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黄炎培教育改革思想述要

    王志蔚

    [摘 要]黄炎培是中国近代“学思互进，知行合一”的著名教育家。民国初期，以“教育救国”为己任的黄炎培，以实用主义为指导，一边反思传统教育的弊端，一边开展调查研究。在转变教育观念、端正办学目的、造就新型国民、服务经济发展、倡导实用教育、树立教学新理念等方面提出了富有远见的教育改革主张。这些宝贵的探索为黄炎培后来倡导和践行职业教育并成为原创型教育家，准备了思想条件。

    [关键词]民国初期;黄炎培;实用主义;教育改革;思想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9）11-0001-06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9.11.001

    黄炎培是中国近代东西方文化交融而孕育出来的、具有非凡思想创造力的教育家，是“学思互进，知行合一”的教育自觉者和教育改革者。黄炎培早年牢记“吾师”蔡元培的教诲，走出南洋公学后创办川沙小学堂，从此走上了教育救国、开启民智的道路，先后主持师范讲习所，任教于爱国学社、城东女学等新式学堂;主持浦东中学，成为当时年轻有为的教师兼校长。民国政府成立后，黄炎培担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针对民国社会学而优则仕、教育脱离实际、人才培养极不适应民族工业发展要求等现象和问题，深入皖赣浙鲁等省开展细致的教育调查。之后，赴美、日及南洋各国进行教育考察，写下了大量研究论文和考察报告。这些文献资料真实地反映了民国成立后的我国教育状况，探讨了学校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和方法，并通过中外教育观察比较阐明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思想。这些思想是黄炎培在教育实践、调查研究和反思总结的基础上为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笔者对黄炎培早期的教育文献资料进行收集、分析以挖掘其最有价值的内涵，希冀一方面能促进学界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原创型教育家的思想发展逻辑和变化轨迹;另一方面为当代中国教育改革提供一面镜子。

    一、 教育要为民国经济发展培养更多的生利型实业人才

    在中国近代原创型教育家中，始终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大视野来审视教育问题，强调发展职业教育、服务农工商产业、解决民生问题的非黄炎培莫属。民国建立后，为了推动工商业发展，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振兴和保护实业的法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根据《农商部统计报告》统计，这一时期全国的工厂由1910年的986家、1911年的787家，猛增到1912年的1 502家、1913年的1 378家，1914年的1 123家[1]。由于民族经济增长，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在此期间大为减少，国家危局得以暂时缓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交战各国急需各种战略物资，直接刺激了中国的商品出口。面对这种历史机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急于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却又面临缺乏人才的困境。当时中国的大多数学校仍抱着学而优则仕的培养宗旨，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后，“预备立宪”及其措施使法政学堂异常繁盛。一时间，社会竞相以习法政为荣，法政学堂成了变相的官吏养成所。据黄炎培调查，1911年，“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法科为最多，计学堂47所，占高等教育学堂全数1/2弱;学生12 282人，占受高等教育学生全数的1/2以上”。1913年，仅江苏省内的南京、上海、苏州、镇江、靖江等5地，“呈报备案的各类公私立法政学校15所，在校学生4 742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一时期新办的6所省立农业、工业、师范类学校仅招到471名成绩合格的学生[2]。清末民初，国家虽然开办了一定规模的农、工、商学校，但这些实业学校“非教以农工商业也，乃教其读农工商之书耳”“顾农无农场也，商无商品也”。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无新学识以应用于实际，无新人才以从事改良”。所谓实业教育不过读了“农商教科书数册，其结果成为农业国文、商业国文而已”[3]。学校教育给学生灌输成堆无用的书本知识，学生死抱着读书做官的传统观念，轻视劳动。黄炎培认为，这样的学校教育时间越长，学生厌苦家庭、鄙薄社会的思想就越浓烈，何谈教育救国！他认为，农工商是民国经济中最生利的实业，也是中国最亟需发展的实业，办实业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为实业发展培养切实有用的实用人才。而民初学校教育最可虑之事，是大多数青年学生“毕业于学校，失业于社会”[4]。“大抵100分（份）中有25分（份）升学，30分（份）得有相当职业，而其余则皆失业之人”“若再调查其有事者，所就者是何等事业，大抵为教员者居多数，其次为各行政机关人员。而为生利之农、工、商者，竟无一人。”[5]对此，他万分忧虑：“苟长此不已，教育愈发达，失业者愈多，满地皆高等游民，成何世界！”[6]

    黄炎培认为民初教育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责任不在学校，更不在學生，而在于教育当局。作为一省教育当局负责人，黄炎培一方面公开反对争习法政的所谓潮流;另一方面极力主张大力兴办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各种实业学校。他说：“求学必求当世必需之学，教人必教之为当世不可少之人。”[7]他认为当世必需之学即农工商学，当世不可少之人即各类实业人才。因为他把实业教育看作生利教育，最有助于挽救中国的贫弱。在他看来，农工商是创利本原，能否生利，关键取决于专门人才。只有为民国社会培养更多更优秀的实业人才，才能实现教育救国的目的。虽然早期黄炎培笃信的教育救国之路并没有行得通，但他旗帜鲜明地批判读书做官的陈腐教育观念，强调发展利国利民的实业教育，这对于调整民国教育的办学方向、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学生就业、解决民生问题等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教育要随时随地涵养德性，树立独立自治之精神

    近代以来，许多仁人志士一直在苦苦探寻救国救民的新路。在教育救国思潮中，培养什么样的人成为教育家首先关注的问题。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强烈呼吁发展教育，建议朝廷学习德国、日本，遍令省、府、县、乡兴学，“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企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来提高国人文化素质，造就新式国民。这成为后来一个历史时期中教育思想最为突出的特征。接受世纪之交教育时代潮流洗礼的黄炎培，由于有了南洋公学中中西兼染的求学经历，因而对教育社会功用的时代强音产生了共鸣——在跨出南洋公学大门之后，牢记蔡元培的教导：“中国国民遭到极度痛苦而不知痛苦的由来，没能站立起来，结合起来，用自力来解除痛苦。你们出校，必须办学校来唤醒民众”“蔡师这几句话，我永远记着。”[8]在主持浦东中学期间，他非常重视校规校风的培养。为使青年人能严以律己，艰苦奋斗，以担负起救国的重任，黄炎培以“勤、朴、诚”为校训，专门为学校撰写了校歌。校训和校歌能在培养学生勤奋的求学精神和良好的道德风尚方面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同时，他还制定了“浦中学生修养标准”，要求学生“互助、谦和、勤俭、整洁、友爱、快乐、忠实”。民国建立后，当时的教育部颁布了《教育宗旨令》，强调教育要“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9]。《教育宗旨令》去除了清末教育的“忠君”“尊孔”等内容，剔除了政治、文化专制的规定，教学内容增加了反映民国政治要求的部分，但其他方面基本没有什么变化。随着民初复辟与反复辟政治思想斗争的起落，各类学校对教育宗旨的贯彻十分混乱。在国内教育调查中，黄炎培发现：“江西安徽一带私塾，所用启蒙之课本，最多者为《昔时贤文》《四言杂字》《龙文鞭影》等。而《贤文》一书，几于家弦户诵……，而其鄙俚粗俗，与文理费解处，触目皆是。析其意义，大抵愤时疾俗、嗟贫怨命为多，亦间有劝勤学、劝为善语，而其主要之旨趣在教人退缩让步，委天任运。如‘命里无时莫强求‘烦恼皆因强出头‘得缩头时且缩头等语，几于满纸。”黄炎培批判道，像这样宣扬奴隶宿命、“压迫于专制威权，束缚于多神宗教，心醉夫于科举功名”的教科书，能造就什么样的新国民 [10]！他尖锐地指出，如果不注意人的精神陶冶和人格塑造，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和做人的修养，学校教育“顶好的结果，不过造成一种改良的艺徒，决不能造成良善的公民”[11]。

    对于如何提高国人文化素质、创新民族精神、培养新型国民等问题，在考察国内各类学校时，安徽第二师范学校的国民教育宗旨引起了黄炎培的极大兴趣。他高度评价该校训育方针“曰信实、曰勤俭、曰谦逊、曰亲爱、曰公德、曰常识、曰遵法、曰尚武”[12]。称赞“校长胡君，教务主任方君新，对于地方，意主输入国民必须之新思想、新学艺，而不欲破坏其旧时淳朴爵粹之美德，故于师范教育，兢兢此旨。冀将来为小学校教师，有文明之启导，无习惯之扦格”[13]。为了切实有效地践行实用主义，黄炎培制定了“实用主义小学教育法”，详细地阐述了造就新国民的指导原则和实施方法：学校教育要“涵养德性，当随时注意”“并当随处注意”，要顾及社会情形和儿童的境遇，不可“侈谈高尚之道德、伟人之事迹”[14]。在他看来，道德教育要顾及儿童身心发育的程度和个性，切合实际，根据学生的年龄、接受能力等实际情况，分阶段、有目的地开展。“新民德”是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不能脱离学生成长阶段，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儿童有自己的天性和思维方式，决不能以成人的标准去要求他们。揠苗助长，古人早已嘲笑不已，但是今人却屡屡试错，令人深思。

    “新民德”需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国民道德，更需要树立进取精神和创新精神。在考察美国教育之后，黄炎培认为：“就物质方面而言，固属崇拜已极，然犹不敌吾崇拜其精神方面之甚”[15] “盖西人之教育，向采自由主义、进步主义，以独出心裁为贵，故不知不识间，人人心花怒放。我们教育向重师承、重模仿，譬诸写字，必学颜柳，后遂无高出颜柳者。其间优劣姑不具论，第问今后吾人尚宜固守东方民族之思想;抑宜参合西方民族之思想，以求活泼进步”[16] “美利坚一国发明新器物年至4万种，安迭生（爱迪生）一人而发明新器物多至九百种，我未有一焉。盖教育为之也。”[17]原因在于“我国人之精神缺乏已极”[18]。要树立创新精神，就必须培养具有独立精神和个性的公民。他认为：“立宪之国，莫贵乎公民;而公民资格，以独立为必要条件。”[19]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觉者从“器物”到“新民”，思想认识有了明显的跃升，但对“新民”内涵和途径的认识却见仁见智。梁启超认为，“新民”需要培养国民“竞争”“进取”“公德”“科学”和“自由”的精神，蔡元培崇尚“自由”“平等”“博爱”。而黄炎培却执着于改革传统教育扼杀人的独立人格和创新精神的严重弊端，强调学校教育“不可不养成其独立自治之精神，而断其依赖之根性也”。否则“遂使儿童无活用智能之实力，卒成无用之人。若是之教育，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愿教育当事者猛省之”[20]。毫无疑问，黄炎培的这一认知与陈独秀等“五四”新文化先驱改造国民性、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思想高度契合，具有非凡的思想启蒙价值。

    总之，黄炎培非常重视民国教育宗旨的贯彻落实，强调学校教育要注重学生人格修养、道德风尚、独立个性、创新精神等方面的引领与塑造。这些论述适应民国初期社会发展对新型国民的客观要求，符合近代民主科学的进步精神，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具有很强的时代价值和生命力。“立德树人”是中国教育的一贯传统，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不仅是民国初期黄炎培亟需索解的问题，也是当代中国教育改革面临的根本问题。

    三、教育必须适于实际之生活，知识技能要活用于实地

    民初，虽然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和运动声势浩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中小学性质的限制，普通教育不能沟通知识与应用之间的联系，故学生毕业后除极少数升学外，大多数人都失业。即使有少数就业者，也学非所用，无法直接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提供实用人才。实业教育虽然有了一定发展，但办学宗旨一直背离“尚实”“实利主义”，往往设农业学校却无实验田、设商科学校却无商品]设工业学校却没有工厂，缺乏实习设备，自然也就没有实践练习的过程。结果，农学生知识技能不如老农，商学生能力却不足应用于商业，根本无法培养合乎实业界要求的实业人才。这种现状引起了黄炎培的极大关注。为了“寻病源”，1914年，黄炎培开展了为期10个月的国内教育调查。他在《考察本国教育笔记》中说，辛亥革命过去两年多了，如果从清末的“新教育”算起，也已20年了，然“新教育”却都是“纸片的、书本的，而非实际的”“学子自入学校，起居饮食无一不与家庭与社会相扦格，寄宿者尤甚”[21]。学生们死读书、读死书，尽管学习过算术，但到实际中却不会运用。尽管学习了理科，只是略略知道了些植物名称，但对庭院中的花草却无分辨能力;对于本地的木材，也不知是什么木头。调查过程中，满目所见，“任何学科、任何目的，一切归纳之于文字”“偏向文字之弊积重至此”“其结果必使儿童益轻视物质方面，终使学校教育适成为一种科举教育之变相”[22]。长此以往，学生难谋职业，必将视入学校为畏途矣。1915年，黄炎培随农商部赴美国考察。他在《美国教育状况纪要》和《黄炎培调查美国教育报告》等文献中反复强调，美国教育的突出特点是非常重视切实适用。“彼国无论何种教育，皆注重实用”[23]“反观我国教育，乃纯乎为纸面上之教育，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24]“欧美何以强，我国何以弱？非能力之不及也，乃不能尽力发展故耳。夫以抛耗久长之岁月，专在文字、书本上用功，成为常例，于是积习成性。”[25]如果我们仍旧这样脱离实际，不讲实用、不重应用，那么“学校普而百业废，社會生计绝矣”[26]。这种教育又有什么用呢？

    为了改革民国教育，切实培养农工商亟需的有用人才，黄炎培提出，教育必须与社会生活相联系。他说：“教育者，教之育之使备人生处世不可少之件而已。人不能舍此家庭、绝此社会也，则亦教之育之，傅处家庭间、社会间，于己具有自立之能力，于人能为适宜之应付而已。”[27]而联系实际以趋实用，教学不能再让学生读死书，而要注意实用。他呼吁要“打破平面的教育，而为立体的教育”“渐改文字的教育而为实物的教育”[28]。他提出的改革思路是，以实业为中心，一是要根据工商农的需要多设实业学校;二是普通教育要向实用化方向发展，加设实业科;三是倡导实业补习教育。普通诸学科之改良不要固守学科知识的系统化，而要根据实际生活与生产需要，加以应用。比如，画图画最好是去写生，对花画花、对鸟画鸟，真刀真枪，实而不虚。因地制宜地安排教学内容，使各门课程学习互相迁移，力求做到活读书、读活书，以达到普通教育能够适于实际生活，知识技能够活用于实地的目的。无论是普通学校还是实业学校，都要重视实习，因为实习是“应用知识技能于实地之唯一方法”[29]。在《实用主义之真谛与一年间之实施状况》的演讲中，他希望“于教育实施诸君，即将来有实施之责者，须随时随地致意实用主义之研究，举凡教授、管理、训练养护诸方面，一以实用主义精神贯之”，以“挽回今日教育之颓风”[30]。

    综上可见，在国内调查和赴美考察的基础上，黄炎培针对民国教育学用脱节的严重弊端密集地发表了研究和指导实用主义教育改革的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的共同主题，就是以实用主义精神改革民国教育，引导学校注重联系实际，注重实地应用，以满足社会生产和国民生计的迫切需要。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下我国教育在促进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教育脱离生活、学校脱离社会、学用脱节的现象依然比较普遍;重理论、轻实践，重学历、轻技能的问题仍然比较严重。一些高职院校学历思维作祟，他们不了解下岗职工、退伍军人和农民工的职业教育诉求，招生广告不去重点宣传通过产学合作、工学结合等方式开展有针对性的岗位技能培训，让他们获得“活用于实地”的真本领，实现再就业，而是以网络学习为主，通过线上线下结合而获得专科学历的模式来招徕学生，这种教学模式很大可能会导致高职教育扩大100万人的国家政策失去意义。

    四、以学生为本位改革教学方法，乃能收教育之良果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出发，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学生学习的能动作用，这是黄炎培早期教育改革思想中富有创新精神的内容。传统教育重教法轻学法，以至于今天的课堂教学仍然以教师为中心，满堂灌的方式依然比较盛行。黄炎培接受过传统教育，也接受过新式教育，并深受国外教育新思想的洗礼，因此对中国传统教学及其弊端有清醒的认识。“盖从来一般之教授，仅恃生徒听官之感觉以为输入之梯”[31]，这种教法很不利于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他以天演论为喻：“在非洲南方某山谷中有鱼，终年不见日光。鱼本有目，然在黑暗中无所用之，驯致无目，置之日光，不能视矣。由此可见，动物之能力，不用则消灭净尽。又如家鸡有翼而不能飞，以经数千年之驯养，遂至有形而无实。数千年后，吾恐形亦将失矣。反之，善用能力，则其发达有非可臆测者。”[32]他认为：学生学习不是单纯地被动地接受，而应该在学习活动中充分发挥其能动作用。他说：“盖教育本义，并非望学生静而不动，乃使本不活动者日就活动，有奋发之气象也。”[33]好的教法不是注入纸面的知识，而是教育学生掌握学习方法，使学生具有独立学习、独立思考、大胆实践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但是，“今之教法，乃以教师为本位、为中心者也。教者出其所知，尽以授之，不知体会学生果能领受与否。尤其下者，乃拘守数册教科书、数十个文字，此外几无所谓中心，岂不可叹”[34]？针对听课发现的问题，黄炎培指出：“彼之教读法也，讲解一遍，使学生读之，继则使其还讲而已。课作法也，出一题令作之，后改之，改后发还而已。书法亦然，或临或描、或映写而已。算术出题使算而已。”[35]这种教学以教师为本位、以教材为中心，教死书，一味强行注入，结果导致“多数儿童，未入校前，伶俐活泼;既入校后，日渐呆钝”[36]，这种教学方法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如何改进呢？他认为要把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在施教时应“注意儿童之脑、之耳、之目、之口，不在书上、读书上看;考察成绩，不在几分、几分，而在发达其能力”[37]“尽力谋发展之法”。他认为，“贵于教育者，即在练习发展之这一点”“欧美何以强，我们何以弱？非能力之不如也，乃不能尽力发展故耳”[38]。他强调，课堂“当授与知识技能之际，或当整理及矫正之时，须使有活动之余地”，而且要保护学生的好奇心，注意培养学生思考质疑的自动能力，力避“口不停讲，尽力授与，被教授者绝无判断推理等之余地”[39]的现象。“当收得知识技能以供实用时，须使儿童自推理、自判断、自发明、自实行。”[40]他举例说，教学生唱歌，重在“发达其发音之机关，练习发音之器官，能辨别清浊，丝毫无爽，不专在歌词上也”。教国文读法，意在“吸收知识固也，而尤要者，在字音之清澈正确，出言有章，免模糊支吾之病”[41]。他告诫教师，学生“作文好”“画图佳”“唱歌动听”“某科几分”“某科几分”等并非教育的真谛。只有实施“以学生为本位”之教育，着眼于学生“耳聪目明”“说话清楚”“思想灵活”“动作敏捷”等实际发展，乃能收教育之良果。否则，“功课虽及格，然人愈呆滞、愈拙笨，吾恐其异日变为非洲山谷中之鱼耳”[42]！很显然，上述观点实际上提出了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一切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通过学生的“自动”“自习”“练习”等自主学习活动，发展能力的现代教学新理念，超越了赫尔巴特的教学三中心理论，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开创意义。在当下的教育改革中，“以学生为主体”的讲话、报告、论文谈论了很多年，在中小学，这种教学理念的落地还差强人意，但高校课堂却也不尽人意。近期也教育部长呼吁课堂革命，其目的就是要求高校要以学生为主体，重构大学课堂，这种“革命”依然任重道远。

    黄炎培在民国初期的教育改革思想是西学东渐背景下的一种文化自觉和教育自觉，是其教学实践、教育管理、调查研究、异域考察、反思借鉴的概括和总结。民初社会百业待兴，黄炎培以现代教育思想，力图扭转民国社会“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把教育改革的重点转移向能够生利的实业教育上，这种思想远远高出同时代的众多教育家;他非常关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特别强调人的道德素质、独立人格和创新精神，抓住了民国教育的根本，成为引领新文化运动的一种重要价值取向;他以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引导教育与实际相联系、学校与社会相结合，促进知识与技能“活用于实地”，使民國教育改革抓住了关键，找到了突破口;他充分认识到传统教学方法的弊端在于重“教”轻“学”，提出“以学生为本位”的教学新理念，重视学生的“自动”能力培养，新人耳目，超越了传统教育理论。这些宝贵探索时过境迁已百年，今天看来仍具有很强的认识价值和指导意义。虽然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已经确立并实施了60多年，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做官”，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等封建传统观念在公众中还普遍存在[43]。几十个教授竞聘一个保卫处长、小学生贿选班级干部等，黄炎培一再批判的现象仍惊现于当代教育生活之中;现实中为人师表者、高学历者精神扭曲、道德变形，令人瞠目结舌，匪夷所思;学校重教轻劳，学生好逸恶劳，嫌贫爱富、欺凌弱者、自私自利、不讲公德、做两面人等道德问题时隐时现，引人深思;学生学习物理而不会安装日光灯，郊游田野而不辨菽麦;企业到处找人才、人才到处找工作等“学用脱节”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教学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只重教法、不重学法，居高临下，照本宣科，学生昏昏欲睡、玩手机、逃课，甚至花钱找人代课等现象比较严重。上述种种问题表明，黄炎培早年孜孜以求的教育改革事业并没有彻底完成，传统教育中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习惯等沉疴痼疾需要我们学习借鉴黄炎培的教育改革思想，在新形势下以先进的理念、科学的制度、创新的举措、坚强的毅力，持续推进教育改革，去实现中国教育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35.

    [2][3][4][5][6][7][10][11][12][13][15][17][18][19][23][24][25][26][27][28][30][31][32][33][34]

    [35][36][37][38][41][42]田正平，李笑贤.黄炎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13，147-148，142，103，142，13，33，240，60，61，96，115，96，142，96，104，129，19，17，21，73，21，128，128，128，128，127，130，129，128，129.

    [8]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回忆录[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33.

    [9]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166-167.

    [14][16][20][21][29][39][40]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73-74，177，62，35-36，57，71，70.

    [22]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2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29.

    [43]北京市委党校，《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北京市第15期局级领导干部研修班课题组.劳动教育，事关全面发展的大计[N].光明日报，2019-01-18（07）.

    （责任编辑：刘新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