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原作家的老龄化书写
李孟舜
摘 要：中原作家有关注现实的优良文学传统，近年来涌现了阎连科《我的父辈》、乔叶《最慢的是活着》、梁鸿《梁光正的光》、周大新《天黑得很慢》等文学创作，文字节制却涉笔情深，浮动着中原作家对老龄化这一时代议题的积极响应与深刻思索。中原作家的老龄化书写，以中老年群体或个体为主角，关注老年人的社会生活与生命状态。这一书写趋势与中原地区的乡土经验、文化积淀一脉相承，同时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和新的社会价值。中原作家的老龄化写作对文学作品中的“青年/老年”的二元写作模式有所反思，在面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时，尝试从文学层面反映当代中国城乡的老龄化现象和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和心灵危机。中原作家对老龄化的探讨往往隐含着不同代际之间的文化省思，在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影响下，这种真实而沉重的思考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不应低估。
关键词：新世纪；中原作家；老龄化；文化积淀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11-0146-04
传统文化中老人曾是外在社会规范的继承者和内在精神美德的引领者。如果在一个相对长的历史阶段考察老龄化问题，它是伴随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进程，人口结构的迅速变化而出现的普遍现象；关注老龄化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显著的问题意识。新世纪以降，河南作家一直有关注现实的文学传统，近年来涌现了阎连科《我的父辈》、乔叶《最慢的是活着》、梁鸿《梁光正的光》、周大新《天黑得很慢》等文学创作，文字节制却涉笔情深，浮动着中原作家对老龄化这一时代议题的积极响应与深刻思索。
一、老龄化困境的书写
新世纪以来，老龄化成为与城镇化、少子化、空巢化叠加出现的社会现象，传统家庭结构的变化造成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以及附于其上的社会伦理观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某种程度而言，老龄化困境反映着不断失去人生各种体验、各种关系的渐进过程。
家庭关系、社会关系都是文学作品反映老龄化现象的核心议题。中原作家在表现老年人群体的生存境遇时，文化传统的因袭、乡土经验的积淀，以及不同作家的艺术感悟使中原作家的老龄化书写呈现出丰富多元的面貌。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中原作家有强烈而鲜明的关注现实的创作传统。这一传统背后潜藏着中原作家执着于苦苦思索历史和人性的思想暗流。而河南农业社会的文化秉性深刻地影响着大部分具有乡土经验的中原作家。农耕文化中孕育着传统而坚固的家庭伦理关系促使中原作家关注自己成长的土地与生活于其上的人民。
中原作家的老龄化书写，以中老年群体或个体为主角，关注老年人的社会生活与生命状态。这一书写趋势与中原地区的乡土经验、文化积淀一脉相承，同时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和新的社会价值。中原作家的老龄化写作对文学作品中的“青年/老年”的二元写作模式有所反思，在面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时，尝试从文学层面反映当代中国城乡的老龄化现象和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和心灵危机。这种书写困境背后是深层次的文化焦虑与心灵危机，作家对整个社会时代脉动的感受，使得不安的焦虑感被转化成文字表达上的需求。阎连科和梁鸿在谈到创作动机时不约而同地提到“不安”，“我对我的写作感到了歉疚和不安，感到了不悟和无奈，觉得我必须为他们——我的父辈和我老家的兄弟姐妹、侄男甥女们写些什么了”①。
周大新的长篇小说《天黑得很慢》，通过一位生活在北京的退休法官的晚年生活，呈现中国社会日趋严重的老龄化困境。作者坦言这部作品是由于自己的“不安与恐惧”，在反思母亲罹患老年痴呆症最后的两年岁月，感受到“衰老，让我对时间生出了真正的恐惧”。老年人的“这种生活我已开始亲身体验，它令我心酸心疼，不写出来身心都不安宁”②。梁鸿在谈及写作动机时也格外强调“来自内心的需求”③，她在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中表现出书写的节制和细腻，这种表达风格在长篇新作《梁光正的光》中有了更加精微地艺术化表达。
在叙述视角上，这些关注老龄化的作品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旁观者的叙述视角。《天黑得很慢》借护理员钟笑漾的眼睛，从女性/旁观者的角度呈现一个退休老人从73岁到80多岁的晚年生活。《最慢的是活着》以两位女性的对视与回忆，突破了青年与老年的身份壁垒。《我与父辈》则在生命链条的追溯中凸显乡土历史背后的文化品格。值得注意的是，与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文学创作相比，新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对老年群体的关注，多从子女、后辈的角度进行关照。而像马尔克斯《苦妓回忆录》等运用内心独白、日志陈述等叙事策略从第一人称的视角剖析反思老年生活的创作相对较少。这一书写特色说明中原作家的老龄化书写多从社会、家庭的立场对老龄化问题进行关照，而较少个人存在意义层面的探究，反映出文化传统的潜在影响。
二、衰老体验与被边缘的老龄化
老龄，在现代社会成为被有意无意回避的“灰色地带”，因为它“有违现代性的核心价值：年轻、魅力、生命力、工作、性能、速度”④。事实上，中国传统伦理中最不缺乏的就是敬老文化。然而，这一传统却伴随着新文学的诞生而饱受质疑，始终跟随着现代性脚步的五四新文学创作隐然有一条“青春之歌”的线索，歌颂青春，企望未来，希冀以此拯救民族危亡。青年/老年的二元书写模式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清晰，家庭中的父子关系、代际关系也便在这种较为表层的思考方式的引导下铺展成家庭内部复杂而紧张的对抗关系⑤。但这背后的结果便是血缘的、宗族的纽带砰然断裂的邏辑，仿佛对血缘关系的克服是不需要太多纠结的，而内心的矛盾与冲突是短暂的、辅助的，为了凸显主人公对革命的追求、对封建家族的背叛。现代文学中的老人形象经常被作为反面代表而被标签化，老年群像以及他们所象征的文化传统一并被时代浪潮所淹没。无论是家族文化，国民性批判，还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展开的新旧论述，无一不折射出近代以来社会思潮的变化。而新世纪以来中原作家不断通过丰富的创作重新思考人地关系，反思代际冲突，这一探索回应和接续的正是那根需要被重新链接的血缘关系及其后所积淀的文化传承。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一方面是老年群体社会边缘化的问题日趋严峻，另一方面，老年群体潜在的“市场价值”日益受到重视，呈现出冷热两重天的矛盾形态。表现老年群体的文学创作自觉地站在社会的“边缘”，对“中心”进行审视和反思。在各种社会身份逐渐丧失的困境中，失落与追寻成为老龄化文学创作中的一对具有逻辑对应关系的主题。中华民族家国同构的思想文化体系使得寻亲主题在文学创作中往往别具深意，孝子寻亲便是明清戏曲常见的内容题材。传统戏曲在情节上多遵循“失败——寻亲——归家”的模式，通过“真情苦境”的经历表达，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近年来《等着我》等大型文化公益节目能够引发社会广泛的讨论，也正是由民族情感的特殊结构触发的。寻亲主题的逻辑起点往往是孝、义、情，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父母缺席、亲人离散的人生是不完整的。追寻是为了对抗遗忘，也是个体和民族面对历史的一种态度。《梁光正的光》中父亲梁光正的寻亲过程是小说中重要的逻辑线索。以父亲梁光正为代表的一代人渐渐步入老年，“他们的一生都在失散之中，在自己的土地上失去自己的家，失去自己的身份，儿女长大以后，都迫不及待地离开这里再不回来。从此，他们又和儿女失散”⑥。在这种情况下，梁光正的寻亲过程不仅合理，而且更增加了一层以个人力量弥补精神缺失的意义。梁光正的子女们最初对父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寻人态度极为困扰，但慢慢地却从每一次的寻亲过程中逐渐感受到来自于血脉的“同频共振”，“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还是一个有来源的人，他的血脉里流动着自己不知道的神秘因子，只有回到某一特定的地方，到更遥远的地方更多的人中去寻找，才可能找到一点更长远的联系”⑦。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政策导致的人口迁移，家庭单位在现代世界里正变得脆弱不堪，乡村家庭结构不断解体是日益严峻的社會现实，这一解体过程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未得到充分重视。通过寻亲来弥补“那纸一样薄的，没有任何基础的亲情”⑧显然并不现实，但是梁鸿却希望通过这一过程改善家庭内部沉重滞涩的情感关系，弥合父辈与子女的代际矛盾，促使两代人在情感上走向和解。
三、精神赡养与主体价值的实现
子女赡养是老龄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而关于精神赡养重要性的讨论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被提升到新的高度。过去对老年人的关怀主要集中在物质层面的赡养，当今时代在社会普遍对人的精神层面愈发关注的同时，老年人的心灵问题也被关照和重视。曾几何时，儒家的内在超越、佛家的苦乐观、道家的长生之法为古代社会的老年士人群体提供了突破生死困境的哲学依归和心灵安定的精神资源。而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传统文化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地吸收和转化。
《天黑得很慢》将能够引发大家讨论和共鸣的老年话题密集呈现，使人联想到当下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老年活动。同时，万寿公园的场景设置也有其特殊意义，它构建了一个不同年龄层得以共同活动的公共空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焦虑，作为出生于战后婴儿潮的“五零后”“四零后”一代，逐渐步入老年的寿命向他们提醒着，长寿有可能成为新世纪老年群体的整体性焦虑。近现代社会，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始终处于城市化、市场化的全面冲击中，人们对时间的感受、对饮食的观念，以及休闲娱乐的方式和内容，乃至于信仰等具有仪式感的活动，无一例外都随之发生了深刻改变。过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家庭养老关系，在现代社会逐渐让位于以养老院、护理员、医院等组成的社会养老系统。
钟笑漾这一家庭护理员角色出现的意义并不在于一个贤惠的传统女性形象的呈现，她对老人体贴入微的精神赡养使这一角色在老龄化社会赡养问题频出的时代语境下具有了一种超越于家庭纽带的审美意义和文化价值。钟笑漾的形象一方面延续了周大新对女性群体的关注，她在萧成杉的独生女萧馨馨因为重度抑郁症自杀后，信守承诺，一力承担起照护萧成杉的责任。另一方面，钟笑漾的多重社会及家庭角色，承载着作家对老龄化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也反映了在老龄化的时代语境中不断被解构和建构的价值伦理，法律冲突和家庭伦理等层面面临的诸多问题无法再用固有的思维方式理解。家庭关系的复杂现状反映了不断发生变动的城市与乡村中原有的文化逻辑正在失效，新的生活模式正在冲击以血缘关系和家庭结构为中心的传统价值。
老龄化现象的复杂之处还在于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深层次影响，城市和乡村的老年人往往面临的是并不相同的现实问题和精神危机。步入晚年的退休法官萧成杉和农民梁光正，虽然年纪相仿，但却拥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与萧成杉退休后执着于写作、打拳等看似“有追求”的生活方式相比，梁光正的晚年生活似乎除了寻人，就是由子女陪着打牌才能消磨时间。事实上，萧成杉成为法学家的愿望，梁光正不断寻人的“折腾”都是不断探索晚年人生意义的手段。老年人生命意义的表现千差万别，因人而异；由于书写对象和叙事对象的不同，便成就了对生命意义不同的价值追寻过程。《梁光正的光》《天黑得很慢》等创作，通过对老龄化社会的整体关注和老年人个体的刻画，旨在表明社会中数量庞大的老年人其实生活在光影交界的“边际世界”里，探问老年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如何得到正视等问题。
四、老龄化书写的普遍意义
乡土经验所建构起来的情感结构，深刻影响了中原作家的书写基调和情趣风格，尤其是面对衰老和死亡这样重大的文化议题。婚丧嫁娶等人生重大节点的礼仪活动，是乡村日常生活的文化骨架；葬礼及其背后的行为模式，蕴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的伦理内涵。乡间的老人们迅速凋零，而青年人疲于处理城市里的各种烦恼，只能用看似最便捷的手段为父母装点最后的门面。梁光正的葬礼约略可以看出中原地区的乡民对死亡的认知与态度。这种平淡而随意的呈现，正呼应着创作者对人的生命的认知。人的生命并不高贵于自然界的任何一棵普通的树木、一座平常的山脉⑨。但是，死亡并不意味着虚无，那是一种人生终点最踏实的归宿。
作家将身体日渐衰老，精神却愈发执拗的父亲与被父亲意愿裹挟的儿女们放在同一语境中进行对话，在家庭空间中隐藏着复杂而强烈的张力关系。情感的有效沟通与代际之间的和解在小说中被放置在醒目的思考位置，梁鸿很早就意识到中国人的情感表达问题，“在中国文化的深层，有一种本质性的匮乏，即个人性的丧失。由于秩序、经济和道德的压力，每个人都处于一种高度压抑之中，不能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和个人愿望。……日常状态中，家庭成员彼此之间沉默、孤独，好似处于一种愚昧的原始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这种痛苦没有体会，只是，每个人都被看不见的绳索捆绑着，无法叙说。一旦矛盾爆发，往往极具伤害性”⑩。父亲离去后，子女们才意识到对父亲的了解甚少；那些千里迢迢跑来奔丧的陌生面孔，让梁光正的儿女们得以重新思考和审视父亲晚年不断追寻失散亲人的意义，以及“在生活的暗处生出光”的生命价值。
阎连科《我与父辈》中，大伯和三叔的晚年折射出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侧面。大伯的晚年尽管长时间陷于赌博，但这背后是小儿子不明的死亡，女儿惨死于车祸。但这一切都无法将大伯彻底打垮，每一次无常的灾难后大伯都挺了过去。大伯一生对子女的哺育、对亲人的扶助无不证明了一个乡村老人朴素的尊严感。阎连科对家族历史独白式的书写，并不局限于家族历史或时代背景的呈现，而是在真实的内心独白中提出了老龄化社会的真实问题——在个人与家庭存在矛盾时，很难找到心安理得的选项。在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中，奶奶王兰英的衰老与孙女李小让的成长呈现出隐然的平行与对应关系。成长本身就是衰老的鏡子，衰老与死亡是人生必然的归宿。在血缘关系之间生命与死亡恰成人生的两面，“我的新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她的陈颜”B11。奶奶是乡村文明的载体，她的行为方式、思维习惯无不显示着乡土文化的复杂与传统的因袭。王兰英的一生凸显了女性在老龄化过程中所遭遇的性别与年龄的双重困境。
新世纪以降的中国当代文学书写中，老龄化社会正在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创作题材。这种关注边缘处境的书写姿态为文学创作的发展拓展了新的视域。中原作家的老龄化书写不约而同地呈现一种温暖的底色。中原作家的老龄化书写是带着刺痛感和温度感的写作，只有怀着诚意的阅读才能与之相称。中原作家对老龄化书写的关注，并不局限于塑造作为叙述载体的个性化人物；这些丰满的老年形象浓缩了超越个人经验之上的肩负着变革与磨难的民族记忆。其书写实践的得与失，为中原作家群文学创作的丰富性提供了借鉴意义，在文学与社会学的交互研究方面同样具有考察价值。
注释
①阎连科：《我与父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4页。
②周大新：《天黑之前》，《长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3期。
③梁鸿，屈一平：《我要讲的是命运的故事》，《北京日报》2014年10月21日。
④[法]大卫·勒布雷东：《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王圆圆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07—208页。
⑤叶永胜：《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老人”书写》，《文学评论》2013年第1期。
⑥⑦⑧⑨⑩梁鸿：《梁光正的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10、10、11、303、259页。
B11乔叶：《最慢的是活着》，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76页。
责任编辑：行 健
摘 要：中原作家有关注现实的优良文学传统，近年来涌现了阎连科《我的父辈》、乔叶《最慢的是活着》、梁鸿《梁光正的光》、周大新《天黑得很慢》等文学创作，文字节制却涉笔情深，浮动着中原作家对老龄化这一时代议题的积极响应与深刻思索。中原作家的老龄化书写，以中老年群体或个体为主角，关注老年人的社会生活与生命状态。这一书写趋势与中原地区的乡土经验、文化积淀一脉相承，同时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和新的社会价值。中原作家的老龄化写作对文学作品中的“青年/老年”的二元写作模式有所反思，在面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时，尝试从文学层面反映当代中国城乡的老龄化现象和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和心灵危机。中原作家对老龄化的探讨往往隐含着不同代际之间的文化省思，在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影响下，这种真实而沉重的思考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不应低估。
关键词：新世纪；中原作家；老龄化；文化积淀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11-0146-04
传统文化中老人曾是外在社会规范的继承者和内在精神美德的引领者。如果在一个相对长的历史阶段考察老龄化问题，它是伴随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进程，人口结构的迅速变化而出现的普遍现象；关注老龄化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显著的问题意识。新世纪以降，河南作家一直有关注现实的文学传统，近年来涌现了阎连科《我的父辈》、乔叶《最慢的是活着》、梁鸿《梁光正的光》、周大新《天黑得很慢》等文学创作，文字节制却涉笔情深，浮动着中原作家对老龄化这一时代议题的积极响应与深刻思索。
一、老龄化困境的书写
新世纪以来，老龄化成为与城镇化、少子化、空巢化叠加出现的社会现象，传统家庭结构的变化造成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以及附于其上的社会伦理观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某种程度而言，老龄化困境反映着不断失去人生各种体验、各种关系的渐进过程。
家庭关系、社会关系都是文学作品反映老龄化现象的核心议题。中原作家在表现老年人群体的生存境遇时，文化传统的因袭、乡土经验的积淀，以及不同作家的艺术感悟使中原作家的老龄化书写呈现出丰富多元的面貌。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中原作家有强烈而鲜明的关注现实的创作传统。这一传统背后潜藏着中原作家执着于苦苦思索历史和人性的思想暗流。而河南农业社会的文化秉性深刻地影响着大部分具有乡土经验的中原作家。农耕文化中孕育着传统而坚固的家庭伦理关系促使中原作家关注自己成长的土地与生活于其上的人民。
中原作家的老龄化书写，以中老年群体或个体为主角，关注老年人的社会生活与生命状态。这一书写趋势与中原地区的乡土经验、文化积淀一脉相承，同时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和新的社会价值。中原作家的老龄化写作对文学作品中的“青年/老年”的二元写作模式有所反思，在面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时，尝试从文学层面反映当代中国城乡的老龄化现象和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和心灵危机。这种书写困境背后是深层次的文化焦虑与心灵危机，作家对整个社会时代脉动的感受，使得不安的焦虑感被转化成文字表达上的需求。阎连科和梁鸿在谈到创作动机时不约而同地提到“不安”，“我对我的写作感到了歉疚和不安，感到了不悟和无奈，觉得我必须为他们——我的父辈和我老家的兄弟姐妹、侄男甥女们写些什么了”①。
周大新的长篇小说《天黑得很慢》，通过一位生活在北京的退休法官的晚年生活，呈现中国社会日趋严重的老龄化困境。作者坦言这部作品是由于自己的“不安与恐惧”，在反思母亲罹患老年痴呆症最后的两年岁月，感受到“衰老，让我对时间生出了真正的恐惧”。老年人的“这种生活我已开始亲身体验，它令我心酸心疼，不写出来身心都不安宁”②。梁鸿在谈及写作动机时也格外强调“来自内心的需求”③，她在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中表现出书写的节制和细腻，这种表达风格在长篇新作《梁光正的光》中有了更加精微地艺术化表达。
在叙述视角上，这些关注老龄化的作品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旁观者的叙述视角。《天黑得很慢》借护理员钟笑漾的眼睛，从女性/旁观者的角度呈现一个退休老人从73岁到80多岁的晚年生活。《最慢的是活着》以两位女性的对视与回忆，突破了青年与老年的身份壁垒。《我与父辈》则在生命链条的追溯中凸显乡土历史背后的文化品格。值得注意的是，与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文学创作相比，新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对老年群体的关注，多从子女、后辈的角度进行关照。而像马尔克斯《苦妓回忆录》等运用内心独白、日志陈述等叙事策略从第一人称的视角剖析反思老年生活的创作相对较少。这一书写特色说明中原作家的老龄化书写多从社会、家庭的立场对老龄化问题进行关照，而较少个人存在意义层面的探究，反映出文化传统的潜在影响。
二、衰老体验与被边缘的老龄化
老龄，在现代社会成为被有意无意回避的“灰色地带”，因为它“有违现代性的核心价值：年轻、魅力、生命力、工作、性能、速度”④。事实上，中国传统伦理中最不缺乏的就是敬老文化。然而，这一传统却伴随着新文学的诞生而饱受质疑，始终跟随着现代性脚步的五四新文学创作隐然有一条“青春之歌”的线索，歌颂青春，企望未来，希冀以此拯救民族危亡。青年/老年的二元书写模式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清晰，家庭中的父子关系、代际关系也便在这种较为表层的思考方式的引导下铺展成家庭内部复杂而紧张的对抗关系⑤。但这背后的结果便是血缘的、宗族的纽带砰然断裂的邏辑，仿佛对血缘关系的克服是不需要太多纠结的，而内心的矛盾与冲突是短暂的、辅助的，为了凸显主人公对革命的追求、对封建家族的背叛。现代文学中的老人形象经常被作为反面代表而被标签化，老年群像以及他们所象征的文化传统一并被时代浪潮所淹没。无论是家族文化，国民性批判，还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展开的新旧论述，无一不折射出近代以来社会思潮的变化。而新世纪以来中原作家不断通过丰富的创作重新思考人地关系，反思代际冲突，这一探索回应和接续的正是那根需要被重新链接的血缘关系及其后所积淀的文化传承。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一方面是老年群体社会边缘化的问题日趋严峻，另一方面，老年群体潜在的“市场价值”日益受到重视，呈现出冷热两重天的矛盾形态。表现老年群体的文学创作自觉地站在社会的“边缘”，对“中心”进行审视和反思。在各种社会身份逐渐丧失的困境中，失落与追寻成为老龄化文学创作中的一对具有逻辑对应关系的主题。中华民族家国同构的思想文化体系使得寻亲主题在文学创作中往往别具深意，孝子寻亲便是明清戏曲常见的内容题材。传统戏曲在情节上多遵循“失败——寻亲——归家”的模式，通过“真情苦境”的经历表达，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近年来《等着我》等大型文化公益节目能够引发社会广泛的讨论，也正是由民族情感的特殊结构触发的。寻亲主题的逻辑起点往往是孝、义、情，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父母缺席、亲人离散的人生是不完整的。追寻是为了对抗遗忘，也是个体和民族面对历史的一种态度。《梁光正的光》中父亲梁光正的寻亲过程是小说中重要的逻辑线索。以父亲梁光正为代表的一代人渐渐步入老年，“他们的一生都在失散之中，在自己的土地上失去自己的家，失去自己的身份，儿女长大以后，都迫不及待地离开这里再不回来。从此，他们又和儿女失散”⑥。在这种情况下，梁光正的寻亲过程不仅合理，而且更增加了一层以个人力量弥补精神缺失的意义。梁光正的子女们最初对父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寻人态度极为困扰，但慢慢地却从每一次的寻亲过程中逐渐感受到来自于血脉的“同频共振”，“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还是一个有来源的人，他的血脉里流动着自己不知道的神秘因子，只有回到某一特定的地方，到更遥远的地方更多的人中去寻找，才可能找到一点更长远的联系”⑦。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政策导致的人口迁移，家庭单位在现代世界里正变得脆弱不堪，乡村家庭结构不断解体是日益严峻的社會现实，这一解体过程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未得到充分重视。通过寻亲来弥补“那纸一样薄的，没有任何基础的亲情”⑧显然并不现实，但是梁鸿却希望通过这一过程改善家庭内部沉重滞涩的情感关系，弥合父辈与子女的代际矛盾，促使两代人在情感上走向和解。
三、精神赡养与主体价值的实现
子女赡养是老龄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而关于精神赡养重要性的讨论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被提升到新的高度。过去对老年人的关怀主要集中在物质层面的赡养，当今时代在社会普遍对人的精神层面愈发关注的同时，老年人的心灵问题也被关照和重视。曾几何时，儒家的内在超越、佛家的苦乐观、道家的长生之法为古代社会的老年士人群体提供了突破生死困境的哲学依归和心灵安定的精神资源。而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传统文化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地吸收和转化。
《天黑得很慢》将能够引发大家讨论和共鸣的老年话题密集呈现，使人联想到当下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老年活动。同时，万寿公园的场景设置也有其特殊意义，它构建了一个不同年龄层得以共同活动的公共空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焦虑，作为出生于战后婴儿潮的“五零后”“四零后”一代，逐渐步入老年的寿命向他们提醒着，长寿有可能成为新世纪老年群体的整体性焦虑。近现代社会，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始终处于城市化、市场化的全面冲击中，人们对时间的感受、对饮食的观念，以及休闲娱乐的方式和内容，乃至于信仰等具有仪式感的活动，无一例外都随之发生了深刻改变。过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家庭养老关系，在现代社会逐渐让位于以养老院、护理员、医院等组成的社会养老系统。
钟笑漾这一家庭护理员角色出现的意义并不在于一个贤惠的传统女性形象的呈现，她对老人体贴入微的精神赡养使这一角色在老龄化社会赡养问题频出的时代语境下具有了一种超越于家庭纽带的审美意义和文化价值。钟笑漾的形象一方面延续了周大新对女性群体的关注，她在萧成杉的独生女萧馨馨因为重度抑郁症自杀后，信守承诺，一力承担起照护萧成杉的责任。另一方面，钟笑漾的多重社会及家庭角色，承载着作家对老龄化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也反映了在老龄化的时代语境中不断被解构和建构的价值伦理，法律冲突和家庭伦理等层面面临的诸多问题无法再用固有的思维方式理解。家庭关系的复杂现状反映了不断发生变动的城市与乡村中原有的文化逻辑正在失效，新的生活模式正在冲击以血缘关系和家庭结构为中心的传统价值。
老龄化现象的复杂之处还在于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深层次影响，城市和乡村的老年人往往面临的是并不相同的现实问题和精神危机。步入晚年的退休法官萧成杉和农民梁光正，虽然年纪相仿，但却拥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与萧成杉退休后执着于写作、打拳等看似“有追求”的生活方式相比，梁光正的晚年生活似乎除了寻人，就是由子女陪着打牌才能消磨时间。事实上，萧成杉成为法学家的愿望，梁光正不断寻人的“折腾”都是不断探索晚年人生意义的手段。老年人生命意义的表现千差万别，因人而异；由于书写对象和叙事对象的不同，便成就了对生命意义不同的价值追寻过程。《梁光正的光》《天黑得很慢》等创作，通过对老龄化社会的整体关注和老年人个体的刻画，旨在表明社会中数量庞大的老年人其实生活在光影交界的“边际世界”里，探问老年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如何得到正视等问题。
四、老龄化书写的普遍意义
乡土经验所建构起来的情感结构，深刻影响了中原作家的书写基调和情趣风格，尤其是面对衰老和死亡这样重大的文化议题。婚丧嫁娶等人生重大节点的礼仪活动，是乡村日常生活的文化骨架；葬礼及其背后的行为模式，蕴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的伦理内涵。乡间的老人们迅速凋零，而青年人疲于处理城市里的各种烦恼，只能用看似最便捷的手段为父母装点最后的门面。梁光正的葬礼约略可以看出中原地区的乡民对死亡的认知与态度。这种平淡而随意的呈现，正呼应着创作者对人的生命的认知。人的生命并不高贵于自然界的任何一棵普通的树木、一座平常的山脉⑨。但是，死亡并不意味着虚无，那是一种人生终点最踏实的归宿。
作家将身体日渐衰老，精神却愈发执拗的父亲与被父亲意愿裹挟的儿女们放在同一语境中进行对话，在家庭空间中隐藏着复杂而强烈的张力关系。情感的有效沟通与代际之间的和解在小说中被放置在醒目的思考位置，梁鸿很早就意识到中国人的情感表达问题，“在中国文化的深层，有一种本质性的匮乏，即个人性的丧失。由于秩序、经济和道德的压力，每个人都处于一种高度压抑之中，不能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和个人愿望。……日常状态中，家庭成员彼此之间沉默、孤独，好似处于一种愚昧的原始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这种痛苦没有体会，只是，每个人都被看不见的绳索捆绑着，无法叙说。一旦矛盾爆发，往往极具伤害性”⑩。父亲离去后，子女们才意识到对父亲的了解甚少；那些千里迢迢跑来奔丧的陌生面孔，让梁光正的儿女们得以重新思考和审视父亲晚年不断追寻失散亲人的意义，以及“在生活的暗处生出光”的生命价值。
阎连科《我与父辈》中，大伯和三叔的晚年折射出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侧面。大伯的晚年尽管长时间陷于赌博，但这背后是小儿子不明的死亡，女儿惨死于车祸。但这一切都无法将大伯彻底打垮，每一次无常的灾难后大伯都挺了过去。大伯一生对子女的哺育、对亲人的扶助无不证明了一个乡村老人朴素的尊严感。阎连科对家族历史独白式的书写，并不局限于家族历史或时代背景的呈现，而是在真实的内心独白中提出了老龄化社会的真实问题——在个人与家庭存在矛盾时，很难找到心安理得的选项。在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中，奶奶王兰英的衰老与孙女李小让的成长呈现出隐然的平行与对应关系。成长本身就是衰老的鏡子，衰老与死亡是人生必然的归宿。在血缘关系之间生命与死亡恰成人生的两面，“我的新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她的陈颜”B11。奶奶是乡村文明的载体，她的行为方式、思维习惯无不显示着乡土文化的复杂与传统的因袭。王兰英的一生凸显了女性在老龄化过程中所遭遇的性别与年龄的双重困境。
新世纪以降的中国当代文学书写中，老龄化社会正在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创作题材。这种关注边缘处境的书写姿态为文学创作的发展拓展了新的视域。中原作家的老龄化书写不约而同地呈现一种温暖的底色。中原作家的老龄化书写是带着刺痛感和温度感的写作，只有怀着诚意的阅读才能与之相称。中原作家对老龄化书写的关注，并不局限于塑造作为叙述载体的个性化人物；这些丰满的老年形象浓缩了超越个人经验之上的肩负着变革与磨难的民族记忆。其书写实践的得与失，为中原作家群文学创作的丰富性提供了借鉴意义，在文学与社会学的交互研究方面同样具有考察价值。
注释
①阎连科：《我与父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4页。
②周大新：《天黑之前》，《长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3期。
③梁鸿，屈一平：《我要讲的是命运的故事》，《北京日报》2014年10月21日。
④[法]大卫·勒布雷东：《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王圆圆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07—208页。
⑤叶永胜：《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老人”书写》，《文学评论》2013年第1期。
⑥⑦⑧⑨⑩梁鸿：《梁光正的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10、10、11、303、259页。
B11乔叶：《最慢的是活着》，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76页。
责任编辑：行 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