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秀松早期自我身份认同的发展转向
熊踞峰
【摘 要】俞秀松早期自我身份认同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年幼接受家庭教育到1916年进入浙江一师学习，他以“学问家”的心志提升自我知识素养，对现实的不满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引发他对各类西方学说的热情;1919年“浙江一师风潮”发生后，俞秀松远赴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其“学问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开始在纲常伦理与新文化的矛盾、理想社会与试验生活的反差、知识欲和改造事业的冲突中渐次消解;1920年夏，俞秀松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标志着他正式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这一历程不仅可以描摹出俞秀松的思想演变轨迹，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同时代革命者的行动逻辑和精神动力，有助于深刻理解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复杂进程。
【关键词】俞秀松;身份认同;学问家;革命家;青年团
【中图分类号】K26;D2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0）01-0025-09
1920年3月，俞秀松在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期间致骆致襄的信中写道：“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原〔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a俞秀松在不同时期用“学问家”和“革命家”来诠释自我，其变化内在根植于自我身份认同的转向。“身份”是名词，突出自我区别于他者的特征，强调差异性;“认同”是动词，侧重自我对群体的归属感，强调同一性。b近代以来，随着交通和传播媒介日益发达，人们主观意识中对世界的认知逐渐呈现多元样态，在这种环境复杂化、认知多元化的背景下，个体在青少年时期所生成的自我身份认同在深入社会实践过程中极易被渐次消解并发生转向。
目前学界关于俞秀松的已有研究主要以其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贡献、在各地的革命经历以及后来蒙冤被害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平反的内容为主。c对于俞秀松的思想发展历程，除了陈秀萍在《俞秀松评传》第六章专列了“论俞秀松的思想演变轨迹”一小节外，其余不见有学者更多着墨于此。d已有研究多从宏观入手，描摹俞秀松思想的大致演变及多方面影响因素，但对于其内心深处自我身份认同的变迁并未详细论述和分析。本文以1925年俞秀松离国赴苏联学习前的社会环境作为宏观背景，以俞秀松日记、与亲朋往来书信、公开发表的言论及其他文献里所涉及的相關内容作为主体材料，以同时段内相关历史人物的回忆录、日记等作为辅助材料，旨在探析俞秀松早期身份认同发展转向的内在机理。
一、“学问家”：自我身份认同的形成
儒家文化塑造的知识人往往崇尚“学而优则仕”的价值理念。随着近代以来社会秩序的调整，尤其是科举制废除，一些人开始否定和放弃维护封建帝制的儒家文化，走上反思现实、寻求新知的道路，“学问家”也逐渐摆脱“士大夫”的桎梏，转向“知识分子”群体。俞秀松早年将“学问家”作为志向，受时代背景、家庭氛围、学校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是在成长中和他人比较差异下对自我身份的确证。他从具备基本自我认知能力到树立“学问家”自我身份认同，其过程可分为两阶段：进入浙江一师前，俞秀松深明学习西方对于国家自强至关重要，这是他努力成为“学问家”的价值基础;进入浙江一师后，钻研某一专门学问为国所用则真正树立起俞秀松对于“学问家”的自我身份认同。
（一）“学问家”自我身份的萌发
俞秀松，1899年出生于浙江诸暨。当时中国正面临内忧外患的困境，洋务运动破产，戊戌变法失败，保守势力依然强大，清政府腐朽无能;列强正加快侵华步伐，民族危机加剧。在复杂混乱的社会背景下，良好的家庭氛围对俞秀松起到十分重要的启蒙作用，其中父亲对其成长影响最深。
俞秀松的父亲俞韵琴乐于接受新思想和新文化，并在村里率先兴办行余小学。为人处事上讲求民主，热心公益事业，关心农民生活疾苦，凡遇重灾，必定率先排难解纷。a对于子女，他处处以身作则，教导做人要厚道，要勤劳，要学习，成为自力更生有用之人。b受父亲影响，俞秀松自小刻苦好学、急公好义。其弟俞寿桥曾回忆：
“我哥在本村‘行余小学。13岁时，一边牧牛，一边读书。有时，早上起床迟了一点，他把自己的头发都会拔下来。”c他除牧牛和参加田间劳动外，按时到校发奋读书，终于取得了品学兼优的好成绩。d刻苦学习之余，俞秀松也非常关心人民生活疾苦，“经常约几个读书伙伴，给村子里做点事。如把村里大路上的石子拾到外面去倒掉;夏天，他将一种药水放到面盆里（呈白色），拿一把扫帚，到村里的阴沟、水沟洞里去消毒”。
英雄主义也在俞秀松身上留下深刻印记。他经常听父亲讲述不畏艰险、保家护民、精忠报国的英雄故事，其中包括一些鲜为人知的诸暨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事迹，诸如“痛打知县许瑶光”“何文庆与莲蓬党”“白旗党抗洋”等。f看到村里豆腐店老板俞乃来在向小讨饭买老角麂腿时占便宜，俞秀松便打抱不平与他吵起来，后来甚至和他的弟弟俞乃桂大打出手。g进入浙江一师读书后，同学邵仁也曾讲述在吃亏、挨打时俞秀松常常出来帮他解围的经历。
少年俞秀松所处的是一个古今交替、中西交汇的社会转型期，“学问家”们不再停留于文本考据，转而探索解决国家危机和社会矛盾等现实问题。俞秀松深知国家富强需从学习西方开始。他曾在少年时期的文章里写道：“若人人有愚公之毅力，则中国何患不强乎？虽强大之国，吾何畏彼哉”，i“中国少年，当尽心考察，而后可以与外国等”，j“今中国若能力图自强，取法子泰西，奖专门之学，教生利之法，苟如是，国岂有不富强耶”。k虽还未学有专攻，但少年时期的实践经历和文字表达都反映出俞秀松已经具备成为“学问家”的基本条件。
（二）“学问家”自我身份认同的形成
1916年，俞秀松正式进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此时浙江一师正处于“新旧并立”氛围。课上，学生接触的国文教师有江山刘子庚、萧山单不庵等“名儒宿彦”，学习的多是旧体诗词、理学考据以及修身之学，学生中大多数都在做旧体诗词和宋明理学a;课下，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各式各样的进步刊物在校内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新青年》杂志引发在校师生的争相阅读。
最初这种新旧之间的碰撞并没有一方占据压倒性优势，也并非所有学生都对新文化十分热情，当时与俞秀松同在浙江一师就读、后来共同参加浙江新潮社的傅彬然就说：“ 《新青年》的文章一开始就吸引着我们，可是在初期，对批判儒家学说和传统的人伦道德那么厉害，在感情上多少还有些接受不了。”b与俞秀松一同拜入单不庵门下的弟子书呆子气也都很重，读的多是讲圣贤之道的古书。
相比之下，俞秀松对于新奇的学说和思想表现出极大兴趣，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包括《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星期评论》在内的大量报刊，并从中不断吸取新思想，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d他给家里的信中说：“我现在很觉得我的学识不够，我总想努力用功才好”，“颇觉为学的兴趣，拟留此间尚有二年，务想研究一种专门学问，以为将来为国之用，庶不负我父母的殷殷期望”。e从深知西学的重要意义到苦研新学，俞秀松接续儿时志业，希望能对某一专门学问有所造诣，从而为人民、社会和国家服务。
时任浙江一师校长的经亨颐最开始倡导“人格教育”，站在唯物史观立场上看，這种观点带有一定封建性。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却能与时俱进，对新思潮采取顺应态度，f为浙江一师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前沿阵地解除了诸多障碍。随着苏俄最新情况和马克思列宁学说逐步传入，俞秀松主动广泛地去接触有声望的学者，其中包括曾留学美国精通五国文字的马一浮。马一浮是我国最早接触马克思《资本论》一书的人，在与其探讨剥削制度、剩余价值等问题的过程中，俞秀松体现出对未知领域的极大好奇心，同学们送他绰号“三W主义”（即英语中的谁，为什么，怎么做）。g俞秀松也并不只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他经常和傅彬然等同学一起去拜访浙江省教育会《教育潮》主编沈仲九。沈仲九是无政府主义者，给他们介绍过许多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刊。俞秀松等人后来也曾以无政府主义者自命，并且曾经五六人（也就是以后参加浙江新潮社的几个人）h一起去西湖烟霞洞附近拜谒过中国无政府主义前辈刘师复的墓。i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秋季开学，浙江一师新引进教师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与原有教师夏丏尊组成“四大金刚”，他们积极开展国文教育改革，反对盲目崇拜，提倡思想解放，从事新文化宣传活动，并为俞秀松和施存统等人后来创办新刊物提供支持。在与一批先进教师和同道知己的不断交流中，俞秀松逐渐成为一个为救国家于危难、救人民于水火提供具体方案的“学问家”。
“学问家”作为俞秀松自我身份认同的初步生成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仔细梳理俞秀松的成长经历，旧文化和新思潮都曾留下深刻印记。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信仰塑造了俞秀松从小对学习的严格要求、对他人的热情友善以及对国家的强烈责任感。新旧文化虽看似不相容，“学问家”所要肩负的社会责任感却是两者所共同提倡的，这是俞秀松自我身份认同初步生成的前提条件。第二，晚清科举制废除后，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问题越来越显豁地摆在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面前。在这种情势下，传统文化的内部已经孕育了一种“求变”的潜在因素。入仕做官已经不是读书人自我价值的证明与实现的唯一途径。越来越多的人从知识分子群体中分流出来转而经商办报或参军入伍，“学问家”一词也开始具有新的内涵，他们在志业上以新学为利器、以救国为抱负。无论是家中学识渊博的父亲，还是浙江一师的学者、老师和同学，都没有为俞秀松提供弃学从商或参军入伍的有利土壤，反而不断引发他对新学的好奇。第三，新思潮的涌入激发了俞秀松对于中国现实的反思以及对待新知的不断追问，进而体现为一种激进的爱国主义情怀。尤其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国内时，他非常兴奋，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理想社会的楷模，是拯救中国于危难之时的光辉榜样，并且说“我的志愿，将来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南西北人”。
二、“研学”与“革命”：“学问家”自我身份认同的渐次消解
“学问家”虽有一腔热血却无力对社会改造发挥直接作用，而只有将新学问付诸实际行动才可能使中国现状发生改变，继续做“学问”还是转而投身“革命”，成为一代先进知识分子所面临的艰难抉择。随着实践阅历日益丰富和对多元思潮逐步了解，俞秀松经常陷入思想沉闷的境况，他在日记中提到是“环境——人事的环境——底应（影）响”b导致这种境况的形成。“人事环境”的影响主要指俞秀松在与父母、同学、朋友等人接触过程中而产生的不适心理，其中包括纲常伦理与新文化的矛盾、理想社会与试验生活的反差、知识欲和改造事业的冲突，“研学”与“革命”的内在张力渐次消解了俞秀松对于“学问家”的身份认同。
（一）纲常伦理与新文化的矛盾
传统文化和新思想虽在某种意义上共同促成俞秀松对“学问家”的身份认同，但新旧之间仍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并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发展逐渐显现，在俞秀松身上最为突出的体现就是纲常伦理对他的困扰。父亲俞韵琴虽接受过新式教育熏陶，但在对待儿子的婚娶问题时仍很保守。多年后俞秀松说：“我在杭州（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父亲要我回去结婚，女方是我老师蒋老师的女儿。但是我拒绝了这种包办婚姻。我认为必须互相了解，由恋爱而结婚。我曾为此和父亲三击掌：找不到志同道合的新女性，终身不婚。”
当《浙江新潮》发表《非孝》一文引发反动当局极大反应后，俞秀松被迫离开学校，回到家里思考未来去向。俞韵琴为驯服这匹“野马”，打算借此机会让儿子娶妻完婚，他的逼迫使俞秀松悄悄离开家乡回到杭州。d杭州并非久留之地，反动当局依然在追查进步学生。恰逢此时，俞秀松等人在报纸上看到北京工读互助团筹备成立的消息，他准备将苦研的新学付诸实践。
受平等思想的影响，俞秀松在向父亲筹措路费的信中直呼其名“韵琴同志”，结果父亲只给他寄一元钱，并嘲讽：“知你要钱很急，特奉寄你大洋一块。我友好的提醒你，你称我同志，那么你给四万万同胞都写封信去，请他们每一个同志给你一块钱，足够你走遍天涯海角，岂不一切问题都解决了？”e话语背后隐含着俞秀松所信仰的“平等”思想与父亲所奉行的纲常伦理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即便在俞秀松眼里打破家族制度并非意味着丢弃父母而不顾养，但观念上的差异还是使他与家庭日益疏远。
脱离家庭和学校后，俞秀松对于“学问家”的身份认同开始解构。离开家乡之前，俞秀松所接触的多是书本知识和父亲的言传身教，虽有着朴素的爱国情感和急切的救国愿望，但“孝”“贤”依旧是他内心主要遵循的价值规范，即便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程度在进入浙江一师不断接触新文化后而逐步削弱，但也并没有完全消除。新旧两种文化的对立随着时局变化日渐突出，而浙江一师风潮中最为著名的《非孝》一文成为俞秀松“学问家”身份被迫解构的一个转折点，这篇由施存统撰写、俞秀松修改的文章，题目虽有着强烈的反传统意味，但内容大意也只是要打倒不合理的“孝”和行不通的“孝”，并不意味着对孝字的全面否定。a但其所引发的军阀势力对新思想的残酷打压不仅使《浙江新潮》被查封，同时也使俞秀松和施存统等进步学生被学校开除。b纲常伦理与新文化的矛盾使俞秀松无法再单纯地在学校里做个“学问家”。面对家庭包办婚姻和被学校开除的困境，俞秀松别无选择，他远离家乡和学校，开始尝试投身到“真正做人”的实践中。
（二）理想社会与试验生活的反差
得到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支持和赞助后，俞秀松和施存统等人于1919年底赴北京去寻求“社会主义”的生活，并且在1920年1月10日，正式加入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c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是俞秀松自我身份认同转向的一个关键性事件。在俞秀松看来，工读互助团是理想社会模式，是“真正做人”的有益实践，他向父母和家人说明来工读互助团目的是“实验我底思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来亨[享]受这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
“工”的方面，俞秀松主要参加抄印讲义、石刻印刷和制作粉笔等工作;“读”的方面，他经常去北京大学第一院哲学系旁听李大钊、胡适之、蒋梦麟、周作人等人的课。e看似有条不紊的生活实则暗藏隐患，由于团员之间思想不一，没有形成统一有效的经营，导致工读互助团的经济不能维持，结果不出三个月，这个曾给俞秀松带来无限憧憬和希望的组织便解散了，这种理想社会与试验生活之间的巨大反差彻底击碎了俞秀松心底的“空想迷梦”。
俞秀松将工读互助团失败的真正原因归结为三点：“ （一）工作不尽力;（二）不肯协力商量办法;（三）消费的不当。”f首先，由于团员们多是刚从学校走出的学生，既缺少劳动习惯又无熟练劳动技能，所以工力投入和回报不成正比，工作所得不足以支撑工读团的持续运行;其次，团员们从天南海北聚到一起，思想基础并不一致，加之差异化的交往习惯，易造成沟通交流上的矛盾;最后，团员们并没有钻研过经验管理方法，换言之，生产扩大化跟不上过度消费，整个工读团经济上入不敷出，最终导致工读团解散。
北京工读互助团三个月的短暂经历使俞秀松悟到“现在的社会制度下面，想拿半天劳工所得的工资，万难维持全天的生活费”。g从钻研新学到付诸实践后所产生的巨大反差，使俞秀松清楚认识到一味接触新学说、简单地试验新生活并不能让整个国家面貌有所改变，他提出：“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谋一部分改造是不中用的。”h他还认为要改造社会，须投向资本家底下的生产机关去。i工读互助团的经历重塑了俞秀松的认知观念，这为他自我身份认同从“学问家”到“革命家”的转向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知识欲和改造事业的冲突
离开北京工读互助团后，俞秀松做“学者的念头”被打破，决意去做“社会的革命者”。途经上海时，沈玄庐告诉俞秀松“到漳州去，不如在上海去入工厂”，骆致襄也曾对俞秀松说“要改造社会，终不能一时离开社会”。a俞秀松决心进工厂，于4月中下旬改名换服到上海厚生铁厂做工。他去工厂的目的：一是观察上海各工厂的内容和工人的生活状况，二是观察工人的心理，应该实施什么教育和交际的办法。从“半工半读”到入工厂，俞秀松放下“新村”幻想，在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的交往中，通过对各种思潮、主义的比较，他终于摆脱无政府主义“利己”观念影响，开始认识到“利他”的重要性。
但入工厂后不久，他认为知识欲还是要刻刻复现，于是心里又起冲突。他说：“一方面想学问无穷底，求伊做什么;况且观察社会状况何尝不是学问吗？一方面想我底学问终究不足，将来解决社会问题，有什么能力好来解决？”d字里行间体现出俞秀松对于“研学”和“革命”之间依旧存在矛盾心理，这种状态主观上是由于俞秀松常年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性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工厂生活，客观上是因为工厂做工与学习外国文时间并不能良好协调。
在与工人朝夕相处中，俞秀松体会到他们受剥削、受压迫的生活状况和迫切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他积极组织和推动工人运动，探索改造社会新途径。1920年4月18日，为纪念五一劳动节，陈独秀、俞秀松等人联合上海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上海电器工界联合会等7个团体，提倡和争取8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人待遇和唤起社会对“劳工神圣”的重视。f尽管这次活动遭到军警破坏，但俞秀松等人“还是聚集起了二三十个人，开了一个短会，这对上海无产阶级来说还是第一次”。g在深入工人阶级生产生活过程中，俞秀松已开始初步尝试领导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实践活动，这为他参与建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之后领导工人运动积累了丰富经验。
求知欲旺盛是一批进步青年的共同特征，随着时局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俞秀松一样开始将对知识的欲望转到鼓动革命的实践中，李汉俊曾呼吁“希望解放和改造的国民啊！解放和改造，是要从‘努力和‘奋斗当中去求，‘冥想是不中用的”。h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下，无论是富有一腔热血和新思想的知识分子，还是情绪异常激烈的工人阶级以及越来越多的爱国民众，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担当革命领导权的组织。
三、“革命家”：自我身份认同的最终转向
职业革命家一般具有革命思想，从事革命工作并且为革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三要素缺一不可。参与发起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后，日益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使俞秀松从思想上、立场上、实践上完全转向“革命家”，直至1925年离开祖国赴苏联进行长达十年的学习之前，俞秀松积极参与中共早期组织和团组织建立工作，领导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响应国共合作，号召参与北伐战争，为推动中共早期革命事业进程做出巨大贡献。俞秀松对于“革命家”的身份认同始于以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工人运动、继之以丰富的革命經验建立地方性青年团组织、归于以严格的革命纪律要求自我行动。
（一）始于以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工人运动
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内部面临着诸多西方思潮的强烈冲击，俞秀松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大多经历了从信仰激进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等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历程。马克思主义为工人阶级提出了科学的革命理论，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工人运动迅速发展，在两者逐步结合的趋势中，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逐渐成熟。为酝酿建党问题，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于1920年5月成立，俞秀松加入其中积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参与《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工作，《共产党宣言》的出版为中国共产党创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a1920年夏，俞秀松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为最早的党员之一。加入中国共产党标志着俞秀松正式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
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5位发起人之一，俞秀松参与起草党纲等内容。当其他几人离开上海后，俞秀松说：“他（陈独秀）被委派负责在四个大城市（上海除外）成立我们的组织。我作为上海的领导成员之一，实际上是一个人承担了上海的全部工作。”b虽然资历尚浅，但俞秀松在中共早期组织运行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结合在厚生铁厂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他开始集中精力参与开展上海地区工人运动。一方面，他参与编辑全国第一份面向产业工人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周刊《劳动界》和面向店员群体的读物《上海伙友》，以通俗易懂形式提升工友思想认识;另一方面，他参与成立上海“工商友谊会”、上海机器工会等组织，积极联络工人和店员群体中的先进分子，号召他们参与反帝反军阀以及维护自身权益的革命斗争。
俞秀松对于“革命家”的身份认同始于以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工人运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改造社会中的重要性。时代造就的革命家都将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以此来影响更多人投入到革命事业，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对青年发出“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c的呼声。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创立新民学会，意在“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d于俞秀松而言，他在参与建立上海早期党组织尤其是在参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过程中，通过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更加深刻地了解到苏俄和苏共的具体情况，并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在上海厚生铁厂做工期间，他深感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将自己所学所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授给工人伙伴，则是他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有益尝试。上海早期党组织建立后，俞秀松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组织工人夜校、俱乐部、工会，参与编辑工人启蒙刊物，则真正体现俞秀松作为“革命家”的重大价值和贡献。
（二）继之以丰富的革命经验建立地方性青年团组织
参与中共早期组织和工人运动的丰富革命经验，为俞秀松组织建立早期地方性团组织奠定坚实基础。和建党一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也经历了由地方组织向全国性统一性组织的发展历程，上海能率先建立起地方性青年团组织由三个方面的因素所共同推动。其一，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认为要发展党员，就必须团结教育革命青年，而建立青年组织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其二，共产国际派来援助中国建党的代表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应仿照苏联一样建立青年团组织，为党培养优秀后备力量;其三，参加“上海工读互助团”和“沪滨工读互助团”的一些青年在遇到种种困难不能继续坚持下去时，也急切地盼望能有一个引导和组织青年的革命团体。e三者合力作用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应运而生。
俞秀松作为参与建立上海早期党组织中最年轻的一员，成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书记的不二人选。上海建立地方团组织以后，对青年团章程和活动内容进行诸多摸索，并向全国发起号召，指导和推动各地建团工作。1921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还未正式成立，青年共产国际决定邀请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俞秀松前往莫斯科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a在莫斯科，俞秀松遇到一些“伪共产党”的组织代表，他和杨明斋相互配合，不仅揭露了姚作宾和江亢虎的反马克思主义真面目，成为唯一具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还利用开会前后空余时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充实自我，并积极联络苏俄方面邀请国内优秀革命青年赴苏留学。
俞秀松对于“革命家”的身份认同继之以丰富的革命经验建立地方性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和发展为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提供借鉴，北京、广州、武昌、长沙、济南等地纷纷仿效，先后建立起地方性团组织，并涌现出一大批和俞秀松一样的青年革命家，如高君宇、邓中夏、陈潭秋、王尽美等。如果说俞秀松只是参与建立上海早期党组织的成员之一的话，那么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经历则是俞秀松第一次以领导者身份所参与的重大革命实践。他所主持制定团的章程、在团的会议上作政治报告等行为都体现了作为一名相对成熟的革命家所具备的素质，他在短时间内发展大批优秀青年加入青年团，其中有不少后来成为党和团的重要领导人，他的工作不仅受到陈独秀、维经斯基等人大力支持，连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格林也称赞“上海的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b从参与建立中共上海早期党组织到组织建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对于“革命家”的身份认同日益巩固和加深。
（三）归于以严格的革命纪律要求自我行动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始就十分重视纪律建设，通过借鉴俄共（布）的组织制度，中共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第一次明确规定党的组织原则、纪律和制度，并且将“纪律”单独列为一章。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俞秀松积极响应中共二大关于“打倒军阀”的号召，并于10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提出辞职，赴福建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担任东路讨贼军参谋处一等书记官。1923年，俞秀松被司令部派出协助廖仲恺工作，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整编队伍的各项工作中去，并广泛接触当地的革命人士、进步青年和工人群众，努力开展革命思想和组织民众的工作。c初创阶段的中共并没有意识到掌握革命武装力量的极端重要性，俞秀松作为党内最早参加与军阀作战的军事工作者之一，福建的经历让他感觉到人民的苦痛，他“决计此后在军界上活动”以“打破这种苦痛的根源”，d初步认识到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在當时来看，俞秀松已经超越了党内的大多数革命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