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的两次中国行

    刘维荣

    

    泰戈尔，这个名字中国人很熟悉，却不知这位印度诗圣和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他深爱中国文化，曾到中国访问，还在南京的高校里做过公开演讲。

    1924年4月12日，应北京讲学社梁启超、蔡元培两位中国学界泰斗的邀请，泰戈尔率领“国际大学访问团”访华。

    这是中国学界期待已久的访问。泰戈尔是东方古国印度的诗人，却早已获得欧美的承认和尊崇。瑞典皇家文学院将1913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泰戈尔，以表彰他那“至为敏锐、清新而优美的诗”。他以富于高贵、深远的灵感及娴熟的英语将充满诗意的思想表现出来，并糅合了西欧文学的优雅与瑰丽。对这样一位有东方的灵魂，又能够从容进出西方文明的印度诗人，中国学界充满了期待、艳羡和好奇。

    对于泰戈尔的到来，最喜出望外的是徐志摩。在北京石虎胡同7号松坡图书馆，徐志摩发起了一个以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文化团体——新月社。“新月社”的名称正是受泰戈尔《新月集》的启示提出的。

    讲学社请徐志摩做翻译，并照料这位六旬老人。不过，徐志摩不会说梵文，泰戈尔也不会说汉语，他们之间只能用英语交流。这让泰戈尔遗憾又无奈，他一直认为诗一旦翻译成另外一国的语言，就失去了它特有的魅力。

    泰戈尔的中国行计划六个星期，最主要的逗留地点是北京，上海是他往返必经的城市，南京则成为他从上海启程北上的第一站。

    踏上中国的领土，泰戈尔情不自禁地说：“朋友们，我不知道是什幺缘故，到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密的兄弟。”

    泰戈尔访华的消息在上海文化界中激起巨大反响。报章杂志纷纷刊载以泰戈尔为主题的文章，颇有影响的《小说月报》连续出版泰戈尔特号，广泛介绍其文学成就。上海文学研究会等团体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举办欢迎泰戈尔的演讲会，参加者达1200人。

    4月14日，徐志摩、瞿菊农陪同泰戈尔一行前往杭州。秀丽的湖光山色使他流连忘返，他像孩子一般地欢呼：“美丽的西湖，美丽的杭州，要不是时间关系，我真想在湖边买个小屋住上几天……”

    4月18日下午，上海文学研究会等团体的1000多名成员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举行正式欢迎会，欢迎泰戈尔一行。泰戈尔即席发表演说。当晚，徐志摩陪同泰戈尔一行乘火车沿津浦线北上。在南京，泰戈尔游览清凉山、莫愁湖等名胜后，向文化界人士做了一次精彩的《中印文明》的演讲。泰戈尔说：“近世文明，专尚物质，并不为贵。亚洲民族，自有最可贵之固有文明，宜发扬而光大之。”

    5月8日，恰逢泰戈尔64岁生日。中国文化界的朋友在北京东单三条协和礼堂为他举办了别开生面的祝寿活动。祝寿活动由胡适主持，梁启超致贺词。梁启超在贺词中，首先向泰戈尔表示生日祝贺，并回顾了中印之间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接着梁启超说，泰戈尔的全名是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罗宾德罗纳特”有太阳和雷的含意，可引申为“如日之升”“如雷之震”，译成中文意思就是“震旦”，中国人称印度为天竺。讲到这里，梁启超加重语气说：“今天我们所敬爱的天竺诗人在他所爱的震旦过他64岁生日，我用极诚恳、极喜悦的心情，将两个国名联系起来，赠给他一个新名‘竺震旦’。”梁启超博古通今，引经据典，融汇中外的说明，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

    此时，胡适走上前来，用英语幽默地说：“今天一方面是祝贺诗哲64岁生日，一方面是祝贺一位刚生下来不到一天的小孩的生日。”说得大家哄堂大笑。泰戈尔更是喜不自禁，连连称谢。后来，西泠印社的金石艺术家又为泰戈尔刻制了两方不同字体的“竺震旦”印章。

    泰戈尔在北京期间，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和香山等地，徐志摩、林徽因二人陪同左右，被人戏称为“金童玉女”。对此，林徽因也许有点犯窘，徐志摩则坦然受之。无可奈何的是，玉女不爱金童，金童自寻烦恼，徐志摩曾向慈祥的泰戈尔倾吐内心的积愫和隐痛。

    5月底，泰戈尔结束了愉快的中国之行，离沪去日本，徐志摩陪他同行，《志摩的诗》中最脍炙人口的《沙扬娜拉》，就是在此行中写成的。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中曾说过：“泰戈尔还很爱徐志摩，给他起一个印度名，叫作‘素思玛’。”

    离别，总是让人伤感。想到多日陪在自己左右、年轻可爱的林徽因，泰戈尔也黯然。他特意为她作了一首诗：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中间的微风叹了一声，唉！

    泰戈尔第二次到中国是在1927年秋。当时的他正值去美国和日本讲学，心绪不佳，又兼途中染上重病。他给徐志摩来了封信，表达了这种愤怒的心情。徐志摩接信后，急得坐立不安，恨不得立刻飞到他的身旁。泰戈尔回国途中，轮船将在上海停泊数小时，他又发电报让徐志摩来见他。

    那一天，徐志摩恰巧在路上遇到中学同学郁达夫，两人便一道前往杨树浦大来轮船公司码头。在轮船靠岸前，徐志摩情绪低沉，呆呆地对郁达夫说：“诗人老去，又遭到了新时代的摒弃，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后来，郁达夫在《志摩在回忆里》一文中说：“志摩对我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双眼呆看着远处，脸色也变得青灰，声音也特别低。我和志摩来往这许多年，在他脸上看出悲哀的表情来的事情，这实在是最初也是最后的一次。”泰戈尔和徐志摩在短暂会见后即作辞别。老人的挫折给富于理想的徐志摩以不轻的打击。

    自1928年至1930年，徐志摩在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任教。他生性飞扬洒脱，与校长、国学大师钱基博不甚相能，钱先生甚至这样对爱子钱钟书说，不可学像胡适、徐志摩那样的所谓新文人。这更使徐志摩厌倦周围环境。他经常在课堂上宣泄自己的这种感情，也更加推崇泰戈尔。

    1930年春天，徐志摩在一群崇尚“性灵”的学生要求下，将他的英文课堂搬到校园内一座古墓前，幕天席地地进行授课。他朗诵英国诗人赫特生的作品《绿色大厦》和《鸟与人》。最后感慨万分地说：“你们假若能去泰戈尔创办的那所国际大学，住上一星期，你们才会感到宇宙万物的可爱。我们要回到自然界去，这世界实在太肮脏了，什幺地方都是丑的。”

    孤岛时期，孑然一身的陆小曼曾给《良友》画报写过一篇纪念泰戈尔的散文，虽然泰戈尔停留的时间不长，但对她的影响是巨大的。她后来回忆：“我们用英语交谈，彼此一点也不拘束，谈文学、谈诗歌、谈生活。他像一位学者，又像一位慈善的老人，非常坦诚，非常热情……在这几天中，志摩同我的全部精神都熔化在他一个人身上了。这也是我们婚后最快活的几天。泰戈尔对待我俩就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地宠爱……”泰戈尔临走时为表示感谢还曾赠予陆小曼两件工艺品，她一直珍藏着，至今仍留存世上。

    编辑 曹宏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