。特别是毛主席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以后，献方运动的重点从药方的采集转向了运用。在社会上兴起了“一颗针，一把草”群众医疗运动，培养了大量的乡村医生。诸如贵州省湘黔枝柳铁路会战贵州省指后勤部卫生组1971年编撰出版的《中草药单验方》，推动了简便易行的中医药知识在社会上，特别是边远农村地区的大量传播，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群众疾病难以得到及时有效治疗的问题。

    3.4推动了中医西医融合发展

    20世纪60年代，鼓励中西医结合。辩证医治是我国医学领域的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在献方运动之前，虽然西医已经在中国得到了长期的发展，中西医之间也已经有了较为密切的接触，但是由于中医和西医之间的认识理念、治疗方式的不同，中西医之间还有较大的隔阂，中西医之争持续了近百年。献方运动中，为了验证药方的效果，很多医务工作者通过西医的方式进行验证，从而探索了不少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例如，南开医院创造性的提出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等成果，开启了全国中西医结合的先例，推动了现代中医实验研究进入新时期。中医学中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辩证论治”等的治病法则，也传入到的西医领域，有力的促进了西医事业的发展。

    4.结语

    20世纪60年代的献方运动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医学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当时的特殊形势，献方运动从纯粹的中医药保护传承，变成了带有一定政治意义的行为，导致很多地区把献方运动变成了政治任务，对于药方的走访调研、疗效验证不够，临床研究不足，出现很多不加验证、功能夸大的药方。例如，重庆地区在献方运动中，其采集到的药方高达六十万七千多个，数量十分惊人。当时涌现出来的所谓治疗克山病的“681疗法”、鸡血疗法、鹅血疗法、爬乌龟疗法等，也都呈现出明显的时代滞后性。而且，这一时期过于强调中医的作用，医院过于强调中医药的使用比例，一定程度上减少西医的治疗，导致诸如肺炎、麻疹、白喉等当时无法用中医快速克制的疾病无法及时得到治疗。这些虽然是当时历史的局限性造成的，但对于当前我们辩证的看待中医，传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也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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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韩洪洪.从存废之争到走向复兴——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重视发展中医药事业论述[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个人课题成果集2012年（下）[C].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2013：13.

    [3]李剑.献方与采风[J].中国科技史杂志，2015（04）：398-412.

    [4]张瑞贤，刘更生，蒋力生，等.“文革”中的中草药的继承与发展[J].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11（01）.

    [5]全省献方运动形成高潮[J].江西中医药，1958（12）：16.

    [6]张建忠，黄玉静，陈代斌.20世纪50年代万县地区献方运动述要[J].中医药文化，2017，12（03）：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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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胡晓峰.文革时期中草药著作概述[J].中国中药杂志.2008，33（24）：2933-2988.

    [9]袁秀荣.20世纪50年代献方运动中的上海[A].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药专业委员会.2009年全国中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药专业委员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2009：5.

    [10]全国中草药和新医疗法成就展览会将在京举行[J].本刊通讯员.中草药通讯.1970（04）.

    [11]张瑞贤，张卫.“文革”期间开门办科研与中草药运动[J].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10（01）.

    [12]汤锐.民生建设的一个历史剖面——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医药事业推展述略[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2（05）：31-38.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