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吞声呜咽之态无夸饰艳丽之辞

    严祝芬

    《祭妹文》是袁枚痛悼他的三妹素文的不幸遭遇，怀念往日兄妹间深笃情意的一篇抒情性祭文。

    祭文是对死者表示崇敬和怀念的一种文体，一般着重叙述死者的功业，由于一般的祭文往往是应和礼仪的需要，作者也就虚应故事，作番无悲之痛，无泪之哭，不哀之嚎。因而常常浮而不实，夸而失信，缺乏感人的力量。袁枚主张诗文要写“性灵”，加之他与三妹情深意淳，三妹又遇人不淑，命运乖蹇，过早地去世，且葬身异乡，所以这篇祭文是作者血泪凝成，可谓字字出肺腑，句句断肝肠。

    袁枚的三妹素文（1719—1759），名机，别号青琳居士，生前与如皋高氏指腹为婚，可是高氏子恶劣无赖，高家父母主动提出解除婚约，但素文深受封建礼教的毒害不愿毁弃前约。素文婚后备受虐待，高氏子游荡如昔，甚至逼索素文的首饰去赌博。素文忍无可忍与高氏断绝关系回居娘家，四十岁去世。素文的遭遇本来就哀婉动人，而悼念她的又是少年与中年两度朝夕相处的亲兄，则更易牵动愁肠催涌泪泉。袁枚力主“性灵”说，其理论核心就是認为诗文要有“真情”。他认为“诗者，各人之性情耳”（《答施兰垞论诗书》），“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必有不可朽之诗”（《答蕺园论诗书》）。“凡作诗写景易，言情难，何也？景从外来，目之所触，留心便得，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随园诗话》）。袁枚的这种文学主张和这样一个具体的题材决定着他的笔管通着血脉，笔端饱蘸浓情，写下了如此令人心伤情惨的祭文。

    《祭妹文》以时间先后为序，先写幼年，次写三妹归家之后，最后写病危和死，感情波涌浪推，让人要与之同声一哭。全文寓情于事，叙事叫人历历可见，抒情让人句句见心。可谓至情出至文，至文感人心。

    一、缘葬地而兴悲

    文章发端于死者葬身之地，悲怆之气勃郁而生。袁枚系钱塘人，素文却葬于上元（今属南京）之羊山，因此就葬而说“汝生于浙而葬于斯，离吾乡七百里矣”。临墓地时值冬日，只见一抔黄土，几丛衰草，触景生情，见墓兴悲：一悲其中年而殁，二悲其葬身异乡，三悲其早年神驰梦求之地，谁知竟成了葬身之地。文章一开始就悲风呜呜，哀景萧萧，为全文奠定了哀婉凄伤的基调，预造了氛围。

    二、叙死因而咎己

    素文中年而丧，是因为她“以一念之贞遇人仳离致孤危托落”，是她自己怀着封建的贞节观念，所遇非人致使离异。她少年时代听先生“授经”“爱听古人节义事”，长大后就实践了那些条条，因而作者感慨地说“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坚贞若是”。袁枚《哭素文三妹》诗中亦云：“少守三从太认真，读书误尽一生春。”本来高家已自知子弟无行，主动要求解约，而她对指腹为婚，还坚执不变，这种贞节观已到了愚顽的程度，作者对三妹致死之由洞若观火，揭示了病根祸源，可是却又说“然而累汝致死者，未尝非予之过也。”

    他说是因了自己从先生授经，她“差肩而坐”，是因了陪自己读书而致受了毒害，作者将三妹之死引为己过，深为自咎。更见作者对死者感情之深。

    三、忆往事而情伤

    文中重点是回忆死者生前与自己兄妹相依的不舍之情，记事丰赡，情意绵邈。依时间又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记幼年时琐事，一是记妹归母家后情况，记儿时和素文出嫁前之事，以此按时间选择了四则材料：一是同捉蟋蟀。妹妹“奋臂出其间”，小妹的急于要帮哥哥捉到蟋蟀充溢于形。天冷之后，虫子僵死，兄妹又一同挖穴葬蟋蟀，痛悼之情尽显于表。昔日兄妹同葬虫，今日自己独葬妹，怎不令人凄然！二是同读诗书。作者九岁，三妹五岁，妹妹“梳双髻，披单缣”，来到书斋一同朗读《诗经》中的《缁衣》，月光融融，书声琅琅，先生见了倍加赞扬，当年兄妹同读书，今日自己祭死者，怎不怆然！三是送己远行。乾隆元年春，袁枚二十，前往广西去看望他的叔父袁鸿，兄妹分，素文牵住他的衣裳，悲恸大哭。当年妹送兄行兄还回，今日己送妹去妹不归，怎不令人哀痛！四是妹迎兄归。袁枚于乾隆四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冬天请假南归完婚。妹妹听说他中了进士回家，兴奋地拿着碗盘就出来了，弄得一家人都不禁失笑，作者在《到家》诗中说：“娇痴小妹怜兄贵，教把官袍著与看”，兄妹之间不因长大而疏远，不因远离而隔阂，始终存留着童稚天真的赤子之心。

    写素文离家之后所遇非人，中道还母家，述其品德，侍奉老母，协助家务，既贤且淑，言其情意，她对哥哥的病“终宵刺探”，对他的病情关心“减一分则喜，增一分则忧”，休戚相关，肠通肝连。她还到病榻前“为说稗官野史可愕之事，聊资一欢”。写三妹协理家务概述略说，可见其德;叙病中三妹关心，详叙细述，足见其情。这一部分叙写三妹生前之事，取材典型，写嬉戏、读书、分别、相见、病中，概括了她一生两大阶段，显示了她生活的主要内容，体现了兄妹情深，同时叙写具体，生动逼真，文中含情，不仅材料本身情深意浓，而且每叙一事后，即涉笔抒慨，更增强了全文浓厚的感情色彩。

    四、书死状而哀极

    叙写三妹之死部分具有撼人心魄的巨大力量，这是因为三妹之死是促使作者感情推向高峰的动因，加之写将死时的情景，图形绘心，描态记言，无一不动人心魄。从作者与三妹双方来写，充分表现了双方的心地与情愫。素文已病入膏肓，危在旦夕，但她“虑戚吾心，阻人走报”，她爱哥哥胜似爱自己。她死时已至，所望者即兄归。待哥哥到家她已气绝，但“四肢犹温一目未瞑”，她是在“忍死”以待。同时写自己一方，起初是“信医言无害”才到扬州去的，后来于妹妹死前一天梦见妹妹来诀别。梦后“心知不祥”，即“飞舟渡江”，火速赶回，素文对哥哥死前一心系念，死时一目不瞑;作者对妹妹无一时不思，无一处怠慢。尤其写妹妹临终前之惨状，颇叫人心痛如割，泪泉似瀑。

    五、述奠后而心痛

    作者详述妹妹死后各方面事情的料理情况，以告慰九泉下的亡灵，将她的诗付印了，将她的事写了传记，将她的女儿代嫁了。这部分内容也属于祭文中必不可少的内容，祭死者，慰死者。由此却又引起了作者“汝死我葬，我死谁埋”的身世之感。

    六、言奠罢而断肠

    祭奠之后，“身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心中孤寂空荡，在朔风呼号之中、在纸灰飞扬之间，丧魂失魄，不忍遽回，又不得不回，一步三回首，一瞬九回肠，作者至此已痛苦之极。

    “感人心者，莫先乎于情”。《祭妹文》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感人力量就在于一个 “情”字。既有兄妹之间同病相怜之情，也有为兄对妹妹悲惨命运的同情之情，还有对妹妹相助的感激之情，但只有情而无艺，还不能成为精美之文。袁枚认为“圣人论为命，尚且重修饰润色，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也”（《与孙之秀才书》）。又说：“夫艺苟精，虽承蜩画亦传”“艺苟不精虽，兵农礼乐亦不传”（《答友人某论文书》）。《祭妹文》的传情艺术还是值得称道的。

    七、以典型细节传情

    作者抒发对妹妹的无限诚爱之情，不是靠空洞的言词，也非写揪心的痛，不竭的泪，而是以极富情致的生动传神的细节，或者说选择生活琐事来抒发对亡妹的悼念之情，纯以散体形式抒写情感，文不加饰，朴素无华，在家常琐事的诉说中贯注着诚挚的骨肉之情，确是不可多得的杰作。從朝夕相处同捉蟋蟀，到比肩并坐伴读书;从掎裳拽衣不放悲声，到衣锦归家瞠视而笑;从妹归母家服侍阿母，到治办文墨见其才学;从阻人走报宽慰长兄，到终宵刺探兄妹情深;从绵啜盼兄挣扎应诺，到临终之际一目未瞑;从轻信医言远游他乡，到痛悔自责伤心悲绝，这一切都是“琐琐”屑事，可是正是这些琐屑真实的典型细节，作者烙于心，铭于怀，“一日未死，则一日不能忘”。这些又是激发作者感情的原动力，使他“旧事填膺，思之凄梗”。写事，不作概述，而予细描;不加堆垒，而予精选;不只图貌，而且传神。简言之，这一切极富情致的生动细节，字字凄楚，句句哀婉动人，让人睹之神伤，闻之心动，从而产生出追魂摄魄的艺术魅力。

    八、以责己精神达情

    素文是被封建礼教扼杀的，她的死是疾病折磨所致，哥哥对她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本无责任，可是作者处处引咎自己，妹妹为诗书所误，作者认为“累汝至此者，未尝非予之过也”。素文病重时他“信医言无害”而去扬州，妹妹终于一病而逝，使其“抱此无涯之憾”不属己过而引为己过，非为己责而作为己责，正是作者对妹妹觉得未能尽责的负疚心理，使感情又深进了一层。

    九、以悼亡吊魂述情

    作者于祭奠时屡屡哀呼悲号，回忆往事，“如影历历，逼取便逝，”“虽年光倒流，儿时可再”，而妹妹已不在了，觉得自己除死之外，“当无见期”。作者感慨今后如何度日，怎样结局，悼亡妹，而伤自己，“汝死我葬，我死谁埋”，可谓字字泣血，句句堕泪，多么凄恻动人。

    十、以写景描境寓情

    写素文墓地所在：“其旁葬汝女，其下两冢一为阿爷侍者朱氏，一为阿兄侍者陶氏。羊山旷渺，南望原隰，西望栖霞，风雨晨昏，羁魂有伴，当不孤寂。”羊山空旷荒凉，所伴者唯三死者而已。写自己祭奠时“只见纸灰飞扬，朔风野大”，北风肆虐，其声啸，其势猛，其气寒，穿野掠坟怎不叫人萌生“身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的茫然之感！

    林野在《韩柳文研究法》中曾用“文有吞声呜咽之态，无夸饰艳丽之辞”来评价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笔者认为用这两句来评价袁枚的《祭妹文》同样恰如其分。

    [作者通联：江苏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