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向“去信任”的途中：家校信任危机缓和的破冰之旅
包永伟 王安全
[摘 要]教育的“气质”直接召唤与要求家校共同“有机”在一起，这得以可能的核心向度在于二者的“我—你”信任。然而，时下家校信任却面临着“我们彼此不信任”乃至“我们不能在一起”的困厄。此种境况难免遵循着“道德信用危机—伦理信任危机—文化信心危机”的演化路径。家校间的彼此“失信”缘由在于：部分家校个体道德信用的缺失、家校“个人主体性”的最大化、家校伦理“信任半径”的短化及家校间所关联部分制度“零度空间”的存在。家校信任的破冰之旅应注意从展开各自道德个人提升的自我救赎、致力个人主体性向依存性信任根据的转变、走出伦理信任半径短化的孤岛，以及在其他方的助力下共力澄明制度零度空间“暧昧”的关系几个“破冰点”来肇始。
[关键词]合作;信任;家校信任危机
[中图分类号]G4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9）11-0013-06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9.11.003
樊浩先生认为，“可以说，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到达一个重要时刻，不是在信任中凝聚，就是在不信任中涣散，推进全民互信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课题之一。”[1]从先生这一时代精准判断并结合现实中家校信任危机四起的境况来看，推进家校互信已成为这一“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课题之一”的重要子课题之一。然而，纵观先贤于此主题研究的历史，依己一孔之见，无论是产生原因还是解决路径等，往往局限于道德信用层面视域之下的广阔推演，其不乏存在遮蔽了构成这一复杂现象的多维解读之嫌。拙文将以史为鉴，从教育的“气质”、家校合作的必要性、信任之于家校合作的核心性、家校信任危机的现实、演进理路、深层归因和破冰之法几个向度来展开整体性运思。其旨在求教于方家，并尽可能为实现缓和乃至祛除家校信任危机这一新时代之殇奉献沧海一粟。
一、信任：家校合作的核心向度
教育的“气质”。我们的世界将以怎样的方式迎接无缘无故“被抛”入世的儿童？如何让他们在“是其所不是，且不是其所是”[2]，即“自为存在”或“去存在”的旅途中生存，进而“成其所是”，乃至最终抵达“成人”即在“虚无”中通达他们生命的自由与诞生、高贵与从容？如何让“他们的到来给世界带来新生，带来了人类希望的绽放，使得人類的生活在未来时间的维度上获得精神、文化、历史、技艺的展开与绵延，使得文明获得了历史性的升华”[3]？ 对这些着实棘手问题的回答，那位享誉“洒向世界的思想酵素”“魏玛共和国的怪女子”“亚里士多德绝望的女儿”以及“希望永远独立思考”的德裔美籍政治理论家、哲学家、诗人汉娜·阿伦特给出了经典的雷音：那必然是“教育”！诚如她所认为的，“教育的本质即诞生性”（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is natality） [4]，这直接关涉的便是儿童生命与自由的开显。在这个基础上她提出“人类的世界因为儿童的诞生而具有了诞生性”[5]：文明得以延续、社会生生不息更替的希冀得以绽放。
以教育气质所凸显的对待教育的绝对严肃性的基础上，要求教育直接关联责任主体即家校必然合作且合理合作，但纵观今日之家校合作似乎缺失了其应有的有机性或陷于方法论的泥淖中。教育出于关乎儿童、人类的诞生、延续性的气质无不表征着对待教育应被视为绝对严肃性的伟业！这一严肃性首要要求便是教育直接关联责任主体，即家校的全方位到场、在场。这意味着那种可能出于“花钱买服务”“教育仅是学校的事”和“生而不育”的粗暴逻辑或认知镜像不啻是一种近似，其理应接受这一严肃性的权威审判和被彻底送入历史的博物馆。哀叹之余不乏依然有欣慰之处，那便是当前绝大部分家长始终能够参与到共同教育儿童的主流中来，但同时不得不警惕这波欢腾热闹之后仍然持存的缕缕伤痛：一方面家校参与或合作中有机性散失，进而出现各自为政，始终过一种自我演绎的“平行教育儿童的生活”，乃至于散失了“我们在一起”的可能;另一方面家校合作被倒逼至纯粹技艺、技巧的逼仄窄域之内。如此看来，家校的此种看似轰轰烈烈的合作显然并未真正能促进家校形成教育的合力，这也就不难解释缘何当前家校合作中的诸多问题同样普遍性存在，关于其的种种呐喊依然持续弥散在教育教学场域之中。
家校合作有机性散失或陷于方法论的泥淖中启示着家校合作的运思向度应回归到其本源之思上来，而这种本源之思的结果便是二者之间的信任，此即是说家校合作的核心向度在于信任。一系列家校合作中的问题所唤出的诸多解决方式在短时间内可能起到火柴照明的瞬间刺眼效用，但往往也因其瞬间的过亮而可能遮蔽了解决问题的根本核心所在。这一核心的唤出路径在海德格尔那里，其关于“此在”“存在”的本源之思给了我们启示：家校合作应通过本源之思的方式回到合作的核心上来。这种“回到”首先即“悬置”一切关于家校合作的“先置”或“先知”，其包括诸多已有的解决方法论或偏见，其目的便是铲除那些裹挟影响关于家校合作本源之思的言说，这意味着我们不必沉沦于这些言说层面的接着说，而应实现创新性追问即家校合作何以可能？其次便是回到“事情（合作）本身”，合作何以可能的逻辑下，合作必然至少是二者之间的合作，合作得以展开的前提必然关涉彼此的信任，是信任开启了合作的可能，是信任在合作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至于合作方法论必然相对于合作的前提，或核心即信任则处于附属地位。因此，家校合作的本源之思所昭示着其核心向度必然是信任。
家校信任之于家校合作究竟具有何种气质？上述简单的自我强加显然存在一定牵强之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揭露家校信任之于合作的气质。一方面从信任的普遍性特质来看，社会学家发现，“没有信任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是完全不可能的”“信任的存在是所有持久的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6]樊浩先生在《缺乏信用，信任是否可能》一文中提出，信任即诚信中“信”的其中一个维度即“信任”他人的伦理期待也称伦理信任，其与“信”中的道德信用共同构成诚信的一体两面，影响着个体或群体的现实生活。这昭示着家校合作这种普遍中的特殊必然遵循着同样的逻辑。没有家校的信任，家校的关系、各自的伦理生活难以展开，因此家校合作必然受此桎梏。另一方面，从教育教学生活中关于家校探讨来看，一是《中国青年报》曾组织过的一次关于家校合作、形成合力的探讨，专家们也逐渐意识到到信任的重要性。二是近年来有家长参与的国际研究也表明家校信任对促进学校效能极其重要，这是因为那些花费于过多猜忌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矛盾解决所需要的无用时间实现了向聚焦儿童成长的有效转化。因此，两个层面均表明信任必然是家校合作的核心向度。然而，在找到问题的根本之后，即信任在家校合作中的现实境况的考察则尤为重要。其结果表明，当前家校合作中信任却正处于危机的境遇，以至于那种“在一起”的合作也只能化为理想的泡沫。因此，厘清危机，找到破冰点显得亟需。
二、家校信任危机的现实解剖
（一）惊愕现实
1.家方对校方的不信任。（1）“录音神器”的畅销。如今校园门口“录音神器”琳琅满目，销量热火，甚至存在缺货现象，缘何如此？原来其有助力学生监测教师的旨趣。为此部分教师提及“伤心、失望”。（2）“特别礼物”的关照。据悉某老师在学期伊始收到一位小女孩转交的信封，并表示是父母心意，诸如此类可能不胜枚举，不一而足。其无非是以物质交换的方式获得特殊对待。（3）“掌掴模式”的惯习。湖南一怀孕女班主任被家长掌掴耳光，原因出于认为教师把其孩子安置到后排。上海一英语老师因推了上课睡觉孩子，次日被怀疑教师故意惩罚而惨遭掌掴。（4）“编造谣言”的独特。在某女童曾编造遭教师强奸案的处理中，女童主动声明自己的编造，但其姑姑依然凭借未充分的“物体”在微薄上直指校方两名男性以表示强烈的不信任。
2.校方对家方的不信任。（1）“全景敞视”的照看。福柯“全景敞视主义[7]”监测在当前表现的淋漓尽致，这受家长“我不信任何解释，我仅仅相信监控”的召唤而逐渐衍生出校方對家方的无奈不信任。（2）“表扬之信”的误判。某校接收一封家长信件，校方接收者冒着冷汗拆开，原来是意外表扬信，接着其对几位老师就信内容好坏猜测做了实验，结果大部分做出投诉信的回应。（3）“师生关系”的冰冻。曾几何时，师生关系一次次推上饭后的话题之中。部分教师出于严格管的教训致使师生关系的降温乃至冰冻。这反映出教师对家方的“后怕”和不信任。（4）“积极对话”的式微。信任是一种伦理的期待和阿伦特所言的伦理“行动”，其意味着对话双方在场和积极言说。然而当前学校相对于家庭的“去言说”如家访行为显然不甚理想。
事实上，家校信任危机重重。那么这些惊愕家校危机的现实是否遵循一定的演化逻辑，生成一定的演进轨迹？
（二）演进轨迹
哲学家樊浩先生曾认为，“‘道德信用危机—伦理信任危机—文化信心危机，就是伦理型文化背景下信任危机的病理图谱。”[8]如果同样从伦理型文化背景视域来看，这给我们关于家校信任危机的演进轨迹澄清以重大的启示：作为普遍中特殊的家校信任危机演进轨迹的病理图谱同样遵循“道德信用危机—伦理信任危机—文化信心危机”的演化逻辑。
1.道德病毒：人际不信任。部分家长或者一些教师由于某次或经常道德信用的缺失，往往会导致他们之间人际不信任的产生。这是因为人际不信任的根据显然是关于部分家校个体道德信用缺失判断的前提假设。此种判断虽肯定了道德信用缺失一定会导致人际不信任的必然而部分欠合理，但可以确证的是二者必然高度关联。如此，部分家校个体道德病毒即内心信用的缺失在他们彼此交往生存的过程中为广泛意义的家校人际信任危机埋下了根源。通常，家校信任危机的认识根据则在于此。
2.伦理病灶：人际不信任——角色不信任/群体间不信任。部分家长和老师的人际不信任，一方面往往会泛化为其中一方对另一方所承担的角色的不信任，如对教师或者相对的家长这一角色的不信任。另一方面，这种部分个体的人际不信任也会泛化为群体间的人际不信任。结合二者，家校间的不信任必然会演化为家长与教师两种角色和两种群体之间的多复杂向度的交叉不信任。这也就不难解释诸如“校性侵”等事件的个体编造独特的产生。
3.伦理病灶的扩散：角色间或群体间的不信任——家庭教育或学校教育的不信任——“成品”质量的不信任。角色间或群体间的多维度交叉不信任必然导致对家长或者校方任何关于非我的教育组织、方式、开展活动等的彼此不信任，而且还会导致关于非我教育成品质量的不信任。当前，关于合作中的“平行生活”“我的方式最优”的认知镜像均透露着这股深埋的诸如上述的家校信任危机。以至那种“谁都可以言说教育”“谁都懂教育”的逻辑正形成“悲凉之雾，遍布华林”的景观。
4.伦理病灶的癌变：文化信念的不信任。这里的文化信念包括伦理信任的信念以及教育文化的信念等多个层次。这和家校信任危机的直接关联便是：一是家校矛盾中的家长不信任学校的任何解释。如果还有信任，那可能即是监控文化;二是曾几何时家方存在的监测文化、读书无用论文化;三是校方可能出现的不敢管、不想管、不愿管的逻辑;四是二者共同即便有道德信用也无伦理信任，更无伦理行动的尴尬场面;五是二者关于教育所投射的人文温度的下降等。
家校危机演化路径展示家校危机的逐渐生成过程，虽有涉及如道德信用等原因所在。但并未从根本上找到家校信任危机的其他核心原因。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当前他人在分析家校信任的原因和解决策略的方面比较青睐道德信用层面，而其结果难免显得杯水车薪，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对深层原因展开追问。
三、家校信任危机的深层归因
家校信任危机归源除道德信用这个大众广泛性认识之外，其深层原因还可以从：家校个人主体性的最大化、家校伦理信任半径的短化及家校间关联的部分制度存在零度空间来窥见。
（一）家校个人主体性的最大化
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尼采所谓“上帝死了”的时代宣言昭示着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式人的个人主体性的凸显。个人主体性的凸显取代上帝作为人类生活的价值性根据，强调自我同一性作为其他一切存在者得以存在、社会生活得以展开的的最终根据。这样，“在人与人的伦理（信任）关系中，个人主体成为伦理价值的最基本的单元和实体，成为判断伦理价值最终的依据和标准。它赋予了个人主体在伦理价值上的至高的地位，拥有伦理价值上的终极裁判权”[9]。
在这个背景之下，家校分别受此影响，彼此同样难免演绎着这种个人主体性逻辑。在黑格尔那里，这种个人主体性始终作为市民社会的代表，建立于此基础上的伦理信任关系是以 独立的单个人的 形式性的联合为根本内容的，这种 独立的单个人即纯粹经济人，经济人难免即是理性且自私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人[10]。当前，家方和校方在个人主体性逻辑影响下，虽并非完全沦为经济人的单向度，但在当前市场自由经济、西方价值的共同影响下，家校之间的利益演绎也逐渐趋于明显。以至于像特别礼物的关照这样的现象存在，进而彼此间的信任与利益便由此构成深邃的关联。
（二）家校伦理信任半径的短化
美国社会学家福山断言，“华人有一个强烈的倾向，只信赖和自己有关系的人，对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则极不信任。”[11]缘何如此？因为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提及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由熟人构成的社会。由此，伦理信任的关系展开便更多在熟人内进行，这意味着伦理信任关系的建立被限制在了一定的范围之内，伦理信任的半径（福山）范围较短。然而现当下，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个体或群体自由迁移能力的增强，那种传统遗留的建立于熟人基础上的伦理信任型历史记忆则面临着根本的挑战。
在这一背景下，家校信任同样面临着这种挑战。传统乃至近代现代的学校往往呈现出家门口的典型特征，教师往往为学校附近地的先生，学校与家长之间构成亲密的熟人共同体，自然建立于此的信任关系必然具有稳定性。当今学校在经历撤点并校、资源整合之后，空间上实现了巨大的位移，那种熟性以消退。同时，随着教师的自由化选择职业的特征，不同地区教师的异地性工作特征趋于明显，教师与家长之间的熟性也逐渐较之式微。家校在实现信任的过程中由此不得不面临着由熟人型的信任向陌生人型之间信任的转化。自然这期间面临着诸多困难，信任危机由此生成。
（三）家校间关联的部分制度存在零度空间
所谓零度空间也即空白、绝对虚无，亦或是中国绘画中所倡导的留白。这为关联主体的主观填充赢得巨大的弹性与暧昧性，给予了富有想象的张力与自由。正因为如此，此空间的意义也有可能带来主观的过渡推演而僭越了一定的界限，乃至于由此而可能产生的种种危机。这意味着这种零度空间的存在必然具有两面性，因此认识到这一点，主体真正的自由方为可能。通常，此种空间在各种制度条文中也是比较常见的，家校间关联的部分制度便是如此。
或许当前出台的教育惩戒权便是说明其零度空间存在的辩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明确指出“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青岛市中小学校管理办法》也提及，“适当惩罚”。但如何惩罚？什么程度合理？如何“适当”？（则均暗示着零度空间的存在。难怪诸如山东某老师因“失当”惩戒学生而遭致“合理”“扎心”“刺眼”惩处这样的事件存在，诸如此类假如允许，我们可以大胆猜测不止此案。以至于当前不敢管现象的产生取得合理存在的辩护。在这样的背景下，家校合作的信任危机显然也随之到来，因为正如有老师有所表明的家长交代老师，学生在校“不听话”“不学习”“可以收拾”，但谁知道他们会暗藏哪种目的？这便是猜测和不信任。
至此，家校信任危机的核心原因已逐渐澄明，该是对症下药祛除痛点的时候了。
四、家校信任危机的破冰之旅
通向“去信任”途中的家校彼此亟需展开破冰点攻克的巨大工程：展开道德个人提升的自我救赎、致力个人主体性向依存性信任根据的转变、走出伦理信任半径短化的孤岛，以及在其他方的助力下共力澄明制度零度空间暧昧的关系。
（一）双方亟需展开道德个人提升的自我救赎
道德修炼乃是一个形上的追求“道”即追求内心的“道德律令”（康德）的过程，也是一个形下的践行“德”即德润万物的过程。无德则无道，无道亦无德，二者便是相互促进的螺旋前进过程。因此这里昭示着家校双方应將各自道德爬升视为关乎彼此人生境界提升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一项信仰。这是家校各方实现自我自由的内心冲动召唤。而“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今天的家校中尤为必要，因为其共谋的是一项严肃的教育伟业！这是来自二者直接关联的“被抛”儿童的生命现实呼唤。在这些认知镜像的基础之上，探讨方法论才是有效而充满活力的。具体开来，一如先师的教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推己及人，反观自身、“求其放心”并助力他人，共向上、向善以谋取道德自由。二是认识你自己。即认识自身的道德无知，培养自身由此而求知的谦卑之情。三是每天一点点。所谓“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应将道德之知撒向让每天一点点成为日常生活行动中道德进阶的砖瓦事业中。
（二）双方致力个人主体性向依存性信任根据的转变
家校之间伦理信任的价值根据若建立于个人主体之上，则家校之间个人主体性所关联的纯粹利益的逻辑必然使得彼此间“一切……（美好）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2]。那种所谓的信任也只能是对浮华关系背后金钱的信任，进而遮蔽了信任建立所依据的价值本真。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启示着家校信任的价值本真根据则在于相互依存的“人”。如他进一步认为的，“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13]。家校之间唯有将彼此视为“人”，视为支撑教育良性关系建立的相互依存者，共同存有“荣辱与共”的信念，一切为教育建立良性关系所需的爱与信任才能够召唤出来。由此建立的家校共同体才能根深蒂固、枝繁叶茂而不为个人至上的唯我独尊或利益煽动的腥风血雨所洗礼。
（三）双方努力走出伦理信任半径短化的孤岛
伦理半径短化的困厄只能将家校倒逼至狭小的孤岛，并无益于新时期二者信任的建立。诚如福山所批评的依靠熟人才建立信任的华人“富不过三代”，虽不一定正确，但也存在合理之处。当前学校的空间位移和教师的变迁路径均表明，那种传统的熟人圈已面临着式微的境况，因此亟需的改革显得必要。一方面关于家校之间所谓的熟人圈际应实现勇气性的外拓，即尝试着将陌生人也逐渐纳入。这意味着家校心中不以是否为他们传统认为的熟人来提供是否信任的依据，而是每一位家长或者每一位教师都有可能成为他们拓展了的熟人，可以信任的人。即便那意味着更多信任风险的可能承担，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有可能收获柳暗花明的一面。另一方面，在实现勇气的外拓之上，便是亟需形成信任所需的判断力。这一可能则来自于家长和学校、老师之间的积极沟通和对话。诚如维特根斯坦所认为的，“凡能够说的，都能够说清楚”。信任判断力显然来自于这种“能够说清楚”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