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博士培养模式的现实挑战与改革路径
牛风蕊
[摘 要]博士教育质量是衡量国家高等教育水平的重要标志。“双一流”建设战略的实施，促使博士教育日益成为支撑高校办学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博士招生规模的扩大引发了社会对博士教育质量的质疑。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纷纷对博士教育进行了改革。面对宏观环境的深刻变化、博士生延期毕业率过高、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博士毕业生就业多元化的现实，迫切需要对我国博士培养模式做出改革：通过实施博士质量工程、开展博士教育质量追踪调查、构建招生与就业的联动机制、推进博士生的交叉学科培养，提高博士教育的国际化水平，促进我国博士教育质量的提升。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博士教育;培养模式;模式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9）11-0111-05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9.11.020
博士研究生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最高层次，也是科技创新人才队伍的关键来源。随着创新性要素对经济社会发展驱动作用的增强，高水平、创新型人才日益成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核心部分。于是，博士生教育在促进科技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彰显。与此同时，伴随博士生招生规模的扩大、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学术逻辑与市场逻辑的互构，直接影响了博士教育的成效。在当前“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如何顺应现实需要进行博士培养模式改革，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
一、我国博士培养模式改革的宏观背景
（一）规模持续扩大背景下博士生教育质量提升的需求
博士教育属于精英教育的范畴，其培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表征着国家的高等教育水平。我国博士生教育起步于1978年，经过 40余年的快速发展，其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一。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从1978年首批的18人增加到2017年的82，565人，累计招生数量约115万人;授予学位数量从1982年的6人增长到2017年的58，032人，累计培养数量约80万人。其中，1999～2004年，博士招收数量平均增速为23.8%，之后稳定在3%～4%的增长率。“双一流”建设战略实施后，增加博士生招生数量成为不少高校的诉求，招生增长率有所提高，2017年达到8.58%。博士生规模的持续扩大、博士生和导师关系的异化，以及近期不少的舆论焦点事件，引发了社会对博士总体教育质量的质疑。国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要继续坚持以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为主线。”在实施“双一流”战略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背景下，改革博士培养模式，提高培养质量成为博士教育的重要发展方向。
（二）世界各国博士教育改革的总体趋势
拥有高水平的博士生教育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特征，也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在人才流动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世界各国开始全面审视本国的博士生教育，变革博士生培养模式，以提升博士教育质量，增强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为应对社会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美国的博士教育开始更为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加大专业型博士的招收比例。新世纪以来，美国先后启动了“重新规划博士教育计划”“卡内基博士生创新教育计划” 等，通过改革STEM领域教育课程，加大工程类博士生的招收数量，培养立足国家战略和科技前沿的人才。在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博洛尼亚进程”中，同样对博士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设立专业博士学位，并提出博士教育改革的“萨尔斯堡原则”，从制度保障、协调机制、监督与评价等10个方面建立博士培养的共同标准;同时，推动成员国之间联合培养博士，通过区域合作促进欧盟成员国博士教育质量的提升，以应对因新科技发展及欧洲高等教育吸引力相对下降等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2011年，日本开始实施“博士教育引领计划”，通过硕博贯通式培养，以中期考核制度取代博士入学考试，筛选优秀生源;引入外部主体参与博士培养过程，实现博士培养与社会需求的有效衔接。博士教育改革的宏观国际背景促使我国需要加强博士教育质量的横向对比，改革博士培养模式。
二、当前博士生培养模式的现实挑战
（一）博士生延期毕业率居高不下
培養效率和培养结果是衡量博士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表征“双一流”建设成效的关键特征。在社会问责趋向常态化的发展形势下，通过跟踪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学习结果，客观地对博士培养效果进行评价，注重博士生教育的效率和效益，积极回应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成为未来博士教育改革的重要导向[1]。长期以来，我国对博士培养的效率缺乏全面、系统的评估;同时，博士延期毕业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据统计，2006～2017年，我国博士研究生未正常毕业率平均超过了60%（如表1），2016年最高，为66%。博士研究生高比例的延期毕业率不仅占用了大量高等教育资源，影响了所在大学的学术声誉，也对我国高等教育质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改革博士培养模式，加强培养质量控制，通过制度激励博士生开展原创性研究，使我国从博士培养大国到博士培养强国的转变成为迫切的现实需要。
（二）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现实
博士教育发源于对高深学问的追求，以学院式探究的知识生产模式和以学科知识的传授是其基本特征，即大学开展的高层级学术活动主要是知识体系内部的自我建构。19世纪初，德国大学哲学博士的设立成为现代博士教育的肇始。基于“学院式科学”的知识生产模式Ⅰ，博士被定义为能独立开展学术研究、具备生产创造新知识能力的人，故而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力量。在此模式下，大学对博士生的培养通常以理论能力训练为主[2]。美国“威斯康辛理念”的兴起使大学走出象牙塔，与社会经济文化实现了融合，由此形成了知识生产模式的第一次转型。知识生产模式Ⅱ下的产学研合作进一步打破了大学知识生产的封闭性和垄断性，使大学围绕知识生产和科技创新与政府、企业展开互动，开始重视学术活动的社会功能，使其科研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具有更多的外向性。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科技的发展，以创新网络和知识集群为特征成为新知识生产的关键特征[3]，由此实现了知识生产方式从“政产学”合作的3螺旋机制到“政府—产业—大学—公民社会”互动的4螺旋动力机制的转变[4]。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要求更多的利益主体参与到知识生产的过程中，传统的将博士生培养固定在特定系科、“为知识而知识”的模式显然已不能适应新知识生产的现实需求。
（三）博士毕业生就业的多元化
传统意义上，博士教育主要为学术研究培养后备人才，經过2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渐趋稳定，学术劳动力市场呈现出相对饱和的状态，高校专任教师的增长率不断下降，2017年仅为1.95%。与此同时，一系列人才计划的实施使大量的留学人员回流，加上高校不断提高入职门槛，致使本土培养的博士生进入学术职业的比重不断下降。于是，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逐步从传统的教育科研系统扩展到科技型企业、自主创业领域等。博士生就业趋势的变化与传统的以学术为本的培养模式产生了矛盾。有学者通过调查指出，在企业、政府等非学术机构的视角下，现行博士生接受的知识范围狭窄、团队合作意识不强、就业准备不充分[5]。这就要求博士生教育必须密切结合社会产业结构需求，改革培养模式，拓展培养目标，实现学术与市场的双重面向——博士教育既要为学术职业的持续发展培养年轻的学者，也要为社会公共部门、研究机构、产业界及服务领域输送高层次人才[6]。因而，在博士生研究能力训练的过程中，需要摒弃单一的“学科导向”，更为关注外部社会机构，尤其是产业界的需要[7]，为博士生进入跨学科、工业和管理领域，应对全球化的就业市场做准备。
三、“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博士培养模式改革的路径
没有一流的博士教育，就没有一流的大学。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以及“双一流”建设战略的实施，加强以博士生教育为核心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成为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关键议题。国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要以提高质量为主线。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博士生培养如何适应经济社会需求，从外延式扩张、同质化发展转向以质量为核心，走内涵式、特色化发展的道路，是有效地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双一流”建设目标的重要保障。
（一）实施博士质量工程，优化培养机制
博士毕业生是大学青年教师的主要构成和来源，也是高精尖领域科研的中坚力量。因此，当前博士教育质量水平不仅直接影响未来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空间，更关乎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进程。虽然近年来我国博士教育规模一直存在着扩张与稳定的争论[8]，但就经济增长和科技发展的总体需求来说，博士仍然属于稀缺的高层次人才。拥有博士点的学科通常是大学的优势学科。在建设“双一流”的背景下，通过高质量的博士培养推动一流学科建设，是提升大学发展水平的重要路径，迫切需要实施博士质量工程，将博士生培养质量作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步骤：完善培养制度，建立博士生学业跟踪管理和预警机制，加强各培养环节监测，提高博士生的学业完成率;及时调整课程结构，确保课程能及时反映学术发展的最新成果;优化育人环境，提高在读博士的学习体验;将学科建设与博士生培养有效结合，在部分学科实施贯通式培养试点工作，加强直博生的遴选培养，打通硕士、博士之间的学制壁垒;强化博士生的科研创新能力，提升其整体学术素养，实现创新人才培养和高水平学术成果产出的目标[9]。
（二）开展博士教育质量追踪调查，研究人才成长规律
博士毕业生的就业趋向和职业发展路径不仅直接反映博士教育与社会的契合程度，也是衡量博士教育收益的重要指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日益依赖于科技创新，知识的创新应用和科研成果转化对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因此，西方国家都非常重视博士教育发展的追踪研究，定期对博士毕业生的教育和就业情况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作为监测培养质量和政策调整的重要工具。美国为确保高等教育长期的领先地位，一直非常重视博士追踪调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从1957年起开始实施应届博士毕业生的调查，内容涵盖了博士在读期间的相关情况和毕业后的职业取向，从而评估博士教育的成效和发展趋势，为教育决策提供循证支持。日本于2014年开展博士追踪调查，对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形式、学位和工作内容的关联度、薪资水平，以及毕业生对其博士教育经历的满意度等进行全面调查，以制订相关政策，改善博士的职业发展环境。在我国博士教育规模快速扩大的情况下，教育科技相关部门制订有关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及发展的政策需要详实的大数据支撑。为全面、有效地评价我国博士教育的整体状况，需要在国家层面开展博士毕业生就业状况普查及追踪调查，以及博士发展的纵贯性追踪研究，构建博士教育质量多维度、动态化、持续性的评价模式，对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职业路径选择、学术职业进入比例、科研创新与发明专利情况进行分析，准确诊断相关问题，研究人才成长规律，为完善博士生教育制度提供精准参考。
（三）构建“招生—就业”联动机制，适时调整博士培养方案
博士毕业生的总体就业结构和流向是衡量博士培养成效的重要指标。在当前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背景下，新兴科技领域对高层次研发人才的需求增长迅速，非学术职位成为博士就业的重要选择。为进一步完善博士培养体系，消弭“学”“用”差距，需要高校拓宽博士培养目标，将传统的以学术型为主的博士培养模式转变为学术与市场并重型，扩大专业型博士，尤其是工程学科领域博士的招生比例。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作为博士教育培养的主体，要积极对接社会需求，及时对二级博士点进行动态调整，构建博士研究生“招生—就业”联动机制，在保证基础学科正常招生计划的前提下，在编列博士生招生计划时，适当地参照培养单位近3年的毕业生就业情况;完善博士生招生选拔机制，加大博士生培养过程管理，严格中期考核，继续推动博士学位论文双向匿名评审制度，适当地将博士毕业率作为培养单位和导师招生名额增减的重要参照指标;加强高校对博士生招生、论文选题、中期检查、学位论文等重要环节的质量监控，探索博士生分流淘汰机制，保障博士教育总体质量的提高。
（四）推进产学研深度合作，促进博士生的交叉学科培养
合作是现代社会科技创新的重要途径，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多学科渗透、交叉与融合成为发展趋势。众多学科组成的学科集群与产业集群相对接，成为科技转化的重要路径，而企业是产学研合作的重要主体，学科集群的发展和产业结构息息相关。在产业集群与学科集群协同发展的背景下，科学研究更加依赖多个学科乃至不同行业间的协同合作。由于强大的知识溢出效应，优质的博士生教育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0]，尤其是对于较强科技附加值的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是科研创新的重要力量，为提升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需要在博士生教育中突破传统的以高校为单一主体的“师徒式”培养机制，实施协同培养[11]。西方顶尖大学都十分重视跨学科博士生的课程修习，对跨学科课程量、课程内容、授课形式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在我国推进“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迫切需要加强高校优势学科之间的融合，打通学科壁垒，以大学的科技园为平台，与科技型企业设立联合培养基地，争取外部资源，对博士生进行联合培养;建立学科交叉创新人才培养项目，支持有能力的教师在新兴学科交叉领域培养博士;创新交叉学科学位培养机制，重点推动工程、临床医学等实践性强的学科培养试点工作，增强博士生在跨学科研究、知识应用能力方面的培养和评价，为新兴学科的快速发展培育后备人才。
（五）加大资助力度，提升博士教育的国际化水平
博士教育國际化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表征，也是全球博士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12]。在全球一体化日益深入的时代，将博士生教育发展置于国际宏观背景中加以考量，制订博士教育国际化战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博士研究生，不仅是提升博士教育质量的需要，也是提高国际学术发表、增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路径。我国自2007年实施“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以来成效显著，一大批在读博士生得到了海外留学的机会，对于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海外经历促进了博士生的学术发表，74.5%的联合培养博士生在留学期间有科研成果产出[13]。但在总体比率上，博士生的联合培养比例还较小。在 “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加大资助力度，积极开展与国外一流大学合作建立联合授予学位等项目，设立博士生海外访学、参加国际会议等扶持基金，为博士生创造更多与国际同行的学术交流机会，拓宽学术网络和国际合作的空间。同时，要重视我国博士教育的输出，充分利用国家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契机，设立相应的博士学位项目，继续探索一流大学建设海外校园等模式，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来华留学，促进高校博士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和我国在国际留学生市场中的竞争力。
四、结语
博士教育质量是“双一流”建设战略的重要支撑因素，也影响着国家青年人才储备的成效。当前，我国博士培养质量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还存在显著差距[14]，驱动社会创新发展的人才要素还需要进一步集聚和挖掘。随着国家发展战略与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博士教育规模的扩大及其宏观背景的变化对博士教育的培养规格和培养模式提出了新要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博士教育不仅要通过优化培养机制，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增强博士生学业完成率，更要顺应博士就业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培养博士生胜任非学术劳动力市场的能力。同时，通过开展博士教育质量追踪调查，搭建协同创新人才培养平台，加大博士的国际化培养力度，培养具有创新能力，拥有国际视野的行业精英，为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和创新力提供人才保障。
参考文献：
[1][5][美]佩吉·梅基，内希·博科斯基.博士生教育评估——改善结果导向的新标准与新模式[M].张金萍，娄枝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1，82.
[2]Gibbons，M.，Limoges，C.，Nowotny，H.，et al.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M].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94：7-18.
[3]Carayannis EG， Campbell D F J. Knowledge Creation， diffusion， and use in innovation networks and knowledge Clusters; A comparative systems approach access the unite station， Europe and Asia[C].Westport， conneticut： praeger， 2006：20-25.
[4]吴绍芬.协同创新 全方位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J].高校教育管理，2015（05）：14-15.
[6]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EUA）. Doctoral programs in Europe's universities：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J].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2007（01）：9-25.
[7]De Wied， D. Postgraduate Research Training Today： Emerging Structures for a Changing Europe[M]. The Hague， Netherlands：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1991： 30.
[8]杨海燕.扩张与稳定：我国博士教育规模之争——基于1996—2016年国内相关文献的分析[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7（04）：82-90.
[9]李俊秀，余秀兰.博士学习经历对科研产出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发展调查[J].重庆高教研究，2017（03）：91-98.
[10]顾剑秀，罗英姿.美国博士职业发展——基于三次毕业博士职业发展调查的分析[J].外国教育研究，2015（04）：106-116.
[11]杨卫等.协同创新：研究生教育突破传统“师徒式”[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6（04）：1-5.
[12]王传毅，赵世奎.21世纪全球博士教育改革的八大趋势[J].教育研究，2017（02）：142-151.
[13]孙伟，赵世奎.联合培养博士生的留学收益及影响因素分析[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7（06）：47-51.
[14]林光彬. 为建教育强国 博士扩招如何？[N].中国青年报，2017-06-05（10）.
（责任编辑：申寅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