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启超家书》看梁启超的父亲形象及其对当前家风教育的启示

    席志武

    [摘 要]梁启超是一位启蒙主义思想家，更是一位教子有方的教育家。《梁启超家书》集中体现了梁启超的家庭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作为一位父亲，梁启超在家书中具体呈现出3种形象：学业知识上的引导者、情感生活上的关怀者和道德品格上的垂范者。家风教育关系到国家兴衰与文化传承，对梁启超的家庭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对当前“家风”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

    [关键词]梁启超;梁启超家书;家风;家庭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19）12-0001-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9.12.001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1873—1929）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他倡导的“自新”“新民”理论学说对近代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不仅如此，梁启超的家庭教育思想与实践也值得关注。梁启超共育有9个子女，“一门三院士，满庭皆俊秀”是世人对梁启超家庭教育的极高赞誉。众所周知，中国历来就有重视家庭教育的人文传统，“孟母三迁”“断织劝学”“岳母刺字”等都是家风教育的典范。在几千年的历史流传当中，无数“家规”“家训”影响至今：如《颜氏家训》《朱子家训》以及各种治家格言等。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说“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1]。从某种意义上说，家风关系到国家兴衰，关系到文化传承，同时也关乎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自信的确立。在新时代背景下，对梁启超的家庭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对当前家风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

    一、梁启超家风教育的研究评述

    家风教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近年来在全社会范围内兴起的家风热，有赖于国家层面的大力倡导。早在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和全国妇联领导班子成员谈话时，明确指出家风的重要性，认为“好家风”能够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2014年，央视《新春走基层·家风是什么》特别节目，进一步助推了家风热，为全社会开展家风教育营造了良好氛围。之后，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家风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他指出：“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和、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2]。可谓对家风的个人、社会、国家等三个层面内涵做出全面论述，充分揭示了家風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也激活了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2016年3月12、13日专题片《家风》，再次助推了家风观念的深入。在此基础上，学界结合家风建设的文化背景，对历代文化名人的家风展开研究，充分探讨了家风教育的当代意义。

    据笔者的整理爬梳，截至2019年8月16日，中国知网（CNKI）上与家风主题相关文献共计5 308篇：分别为2013年相关文献仅61篇，2014年开始出现井喷，增至491篇，随后家风主题研究一直是学界热点，并呈递增趋势。2015年574篇，2016年1 003篇，2017年1 298篇，2018年1 047篇。这些研究成果都从“家风建设”“家训文化”“家庭教育”等各个方面对家风做了充分探讨，为本论题的写作提供了一定参考。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名人，他的家风教育理论与实践也在家风热的背景下受到关注。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梁启超家风教育可从以下方面进行评述：

    （一）对梁启超教育思想的综合性研究

    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他那卷帙浩繁的著作中蕴含有丰富的教育思想。董方奎、陈夫义编选的《梁启超论教育》是这方面的基础文献。不仅涵盖了梁氏论兴学校、育人才、废科举、立幼学、设女学等内容，还囊括了梁启超具体的美学思想、国民教育思想、体育教育、情感教育思想、趣味教育思想等。编者在引言中对梁启超的家风教育有所重视，“梁启超是孩子们的慈父、导师和朋友，在子女教育方面非常成功。梁启超的儿女们都成为高素质高成就的人才，是他亲自精心培养的结果，也是他的人才培养和素质教育理论在家庭教育中成功应用的出色范例”[3]。陈漱渝、宋娜选编的《梁启超论教育》对梁启超教育思想做了总体呈现，序言“学做现代人——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称，“梁启超的教育成果不仅体现在著书立说方面，也体现在中西合璧式的家庭教育当中”，并指出，梁启超教育子女的重要方式是写家书，“这些深情的家书形成了一种好的家风”[4]。宋仁主编的《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对梁启超的国民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儿童教育、教育制度改革、教学治学的原则与方法做了评述。安尊华立足于近代转型时期的历史背景，认为梁启超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培育新型国民以拯救中华民族[5]。其他著述还包括：郑流爱对梁启超的历史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特征、理路、意义和价值作了论述[6]。万发云、钟珍维对梁启超教育思想的宗旨、路径及意义作了综合分析[7]。

    （二）论述梁启超家庭教育的理念与特点

    最早对梁启超家庭教育思想进行论述的是叶存洪的“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梁启超家庭教育思想述微”，该文论述了梁启超对子女的学习生活、理想抱负、人格养成等方面的引导。钟庆肯定了梁氏家教的“极其成功”，并从爱国主义、道德品质和知识教育等方面论述梁启超的家庭教育理念。罗检秋的《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文化史》是对梁氏家庭进行系统研究的论著，作者认为梁启超把新民事业落实到了家教之中。具体包括：其一，梁启超践行了“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的原则;其二，尊重子女个性和专业爱好，为之提供自由发展空间;其三，重视“磨炼人格”教育;其四，以爱国为立身之本，珍视和阐扬中国文化。其五，注意追随时代潮流，更新知识结构[8]。其他论文还有：崔荣华的“梁启超的家教之道”、齐辉的“论近代精英家庭教育的嬗变”等。

    （三）立足《梁启超家书》，探讨梁氏家教方法及当下意义

    据笔者考述，当前《梁启超家书》至少有22个版本，受家风热影响，2015年及之后出版的“梁启超家书”多达11部①。立足于《梁启超家书》，学界对梁启超家风教育作了充分探讨。如俞祖华、俞梦晨的“像梁启超那样做父亲”，不仅呈现了梁启超“一门三院士、满门皆才俊”的家教传奇，而且从关注孩子成长的每个阶段、引领儿女获得全面发展、扮演多重角色的好爸爸、理念上的引导与方法上的指导等角度全面论证了梁氏家风的方式与方法。汤志钧、汤仁泽认为，梁启超虽在家书中多次告诫子女要认真读书、学成报效祖国，“但没有鼓励孩子读名校，去升官发财，也没有强迫孩子去学所谓的‘热门专业”[9]。方麟从为学与为人两方面，认为“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为学只是一个方面，人格培养则是更为重要的方面。这种人格培养，体现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10]。 杨晓从“培养怎样的人”“怎样培养人”入手，探讨了梁启超家庭的逆境教育及当下性启示。[11]

    综上所述，梁启超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其思想中蕴含有丰富的家风教育理念与方法。《梁启超家书》是梁启超家风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对此进行研究，有助于全面理解梁启超的文化思想，对进一步推进家风建设亦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二、《梁启超家书》中梁启超的父亲形象

    学界对梁启超家风教育有较丰富的讨论。总体而言，现有相关研究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将梁启超的家庭教育思想置于其启蒙新民的话语框架下进行讨论;第二，从梁启超的子女成就出发，追溯探讨梁氏家风的理念和特点;第三，偏重于对《梁启超家书》进行文本分析，探讨梁氏家风教育的内容及方法。以上研究都有其价值，然而，相较于梁启超的启蒙思想家形象，学界对于梁启超的父亲形象的讨论仍有进一步的论述空间。

    就目前留存的《梁启超家书》来看，其写作时间大多集中在1911年至1928年间，这一时期的中国已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传统父权思想开始瓦解，梁启超也正式结束了长达14年的海外流亡生涯，其思想渐趋成熟和通达。就近代转型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启蒙大众固然是件十分紧迫的事，然而，“如何做父亲”却一直是困扰着近代社会的一个家庭伦理问题。

    1919年，鲁迅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刊于《新青年》1919年11月1日）一文，其目的与意义即在于批判过去根深蒂固的父权思想，藉此改良旧式家庭教育观念。欲立需先破，鲁迅先生在此文中刻画了一个亟需破除的旧式父亲形象：“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中国的老年人中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随后，鲁迅先生从启蒙主义观念出发，建构出一种觉醒的父母形象，认为“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并且说：“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12]鲁迅此番论述与同一时期的胡适、戴季陶等人的观念并无二致②。笔者于此当然无意探讨鲁迅关于“如何做父亲”的准则，然而，这篇在“五四”时期颇具影响的文章，揭示了一位好父亲对于家庭、社会乃至整个国家民族的社会功能。这与我们当前重视家风教育的逻辑如出一辙。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现代作家，通过文学作品呈现出多样的“父亲”形象，如冰心在《去国》中塑造的不断帮助和指导儿子成长的开明通达的父亲的形象;朱自清在《背影》中刻画的蹒跚走到铁道边为儿子买橘子的慈爱的父亲形象;曹禺在《雷雨》中塑造的在子女面前显得“格外峻厉”的专断且伪善的父亲形象等等，诸如此类。对于父亲形象的书写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作家真实的生活情感经历，同时也决定了作家们对于社会人生的一种认知形态。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对于孩子的影响是深远的，在整个家庭教育过程中，父母在子女心目中的形象决定了子女的价值取向、道德品质、审美趣味乃至职业发展。

    梁启超写给孩子的家书留存有400余封，这些家信呈现出梁启超作为父亲的形象。梁启超晚年时期强调“知育、情育、意育”③，这与其家庭教育思想亦是相通的。由此而言，梁启超的父亲形象亦可从这三方面进行论述。

    （一）作为学业知识上的引导者形象

    梁启超9个子女皆为才俊：诗词研究专家梁思顺、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炮兵上校梁思忠、图书馆学家梁思庄、经济学家梁思达、社会活动家梁思懿、革命军人梁思宁和火箭系统控制专家梁思礼。他们在各行各业皆取得杰出成就，离不开父亲梁启超的引导。众所周知，梁启超深度参与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虽是大忙人，却自始至终都密切關注子女的学习成长。作为子女们学业知识上的引导者，梁启超具体做了以下工作：

    1.敦促子女学业，关注学业进展

    梁启超对子女的学习关注可谓是不厌其烦不厌其详。如在1912年10月《致梁思顺》中问：“汝学业如何？”于此同时，梁启超还常根据思顺的学习进展做出激励性评价，如在1912年11月《致梁思顺》中说：“汝所学日入实际，可喜”，在1912年11月22日的信中说：“汝所学皆能领会，至为欣慰”，在1912年12月1日的信中再次说到：“汝所学精进，吾甚喜慰”。晚年时期，梁启超亦常敦促子女的学习进展。如在1927年4月《致梁思永》中劝导思永“跟着欧洲著名学者作一度冒险吃苦的旅行，学得许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于终身学问有大益的。所以我不肯把机会放过，要求你加入。”1928年4月，在《致梁思永》中再次敦促思永，“你再有留学机会不容失掉，因为你所学还未大成哩”。

    2.引导学习兴趣，做出专业性指导

    1926年2月，在《致孩子们》中，对梁思成的学业进行指导，“思成学课怕要稍为变更，他所学单纯是美术建筑，回来是否适于谋生，怕是一问题。我从前希望他学都市设计，只怕缓不济急。他毕业后转学建筑工程何如”？还对思永、思庄提出寄望，“我所望于思永、思庄者，在将来做我助手。第一件，我做的中国史非一人之力所能成，望他们在我指导之下，帮我工作。第二件，把我工作的结果译成外国文，永、庄两人当专作这种预备”。在1927年8月《致孩子们》中谈及思忠学业，“我的主张是叫他（思忠）在威士康逊把政治学告一段落，再回到本国学陆军”。

    3.引导子女树立正确的求学观念和方法

    1925年7月，在《致孩子们》中，梁启超告诫思庄说，“求学问不是求文凭”，在《致梁思顺》（1925年9月24日）中说，“学问求其在我而已。” 1927年8月，在《致孩子们》中，梁启超谈到学问方法，“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并且建议子女们在学习“专门科学”外，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在1927年8月《致孩子们》中还强调做学问需劳逸结合，“每日要拿出几点钟来，每礼拜拿出天把来玩玩，因为做学问，有点休息，从容点，所得还会深点，所以你不要只埋头埋脑做去”。

    （二）作为情感生活上的关怀者形象

    梁启超不仅关心子女学习，也非常关注子女的情感生活。当然，梁启超自己就是一个情感最富和兴味最浓的人。他说：“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并且认为，情感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13] 正是基于这一理念，他在多个场合都对趣味和情感的价值与意义进行强调。如在‘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中说，自己是拿“责任心”和“兴味”作为人生的基础，并自白道：“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14]。在“趣味教育和教育趣味”中，他又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甚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15]。

    梁启超终其一生都信奉趣味主义。且在生活中践行着趣味主义，与此同时，他还在家书中常以此作为言传身教的内容，不断启发、引导子女们的情感生活，希冀他们做一个“烂漫向荣”“活泼有春气”的人，远离单调的生活，远离苦恼和堕落，以一种愉悦的审美情感来享受生活乐趣，进而丰富自己的人生意义。1927年8月，在《致孩子们》中，梁启超担心梁思成“所学太专门”，容易把生活“弄成近于单调”，因此建议他增强一些“趣味”，梁启超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他对于自身趣味的强调，恰恰是要让子女学习这种长处。1928年5月，在《致梁思成、林徽音》中，梁启超称赏思成和徽音的回信有“趣味”和“兴味”，他说：“巴黎来的信已收到了，那信颇有文学的趣味，令我看着很高兴”。并且提出建议：“我盼望你们的日记没有间断……，所记范围不可宽泛，专记你们共有兴味的那几件——美术、建筑、戏剧、音乐便够了，最好能多作‘漫画。能做成一部‘审美的游记也算得中国空前的著述。况且你们是蜜月快游，可以把许多温馨芳洁的爱感迸溢在字里行间，用点心做去，可称为极有价值的作品”。梁启超对于趣味的强调，对于情感的重视，一方面是基于自身的人格特点，另一方面则是藉此影响子女，增益于人生的完满。

    （三）作为道德品格上的垂范者形象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启蒙新民，常常痛感国民的道德衰败。在他看来，中国政治之所以乱象频仍，很大原因就在于道德衰败。他早年的启蒙工作，就是对国民劣根性展开深入批判，如1901年，他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揭露了过去民众身上存在的六种缺陷：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更是将国民批判发挥到极致。事实上，梁启超自始至终都强调要有坚强的意志，不能为劣等欲望牵制。他也常常以严格的道德品格要求自己，使自己保持着一种元气淋漓的气象。在家书中，梁启超更是突出了这一点，并从两个方面对子女们的道德品格做出垂范：

    首先，从“破”的层面说。梁启超对子女们的安适状态常保持警惕，认为这将有损于人的道德。如1916年1月，梁启超在《致梁思顺》中说：“两年来所境较安适，而不知不识之间德业已日退，在我犹然，况于汝辈”。他后来参加护国运动，在《致梁思顺》中对子女做出了道德表率，“吾今舍安乐而就忧患，非徒对于国家自践责任，抑亦导汝曹脱险也。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此乃最足以自豪者，安而逐腥膻而丧吾所守耶”？到了晚年，梁启超常警示子女们的安适状态，如在1928年5月《致梁思成书》中反对梁思成来清华教书，他说，“……尤其是清华园，生活太舒服，容易消磨志气”，继后并强调说，“清华园是‘温柔乡，我颇不愿汝消磨于彼中，谅汝亦同此感想”。除了破除安适状态之外，梁启超也反对子女们与轻浮的人多亲近，反对子女“做官”。如他在《致梁思顺》中说，“作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

    其次，從“立”的层面说。梁启超在家书中常表现出一种自觉的人格垂范意义。他在1927年5月《致孩子们》中说：“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姊弟兄的模范。”从家书可以看出，梁启超的道德正向意义体现在：（1）爱国。如他在1927年5月写于“护国运动”的《致梁思顺》：“此行乃关系滇黔生死，乃全国国民所托，虽冒万险万难不容辞也。”（2）责任。梁启超自己是一个责任感与使命感极强的人，“对于政治上责任固不敢放弃”，他常教导子女要担当社会责任。他在1923年11月《致梁思顺》中说：“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3）进取冒险。梁启超在家书中多次鼓励子女冒险吃苦。他在1927年4月《致梁思永》中，鼓励思永去新疆沙漠做冒险吃苦的旅行，认为“于终身学问是大有益的”。1927年5月，他《致孩子们》中教导思忠时说：“你想自己改造环境，吃苦冒险，这种精神是很值得夸奖的……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困苦危险中把人格力磨练出来。”（4）自立。1927年5月，梁启超在《致梁思顺》中说：“你和希哲都是寒士家风出身，总不要坏自己家门本色，才能给孩子们以磨炼人格的机会。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实何止乱世为然）……”（5）乐观。1928年5月，在《致梁思顺》中，梁启超表现出一种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说：“我关于德性涵养的功夫，自中年来很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

    《梁启超家书》中呈现的作为父亲的梁启超形象，还有其他方面的内涵。综上来看，梁启超毕生坚持启蒙新民，他也将这种理念贯彻到家风教育之中。1927年6月，梁启超在《致孩子们》中说，“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的热烈”。正是基于这种热烈的爱，梁启超把自己的情感毫无保留地给了他的子女。这给当前的家风教育亦有诸多启示。

    三、梁启超的父亲形象对当前家风教育的启示

    梁启超在家书中，始终注重“家风”对子女人格养成的意义。从其内容来看，他多次和子女们谈到恪守家风的重要性。梁启超之所以注重家风教育，与他早年所受的家风教育有直接关系。如早在1902年《三十自述》中，梁氏谈到幼年时从祖辈那里受的家教：“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可以说，梁启超在幼年时就种下了“爱国”的种子。梁启超早年的人格和一生事业由此养成。除此之外，梁启超还常常追忆父母的教诲。在《三十自述》中，他记述道，“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言语举动稍不谨，辄呵斥不少假借。常训之曰：‘汝自视乃如常儿乎”？1916年，在《哀启》中，梁氏还谈到父亲对自己人格的影响：“学业根底，立身藩篱，一铢一黍咸禀先君之训也。先君子常以为所贵乎学者，淑身与济物而已。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施。故平生不苟言笑，跬步必衷于礼，恒性嗜好，无大小一切屏绝;取予之间，一介必谨;自奉至素约，终身未尝改其度。启超等每劝勿太自苦，辄教以家风不可坏，而盎然以后辈之流于淫佚为忧也。”梁启超生长于传统意义上的耕读世家，他也常以此教导子女，“使汝等常长育于寒士之家庭”“勿忘寒士家风”“勿坏自己家门本色”。梁启超家书中所形塑的父亲形象对当前家风教育有着重要启示。

    （一）观念上有意识地培育家风，重视家风对子女成长及成才的影响

    事实上，重视家风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如孔子在《论语》中就有对孔鲤的家风教导，“小子何莫学夫诗”“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等，其他包括《颜氏家训》《朱子家训》《曾国藩家书》等，实可串联出一部“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家风观念史。梁启超在家书中不仅从正面对子女进行家风教育，且从反面论及了家风观念的重要性。1927年8日，在《致孩子们》中，梁启超从反面谈到康有为的家风教育，“南海先生身后事宜，他家里真是八塌糊涂，没有办法。最糟的是他一位女婿——三姑爷。南海生时已经种种捣鬼，连偷带骗……，他那两位世兄和思忠、思庄同庚，现在还是一点事不懂，活是两个傻大少。还有两位在家的小姐，将来不知被那三姑爷摆弄到什么结果，比起我们的周姑爷和你们弟兄姊妹，真成了两个极端了。我真不解，像南海先生这样的人，为什么全不会管教儿女，弄成这样局面”。管教子女，首先就要在观念上重视家风。梁启超一生奔忙，始终把家风教育看得十分重要，这在事实层面对子女们起到了积极影响。梁思礼曾言，自己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爱国，“爱国也是我们全体兄弟姐妹们所继承下来的宝贵遗产。我们9人中有7人在海外学习，个个学业优秀，但是我们没有一个留在国外，个个都学成归国，报效祖国”[16]。实可见家风教育观念对子女的成长意义。

    （二）实践上实质性地参与子女成长与成才的各阶段历程

    梁启超家书中涵盖了丰富的时代历史、政治风云和思想文化，也有许多家里长短、柴米油盐，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家书中还蕴涵着梁启超作为一位父亲对于子女在求学、处世、求职、爱情、婚姻、职业发展、人格养成等诸多方面所做的具体指导。正如梁启超1928年5月在《致梁思顺》中所说：“我生性爱管闲事，尤其是对于你们的事，有机会不能不助一臂之力。”梁启超与子女们虽聚少离多，但通过书信营造出良好的家风氛围。梁启超的家风观念与家教内容，体现在他对子女成长阶段的引导、关心、垂范。仅以梁思成与林徽音的婚姻为例，梁启超通过一系列关怀备至的行为具体参与了子女的教导，实现了对子女的正向引导。如1923年11月在《致梁思顺》中说：“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好孩子，你想希哲如何，老夫眼力不错罢。徽音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思成与徽音成婚，梁启超可谓事无巨细地做出安排和教导，1927年11月，他在《致孩子们》中嘱咐道：“我替你们出主意，（婚礼）最好是在阿图和办——婚礼即在那边最大的礼拜堂里举行。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的习惯叫做‘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部人格和名誉。婚礼只要庄严，不要奢靡。我这几天正在忙着和你们行聘礼，你们结婚后的行程我也大略一想，在坎住数日后即渡欧归途。我现在有一个小计划，只要天津租界还可以安居时，等思成回来，立刻把房子翻盖，重新造一所称心合意的房子……”由此来看，梁启超对子女的事情常常是极为上心、极为细致、极为体贴，真正体现了宽厚深沉的父爱，这种父爱体现于各种细节，也为子女在心灵上营造出一种家风氛围，对子女的价值观人生观都有积极意义。

    （三）方式方法上以平等观念开展家风教育

    梁启超作为一位新旧时代之交的父亲，全然没有传统的独断专横式的家长作风，他自始至终采取的是一种平等的方式。如1926年12月在《致孩子们》中对思庄说：“我最希望你特别注重法文，将来毕业后最少也留法一年，你愿意吗？”其口吻完全是建议和商量的，这也最易于让子女从心理上认可和接受。他还谈到思忠的入学，“你既学政治，那么进什么团体是免不了的，我一切不干涉你，但愿意你十分谨慎，须几经考量后方可加入。在加入前先把情形告诉我，我也可以做你的顾问”。1927年5月，在《致孩子们》中谈到梁思成的婚姻，“我颇想你们提前办理，但是否可行，全由你们自己定夺，我断不加丝毫干涉”。作为一位父亲，梁启超完全没有家长的架子，他对子女的关心从来都是以平等的身份给子女提出建议，把主动权交给子女，从不强加干涉。除此之外，梁启超还常常在书信中表达对子女的思念之情，毫不掩饰对子女的爱，呈现出一副可亲可爱的父亲形象。如1925年7月在《致孩子们》中对思庄说：“我说你‘别耍孩子气，这是叫你对于正事——如做功课，与及料理自己本身各事等——自己要拿主意，不要依赖人。至于做人带几分孩子气，原是好的。你看爹爹有时还‘有童心呢！”1928年10月，梁启超在《致梁思順》中说：“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病发时变特别想得利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想他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梁启超在书信中呈现出的父亲形象，更多的是以一个建议者、指导者、过来人和亲密的朋友身份，具体参与到子女的人生目标和价值选择中，他对于子女各阶段的体验和精神状态始终保持感同身受的能力，他无微不至地关注子女成长，关心子女的前途，尽最大的努力给子女们提供经济保障、情感支持、道德垂范，还给予他们许多宝贵的人生经验指导。所有这一切，正如梁启超1927年8月在《致孩子们书》中所说：“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这在今天，对于每一位父亲都是有启发意义的。

    综上所述，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启蒙思想家和文化名人，把最真诚的爱给予子女，他是子女们学业知识上的引导者、情感生活上的关怀者和道德品格上的垂范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针对家风问题发表讲话，认为“好家风”能够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但事实上，好的家风需要有好的家长进行培育。《梁启超家书》中为我们所呈现的好父亲形象，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梁启超的家风教育思想，同时也值得我们每一个家长在开展家风建设过程中去借鉴学习。

    注释：

    ①《梁启超家书》的代表性编著本有：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中华书局，1994年）、张品兴编《梁启超家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0年）、杜垒选编《际遇：梁启超家书》（北京出版社，2008年）、林洙选编《梁启超家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穆卓编《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给孩子们的400余封家书》（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解玺璋编注《梁启超家书》（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以及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家书、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等。

    ②关于“怎样做父亲”的讨论，最初缘起于胡适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我的儿子》（1919）一诗。其诗有言：“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做我的孝顺儿子”，在当时即引发轩然大波。随后鲁迅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沈兼士发表《兒童公育》（《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31日）、戴季陶发表《旧伦理的崩坏与新伦理的建设》（《星期评论》1919年10月19日、11月23日）、玄庐发表《我做“人”的父亲》（《每周评论》1919年12月7日）等文，对此问题做了充分讨论。

    ③梁启超在《为学与做人》（1922）中说：“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装袋，我们先哲名之谓三达德——智、仁、勇。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通道德的标准，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见梁启超：《为学与做人》，《饮冰室合集.文集三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9：105.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2-18第02版.

    [2]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4-5-5.

    [3]董方奎，陈夫义主编.梁启超论教育[M].海口：三环出版社，2007：5.

    [4]陈漱渝，宋娜选编.梁启超论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13.

    [5]安尊华.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6]郑流爱.平生怀抱在新民：梁启超的历史教育思想与实践[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

    [7]万发云，钟珍维.论梁启超的教育思想[J].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2）.

    [8]罗检秋.将“新民”寓于家教之中[N].北京日报.2018-08-06.

    [9]汤志钧、汤仁泽.梁启超家书：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前言1.

    [10]方麟.为父莫如梁启超[N].中国教师报.2016-1-27.

    [11]杨晓.梁启超的家庭逆境教育[J].中国德育.2018（6）.

    [12]鲁迅.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J].新青年.1919-11-1.

    [13][1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M]. 北京：中华书局，1989：71，60.

    [1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M]. 北京：中华书局，1989：12.

    [16]林洙.梁启超家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11.

    （责任编辑：郭彦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