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兴建决策的历史考察（1989—1992）

    【关键词】三峡工程;兴建决策;争论;水利建设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4-0041-10

    三峡工程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也是一项颇具争议的特殊工程，经历了漫长坎坷的论证、决策过程。民国时期，长江三峡所蕴藏的巨大水力资源已被关注。1918年，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首次提出开发三峡水力资源的设想。1932年，恽震等人对三峡水力资源进行了首次勘测、设计工作。随后，美国人潘绥、萨凡奇分别提出了三峡开发计划。南京国民政府为实施萨凡奇计划进行了前期准备工作，但最终因国内局势不稳定而放弃。新中国建立后，为根除长江水患，三峡工程建设被再次提上日程。在经历了漫长的科研论证后，三峡工程议案终于在1992年第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获得投票表决通过。

    1989年至1992年，三峡工程进入兴建决策阶段。目前， 学术界对于这一专题虽不乏研究，但或聚焦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作用和贡献，①或将这一阶段作为整个三峡工程决策历程中的一个部分出现，限于篇幅，基本上是点到为止，缺乏深度研究和学术性探讨。②本文详细论述1989年至1992年间，三峡工程的兴建决策历程，完整地呈现这一阶段的历史面貌。

    一、水利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作用再次凸显

    1988年我国遭受了比较严重的水旱灾害，粮食减产176亿斤，严峻的农业形势，让水利问题再次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现实的问题是，1981年至1986年，我国水利建设逐渐走入低谷，国家对水利建设的投资从占基建投资总额的7%至8%下降到1%至2%。③与此相对应的是，洪水威胁依然存在，工农业和城市严重缺水，水污染日益严重，水利工程日益老化。水利已经不仅仅是农业的命脉，而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

    1989年11月，在全国政协七届常委会八次会议闭幕会上，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任重说：“如果水的问题不解决，这对我们农业的发展，对我们工业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都会带来严重的困难。……我建议今后十至二十年内把建成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作为两大战略重点。这对国计民生是有重大意义的。”①

    1989年底，著名水利水电工程专家张光斗致信中央，并附上他与水利水电科研院水资源研究所所长陈志恺联名的《关于我国水资源问题和解决的对策》报告：“我国水资源紧缺情况，每年有3亿亩农田遭受不同程度旱灾，全国有三百余座城市缺水。而水污染严重，更减少了可用水资源。在另一方面工农业和城市生活用水又极其浪费。我国洪涝灾害十分严重，每年受灾面积达三四亿亩，大江大河大湖防洪标准较低，有大洪水威胁。解决的对策，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要开源节流”，“在开源方面，……要加强防治洪涝灾害，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整治，修建防洪水库”。②

    张光斗的信呈现了我国严峻的水资源形势。我国水资源虽然储量丰富，但是分布严重不均。再加上我国人口众多，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随着我国工农业的加速发展，人口的不断增长，用水量增大的同时也带来了水污染以及超采地下水的问题。这封信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批示：“在考虑‘八五计划时，得认真研究水的问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应该未雨绸缪。”陈云也批示：“水的问题始终是个大问题。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③1990年7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听取水利部关于“八五”水利计划的汇报时，指出：“水利要作为基础产业在‘八五计划中加以体现。这样水利的基础地位就提高了。”④

    1990年12月，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 重提“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今后十年要加强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防洪、蓄水、引水的大中型项目，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⑤同时还将水利与能源、交通等并列，作为今后十年和“八五”计划期间经济建设的重点。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利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已经愈加凸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兴建三峡工程的必要性也越来越明显。

    二、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

    1990年3月，在全国政协七届三次会议期间，魏廷琤、李伯宁、李化一、张光斗、林秉南等十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议案《建议将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八五”计划及早开工兴建》。提出：如再发生这样特大洪水，⑥长江南北两岸大堤都有可能溃决，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区这两个商品粮及棉花重要生产基地，将沦为泽国，灾害程度由于人口的成倍增长和经济的繁荣发展，将比过去严重得多，可能造成大量人员死亡，这必将打乱国家整个国民经济部署，严重影响四化建设的进程和大局的稳定。值此国际‘减灾十年期间，能及早修建三峡水库，控制长江洪水，意义尤为重大。”“如果只考虑当前的国家财政困难，迟迟不修建三峡工程，我们将长期背着长江洪水威胁这个沉重包袱。”⑦这份提案受到王任重、江泽民以及李鹏的重视，并都做了批示。李鹏在批示中明确提出要三峽工程审查委员会先听取一次汇报。

    7月，国务院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为了直接听到各种不同意见、全面了解论证的情况，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建议邀请没有在专题论证报告上签字的专家参加汇报会。在这次会议上，共有76位与会代表发言。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一是工程早建好还是晚建好;二是蓄水位问题;三是技术和生态环境等问题。

    首先，关于三峡工程是早建好还是晚建好的问题，实质是国力能否承受的问题。防洪专家组顾问、中科院学部委员陆钦侃认为，“按1988年价格和推迟3年开工补充估算，并考虑移民人数和移民费估计不足，合计静态投资将在500亿元以上;再加上贷款利息的增加，是当前国家财力难以承担的”，三峡工程所需投资多，工期长，应在国家经济力量比较宽裕的时候兴建。”①全国政协委员乔培新认为，“建三峡电站超出国力许可。现在，财政赤字、通货膨胀这个政策，已闹到欲罢不能，严重脱离群众。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要求三峡工程上马，或列入“八五”计划，除了加大财政赤字、强迫银行发票子，无路可走。”②

    会上绝大多数代表认为三峡工程投资国力能够承受，早建比晚建好。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理事长张凤祥认为，“建设三峡的资金是可以解决的。三峡工程20年工期，初期每年只需10多亿元。今年全国电力基建投资为245亿元，拿出10亿元建三峡完全可能。到2000年前后，三峡除去自有资金外，国家安排的每年只需20多亿元，在国家固定资产投资中比重很小。”③施工专家组副组长哈秋舲认为，我国在七十年代初期有能力动工建葛洲坝工程，在九十年代初，我国也一定有能力兴建三峡工程。④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建议“在‘八五后期列入计划，‘八五后期、‘九五前期开始准备工作，‘九五中期正式开工建设为宜”。⑤

    湖南省和处于水库淹没区的四川万县，建议工程尽快上马。湖南省省长陈邦柱“希望国家尽早批准这项工程”。“消除洞庭湖洪水和泥沙灾害，只有修建三峡，使其发挥蓄洪拦沙的作用才是根本出路”。⑥四川万县地区行署副专员唐章锦认为“三峡工程已论证30多年，还未定案，库区的规划布局很难办，投资环境不稳定，城镇建设处于‘淹没旧区不准建、规划新址无法建、 港口码头不配套等困境， 严重影响了这一区域经济的发展。……如果再这样拖下去，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⑦

    其次，关于蓄水位问题。有的专家建议将正常蓄水位从175米降低至160米。陆钦侃建议正常蓄水位降低至160米，坝顶高程应为165米。然而，绝大多数专家则对此意见表示反对，而同意报告中的175米方案。唐章锦提出，“三峡工程175米方案是经过多方面论证选定的，不宜再变动”，160米方案“最大问题是防洪达不到预期效果，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既要动用下游分洪区，又要水库临时超蓄，且超蓄深度有可能达10多米，结果上中下游均要遭受灾难”。⑧综合规划与水位专家组组长丁学琦指出，160米方案防洪库容只有138亿立米，不考虑超蓄则不能满足防御1870年洪水的需要，不能满足防洪和航运的需求。而且160米方案的调节库容只有91亿立米，发电稍嫌不足。170米方案防洪库容197亿立米，不用超蓄可满足防洪的最低要求，同时万吨级船队可直达重庆九龙坡港;调节库容147亿立米，可满足发电和下游航道调节流量要求。总的来看，175米方案可以满足各方面的基本要求。①

    最后，关于三峡工程的技术和生态环境、人防问题。有专家认为三峡综合效益不明显，而且存在很多尚未解决的技术问题。论证领导小组特邀顾问、全国政协常委孙越崎认为，三峡工程起不到防洪作用。“1931年、1954年长江大洪水是由于中下游连降暴雨造成的，三峡大坝建在宜昌以上，起不了中下游诸多支流来水的防洪作用。1870年四川发生的特大洪水，下游荆江大堤监利以上没有溃决，现荆江大堤已大大加固，反而会溃决，很难置信。”关于航运问题，他认为“葛洲坝碍航，一是过船闸费时，二是遇冲沙或检修要停航。三峡高坝的五级船闸任何一级坏了，都将停航。解放后川江经过整治，已有改善，再逐步整治到航深3.2米，同时采取改善船型等其它措施，单向年下运量可达5000万吨”。②生态与环境专家组顾问侯学煜认为，三峡工程存在泥沙淤积、淹没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移民、长江内水生动物资源减少、河口土地的面积和盐渍化、防洪、航运、人防等八个方面的问题。③全国政协委员陈明绍认为“三峡工程中的泥沙、碍航、生态环境、诱发地震、防洪等一些技术问题，科技界仍在争论不休，一时还解决不了”，他建议三峡工程“缓上、慎上”。④防洪专家组专家方宗岱认为，“人类活动使长江增沙的趋势是肯定的。三峡库尾泥沙问题比三门峡更严重，三峡建库后重庆最高洪水位将超过202米以上，超过历史最高洪水位约5米，将使重庆洪灾加重和使重庆港区恶化。为免踏三门峡水库失策的覆辙，只能在金沙江、嘉陵江兴建拦沙水库，俟水库拦沙和处理泥沙有效时，才能考虑上三峡工程”。⑤

    与会多数专家则认为，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是巨大的，经过多年的论证，技术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工程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可以采取措施一一解决。论证领导小组特邀顾问、中科院学部委员沈鸿赞成兴建三峡工程。他指出：“三峡工程的最大目的是防洪，其防洪作用是无法替代的。葛洲坝建成后，自巴东至宜昌，改善了60多公里航道，航行时间减少了7—8小时。不能只看到过船闸要用50分钟，就作為碍航的证据。多级船闸在世界上不乏先例，发达国家渠化河道，建设船闸，都是为了利航”。他认为，三峡工程利多而弊少，是一个“四美（指防洪、通航、发电和南水北

    调）具”“两难（投资大、工期长）并”的特大工

    程。⑥张凤祥说：“按照我国已达到的水电建设技术水平和施工能力，再加上争取一些国际合作，三峡工程没有不可逾越的技术难题。”⑦张光斗指出，关于水库泥沙淤积问题，“几年来的模型试验规模之大，世无先例。许多单位平行工作，互相验证，这些研究成果是基本可信的。建议在初步设计阶段中，进一步研究和选择治理泥沙淤积的解决办法。将来水库实际运行时，可能还会遇到一些局部新问题。通过水库调度、河道整治、疏浚和改建码头等办法加以解决”。针对水库诱发地震问题，他说：“世界上建了大量水库，发生诱发地震的不到5%，而且震级都不高。诱发地震引起大坝破坏的有两个：一是印度的柯伊那重力坝，一是我国的新丰江大头坝，但大坝还是安全的。”⑧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特邀顾问李强的观点是，“名胜古迹的保护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原地不动，是可以搬家的”。①枢纽建筑物专家组人防小组组长、总参工程兵部科技委副主任殷之书指出，三峡工程的人防研究“持续了三十年”，“是比较充分的”，研究结果表明“战争有症候，战前有预警时间，三峡工程有足够的放水时间”，而且“溃坝后，荆北地区及其下游广大地区不会成为一片泽国”。②

    经过充分讨论，绝大多数专家肯定了重新编写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在论证汇报会结束时发表讲话，肯定了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指出三峡工程论证的14个专题报告和重新编制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三峡工程论证贯彻了中央15号文件，③体现了科学化、民主化精神。对论证之前和论证过程中各有关单位和同志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也作了论证。根据论证成果重新编写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基本资料丰富、翔实，论证成果是有说服力的”，“根据这些情况，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提交的重编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可以开始组织审查”。④李鹏在会上宣读了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名单，请审查委员会“在适当的时候，对可行性报告进行正式审查”。⑤

    随后，按照中央15号文件规定的程序，三峡工程开始进入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阶段。

    三、审查通过《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1990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出《关于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由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担任审查委员会主任，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和国务委员陈俊生担任副主任，包括各部委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的20名成员。审查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水利部，由水利部部长、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成员杨振怀兼任办公室主任，能源部副部长陆佑楣担任副主任，水利部副部长张春园担任常务副主任。

    为促使三峡工程及早兴建，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主任李伯宁于1990年9月9日给国家副主席王震写信。他在信中表示，“殷切希望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能迅速完成审查，并批准三峡工程的可行性报告，及早提请中央作出决策”，“认为这次审查，不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因为三峡工程争论了几十年，我们的水利水电专家呕心沥血地反复调查研究和论证了几十年，工作越做越深，论据越来越充分。”此时，虽然“还有少数不同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允许的，绝大多数是好心的，善意的，爱国的，但主要是不了解情况。我们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像水利水电专家那样了解三峡，因此，即使三峡再争论100年，也很难百分之百的一致赞成。”王震很快将这封信转给了江泽民和李鹏，并附信说他“完全赞同李伯宁同志信中的思想”，“完全相信总书记、总理能代表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下定这个决心，使三峡工程早上马。”⑥

    1990年12月11日，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张春园在会上汇报了审查工作的准备情况以及对下一步工作的安排，明确了“三峡审查委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审查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提出审查意见呈报国务院。审查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三峡工程在技术上是否可行，经济上是否合理及其对环境的影响，并对建设资金筹措、兴建时机及实施步骤提出意见”。会议同意采用“分专题、分阶段”的方式进行审查，将可行性报告分为10个专题，组织专家进行预审，然后由三峡审查委员会集中审查，提出审查意见。同时，决定“为了确保审查意见的科学性、公正性，专题预审的专家组，要注意吸收没有参与过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的专家参加”。①

    在这之后，10个专题预审组分别进行预审工作，共聘请了163位专家，其中过去未参加过三峡工程论证工作的占62%。为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和10个专题预审组多次深入三峡库区进行考察。

    预审组先后召开18次专题预审会议，至1991年6月底完成全部的专题预审工作。1991年7月9日至12日，邹家华主持召开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听取魏廷琤关于《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汇报和10个专题主持人关于预审情况的汇报。紧接着，8月3日召开第三次会议，全体一致通过《关于对〈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意见》，审查委员会全体成员签字确认，并正式上报国务院，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予以批准并提请全国人大审议。审查意见中指出，“审委会一致认为，根据重新论证成果编写的《报告》，是建立在长时间、大量工作基础之上的，主要结论具有广泛的民主性和坚实的科学性。资料丰富、论证充分，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科学技术水平，研究深度已经满足可行性研究阶段的要求，可以作为中央决策的依据”，“一致同意《报告》提出的基本结论”。②

    这样，《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了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的审查，下一步工作便是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后，提请全国人大进行审议。

    四、三峡宣传热

    三峡工程是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特大型工程，若要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离不开大规模的正面宣传报道。但是，在三峡工程的论证过程中，中共中央对其始终没有进行过正面宣传。相反，很多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意见，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对此，很多支持兴建三峡工程的中央高层决定扭转这种局面，并随之掀起了一股三峡工程的宣传热潮。

    1991年2月17日至18日，王震和王任重邀请张光斗、严恺、张瑞瑾、魏廷琤等13位著名水利专家学者在广州召开了三峡工程座谈会。张光斗认为，“長江三峡工程在防洪、发电、航运、南水北调等方面的效益是明确的，肯定的，国家有钱应当早日兴建，特别是本世纪末再翻一番，能源增长也要跟上，规划安排要增加8000万千瓦的水电装机，三峡不上怎么能行？至于所提出的‘先支后干、先上后下，国内外没有这条规律，重要的是根据需要与可能优选，技术可行是没有问题的，具体技术问题如梯级船闸，还需在下阶段进行深入研究。移民问题愈后拖愈不利，拖久了等于不建。”严恺从长江中下游防洪的角度认为三峡应早建，否则会犯历史性错误。如荷兰三角洲治理也曾是长期议而不决，直等到出现了大洪灾死了一千多人才下决心花数十亿美元兴建，是沉痛的历史教训。张瑞瑾认为，放眼决策，三峡工程应该早上，也可能早上。史杰以自己在湖南从事水利工作四十多年的经验，认为荆江洞庭湖问题是国家心腹大患，不上三峡，问题得不到解决，绝非危言耸听、吓唬中央。杨贤溢从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研究以及丹江口、葛洲坝工程实例说明三峡工程泥沙问题可得到圆满解决。总参工程兵部顾问殷之书认为可以通过战前降低水库水位的办法减轻损失，人防问题不致成为三峡工程能否兴建的决定性因素。魏廷琤全面汇报了三峡工程研究情况并指出三峡工程规模只有葛洲坝工程的2.5倍，从各方面来看我们完全有能力建成这项工程，通过多渠道集资特别是以“以电养电”的政策合理使用葛洲坝电费，资金问题可以解决，还有发公债等集资办法，说国力不能承受是不能上三峡的理由是不对的。①

    座谈会结束后，王震于3月5日向中央写了报告：“听了各位专家教授的发言，我深感有必要大声疾呼促进工程上马”，三峡工程“已历时三十多年，由于种种原因，几经决策，终未实现，特别是80年代中期开工建设是最佳时期，也被贻误。现在开工建设条件更加成熟了，决不能一误再误”，报告详细说明了修建三峡工程的巨大综合效益，至于水库泥沙淤积、诱发地震等问题经过论证“结论是均可得到解决，并无后顾之忧”，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尽快将三峡工程列入八五计划”，同时，“三峡工程论证过程中一直不让正面宣传，淡化宣传，有意回避，好像是输了理，使反面意见不断扩散、左右舆论，起了很不好作用，现在应予以纠正”，“应该让专家们发表正面文章，向社会各界人士宣传，统一认识，以利建设”。②

    同时，在3月份的全国两会上，代表们讨论国务院总理李鹏所作《政府工作报告》和《关于国民经济和社會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李伯宁对政府工作报告中“通篇没有谈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基础地位的水利，感到很不解”，专门致信王任重《要重视水利和加强三峡工程的宣传工作》。在谈到三峡问题时，他认为“过去我们在宣传三峡决策上有失误，即对三峡不允许正面宣传，而对反三峡的，不管党内和党外，都不加以限制，因而对三峡的歪曲宣传，在国内外舆论上占了上风。而对三峡的真实情况和重要意义，社会上产生很大误解。有些人对三峡本来一窍不通，也跟着起哄，也以反三峡为时髦”。 他认为这次避而不谈三峡问题，“目的是想回避矛盾”，却适得其反，给三峡的反对派以借口，“他们会反得更起劲，更加‘理直气壮和肆无忌惮”，而水利水电科学家们“会因此对中央更加不满，这会大大降低中央的崇高威望”。因此，李伯宁建议在报告和草案中补充：“对长江三峡工程要抓紧进行审查，并继续积极进行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以便为三峡工程的及早兴建，创造有利条件”。王任重看到信后即批示“转泽民、李鹏各位常委和邹家华同志阅”。③

    3月30日，江泽民批示：“看来对三峡是可以下毛毛雨，进行点正面宣传了。也应该开始做点准备，请李鹏、家华同志酌。”邹家华于4月3日批示：“关于正面如何进行宣传，请杨振怀同志考虑。”5月8日，邹家华在水利部报送的《关于三峡工程宣传的意见》上批示：“对三峡工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宣传中，要讲清楚防洪的作用和保护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的重大意义。”④这为三峡工程的宣传报道指出了方向。5月22日，中宣部副部长徐惟诚主持召开首都新闻单位三峡工程宣传工作通气会，传达中央领导有关三峡工程宣传工作的批示，并决定近期组织首都新闻单位负责人到三峡地区进行实地考察。

    6月13日，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办公室和水利部联合组织北京23家新闻单位负责人对三峡地区进行考察。长江水利委员会派出工作组全程陪同，还专门印制了两本小册子发给考察团成员，分别是黄色封面的《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简要报告》（1990年修订版）和绿色封面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论证情况》，被称为“黄皮书”和“绿皮书”。这两本册子直到1992年“两会”前，参与报道三峡工程的记者和编辑几乎人手一本。⑤经过考察，新闻媒体对三峡工程有了深入全面的了解，为三峡工程上马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中央宣传部建议在1992年全国人大决策三峡工程之前的宣传报道执行四点要求：一是要着重宣传三峡工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二是宣传三峡工程的可行性;三是宣传三峡工程论证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四是要坚持正面宣传的方针。

    随后，中央和地方媒体对三峡工程进行了广泛的正面宣传。1991年夏天，一场洪水再次袭来，太湖地区和淮河流域受灾严重。其中太湖地区农田受灾面积76.9万平方，仅次于1954年，直接经济损失达110亿元，为历史上最大的一年。①随着经济的发展，洪灾的经济损失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农业损失所占比重逐渐下降，而工业损失所占比重逐渐上升。随着经济的发展，洪灾造成的经济损失会越来越大。鉴于严峻的防洪形势，万里在8月份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着重讲了长江问题，尤其是长江中下游的防洪形势。万里提出，“从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发展这个长远的需要看，从确保长江中下游安全这个紧迫的需要看，三峡工程的必要性日益明显”。②

    为贯彻江泽民“看看，有感性认识，对统一思想有利”③的批示，全国政协视察团、全国人大常委会考察组、全国新闻单位记者考察组、全国科教文卫系统考察组和国家教委考察组先后到三峡地区进行考察，了解实情。1991年12月6日，李鹏主持召开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听取水利部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赴三峡地区考察的情况汇报。在会上，陈慕华与王光英都发表了主张三峡工程尽早上马的意见。

    同时，全国各大报开设三峡工程专栏，大力宣传三峡工程。北京《科技日报》在第一版开辟“三峡工程大家谈”专栏。《人民日报》开辟了“三峡工程论坛”，先后发表了张光斗的《长江三峡工程宜早日兴建》、陶述曾的《兴建三峡工程解除心腹之患》、湖南省省长陈邦柱的《湖南人民盼望早建三峡工程》和湖北省省长郭树言的《兴建三峡工程是湖北人民的愿望》等一系列署名文章。中央电视台连续每晚播出8集系列专题节目《关于三峡工程的报道》。此外，《中国水利报》《光明日报》《法制日报》《工人日报》等也纷纷开辟相关专栏。

    这一次对三峡工程的集中正面宣传，对人们认识、了解三峡工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钱正英在1992年1月7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对于前一阶段有关三峡工程的宣传”，“是令人满意的”，“这次要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让广大人民了解几年、几十年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是一次补课”。④

    五、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三峡工程议案

    在1991年12月26日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全体会议上，陈慕华提出，建议国务院尽早将三峡工程方案提交全国人大进行审议。她同时指出三峡工程的建设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必要的，工程在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1992年1月17日，李鹏主持召开国务院第95次常务会议，会上主要讨论了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对《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意见。会上，邹家华汇报了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并作了补充说明，张春园汇报了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全国省长考察团对如何兴建三峡工程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会议确定：将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和国务院常务会的讨论意见，报请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随后，中共中央讨论三峡工程问题。2月20日至21日，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169次会议。会议上播放了电视片，邹家华代表国务院汇报了国务院对《长江三峡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意见。万里在会上说“他曾数度犹豫是否上三峡工程，直到1991年淮河发大水后，才下定决心，要对子孙后代负责，同意上三峡工程。”李鹏认为，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已有结论，同意提交本次人大会议进行审议。会议作出决定，中共中央同意建设三峡工程的方案，由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会议审议。江泽民表示，他将亲自到两会党员领导干部会上作动员工作。①

    2月20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一致通过在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上审议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

    邓小平一直关心着国家的建设和发展。3月7日，江泽民告诉李鹏，“邓小平同志说，要求三峡工程在‘八五期间就有所作为”。②3月16日，李鹏正式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建议将兴建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③为了进一步做好动员工作，李鹏于3月18日上午主持召开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党员负责干部大会。江泽民在会上主讲，讲到三峡工程时，他说：“中央和他都投了赞成票，但大家仍可畅所欲言。”④

    3月21日，邹家华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题为《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的说明》的报告，对议案进行详细说明。同时，会议向每一位代表和委员发放了一份《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说明的附件》。之后人大各代表团和政协的49个组分别对议案进行了讨论、审议。为了让代表们充分了解三峡工程的论证情况，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组织了80余名专家列席全国人大、政协讨论会。这些专家在代表们分组讨论时分赴各组，对代表们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由于四川代表团中反对建三峡工程的人依然很多，邹家华、钱正英率领水利部部长杨振怀等专门参加了四川代表团的讨论。代表们畅所欲言，意见的焦点集中在移民安置问题上，因为倘若建设三峡工程，70%的移民在四川省内，万一出现闪失，将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对于四川代表团提出的问题，专家们一一予以解答，大多数代表听后非常满意。

    与此同时，水利部、国家科委、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三峡开发总公司（筹）等11个部门联合举办了长江三峡工程展览。展览设在军事博物馆，陈设了一座三峡大坝模型、250幅图片和150幅工程技术图表。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办公室派出60多名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为现场观众进行讲解，详细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展览从3月20日至4月30日，持续了40天，共接待观众10万人。

    政协委员中对于三峡工程的反对意见明显减少。在3月28日闭幕的政协会上，1500余名政协委员对兴建三峡工程的政治决议进行表决，仅有6票反对。⑤

    3月30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第二次主席团会议审议三峡工程议案的审查报告。陈慕华在会上汇报了财经委员会关于兴建三峡工程议案的审查报告，提出“财经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分析比较，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将兴建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国务院要继续抓紧做好各项前期工作，对已经发现的问题和代表们关切的问题，要继续认真研究，妥善解决;對建设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要有充分的估计，并继续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进行科学论证，做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⑥在会议上，仍然有少数人对近期上马三峡工程存有疑虑，认为有些问题没有研究清楚。万里在听取了主席团成员的意见后作了发言，他说：“1991年发生在太湖地区的特大洪涝灾害再次提醒了我们，要有水患意识，如果不上三峡工程，一旦出了问题，我们将无法向历史交代。”⑦最终，主席团表决通过了《七届人大财经委员会关于兴建三峡工程议案的审查报告》和《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草案）》。4月3日下午，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对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进行投票表决。结果，出席会议的2633名代表中，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25人未按表决器。赞成票超过三分之二。会议“决定批准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对已发现的问题要继续研究，妥善解决。”①至此，三峡工程终于获得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表决通过。

    六、结语

    三峡工程决策是坚持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典范。一方面，坚持了民主决策，把智囊团作为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聪明才智。三峡工程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水利工程，涉及多个学科，决策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已远远超过以往，中央必须依靠一大批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给出专业性的意见，才能进行正确的决策。同时，在这当中的不同意见，也受到充分尊重，并得到发表。论证汇报会专门邀请了在论证过程中持有不同意见的专家参加。此外，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协商民主的主要途径主要包括党内协商、党际协商和党群协商。党内协商指的是执政党内部的集体讨论、民主协商。中央高层在三峡工程问题上始终以会议的形式集体协商。党际协商是指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协商。民主党派在三峡工程决策过程中，尤其是在三峡工程的深入研究论证阶段，对工程的民主决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上，民主党派成员也同样充分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党群协商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协商，主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目的在充分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三峡工程作为关系全局的重大事项提交全国人大表决，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获得通过。

    另一方面，坚持了科学决策。第一，注重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集思广益。在三峡工程的决策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反对声音。中共中央对这些反对意见，始终非常重视，认真听取。第二，开展广泛、充分的论证工作。科学的论证工作，是进行科学决策的前提。三峡工程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科学论证，为实现科学决策提供了坚实基础和重要依据。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广大的科技人员就运用科学手段，对三峡工程的地质、水文、泥沙和防空等方面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勘测、设计、科研、试验工作，获得了丰富且宝贵的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的三峡工程的重新论证工作，历时两年八个月，全国各方面专家412人参加，分10个专题，14个专家组，并据此重新编制了三峡工程175米蓄水位可行性研究报告。与此同时，还委托加拿大咨询公司和世界银行对三峡工程进行平行的可行性论证，确保决策的科学性。第三，严格按照程序办事。科学的决策程序，是保证科学决策的重要环节。由于三峡工程事关重大，中共中央严格按照基建程序办事。第一步，组织论证，重新编制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第二步，组织可行性报告的审查工作。第三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将可行性报告及其审查意见，以及常务会议的讨论意见提交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审议。第四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同意建设三峡工程的方案，由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会议审议。最后，提交全国人大表决。

    三峡工程的决策，对于今后我国重大工程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最大程度发挥工程的效益，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武菲，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