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道德与当今世界
许嘉璐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当然无比重要，可文化是个大海，弘扬传统文化首先抓什么？最重要的，是先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社会道德严重滑坡。而伦理道德是中华文化最精粹的部分。我们所建构弘扬的伦理道德不能离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只在屋子里造出来，那是人造花，根本活不了；也不能从国外把花掐下来，插到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它只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萌生。
有钱只是富，有文化才高贵
当前，为什么“文化”热起来，首先是人民文化生活的急需。尽管当前中国整个社会是道德严重滑坡，可人们心中还是向往着过去那种仁、义、礼、智的生活。人们慢慢知道，有钱只是富，富而不贵，只有文化才高贵。梅兰芳到俄国和欧洲去演出《霸王别姬》，引起轰动，至今老人们谈起那段历史仍然津津有味。另外，大家都知道华裔哲学家杜维明先生，为了弘扬中华文化，舍弃了哈佛大学的优厚待遇回到了中国，受到了人们的尊重。
其次是人民内心生活的急需。我们在生活里感受到的代沟问题，过去只归结于时代的改变和年龄的差距，其实还是文化之沟、追求之沟。还有一个海沟，指海峡两岸。这沟不像余光中所说的窄窄的、浅浅的，这个沟很深。再有一个国沟，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就是和平，靠什么？事实证明靠导弹获得不了和平，更买不了平等。代沟、海沟和国沟要靠文化来填平。
“尼山论坛”连续举办，主题分别是“跨越国度，不同信仰，共同努力”“信仰、原点、伦理”“不同信仰下的共同文明”，三个题目是连续的，逐步明确。能不能构建起全人类的共同文明，西方的和国内的学术界都有剧烈的争论，但反对者也不否定；尽管信仰不同，但在伦理上，大家有共同点，因为这是人类生存、维护社会平衡的最重要的东西。
是不是整个世界要继续沿着西方的理念向前走？事实证明，他们自己也走不通。作为中国人，不要歧路亡羊，痛哭而返，不要悲观。在歧路，我们能找到一条路！因为我们有五千年文明的沉淀。现在时机已经到了。
中华文化核心的核心，是道德观
文化到底是什么？文化是人的生活方式，是民族认同的标记和符号，是民族的根和魂。文化是分层级的。表层文化，是在物质生活上所体现出的好恶、取舍，主要是衣食住行问题。有人说这是物质文化，笔者不赞成，物质本身不是文化。中层文化，指风俗礼仪、文学艺术、学术宗教、制度法律等。有人称这是制度文化，笔者也不赞成。制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说风俗是一种无言的制度，礼仪是一种社会规范，那么文学、学术都不能说是制度。底层文化，也是最核心的，是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伦理观）、宇宙观（世界观）和审美观。有人叫精神文化或者哲学文化，笔者也不赞成，所以笔者就用中性词：表层、中层、底层来表达。
那么，中华文化的核心之核心是道德，即“内心”生活。道德观与人生观、价值观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对文化生活和内心生活二者的需求密不可分。不能满足前者，后者无依托、凭借，空洞化，人们难以接受；不能满足后者，前者会贫乏、平凡，碎片化，久而生厌。中华传统道德，可以用很多词来形容：勤劳、好学、向上、友善、爱国、诚信、和合等。它的特征表现为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而且系统细腻。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系统而细腻的文化，其基础、根苗就是仁爱。仁爱不同于博爱，博爱是一种普世之爱，而仁爱是一种有差别的爱。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孝、悌、忠、义”等，其实都是“仁”字或者“爱”字放到不同领域的表现。笔者用12个词来概括我们的世界观：无神多神，人最宝贵，以人为本；和为最要，以礼相与，兵为凶器；继承发展，生生不息，变动不居；沟通天地，追求崇高，胸怀宇宙。
这里要澄清所谓以人为本，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拜“文艺复兴”所赐。事实上，我们的人文主义是在公元前若干世纪就确立了，是400年前传教士把《论语》《老子》和《周易》用拉丁文介绍到欧洲。正在寻找变革旗帜的欧洲，从阿拉伯人那里发现了希腊、罗马哲学家的著作译本，获得思辨的东西，又从中国发现了人文主义，二者结合提出了“文艺复兴”，于是变革中世纪黑暗统治的新社会开始创立。
数学家和哲学家罗素在1922年说：“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经沿袭数千年，若能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他根据的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和道德观。
罗素1920年来到中国，生活了11个月。回国之后，于1922年写了《中国问题》一书，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的经典之作。此书去年再版。而1922年我们是什么情况？积贫积弱，军阀混战，罗素作为一个哲学家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出中国的前途。他在1922年预言几百年后，“只剩下那些爱好和平的国家，尽管它们贫穷而又弱小。中国人能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标，而不是追求白种民族都迷恋的战争、掠夺和毁灭。”
弘扬传统道德理念，构建新阶段的中华道德体系
当前需要尽快解决突出的矛盾，要解决物质生活的逐渐富裕和文化生活的严重匮乏，以及西方价值观的大行其道和传统道德的严重缺失。应对之道就是大力弘扬传统道德理念，通过创新、发展，在21世纪从实践中形成新的历史阶段的中华道德体系。
任何时代的文化都不可能新造、不可移植，只能在原有传统基础上转换、创新。中华文化不变当中有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底层，我们的“四观”；有变的是中层和表层，传统道德形式、适用范围以及一些内容，理所当然需要转换、创新和淘汰。也就是所谓的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中国怎么办，强调伦理是一部分，应该首先是以德治国，其次在德的基础上要强调礼，但不能没有法，要以法治国。德、礼、法综合才能治国。抓手、平台是什么？第一就是教育系统，学校、课堂、家庭。第二是城乡社区，因为社区是人生活充实之地，而且社区本应是有爱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随着新城镇的建设，以及城市现代化这两大工程，旧有的社区被拆散。第三是民间团体，包括公益、慈善、文化社团，都应该动员起来。第四是宗教，笔者相信宗教管理的进一步完善即将开始。
笔者认为，文化建设和文化传播的主力在民间，政府的责任是引导、支持。供给在学者：中外的学者要关心当下、关心世界、关心未来。普及在教师：应该在教育系统逐渐加大传统文化的比重，大学的教授们能用通俗的语言，给那些没受过正规系统中华文化训练的人，把中华传统文化讲清楚、讲活。这需要慢慢来，慢慢培养。当前这四个方面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应该研究中华文化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最好由民间展开讨论，各方拿出方略来，让国家去参考。
最后笔者想引用罗素的几段话：“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富忍耐力的，当其他的民族只顾及数十年的近忧之时，中国则早已想到几个世纪以后的远虑。”“中国人是个伟大的民族，不能永远忍受外国人的压迫，为了发展智慧，他们愿意吸收我们的优点，我相信，他们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笃信智慧比红宝石更宝贵的人民。”
1922年如此，今天还是如此吗？“中国人自己，由于学到了我们的恶行，将会失去我们熟知的为他们赢得尊重和爱戴的品质。但愿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1926年罗素说的话。
九十余年来，世界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中国也发生了很多事情，若罗素还在，他会认不出这是他曾经创造过哲学辉煌的地球。但是，他以自己的睿智和哲学家的客观冷静对中国和世界文化所作出的预言，却基本无误地正在实现。文化的复兴和建设要比经济建设难得多、长得多。说到内心的建设，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恐怕需要一百年计，因为新的东西要靠父母、教师，一代代传、一代代建。而毁掉它，只需一夜。
但是，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因为今天的事业和追求，也是五千年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五千年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逻辑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就是经济制度根植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基础，既有哲学的基础，也有伦理的基础。因为中华民族有着丰富的重建文化大厦的经验。重建文化大厦，从学术做起、从教育做起。因为中华民族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已经深深存在于亿万人民的心底；因为唤醒这一基因的领导者、学者和人民已在行动。
只要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活在大街小巷、亿万屋檐之下和每个人的心头，新时代的文雅、恬淡、从容、自信、和谐、富裕、强大的中华民族，就会为世界作出划时代的贡献。现在可以说，人民在期待着、世界在期待着、人类的未来在期待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
本文转自于《北京师范大学校报》。整理：周雪梅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曾任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责任编辑：于 洋]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当然无比重要，可文化是个大海，弘扬传统文化首先抓什么？最重要的，是先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社会道德严重滑坡。而伦理道德是中华文化最精粹的部分。我们所建构弘扬的伦理道德不能离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只在屋子里造出来，那是人造花，根本活不了；也不能从国外把花掐下来，插到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它只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萌生。
有钱只是富，有文化才高贵
当前，为什么“文化”热起来，首先是人民文化生活的急需。尽管当前中国整个社会是道德严重滑坡，可人们心中还是向往着过去那种仁、义、礼、智的生活。人们慢慢知道，有钱只是富，富而不贵，只有文化才高贵。梅兰芳到俄国和欧洲去演出《霸王别姬》，引起轰动，至今老人们谈起那段历史仍然津津有味。另外，大家都知道华裔哲学家杜维明先生，为了弘扬中华文化，舍弃了哈佛大学的优厚待遇回到了中国，受到了人们的尊重。
其次是人民内心生活的急需。我们在生活里感受到的代沟问题，过去只归结于时代的改变和年龄的差距，其实还是文化之沟、追求之沟。还有一个海沟，指海峡两岸。这沟不像余光中所说的窄窄的、浅浅的，这个沟很深。再有一个国沟，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就是和平，靠什么？事实证明靠导弹获得不了和平，更买不了平等。代沟、海沟和国沟要靠文化来填平。
“尼山论坛”连续举办，主题分别是“跨越国度，不同信仰，共同努力”“信仰、原点、伦理”“不同信仰下的共同文明”，三个题目是连续的，逐步明确。能不能构建起全人类的共同文明，西方的和国内的学术界都有剧烈的争论，但反对者也不否定；尽管信仰不同，但在伦理上，大家有共同点，因为这是人类生存、维护社会平衡的最重要的东西。
是不是整个世界要继续沿着西方的理念向前走？事实证明，他们自己也走不通。作为中国人，不要歧路亡羊，痛哭而返，不要悲观。在歧路，我们能找到一条路！因为我们有五千年文明的沉淀。现在时机已经到了。
中华文化核心的核心，是道德观
文化到底是什么？文化是人的生活方式，是民族认同的标记和符号，是民族的根和魂。文化是分层级的。表层文化，是在物质生活上所体现出的好恶、取舍，主要是衣食住行问题。有人说这是物质文化，笔者不赞成，物质本身不是文化。中层文化，指风俗礼仪、文学艺术、学术宗教、制度法律等。有人称这是制度文化，笔者也不赞成。制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说风俗是一种无言的制度，礼仪是一种社会规范，那么文学、学术都不能说是制度。底层文化，也是最核心的，是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伦理观）、宇宙观（世界观）和审美观。有人叫精神文化或者哲学文化，笔者也不赞成，所以笔者就用中性词：表层、中层、底层来表达。
那么，中华文化的核心之核心是道德，即“内心”生活。道德观与人生观、价值观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对文化生活和内心生活二者的需求密不可分。不能满足前者，后者无依托、凭借，空洞化，人们难以接受；不能满足后者，前者会贫乏、平凡，碎片化，久而生厌。中华传统道德，可以用很多词来形容：勤劳、好学、向上、友善、爱国、诚信、和合等。它的特征表现为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而且系统细腻。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系统而细腻的文化，其基础、根苗就是仁爱。仁爱不同于博爱，博爱是一种普世之爱，而仁爱是一种有差别的爱。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孝、悌、忠、义”等，其实都是“仁”字或者“爱”字放到不同领域的表现。笔者用12个词来概括我们的世界观：无神多神，人最宝贵，以人为本；和为最要，以礼相与，兵为凶器；继承发展，生生不息，变动不居；沟通天地，追求崇高，胸怀宇宙。
这里要澄清所谓以人为本，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拜“文艺复兴”所赐。事实上，我们的人文主义是在公元前若干世纪就确立了，是400年前传教士把《论语》《老子》和《周易》用拉丁文介绍到欧洲。正在寻找变革旗帜的欧洲，从阿拉伯人那里发现了希腊、罗马哲学家的著作译本，获得思辨的东西，又从中国发现了人文主义，二者结合提出了“文艺复兴”，于是变革中世纪黑暗统治的新社会开始创立。
数学家和哲学家罗素在1922年说：“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经沿袭数千年，若能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他根据的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和道德观。
罗素1920年来到中国，生活了11个月。回国之后，于1922年写了《中国问题》一书，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的经典之作。此书去年再版。而1922年我们是什么情况？积贫积弱，军阀混战，罗素作为一个哲学家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出中国的前途。他在1922年预言几百年后，“只剩下那些爱好和平的国家，尽管它们贫穷而又弱小。中国人能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标，而不是追求白种民族都迷恋的战争、掠夺和毁灭。”
弘扬传统道德理念，构建新阶段的中华道德体系
当前需要尽快解决突出的矛盾，要解决物质生活的逐渐富裕和文化生活的严重匮乏，以及西方价值观的大行其道和传统道德的严重缺失。应对之道就是大力弘扬传统道德理念，通过创新、发展，在21世纪从实践中形成新的历史阶段的中华道德体系。
任何时代的文化都不可能新造、不可移植，只能在原有传统基础上转换、创新。中华文化不变当中有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底层，我们的“四观”；有变的是中层和表层，传统道德形式、适用范围以及一些内容，理所当然需要转换、创新和淘汰。也就是所谓的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中国怎么办，强调伦理是一部分，应该首先是以德治国，其次在德的基础上要强调礼，但不能没有法，要以法治国。德、礼、法综合才能治国。抓手、平台是什么？第一就是教育系统，学校、课堂、家庭。第二是城乡社区，因为社区是人生活充实之地，而且社区本应是有爱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随着新城镇的建设，以及城市现代化这两大工程，旧有的社区被拆散。第三是民间团体，包括公益、慈善、文化社团，都应该动员起来。第四是宗教，笔者相信宗教管理的进一步完善即将开始。
笔者认为，文化建设和文化传播的主力在民间，政府的责任是引导、支持。供给在学者：中外的学者要关心当下、关心世界、关心未来。普及在教师：应该在教育系统逐渐加大传统文化的比重，大学的教授们能用通俗的语言，给那些没受过正规系统中华文化训练的人，把中华传统文化讲清楚、讲活。这需要慢慢来，慢慢培养。当前这四个方面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应该研究中华文化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最好由民间展开讨论，各方拿出方略来，让国家去参考。
最后笔者想引用罗素的几段话：“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富忍耐力的，当其他的民族只顾及数十年的近忧之时，中国则早已想到几个世纪以后的远虑。”“中国人是个伟大的民族，不能永远忍受外国人的压迫，为了发展智慧，他们愿意吸收我们的优点，我相信，他们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笃信智慧比红宝石更宝贵的人民。”
1922年如此，今天还是如此吗？“中国人自己，由于学到了我们的恶行，将会失去我们熟知的为他们赢得尊重和爱戴的品质。但愿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1926年罗素说的话。
九十余年来，世界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中国也发生了很多事情，若罗素还在，他会认不出这是他曾经创造过哲学辉煌的地球。但是，他以自己的睿智和哲学家的客观冷静对中国和世界文化所作出的预言，却基本无误地正在实现。文化的复兴和建设要比经济建设难得多、长得多。说到内心的建设，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恐怕需要一百年计，因为新的东西要靠父母、教师，一代代传、一代代建。而毁掉它，只需一夜。
但是，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因为今天的事业和追求，也是五千年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五千年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逻辑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就是经济制度根植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基础，既有哲学的基础，也有伦理的基础。因为中华民族有着丰富的重建文化大厦的经验。重建文化大厦，从学术做起、从教育做起。因为中华民族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已经深深存在于亿万人民的心底；因为唤醒这一基因的领导者、学者和人民已在行动。
只要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活在大街小巷、亿万屋檐之下和每个人的心头，新时代的文雅、恬淡、从容、自信、和谐、富裕、强大的中华民族，就会为世界作出划时代的贡献。现在可以说，人民在期待着、世界在期待着、人类的未来在期待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
本文转自于《北京师范大学校报》。整理：周雪梅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曾任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责任编辑：于 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