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歌词的时空叙事与身份认同

    【摘 要】香港本土意识形成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现有研究较多讨论了香港本土意识的媒介建构，而较少关注七十年代以后香港媒介文本的反殖民和国族叙事。流行歌曲是香港大众文化的代表，也是反映和建构身份认同的重要文本。通过对歌词文本进行地理、历史叙事两个层面的考察可以发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流行歌曲有关身份叙事的两种策略：一是国族论述，以地理山川、民族历史论述重拾国族身份;二是本地叙事，以本地空间、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史叙事凝聚香港意识。歌词通过国族和本土论述共同构筑脱离殖民者的主体性身份认同。国族史特别是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经验为香港共同意识的形成提供了根基，而根植于民族心性和文化传统的小市民日常生活史同样具有反殖民意义。这些歌词文本展现了香港身份认同形成初期国族意识和本土意识的历史勾连， 有助于修正香港身份论述中本土概念狭义化倾向。

    【关键词】歌词;叙事;本土意识;国族意识;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5-0013-10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香港流行文化随着经济发展日趋繁荣，知识分子大量参与到报刊、影视、歌曲等创作中，其身份意识也自然投射到相关作品中，为我们以传媒为镜像考察香港社会身份认同提供了大量的媒介文本。现有研究较多讨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香港的媒介建构与本土认同，而较少关注媒介再现中的国族意识。有研究指出，香港人的本土意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萌芽，并开始在各种流行文化特别是电视剧与粤语流行曲中具体展

    现。①不少分析将媒介作品中的本土论述与国族论述纳入疏离对立的解释架构下，认为香港的身份想象是在与内地的对立中建构起来的，②香港媒体以贫穷落后的内地和内地人形象为参照建构了本土认同。③然而，考察香港媒介文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既有像歌曲《铁塔凌云》（许冠杰，1974）、《强人》（黄霑，1978）、《那里是吾家》（许冠杰，1979）和影视剧《半斤八两》（1976）、《大香港》（1985）、《黄金十年》（1986）这样讲述香港故事、本土意识浓厚的作品，也密集出现大量表达家国情怀的作品，如电影《龙虎斗》（1970）、《精武门》（1972）、《等待黎明》（1984），电视剧《大地恩情》（1980）、《洪熙官》（1986）、《杜心武》（1988），以及歌曲《火烧圆明园》（卢国沾，1982）、《黄河的呼唤》（卢国沾，1982）、《长江曲》（卡龙，1982）等，获得了香港社会的广泛认同。如以抗日救亡为背景的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1982）是香港无线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港剧之一，其插曲《勇敢的中国人》获当年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香港学者指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香港开始流行一些有家国观念的歌曲”，①“‘家国情怀、香港情怀是黄霑、卢国沾等第二代词人创作的一大题材类型。”②然而，现有研究较少论及这些作品中的反殖民叙事与国族论述，也较少将香港流行歌曲文本纳入考察范围。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香港自我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香港流行文化发展的黄金年代。流行音乐是香港大众文化的代表，曾风靡两岸三地乃至整个华人世界，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本文欲重新考察这一时期香港流行歌曲中的国族论述和本土论述，探讨国族意识与本土意识在香港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的复杂关联。

    一、地理、历史叙事与身份认同

    音乐社会学家西蒙·弗里斯（Simon Frith）指出音乐是通往身份认定的一个关键，因为音乐和音乐表演如此密集地提供了一种“自我（self）”与“他者（others）”的感受，以及集体（the collective）中的主体（the subjective）的感受。音乐不仅是人们的身份意识的反映，而且生产、创造及建构身份。③香港歌曲常被作为一种动员力量，在官方的庆典、民间集会和社会行动中被反复唱响，成为各种政治勢力争夺和诠释的对象。象征香港精神的“狮子山精神”就得名于《狮子山下》影视剧及其同名主题曲。流行音乐被认为是庶民大众的心声、一种“属于私人领地的公共生活”④，具有观念史研究的意义。通过分析歌词文本，我们或许能够触及香港社会在追寻自我身份过程中的独特处境。

    民族主义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同质的时间观、人类语言的多样性、资本主义和印刷媒介的兴起是共同体想象的先决条件;民族历史的“叙述”（narrative）则是建构民族想象不可或缺的一

    环。⑤葛兆光从稳定的地理观念、图像和政治疆域来论述中国的民族概念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以“空间性”来重申中国的“主体性”。⑥尽管就民族是“想象的”还是“实际的”这一问题，两位学者持不同观点，但都表明了建构身份认同的两个重要的向度：空间叙事和历史叙事。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也指出，“忽视和低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通过附和或对立的地理、叙事或历史”，就是忽视“文化帝国主义的核心问题”。⑦而地理边界的隔离、时间上抽离于现实中国和历史记忆被切断，正是殖民地时期港人身份认同所遭遇的主要问题。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香港经济飞速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和社会地位的提升，香港社会自我意识萌发，同时也面临巨大的身份认同危机。一方面是原有“中国人”意识的模糊。香港大部分学校为英文学校，推行疏离式的“子民教育”，课程内容避免触及着重现代中国的历史和文学、经济和地理，⑧以中断港人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记忆，淡薄其国族观念。另一方面是殖民统治下主体性身份的失落。英国通过港督集权的政治制度牢牢掌控对香港的统治权，上层架构的主要官员都是英国人，被统治的百分之九十多的香港华人，长期以来没有政治地位。在“失根”与“受殖”的双重背景下，香港展开主体性身份诉求有两条路径，一是从国家民族的脉络中重拾自我，从母国寻找资源，向历史汲取力量，赋予其自主权利一个只有传统和持久性才能赋予的历史合法性。二是建构本土意识，凝聚共识，塑造脱离殖民者新的共同体文化身份。按照安德森的观点，大众媒介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为人们创造了共同的时间、空间以及过去和未来汇聚于现在的历史感，使共同体的想象成为可能。作为一种媒介文本，这一时期流行歌曲中的国族论述和本土论述正反映出这两种建构路径。本文将从空间叙事和历史叙事两个层面，考察这一时期香港歌词的叙事及其身份建构策略。

    二、地理山川论述与空间意识

    在香港独特的历史语境中，追寻民族身份常与反殖民叙事联系在一起。地理空间是殖民和反殖民叙事的中心议题。“帝国主义的主要战场当然是在土地的争夺上，但是在关于谁曾经拥有土地，谁有权在土地上定居和工作，谁管理过它，谁把它夺回，以及现在谁在规划它的未来，这些问题都在叙事中有所反映、争论甚至有时被故事所决定。”①这在《大号是中华》的歌词文本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歌曲以陈真教导霍东觉的口吻唱道：

    孩子这是你的家，庭园高雅。古朴益显出风貌，大号是中华。孩子这是你的家，红砖碧瓦，祖先鲜血干砖瓦上，汗滴用作栽花。枯了树干再生花，肩过重担再上吧。黄炎传万代，为家邦，为了你血中那份特质世代留下。谁敢进住你的家，孩子赶走他。不计他鼠摸狗盗，要似你祖先，尽一心为了这国土把鲜血洒。（卢国沾《大号是中华》，1982）

    这首歌是电视剧《陈真》的主题曲，故事发生在佛山、上海等地。殖民者称香港本是一个籍籍无名的荒岛。歌词则表明“你的家”不是无名之地，她的大名叫“中华”。这里过去是我们祖先开创的家园，是我们世代居住和拥有的地方，现在和未来永远是我们的家邦。卢国沾说，写这首歌“用意更明显，是我对自己民族的赞颂”②，“这个‘家，就是‘中国，你是‘中国人。”③歌词旨在通过地理源流叙事，确认“孩子”的主体身份。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祖国的地理河山在香港流行歌曲中反复出现，如《念故乡》（卢国沾，1975）、《万里长城》（鄭国江，1980）、《万里长城永不倒》（卢国沾，1982）、《我的中国心》（黄霑，1982）、《勇敢的中国人》（黄霑，1982）、《长城谣》（卢国沾，1983）、《黄河的呼唤》（卢国沾，1983）、《长城长江万里长》（黄霑，1985）、《中国梦》（黄霑，1985）、《长城》（郑国江，1989）等。香港文化作品中不乏对故土家园的书写，但这时期流行歌词中反复出现的长江、长城、黄河、黄山等空间意象，显然不是普通的个人乡土图景，而是全体华人共同的“故乡”表征，具有共同体身份追寻的意味。在中国历史上，地理山川一直是寄托民族情感和家国想象的载体。地理论述也是意识形态的兵家必争之地，对于有着多年被殖民历史的香港来说尤其如此。

    在殖民者的论述中，香港地处庞大的中华帝国末端微不足道的一隅，在闭关自守的中国，是个不受重视的附属地。④“香港所在的广东是个奇特的地区，历来受到中国其他地区的猜疑和蔑视”，“在导致香港殖民地建立的一连串事件中，广东的这种奇特性和偏远的地理位置产生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个省份只会给北京政府带来麻烦，说到底是相距太过遥远。”⑤经过如此编撰修饰，香港之于祖国，不仅地理上若即若离，心理上也格格不入，其意图是使香港对英国的从属关系更易确立。1949年以后港英政府逐步封闭边境，切断粤港两地自由通行的道路;引入《人士登记条例》及《入境管制条例》，进行全面及强制的人口登记，并为登记在册的香港居民发放身份证，在法律上制造了一个明确的、独立于大陆的身份。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香港初中地理课程中，中国被列入“香港附近地区”，并在时间许可下方需教授。七十年代的课程目标仍避免提及中国，课程内容上，有关中国元素的比重仅占约5%。②及至1983年，中国地理课程只局限于中一课程，占初中课程比重仍不足7%。中一课程纲要中写到：“中国是本港最大的邻国，并且是本港大部分学生的原籍国家。”③在意识上把香港和中国区分，香港不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④殖民者对香港的地理论述和对港人空间意识的改写，其背后隐藏的自然是形塑不同身份认同的指向。因而，重拾身份的首要任务是要重塑香港与祖国不可分割的空间意识。

    1982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开始进入正式谈判阶段，香港社会出现了有关国族身份和香港前途的思虑;同年，日本篡改教科书事件引发大部分港人不满。⑤一系列爱国歌曲应运而生：《我是中国人》（1982）、《我的中国心》（1982）及《龙的传人》（1978）、《做个勇敢的中国人》（1982）在香港甚为流行。⑥其中，《我的中国心》等歌曲，正是通过地理山川叙事重构香港与祖国的地理同一性。

    河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留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黄霑 《我的中国心》，1982）

    歌词第一句就围绕“河山”展开，由于“物理边界”的阻隔，祖国无疑是现实生活中看不见摸不着的。然而，空间的诗学意义在于，空间在千万个小洞里保存着压缩的时间，人可以借助外部空间来激活记忆。⑦在歌词中，河山不需要“遥望”，而是“在我梦里”，歌词藉由原乡记忆和空间想象，构筑与祖国地脉相连的空间感和与现时中国共时性的联系。“共同祖先”进一步揭示两地的宗缘同一性，弥合了日常感知（“洋装穿在身”）与心理认同（“我的中国心”）的断裂。歌曲高潮部分征用了极富感召力的地理符号：“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江河连涌，山脉延绵的意象，再现了两地山水相连的地理延续性。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些代表民族命脉的空间符码，不仅有突破阻隔的空间意义，还有延续千年的时间意义，使国族想象具备了明显的外在符号和表征。最后，超越地理、宗缘同一性的是血浓于水的亲情，歌词结尾“留在心底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借助种族、血统叙述召唤出了一种血脉相连的归属感。至此，地域、经济、意识形态等差异被抹平了，一种深刻、悠远的同胞之爱得以建构完成。歌词从地缘、宗缘到血缘层层递进，建构国族身份认同，在叙述模式上可谓丝丝入扣。词作者黄霑1941年生于广州，童年成长于广州西关，1949年随父母移居香港。这首歌既是其个人经验、记忆在创作中的自然流露，也是对殖民者改写香港地理空间的一种抵抗性叙事。

    三、历史叙事、命运共同体与国族意识

    长期以来，殖民话语中的香港华人没有自己的历史。香港历史被视为西方历史的一个部分，直到1973年牛津大学出版的《香港史》还称香港真正的历史开始于1841年英国人的抵达，香港的繁荣也被认为是殖民统治的结果，作为“他者”的华人的历史被蓄意湮没和覆盖。①在欧洲启蒙历史观线性、进化的话语中，“只有具有充分历史意识的国家才能实现自由。那些没有历史的人民，那些尚未形成民族的部落组织和帝国之类，既不能要求也没有权利。”②在港英当局推行“无国家”“无民族”的教育背景下，如何讲述自己的民族历史，确认历史主体地位，成为当务之急。在香港史尚未知识化的困境下，为达成前述目的，曾蒙受西方列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的香港和内地，都成为被召唤的对象，这种自我意识和历史自觉也反映在流行文化的创作中。卢国沾回忆《万里长城永不倒》的创作缘起时，就说到在日据时期香港人的悲惨经历。③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多首香港歌曲随着影视剧的热播广为流传，如《大侠霍元甲》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卢国沾，1981）、《万水千山总是情》的插曲《勇敢的中国人》（黄霑，1982）、? 《射雕英雄传》的插曲《长城谣》 （卢国沾，1983）、《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主题曲《告別黄河》（卢国沾，1983）、《火烧圆明园》的同名主题曲《火烧圆明园》（卢国沾，1983）、《霍东阁》的主题曲《好小子》（卢国沾，1984）等。这些影视作品的背景均指向民族的危急时刻，尤其是近代百年救亡图存的历史，故事发生的地点主要是天津、北京、上海、廣州等地。讲述这些“遥远”故土发生的故事，既是在书写民族的过去，也是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历史存在的方式。中国近现代史正是港英时期中学历史教育刻意规避的一段历史。殖民者将鸦片战争表述为“贸易战争”，称割让香港的不平等条约是“合法而又有效的”。④在拓殖过程中，英国对占据中国沿海的一些岛屿作为对华扩张的基地图谋已久。而《香港史》却称，“如同英帝国的绝大多数领地一样，香港几乎是偶然获得的。”⑤这种表述掩盖了殖民者对香港的蓄意侵占及所造成的苦难，更遮蔽了本土人民的英勇抵抗。正如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所说，任何受压迫群体都有权要求自己的历史得到承认，这些影视及歌曲作品大多沿着“家国蒙难——启蒙觉醒——抗争救亡”的线索，再现被殖民者隐藏或是否认的民族近代史。

    （蒙难）令我锦绣故乡色变，令我娇美翠湖含恨。 （《勇敢的中国人》）

    （蒙难）人家挥刀闯入，问我如何家中安坐。（《告别黄河》）

    （启蒙）做个勇敢中国人，热血灌醒中国魂。（《勇敢的中国人》）

    （启蒙）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睁开眼吧，小心看吧，哪个愿臣虏自认。……这睡狮渐已醒。（《万里长城永不倒》）

    （救亡）江山秀丽叠彩峰岭，问我国家哪像染病。……岂让国土再遭践踏，个个负起使命。（《万里长城永不倒》）

    （救亡）用我丹心报中华，用我头颅以保黄河。（《告别黄河》）

    歌词中，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启蒙”与“救亡”的民族主义话语模式被沿袭下来，抵抗叙事建构了反殖民的历史主题。“中国专业的史学家在建构民族的线性历史时，常先建构这一历史的主体。”①这些歌曲与影视中塑造的霍元甲、陈真、庄梦蝶等人物形象，或是武林高手，或是青年学生，或是普通民众，危急时刻都投身到救国救民的历史洪流中，他们所演绎的民族觉醒和抗争赋予为“领土”而斗争的人们以主体地位，询唤港人的精神独立，帮助他们摆脱受殖者的心理阴影和从属位置。

    民族“自我”在任何时候都是相对于“他者”而定义的。②反帝反殖民叙事通过为祖国和香港建构出一个共同的“他者”——侵略者，使听者产生“我们”与“他们”的区隔，在二元对立模式中，建构起“我们”之间精神相通、命脉相连的历史宿命感。

    （他们）因为退缩与忍让，人家骄气日盛。……历来强盗要侵入，最终必送命。（《万里长城永不倒》）

    （他们）把悲哀折在破衣血袖，赶走凶鹫，赶走倭寇，誓要猛挥铁拳头。（《好小子》）

    （我们）我万众一心，哪惧怕牺牲，冲开黑暗。（《勇敢的中国人》）

    （我们）向来强盗侵占，敌忾我类同仇。（《好小子》）

    （我们）开口叫吧，高声叫吧，这里是全国皆兵。（《万里长城永不倒》）

    抵御外辱的共同命运将身份认同的基础予以坐实，从地理论述到历史叙事，歌词沿着地脉相连——血脉相连——命脉相连的线索不断推进，一种古老的、集体无意识层面的民族认同被转变成了现代的、国家政治实体层面的国家认同。

    问我国家哪像染病。……要致力国家中兴。（《万里长城永不倒》）

    望向中国国土，……做个勇敢中国人，热血决抛抵抗敌人。（《勇敢的中国人》）

    尽一心为了这国土把鲜血洒。（《大号是中华》）

    共同的国族认同也是整合当时香港社会的必需。香港自开埠以来，特别是二战和动荡时期，大陆各地的移民、难民纷沓而至。绝大多数港人的原乡都在内地，拥有不同乡土情结和社会境遇，很多仍自称“潮州人”“福建人”“上海人”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不少人抱着“过客”的心态逗留在香港，等待时局恢复安宁后再归故乡。他们视这殖民地城市为提供两餐温饱和遮雨避风之地，没有什么归属感，社会也缺乏凝聚力。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迫切需要在“中国人”这一统一认识下整合各种族群，将具有多种群体表述的社群改造为中国的“香港人”这一单一的社会共同体。共同体的建构除了地域、文化和共同祖先等联结外，还需要类似的历史经验作为基础，国族历史特别是近代史，是香港绝大多数社群共有的历史记忆。歌曲《勇敢的中国人》是电视连续剧《万水千山总是情》的插曲，故事讲述了清末民初，投身反日爱国运动的男女主人翁从江南老家来到上海、北平最后逃难至香港定居的人生轨迹和空间转换，这种变迁几乎是当时来港移民命运的共同写照。王明珂指出，历史记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便是此“历史”的起始部分。“起源”的历史记忆，模仿或强化成员同出于一母体的同胞手足之情，这是一个民族或族群根基性情感产生的基础。④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族历史是香港命运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根基。

    四、“狮子山”、城市空间与本土认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港人逐渐意识到香港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地。在怀想祖国河山和民族历史的同时，流行歌曲开始关注香港的地理空间和日常生活体验。沙田、铜锣湾、马鞍山、尖沙咀等地名出现在歌词中，成为香港流行歌曲的一大特色，而最有代表性的地名莫过于“狮子山”。从七十年代到香港回归后的数十年间，“狮子山”在香港歌曲中不断出现，如《狮子山下》（1979）、《狮子山问答》（1982）、《同舟共济》（1990）、《我撑你》（2003）、《始终有你》（2007）、《狮子山下遇上》（2012）、《同舟之情》（2013）、《狮子山·吾家下》（2017）、《香港·我家》（2017）等，香港浸会大学校歌的第一句也是“南天海角，狮子山前，我校耸立辉煌”。其中歌曲《狮子山下》对本土意识的凝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被称为“香港之歌”。这首歌是香港长篇电视剧《狮子山下》的同名主题曲，剧集与主题曲互相呼应，讲述了二十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香港从小渔村发展为国际都会的过程中，普通市民艰辛努力、逆境求存的奋斗历程和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情感故事，被称为香港电视史诗。

    人生中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黄霑《狮子山下》，1979）

    歌词对狮子山地理位置的描述是“海角天边”，这种距离感是参照祖国大陆而言的，也是参照港英政府所在的香港岛等心脏地带而言的。狮子山地处香港九龙塘和新界沙田之间，属于城市的边缘，周边是大片的农田和郊野，远离殖民者和极少数华人上层精英所处的港岛政治商业中心。狮子山南面是香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的寮屋区，大量内地移民涌入香港后落脚聚居在此。在香港，由于地理、气候和历史原因，“山上”和“山下”具有鲜明的空间政治意涵。“山上”是英国官员和富商的特许居住地，最有权势者占据“山顶”，而“山下”则留给贫穷的华人社区。“狮子山下”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空间——远在祖国的海角天边，又与殖民政府和社会上层相区隔。“狮子山下”的中下层华人代表了当时香港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背井离乡，无依无靠，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工业起步最主要的廉价劳动力，却以中国人特有的吃苦耐劳和自立自强，携手创造了香港经济发展的奇迹。歌词借助空间意象“狮子山下”，建构了一种既有别于乡土身份又脱离殖民者的新的共同体想象（imagined communities）。

    這首粤语歌的叙事空间和时间从“狮子山下相遇上”开始，以“人生中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的个体境遇展开，到“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结束，讲述的不再是国族历史，而是来港移民扎根香港、重建基业的个人命运。歌词用粤语方言“我哋大家”称呼“我们大家”，不再强调国族身份或是原乡意识，而是呼吁一种新的社群共识。就像歌曲的词作者黄霑生于广州，曲作者顾嘉辉原籍江苏，演唱者罗文籍贯广西，共同的命运让他们产生了爱港建港、休戚与共之感。歌曲一问世，就在尚处于创业阶段的香港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极大鼓舞了港人的士气，此后每当遇到金融危机、“非典”疫情等艰难时刻，歌曲便会被一再地引用、播放或重唱，“狮子山”逐渐成为港人同舟共济、奋发图强的象征，它为香港意识注入了重要的精神内核，“狮子山精神”成为香港精神的代称。

    这时期的香港歌曲还有不少旅行文本。粤语流行曲的开山之作《铁塔凌云》（许冠杰，1974）以游记的形式，细数埃菲尔铁塔、富士山、自由女神像和檀香山等地，虽为世界繁华胜景，却是“山长水远”的“彼邦”，表达了对香港的归属之情（“何须多见复多求，且唱一曲归途上，此时此处此模样”）。这些旅行文本透过外在异国空间来反观所在的香港，思考本土身份认同问题，如《那里是吾家》（许冠杰，1979）中“万千灯火透广厦”的香港与“桃源仙境似梦也”异国对比，《梦到沙田》（1982）中身在英国伦敦却心在香港沙田的对比（“其实英国嘅生活都几好，但系我始终都系钟意沙田多过London”），折射出港人视香港为“故乡”而非“异乡”的转变。此时的流行歌曲开始直率地歌颂香港，如郑国江写的《香港香港》（1982）（“香港我心中的故乡，这里让我生长，有我喜欢的亲友共阳光”）和黄霑写的《香港香港》（1983）（“这个美丽动人的地方，是我家的香港香港。浅水湾夕照里，铜锣湾夜市里，洋溢我欢笑快乐清歌响朗”）。

    除了“狮子山”等象征性空间，香港流行歌曲还有更多对城市实体空间的描述。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二战后出生在香港的第一代本土年轻人长大了，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声音，他们重视本地空间和文化价值，兴起城市民歌运动，创作了《麦理浩径》《南丫岛的故事》《弥敦道的尘埃》《浅水湾的早晨》《黄大仙有个菩萨仔》《守望桥》等“属于香港”的歌。歌词讲述了街道、站点、码头、建筑等“日常空间”场景，如《昨日街头》所唱：“球场外卖雪糕，有间‘安乐园，……‘万利嘅橙新鲜，‘老张鸡粥与炒面”，这些“日常空间”成为港人共同经验和印记的载体，营造了共同的身份感受。

    从“港歌”《狮子山下》《铁塔凌云》到城市民歌，再到《奋斗》《强人》《抉择》《网中人》等主题曲，回响着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歌曲所反映的本土认同，是指香港新老移民“由过去寄居、逃难、过客的心态转为以港为家、以港为荣”①的归属意识，而不是一种民粹化的意识形态。这种香港之于自己“本土”关系的思考，是在地域、国家和英美异域的思考框架中形成的，并无封闭排外色彩，这与近年来“自我围城”的本土化倾向不可同日而语。诚如香港学者王家琪所言，“当我们讨论‘本土时，从来都不是、也不能只考虑这蕞尔小岛之内的人事物。”②

    五、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史与本土意识

    所谓日常生活是指我们在生活中一再重复的行为、反复经历的旅程，以及我们最常占居的空间;它总是被忽略的、不显眼的、不突出的。③而这些“匹夫匹妇”的“日用饮食之活动”，对于“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④

    香港流行歌曲的独特风格在于，多以地道、通俗的广东口语、俚语入词，以粤语方言演唱，内容反映市民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状态。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粤语歌充斥着大量有关普罗大众衣食住行和民俗风情的描写，如《大排档小唱》《猪油捞饭》《荣华月饼》《咖喱牛腩面》《猪肠粉》《酸辣菜》《龙须糖》中寻常人家的日用饮食;《修理洋遮整鬼锁》《收卖佬》《磨较剪铲刀》中走街串巷的民间手艺人;《鬼马双星》、《摩登保镖》《卖身契》中为生计奔忙的各色小人物;《獅子山问答》《打雀英雄传》《先敬罗衣后敬人》中街坊邻居的日常劳作、休闲娱乐和衣着时尚等。这些歌词扎根于本地生活，揭示了文化传统的延续性和本土经验的丰富性与独特性，是对“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史”⑤的一种书写。日常生活史的意义在于，它与国族史叙事一样，具有自我意识的询唤功能。因为尽管处于殖民统治，但根植于文化、习俗和民族心性的日常生活，因其多元、杂乱、零散的独特性质，终究不可能被外在力量彻底殖民。⑥与国族历史的宏大叙事相比，日常生活史的反殖民意义虽“细微难见”，却仍“不可磨灭”。⑦

    除了描摹生活细节，这时期香港流行歌曲具有鲜明的本地关怀的特质。以许冠杰的作品为例，他是香港粤语流行歌坛的开创性人物。在他之前，香港乐坛一直被来自内地或台湾的国语时代曲和欧美的英文歌所统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许冠杰创作了很多反映香港社会现实和市井民生的作品，以独特的港式幽默讽刺香港不平等、不合理现象。七十年代，香港劳工阶层工作繁重，环境恶劣，收入微薄，许冠杰创作了大量歌曲，反映打工族的辛苦劳碌，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贫富悬殊、劳资矛盾、工人福利等问题。如 《钱钱钱》 （1974）：“成日要钱多”; 《鬼马双星》（1974）：“为两餐乜都肯制”;《钱作怪》（1975）：“为吃饭我做到散晒，辛苦都博命捱”;《半斤八两》（1976）：“我哋呢班打工仔，一生一世为钱币做奴隶”。香港淡水资源匮乏，七十年代人口增长，工业发展，淡水供应更为紧张。《制水歌》（1974）记录了这段特殊的历史经历，描述了市民因为限制供水而不能洗澡、逛街和社交的困苦生活，“又制水今晚点冲凉，成晚要干煎真撞鬼，夜街你都无谓去，拍拖都冇话厘味”。《加价热潮》（1979）记录了七十年代末严重通货膨胀时期，食（糖、盐、牛油、茶、酒）、住（屋租）、行（巴士、的士）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大幅上涨，普通市民深受其害又无可奈何的心境。《木屋区》 （1983）讲述木屋出生的孩子因为得不到良好教育而误入歧途的故事，其背景是香港住房严重供应不足、底层民众居住环境恶劣和学龄儿童失学等社会问题。歌曲《十个女仔》（1979）、《钱作怪》（1980）、《尖沙SUSIE》（1980）、《横财梦》（1987）等歌曲讽刺港人对财富和效率的片面追求和拜金主义、急功近利等社会风气。

    歌词折射出的本土意识充满反思意味，即关注本地事务和社会公义。回归前香港本土主义的诉求主要是劳工的经济待遇的提升和中文争取官方语言地位①，这与回归后“本土本位”“香港优先”等诉求大相径庭，前者站在“小市民（相对当时‘大殖民政府及利益集团）的位置”②，关注教育、住房、就业、物价、市政建设等普遍性民生利益，后者以维护本土利益为借口，人为地将“本土性”与“中国性”对立起来。

    六、香港本土主义的转向与反思

    香港本土意识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共同的国族背景、殖民地经验、地缘情感、集体记忆和生活方式为基础形成的，并不是一个纯粹而先验的“本质”存在。本土性的意涵是一个变动的过程，被多种差异性因子所决定，充满复杂多元的面相，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概念。然而回归以后，在多方因素的作用下，香港本土主义日趋政治化、狭隘化和本质化。经济上，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创，香港经济深层结构性问题暴露;中央为提振香港经济出台系列措施，但收益落入大财团和地产商的手里，未能普遍惠及中下阶层，反而一定程度上挤压了他们正常生活空间。香港市民反对以经济增长为优先价值的发展模式，表现在反利东街清拆（2004）、保卫天星和皇后码头（2006）、反广深高铁（2009）等行动中。政治上，片面强调“两制”而忽视“一国”，追求绝对自治，加之国际政治势力介入以及英国在香港过渡时期不切实际的制度安排等，使香港政治分歧、纷争不断。从反国民教育（2012）、占领中环（2014）到反逃犯修订条例（2019）等，本土运动政治化诉求日趋强烈，行动方式也越来越激进，“本土化”内涵逐渐窄化为一种区隔、切割甚至脱离中国母体的单一话语。文化上，香港和内地的文化差异被夸大和绝对化。香港土生土长的新生代没有太多直接的中国经验，自殖民地时期形成的西方中心话语及其构筑的有关“文化他者”的知识谱系，一定程度上规训着他们的“中国观”。部分本土派预设神秘的本体优先性，以本质化的方式来表述中国，在东方主义范畴所建构的二元对立框架中，即西方对东方、异域对本土、现代对古老、进步对落后等，想象出一种较为优越的“本土”文明。这在反“双非”、反水货客、反内地游客等运动和相关文本中均有所呈现。近年来《喜帖街》（2008）、《睁开眼》（2012）、《太平山下》（2013）、《美丽新香港》（2014）等流行歌曲，以“曾经——现在”、“本土——外来”等对比，借城市空间变迁隐喻本土文化危机和香港精神的失落。

    就似这一区曾经称得上美满甲天下，但霎眼全街的单位快要住满乌鸦。（《喜帖街》）

    旧老区给拆建，自在游客买下千吨客船。在这刻，若见证，浑浊废弃弥漫。（《睁开眼》）

    这个家快不似家似将要迁拆倾塌改建的大厦，……经典的狮子山，越望越像梦幻。现在是烂斗烂，今天的紫荆花金得太糜烂。（《太平山下》）

    这香港已不是我的地头，就当我在外地旅游，自美梦再不可寻求。（《美丽新香港》）

    《喜帖街》的词作者黄伟文表示这首歌是献给香港和香港精神的。这涉及到香港身份认同的关键问题：什么是香港精神或者核心价值？2004年，香港一批知识分子、中产专业人士联名签署了《捍卫香港价值宣言》，直指近来香港核心价值备受冲击，呼吁市民捍卫“港人引以自豪、也与全球现代化文明接轨的一些体现香港优势的核心价值，它们包括：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公平公义、和平仁爱、诚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个人、恪守专业。”①吊诡的是，这些“香港优势”价值主要从西方文明移植过来，与自下而上形成的、推动香港腾飞的“狮子山精神”并没有太大关联。对此，香港学者霍韬晦指出，“自由、民主等现代社会所公认的、普遍的价值，并不能算是香港所特有或对香港发挥过最重要作用的价值。既然说香港价值，那么就要有香港性，不能抽离香港的时空，更不能抽掉深藏于香港人血脉中的中国文化因素。”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除了英国的管制模式外，更有中国人自身的刻苦耐劳、自我磨练、自我创造、决不把愿望寄托于别人，包括殖民政府身上，这也就是所谓的狮子山精神，其实是中国文化的精神，能处逆境、能处忧患、永远向前。”②

    七、结语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社会通过对国族身份的追寻和对香港共同体的想象，构筑脱离殖民者的主体性身份认同。沿着这两条路径，流行歌曲形成了两种叙事策略：一是国族论述，以地理山川、民族历史重拾国族身份;二是本地叙事，以本地空间、小市民日常生活史建构香港意识。在殖民历史语境中，国族认同抑或本土认同均是反殖民的具抵抗性的身份认同③，二者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共同构成港人身份认同的立体面貌。本土意识的汇聚以共同的国族身份为注脚，而根植于民族心性和文化传统的香港日常生活史，与国族论述同样具有反殖民意义。这时期香港流行歌曲不仅是香港反殖民文化实践的经典文本，也是重建有关本土与国族的历史论述的重要资源。歌词反映和建构的本土意识，是一种以港为家的归属感，以反思社会现实和关怀民众普遍利益为特质。由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视近年来香港本土主义过分强调“本土”面向而忽略其“中国性”的偏蔽，走出本土神话化的迷思。

    （唐佳希，传播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