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通识教育与杜威哲学的内联关系
李天义
编者按
如何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界讨论的热点话题。而“钱学森之问”更让我们陷入沉思。考察现今中国高等教育的实际不难发现：通才教育和专才教育并没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高校毕业生仍然面临着视野狭窄和人文素养缺乏等问题。如何改变这一现状，我国高等教育界也在努力尝试。实施通识教育可以说是一项改变这种现状的举措之一。尽管通识教育在中国已经算不上是一个新鲜事物，但对其仍有探讨的余地，以利于其更好地实施，达到实施通识教育的目的和初衷。为此，本刊特刊发两篇通识教育的文章，供读者品评思考，以期推动和促进通识教育在我国的探讨和实施。
杜威与美国高校的通识教育
在美国谈新型教育模式，研究它在教育上的成功事例，绕不开杜威这位教育工作者。这位秉持哲学思维，间杂心理学专业的学者，是地地道道的教育业内人士。杜威早年就读于佛蒙特大学（University of Vermont），后进霍普金斯大学研究，1884年获博士学位。此后相继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先驱。杜威以其庞大的教学思想体系著称于世，他的主要著作有《民主主义与教育》《明日之学校》《经验与教育》等。作为美国20世纪教育的关键性人物，杜威的出现不仅拯救了迂腐的美国教育，而且他的实用主义哲学也成为美国的一种民族主义精神。深究杜威的教育思想，归结起来大致有三：一是“教育及成长”，教育人的过程就是培育人的过程，因此他反对教育上的教条与刻板，鼓励启迪式教育。二是“教育者如同旅游向导”，教育历程本身已具发展个体禀赋的圆满意义，教育的目标只是作为导向和指引。三是“教育要为国家打造栋梁之才”，杜威认为，教育不仅能传递知识，而且更能培养出一个对国家、社会负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重任的有用之才。在杜威看来，一个人的知识并不占其绝对优势。相反，“道德是教育的最高和最终的目的”。所以，学校教育学生一定要考虑对学生道德修养和思维能力的综合培养，变“学会为会学”，使其在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处变不惊，运用自如。
杜威与中国知识分子有很深的交往，他1919年应胡适之邀在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广州等地讲学，行踪所及，无不受到教育界和社会精英阶层的欢迎，胡适和陶行知均师从于他。杜威式美国教育体系，极大地影响着民国时期的教育，当年学校教育一直以博学和宽泛的教育思想为主线，实行专才与通才并举的教育方针，学生在德、智、美方面均得到全面的教导和滋养。赵元任、林语堂等一大批从哈佛大学留学归来的学者，将国外的先进教育模式引进国内，逐渐在学校建立起“宽口径、厚基础”的教育体系。后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主张下，以“学堂乐歌”这种音乐文化为基础的教育理念，承载了中国新时期的教育思想，在当时就向世界发出了教育领域里锐意进取、与时俱进的第一声。
哈佛大学通识教育红皮书
自从有了杜威的真知灼见，美国高校才注重“全面培养和开发学生潜质，不单一地将他们引入象牙尖领域”，正是多年的坚持，才使这个国家从一个区域走向另一个区域，从地球的一端跨越到另一端，最终走向成功。当然，在美国教育由“专才”转向“全才”培养的教育理念推行起来并不完全尽如人意，势态转机纯属一个偶然事件，它是一个看似与教育完全无关的大国间军事角逐的结果。20世纪中叶，美国在教育上逐渐个性化且散乱无章，由于州与州之间相互的法律不一，所制定的教育计划和人才培养方案也不尽相同。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震碎了美国超霸世界的梦想。哈佛大学的教育精英借此说事，《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由此问世。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B﹒南科特秉持杜威育人续进的思想，认为美国教育上的缺失已经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样一部《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其矛头直指当权者的官僚与迂腐，尖利的批评之声传到了白宫，成为艾森豪威尔及其同僚不得不去思考的大事情。
静心思索，杜威思想所及完全击中美国教育要害，一个靠单打独斗，各自为阵的散乱群体，不能形成向心力。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曾说过：“教育家是把思维的方式给予学生，而不是单纯教他们的生存之技。”美国教育从单一培养学生为尖端的科学人才，调整为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杜威是引领者。不仅如此，美国教育借杜威学说之力的地方还在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其思想影响下，当我们透析美国文化发展，会发现其突出特性即在于“实用”二字。在“实用”哲理的作用下，美国人学会了急功近利的艺术法则，一切均可以借鉴，一切似乎都是合乎情理。爵士乐不是美国货，它是西非黑人思恋家乡的“灵歌”，后演绎为“布鲁斯”抑郁的音调，成为美国主流社会中最受欢迎的一种乐风。摇滚也并非源于美国，它是地地道道的英国舶来品，英国的甲壳虫乐队是摇滚乐的鼻祖，后来也在美国落户，摇身成为美国文化的主体。至于好莱坞电影的世界大众口味，百老汇歌剧里的意大利美声唱法情调等，都含混着极其复杂的文化多元因素及“拿来”后的“实用”性。作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开山鼻祖的杜威，帮助美国在文化上迅速建立国家文化战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哈佛大学的精英们在1954年推出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中，是否照搬了杜威的教育思想尚难定论？这里姑且不论。可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他们学会了用哲学的方法去看教育的问题，哲学的方法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而恰恰美国以往在教育上难于承载的正是这点—教育成了一种应用科学，而不是思考的科学，没有创新，没有联想，更没有诗情画意的意境，究其原因，一杯苦涩的美酒终难让人吞咽。认识到这点，我们已经走进杜威先生的教育殿堂，领略哈佛大师那本被世人奉为圭臬的书籍。
在《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中，围绕“通识”二字大谈特谈它对人的影响和作用。根据本书对其的定义，通识教育即通才教育。它是贯穿于人生各个阶段、持续的教育过程，这个过程把人的实用性和急功近利的眼前利益抛在脑后，致力于人在多学科知识海洋中的翱翔。换言之，是通过专业知识教育的桥梁，将人文学科中的文学、艺术、音乐和社会学科中的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以及科学的知识串在一起，形成内在向心力。在教学中，使学生感受到文学之情、艺术之美、史学之境、科学之理、社会学之通达、自然科学之魅力，完全突破学科的界限，任思绪在学术的空间遨游飞翔。在南科特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中，他灵便轻巧地论述了通识教育与专识教育的区别。通识教育英文原意为“general education”，它翻译过来有多层中文意思：“通常的”“普遍的”“一般的”“概括的”，相对专识教育（special education）是相反的一对词。哈佛大学学者们认为，“通识教育问题的核心在于自由传统和人文传统的传递”[1]。不仅如此，专家们在研讨中进一步推论得出，美国教育理应遵循杜威先生在教育上所主导的思想，把人培养为一个自由的人，一个会“思索与追求美好人生的人……养成一个对于自身在社会和宇宙中的位置都有着全面理解的完整的人”[2]。自由，这个字眼在美国学者和社会中被多次提及，甚至泛化，在学术上的自由给学生留下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这是美国教育工作者终身追求的目标，这个以突显个性、置人权高于主权的国度，自始至终都在为自由而战。在纽约的上港码头，那尊矗立在河中央的自由女神，是美国精神的象征。以追求自由平等为终极目标的美国人，看似将法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理论用于美国的社会，实则是不折不扣的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之灵魂。从美国历史深究其教育之成功，关键在于其根据“自由”与“多变”的社会需要，随时调整自己的教育方针，更替办学思维，这正是其成功的真正缘由。“教育是社会进步和改革的基本方法，学校主要是一种社会组织，教育既然是社会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形式” [3]。可见，美国教育之成功，其中闪烁着杜威先生的教育和哲学上的思想光芒。一个视教育为国家前进动力的政府，没有理由在科技、文化、经济上落伍于他人，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出：美国的成功，首先成功在教育。
通识课程成为哈佛大学培养人才的重要机制
哈佛大学如何选择通识课来作为高校教育改革之刃？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事情，在其学者们看来，大学里的人文知识是育人的必经之路，以“博学”克服“尖端”之不足，让学生在音乐、舞蹈、绘画、文学等领域中吸收养分，在知识与知识之间寻找一种“黏合剂与盟约”[4]。进一步论证哈佛大学育人之道时还发现，在培养学生学识时，他们尽量给学生营造一种艺术般的“诗境”，“正如通过诗意，即对于通常事物的具有想象力的理解，人们的思想才会最深刻、最根本地联系在一起。因为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不论是史诗、戏剧、小说还是哲学都是人类伟大的思想智慧的集成，并极大地影响了一批人”[5]。通过此番话的解读，或许我们理解到哈佛大学推行通识课教育的实质性意义。就经济学的眼光而论，艺术和文学均为一些非功利的学科，它不能够用实用和金钱来衡量。但是，它能够触及人的思想深处，影响人的行为乃至一生的生活方式和处事原则。在杜威的教育思想体系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他极为强调教育对人的终身性作用。他认为，人接受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参与的过程，他把握住了人的行为方式和心理过程，特别强调人在教育中极强的参与意识，“这个意识几乎在出生时就在无意识中开始了，它不断发展个人的能力，熏染他的意识，形成他的习惯，锻炼他的思想，并激发他的感情和情绪”[6]。事实证明，人在接受知识时有很强的参与性，我们在阅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不能不为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而扼腕；在欣赏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时，为那些精美绝伦的诗句幻化出的美景而感动；在聆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时，不能不为在饱受苦难、孤独、失聪后还能挺直腰板站住，并写出生命绝唱的顽强生命力而欢呼……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你在艺术中领略到的那种魅力和精彩，实在难于言表，进而你就被感染，成为艺术中的一员，去欢腾、狂喜、尖叫、哭泣。杜威认为，美的艺术在产生过程中能“使整个生命具有活力，使欣赏者通过欣赏作品而拥有他们的生活”[7]。杜威不仅是一个严谨的学者，而且更是一位开明的思想家，他的学问中包含着对他国文化的宽容和理解。在访问中国期间，杜威先生对北京风俗和中国汉字进行过仔细的研究。他认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世界的两极，一端是以美国为轴的欧美文化体系，这个体系以人为中心，强调人是万物之灵。欧洲文艺复兴伊始，笛卡尔为首的人文主义思想波及整个欧洲大陆，强调人权高于神权，看重人的自身价值和能力。欧洲文化其出发点是人文主义思想，在文艺复兴理性和科学的催生下，美术上产生了“光学”与“透视学”，涌现出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这样的大师。欧洲人文思潮推动了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突飞猛进，此时在教育上产生了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对抗神学院的世俗大学。在世界的另一极，以中国文化所形成的亚洲文化纽带，日本、越南、韩国、朝鲜、新加坡、泰国受益匪浅。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由儒家、道家、佛家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思想主干，在多元文化框架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体现出人文精神、伦理本位、天人合一、尊君重民、尚中贵和的文化特征。杜威对这些特征心知肚明，他在著作中也有论及，“教育为一种锻炼，敏锐的观察力和记忆力，可以靠学习中文得到锻炼；推理的敏锐，可以在讨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细微区别中获得”[8]。此番论述，可以看出杜威深谙中国文化，他接触中国文化之初，首先突破的是语言，方块字汉语系与印欧语系中的日耳曼语族英语，区别甚大，杜威在接触中国文化时，思维上一定遇到挑战。因此，他才建议世人在锤炼记忆力和观察力时推荐汉语。据此，也形成了学识宽泛、视野宏阔的自身。在谈到杜威的教育成就和学识时，胡适坦言道：“我们可以说，在最近几十年中，也未必有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与杜威相比。”他的成就在于：“第一，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革新，第二，他的哲学方法总名叫‘实验主义，分开可以两步说，其一，历史的方法，其二，实验的方法，均成为一种普世的教育价值观，值得借鉴[9]”。对于杜威的赞誉，可见一斑。
人文大学理念
大学的意义何在？在杜威的论著里，字里行间蕴涵着这一严肃话题。大学是一个智慧的容纳库，里面盛满人类知识的结晶，学生的思想不仅在这里能够得以升华，而且他必须感觉到这里有着最活跃的思维体系、宽松的学术气氛、严谨的治学态度。教师在这个充满活力的人文场景中对他的学生施教，培养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合理的思辨力、生动的想象力，以及良好的口才和出色的协调能力。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在他的就职演说中，真切地对他的学生和同僚们说：“大学文化的一个可贵之处在于培养出学生开放的心智，训练他们审慎的思考习惯，调教出学生哲学的思考方法，谦卑的学习精神”[10]。哈佛大学所设计的通识教育课程将学校与学院之间的所有课程纳入教育的大平台，解决各专业本身的相异，同时使得知识间互通与互鉴。其实现途径展开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发布必修课，突出专业的特点；第二，设立综合导论课，加强基础能力的训练；第三，强调通选课，以兼顾文理专业和不同学科的要求；第四，推出艺术课，启发学生的灵智，培养年轻人创意性思维的能力；第五，名师导读课，让那些学识渊博的教授在教学第一线，让学生领略他们的风采，吸收他们的智慧，聆听成功的经验。哈佛通识教育闻名全美，成为教育之楷模。在他们的通识课程中有对通识课这样的阐述：“我们与其努力传递我们所欣赏的各种建议，不如表达这样一种希望，即继续推进这些做法，并把我们对学院通识教育的进一步讨论限定在一所具体的高教机构—哈佛学院”。哈佛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立，意在克服学生单一的知识结构，突破专业的局限，这与杜威教育理论和他所持的教育思想相吻合。杜威曾说：“教育是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无论是家长和教师，务必使儿童和青年生动活泼地获得最大可能的数量的观念，使其成为主动的观念和指导行为的动力。”杜威这里所言的在接受教育中要做到“生动活泼”，与古希腊贺拉斯所提出的“寓教于乐”有异曲同工之妙。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归结美国教育领先于世界的真正原因在于，这个国家始终都在一种危机下生活，就是在宁静的社会环境里，他们也会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去关注他国的动向，由科技上的暂时落后引发教育上的改革，这个改革的思想体系又在一代哲学宗师杜威的庞大思想体系引导下，不偏不倚地从始点到达终点。
本文系《综合性地方本科院校的公选教育课程平台研究》阶段性成果 项目登记号cdjg2013016
参考文献：
[1]哈佛大学.哈佛大学通识红皮书[M].李曼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
[2]哈佛大学.哈佛大学通识红皮书[M].李曼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0.
[3]杜威.杜威教育名篇[M]. 赵祥麟编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1.
[4]哈佛大学.哈佛大学通识红皮书[M].李曼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7.
[5]哈佛大学.哈佛大学通识红皮书[M].李曼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0.
[6]杜威.杜威教育名篇[M].赵祥麟编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5.
[7]杜威.艺术即经验[M].高建平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10：10.
[8]杜威.杜威教育名篇[M].赵祥麟编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86.
[9]哈佛燕京学社.人文学与大学理念[M]. 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5.
[10]陈思和.实用主义之我见[M]. 江西：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20.
[11]哈佛委员会.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M].李曼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45.
[12]杜威.杜威教育名篇[M].赵祥麟编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83.
（作者单位：成都大学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于 洋]
编者按
如何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界讨论的热点话题。而“钱学森之问”更让我们陷入沉思。考察现今中国高等教育的实际不难发现：通才教育和专才教育并没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高校毕业生仍然面临着视野狭窄和人文素养缺乏等问题。如何改变这一现状，我国高等教育界也在努力尝试。实施通识教育可以说是一项改变这种现状的举措之一。尽管通识教育在中国已经算不上是一个新鲜事物，但对其仍有探讨的余地，以利于其更好地实施，达到实施通识教育的目的和初衷。为此，本刊特刊发两篇通识教育的文章，供读者品评思考，以期推动和促进通识教育在我国的探讨和实施。
杜威与美国高校的通识教育
在美国谈新型教育模式，研究它在教育上的成功事例，绕不开杜威这位教育工作者。这位秉持哲学思维，间杂心理学专业的学者，是地地道道的教育业内人士。杜威早年就读于佛蒙特大学（University of Vermont），后进霍普金斯大学研究，1884年获博士学位。此后相继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先驱。杜威以其庞大的教学思想体系著称于世，他的主要著作有《民主主义与教育》《明日之学校》《经验与教育》等。作为美国20世纪教育的关键性人物，杜威的出现不仅拯救了迂腐的美国教育，而且他的实用主义哲学也成为美国的一种民族主义精神。深究杜威的教育思想，归结起来大致有三：一是“教育及成长”，教育人的过程就是培育人的过程，因此他反对教育上的教条与刻板，鼓励启迪式教育。二是“教育者如同旅游向导”，教育历程本身已具发展个体禀赋的圆满意义，教育的目标只是作为导向和指引。三是“教育要为国家打造栋梁之才”，杜威认为，教育不仅能传递知识，而且更能培养出一个对国家、社会负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重任的有用之才。在杜威看来，一个人的知识并不占其绝对优势。相反，“道德是教育的最高和最终的目的”。所以，学校教育学生一定要考虑对学生道德修养和思维能力的综合培养，变“学会为会学”，使其在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处变不惊，运用自如。
杜威与中国知识分子有很深的交往，他1919年应胡适之邀在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广州等地讲学，行踪所及，无不受到教育界和社会精英阶层的欢迎，胡适和陶行知均师从于他。杜威式美国教育体系，极大地影响着民国时期的教育，当年学校教育一直以博学和宽泛的教育思想为主线，实行专才与通才并举的教育方针，学生在德、智、美方面均得到全面的教导和滋养。赵元任、林语堂等一大批从哈佛大学留学归来的学者，将国外的先进教育模式引进国内，逐渐在学校建立起“宽口径、厚基础”的教育体系。后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主张下，以“学堂乐歌”这种音乐文化为基础的教育理念，承载了中国新时期的教育思想，在当时就向世界发出了教育领域里锐意进取、与时俱进的第一声。
哈佛大学通识教育红皮书
自从有了杜威的真知灼见，美国高校才注重“全面培养和开发学生潜质，不单一地将他们引入象牙尖领域”，正是多年的坚持，才使这个国家从一个区域走向另一个区域，从地球的一端跨越到另一端，最终走向成功。当然，在美国教育由“专才”转向“全才”培养的教育理念推行起来并不完全尽如人意，势态转机纯属一个偶然事件，它是一个看似与教育完全无关的大国间军事角逐的结果。20世纪中叶，美国在教育上逐渐个性化且散乱无章，由于州与州之间相互的法律不一，所制定的教育计划和人才培养方案也不尽相同。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震碎了美国超霸世界的梦想。哈佛大学的教育精英借此说事，《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由此问世。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B﹒南科特秉持杜威育人续进的思想，认为美国教育上的缺失已经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样一部《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其矛头直指当权者的官僚与迂腐，尖利的批评之声传到了白宫，成为艾森豪威尔及其同僚不得不去思考的大事情。
静心思索，杜威思想所及完全击中美国教育要害，一个靠单打独斗，各自为阵的散乱群体，不能形成向心力。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曾说过：“教育家是把思维的方式给予学生，而不是单纯教他们的生存之技。”美国教育从单一培养学生为尖端的科学人才，调整为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杜威是引领者。不仅如此，美国教育借杜威学说之力的地方还在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其思想影响下，当我们透析美国文化发展，会发现其突出特性即在于“实用”二字。在“实用”哲理的作用下，美国人学会了急功近利的艺术法则，一切均可以借鉴，一切似乎都是合乎情理。爵士乐不是美国货，它是西非黑人思恋家乡的“灵歌”，后演绎为“布鲁斯”抑郁的音调，成为美国主流社会中最受欢迎的一种乐风。摇滚也并非源于美国，它是地地道道的英国舶来品，英国的甲壳虫乐队是摇滚乐的鼻祖，后来也在美国落户，摇身成为美国文化的主体。至于好莱坞电影的世界大众口味，百老汇歌剧里的意大利美声唱法情调等，都含混着极其复杂的文化多元因素及“拿来”后的“实用”性。作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开山鼻祖的杜威，帮助美国在文化上迅速建立国家文化战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哈佛大学的精英们在1954年推出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中，是否照搬了杜威的教育思想尚难定论？这里姑且不论。可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他们学会了用哲学的方法去看教育的问题，哲学的方法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而恰恰美国以往在教育上难于承载的正是这点—教育成了一种应用科学，而不是思考的科学，没有创新，没有联想，更没有诗情画意的意境，究其原因，一杯苦涩的美酒终难让人吞咽。认识到这点，我们已经走进杜威先生的教育殿堂，领略哈佛大师那本被世人奉为圭臬的书籍。
在《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中，围绕“通识”二字大谈特谈它对人的影响和作用。根据本书对其的定义，通识教育即通才教育。它是贯穿于人生各个阶段、持续的教育过程，这个过程把人的实用性和急功近利的眼前利益抛在脑后，致力于人在多学科知识海洋中的翱翔。换言之，是通过专业知识教育的桥梁，将人文学科中的文学、艺术、音乐和社会学科中的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以及科学的知识串在一起，形成内在向心力。在教学中，使学生感受到文学之情、艺术之美、史学之境、科学之理、社会学之通达、自然科学之魅力，完全突破学科的界限，任思绪在学术的空间遨游飞翔。在南科特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中，他灵便轻巧地论述了通识教育与专识教育的区别。通识教育英文原意为“general education”，它翻译过来有多层中文意思：“通常的”“普遍的”“一般的”“概括的”，相对专识教育（special education）是相反的一对词。哈佛大学学者们认为，“通识教育问题的核心在于自由传统和人文传统的传递”[1]。不仅如此，专家们在研讨中进一步推论得出，美国教育理应遵循杜威先生在教育上所主导的思想，把人培养为一个自由的人，一个会“思索与追求美好人生的人……养成一个对于自身在社会和宇宙中的位置都有着全面理解的完整的人”[2]。自由，这个字眼在美国学者和社会中被多次提及，甚至泛化，在学术上的自由给学生留下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这是美国教育工作者终身追求的目标，这个以突显个性、置人权高于主权的国度，自始至终都在为自由而战。在纽约的上港码头，那尊矗立在河中央的自由女神，是美国精神的象征。以追求自由平等为终极目标的美国人，看似将法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理论用于美国的社会，实则是不折不扣的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之灵魂。从美国历史深究其教育之成功，关键在于其根据“自由”与“多变”的社会需要，随时调整自己的教育方针，更替办学思维，这正是其成功的真正缘由。“教育是社会进步和改革的基本方法，学校主要是一种社会组织，教育既然是社会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形式” [3]。可见，美国教育之成功，其中闪烁着杜威先生的教育和哲学上的思想光芒。一个视教育为国家前进动力的政府，没有理由在科技、文化、经济上落伍于他人，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出：美国的成功，首先成功在教育。
通识课程成为哈佛大学培养人才的重要机制
哈佛大学如何选择通识课来作为高校教育改革之刃？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事情，在其学者们看来，大学里的人文知识是育人的必经之路，以“博学”克服“尖端”之不足，让学生在音乐、舞蹈、绘画、文学等领域中吸收养分，在知识与知识之间寻找一种“黏合剂与盟约”[4]。进一步论证哈佛大学育人之道时还发现，在培养学生学识时，他们尽量给学生营造一种艺术般的“诗境”，“正如通过诗意，即对于通常事物的具有想象力的理解，人们的思想才会最深刻、最根本地联系在一起。因为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不论是史诗、戏剧、小说还是哲学都是人类伟大的思想智慧的集成，并极大地影响了一批人”[5]。通过此番话的解读，或许我们理解到哈佛大学推行通识课教育的实质性意义。就经济学的眼光而论，艺术和文学均为一些非功利的学科，它不能够用实用和金钱来衡量。但是，它能够触及人的思想深处，影响人的行为乃至一生的生活方式和处事原则。在杜威的教育思想体系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他极为强调教育对人的终身性作用。他认为，人接受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参与的过程，他把握住了人的行为方式和心理过程，特别强调人在教育中极强的参与意识，“这个意识几乎在出生时就在无意识中开始了，它不断发展个人的能力，熏染他的意识，形成他的习惯，锻炼他的思想，并激发他的感情和情绪”[6]。事实证明，人在接受知识时有很强的参与性，我们在阅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不能不为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而扼腕；在欣赏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时，为那些精美绝伦的诗句幻化出的美景而感动；在聆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时，不能不为在饱受苦难、孤独、失聪后还能挺直腰板站住，并写出生命绝唱的顽强生命力而欢呼……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你在艺术中领略到的那种魅力和精彩，实在难于言表，进而你就被感染，成为艺术中的一员，去欢腾、狂喜、尖叫、哭泣。杜威认为，美的艺术在产生过程中能“使整个生命具有活力，使欣赏者通过欣赏作品而拥有他们的生活”[7]。杜威不仅是一个严谨的学者，而且更是一位开明的思想家，他的学问中包含着对他国文化的宽容和理解。在访问中国期间，杜威先生对北京风俗和中国汉字进行过仔细的研究。他认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世界的两极，一端是以美国为轴的欧美文化体系，这个体系以人为中心，强调人是万物之灵。欧洲文艺复兴伊始，笛卡尔为首的人文主义思想波及整个欧洲大陆，强调人权高于神权，看重人的自身价值和能力。欧洲文化其出发点是人文主义思想，在文艺复兴理性和科学的催生下，美术上产生了“光学”与“透视学”，涌现出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这样的大师。欧洲人文思潮推动了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突飞猛进，此时在教育上产生了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对抗神学院的世俗大学。在世界的另一极，以中国文化所形成的亚洲文化纽带，日本、越南、韩国、朝鲜、新加坡、泰国受益匪浅。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由儒家、道家、佛家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思想主干，在多元文化框架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体现出人文精神、伦理本位、天人合一、尊君重民、尚中贵和的文化特征。杜威对这些特征心知肚明，他在著作中也有论及，“教育为一种锻炼，敏锐的观察力和记忆力，可以靠学习中文得到锻炼；推理的敏锐，可以在讨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细微区别中获得”[8]。此番论述，可以看出杜威深谙中国文化，他接触中国文化之初，首先突破的是语言，方块字汉语系与印欧语系中的日耳曼语族英语，区别甚大，杜威在接触中国文化时，思维上一定遇到挑战。因此，他才建议世人在锤炼记忆力和观察力时推荐汉语。据此，也形成了学识宽泛、视野宏阔的自身。在谈到杜威的教育成就和学识时，胡适坦言道：“我们可以说，在最近几十年中，也未必有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与杜威相比。”他的成就在于：“第一，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革新，第二，他的哲学方法总名叫‘实验主义，分开可以两步说，其一，历史的方法，其二，实验的方法，均成为一种普世的教育价值观，值得借鉴[9]”。对于杜威的赞誉，可见一斑。
人文大学理念
大学的意义何在？在杜威的论著里，字里行间蕴涵着这一严肃话题。大学是一个智慧的容纳库，里面盛满人类知识的结晶，学生的思想不仅在这里能够得以升华，而且他必须感觉到这里有着最活跃的思维体系、宽松的学术气氛、严谨的治学态度。教师在这个充满活力的人文场景中对他的学生施教，培养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合理的思辨力、生动的想象力，以及良好的口才和出色的协调能力。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在他的就职演说中，真切地对他的学生和同僚们说：“大学文化的一个可贵之处在于培养出学生开放的心智，训练他们审慎的思考习惯，调教出学生哲学的思考方法，谦卑的学习精神”[10]。哈佛大学所设计的通识教育课程将学校与学院之间的所有课程纳入教育的大平台，解决各专业本身的相异，同时使得知识间互通与互鉴。其实现途径展开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发布必修课，突出专业的特点；第二，设立综合导论课，加强基础能力的训练；第三，强调通选课，以兼顾文理专业和不同学科的要求；第四，推出艺术课，启发学生的灵智，培养年轻人创意性思维的能力；第五，名师导读课，让那些学识渊博的教授在教学第一线，让学生领略他们的风采，吸收他们的智慧，聆听成功的经验。哈佛通识教育闻名全美，成为教育之楷模。在他们的通识课程中有对通识课这样的阐述：“我们与其努力传递我们所欣赏的各种建议，不如表达这样一种希望，即继续推进这些做法，并把我们对学院通识教育的进一步讨论限定在一所具体的高教机构—哈佛学院”。哈佛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立，意在克服学生单一的知识结构，突破专业的局限，这与杜威教育理论和他所持的教育思想相吻合。杜威曾说：“教育是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无论是家长和教师，务必使儿童和青年生动活泼地获得最大可能的数量的观念，使其成为主动的观念和指导行为的动力。”杜威这里所言的在接受教育中要做到“生动活泼”，与古希腊贺拉斯所提出的“寓教于乐”有异曲同工之妙。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归结美国教育领先于世界的真正原因在于，这个国家始终都在一种危机下生活，就是在宁静的社会环境里，他们也会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去关注他国的动向，由科技上的暂时落后引发教育上的改革，这个改革的思想体系又在一代哲学宗师杜威的庞大思想体系引导下，不偏不倚地从始点到达终点。
本文系《综合性地方本科院校的公选教育课程平台研究》阶段性成果 项目登记号cdjg2013016
参考文献：
[1]哈佛大学.哈佛大学通识红皮书[M].李曼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
[2]哈佛大学.哈佛大学通识红皮书[M].李曼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0.
[3]杜威.杜威教育名篇[M]. 赵祥麟编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1.
[4]哈佛大学.哈佛大学通识红皮书[M].李曼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7.
[5]哈佛大学.哈佛大学通识红皮书[M].李曼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0.
[6]杜威.杜威教育名篇[M].赵祥麟编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5.
[7]杜威.艺术即经验[M].高建平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10：10.
[8]杜威.杜威教育名篇[M].赵祥麟编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86.
[9]哈佛燕京学社.人文学与大学理念[M]. 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5.
[10]陈思和.实用主义之我见[M]. 江西：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20.
[11]哈佛委员会.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M].李曼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45.
[12]杜威.杜威教育名篇[M].赵祥麟编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83.
（作者单位：成都大学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于 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