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看汉语国际传播

    【摘要】从人类的历史来看，人类的命运经历了不断地迁移与融合，语言也随人类的迁移在不同文化间进行传播，交流和融合。从人类迁移和语言文化传播的历史来看，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正在形成。语言的传播总是与贸易、文化、科技、人口繁殖和迁徙、教育等因素成正相关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文明间的文化活动与语言传播的关系非常密切。当代的汉语国际传播研究应当与地理、文化、语言、人口、贸易等因素紧密结合在一起。

    【关键词】文明 人口迁徙 贸易 语言传播

    一、引言

    在人类漫长的演化过程中，“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去哪里”“为什么”等问题一直伴随着智人的进化。六万年前，智人从非洲向世界各地迁移。大约在4.5万年前，智人到达了欧洲。约1.5万年前，智人抵达了东亚、西欧、澳大利亚等地。1.3万前，我们的祖先迁徙到不同的地区，为了适应新的环境，我们在迁徙过程中不断地演化出新的行为，形成与环境的“共生”关系。在人类迁徙过程中，“共命运”一直是人类的核心。人类迁移与环境之间形成的“共生”关系是当今科学中的研究热点之一。

    二、人类语言迁徙之路与“超语言”

    （一）语言的虚拟性

    由于语言的虚拟性，使语言成为文化的重要特征，虚拟性就是虚构故事的能力。

    在人类漫长的演化道路上，大脑的一次认知革命产生了语言，语言成为我们人类区别与其他物种的重要特征之一。语言的产生，使得人类可以使用更大的“带宽”进行交流和“集体学习”。“虚拟性”和“集体学习”是语言重要的特征。语言具有虚构故事的能力，正是这种虚构性，让人类可以使用语言虚拟各种不同的故事来解释我们周边的世界。由于语言虚构了不同的故事，群体通过语言“集体学习”不同的故事，这就形成了现在不同的文化，人类的文化也呈现出多元化。也许，作为“第三种猩猩”的我们从非洲走出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是同一种原始语言。来源于母亲的线粒体已经指出了这种可能性。语言演化和人类演化一起变得多样化，我们不断地从不同的路线抵达不同的地区，语言随之不同地分化。由于语言的虚拟性，让语言成为不同文化的重要特征。由于语言具有虚拟故事的功能，因此人类需要区分“你们”和“我们”。语言成为区分文化上“你们”和“我们”的重要依据之一。语言、文化、基因是以一个整体的形式进行传播的，语言学已经成为综合学科。

    （二）生命2.0时代下的语言传播史与“超语言”

    在几千年的演化过程中，我们由“狩猎时代”进入了“农业时代”，人类由此进入了“生命2.0”时代。“农业革命”是一场较为缓和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人类迁徙到不同的地方，演化出适应当地的行为，形成与环境的“共生”关系，其核心是“共”。“生命2.0”时代意味着人类生命经过生物演化进入到文明阶段。在这个阶段，语言成为了不同民族和文化的重要区别特征。

    我们为传播各自的语言付出颇多。在中国秦朝，我们的祖先就知道使用同一的语言能提高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向心力。美国著名学者亨丁顿也提出，语言非常重要，其重要性仅次于宗教。在亨丁顿看来，语言和宗教是构成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主要因素。在他的《谁是美国人》中就指出英语和基督教（确切地说是新教）是现代美国人的文化核心。

    我们从人类演化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不同的时间段，总是会不断地涌现超越国家和民族的通用语言。这种语言也被称为“超语言”。第一，“超语言”指的是某种语言由于该语言的国家或民族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硬实力的影响下，它的使用范围不再局限于该国家或该民族，而被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民众使用的语言。历史上的拉丁语、希腊语，西班牙语、法语、英语、汉语等语言就属于这样的超语言。在相互交往时，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民众往往会选用具有较高附加值的语言。

    第二，从本质上来说，语言就是一种商品。作为商品，消费者愿意为此进行消费，往往是商品后面的价值作用。因此，非通用语国家或民族的民众学习一种语言的意愿一般是和该通用语言的使用广度和深度相关。学习任何一种外语是需要消费金钱和时间，因此语言作为一种商品，语言的传播和该语言背后的附加值成正相关性。

    从人类迁移历史来看，受到地理环境和历史技术的限制，“陆地语言传播模式”要早于“海洋语言传播模式”。无论是“新月沃地文明”还是东方的“黄河流域的文明”都属于“陆地语言传播”模式。无论是在“海洋文明”还是“陆地文明”中，语言的传播和国家或民族的硬实力相联系。硬实力包括经济、军事、科技等因素。例如，历史上，由于中国一直在各种硬实力方面保持领先的位置，对于东亚或东南亚地区的国家或民族来说，汉语是具有“高声望”“高附加值”的超语言。因此，汉语在这些地区是一种“超语言”。

    为了利益，欧洲国家开始走出欧亚大陆征服其他陆地。殖民地和大量的移民，使得其他国家或民族被迫接受欧洲的语言，然而这种暴力“海洋语言传播”模式在当今语言格局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印欧语系毫无疑问是在当今语言格局中使用面积最广、使用人口最多的语系。通过英语在北美、澳大利亚的传播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禁止使用和教授某种语言达到摧毁一种文化的语言政策。有的地区由于使用原语言人口过少，原有的语言消失了。例如，通过欧洲国家一系列殖民活动，北美洲原住民死亡人口太多，原有语言已经消失。细菌在这场欧洲语言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地理上，美洲大陆和欧亚大陆是分离的，北美原住民忽然和欧洲人接触，接触到欧亚大陆的病菌，而这些原住民没有足够的时间演化出抗体，因此造成了原住民人口急剧减少。在北美地区，天花造成的原住民人口伤亡数量远大于战争。当今的北美地区，原住民的语言消失，印欧语系的语言大行其道。

    就现当代语言格局来说，英语毫无疑问的成为“超超语言”。分析其原因，这和英国和美国近百年的国际地位相关。当英国取得了世界霸主的地位后，英国的殖民地广大，英国被称为“日不落帝国”。英语也随英国的硬实力成为“超超语言”。二战前，英语的传播是通过暴力的方式，二战后美国通过流行文化将英语传播进行得更彻底。汉语如何成为一种替代英语的“超超语言”，或者说成为一种可以与英语抗衡的“超超语言”，这个问题是当前从事汉语教育的教师和学者需要思考的问題。

    无论从使用的广度和深度来看，英语能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进行交流，而且英语还成为世界范围的知识传播、国际贸易的语言。我们来分析英语的“超超语言”地位的形成。第一点，英语背后的商品价值。任何商品都是有其价值的，语言也是一种商品，而现阶段英语具有非常高的附加值和声望。因此，现在英语成为传播最好的语言。无论是以前的英国还是现在的美国，他们总是倾向将英语和商业联系在一起。例如，在英语的传播中，英语教育不仅仅是教育产业，同时英语教育还是一种商业服务项目。英语和经济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第二点，学术、教育交流工具。英语成为现在学术界交流的最重要工具。“英语几乎成为技术大亨的垄断。”无论是学术会议还是论文，英语都是首选的工具。英语在学术界的地位也使得更多的人将英语作为最重要的外语;第三点，身份特征。不可否认，在某些非英语国家，能够使用流利地英语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例如，在印度，英语的传播还离不开印度精英阶层的不懈努力。在印度，使用英语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精英階层为了保持这种阶层往往会对英语采取一种保护的语言政策。这样就造成印度更多的民众愿意认同和习得英语。这种情况同时也存在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等国家;第四点，使用人口。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英语作为独立语言的历史并不长，但是英语是现在全球传播效果最好、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北美地区英语的使用人口众多，欧洲大陆会英语人口接近2亿，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大约4亿，以及前面谈到的印度、新加坡等国家人口使用英语。有研究表明全世界有1/4的人口能够熟练的使用英语，这是一个庞大的语言人口;第五点，语言政策。语言传播都和语言政策相关。早期由英国主导的英语传播过程中，英国通过海上入侵、宗教传播（新教传教士主导）、殖民地居民使用英语等政策让英语传播到世界各个地方，进而成为“超超语言”。

    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汉语国际化的潜力和发展趋势

    习近平在2017年10月18日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着力建设一个“相互尊重、和谐、共赢”的国际社会。我们来看看在当今世界语言格局中，汉语在当今语言格局中的位置，以及我们该如何进行汉语国际传播。奥斯特勒在《语言帝国》一书中提对当今语言传播提出以下几点：（1）传播受众的自由选择性。一种语言成为“超超语言”，这需要得到传播受众广泛的接受，而不是强迫接受;（2）传播语言的声望。“超超语言”的接受往往和其背后的附加值紧密相关。语言背后的价值是语言传播的关键;（3）“超超语言”的接受性还受到学习者语言的相似性的影响。

    （一）潜力

    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人口迁徙、汉语文化圈从语言传播的历史来看，无论“陆地语言传播模式”还是“海洋语言传播模式”，国家的硬实力是语言传播的重要关键因素。经济实力作为一种硬实力，它往往是语言传播的重要推手之一。国际贸易、国际旅游是不同文明、不同语言群体间最好的、最自然的传播手段。从文明发展史来看，语言的传播和国际贸易、国际旅游成正相关性。例如，早期英语的国际化也是随着英国全球贸易、殖民地、全球获取利润开始的。因此，汉语的国际化应当着力于增加我国与其他国的经济来往、旅游等活动。特别是鼓励我国的公司“走出去”，促进我国跨国公司的海外贸易（鼓励我国跨国公司在海外贸易中使用汉语等措施），提升汉语的附加值，增加国际语言学习者自愿选择汉语的意愿。这种自由性就必须结合语言习得者的实际利益需求。

    从人类迁移、语言传播史来看，人口因素是传播语言、传承文明的重要因素之一。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无论对文明还是语言来说，扩大该语言团体人口一直都是语言传播中的最有效的方法。在保证人口繁殖的前提下，语言群体的迁徙和扩散往往也会带动语言的传播。阿拉伯语成为超语言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阿拉伯国家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生育率。印度的生育率高于我国，在未来的50年后，我们可能看到印度当地语言由于人口的扩张而上升该语言的地位。我们发现当代欧洲的语言格局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由于欧洲各国原居住民人口的低繁殖率和阿拉伯人群的高繁殖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就造成了欧洲人口正向着有利于阿拉伯语传播的方式演变。欧洲语言、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同样的案例在美国也发生着。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指出，在多元文化和多样性理论下，出现越来越多的跨国流动的人对美国的概念冷漠。由于使用语言的不同，美国已经形成了文化的撕裂。在美国移民居住集中的地区，由于移民的语言和文化没有改变，人口繁殖的剧增，已经造成了众多移民对美国政策制定的影响。语言作为文化和民族的血液。社会是否需要双语或多语言的问题？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提出，从美国的历史来看，英语对保持美国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顶层设计上，我国制定的政策应当考虑鼓励我国人口生育、海外迁移、以及提高华侨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感。在人口比例上，为了语言传播，我国的语言政策应当保证汉语的使用率，以及保证国内人口的出生数量，以及出台鼓励在美国的华人使用汉语、人口数量繁殖的政策。我国若是要保证汉语的使用比例，则必须要保证一定的本土生育量，或者鼓励在美华人华侨生育，以及使用汉语培养后代。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我国人口的海外迁移也将成为汉语国际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发展趋势

    从语言传播史来看，“超语言”往往和该民族或国家的高声望相关。由于中国传统上一直是亚洲东部和东南部文化、科技的榜样，因此在亚洲形成了“汉字文化圈”。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文化和经济也迅速崛起，在亚洲东部、东南亚，汉语依旧保持了较高的声望，具有较高的附加值。同时，由于文化的相似性，语言的习得性，汉语将在东亚和东南亚具有习得较高的自愿性。汉语将会在东亚、东南亚发展为极具优势的地域性语言和领域性语言，同时具有典型的时代人文特征。从人口来说，东亚、东南亚人口在未来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基数，人口的数量将有助于汉语成为“超超语言”。同时，从经济发展来说，东亚和东南亚，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国家将继续保持上升，从这种意义来看，汉语具有成为重要的通用语言的可能性。努力地去磨合，达成该地区共识，从而建设一个汉语为通用语的大同区域。

    （三）妥善推动汉语国际传播

    分析推动汉语国际传播，主要有以下几个关键的因素：

    1.深厚的文化语境，开放的政策环境，顺畅的传播通道等。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物质发展的同时，精神内涵也必须提高。东南亚、东亚都属于“中华文化圈”。挖掘“中华文化”内涵有助于汉语的国际化。

    2.贸易，贸易与语言的国际化成正相关性。国际贸易是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群体间交流最自然、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出台有利于我国国际贸易的政策，促进我国的国际贸易，同时鼓励在国际贸易中使用汉语，特别是我国的跨国公司，从而提高汉语的价值。

    3.文化产业的国际化。英国和美国都将文化产业放在了重要的位置。特别是美国的文化产业有助于美国价值观的传播。

    4.语言政策。从人类演化的历史来看，语言的传播都和该国的语言政策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应当通过制定合适的语言政策协助汉语成为不同文化、民族间贸易的通用语言，也就是实现汉语成为超超语言的身份。

    5.教育和科技。从英语的发展史来看，语言成为教育和科技的常用语言是语言传播中行之有效、使用成本低但获利高的手段之一。汉语国际化的语言政策的制定也需要考虑到这点。制定出汉语成为科技和文化的通用语言，形成学好汉语能给精英阶层带来某种利益。让更多的像律师、医生、教师等精英阶层为了更好、更多的工作机会自愿地学习汉语。而且这些精英阶层在接受汉语的同时或多或少地接受中华文化的思想，而且这些人群往往可以制约和引导当地的政策走向。

    四、结语

    本文从人类演化、迁移的角度出发对汉语国际化的分析。作为一个语言研究者来说，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汉语如何成为有声望的“超超语言”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在未来，汉语是唯一可能与英语进行抗衡的语言（这是从人口的角度来说），但是汉语在世界地位、附加值、声望方面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致力倡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8-10-7.

    [2]尼古拉斯·奥斯特勒.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3][美]贾雷德·戴蒙德.第三种黑猩猩.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4]杰里·本特利著.魏凤莲译.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朱麟.“互联网+”下多元智能化中国语言文化海外传播策略.新闻战线，2016，（14）.

    [6]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譯.谁是美国人？美国人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7]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细菌和钢铁 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本文是2019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科研计划项目资助，社科计划重点项目“文化自信背景下国家安全与北京汉语国际教育课程融合研究”（项目编号：SZ201910031018，项目负责人：朱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本研究成果在接受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期间修改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