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的中医传承与献方运动

    席肖晓

    内容摘要: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医药献方运动的发起和开展,发掘和整理了大量散落民间的秘方、验方。以献方运动为切入点,对这一时期中医传承历史进行回顾研究,重点考察了这一时期献方运动发展经过,以及对于当代中医传承的作用和影响。虽然当时的献方运动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弘扬了中医药文化,促进了中医药的系统化、科学化发展,加快了医药知识的传播,对于中西医融合发展也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60年代 中医传承 献方运动

    我国中医在长期的临床实践、经验积累和病理、药物研究中,形成了很多治疗效果明显的中草药验方。但是,在中医传承过程中,并没有系统的传承体系,各家各派之间存在严重的门户之见,中医界敝帚自珍的行为导致大量验方既无法得到大范围推广,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也不能进一步的发展完善,甚至造成了很多珍贵药方的失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医事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的中医药运动,对于发掘和整理散落民间的秘方、验方,促进中医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1.20世纪上半叶的中医传承

    鸦片战争以后,西医技术逐渐传入中国,对传统中医的地位产生了严重的挑战,扬西抑中渐渐成为医学界的风尚。特别是近代教育发展过程中,由于中医缺乏系统性的传承体系,师徒传承、门第传承的教育培育模式与当时流行的西方大学教育模式难以切合,因此被排除在大学教育之外。1913年,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和“药学专门学校规程”,中医药学仍被排斥在国家正规教育之外[1]。人才培养的滞后,进一步阻碍了中医事业的发展。民国时期,甚至一度出现废止中医的论调。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重视下,中医才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当时,政府部门专门制定出台了《国医优待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和《中医师暂行条例施行细则》等法令、条规,支持中医的发展,并成立中西医药研究总会,倡导加强中西医团结合作[2]。

    2.20世纪60年代献方运动始末和成就

    20世纪60年代的献方运动并非兴起于60年代,而是在这之前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只是60年代,在政治挂帅的影响下,献方运动作为一项政治运动,被更为广泛的发动和开展,献方运动也随之达到了高潮。

    2.1献方运动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和支持中医事业的发展。毛主席在有关中医的论述中,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该努力发掘,加以提高”。50年代中期,河北省卫生厅首先开展了中医药领域的采风、访贤工作,此后,这项工作得到党中央的关注[3]。1958年2月,卫生部发出《关于继承老中医学术经验》的通知。此后,《人民日报》又以《采集民间药方,发掘中医宝藏》为题,发表发掘中医药资源社论。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也发出了“开展群众性采集秘方、验方的运动”的倡议。在相关部门的推动下,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中央号召,开展了“十万锦方”采风运动等活动,对中医典籍、老中医、家传药方的收集、整理、总结、研究工作,继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支持中医发展运动后,形成大规模的全民献方献药热潮,从此拉开了20世纪60年代“中草药运动”的序幕。这场大规模的献方运动始于1959年,在60年代末达到高峰[4]。

    2.2献方运动成就

    献方的内容包括对传统中医药典籍、老中医经验的收集整理研究,以及对各种散落民间的草药单方、秘方、验方、各类中草药药物的收集整理研究。在卫生部门的广泛宣传和发动下,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各地验方被广泛收集,甚至出现了一个县就献上秘方上万个的局面。例如,南昌铁路管理局就提出了“苦战二十天,一万两千方”[5]。随着献方运动的推进,大量的中医药方被发掘出来,并汇总集结出版。重庆市卫生局出版的《文革献方》,就收集了各类药方2100多个,涉及到内科、外科多个领域。在这其中,有大量的珍贵、实用的中药方剂为医学界所知,并对治疗相关疾病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贵州卢老太太献出了的六代家传的“肿半截”秘方,至今仍是治疗慢性肾炎肾变性期水肿的中药良方。同时,大量的药方被整理出版,有力的促进了中医的传播。例如,仅在北京市就出版了《市老中医经验选编1979》、北京医学院收集整理编印《感冒、气管炎验方选编》、北京市公共卫生局编印的《北京市中医治疗记实》等等几十种中医药方书籍[6]。

    3.20世纪60年代献方运动对中医传承的影响

    3.1保护和弘扬了中医药文化

    20世纪60年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下,我国的传统文化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包括中医“阴阳理论”在内的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我国仅有的8种与中医有关的期刊全部停刊,包括药理学家张昌绍等“旧社会过来”的著名中医学者也受到批判,一些传统的中医药名称为了呼应破“四旧”的需要,而被改为新的名称。例如,当时把四君子汤改名为“参术苓草汤”,把真武汤改名为“温阳利水汤”等等,造成了中医药界的混乱,增加了中医学习的难度[7]。但是,也正是由于献方运动所带有的政治性特点,在我国兴起一股中医热潮。例如,70年代早期的经典电影《春苗》,就反映了当时党和国家对中医事业的重视。一扫民国时期废除中医的极端思潮,让大量的可能被作为“四旧”和封建文化消滅的中医药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和传承,虽然一些中医药名称被修改,中医药刊物停刊,但是期间仍出版了诸如《红中医》《新医疗法》《新编中医学概要》等重要的中医学研究期刊和出版物,建立江苏新医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等中医学校。这一时期,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包括西藏在内的边缘地区、大多数地市、很多县以及解放军不少驻地医院等都有中草药“实用手册”问世,仅科技部立项、中国中医科学院完成的《文革期间中草药实用手册全文数据库》项目,就收集了60年代出版的中草药实用手册不下800余种[8]。

    3.2促进了中医系统化、科学化发展

    献方运动中,虽然一些药方存在重复和夸大的现象,但是在药方的采集过程,也是中医总结提高的过程。不少专业的中医药工作者对采集到的药方作了大量的考证工作,大量的药方为中医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例如,上海市在献方运动中,就提出了“边收集、边试用、边整理、边提高”等科学工作方法,关于药方的主治功能、药物组成、所用剂量、使用方法和禁忌等都作了詳细的考证,并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肯定了药方的疗效,精选出了一大批实用性强、疗效显著的验方[9]。还有些地区在药方精选过程中,针对治疗疾病的不同,对药方进行了科学的分类,在中医药领域形成了内科、外科、儿科、五官科、妇科等比较专业的学科体系。目前所见的多种献方运动药方集成,都普遍呈现出分科比较详细的特点,这对于推动我国中医事业系统化、科学化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当时,随着献方运动的开展,我国还兴起一股探索中医新疗法、草药新用法的热潮,有力促进了中医技术的创新发展。例如,天津市中医院就掀起了“关于如何办好中医医院”的大讨论,“针刺麻醉技术”、“中医中药治疗冠心病”、“醒脑开窍”针刺法、“中西医结合治疗疮疡”等中医技术上的突破性成果也是在这一时期探索出来的。大量的以中医药为主的丸、散、膏、丹中成药产品也在这时期大规模的出现[10]。

    3.3促进了中医药知识的传播

    20世纪60年代的献方运动促进中医药知识的传播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加强了对中医药人才的教育,培养了大批中医药人才。二是推动了中医药知识在农村地区的普及。从中医药人才教育来看,随着中医热潮的兴起,很多地区都开始建设中医院校,很多中医院也建立专门的人才培养机构[11]。例如,天津市中医院在全国高考制度还没有恢复的时候,为了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的情况,在天津市卫生局的支持下,以天津市卫生学校的名义从黑龙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招收了50学员,成为文革后第一期中医班。从农村地区的中医药知识传播运用来看,由于我国现代医疗事业发展起步较晚,新中国成立很长一段时间,广大的农村地区依然存在缺医少药的问题,80%的农村人口只能依靠中医治病。1954年新华社曾报道,四川省自贡、长寿等36个县市组织的779个巡回医疗组中,中医占总人数的85%以上。在“政治挂帅”的历史背景下,全社会以极大的热情和积极性开展了献方运动[12]。通过献方运动,很多散落在民间的单方、验方等广泛传播,很多药方多为数代人的研究改良,已经成为千金难买的传家之宝,具有较高的医疗价值。特别是毛主席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以后,献方运动的重点从药方的采集转向了运用。在社会上兴起了“一颗针,一把草”群众医疗运动,培养了大量的乡村医生。诸如贵州省湘黔枝柳铁路会战贵州省指后勤部卫生组1971年编撰出版的《中草药单验方》,推动了简便易行的中医药知识在社会上,特别是边远农村地区的大量传播,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群众疾病难以得到及时有效治疗的问题。

    3.4推动了中医西医融合发展

    20世纪60年代,鼓励中西医结合。辩证医治是我国医学领域的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在献方运动之前,虽然西医已经在中国得到了长期的发展,中西医之间也已经有了较为密切的接触,但是由于中医和西医之间的认识理念、治疗方式的不同,中西医之间还有较大的隔阂,中西医之争持续了近百年。献方运动中,为了验证药方的效果,很多医务工作者通过西医的方式进行验证,从而探索了不少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例如,南开医院创造性的提出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等成果,开启了全国中西医结合的先例,推动了现代中医实验研究进入新时期。中医学中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辩证论治”等的治病法则,也传入到的西医领域,有力的促进了西医事业的发展。

    4.结语

    20世纪60年代的献方运动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医学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当时的特殊形势,献方运动从纯粹的中医药保护传承,变成了带有一定政治意义的行为,导致很多地区把献方运动变成了政治任务,对于药方的走访调研、疗效验证不够,临床研究不足,出现很多不加验证、功能夸大的药方。例如,重庆地区在献方运动中,其采集到的药方高达六十万七千多个,数量十分惊人。当时涌现出来的所谓治疗克山病的“681疗法”、鸡血疗法、鹅血疗法、爬乌龟疗法等,也都呈现出明显的时代滞后性。而且,这一时期过于强调中医的作用,医院过于强调中医药的使用比例,一定程度上减少西医的治疗,导致诸如肺炎、麻疹、白喉等当时无法用中医快速克制的疾病无法及时得到治疗。这些虽然是当时历史的局限性造成的,但对于当前我们辩证的看待中医,传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也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参考文献

    [1]韩洪洪.从存废之争到走向复兴[N].中国中医药报,2012-11-08(001).

    [2]韩洪洪.从存废之争到走向复兴——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重视发展中医药事业论述[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个人课题成果集2012年(下)[C].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2013:13.

    [3]李剑.献方与采风[J].中国科技史杂志,2015(04):398-412.

    [4]张瑞贤,刘更生,蒋力生,等.“文革”中的中草药的继承与发展[J].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11(01).

    [5]全省献方运动形成高潮[J].江西中医药,1958(12):16.

    [6]张建忠,黄玉静,陈代斌.20世纪50年代万县地区献方运动述要[J].中医药文化,2017,12(03):48-51.

    [7]孟庆云.“文革”时期的中医混沌现象[J].中医药文化,2008,(05):41-42.

    [8]胡晓峰.文革时期中草药著作概述[J].中国中药杂志.2008,33(24):2933-2988.

    [9]袁秀荣.20世纪50年代献方运动中的上海[A].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药专业委员会.2009年全国中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药专业委员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2009:5.

    [10]全国中草药和新医疗法成就展览会将在京举行[J].本刊通讯员.中草药通讯.1970(04).

    [11]张瑞贤,张卫.“文革”期间开门办科研与中草药运动[J].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10(01).

    [12]汤锐.民生建设的一个历史剖面——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医药事业推展述略[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2(05):31-38.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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