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学管理：回归文化的逻辑
[摘 要]大学教学的管理始终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公众的持续关注。通过对大学教学管理的科层制组织、控制性技术、功利化目标等特征现象进行分析，对文化的含义及其与大学教学管理之间交互机制进行阐述。我国大学教学管理需要回归文化的逻辑。运用文化的力量调适行政性、技术性、社会性因素，从文化的维度促进大学教学管理转型升级。
[关键词]大学；教学管理；文化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6）04-0169-04
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通知》颁布实施以来，高等教育走内涵式发展之路逐步形成共识，高校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与大学教学的基础地位得以重申与强调。大学教学工作是实现大学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途径和主体内容。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全国本专科共招生721.40万人，在校生2547.70万人，毕业生659.37万人。显而易见，在大学教学规模如此庞大的当今社会，大学教学的质量攸关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成败。
相应的，对大学教学的管理始终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公众的持续关注。目前的大学教学管理体系，是自新中国成立初对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初步奠定高等大学教育基本格局以来，在多重复杂社会历史与文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逐步形成的。这一体系对大学教学的快速发展，对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满足现代化建设需求的大学人才发挥了重要的保障性作用。然而，面对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它还存在哪些与时代发展不尽“合拍”的缺憾与不足，如何对其进行优化升级以提高管理水平，进而助推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升？这是需要广大高等教育学界与实际工作者不断反思，并作出有效回应的重要理论和现实命题。
一、大学教学管理的现状特征
（一）管理主体：具有典型的科层制组织特征
20世纪初，以美国的弗里德里克·泰罗（F·W·Taylor）、法国的亨利·法约尔（H·Fayol）、德国的马克斯·韦伯（M·Weber）为代表人物的科学管理运动兴起，并逐步移植到教育领域。我国大学教学管理组织体系具有典型的现代科层制组织特征，管理层级多，层级之间等级分明，各职能条线之间分工明确，至今已形成“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各省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高等教育处（中央直属高校无此层次）—各大学高校教学管理部门—高校基层教学单位（学部、学院或系）教学办”的纵向多层级行政管理组织体系。有些高校内部的二级教学单位为学部，则在学部之下设置学院、系与教研室等组织，教学组织与管理的层级更多。
一般来说，教学管理组织的设置与变迁主要由行政权力主导，而从提高教学质量角度对管理组织进行“顶层设计”并不多见。教学管理的机构设置与职能划分主要考虑与上级部门对口，基层管理组织还要与人才培养的特定领域、教学过程的特定环节相对应。相邻职能条线之间界限分明，壁垒森严，缺乏横向的有效沟通与协作。工作任务下达、指令发布、政策出台、活动实施、检查评估等依靠各职能机构的“红头文件”进行层层部署。虽然随着信息网络与办公自动化系统的普及，教学管理效率有所提升，但对照日益发展变化的时代要求，这依然显得有些僵化刻板，不够灵活。
相对于教学行政管理组织，以各级各类“教指委”为代表的学术管理机构，在组织架构、经费投入、人员配置、运行机制等方面不尽完善，且受到行政管理部门的强力支配和控制，因此所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配置上，前者始终凌驾于后者之上，诸如专业与课程的建设改革等本应由学术权力发挥主要作用的领域，经常受到行政力量的过多干预。
在现实中，人们普遍从宏观行政管理角度看待大学教学。过去规模宏大的五年一轮的本科教学评估的正式称谓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教学工作水平评估”，针对的是高校的“工作水平”。这种总体化的指谓充斥于大学教学各领域主体的言语交流、思想意识以及政策文本之中，遮蔽了大学教学作为充满文化与生命运动与交互的特殊人类活动形式所具有的丰富文化内涵，阻碍了人们从宏观、中观、微观多重视角理解“大学教学”。
（二）管理手段：注重运用信息技术加强控制
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学教学管理的信息化、网络化水平不断提升。各类功能强大的管理信息系统、网络教学平台、配备远程视频监控与无线屏蔽设备的标准化考场、高清全程录播教室等一系列技术手段广泛应用，这使得管理人员对教学的各环节各方面能够进行实时的全程监控。
在“幕课”风暴的席卷之势下，各级管理部门在实施各类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时，对精品视频公开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以及网络进阶课程等项目建设给予了更大的经费支持和政策保障。在信息化教学平台和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过程中，有些功能强大的课程中心平台甚至能够让管理人员对学生网上学习的答题数、正确数、错误数、答题总时长等细节信息了如指掌。
信息技术“从改造人类的知觉和行为模式开始，改变传统的时间空间概念，社会的动作方式，伦理道德和法律”。[1]不可否认的是，信息技术是把“双刃剑”，它的过度使用，在造就出一个“高效”、技术化的严密教学系统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大学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品位，使得人才培养过程有异化为工业流水线上各类工序流程的危险。
（三）管理目标：追求对外部需求的即时响应
近年来，面对日益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与生源竞争压力，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与众多高校为了提高毕业生就业率，吸引优秀生源报考，推崇“招生-教学-就业”联动政策。教学管理部门在专业设置与调整、培养模式改革、教学内容设计上紧跟行业、产业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职业技能的需求，迎合对某些“热门”专业的非理性追捧，甚而有时将此作为管理工作的亮点大力宣扬。
这种试图在大学教学和社会需求之间建立同步联动、即时响应关系的做法，从长远看必然导致对大学教学内在规律的忽视。专业与课程沦为高校追求社会工具价值的载体。事实证明，前些年不少“跟风”建设，曾一度“炙手可热”的专业，其中不少现已沦为学生最难就业的专业，成为现行普通高等学校专业目录中的控制布点专业。而有些所谓的“实用”课程，经不起长期的实践检验，最终在培养方案修订过程中被删除。
二、大学教学管理的文化分析
（一）简析文化
“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原指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的意思，用以表达特定历史时代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也用来说明具体社会、部落、民族的风俗习惯及生活方式的特点。狭义的‘文化特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机构等。”[2]“文化”的法文德文“kultur”，也源于拉丁文“cultura”一词，本义指“耕种”、“敬神”、“动植物培养”和“精神修养”等意思。
文化本身并非是一个固定的、僵死的形态，它是一种流动的形态。与技术不同，“文化是在情境性及多重目的性上建立起来的”。[3]文化的个性与内涵，由于每个时代、每个民族的主体对它的理解而愈加丰富了。[4]西方的“culture”更多地将物质生产活动引入精神生产活动，与我国“文化”自古以来较偏重精神教化不同。
《教育大词典》对文化的解释是，“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综观各类概念定义，“文化”一词与“自然”相对，含有人类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两方面内涵，是人类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文化是人类能动实践的成果，这种成果反过来又对人的精神生理产生影响，“文化即人化”。文化对人的影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需要主体将其内化为自身自觉的观念意识。从语义学上说，“化”显示出一种渐进的浸润、渗透或弥漫的作用方式（例如，教化）。文化培养要促使那些本身实现的东西完全展开。
不可否认的是，在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逐步取代传统农业文明之后，与社会财富日益繁荣相映照的是，道德的、伦理的、价值的领域受到物质的、经济的、利益的因素侵蚀。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文化的价值、意义、思维模式与传统经常被弃置一隅。
（二）文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
根据高等教育外部关系规律，高等教育与社会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上述四者对于高等教育在联系方式、影响维度、作用强度等方面呈现出丰富多元性。它们极少单独发生作用，也不是以平行、并列、整齐划一的线性方式发挥作用，而是通过彼此间复杂的非线性交互作用产生对高等教育的整体效应。
高等教育系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主要载体。“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是基本关系，处于基本层次，教育与其他方面的关系只是教育与文化关系在不同背景下的投射或特定形式”[5]，可以说，文化对于高等教育的影响更为直接、广泛与深刻。文化成为高等教育更具包容性和超越性的外部因素。大学是高等教育系统的最重要的主体，从文化的角度其社会功能可以解释为文化传承、文化创新和对社会的文化引领和服务支撑。从历史上看，高等教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比与经济、政治、科技之间的关系有更加悠久的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是全面的、综合的。“文化既是教育的外部制约因素，又是教育内部的构成要素”[6]，文化因此成为沟通高等教育内外的桥梁纽带。高等教育则通过文化知识的传播、创造与应用，发挥自身的文化功能。
（三）文化视域下的大学教学管理
大学教学作为高等教育系统的基础功能性活动，在现代社会劳动分工与职业门类不断细化、人才培养层次、规格、标准不断分化的背景下，成为一种特定化的“文化化人”活动形式。为了给大学教学一个全景概貌式的描述，从活动主体、主体的实践活动、主体从事实践活动所凭借、运用的“有形”与“无形”的各类要素加以考察，大学教学涉及因素包括学科与专业基础（大学专业设置与培养方案制订）；大学教学的学校环境（大学教学理念、教学硬件与软件条件、大学教学管理制度与机构、教师评聘制度与教师队伍、学科群及其结构等）；大学教学的内容载体（大学专业课程方案、多级课程体系和具体各门课程的内容）；大学教学的主体活动（大学教师教学活动的准备与实施，大学生课堂内外的学习、实验、实习、作业、考试、毕业论文、社会实践等活动，大学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人员对教学和实践活动的组织、管理与监控，校外实习基地指导教师的指导活动等）。
大学教学活动包含大量复杂的、在人的作用下文化知识和人的运动过程。无论从产生的历史渊源、演变的社会背景、自身运作机制，还是从发展现状与趋势，与外部社会的联系等方面来看，它都已呈现出自身独特的“质”的规定性，越来越与其他层次类型的教育管理活动显示出区别。以教学活动为贯穿主线，将师生、管理者与服务支撑人员等主体要素、与文化知识、教学资源等非主体要素包含在内的社会复杂巨系统，即为大学教学系统，其基本要素为师生主体与文化知识，基本单元为一个个“教师-文化-学生”共同体。教师是掌握高深文化知识，从事复杂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大学生是具有较好文化基础、朝气蓬勃的青年。除了少数重点院校在大学高年级设置的拓展性课程会涉及尚待人类探索解决的学科专业未知领域与前沿问题外，大学教学系统中的文化知识基本上为人类已经掌握的文化成果。院校、专业、课程是大学教学系统获得自身“质”的规定性以区别于其他社会系统的影响因子，对系统结构和功能以及各要素运动发展的方式趋向有着决定性影响。大学教学系统实质上是一类特定化的文化系统。大学教学管理活动无论从指向对象、主要内容抑或是所处环境来看，都具有比较强的文化性、精神性与人文性。
三、用文化的力量推动大学教学管理转型升级
激发大学教学管理组织和管理者主动积极运用文化的逻辑开展管理实践的内生动力。他们不单是优良教学管理文化的被动承受者，更是这一文化的主要建构者和创造者。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不能希冀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由于文化自身形成的渐进性与变化的缓慢性，这种影响只有通过相对漫长的历史时期才能清晰看出。”[7]
（一）加强管理组织文化建设，落实“以师生为本”的管理理念
长期以来沿袭的单一、自上而下的行政模式亟须转变。各级大学教学管理主体需要将自身在教学工作中的主导性与规制性作用，有效地转化为对广大教师、学生价值追求与理想信念的引领示范力量，用良好的管理作风带动教风学风向好的方向发展，推动形成优良育人文化氛围，使“立德树人，教书育人”蔚然成风。
厘清行政管理职能和学术权力的边界、各自适用范围以及发挥效用方式的差异。坚持以师生为本理念，尊重师生作为文化个体的个性化需要，将“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文化理念融入大学教学管理中，让管理活动贴近教学一线，回归生机勃勃的文化传承的实践。在行政机构设置与职能设计上，应注重考虑如何更好地服务教师与学生在教学、学习过程当中的个性化需要。
行政权力主要发挥资源保障和服务支撑的作用，保证教学活动顺利规范开展，行政管理的制度规范只是守住教学质量的底线。并且，制度本身属于广义文化的范畴，是大学教学系统文化发展的产物。只有当教师、学生将管理政策、方针内化为自身的自觉意识和行动准则，形成倡导“静心教书，潜心育人”的制度文化时，大学教学行政管理的效率效果才会得以彰显。
为适应教学质量提升和内涵建设的更高要求，需要激发和释放师生主体投身教学活动的热情与活力，完善专家组织的运行机制，将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等学术性事务交给学科专业的专家教师自主管理。此外，引入多元社会主体参与管理也是驱动管理创新的重要渠道。目前，国内正在开展的专业认证活动显示出这种发展倾向，这为推进大学教学在质量标准、教学理念、培养模式、目标内涵等方面的改革不断深化完善，形成各具个性特色的院校文化、专业文化、课程文化奠定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二）保持管理文化与技术之间的适度张力
在文化的视域下，“技术并不只是物质现象，而且也是精神现象”，它“不再外在于人和文化，本身正是社会发展中文化作用的要素”。大学教学管理者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效率的同时，对技术产生的文化和哲学层面的问题应该加以反思。师生主体在网络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世界是“由电子媒介的自指性语言所构型的新型语言和符号世界”[8]，远程管理系统也让管理者和师生之间不再依赖传统的交流渠道。这些势必造成教师、学生、管理人员之间的交往互动方法模式的变革，他们拥有了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双重自我。
大学教学活动作为文化之流和生命之流的多向交互运动，充满着在个体、群体、社会不同层次上的教师-学生、学生-学生、教师-教师不同主体之间以文化知识为媒介的文化传承活动。管理者应防止技术从手段上升为目的，窒息大学教学系统本应具备的生机勃勃的文化活力。对信息技术发展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功能应加以反思研判，看其是否有助于作为系统最重要文化主体的教师、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以及他们对各具特色的院校文化、专业文化、课程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的理解、认识与阐发。只有在文化与技术之间保持好适度的张力，维护好动态的平衡，大学教学系统结构功能的不断优化与良性发展才能实现。
（三）构建与社会之间富有弹性的交互机制
大学教学完全不同于针对狭窄职业面甚至特定岗位的速成式技能培训，并不追求将学生仅培养成某类工作的岗位能手。大学学生一般需要掌握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能力，具备专业领域内较强的发展后劲潜力与较广的适应面。文化的逻辑就是真实的人类活动的逻辑。[9]大学教学活动是师生共同度过的一段特殊的生命过程，以及在这段生命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传承关系。这种生命过程和文化传承关系的复杂性、创造性、体验性与独特性为大学教学系统形成自身复杂运动逻辑奠定了基础。它与外部社会之间不可能形成丝丝密合的同步联动关系，而是以演化的方式形成一种多维度、非线性、非均衡的互动关系。鉴于此，管理者在育人理念、培养目标、教学模式、毕业规格等事关大学教学文化生态发展走向的因素设计上，不应“短视”，单纯迎合社会用人单位对特定岗位技能的过分要求；而应坚持适度超前性，使大学教学具备较大的灵活度以及与外部社会之间的弹性，避免社会经济周期性波动涨落对大学教学造成直接作用。在文化“介质”的缓冲与调适下，大学教学系统与外部社会将形成一种更为和谐平衡的互动关系，系统显现出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演进生态。大学教育事业将由此获得更为持久而强劲的发展动能与活力。
我国大学教学管理只有回归文化的逻辑，才能更好地切合大学教学系统自身的内在演化规律、运动轨迹与发展趋势。为了更好地适应高等教育走内涵式发展之路的新常态，激发和释放师生教学主体投身教育事业的热情与活力，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将文化元素更多地融入管理体系中，运用文化的观念意识和行为范式增强管理组织的内涵，提升文化软实力，让文化的张力调适行政性、技术性、社会性因素，使得大学教学管理从制度管理、技术管理、目标管理的层面上升为文化管理。
[ 参 考 文 献 ]
[1] 王治河主编.后现代主义辞典[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582-583.
[2] 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教育大辞典（第6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156.
[3] [德]科斯洛夫斯基著，毛怡红译.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5.
[4] 李成军著.价值体系的历史选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04.
[5][6] 张应强.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3，21.
[7] 韦剑剑.本科教学评价的后现代主义反思[D].苏州：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8] 李元.知识的全球化：经济、生态与人文——第3届全球化国际专题研讨会透视[A].王世伟等编.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11）第15辑[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442-450.
[9] 母小勇.论课程的文化逻辑[J].教育研究，2005（11）：59-65.
[责任编辑：陈 明]
[关键词]大学；教学管理；文化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6）04-0169-04
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通知》颁布实施以来，高等教育走内涵式发展之路逐步形成共识，高校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与大学教学的基础地位得以重申与强调。大学教学工作是实现大学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途径和主体内容。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全国本专科共招生721.40万人，在校生2547.70万人，毕业生659.37万人。显而易见，在大学教学规模如此庞大的当今社会，大学教学的质量攸关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成败。
相应的，对大学教学的管理始终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公众的持续关注。目前的大学教学管理体系，是自新中国成立初对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初步奠定高等大学教育基本格局以来，在多重复杂社会历史与文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逐步形成的。这一体系对大学教学的快速发展，对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满足现代化建设需求的大学人才发挥了重要的保障性作用。然而，面对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它还存在哪些与时代发展不尽“合拍”的缺憾与不足，如何对其进行优化升级以提高管理水平，进而助推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升？这是需要广大高等教育学界与实际工作者不断反思，并作出有效回应的重要理论和现实命题。
一、大学教学管理的现状特征
（一）管理主体：具有典型的科层制组织特征
20世纪初，以美国的弗里德里克·泰罗（F·W·Taylor）、法国的亨利·法约尔（H·Fayol）、德国的马克斯·韦伯（M·Weber）为代表人物的科学管理运动兴起，并逐步移植到教育领域。我国大学教学管理组织体系具有典型的现代科层制组织特征，管理层级多，层级之间等级分明，各职能条线之间分工明确，至今已形成“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各省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高等教育处（中央直属高校无此层次）—各大学高校教学管理部门—高校基层教学单位（学部、学院或系）教学办”的纵向多层级行政管理组织体系。有些高校内部的二级教学单位为学部，则在学部之下设置学院、系与教研室等组织，教学组织与管理的层级更多。
一般来说，教学管理组织的设置与变迁主要由行政权力主导，而从提高教学质量角度对管理组织进行“顶层设计”并不多见。教学管理的机构设置与职能划分主要考虑与上级部门对口，基层管理组织还要与人才培养的特定领域、教学过程的特定环节相对应。相邻职能条线之间界限分明，壁垒森严，缺乏横向的有效沟通与协作。工作任务下达、指令发布、政策出台、活动实施、检查评估等依靠各职能机构的“红头文件”进行层层部署。虽然随着信息网络与办公自动化系统的普及，教学管理效率有所提升，但对照日益发展变化的时代要求，这依然显得有些僵化刻板，不够灵活。
相对于教学行政管理组织，以各级各类“教指委”为代表的学术管理机构，在组织架构、经费投入、人员配置、运行机制等方面不尽完善，且受到行政管理部门的强力支配和控制，因此所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配置上，前者始终凌驾于后者之上，诸如专业与课程的建设改革等本应由学术权力发挥主要作用的领域，经常受到行政力量的过多干预。
在现实中，人们普遍从宏观行政管理角度看待大学教学。过去规模宏大的五年一轮的本科教学评估的正式称谓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教学工作水平评估”，针对的是高校的“工作水平”。这种总体化的指谓充斥于大学教学各领域主体的言语交流、思想意识以及政策文本之中，遮蔽了大学教学作为充满文化与生命运动与交互的特殊人类活动形式所具有的丰富文化内涵，阻碍了人们从宏观、中观、微观多重视角理解“大学教学”。
（二）管理手段：注重运用信息技术加强控制
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学教学管理的信息化、网络化水平不断提升。各类功能强大的管理信息系统、网络教学平台、配备远程视频监控与无线屏蔽设备的标准化考场、高清全程录播教室等一系列技术手段广泛应用，这使得管理人员对教学的各环节各方面能够进行实时的全程监控。
在“幕课”风暴的席卷之势下，各级管理部门在实施各类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时，对精品视频公开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以及网络进阶课程等项目建设给予了更大的经费支持和政策保障。在信息化教学平台和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过程中，有些功能强大的课程中心平台甚至能够让管理人员对学生网上学习的答题数、正确数、错误数、答题总时长等细节信息了如指掌。
信息技术“从改造人类的知觉和行为模式开始，改变传统的时间空间概念，社会的动作方式，伦理道德和法律”。[1]不可否认的是，信息技术是把“双刃剑”，它的过度使用，在造就出一个“高效”、技术化的严密教学系统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大学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品位，使得人才培养过程有异化为工业流水线上各类工序流程的危险。
（三）管理目标：追求对外部需求的即时响应
近年来，面对日益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与生源竞争压力，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与众多高校为了提高毕业生就业率，吸引优秀生源报考，推崇“招生-教学-就业”联动政策。教学管理部门在专业设置与调整、培养模式改革、教学内容设计上紧跟行业、产业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职业技能的需求，迎合对某些“热门”专业的非理性追捧，甚而有时将此作为管理工作的亮点大力宣扬。
这种试图在大学教学和社会需求之间建立同步联动、即时响应关系的做法，从长远看必然导致对大学教学内在规律的忽视。专业与课程沦为高校追求社会工具价值的载体。事实证明，前些年不少“跟风”建设，曾一度“炙手可热”的专业，其中不少现已沦为学生最难就业的专业，成为现行普通高等学校专业目录中的控制布点专业。而有些所谓的“实用”课程，经不起长期的实践检验，最终在培养方案修订过程中被删除。
二、大学教学管理的文化分析
（一）简析文化
“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原指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的意思，用以表达特定历史时代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也用来说明具体社会、部落、民族的风俗习惯及生活方式的特点。狭义的‘文化特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机构等。”[2]“文化”的法文德文“kultur”，也源于拉丁文“cultura”一词，本义指“耕种”、“敬神”、“动植物培养”和“精神修养”等意思。
文化本身并非是一个固定的、僵死的形态，它是一种流动的形态。与技术不同，“文化是在情境性及多重目的性上建立起来的”。[3]文化的个性与内涵，由于每个时代、每个民族的主体对它的理解而愈加丰富了。[4]西方的“culture”更多地将物质生产活动引入精神生产活动，与我国“文化”自古以来较偏重精神教化不同。
《教育大词典》对文化的解释是，“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综观各类概念定义，“文化”一词与“自然”相对，含有人类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两方面内涵，是人类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文化是人类能动实践的成果，这种成果反过来又对人的精神生理产生影响，“文化即人化”。文化对人的影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需要主体将其内化为自身自觉的观念意识。从语义学上说，“化”显示出一种渐进的浸润、渗透或弥漫的作用方式（例如，教化）。文化培养要促使那些本身实现的东西完全展开。
不可否认的是，在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逐步取代传统农业文明之后，与社会财富日益繁荣相映照的是，道德的、伦理的、价值的领域受到物质的、经济的、利益的因素侵蚀。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文化的价值、意义、思维模式与传统经常被弃置一隅。
（二）文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
根据高等教育外部关系规律，高等教育与社会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上述四者对于高等教育在联系方式、影响维度、作用强度等方面呈现出丰富多元性。它们极少单独发生作用，也不是以平行、并列、整齐划一的线性方式发挥作用，而是通过彼此间复杂的非线性交互作用产生对高等教育的整体效应。
高等教育系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主要载体。“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是基本关系，处于基本层次，教育与其他方面的关系只是教育与文化关系在不同背景下的投射或特定形式”[5]，可以说，文化对于高等教育的影响更为直接、广泛与深刻。文化成为高等教育更具包容性和超越性的外部因素。大学是高等教育系统的最重要的主体，从文化的角度其社会功能可以解释为文化传承、文化创新和对社会的文化引领和服务支撑。从历史上看，高等教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比与经济、政治、科技之间的关系有更加悠久的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是全面的、综合的。“文化既是教育的外部制约因素，又是教育内部的构成要素”[6]，文化因此成为沟通高等教育内外的桥梁纽带。高等教育则通过文化知识的传播、创造与应用，发挥自身的文化功能。
（三）文化视域下的大学教学管理
大学教学作为高等教育系统的基础功能性活动，在现代社会劳动分工与职业门类不断细化、人才培养层次、规格、标准不断分化的背景下，成为一种特定化的“文化化人”活动形式。为了给大学教学一个全景概貌式的描述，从活动主体、主体的实践活动、主体从事实践活动所凭借、运用的“有形”与“无形”的各类要素加以考察，大学教学涉及因素包括学科与专业基础（大学专业设置与培养方案制订）；大学教学的学校环境（大学教学理念、教学硬件与软件条件、大学教学管理制度与机构、教师评聘制度与教师队伍、学科群及其结构等）；大学教学的内容载体（大学专业课程方案、多级课程体系和具体各门课程的内容）；大学教学的主体活动（大学教师教学活动的准备与实施，大学生课堂内外的学习、实验、实习、作业、考试、毕业论文、社会实践等活动，大学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人员对教学和实践活动的组织、管理与监控，校外实习基地指导教师的指导活动等）。
大学教学活动包含大量复杂的、在人的作用下文化知识和人的运动过程。无论从产生的历史渊源、演变的社会背景、自身运作机制，还是从发展现状与趋势，与外部社会的联系等方面来看，它都已呈现出自身独特的“质”的规定性，越来越与其他层次类型的教育管理活动显示出区别。以教学活动为贯穿主线，将师生、管理者与服务支撑人员等主体要素、与文化知识、教学资源等非主体要素包含在内的社会复杂巨系统，即为大学教学系统，其基本要素为师生主体与文化知识，基本单元为一个个“教师-文化-学生”共同体。教师是掌握高深文化知识，从事复杂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大学生是具有较好文化基础、朝气蓬勃的青年。除了少数重点院校在大学高年级设置的拓展性课程会涉及尚待人类探索解决的学科专业未知领域与前沿问题外，大学教学系统中的文化知识基本上为人类已经掌握的文化成果。院校、专业、课程是大学教学系统获得自身“质”的规定性以区别于其他社会系统的影响因子，对系统结构和功能以及各要素运动发展的方式趋向有着决定性影响。大学教学系统实质上是一类特定化的文化系统。大学教学管理活动无论从指向对象、主要内容抑或是所处环境来看，都具有比较强的文化性、精神性与人文性。
三、用文化的力量推动大学教学管理转型升级
激发大学教学管理组织和管理者主动积极运用文化的逻辑开展管理实践的内生动力。他们不单是优良教学管理文化的被动承受者，更是这一文化的主要建构者和创造者。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不能希冀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由于文化自身形成的渐进性与变化的缓慢性，这种影响只有通过相对漫长的历史时期才能清晰看出。”[7]
（一）加强管理组织文化建设，落实“以师生为本”的管理理念
长期以来沿袭的单一、自上而下的行政模式亟须转变。各级大学教学管理主体需要将自身在教学工作中的主导性与规制性作用，有效地转化为对广大教师、学生价值追求与理想信念的引领示范力量，用良好的管理作风带动教风学风向好的方向发展，推动形成优良育人文化氛围，使“立德树人，教书育人”蔚然成风。
厘清行政管理职能和学术权力的边界、各自适用范围以及发挥效用方式的差异。坚持以师生为本理念，尊重师生作为文化个体的个性化需要，将“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文化理念融入大学教学管理中，让管理活动贴近教学一线，回归生机勃勃的文化传承的实践。在行政机构设置与职能设计上，应注重考虑如何更好地服务教师与学生在教学、学习过程当中的个性化需要。
行政权力主要发挥资源保障和服务支撑的作用，保证教学活动顺利规范开展，行政管理的制度规范只是守住教学质量的底线。并且，制度本身属于广义文化的范畴，是大学教学系统文化发展的产物。只有当教师、学生将管理政策、方针内化为自身的自觉意识和行动准则，形成倡导“静心教书，潜心育人”的制度文化时，大学教学行政管理的效率效果才会得以彰显。
为适应教学质量提升和内涵建设的更高要求，需要激发和释放师生主体投身教学活动的热情与活力，完善专家组织的运行机制，将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等学术性事务交给学科专业的专家教师自主管理。此外，引入多元社会主体参与管理也是驱动管理创新的重要渠道。目前，国内正在开展的专业认证活动显示出这种发展倾向，这为推进大学教学在质量标准、教学理念、培养模式、目标内涵等方面的改革不断深化完善，形成各具个性特色的院校文化、专业文化、课程文化奠定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二）保持管理文化与技术之间的适度张力
在文化的视域下，“技术并不只是物质现象，而且也是精神现象”，它“不再外在于人和文化，本身正是社会发展中文化作用的要素”。大学教学管理者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效率的同时，对技术产生的文化和哲学层面的问题应该加以反思。师生主体在网络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世界是“由电子媒介的自指性语言所构型的新型语言和符号世界”[8]，远程管理系统也让管理者和师生之间不再依赖传统的交流渠道。这些势必造成教师、学生、管理人员之间的交往互动方法模式的变革，他们拥有了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双重自我。
大学教学活动作为文化之流和生命之流的多向交互运动，充满着在个体、群体、社会不同层次上的教师-学生、学生-学生、教师-教师不同主体之间以文化知识为媒介的文化传承活动。管理者应防止技术从手段上升为目的，窒息大学教学系统本应具备的生机勃勃的文化活力。对信息技术发展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功能应加以反思研判，看其是否有助于作为系统最重要文化主体的教师、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以及他们对各具特色的院校文化、专业文化、课程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的理解、认识与阐发。只有在文化与技术之间保持好适度的张力，维护好动态的平衡，大学教学系统结构功能的不断优化与良性发展才能实现。
（三）构建与社会之间富有弹性的交互机制
大学教学完全不同于针对狭窄职业面甚至特定岗位的速成式技能培训，并不追求将学生仅培养成某类工作的岗位能手。大学学生一般需要掌握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能力，具备专业领域内较强的发展后劲潜力与较广的适应面。文化的逻辑就是真实的人类活动的逻辑。[9]大学教学活动是师生共同度过的一段特殊的生命过程，以及在这段生命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传承关系。这种生命过程和文化传承关系的复杂性、创造性、体验性与独特性为大学教学系统形成自身复杂运动逻辑奠定了基础。它与外部社会之间不可能形成丝丝密合的同步联动关系，而是以演化的方式形成一种多维度、非线性、非均衡的互动关系。鉴于此，管理者在育人理念、培养目标、教学模式、毕业规格等事关大学教学文化生态发展走向的因素设计上，不应“短视”，单纯迎合社会用人单位对特定岗位技能的过分要求；而应坚持适度超前性，使大学教学具备较大的灵活度以及与外部社会之间的弹性，避免社会经济周期性波动涨落对大学教学造成直接作用。在文化“介质”的缓冲与调适下，大学教学系统与外部社会将形成一种更为和谐平衡的互动关系，系统显现出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演进生态。大学教育事业将由此获得更为持久而强劲的发展动能与活力。
我国大学教学管理只有回归文化的逻辑，才能更好地切合大学教学系统自身的内在演化规律、运动轨迹与发展趋势。为了更好地适应高等教育走内涵式发展之路的新常态，激发和释放师生教学主体投身教育事业的热情与活力，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将文化元素更多地融入管理体系中，运用文化的观念意识和行为范式增强管理组织的内涵，提升文化软实力，让文化的张力调适行政性、技术性、社会性因素，使得大学教学管理从制度管理、技术管理、目标管理的层面上升为文化管理。
[ 参 考 文 献 ]
[1] 王治河主编.后现代主义辞典[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582-583.
[2] 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教育大辞典（第6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156.
[3] [德]科斯洛夫斯基著，毛怡红译.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5.
[4] 李成军著.价值体系的历史选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04.
[5][6] 张应强.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3，21.
[7] 韦剑剑.本科教学评价的后现代主义反思[D].苏州：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8] 李元.知识的全球化：经济、生态与人文——第3届全球化国际专题研讨会透视[A].王世伟等编.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11）第15辑[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442-450.
[9] 母小勇.论课程的文化逻辑[J].教育研究，2005（11）：59-65.
[责任编辑：陈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