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胡友峰
摘 要：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已经走过30年的历程，在这30年的发展历程中，生态美学在学理建设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得到初步的建构。当然，生态美学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缺憾，主要表现在生态美学的主导话语形态还没有确立，生态美学还没有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抓手。建设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话语体系必须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时代背景，加强系统的理论建设，挖掘、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加强中西对话。
关键词：生态美学；话语形态；生态文明；生态智慧
中图分类号：B8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11-0150-12
20世紀90年代以来，生态美学成为我国美学领域一种富有创新性的理论形态。生态美学的产生具有深刻的时代根源与哲学根基。1972年斯德哥尔摩国际环境会议召开，自然生态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生态美学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诞生的。2007年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为基本国策，并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构想。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目标，并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环境保护策略。生态美学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正在进行中的事业。生态美学作为一种新的美学观念，在目前存在着中国生态美学、欧陆现象学生态美学和英美分析美学之生态美学三足鼎立的局面。中国的生态美学尚在建设之中，要建构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形态，就需要对生态美学发展的学术史进行系统的梳理，从中发现建构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的理论资源、话语方式和理论原则。
一、中国生态美学的发展历程及学理建设
国内生态美学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一）引进介绍时期（1987—2000年）
1987年，鲍昌主编的《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中首次将文艺学的研究同自然的生态联系起来，提出“文艺生态学”的概念，认为“文艺生态学”是将文学艺术与自然生态、社会环境等其他相关因素相结合，研究其间互相关系的科学，并通过这些交互关系的分析和借鉴，来找出文艺演进乃至消亡的种种规律。这可以说是我国学术界第一次萌发的与“生态美学”相关的研究。
1991年台湾学者杨英风发表《从中国生态美学瞻望中国建筑的未来》一文，从生态美学方面来思考建筑，提出未来中国建筑的发展不应一昧仿制西方科技文明的建筑模式，而应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天人合一”“有容乃大”等关系的智慧，试图为未来中国建筑指出一条符合“生态美学”的出路。虽然作者提出未来中国建筑的发展应遵循传统中国文化中“生态美学”的智慧，却并未就什么是“生态美学”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但这是“生态美学”一词在中国学界的首次提出。
曼科夫斯卡娅写于1992年的《国外生态美学》（由之译）是我国刊出的第一篇生态美学文章。作者从审美对象、审美价值、审美教育等方面详尽地介绍了国外生态美学发展的现状（实际是环境美学），开篇即提出其重要观点：“现阶段国外生态美学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了就艺术中的自然问题进行传统研究的范围。”①作者认为，艺术虽然同自然的生态客体一样能够唤起人们的审美感受，但艺术和自然不可互相替代，二者之间有着复杂的互相吸引又互相分离的关系。
1994年，李欣复发表《论生态美学》一文，对生态美学产生的背景、需要树立的基本原则及未来发展进行论述。作者分析了人类发展的三个时期（原始、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期）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生态美学”是生态危机下人类绿色意识觉醒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以研究地球生态环境美为主要任务与对象，是环境美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构成内容包括自然生态、社会物质生产生态和精神文化生产生态三大层次系统”②。为了维护这“一切美的创造发展出路”③，巩固这“对于人类具有的最高审美价值”④的平衡，作者相应指出了应该树立的三大美学观念和三大原则方法。
以上两篇文章可以看作我国生态美学萌芽的标志。除此之外，国内其他学者也陆续关注到“生态美学”这一新兴美学观念并进行思考研究。例如，刘光明的《关于生态环境的伦理学和美学思考》从历史和文化根源上深入分析了人与自然分裂的原因，并提出必须从科学、道德、审美三个方面来重新弥合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主客体尺度得到真正的统一，重建生态美。王玉兰的《生态美学和审美心理图式》一文，以审美心理图示为切入点，指出生态美学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基础超越了西方现代美学中的二元对立，其生态整体意识取代了人类中心意识，并认为这种美学主张不仅是对全球性生态问题的审美反思，更是对传统理性美学理论的突破。
1999年10月，“生态与文学”国际研讨会（海南省作协主办）的召开拉开了我国生态美学与文学方面国际学术会议的帷幕，来自世界各地的30多位学者就人类发展与生态、文学等方面的问题各抒己见。同年，鲁枢元主编的《生态精神通讯》创刊，成为我国生态文学发展的一个阵地，这意味着我国生态美学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理论建设时期（2000—2007年）
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出版了大量的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和生态批评专著，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从多个角度和不同的侧重点对生态美学展开深入研究；举办了众多相关的学术会议；译介了多部西方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重要著作。这一时期，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等相关学科蓬勃发展，生态美学成为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门类。
1.学术著作对生态美学学理建设的推进
2000年12月，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生态文化丛书”（共6本），这套丛书从人文、社科多个方面对人类开始认识到的生态问题进行探讨，填补了我国生态文化领域研究的一些空白，拓宽了国内生态文化的研究视野。其中，徐恒醇的《生态美学》是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生态美学专著。作者以“生态美”为核心范畴，站在生态审美创造的角度上对人的生存环境、城市景观和生活方式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探究了生态审美观的形成以及生态美的意义和作用。该书的最大贡献在于区分了“生态美”这一核心范畴。作者认为，“生态美”与“自然美”不同，自然美是自然所具备的审美价值，“生态美却是人与自然生态关系和谐的产物，它是以人的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作为审美观照的对象”⑤。作者指出人的一切生命活动都是建立在人与诸生命、环境的普遍联系之中，这种互相依存、荣辱与共的生命关联能唤醒人与自然的共鸣，使人认识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要性，而这种生命关联和审美共感正是生态美学所要体现的。在国内第一部生态美学著作中，徐恒醇明确指出：作为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端的警醒、反思与超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时代”已经到来。
“生态文化丛书”中另一本有分量的著作——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是我国第一部生态文艺学著作。鲁枢元在“引言”中便指出生态文艺学的目标在于“试图探讨文学艺术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关系，进而运用现代生态学的观点来审视文学艺术”⑥。作者认为人类生态状况反映在人类种种文学艺术活动中，并不仅仅局限于“环境文学”“环保艺术”等狭义的“生态文艺”，所以这里的“文学艺术”囊括了人类全部的文学艺术活动。该书上卷将文学艺术放进整个生态领域中进行了总论，论述了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中在一定环境下产生的作为一个功能系统的文学艺术的位置和意义；创造性地提出生态学“自然”“社会”“精神”的三分法，并分别分析它们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最后提出“后现代”是生态学时代，在这个人类生态学的新时代里，文学艺术将发挥重大作用。下卷则是理论的应用，作者借由生态学的多元视角，对文艺活动及作品的一些重要环节和问题进行分析。《生态文艺学》一书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该书站在生态文明的角度上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重视文学艺术对于生态建设的作用；第二，该书对“文学是人学”进行了再探讨，解读了钱谷融“文学是人学”命题中的生态意识，并系统地对文学艺术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生态文化立场上的分析。该书语言具有散文式的优美风格，可读性强，但也因其文风造成了一些观点的含混模糊。
同年5月，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指导的文艺生态学著作。该书在生态哲学的启示下，以马克思主义中“自然向人生成”这一命题为理论起点，对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生态观进行了挖掘，明确提出了“人本生态观”和“生成本体论”的新观点，进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下的文学艺术各方面进行了生态维度的论述，揭示了文艺的生态属性和审美所蕴含的生态尺度。该书的贡献在于发掘了马克思思想中的生态哲学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进行了重新阐释，构建生态化的维度。但由于处于国内生态美学发展的初期，该书对国内外生态理论与批评以及环境美学的一些最新学术思想吸收不够。
2002年6月，张皓出版《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作者系统地对中国儒家、道家、佛道、禅道等传统思想中包含的文艺生态思想进行挖掘，并将《红楼梦》《牡丹亭》等一些经典作品放置在生态美学的维度中进行解读。对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所包含的文艺生态智慧的系统分析，在当时尚处于待挖掘的状态，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向世人展示了我国古代文学中丰富的文艺生态思想。同月，袁鼎生出版《审美生态学》，提出了“审美生态观”。作者认为，审美生态观赋予美学生态维度，促成审美人生，规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实现更高的生态目的，促进整个大自然有更高程度的秩序化，它“不僅仅是美学体系的更替，也不仅仅是美学主潮的变换，而更是一种新的美学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宇宙精神的高扬”⑦。
2003年10月，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⑧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作者2001至2003年的14篇论文。曾繁仁明确提出中国文论转向的问题，在该书及其后续发表的一系列论文里，作者抓住生态美学的界定、内涵、研究意义以及生态美学与哲学、伦理学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大部分学者将生态美学看作一门新兴的学科来研究不同，曾繁仁指出，生态美学是当今生态文明时代的一种美学形态，是美学的现代转向，生态美学还不是一门独立学科。所以，他的生态美学研究都是在“生态存在论美学观”的框架下进行的系统论述。他认为，“对于生态美学的界定应该提到存在观的高度。生态美学实际上是一种在新时代经济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有关人类的崭新的存在观，是一种人与自然、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存在观，是一种新时代的理想的审美的人生，一种‘绿色的人生”⑨。“生态存在论美学观”以马克思唯物实践存在论为哲学基础，这一美学观认为，与传统文学批评和美学相比，当下时代语境下的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最大的理论原则转变是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整体主义”，与此相适应的是从“工具理性世界观”到“生态世界观”、从“主客二分”的出发点到“有机整体的一元化”的转变。总之，这一美学观“以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为基本出发点，包含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是一种包含着生态维度的当代存在论审美观”，“是美学学科在当代的新发展、新延伸和新超越”。⑩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为当代美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是国内生态美学发展的一个根本标志。
2005年11月，彭锋的《完美的自然——当代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出版。与之前研究者从概念、内涵、与社会、与人的精神、与生态文学的关系研究生态美学的方法不同，该书站在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对“自然美”进行了反思。作者首先提出了当代环境美学关于自然美的研究理论基础是缺位的，它缺乏一个哲学内涵：“这种审美价值的评估工作的哲学基础并不清楚。那些所谓的美学标准只是人类在文化世界中逐渐确立起来的，它们最多适应于文化世界中的事物。”B11进而，彭锋以“自然全美”这一命题为立足点展开讨论。他认为因为“自然全美”，所以每个事物都“努力与自身同一”，在这样的前提下，需要从美学和伦理学的双重角度考虑，去欣赏那些不同于自己的事物。其中，在伦理学方面要考虑“在争取自我独立的同时，如何尊重他者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真正接受多元的问题”B12。作者分析了康德、阿多诺、杜夫海纳以及中国儒、道、禅三家的有关理论和思想对自己观点加以佐证。该著作对西方环境美学和中国自然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06年7月，鲁枢元的《生态批评的空间》出版。作者从多个方面阐发了自己对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新见解，指出生态批评的对象不仅仅是文学艺术，还涉及整个人类文化。该书中提出的新见解引发了现代批评的学术转向，文学批评的指导和主题由传统对“人”之观念的弘扬转向一种和生态新相融合的道德律令之恪守，走向人文与自然深度关联、相互借鉴的主体间性。
2007年4月，陈望衡的《环境美学》问世，这是我国第一部以环境美学命名的著作，作者在书中试图建构一个严密的环境美学理论体系。该书大体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环境美学学科性质的论述，包括其兴起背景、概念、视野等方面；第二部分分析了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第三部分是对“环境美”的论述，作者先对环境美的性质、功能、本体等问题进行总论，随后对“自然环境美”“农业环境美”和“城市环境美”分别进行论述。作为建立环境美学体系的首个尝试性成果，该书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学术概念、理论和命题，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资源。在环境美学的学科性质部分，作者取得了如下开创性的理论成果。第一，论述环境美学的兴起时，作者对环境美学与传统美学进行了区别，认为两者的研究重心分别是艺术和自然，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比之传统美学扩展了生态主义的内容，环境美学使美学不再束之高阁，而是走向生活，走向实践，是对传统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第二，作者从存在论角度出发，将环境定义为人化的自然。第三，作者反对西方学界中将环境与艺术完全分立的观点，认为应将两者结合，走“环境艺术化”或“艺术环境化”的道路。第四，作者指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虽然都对环境进行研究，却二者并不等同。生态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环境之中，生态美学是借用生态学这一视角来重新审视美学；而环境美学是将环境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它需要从包括“生态”在内的众多视角来进行研究，所以两者不能等同，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环境美的论述部分，作者也提出了许多新观点。第一，作者指出环境美学的根本性质是家园感。第二，在环境美的功能方面，作者对“资源”与“家园”两种环境进行区分，指出环境作为人们的居住场所具有“宜居”“利居”和“乐居”三重性质，“在环境美学的视域内，‘宜居进而‘乐居是环境美学的首要功能，而‘乐游只能是它的第二功能”B13。第三，作者指出了环境美学的主体是“景观”。作者认为，“如果说艺术美的本体是意境，那么环境美学的本体就是景观。它们是美的一般本体的具体表现形态。景观的生成是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的作用”B14。这两方面分别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因素——“景”，和主体感受环境、欣赏环境时的主观心理因素——“观”。此外，作者还批判了“自然全美论”，提出了“自然至美论”等观点。该书的问世，不仅丰富了我国环境美学的理论建设，更对我国环境保护事业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2007年12月，曾繁仁的美学论文集《转型期的中国美学》出版。该书第三部分“生态美学论——由人类中心到生态整体”包含了作者近十年间与生态美学有关的17篇论文，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生态美学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这些论述主要涉及以下重要问题：第一，生态美学的产生发展。作者指出生态美学的产生是为了适应社会由“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现代转型，為了适应哲学、文学、美学等一系列学科由“人类中心”到“生态整体”的转型。第二，对生态美学观的建设。作者明晰了生态美学观的基本范畴，论述了生态美学观的超越性，并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进行充分探讨。第三，生态美学中的中西资源。作者阐释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等老庄道家思想以及《诗经》中的生态思想，同时也挖掘了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第四，生态文学与城市文明建设以及城市休闲文化建设的联系。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无论在审美研究的思维方式还是在理论建设的维度上，都有重要创新，因此中华美学学会前会长汝信称：“因此我以为生态美学的提出是我国学术界首创，正好填补了生态研究的一个空白，无论是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上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B15
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下，众多学术专著的出版、各类相关主题国际会议的召开，推动了生态美学思想的发展与碰撞，为我国生态美学的深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这一时期生态美学的学科建构以及相关问题的明晰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
2.译介式、评论式研究的推动
对国外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的翻译引进和评论研究，也是国内生态美学兴起和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力量。我国生态美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一个从思考其思想渊源、梳理其发展历史，到深入探究其思想内涵、建构系统框架，最后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业已发展起来的生态思想以辩证的眼光对西方生态美学、生态批评思想进行全面“评价式引进”研究的演变过程。
在译著方面，这一时期国内翻译出版了多部西方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著作。陈望衡与美国环境学家柏林特联合主编的“环境美学译丛”在2006年3月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其中包含柏林特的《环境美学》与瑟帕玛的《环境之美》。同年6月，加拿大学者卡尔松的《环境美学》也经由滕守尧主编的“美学·设计·艺术教育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被引进。至此，国际上三位著名环境美学家的代表著作均在这一时期被译入国内。2007年4月，柏林特主编的《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视野》由刘悦笛等翻译引进。国外代表性著作的翻译引进开阔了国内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研究的视野，为其发展提供了丰富多元的思想资源，对国内生态美学思想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启发作用。
这期间，我国学者也逐渐开始以一种辩证的眼光看待西方的生态美学思想，或是汲取其中具有借鉴价值的思想资源，或是针对某些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因此，出现了一些对西方生态美学、生态文学、生态批评思想进行评价式引进研究的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和胡志红的博士论文《西方生态批评研究》。
2003年8月，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对欧美生态文学进行研究的学术专著。该书纵向梳理了欧美生态文学思想基础（欧美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发展概况；结合西方各个时期生态文学代表作家的作品，对欧美生态文学的诸多思想内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分析，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结合西方生态文学的众多资源，作者在“导言”中给生态文学下了这样的定义：“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间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征。”B16
2006年7月，胡志红的博士论文《西方生态批评研究》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对西方生态批评进行深入系统探究的学术专著，具有独特的立场和开拓意义。该书在“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指导下，对西方生态批评产生的社会、哲学、学术背景，发展历程、理论构建等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下，既分析了我国生态批评的兴起与发展，也指出了中国生态批评所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对中国生态批评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在翻译和评介的研究部分，值得一提的是王诺在2004年组建的“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该团队致力于国外生态文学的研究，不仅系统宏观地介绍欧美主要语种和国家的生态文学，还着眼于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该团队坚持对一手资料全面掌握的原则，采用实践分析和批评理论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多元开放的视角，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逐渐成为国内生态文学研究的中心之一。
翻译引进和评价式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引进了西方相关的思想，为国内生态美学的发展提供丰富的、可供参照的学术资源和思维方式，更是为国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国际学术视野。这不仅使国内生态美学研究实现与世界同步，更在互动中有足够的平台发声，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3.学术论文对生态美学研究的推动
在此期间，学界还涌现出许多相关论文，研究者以生态美学为立足点，站在不同角度展开研究，丰富、活跃了生态美学的发展。学术论文对生态美学研究的推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对生态美学的学理基础进行反思。例如，朱立元在《寻找生态美学的存在论根基》（2005）一文中将生态美学的理论根基归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和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仪平策的《从现代人类学范式看生态美学研究》（2003）从人类学范式出发，为生态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并论述了这一视角的意义功能。赖大仁在《论生态美学研究的价值立场》（2005）一文中指出当今生态美学的研究不应该绝对地看待“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最后的立场还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中来，寻求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有机统一。孙琪在《问题与出路——对今年国内生态美学研究的反思》（2004）一文中指出生态美学研究存在概念、范畴模糊，对古典的阐释过于浅表，缺少扎实的个案分析等问题，应从基本理论、批判理论和应用三个方面入手来促进生态美学的发展。
（2）挖掘中国古典生态审美智慧。例如，邓绍秋在《论禅宗的生态美学智慧》（2002）一文中从禅宗的自然观、生命观、心性论、认识论和解脱论五个方面来探讨禅宗思想中的生态智慧，对“缘起”“无我”“众生平等”等观念进行了生态的剖析。李天道在《和：中国传统生态美学之境域构成》一文中分析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和”的内涵及其“既不在此、也不在彼”的特质，是美学追求中最根本的境域构成。陈伟、种海燕在《儒家社会生态美学思想与道家自然生态美学思想的比较》（2006）一文中对儒家和道家分别侧重的“社会生态的平稳”和“自然生态的稳健”进行了比较，并论述了它们对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的借鉴意义。
（3）对生态批评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阐释。例如，张旭春在《生态法西斯主义：生态批评的尴尬》（2007）一文中指出生态批评的终极问题是反思现代性，而不是单纯的阐释生态问题。王晓华在《后现代主义话语谱系中的生态批评》（2007）一文中确定了生态批评的后现代性，分析了其重视差异、去中心、多元性的特征。黄建烽的《生态美学视域中的沈从文小说》（2003）从生态美学的角度分析了沈从文小说中构建的“湘西世界”和“都市世界”的对照，在这一对照中结合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反思，对人性进行了探索。杨亭的《论〈格萨尔王传〉的生态美学思想》（2006）从《格萨尔王传》中描绘的地理环境、宗教传统和藏族生活来挖掘其中的生态智慧，为生态美学挖掘出具有民族地域特征的生态理论资源。这些论文推动了我们对生态批评的本质认识。生态批评的文本实践从生态视角对一些名家名作以及社会文化进行生态美的重新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智慧，具有重要意义。
（三）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初建时期（2007年至今）
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至此，生态美学研究也从理论研究的边缘进入主流，开始进入新的建设时期。2012年，“美丽中国”正式被列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之一。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期“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提出和积极实践为我国生态美学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多机遇。
1.对中外生态美学相关成果与资料进行翻译、介绍和梳理
在这一时期，国外著名生态美学家与环境美学家的重要成果几乎都被译介到国内。如阿诺德·柏林特的《美学再思考：激进的美学与艺术学论文》（肖双荣译，2010）；程相占、阿诺德·柏林特等人编著的《生态美学与生态评估及規划》；格伦·A.洛夫的《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学与环境》（胡志红译，2010）；劳伦斯·布伊尔的《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刘蓓译，2010）等。
对西方生态观念的深度挖掘，使国内评论式研究持续发展。2007年和2008年，王诺分别出版《生态与心态——当代欧美生态文学研究》和《欧美生态批评》。2008年，李美华的《英国生态文学》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英国生态文学的专著。2015年，胡志红出版《西方生态批评史》一书，该书梳理了近40年来西方生态批评的发展进程、基本特征，对劳伦斯·布伊尔、帕特里克·D.墨菲、斯科特·斯洛维克等人的生态批评思想进行了分析，并结合西方的研究和中国的现状，对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做出评价。2016年，“英语文学与生态批评”学术研讨会在贵州大学召开，会后出版论文集《英语文学与生态批评》，收录的文章包括分析当代英文文学中的生态思想、从生态角度对英语经典文学进行的解读以及中西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比较研究。刘彦顺的《生态美学读本》（2011）收录了国内外生态美学及其相关方面的经典文献。
在对西方生态观念深度挖掘的同时，国内学者对中国古典儒释道的生态审美智慧也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例如，赵凤远的《庄子的生态审美智慧解析》（2014）将庄子的生态美学思想放置在一定历史语境中来分析，分析了庄子生态智慧的产生背景和历史价值，并揭示了其历史局限性。卢政等所著的《中国古典美学的生态智慧研究》（2016），探索了古典美学中主要范畴的生态智慧及其发展变迁，对儒、道、禅等主要流派和《诗经》《乐记》《世说新语》等古典美学重要典籍中的生态智慧进行了挖掘。
2.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得到初步建设
2010年，曾繁仁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生态美学导论》初步建设起他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话语体系，这是生态美学中国话语形态建构的一个理论突破。该书首先对生态美学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讨论了生态美学学理建构中的诸多问题，如当代生态整体论、生态存在论问题等。该书是国内第一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为指导，综合中西古今思想资源，全面论述生态美学这一崭新美学理论形态的论著。曾繁仁在书中详细分析了生态美学建设对于中国现实的紧迫性，他提出了五个现代化，即在原来基础上增加“生态现代化”的建设构想。
曾繁仁在2015年出版的《生态美学基本问题研究》中，进一步阐发了他的生态存在论美学理论构想。该书共三编：第一编“当代生态审美观的基本问题”，主要探讨了存在论生态哲学、气本论生态生命哲学、生态美学视野中的自然之美等，他认为生态美学的核心命题主要是建构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体系。第二编“当代生态审美观的基本范畴”，论述了生态存在论美学观、生态审美本性论、诗意的栖居、生态现象学、生态语言学等。他指出，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有两个，一个是存在论生态哲学与美学，另一个是气本论的生态生命哲学与美学。他强调，生态现象学是生态存在论美学的基本方法与根本途径。第三编“中国传统生态审美智慧的当代意蕴”，阐发了“道法自然”“气韵生动”等中国传统生态审美智慧范畴及其在当代的生态审美意味。总之，该书对生态美学相关命题的思考，对生态美学基本领域及范畴的探索，以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重新阐释，都体现了作者在构建中国生态美学理论体系中取得的突出成就。
值得一提的还有程相占的《生生美学论集：从文艺美学到生态美学》，该书概括了生生美学的十年进程及其重要内涵。程相占指出，生生美学“是以中国传统生生思想作为哲学本体论、价值定向和文明理念，以‘天地大美作为最高审美理想的美学观念，它是从美学角度对当代生态运动和普世伦理运动的回应”B17；生生美学的目的是为生态美学提供一个本体论的基础，对“文明”对立面“文弊”的反思批判是其思想主题。作者提出，生态美学以前的美学研究，特别是实践美学，对现代文明和实践的合理性不断地进行论证，却极少有对物质生产实践带来的种种弊病，即“文弊”的反思，而对“文弊”的批判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生生思想除了为生态美学的建构提供基石，还可以拓展到环境美学、城市美学和身体美学的思考中去。程相占“生生美学”的研究，同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陈望衡的环境美学研究，以及鲁枢元等人的生态文艺学与生态批评研究，共同组成我国生态美学当代话语体系的四种理论形态。
3.召开多次学术研讨会，出版多部重要论著
在这期间，我国召开了20余次生态美学及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等方面的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几十部相关论著。仅曾繁仁就出版了《生态美学导论》（2010）、《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2012）、《生态美学基本问题研究》（2015）、《文艺美学的生态扩展》（2016）等生态美学的重要著作。陈望衡出版了《环境美学前沿》（共三辑，分别于2009年、2012年和2015年出版）、《我们的家园：环境美学谈》（2014）等。除此之外，相关的重要学术成果还有很多。例如，杨平的《环境美学的谱系》揭示了环境美学谱系“家族相似”性质下各自的多样性；王诺的《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对作为生态批评理论之基础的生态思想进行全面探讨；王茜的《现象学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将海德格尔、梅洛·庞蒂、杜夫海纳等人的现象学思想系统运用于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研究中。这一时期一系列重要学术观点被提出，理论研究走向深入，陈望衡、曾繁仁等人的研究成果在学界均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二、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的问题域
在过去的近20年间，我国生态美学无论是在理论构建还是生态审美实践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生态美学作为一种美学范式的新转向，其理论建构涉及哲学基础、意义内涵、对象范畴、方法论等一系列问题。在这些问题的探讨中，许多专家学者逐渐形成一套自己较为系统的生态美学观并影响甚广，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陈望衡的环境美学是这些研究的代表。生态美学基本理论在各种不同观念的产生与争鸣中逐渐明晰，一些方面甚至较之国外有更大的突破。概括说来，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的问题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哲学基础
从“实践美学”到“生命美学”再到“生态美学”，随着我国美学发展的进程，其哲学基础也逐渐突破。传统实践美学认为美学的基本哲学问题是关于认识论的问题；生命本体论美学的出现，一方面补充了实践美学“实用性压倒审美、理性压倒感性、现实性挤压超越性”B18的不足，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审美中人之自由和感性的滥觞；生态美学不仅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突破，也是美学发展中哲学基础的一次重大突破。生态美学究竟以何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学界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归结起来，这些哲学基础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1）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寻求理论基石。这一类有三种代表性观點：其一，曾繁仁提出以马克思唯物实践存在论作为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对西方当代生态哲学成果的优秀部分以及中国传统生态观念中的优秀思想加以吸收利用。他认为马克思唯物实践存在论与西方当代的存在论虽然都超越了传统的认识论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但西方当代存在论具有唯物的、立足现实社会基础、在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中超越了“美的规律”等一系列优越性B19，这些特征对生态美学强调突破主客二分的限制、力求协调现实生态世界中各要素之间的平衡、恢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二，曾永成指出“人本生态美学”以马克思生成本体论的“人本生态观”为哲学基础。他认为：“基于人本生态观的美学，可以在生命活动的节律感应中找到审美活动的生态本原，以‘自然向人生成的根本规律确立审美价值的生态尺度，从生态进化和人性生成的高度对精神之美进行本体性定位，并揭示自然之美对于人性生成的生态意蕴。”B20这一哲学基础使人本生态美学既跳出了人类中心主义，又超越了生态中心主义，既肯定了审美中的实践范畴，又强调实践的生态调节目的。其三，陈望衡指出了生态哲学中与生态美学紧密相关的三个问题，即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主客之间的关系、自然人化与人的自然化B21，认为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是生态哲学。
（2）从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挖掘生态美学的源头。例如，刘恒健以道家老莊所说的“大道”思想为根据，认为“大道形上学”是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展现为生态美学中主客二分的超越和本质与现象的融合。B22王玉兰则认为，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是一种“天道观”，即遵循万物运行的本性。B23
（二）思维模式和立论角度
在研究的思维模式和角度立场上，生态美学也对传统美学有所超越。无论是传统实践美学的“二元对立”还是生命美学生命体验中的“整体一元性”，都是将“人”摆在一个无可比拟的高度，都属于一种“人化的美学”，正因对“人”这一因素的过度强调，它们无法应对当下自然生态环境危机等现代性的困境。生态美学主张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人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环，在审美过程中，人与自然始终是一体的。曾繁仁在《走向更加深入和成熟的我国生态美学研究》一文中明确地对生态美学这种思维范式和立场的超越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对比实践美学，生态美学是由对美的实体性到关系性的超越；是由张扬人之力量的主体性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平等共处的主体间性的超越；是由人化的自然到对自然部分“复魅”的超越。生态美学对美的思考也不再仅局限于形式的优美、和谐，而去思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诗意的栖居”“美好生活”等层面。
关于生态美学中“生态整体观”的思维模式也有学者给予了关注。如仪平策提倡将生态美学的思考与现代人类学的思维范式结合，认为“现代人类学范式对于生态美学研究的意义主要有四：一是人类学作为以具体直接的人类生活为终极存在的思维范式，超越了主客二元的传统思维模式，从而彻底还原了生态美的和谐本质；二是超越了实践论美学的工具论、认识论局限，恢复了马克思存在论实践观的现代品格；三是使生态美学超越了一般生态学范畴，使之进入真正人文的、审美的领域；四是有助于建构一种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生态美学”B24。
（三）功能
关于生态美学研究的功能，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促进现代美学的发展。生态美学研究将主客有机统一的观念带入美学领域，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带进美学的思考，为现代美学注入新鲜血液，促进人与自然水乳相融的生命共感，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2）弥补科技泛滥下的生态异化。生态美学研究反思了“科技视野”所带来的生态危机，为其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模式和途径。（3）改善人的精神生态和价值追求。生态美学研究有助于人们建立起整体的生态文化观和健康的生存价值观，为“宜居”“乐居”以及人的健康发展提供正确的理论导向。（4）弘扬传统文化。生态美学的发展重新挖掘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为弘扬中国文化提供了契机。（5）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美学研究为生活和生产方式向绿色、健康、文明、科学方向发展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四）范畴和对象
曾繁仁认为，生态美学的提出首先就在研究对象上将“自然”的概念纳入审美范畴中。但这一“自然”并不是将单纯的自然无机物作为研究对象，而是整个生态系统，因为人与自然并不是主客二分，而是一个整体，自然的美依赖于人的实践，并没有独立于人的“自然美”。曾繁仁还指出，生态美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包含“生态审美本体论”“诗意的栖居”“四方游戏说”“家园意识”“场所意识”“参与美学”“生态文艺学”以及“生态审美教育”等。
曾永成认为生态美学的核心范畴是“节律感应”。“一切生命都是在特定的生态环境的节律感应中生成自己特殊的生命节律的。生命必具节律，节律感应就是以节律形式为中介对生命状态的体验和调节。正是这样，节律感应成了生命存在和活动的一种生态基础和生态机制”，“所谓审美，无非是通过节律感应对生命节律状态以及生命意义的优化追求而已”。B25从节律感应出发，不仅可以从人生命本体的角度回答审美需要的问题、展示美感的产生、功能和内涵，更可以构建出人本生态美学“一点三维”的生态思维框架：“一点”就是指要以节律感应这一基本范畴作为揭示审美活动生态本性的切入点；“三维”分别指审美对象之维的“节律形式”、审美主体之维的“生命节律”和主体与对象互动，在节律感应中获得的“节律体验”。这种节律感应很好地体现了人本生态美学中审美活动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实践虽不再是审美的根源，但依旧在审美过程中起作用，它在体现人的“主体性”的同时，把生命与美的对象性关系也提升到一种“主体性”的关系。
（五）方法论
曾繁仁认为，生态美学研究要“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指导；要坚持当代生态整体论、生态存在论的生态哲学观；要坚持‘后现代的反思与超越”B26。这是学界接受度较高、较为普遍应用的方法论。在生态美学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学者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袁鼎生在2005年发表的《整生：生态美学研究方法论》一文中指出，对生态美学的研究应采用整生的方法，他认为“生态的方法是整生精神与整生原则结合的系统生发方法；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和从历史走向逻辑统一的生态辩证法；整生图式展示了生态审美场的生成路径；整生方法揭示了生态审美场与生态美学耦合并进的规律”B27。随后，袁鼎生在“整生”的基础上扩充了生态美学研究方法论的思路，提出“网络生态辩证法”。他指出“网络生态辩证法，是中国传统的中和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融合与发展”B28，它不仅可以提升人们的生态意识、促进生态文明，还有利于生态美学系统理论的形成，它“在方法与生态的对生中走来，在整生范式、系统超循环范型、环环一化质程以及网络中和基准的次第形成与实践中生发”B29。
（六）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
我国生态美学的诞生始于对西方环境美学的引进，但其发展并未囿于西方环境美学思想，而是在此基础上融会中国传统的生态审美智慧，形成一套同西方既“求同”又“存异”的生态美学思想，其中最大的突破在于“中国生态美学”的提出。西方尤其是英美学者大多提倡的是“环境美学”，认为“环境”一词更能概括要研究的对象，并很好地体现出文学与环境学的跨学科意义，“生态批评”一词却显露出一种“自然崇拜”。中国学者从三个方面论证了“生态”较之环境的优越性：第一，“环境”一词包含的“包围、环绕”之意带有主客二分的意味；而“生态”强调的是整个生态系统，是对二元对立的解构。第二，“环境”一词牵涉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而“生态”强调的是一种生态整体论。第三，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在当下生态话语中带来的重要影响，“生态美学”更符合“生生为易”“天人合一”等文化思维构成。
中国有着丰富的生态审美智慧资源，这使我国生态美学研究从开始研究就有着深厚的底蕴，从而与西方的环境美学等有着不同的理论语境。我国生态美学的发展虽起步较西方晚，但势头足、发展快，并在各方面不断取得突破，由从西方引进源头、在西方后面趋行，转向与西方并肩同行，并不断展示出中国特色的魅力。
三、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的反思
综上所述，中国当代生态美学在理论建构方面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在生态美学的学理基础、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生态批评的区别与联系，中西生态美学的区别与联系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令人欣喜，但是就建构“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形态”来说，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还存在着以下问题。
第一，中国古典生态美学的话语形态尚未凝练。当前，我们在生态美学研究的基本学理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对中国古典生态美学话语形态的发掘、整理和研究方面深度不够。因此，对生态美学的中国古典话语形态进行凝练、对相关话语进行系统阐释已经势在必行。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是农业经济形态，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形态是家族宗法制度，而农作物是在一定自然条件下生长起来的，家族也是依靠人口的生育自然形成的，因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注重“生”，中国古人是按照植物生长和人口生育的模式，按照生命的诞生和成长来认识世界的。《周易》中“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等中国古典生态美学的话语形态奠定了“生”之基础。对生态美学中国古典话语形态的研究需要“文献先行”，需要对中国古典“生生美学”的文献材料进行系统的归类与整理，需要对中国古典生态美学文献进一步梳理，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典生态美学话语形态的核心范畴、话语构成方式、话语特征等进行提炼。
第二，现代新儒家生态美学思想尚未引起学者关注。新儒家的美学思想中延续了传统的“生生美学”思想。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钱穆、唐君毅、方东美、贺麟、冯契等为代表的新儒家学者，他们的思想中弥漫着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描述，他们一方面仍然秉承天人合一的思维范式，用自己的良知心性来感化生命，体悟自然，“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培育和滋养了我国的生态批评理论；另一方面又汲取异域之精华，通融中国儒家、印度佛教和西方哲学的内在肌理，依据心性变动来成就功用的原则解读世界，体现出一种本真的生态途径。由于中国现代美学的主题限制在“启蒙与救亡”上，在中国现代美学史的书写上，还没有关注到新儒家美学的生态美学思想，现代新儒家学者对中国传统“生生”美学的继承和发展还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
第三，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主导话语形态尚未形成。生态美学话语建构在中国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尽管在生态美学研究的基本学理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主导性的生态美学话语形态尚未形成。当代生态美学的话语形态建构要坚持以生态文明时代为时代坐标，生态美学是生态文明时代的新型审美形态，在哲学上以古典的“生生”作为本体论，会通西方存在论和生态整体论，以生态现象学为研究方向，在学术资源上要借鉴中国古代气本体论生态生命美学为学术资源，同时借鉴西方当代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的学术资源。在自然美的基本问题上，生态美学否定了传统的自然美的实体性、人化特性与静观性，强调自然美的关系性、共生性与参与性，并将中国古代“中和”之美引入自然美的领域之中。因而，生态美学的当代话语形态建构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合理的理论资源为我们所用，建构以“生生美学”为本体，会通“存在论美学”为核心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话语体系。在这一话语体系中，“生态文明”“生生美学”“生态存在”“生态审美”“家园之美”和“天地境界”成为核心关键词。
B15曾繁仁：《转型期的中国美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序言”第2—3页。
B16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B17程相占：《生生美学的十年进程》，《鄱阳湖学刊》2012年第6期。
B18刘成纪：《从实践、生命走向生态——新时期中国美学的理论进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B19B26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81—282、20—21页。
B20B25曾永成：《人本生态观与美学问题》，《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B21陈望衡：《生态美学及其哲学基础》，《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B22刘恒健：《论生态美学的本源性——生态美学：一种新视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B23王玉兰：《简论中国古代天道观对生态美学的启示》，《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B24仪平策：《从现代人类学范式看生态美学研究》，《学术月刊》2003年第2期。
B27袁鼎生：《整生：生态美学研究方法论》，《思想战线》2005年第4期。
B28B29袁鼎生：《论生态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春之卷，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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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中西生态美学话语会通与互释的有效路径尚未形成。中国生态美学与西方生态美学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生态美学是从自然美学、环境美学中发展而来的，具有从自然到环境再到生态的逻辑相关性。国外生态美学研究内容涉及景观设计和管理、大地艺术、生物系统等问题，初步地回答了生态学与美学的关系问题，为生态美学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中国的生态美学建设要自觉地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是一种包含有生态维度的美学，这与西方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有着基本区别。我们要在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设置的框架内从事生态美学的中西互释与会通研究。中国美学自现代建立以来，就是依照西方美学的话语方式来建构中国美学的话语形态的，西方美学的本体论范畴、审美形态等都被移植到中国美学的话语实践之中。我们建构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体系，一定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从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寻找生态美学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资源。当然，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不能够闭门造车，也要吸收西方生态美学的合理成果。美学毕竟是一门国际化很强的学科，只有在和西方生态美学的对话中，才能够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话语体系。我们可以通过“生生”美学的存在论阐释，将“生生”作为当代生态美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合理吸收西方自然美学、景观美学、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生态批评的相关研究成果，在“生态存在”“生态审美”“生态实践”等关键詞的指引下，建构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体系。
第五，尚未建构有效的生态审美范式为美丽中国建设服务。生态美学必须在实践中发展，在“五位一体”的协同发展中推进美学的绿色变革，使生态美学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支撑和抓手。要建构生态审美范式，以便更好地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智慧支持。生态审美范式的建构要在人与自然共生的基本哲学原则指导之下，将“绿色与生命”作为生态美学全新的审美对象和全新的审美内涵。生态美学作为方法论基础用于指导美丽中国建设，关键在于以生态智慧为内核，在人类的建造活动中付诸爱与智慧，营建人与自然全面和谐的空间格局及其空间形态。生态审美范式本着“人性”与“物性”双重尊重的原则，将人类存在与地球生态系统密切关联，将人工干预与自然生命进程有机整合，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个理论向度内履行生态智慧，形成自然—社会—精神“三位一体”的范式体系。
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话语体系
短短20年间国内生态美学已经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它不仅为美学的研究注入新鲜血液，同时也顺应了生态危机下的时代需求。在未来发展中，我们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话语体系，使生态美学成为一种国际通行的话语形态。中国生态美学更应加紧自身建设，带动相关学科发展，在当下社会语境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承担起时代的重责。
第一，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必须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时代背景。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应该引起学术界的足够关注，这种时代的变迁不仅包括经济、社会，也包括文化态度，理所当然地还包括哲学、文艺学等人文学科。面对这种重大变迁，学术研究必须转型以适应时代和现实的需要。生态美学就是美学这一人文学科在生态文明时代的理论转型。从社会实践上看，生态美学的发展应与当下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社会需求能为生态美学提供丰富的信息、明确的目标方向，为其补充资源、提供动力，使之时刻与现实相结合。以时代要求立足现实来发展生态美学，不仅可以使生态美学获得相应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且更具有实践指导价值。生态美学只有时刻保持与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相一致，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本思想文化根源，促进社会绿色健康发展，才能更好地切中时代的精神命脉，融入社会各领域，获得更高的认同感。
第二，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原则。生态美学是生态文明时代的美学形态，所以在吸收“生态意识”的同时，生态美学的发展还要结合美学的特性，不能忽视其美学价值。加强生态美学的系统理论建设，在未來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践行生态人文主义。当代生态美学观与文学观建设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生态观、人文观与审美观的统一，应该走向生态人文主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符合人的诗意的栖居的目标。（2）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建构要履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理念。保护生物圈这个包含人类在内的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完整与美丽是生态美学中国话语形态建构的基本目标，因为这个生态系统是我们人类生存的家园，是我们的生生本体。（3）多学科协调共建生态美学。生态美学的发展具有鲜明的跨学科性质，其中不仅包含美学，还涉及生态学、环境学、伦理学、宗教、哲学、人类学等一系列学科，其内容与理论维度非常丰富，这一包罗万象的学科要加强理论建设、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应注意吸收多学科的知识结构。（4）重视生态审美实践。生态美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实践性，我们要将生态美学付诸生态实践，进而作为方法论基础应用于美丽中国建设，关键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归，促进美学的绿色变革。
第三，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建设要充分挖掘、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我国生态美学一经产生便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便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智慧。但是，我们对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挖掘还不够。未来的发展应继续加强对传统文化深度和广度的挖掘，用现代思维方式激活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我国目前对传统生态思想的挖掘整理多集中于古代典籍和儒释道等各家的学说，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关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意识，重视民族文化中的优秀生态内涵。我国农耕文明积累下的传统文化智慧以及美学形态与西方静态认识论的美不同，它饱含着生命的活力和生态天地万物的生命关联，所以在挖掘传统生态智慧发展生态美学的同时，还应该关注生态美学与生命美学的关联。
第四，在中西对话中建设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体系。生态美学虽然一开始是从西方引进的，但在不断发展中，我国生态美学的建设已初具规模，并在一些方面获得重要突破，可以与西方进行平等的对话，各取所长。中国的生态美学必须在中西互释与会通中加以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保护地球环境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利益，这是中西生态美学会通的基础和前提。但是，在对待生态环境问题上，中西方在时间、语境和文化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由此也构成中西生态美学对话的可能性。从时间上看，西方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生态环境问题就已经凸显出来，中国则是近30年才凸显出来。从语境上看，西方生态美学凸显了“环境”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生态美学以“生态整体主义”为重心，凸显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理念。从文化上看，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以农业为中心古典形态的生态文化，生态文化是一种原生性的文化；西方则是以商业和海洋为中心的科技文化，生态文化是在工业文明兴起之后兴起的，因而是一种后生性的文化。
在理论层面上，我们要将中国原生态的“生生”美学与西方的“存在论”审美观进行贯通，建构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态美学话语形态，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理论资源，寻求中国传统“生生”美学与西方“存在论”美学会通的方法与途径。通过这种互释与会通，达到超越工业文明时代物质之美的局限，达成一种会通中西的生态美学话语形态。
注释
①[俄]Н.Б.曼科夫斯卡娅：《国外生态美学（上）》，由之译，《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11期。
②③④李欣复：《论生态美学》，《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12期。
⑤徐恒醇：《生态美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9页。
⑥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页。
⑦袁鼎生：《审美生态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⑧2009年，其修订版问世，收录了作者在2001年至2009年期间与生态美学相关的论文，共39篇，在原有基础上对生态存在论美学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将生态美学的学理性问题阐释得更加清晰。
⑨曾繁仁：《试论生态美学》，《文艺研究》2002年第5期。
⑩曾繁仁：《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美学观》，《文艺评论》2005年第4期。
B11B12彭锋：《完美的自然——当代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1、5页。
B13B14陈望衡：《环境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序”第7页。
摘 要：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已经走过30年的历程，在这30年的发展历程中，生态美学在学理建设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得到初步的建构。当然，生态美学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缺憾，主要表现在生态美学的主导话语形态还没有确立，生态美学还没有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抓手。建设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话语体系必须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时代背景，加强系统的理论建设，挖掘、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加强中西对话。
关键词：生态美学；话语形态；生态文明；生态智慧
中图分类号：B8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11-0150-12
20世紀90年代以来，生态美学成为我国美学领域一种富有创新性的理论形态。生态美学的产生具有深刻的时代根源与哲学根基。1972年斯德哥尔摩国际环境会议召开，自然生态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生态美学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诞生的。2007年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为基本国策，并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构想。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目标，并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环境保护策略。生态美学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正在进行中的事业。生态美学作为一种新的美学观念，在目前存在着中国生态美学、欧陆现象学生态美学和英美分析美学之生态美学三足鼎立的局面。中国的生态美学尚在建设之中，要建构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形态，就需要对生态美学发展的学术史进行系统的梳理，从中发现建构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的理论资源、话语方式和理论原则。
一、中国生态美学的发展历程及学理建设
国内生态美学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一）引进介绍时期（1987—2000年）
1987年，鲍昌主编的《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中首次将文艺学的研究同自然的生态联系起来，提出“文艺生态学”的概念，认为“文艺生态学”是将文学艺术与自然生态、社会环境等其他相关因素相结合，研究其间互相关系的科学，并通过这些交互关系的分析和借鉴，来找出文艺演进乃至消亡的种种规律。这可以说是我国学术界第一次萌发的与“生态美学”相关的研究。
1991年台湾学者杨英风发表《从中国生态美学瞻望中国建筑的未来》一文，从生态美学方面来思考建筑，提出未来中国建筑的发展不应一昧仿制西方科技文明的建筑模式，而应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天人合一”“有容乃大”等关系的智慧，试图为未来中国建筑指出一条符合“生态美学”的出路。虽然作者提出未来中国建筑的发展应遵循传统中国文化中“生态美学”的智慧，却并未就什么是“生态美学”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但这是“生态美学”一词在中国学界的首次提出。
曼科夫斯卡娅写于1992年的《国外生态美学》（由之译）是我国刊出的第一篇生态美学文章。作者从审美对象、审美价值、审美教育等方面详尽地介绍了国外生态美学发展的现状（实际是环境美学），开篇即提出其重要观点：“现阶段国外生态美学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了就艺术中的自然问题进行传统研究的范围。”①作者认为，艺术虽然同自然的生态客体一样能够唤起人们的审美感受，但艺术和自然不可互相替代，二者之间有着复杂的互相吸引又互相分离的关系。
1994年，李欣复发表《论生态美学》一文，对生态美学产生的背景、需要树立的基本原则及未来发展进行论述。作者分析了人类发展的三个时期（原始、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期）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生态美学”是生态危机下人类绿色意识觉醒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以研究地球生态环境美为主要任务与对象，是环境美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构成内容包括自然生态、社会物质生产生态和精神文化生产生态三大层次系统”②。为了维护这“一切美的创造发展出路”③，巩固这“对于人类具有的最高审美价值”④的平衡，作者相应指出了应该树立的三大美学观念和三大原则方法。
以上两篇文章可以看作我国生态美学萌芽的标志。除此之外，国内其他学者也陆续关注到“生态美学”这一新兴美学观念并进行思考研究。例如，刘光明的《关于生态环境的伦理学和美学思考》从历史和文化根源上深入分析了人与自然分裂的原因，并提出必须从科学、道德、审美三个方面来重新弥合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主客体尺度得到真正的统一，重建生态美。王玉兰的《生态美学和审美心理图式》一文，以审美心理图示为切入点，指出生态美学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基础超越了西方现代美学中的二元对立，其生态整体意识取代了人类中心意识，并认为这种美学主张不仅是对全球性生态问题的审美反思，更是对传统理性美学理论的突破。
1999年10月，“生态与文学”国际研讨会（海南省作协主办）的召开拉开了我国生态美学与文学方面国际学术会议的帷幕，来自世界各地的30多位学者就人类发展与生态、文学等方面的问题各抒己见。同年，鲁枢元主编的《生态精神通讯》创刊，成为我国生态文学发展的一个阵地，这意味着我国生态美学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理论建设时期（2000—2007年）
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出版了大量的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和生态批评专著，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从多个角度和不同的侧重点对生态美学展开深入研究；举办了众多相关的学术会议；译介了多部西方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重要著作。这一时期，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等相关学科蓬勃发展，生态美学成为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门类。
1.学术著作对生态美学学理建设的推进
2000年12月，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生态文化丛书”（共6本），这套丛书从人文、社科多个方面对人类开始认识到的生态问题进行探讨，填补了我国生态文化领域研究的一些空白，拓宽了国内生态文化的研究视野。其中，徐恒醇的《生态美学》是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生态美学专著。作者以“生态美”为核心范畴，站在生态审美创造的角度上对人的生存环境、城市景观和生活方式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探究了生态审美观的形成以及生态美的意义和作用。该书的最大贡献在于区分了“生态美”这一核心范畴。作者认为，“生态美”与“自然美”不同，自然美是自然所具备的审美价值，“生态美却是人与自然生态关系和谐的产物，它是以人的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作为审美观照的对象”⑤。作者指出人的一切生命活动都是建立在人与诸生命、环境的普遍联系之中，这种互相依存、荣辱与共的生命关联能唤醒人与自然的共鸣，使人认识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要性，而这种生命关联和审美共感正是生态美学所要体现的。在国内第一部生态美学著作中，徐恒醇明确指出：作为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端的警醒、反思与超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时代”已经到来。
“生态文化丛书”中另一本有分量的著作——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是我国第一部生态文艺学著作。鲁枢元在“引言”中便指出生态文艺学的目标在于“试图探讨文学艺术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关系，进而运用现代生态学的观点来审视文学艺术”⑥。作者认为人类生态状况反映在人类种种文学艺术活动中，并不仅仅局限于“环境文学”“环保艺术”等狭义的“生态文艺”，所以这里的“文学艺术”囊括了人类全部的文学艺术活动。该书上卷将文学艺术放进整个生态领域中进行了总论，论述了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中在一定环境下产生的作为一个功能系统的文学艺术的位置和意义；创造性地提出生态学“自然”“社会”“精神”的三分法，并分别分析它们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最后提出“后现代”是生态学时代，在这个人类生态学的新时代里，文学艺术将发挥重大作用。下卷则是理论的应用，作者借由生态学的多元视角，对文艺活动及作品的一些重要环节和问题进行分析。《生态文艺学》一书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该书站在生态文明的角度上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重视文学艺术对于生态建设的作用；第二，该书对“文学是人学”进行了再探讨，解读了钱谷融“文学是人学”命题中的生态意识，并系统地对文学艺术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生态文化立场上的分析。该书语言具有散文式的优美风格，可读性强，但也因其文风造成了一些观点的含混模糊。
同年5月，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指导的文艺生态学著作。该书在生态哲学的启示下，以马克思主义中“自然向人生成”这一命题为理论起点，对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生态观进行了挖掘，明确提出了“人本生态观”和“生成本体论”的新观点，进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下的文学艺术各方面进行了生态维度的论述，揭示了文艺的生态属性和审美所蕴含的生态尺度。该书的贡献在于发掘了马克思思想中的生态哲学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进行了重新阐释，构建生态化的维度。但由于处于国内生态美学发展的初期，该书对国内外生态理论与批评以及环境美学的一些最新学术思想吸收不够。
2002年6月，张皓出版《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作者系统地对中国儒家、道家、佛道、禅道等传统思想中包含的文艺生态思想进行挖掘，并将《红楼梦》《牡丹亭》等一些经典作品放置在生态美学的维度中进行解读。对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所包含的文艺生态智慧的系统分析，在当时尚处于待挖掘的状态，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向世人展示了我国古代文学中丰富的文艺生态思想。同月，袁鼎生出版《审美生态学》，提出了“审美生态观”。作者认为，审美生态观赋予美学生态维度，促成审美人生，规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实现更高的生态目的，促进整个大自然有更高程度的秩序化，它“不僅仅是美学体系的更替，也不仅仅是美学主潮的变换，而更是一种新的美学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宇宙精神的高扬”⑦。
2003年10月，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⑧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作者2001至2003年的14篇论文。曾繁仁明确提出中国文论转向的问题，在该书及其后续发表的一系列论文里，作者抓住生态美学的界定、内涵、研究意义以及生态美学与哲学、伦理学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大部分学者将生态美学看作一门新兴的学科来研究不同，曾繁仁指出，生态美学是当今生态文明时代的一种美学形态，是美学的现代转向，生态美学还不是一门独立学科。所以，他的生态美学研究都是在“生态存在论美学观”的框架下进行的系统论述。他认为，“对于生态美学的界定应该提到存在观的高度。生态美学实际上是一种在新时代经济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有关人类的崭新的存在观，是一种人与自然、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存在观，是一种新时代的理想的审美的人生，一种‘绿色的人生”⑨。“生态存在论美学观”以马克思唯物实践存在论为哲学基础，这一美学观认为，与传统文学批评和美学相比，当下时代语境下的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最大的理论原则转变是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整体主义”，与此相适应的是从“工具理性世界观”到“生态世界观”、从“主客二分”的出发点到“有机整体的一元化”的转变。总之，这一美学观“以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为基本出发点，包含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是一种包含着生态维度的当代存在论审美观”，“是美学学科在当代的新发展、新延伸和新超越”。⑩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为当代美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是国内生态美学发展的一个根本标志。
2005年11月，彭锋的《完美的自然——当代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出版。与之前研究者从概念、内涵、与社会、与人的精神、与生态文学的关系研究生态美学的方法不同，该书站在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对“自然美”进行了反思。作者首先提出了当代环境美学关于自然美的研究理论基础是缺位的，它缺乏一个哲学内涵：“这种审美价值的评估工作的哲学基础并不清楚。那些所谓的美学标准只是人类在文化世界中逐渐确立起来的，它们最多适应于文化世界中的事物。”B11进而，彭锋以“自然全美”这一命题为立足点展开讨论。他认为因为“自然全美”，所以每个事物都“努力与自身同一”，在这样的前提下，需要从美学和伦理学的双重角度考虑，去欣赏那些不同于自己的事物。其中，在伦理学方面要考虑“在争取自我独立的同时，如何尊重他者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真正接受多元的问题”B12。作者分析了康德、阿多诺、杜夫海纳以及中国儒、道、禅三家的有关理论和思想对自己观点加以佐证。该著作对西方环境美学和中国自然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06年7月，鲁枢元的《生态批评的空间》出版。作者从多个方面阐发了自己对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新见解，指出生态批评的对象不仅仅是文学艺术，还涉及整个人类文化。该书中提出的新见解引发了现代批评的学术转向，文学批评的指导和主题由传统对“人”之观念的弘扬转向一种和生态新相融合的道德律令之恪守，走向人文与自然深度关联、相互借鉴的主体间性。
2007年4月，陈望衡的《环境美学》问世，这是我国第一部以环境美学命名的著作，作者在书中试图建构一个严密的环境美学理论体系。该书大体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环境美学学科性质的论述，包括其兴起背景、概念、视野等方面；第二部分分析了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第三部分是对“环境美”的论述，作者先对环境美的性质、功能、本体等问题进行总论，随后对“自然环境美”“农业环境美”和“城市环境美”分别进行论述。作为建立环境美学体系的首个尝试性成果，该书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学术概念、理论和命题，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资源。在环境美学的学科性质部分，作者取得了如下开创性的理论成果。第一，论述环境美学的兴起时，作者对环境美学与传统美学进行了区别，认为两者的研究重心分别是艺术和自然，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比之传统美学扩展了生态主义的内容，环境美学使美学不再束之高阁，而是走向生活，走向实践，是对传统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第二，作者从存在论角度出发，将环境定义为人化的自然。第三，作者反对西方学界中将环境与艺术完全分立的观点，认为应将两者结合，走“环境艺术化”或“艺术环境化”的道路。第四，作者指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虽然都对环境进行研究，却二者并不等同。生态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环境之中，生态美学是借用生态学这一视角来重新审视美学；而环境美学是将环境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它需要从包括“生态”在内的众多视角来进行研究，所以两者不能等同，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环境美的论述部分，作者也提出了许多新观点。第一，作者指出环境美学的根本性质是家园感。第二，在环境美的功能方面，作者对“资源”与“家园”两种环境进行区分，指出环境作为人们的居住场所具有“宜居”“利居”和“乐居”三重性质，“在环境美学的视域内，‘宜居进而‘乐居是环境美学的首要功能，而‘乐游只能是它的第二功能”B13。第三，作者指出了环境美学的主体是“景观”。作者认为，“如果说艺术美的本体是意境，那么环境美学的本体就是景观。它们是美的一般本体的具体表现形态。景观的生成是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的作用”B14。这两方面分别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因素——“景”，和主体感受环境、欣赏环境时的主观心理因素——“观”。此外，作者还批判了“自然全美论”，提出了“自然至美论”等观点。该书的问世，不仅丰富了我国环境美学的理论建设，更对我国环境保护事业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2007年12月，曾繁仁的美学论文集《转型期的中国美学》出版。该书第三部分“生态美学论——由人类中心到生态整体”包含了作者近十年间与生态美学有关的17篇论文，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生态美学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这些论述主要涉及以下重要问题：第一，生态美学的产生发展。作者指出生态美学的产生是为了适应社会由“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现代转型，為了适应哲学、文学、美学等一系列学科由“人类中心”到“生态整体”的转型。第二，对生态美学观的建设。作者明晰了生态美学观的基本范畴，论述了生态美学观的超越性，并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进行充分探讨。第三，生态美学中的中西资源。作者阐释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等老庄道家思想以及《诗经》中的生态思想，同时也挖掘了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第四，生态文学与城市文明建设以及城市休闲文化建设的联系。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无论在审美研究的思维方式还是在理论建设的维度上，都有重要创新，因此中华美学学会前会长汝信称：“因此我以为生态美学的提出是我国学术界首创，正好填补了生态研究的一个空白，无论是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上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B15
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下，众多学术专著的出版、各类相关主题国际会议的召开，推动了生态美学思想的发展与碰撞，为我国生态美学的深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这一时期生态美学的学科建构以及相关问题的明晰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
2.译介式、评论式研究的推动
对国外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的翻译引进和评论研究，也是国内生态美学兴起和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力量。我国生态美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一个从思考其思想渊源、梳理其发展历史，到深入探究其思想内涵、建构系统框架，最后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业已发展起来的生态思想以辩证的眼光对西方生态美学、生态批评思想进行全面“评价式引进”研究的演变过程。
在译著方面，这一时期国内翻译出版了多部西方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著作。陈望衡与美国环境学家柏林特联合主编的“环境美学译丛”在2006年3月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其中包含柏林特的《环境美学》与瑟帕玛的《环境之美》。同年6月，加拿大学者卡尔松的《环境美学》也经由滕守尧主编的“美学·设计·艺术教育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被引进。至此，国际上三位著名环境美学家的代表著作均在这一时期被译入国内。2007年4月，柏林特主编的《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视野》由刘悦笛等翻译引进。国外代表性著作的翻译引进开阔了国内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研究的视野，为其发展提供了丰富多元的思想资源，对国内生态美学思想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启发作用。
这期间，我国学者也逐渐开始以一种辩证的眼光看待西方的生态美学思想，或是汲取其中具有借鉴价值的思想资源，或是针对某些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因此，出现了一些对西方生态美学、生态文学、生态批评思想进行评价式引进研究的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和胡志红的博士论文《西方生态批评研究》。
2003年8月，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对欧美生态文学进行研究的学术专著。该书纵向梳理了欧美生态文学思想基础（欧美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发展概况；结合西方各个时期生态文学代表作家的作品，对欧美生态文学的诸多思想内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分析，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结合西方生态文学的众多资源，作者在“导言”中给生态文学下了这样的定义：“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间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征。”B16
2006年7月，胡志红的博士论文《西方生态批评研究》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对西方生态批评进行深入系统探究的学术专著，具有独特的立场和开拓意义。该书在“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指导下，对西方生态批评产生的社会、哲学、学术背景，发展历程、理论构建等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下，既分析了我国生态批评的兴起与发展，也指出了中国生态批评所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对中国生态批评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在翻译和评介的研究部分，值得一提的是王诺在2004年组建的“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该团队致力于国外生态文学的研究，不仅系统宏观地介绍欧美主要语种和国家的生态文学，还着眼于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该团队坚持对一手资料全面掌握的原则，采用实践分析和批评理论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多元开放的视角，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逐渐成为国内生态文学研究的中心之一。
翻译引进和评价式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引进了西方相关的思想，为国内生态美学的发展提供丰富的、可供参照的学术资源和思维方式，更是为国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国际学术视野。这不仅使国内生态美学研究实现与世界同步，更在互动中有足够的平台发声，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3.学术论文对生态美学研究的推动
在此期间，学界还涌现出许多相关论文，研究者以生态美学为立足点，站在不同角度展开研究，丰富、活跃了生态美学的发展。学术论文对生态美学研究的推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对生态美学的学理基础进行反思。例如，朱立元在《寻找生态美学的存在论根基》（2005）一文中将生态美学的理论根基归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和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仪平策的《从现代人类学范式看生态美学研究》（2003）从人类学范式出发，为生态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并论述了这一视角的意义功能。赖大仁在《论生态美学研究的价值立场》（2005）一文中指出当今生态美学的研究不应该绝对地看待“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最后的立场还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中来，寻求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有机统一。孙琪在《问题与出路——对今年国内生态美学研究的反思》（2004）一文中指出生态美学研究存在概念、范畴模糊，对古典的阐释过于浅表，缺少扎实的个案分析等问题，应从基本理论、批判理论和应用三个方面入手来促进生态美学的发展。
（2）挖掘中国古典生态审美智慧。例如，邓绍秋在《论禅宗的生态美学智慧》（2002）一文中从禅宗的自然观、生命观、心性论、认识论和解脱论五个方面来探讨禅宗思想中的生态智慧，对“缘起”“无我”“众生平等”等观念进行了生态的剖析。李天道在《和：中国传统生态美学之境域构成》一文中分析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和”的内涵及其“既不在此、也不在彼”的特质，是美学追求中最根本的境域构成。陈伟、种海燕在《儒家社会生态美学思想与道家自然生态美学思想的比较》（2006）一文中对儒家和道家分别侧重的“社会生态的平稳”和“自然生态的稳健”进行了比较，并论述了它们对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的借鉴意义。
（3）对生态批评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阐释。例如，张旭春在《生态法西斯主义：生态批评的尴尬》（2007）一文中指出生态批评的终极问题是反思现代性，而不是单纯的阐释生态问题。王晓华在《后现代主义话语谱系中的生态批评》（2007）一文中确定了生态批评的后现代性，分析了其重视差异、去中心、多元性的特征。黄建烽的《生态美学视域中的沈从文小说》（2003）从生态美学的角度分析了沈从文小说中构建的“湘西世界”和“都市世界”的对照，在这一对照中结合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反思，对人性进行了探索。杨亭的《论〈格萨尔王传〉的生态美学思想》（2006）从《格萨尔王传》中描绘的地理环境、宗教传统和藏族生活来挖掘其中的生态智慧，为生态美学挖掘出具有民族地域特征的生态理论资源。这些论文推动了我们对生态批评的本质认识。生态批评的文本实践从生态视角对一些名家名作以及社会文化进行生态美的重新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智慧，具有重要意义。
（三）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初建时期（2007年至今）
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至此，生态美学研究也从理论研究的边缘进入主流，开始进入新的建设时期。2012年，“美丽中国”正式被列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之一。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期“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提出和积极实践为我国生态美学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多机遇。
1.对中外生态美学相关成果与资料进行翻译、介绍和梳理
在这一时期，国外著名生态美学家与环境美学家的重要成果几乎都被译介到国内。如阿诺德·柏林特的《美学再思考：激进的美学与艺术学论文》（肖双荣译，2010）；程相占、阿诺德·柏林特等人编著的《生态美学与生态评估及規划》；格伦·A.洛夫的《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学与环境》（胡志红译，2010）；劳伦斯·布伊尔的《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刘蓓译，2010）等。
对西方生态观念的深度挖掘，使国内评论式研究持续发展。2007年和2008年，王诺分别出版《生态与心态——当代欧美生态文学研究》和《欧美生态批评》。2008年，李美华的《英国生态文学》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英国生态文学的专著。2015年，胡志红出版《西方生态批评史》一书，该书梳理了近40年来西方生态批评的发展进程、基本特征，对劳伦斯·布伊尔、帕特里克·D.墨菲、斯科特·斯洛维克等人的生态批评思想进行了分析，并结合西方的研究和中国的现状，对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做出评价。2016年，“英语文学与生态批评”学术研讨会在贵州大学召开，会后出版论文集《英语文学与生态批评》，收录的文章包括分析当代英文文学中的生态思想、从生态角度对英语经典文学进行的解读以及中西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比较研究。刘彦顺的《生态美学读本》（2011）收录了国内外生态美学及其相关方面的经典文献。
在对西方生态观念深度挖掘的同时，国内学者对中国古典儒释道的生态审美智慧也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例如，赵凤远的《庄子的生态审美智慧解析》（2014）将庄子的生态美学思想放置在一定历史语境中来分析，分析了庄子生态智慧的产生背景和历史价值，并揭示了其历史局限性。卢政等所著的《中国古典美学的生态智慧研究》（2016），探索了古典美学中主要范畴的生态智慧及其发展变迁，对儒、道、禅等主要流派和《诗经》《乐记》《世说新语》等古典美学重要典籍中的生态智慧进行了挖掘。
2.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得到初步建设
2010年，曾繁仁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生态美学导论》初步建设起他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话语体系，这是生态美学中国话语形态建构的一个理论突破。该书首先对生态美学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讨论了生态美学学理建构中的诸多问题，如当代生态整体论、生态存在论问题等。该书是国内第一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为指导，综合中西古今思想资源，全面论述生态美学这一崭新美学理论形态的论著。曾繁仁在书中详细分析了生态美学建设对于中国现实的紧迫性，他提出了五个现代化，即在原来基础上增加“生态现代化”的建设构想。
曾繁仁在2015年出版的《生态美学基本问题研究》中，进一步阐发了他的生态存在论美学理论构想。该书共三编：第一编“当代生态审美观的基本问题”，主要探讨了存在论生态哲学、气本论生态生命哲学、生态美学视野中的自然之美等，他认为生态美学的核心命题主要是建构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体系。第二编“当代生态审美观的基本范畴”，论述了生态存在论美学观、生态审美本性论、诗意的栖居、生态现象学、生态语言学等。他指出，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有两个，一个是存在论生态哲学与美学，另一个是气本论的生态生命哲学与美学。他强调，生态现象学是生态存在论美学的基本方法与根本途径。第三编“中国传统生态审美智慧的当代意蕴”，阐发了“道法自然”“气韵生动”等中国传统生态审美智慧范畴及其在当代的生态审美意味。总之，该书对生态美学相关命题的思考，对生态美学基本领域及范畴的探索，以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重新阐释，都体现了作者在构建中国生态美学理论体系中取得的突出成就。
值得一提的还有程相占的《生生美学论集：从文艺美学到生态美学》，该书概括了生生美学的十年进程及其重要内涵。程相占指出，生生美学“是以中国传统生生思想作为哲学本体论、价值定向和文明理念，以‘天地大美作为最高审美理想的美学观念，它是从美学角度对当代生态运动和普世伦理运动的回应”B17；生生美学的目的是为生态美学提供一个本体论的基础，对“文明”对立面“文弊”的反思批判是其思想主题。作者提出，生态美学以前的美学研究，特别是实践美学，对现代文明和实践的合理性不断地进行论证，却极少有对物质生产实践带来的种种弊病，即“文弊”的反思，而对“文弊”的批判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生生思想除了为生态美学的建构提供基石，还可以拓展到环境美学、城市美学和身体美学的思考中去。程相占“生生美学”的研究，同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陈望衡的环境美学研究，以及鲁枢元等人的生态文艺学与生态批评研究，共同组成我国生态美学当代话语体系的四种理论形态。
3.召开多次学术研讨会，出版多部重要论著
在这期间，我国召开了20余次生态美学及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等方面的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几十部相关论著。仅曾繁仁就出版了《生态美学导论》（2010）、《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2012）、《生态美学基本问题研究》（2015）、《文艺美学的生态扩展》（2016）等生态美学的重要著作。陈望衡出版了《环境美学前沿》（共三辑，分别于2009年、2012年和2015年出版）、《我们的家园：环境美学谈》（2014）等。除此之外，相关的重要学术成果还有很多。例如，杨平的《环境美学的谱系》揭示了环境美学谱系“家族相似”性质下各自的多样性；王诺的《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对作为生态批评理论之基础的生态思想进行全面探讨；王茜的《现象学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将海德格尔、梅洛·庞蒂、杜夫海纳等人的现象学思想系统运用于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研究中。这一时期一系列重要学术观点被提出，理论研究走向深入，陈望衡、曾繁仁等人的研究成果在学界均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二、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的问题域
在过去的近20年间，我国生态美学无论是在理论构建还是生态审美实践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生态美学作为一种美学范式的新转向，其理论建构涉及哲学基础、意义内涵、对象范畴、方法论等一系列问题。在这些问题的探讨中，许多专家学者逐渐形成一套自己较为系统的生态美学观并影响甚广，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陈望衡的环境美学是这些研究的代表。生态美学基本理论在各种不同观念的产生与争鸣中逐渐明晰，一些方面甚至较之国外有更大的突破。概括说来，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的问题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哲学基础
从“实践美学”到“生命美学”再到“生态美学”，随着我国美学发展的进程，其哲学基础也逐渐突破。传统实践美学认为美学的基本哲学问题是关于认识论的问题；生命本体论美学的出现，一方面补充了实践美学“实用性压倒审美、理性压倒感性、现实性挤压超越性”B18的不足，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审美中人之自由和感性的滥觞；生态美学不仅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突破，也是美学发展中哲学基础的一次重大突破。生态美学究竟以何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学界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归结起来，这些哲学基础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1）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寻求理论基石。这一类有三种代表性观點：其一，曾繁仁提出以马克思唯物实践存在论作为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对西方当代生态哲学成果的优秀部分以及中国传统生态观念中的优秀思想加以吸收利用。他认为马克思唯物实践存在论与西方当代的存在论虽然都超越了传统的认识论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但西方当代存在论具有唯物的、立足现实社会基础、在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中超越了“美的规律”等一系列优越性B19，这些特征对生态美学强调突破主客二分的限制、力求协调现实生态世界中各要素之间的平衡、恢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二，曾永成指出“人本生态美学”以马克思生成本体论的“人本生态观”为哲学基础。他认为：“基于人本生态观的美学，可以在生命活动的节律感应中找到审美活动的生态本原，以‘自然向人生成的根本规律确立审美价值的生态尺度，从生态进化和人性生成的高度对精神之美进行本体性定位，并揭示自然之美对于人性生成的生态意蕴。”B20这一哲学基础使人本生态美学既跳出了人类中心主义，又超越了生态中心主义，既肯定了审美中的实践范畴，又强调实践的生态调节目的。其三，陈望衡指出了生态哲学中与生态美学紧密相关的三个问题，即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主客之间的关系、自然人化与人的自然化B21，认为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是生态哲学。
（2）从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挖掘生态美学的源头。例如，刘恒健以道家老莊所说的“大道”思想为根据，认为“大道形上学”是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展现为生态美学中主客二分的超越和本质与现象的融合。B22王玉兰则认为，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是一种“天道观”，即遵循万物运行的本性。B23
（二）思维模式和立论角度
在研究的思维模式和角度立场上，生态美学也对传统美学有所超越。无论是传统实践美学的“二元对立”还是生命美学生命体验中的“整体一元性”，都是将“人”摆在一个无可比拟的高度，都属于一种“人化的美学”，正因对“人”这一因素的过度强调，它们无法应对当下自然生态环境危机等现代性的困境。生态美学主张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人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环，在审美过程中，人与自然始终是一体的。曾繁仁在《走向更加深入和成熟的我国生态美学研究》一文中明确地对生态美学这种思维范式和立场的超越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对比实践美学，生态美学是由对美的实体性到关系性的超越；是由张扬人之力量的主体性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平等共处的主体间性的超越；是由人化的自然到对自然部分“复魅”的超越。生态美学对美的思考也不再仅局限于形式的优美、和谐，而去思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诗意的栖居”“美好生活”等层面。
关于生态美学中“生态整体观”的思维模式也有学者给予了关注。如仪平策提倡将生态美学的思考与现代人类学的思维范式结合，认为“现代人类学范式对于生态美学研究的意义主要有四：一是人类学作为以具体直接的人类生活为终极存在的思维范式，超越了主客二元的传统思维模式，从而彻底还原了生态美的和谐本质；二是超越了实践论美学的工具论、认识论局限，恢复了马克思存在论实践观的现代品格；三是使生态美学超越了一般生态学范畴，使之进入真正人文的、审美的领域；四是有助于建构一种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生态美学”B24。
（三）功能
关于生态美学研究的功能，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促进现代美学的发展。生态美学研究将主客有机统一的观念带入美学领域，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带进美学的思考，为现代美学注入新鲜血液，促进人与自然水乳相融的生命共感，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2）弥补科技泛滥下的生态异化。生态美学研究反思了“科技视野”所带来的生态危机，为其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模式和途径。（3）改善人的精神生态和价值追求。生态美学研究有助于人们建立起整体的生态文化观和健康的生存价值观，为“宜居”“乐居”以及人的健康发展提供正确的理论导向。（4）弘扬传统文化。生态美学的发展重新挖掘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为弘扬中国文化提供了契机。（5）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美学研究为生活和生产方式向绿色、健康、文明、科学方向发展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四）范畴和对象
曾繁仁认为，生态美学的提出首先就在研究对象上将“自然”的概念纳入审美范畴中。但这一“自然”并不是将单纯的自然无机物作为研究对象，而是整个生态系统，因为人与自然并不是主客二分，而是一个整体，自然的美依赖于人的实践，并没有独立于人的“自然美”。曾繁仁还指出，生态美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包含“生态审美本体论”“诗意的栖居”“四方游戏说”“家园意识”“场所意识”“参与美学”“生态文艺学”以及“生态审美教育”等。
曾永成认为生态美学的核心范畴是“节律感应”。“一切生命都是在特定的生态环境的节律感应中生成自己特殊的生命节律的。生命必具节律，节律感应就是以节律形式为中介对生命状态的体验和调节。正是这样，节律感应成了生命存在和活动的一种生态基础和生态机制”，“所谓审美，无非是通过节律感应对生命节律状态以及生命意义的优化追求而已”。B25从节律感应出发，不仅可以从人生命本体的角度回答审美需要的问题、展示美感的产生、功能和内涵，更可以构建出人本生态美学“一点三维”的生态思维框架：“一点”就是指要以节律感应这一基本范畴作为揭示审美活动生态本性的切入点；“三维”分别指审美对象之维的“节律形式”、审美主体之维的“生命节律”和主体与对象互动，在节律感应中获得的“节律体验”。这种节律感应很好地体现了人本生态美学中审美活动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实践虽不再是审美的根源，但依旧在审美过程中起作用，它在体现人的“主体性”的同时，把生命与美的对象性关系也提升到一种“主体性”的关系。
（五）方法论
曾繁仁认为，生态美学研究要“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指导；要坚持当代生态整体论、生态存在论的生态哲学观；要坚持‘后现代的反思与超越”B26。这是学界接受度较高、较为普遍应用的方法论。在生态美学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学者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袁鼎生在2005年发表的《整生：生态美学研究方法论》一文中指出，对生态美学的研究应采用整生的方法，他认为“生态的方法是整生精神与整生原则结合的系统生发方法；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和从历史走向逻辑统一的生态辩证法；整生图式展示了生态审美场的生成路径；整生方法揭示了生态审美场与生态美学耦合并进的规律”B27。随后，袁鼎生在“整生”的基础上扩充了生态美学研究方法论的思路，提出“网络生态辩证法”。他指出“网络生态辩证法，是中国传统的中和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融合与发展”B28，它不仅可以提升人们的生态意识、促进生态文明，还有利于生态美学系统理论的形成，它“在方法与生态的对生中走来，在整生范式、系统超循环范型、环环一化质程以及网络中和基准的次第形成与实践中生发”B29。
（六）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
我国生态美学的诞生始于对西方环境美学的引进，但其发展并未囿于西方环境美学思想，而是在此基础上融会中国传统的生态审美智慧，形成一套同西方既“求同”又“存异”的生态美学思想，其中最大的突破在于“中国生态美学”的提出。西方尤其是英美学者大多提倡的是“环境美学”，认为“环境”一词更能概括要研究的对象，并很好地体现出文学与环境学的跨学科意义，“生态批评”一词却显露出一种“自然崇拜”。中国学者从三个方面论证了“生态”较之环境的优越性：第一，“环境”一词包含的“包围、环绕”之意带有主客二分的意味；而“生态”强调的是整个生态系统，是对二元对立的解构。第二，“环境”一词牵涉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而“生态”强调的是一种生态整体论。第三，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在当下生态话语中带来的重要影响，“生态美学”更符合“生生为易”“天人合一”等文化思维构成。
中国有着丰富的生态审美智慧资源，这使我国生态美学研究从开始研究就有着深厚的底蕴，从而与西方的环境美学等有着不同的理论语境。我国生态美学的发展虽起步较西方晚，但势头足、发展快，并在各方面不断取得突破，由从西方引进源头、在西方后面趋行，转向与西方并肩同行，并不断展示出中国特色的魅力。
三、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的反思
综上所述，中国当代生态美学在理论建构方面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在生态美学的学理基础、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生态批评的区别与联系，中西生态美学的区别与联系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令人欣喜，但是就建构“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形态”来说，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还存在着以下问题。
第一，中国古典生态美学的话语形态尚未凝练。当前，我们在生态美学研究的基本学理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对中国古典生态美学话语形态的发掘、整理和研究方面深度不够。因此，对生态美学的中国古典话语形态进行凝练、对相关话语进行系统阐释已经势在必行。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是农业经济形态，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形态是家族宗法制度，而农作物是在一定自然条件下生长起来的，家族也是依靠人口的生育自然形成的，因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注重“生”，中国古人是按照植物生长和人口生育的模式，按照生命的诞生和成长来认识世界的。《周易》中“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等中国古典生态美学的话语形态奠定了“生”之基础。对生态美学中国古典话语形态的研究需要“文献先行”，需要对中国古典“生生美学”的文献材料进行系统的归类与整理，需要对中国古典生态美学文献进一步梳理，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典生态美学话语形态的核心范畴、话语构成方式、话语特征等进行提炼。
第二，现代新儒家生态美学思想尚未引起学者关注。新儒家的美学思想中延续了传统的“生生美学”思想。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钱穆、唐君毅、方东美、贺麟、冯契等为代表的新儒家学者，他们的思想中弥漫着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描述，他们一方面仍然秉承天人合一的思维范式，用自己的良知心性来感化生命，体悟自然，“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培育和滋养了我国的生态批评理论；另一方面又汲取异域之精华，通融中国儒家、印度佛教和西方哲学的内在肌理，依据心性变动来成就功用的原则解读世界，体现出一种本真的生态途径。由于中国现代美学的主题限制在“启蒙与救亡”上，在中国现代美学史的书写上，还没有关注到新儒家美学的生态美学思想，现代新儒家学者对中国传统“生生”美学的继承和发展还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
第三，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主导话语形态尚未形成。生态美学话语建构在中国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尽管在生态美学研究的基本学理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主导性的生态美学话语形态尚未形成。当代生态美学的话语形态建构要坚持以生态文明时代为时代坐标，生态美学是生态文明时代的新型审美形态，在哲学上以古典的“生生”作为本体论，会通西方存在论和生态整体论，以生态现象学为研究方向，在学术资源上要借鉴中国古代气本体论生态生命美学为学术资源，同时借鉴西方当代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的学术资源。在自然美的基本问题上，生态美学否定了传统的自然美的实体性、人化特性与静观性，强调自然美的关系性、共生性与参与性，并将中国古代“中和”之美引入自然美的领域之中。因而，生态美学的当代话语形态建构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合理的理论资源为我们所用，建构以“生生美学”为本体，会通“存在论美学”为核心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话语体系。在这一话语体系中，“生态文明”“生生美学”“生态存在”“生态审美”“家园之美”和“天地境界”成为核心关键词。
B15曾繁仁：《转型期的中国美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序言”第2—3页。
B16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B17程相占：《生生美学的十年进程》，《鄱阳湖学刊》2012年第6期。
B18刘成纪：《从实践、生命走向生态——新时期中国美学的理论进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B19B26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81—282、20—21页。
B20B25曾永成：《人本生态观与美学问题》，《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B21陈望衡：《生态美学及其哲学基础》，《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B22刘恒健：《论生态美学的本源性——生态美学：一种新视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B23王玉兰：《简论中国古代天道观对生态美学的启示》，《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B24仪平策：《从现代人类学范式看生态美学研究》，《学术月刊》2003年第2期。
B27袁鼎生：《整生：生态美学研究方法论》，《思想战线》2005年第4期。
B28B29袁鼎生：《论生态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春之卷，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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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中西生态美学话语会通与互释的有效路径尚未形成。中国生态美学与西方生态美学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生态美学是从自然美学、环境美学中发展而来的，具有从自然到环境再到生态的逻辑相关性。国外生态美学研究内容涉及景观设计和管理、大地艺术、生物系统等问题，初步地回答了生态学与美学的关系问题，为生态美学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中国的生态美学建设要自觉地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是一种包含有生态维度的美学，这与西方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有着基本区别。我们要在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设置的框架内从事生态美学的中西互释与会通研究。中国美学自现代建立以来，就是依照西方美学的话语方式来建构中国美学的话语形态的，西方美学的本体论范畴、审美形态等都被移植到中国美学的话语实践之中。我们建构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体系，一定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从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寻找生态美学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资源。当然，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不能够闭门造车，也要吸收西方生态美学的合理成果。美学毕竟是一门国际化很强的学科，只有在和西方生态美学的对话中，才能够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话语体系。我们可以通过“生生”美学的存在论阐释，将“生生”作为当代生态美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合理吸收西方自然美学、景观美学、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生态批评的相关研究成果，在“生态存在”“生态审美”“生态实践”等关键詞的指引下，建构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体系。
第五，尚未建构有效的生态审美范式为美丽中国建设服务。生态美学必须在实践中发展，在“五位一体”的协同发展中推进美学的绿色变革，使生态美学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支撑和抓手。要建构生态审美范式，以便更好地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智慧支持。生态审美范式的建构要在人与自然共生的基本哲学原则指导之下，将“绿色与生命”作为生态美学全新的审美对象和全新的审美内涵。生态美学作为方法论基础用于指导美丽中国建设，关键在于以生态智慧为内核，在人类的建造活动中付诸爱与智慧，营建人与自然全面和谐的空间格局及其空间形态。生态审美范式本着“人性”与“物性”双重尊重的原则，将人类存在与地球生态系统密切关联，将人工干预与自然生命进程有机整合，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个理论向度内履行生态智慧，形成自然—社会—精神“三位一体”的范式体系。
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话语体系
短短20年间国内生态美学已经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它不仅为美学的研究注入新鲜血液，同时也顺应了生态危机下的时代需求。在未来发展中，我们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话语体系，使生态美学成为一种国际通行的话语形态。中国生态美学更应加紧自身建设，带动相关学科发展，在当下社会语境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承担起时代的重责。
第一，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必须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时代背景。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应该引起学术界的足够关注，这种时代的变迁不仅包括经济、社会，也包括文化态度，理所当然地还包括哲学、文艺学等人文学科。面对这种重大变迁，学术研究必须转型以适应时代和现实的需要。生态美学就是美学这一人文学科在生态文明时代的理论转型。从社会实践上看，生态美学的发展应与当下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社会需求能为生态美学提供丰富的信息、明确的目标方向，为其补充资源、提供动力，使之时刻与现实相结合。以时代要求立足现实来发展生态美学，不仅可以使生态美学获得相应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且更具有实践指导价值。生态美学只有时刻保持与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相一致，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本思想文化根源，促进社会绿色健康发展，才能更好地切中时代的精神命脉，融入社会各领域，获得更高的认同感。
第二，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原则。生态美学是生态文明时代的美学形态，所以在吸收“生态意识”的同时，生态美学的发展还要结合美学的特性，不能忽视其美学价值。加强生态美学的系统理论建设，在未來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践行生态人文主义。当代生态美学观与文学观建设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生态观、人文观与审美观的统一，应该走向生态人文主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符合人的诗意的栖居的目标。（2）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建构要履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理念。保护生物圈这个包含人类在内的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完整与美丽是生态美学中国话语形态建构的基本目标，因为这个生态系统是我们人类生存的家园，是我们的生生本体。（3）多学科协调共建生态美学。生态美学的发展具有鲜明的跨学科性质，其中不仅包含美学，还涉及生态学、环境学、伦理学、宗教、哲学、人类学等一系列学科，其内容与理论维度非常丰富，这一包罗万象的学科要加强理论建设、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应注意吸收多学科的知识结构。（4）重视生态审美实践。生态美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实践性，我们要将生态美学付诸生态实践，进而作为方法论基础应用于美丽中国建设，关键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归，促进美学的绿色变革。
第三，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建设要充分挖掘、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我国生态美学一经产生便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便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智慧。但是，我们对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挖掘还不够。未来的发展应继续加强对传统文化深度和广度的挖掘，用现代思维方式激活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我国目前对传统生态思想的挖掘整理多集中于古代典籍和儒释道等各家的学说，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关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意识，重视民族文化中的优秀生态内涵。我国农耕文明积累下的传统文化智慧以及美学形态与西方静态认识论的美不同，它饱含着生命的活力和生态天地万物的生命关联，所以在挖掘传统生态智慧发展生态美学的同时，还应该关注生态美学与生命美学的关联。
第四，在中西对话中建设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体系。生态美学虽然一开始是从西方引进的，但在不断发展中，我国生态美学的建设已初具规模，并在一些方面获得重要突破，可以与西方进行平等的对话，各取所长。中国的生态美学必须在中西互释与会通中加以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保护地球环境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利益，这是中西生态美学会通的基础和前提。但是，在对待生态环境问题上，中西方在时间、语境和文化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由此也构成中西生态美学对话的可能性。从时间上看，西方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生态环境问题就已经凸显出来，中国则是近30年才凸显出来。从语境上看，西方生态美学凸显了“环境”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生态美学以“生态整体主义”为重心，凸显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理念。从文化上看，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以农业为中心古典形态的生态文化，生态文化是一种原生性的文化；西方则是以商业和海洋为中心的科技文化，生态文化是在工业文明兴起之后兴起的，因而是一种后生性的文化。
在理论层面上，我们要将中国原生态的“生生”美学与西方的“存在论”审美观进行贯通，建构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态美学话语形态，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理论资源，寻求中国传统“生生”美学与西方“存在论”美学会通的方法与途径。通过这种互释与会通，达到超越工业文明时代物质之美的局限，达成一种会通中西的生态美学话语形态。
注释
①[俄]Н.Б.曼科夫斯卡娅：《国外生态美学（上）》，由之译，《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11期。
②③④李欣复：《论生态美学》，《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12期。
⑤徐恒醇：《生态美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9页。
⑥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页。
⑦袁鼎生：《审美生态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⑧2009年，其修订版问世，收录了作者在2001年至2009年期间与生态美学相关的论文，共39篇，在原有基础上对生态存在论美学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将生态美学的学理性问题阐释得更加清晰。
⑨曾繁仁：《试论生态美学》，《文艺研究》2002年第5期。
⑩曾繁仁：《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美学观》，《文艺评论》2005年第4期。
B11B12彭锋：《完美的自然——当代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1、5页。
B13B14陈望衡：《环境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序”第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