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国庆纪念活动与中苏关系协调
【关键词】新中国初期;国庆纪念;中苏关系;协调;外交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4-0091-09
纪念本身是一种文化，将文化寓于系列活动之中，也是传播和传承文化的活动。新中国初期的国庆纪念活动依据时间谱系而展开，文本纪念、符号纪念和仪式纪念既是国庆纪念活动的内容，也是国庆纪念的重要方式。这种纪念活动不仅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总体偏少，且大多关注国庆纪念活动与国家建设话语的建構，或者考察与国家形象建构的关系，很少揭示国庆纪念活动的外交意义，尤其是中苏两国两党关系所产生的影响。①因此，本文以新中国初期国庆纪念活动为切入点，从一个微观视角出发审视新中国外交的开展，考察这一时期国庆纪念活动与中苏关系协调的相关内容，进而从一个侧面探讨新中国初期国家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
一、通过国庆纪念活动协调中苏关系
纪念活动是由一系列政治仪式和象征构成的，是执政党表达自身诉求和国家建设以及内政外交的重要渠道。新中国初期，作为新生政权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西方封锁的境况下，借助国庆纪念活动协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这不仅可以为国内建设赢得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和帮助，还有助于打破西方国家的外交封锁，开拓新的外交关系。
（一）符号纪念
符号纪念是国庆纪念活动的重要方式，作为政治符号的表现手段，是实现政治认同和推进政治社会化的表达方式。有学者指出，符号的功能甚至可以与机枪、大炮和铁丝网等相提并论，能够达到许多宣传手段无法企及的效
用。②新中国初期的符号纪念具有以下几种方式。
其一，纪念口号。“口号”是具有纲领性和宣传鼓动性的简短语句。③纪念口号因具有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立场鲜明和富有感染力等特点，被广泛应用到国庆纪念活动之中。
一是以“团结”和“友谊”为主题的纪念口号。“团结”“友谊”等纪念口号是新中国为改善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而提出，这一类纪念口号多出现在纪念活动的进行中，以参与者共同认定的方式出现。194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苏联派出文化工作者代表团来华，并受到中方的热烈欢迎。苏联代表西蒙诺夫致辞，“我们是带着友谊来的，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真正的友谊”，参与宴会的中苏代表约定用口号纪念的方式表达双方友谊，如“中苏友好万岁”“中苏人民友谊万岁”等。①从这些表达纪念的口号可以看出中苏代表的真实感情和态度，也是对中苏两国友好的认同。同年，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为纪念中国国庆节，特意举办酒会招待新中国劳动模范代表，参与酒会的代表以口号的方式来纪念国庆这一特殊时刻。这些纪念口号主要有“斯大林大元帅万岁！”“毛泽东主席万岁！”“中苏两国亲密合作万岁！”等。②1951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庆祝国庆节若干事项办法的补充通告，对纪念口号的形式和内容做了具体规定。纪念口号可以张贴、散发以及在检阅台扩音器中播送，纪念口号的内容仍按照往年所拟定的内容进行宣传。③此外，纪念口号在集会游行中也有所体现，例如，为庆祝国庆五周年，呼和浩特有六万多名群众参与游行，游行的纪念口号，重点突出与苏联的团结一致。④
二是“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纪念口号。这一类纪念口号多以文字的形式呈现，且多宣传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1950年，《中央关于国庆纪念办法的规定》指出，口号纪念是国庆纪念的重要内容，这些庆祝国庆的纪念口号不必在报上公布，可以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这些纪念口号主要有“毛主席万岁”“世界人民领袖斯大林万岁”等。⑤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这时的纪念口号多是“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倡导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1954年，《人民日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发表专题社论，社论中专门提及国庆纪念口号，有“团结全国人民”“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等，⑥重点突出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往年国庆纪念的口号具有一致性。国庆六周年纪念，首都天安门红墙两端的红色建筑上，高悬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建设社会主义”等纪念口号。⑦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纪念口号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以“团结”和“友谊”等为主题的纪念口号，这种口号多强调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友好。二是“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口号，这一类纪念口号则重点强调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其二，肖像纪念。肖像纪念是符号纪念的形式之一，国庆纪念活动中的肖像纪念，主要是指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⑧的肖像进行悬挂和抬像游行的方式。规范的肖像悬挂和抬像游行不仅是国庆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纪念自身发展历史、团结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表达方式。例如，1949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悬挂领袖像做出具体规定，在公共场所、大会场、礼堂及办公室等悬挂领袖像片，从右至左平列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像片，中苏友好协会的会堂可以从右至左悬挂毛泽东、孙中山、列宁、斯大林的像片。①这种在公共场合悬挂肖像的做法，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政治自主和对苏联关系的重视。
肖像悬挂也传递了中共树立执政新形象的意图。1949年为纪念国庆，中共中央出台了领袖像悬挂的补充规定，我们的一切机关、学校、公共场所等均不得悬挂马恩列斯像，对于已经悬挂的苏联领袖像，在摘下时要注意方式，力求自然，避免引起波动，防止坏人利用。②国庆一周年，中共中央对国庆纪念活动再次做出规定，“庆祝仪式会场上只挂毛主席像”，“为了教育群众了解中国革命史是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在各大城市，应加各国人民领袖的像，如苏联斯大林、朝鲜金日成……这些像片中毛主席和斯大林的像多抬些，中国的五六套，外国的两三套即可。”③中国共产党悬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肖像突出了自身执政新形象，与国内建设和处理内外关系的实践密切相关。
游行抬像也是中国共产党团结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途径。1951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出台关于国庆集会挂像游行的纪念办法，不仅对纪念活动的实施办法做出具体规定，而且对领袖像的排列顺序进行了相应调整。例如，办法指出：“十月一日各报纸应于头版最显著地位刊登孙中山、毛泽东二人像片。”④国内“一五”计划实施，中共开始寻求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探索，而这种思想意识也反映到纪念活动当中。例如，1954年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国庆节游行抬像的通知：“第一排面向自左至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第二排孙中山。第三排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⑤肖像悬挂和游行抬像在新中国初期始终按照这种思路进行，是中國共产党学习苏联建设经验并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努力，体现了团结与自主的统一。
（二）文本纪念
文本纪念是以语言文字描述为主的纪念活动方式，因其简便易行，成本低廉且传播范围广而受到普遍关注，是中国共产党运用最广泛的纪念形式。这种方式既表达了中共对自身发展历史的回顾，也表现出对于现实问题的回应，同时还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文本纪念主要包括出版国庆纪念专刊、刊载领导人贺电以及出版著作、文件集等。
其一，出版国庆纪念专刊。国庆纪念活动的文本是以媒体表达为主，主要由《人民日报》出版国庆纪念专刊。1949年，《人民日报》出版新中国诞生纪念专刊，《新中国颂歌》中这样写道：“迎接着中国的十月，迎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比苏联建设得要快，我们比苏联的条件更好，因为我们有苏联”。⑥纪念新中国的诞生，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心态在文本中直接呈现出来。
文本纪念借助媒体宣传，强调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和团结。1950年国庆纪念专刊强调：“中国人民与苏联人民完全团结起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与合作，日益获得巩固与发展”。⑦1952年，国庆三周年纪念，《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三年的时间是一个相对短促的时间”，但是“中国人民与苏联及民主反帝阵营中的各国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同盟和友谊，正在胜利地建设他们独立的、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与他们的领袖毛泽东周围的数亿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消灭国内外的敌人，克服一切困难、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迈进。”①可以看出，文本纪念内容巧妙地与中苏关系协调、树立中共权威以及执政新形象结合在一起，也因此成为引导社会舆论和国内建设的重要途径。
其二，刊载领导人贺电。这种纪念文本强调了中苏两国间的友好交往。1950年，《人民日报》出版国庆纪念专栏，刊载了斯大林致毛泽东的电报，“兹逢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周年之际，请您，主席先生（毛泽东），接受我友谊的祝贺。我希望伟大的中国人民及您个人在建设独立的人民民主中国的继续成功。”②这种文本纪念形式彰显了中苏两国的友谊。国庆两周年纪念，斯大林致电毛主席、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致电周恩来，“衷心地希望伟大的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您本人在人民民主中国的建设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就”，“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伟大友谊——远东和平及安全的坚强保障永远巩固。”③1952年10月1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之际，祝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您本人在强大的人民民主的中国国家之建设中获得新的成就，两国联盟间的伟大友谊。④新中国初期，苏联纪念中国国庆的贺电均遵照这种模式，重点强调中苏两国间的友谊和地区的和平安全，这种形式也因此成为中苏两国间交流与联络的有效途径。
其三，出版著作、文件集等作品。出版纪念国庆著作、文件集是国庆纪念活动的重要形式。1950年10月2日，国际书店出版了一批中文版新书，其中，由科切托夫斯卡娅编写的《苏联土地国有制》影响最大，作者阐明了土地国有制与建设社会主义农业之间的关系，向读者展示了苏联社会主义农业取得的巨大成就。通过出版纪念性质的著作，倡导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并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努力。1954年为纪念新中国国庆节，《真理报》出版局专门出版了俄文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文件集，内容主要包括：毛泽东的开幕词、刘少奇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内容、周恩来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单行本等。这些著作和文件集的出版，不仅是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回应，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回顾。
（三）仪式纪念
仪式是在特定信仰的基础上，展现的一整套象征性、固定性、例行性的行为活动。仪式纪念就是将纪念活动放到广阔的时空内，通过常态化的庆典仪式和非常态化的庆祝仪式做出的庆祝安排。国庆期间开展了一系列与中苏相关的仪式纪念。
其一，常态化的庆典仪式。一是纪念阅兵和游行。纪念阅兵和游行是国庆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每年国庆纪念的例行化庆典仪式。国庆期间邀请各国驻华外交使节参加国庆盛典观礼，这种广阔时空下的典礼仪式有助于感染个人情绪、加强交流，联络国家间感情，从而加深彼此的友谊。1953年，为庆祝国庆四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庆典仪式，当时中国已取得抗美援朝胜利，基本肃清了国内反动残余势力，完成了经济恢复时期内的工作，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因此，中国特意邀请苏联体育代表团，波兰文化代表团等参与国庆观礼。⑤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典，苏联派出由赫鲁晓夫率领的代表团参加，并出席了国庆观礼活动。国庆观礼活动在广阔的时空内营造气氛、壮大声势，让观看者无形中受其感染，从而增强了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认同。
二是举办招待会。举办招待会是纪念活动的固定形式。1949年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国庆节当天举办苏联工作者招待会，中国戏剧家曹禺作为中方代表致欢迎词，并提议为斯大林和毛泽东干杯。“中苏人民兄弟的友谊与热情洋溢于整个宴会，至夜十一时始散”。①晚宴招待会在热烈气氛的烘托下，加深了中苏两国工作者之间的友谊，是密切两国关系的重要形式。10月2日，苏联代表团到达北京，周恩来在招待会上发表演讲，“诸位先生来到中国的时候，正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这是一个巧妙的象征，表示伟大的苏联乃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友邦，表示中苏友谊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而发展。”②招待会上发表演讲有助于在轻松的环境下表达中共自身观点，开展国际交往与合作。国庆期间不仅国内举办纪念活动，中国驻外使馆也有相应的庆祝活动。例如，1952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三周年，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并邀请苏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如米高扬、布尔加宁、柯西金等。③1953年，周恩来设宴招待苏联在华专家，并对他们致以慰问和感谢。④举办招待会的形式不仅表达了对苏联提供帮助的谢意，也促进了中苏双方交往进一步密切。
其二，非常态化的庆祝仪式。一是纪念展览。纪念展览是国庆纪念活动的直接有效形式，但举办展览的时间并不固定。为庆祝国庆一周年，北京图书馆举办了开国周年纪念展览，征集了一年来各项大事的图片与资料，涉及中苏合作的内容占据相当数量，且主要集中在经济和科技领域。⑤国庆纪念活动中，苏联也积极宣传中国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成就，以此证明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例如，国庆二周年纪念日前夕，苏联举办了各种展览会、讲演、座谈会和音乐会，对中国已取得的建设新成就给予高度赞扬。苏联经济、文化等方面展览也是国庆纪念展览的重要内容。1954年国庆节，苏联经济文化建设展览会在北京开幕。这种展览社会主义发展成就的形式，有助于激发中国民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增强了对苏联社会的了解以及对中国现状的认知。
二是纪念会演。纪念会演是非常态化纪念的重要补充形式。1953年国庆期间，苏联派出体育代表团庆祝新中国国庆，并在田径赛、体操、自行车运动大会上做了精彩的体操表演。1954年，苏联国立民间舞蹈团于10月4日晚在怀仁堂举办表演会，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观看演出并接见舞蹈团人员。纪念会演不仅有苏方代表团来中国参与庆祝，中国也会组织演出活动。1954年国庆五周年，新中国举办京剧招待晚会，苏联政府代表团的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出席会演。纪念会演是在轻松愉悦环境下的有效交往活动，也是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
二、国庆纪念活动的外交特色
国庆纪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表达自身诉求，联系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平台。举办各种与苏联相关的国庆纪念活动，搭建了中苏友好交往的平台，并以此致谢苏联政府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帮助。
（一）搭建中苏友好交往的平台
搭建中苏两国交往的新平台是国庆纪念活动的重要特色。这种交往新平台是与以往国家交往的正式会谈、外交访问等相区别，主要体现在互派代表团和向中国派遣专家两个方面。
一是国庆期间互派代表团。这种交流在新中国初期占据重要地位。1949年，苏联曾派出由43人组成的文艺代表团参加新中国国庆典礼，并进行友好访问。新中国初期，苏联每年会派遣代表团参加新中国国庆纪念活动。中国也会派出代表团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友好访问。截至1954年8月，中国共派出7个代表团，共计1350余人，各国来华团体，多达16个团，共计1900余人。①中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的相互访问，搭建了中苏交往的新平台，不仅有助于开展文化交流和沟通，也联络了民众之间的思想情感。
二是邀请苏联专家赴华。这是中苏两国平台搭建的重要内容。新中国建立前夕，为妥善处理国内经济建设，举办国庆纪念庆典，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访问苏联，并带回柯瓦廖夫等30名高級专家。②刘少奇曾指出，新中国成立使得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中苏两国人民友谊在国庆纪念的环境下，“苏联对中国人民真诚友谊的帮助，是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的有利条件之一。”③国庆纪念活动也是中苏两国互动较为密切的时刻，向中国派遣专家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国庆节前后派遣的。据苏联外交部报告，除去合同到期回国者不计，至1956年底，“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和顾问为3113人，其中技术专家2213人，经济顾问123人，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和专家403人，军事顾问和专家374人。”④邀请苏联专家赴华帮助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军事等，加快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步伐。这种援助虽然不是无条件的，但总体上来看，这种平台的搭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利的，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
（二）致谢苏联政府的帮助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⑤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根据国内外形势实施了“一边倒”⑥的外交政策。这种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纪念活动致谢苏联政府帮助，也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
国庆期间宣传中苏两国的友谊，表达对苏联政府的感谢，是贯穿这一时期的历史主线。1950年2月12日，苏联同中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给予中国资金、科技人才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提纲的草稿做出批语，明确指出，社论中要表达对苏联给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支持的感谢。⑦这是国家领导人肯定苏联对中国建设的支持，表达了中国对苏联提供帮助的谢意。1952年国庆纪念，《人民日报》刊发专题社论，“中国人民在建设新生活、实行伟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使国家工业化和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取得了并继续取得苏联人民的无私的兄弟般的援助”，“这些援助大大帮助了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的巩固”。⑧尽管这种评价有夸大的成分，但也符合基本的事实。
刘少奇在国庆五周年大会上的致词也表示：“我们相信，在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持下，首先是我们伟大盟邦苏联的支持下，我国人民一定能把我们国家的各项事业推向新的更大胜利。”①从当时的社会情境来看，这种表达对苏联感谢的言论不是普通的外交辞令，而是发自内心的谢意。1954年国庆纪念期间，毛泽东发表了《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文章，我们要“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在苏联帮助的基础上“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②然而，苏联在新中国初期给予中国援助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当中苏两国观点产生分歧时，两国关系也随之降温，这种援助也就不复存在。
新中国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以及中苏同盟的建立，两国关系逐渐“升温”，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苏联物资、技术以及人才等方面的帮助。中国共产党借助国庆纪念活动致谢苏联政府，并流露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国的信心。这种致谢苏联政府的方式，在当时可能有溢美之嫌，但总体符合历史事实。
（三）团结社会主义国家
新中国初期，团结社会主义国家是这一时期国庆纪念活动的鲜明特点。
首先，表达社会主义发展的诉求。例如，1949年10月1日，苏联文艺代表团参加新中国国庆，周恩来在欢迎仪式上致辞，“诸位先生来到中国的时候，正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苏联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友邦”，并指出“中苏友谊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而发展”。③国庆五周年纪念前夕，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做《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政府报告，指出，要不断向苏联学习，朝着“工业化的目标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的目标前进”，“只要坚持努力，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④这种对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向社会主义目标迈进的表述，传达出对苏联工业化的推崇，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外交立场，传递出新中国外交的发展方向，同时考虑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也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思考。
其次，苏联政府对中国方面积极回应。新中国初期国庆纪念活动表达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推崇以及对中苏友谊的宣传，苏联政府也做出了积极回应。这种回应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上。苏联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后来回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五周年纪念，“我们增加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给中国派遣了军事专家，以加强中国，从而也就是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⑤由此可见，国庆纪念活动的开展，推动了中苏双方关系的发展，加深了中苏两国的友谊。
再次，中苏两国的互动推动了中苏关系发展。一方面，中苏两国意识形态具有一致性，两者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且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与苏联保持着密切联系。团结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开表态和宣言以及采取的外交政策都在国庆纪念活动中得以反映。另一方面，团结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符合国家安全发展需求。一国外交政策最终落脚点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国庆纪念活动努力改善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既是对中国国际周边环境的思考，也是借鉴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验的需要，符合中国的整体安全利益。
总体而言，国庆纪念活动团结社会主义国家，并提出了中国自身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向社会主义迈进的目标，为新中国初期中苏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国庆纪念活动对中苏关系的协调
（一）感染作用
其一，个人感染。国庆纪念活动借助文本、符号纪念以及特定仪式下的交流，形成了极富感染力的活动形式。这种感染力能够让参与者体会到庆祝活动的重要性，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在情绪上产生节日共鸣，能够快速理解、接受、认同一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例如，1951年10月1日，匈牙利作家协会秘书长柯树特奖金获得者孔尼亚·拉约士，作为匈牙利代表团成员应邀参加国庆两周年的庆祝典礼，“广场上响彻了雄壮的欢呼声”，“我忘不了他们用鲜花组成的美丽的五彩中国字”，这一刻“我了解到中国人民的力量和警觉、他们建设的喜悦、他们每日努力的劳动、他们对于各国人民兄弟般团结的不可动摇的信心，以及他们用人力和物力去援助朝鲜的国际主义精神。”①国庆庆典对人们内心产生的震撼和认同由此可见一斑。苏联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马·米哈伊洛夫回忆1953年中国国庆庆典，“我曾在国外作过多次旅行，我到过意大利、德国、保加利亚和其他各国，但是任何一次旅行都没有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旅行这样使我感动，使我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我们在这个大国的旅行、音乐会和欢迎会都使我不能忘怀，它们是两大民族间的友谊和敬爱的动人的表现。”②国庆庆典极易引发人们情绪的波动，成为民众内心深处的长久记忆。因此，国庆纪念活动向外宾展示了中国形象，也增强了个人情感的认同。
其二，国家感染。每年的国庆庆典，新中国都会邀请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参加，中共中央曾专门下发了国庆节纪念办法的通知，对国庆纪念活动的任务做了具体安排和部署，“国庆前后，将有许多重要的外宾前来我国”，做好外宾接待要“宣传国际革命力量相互援助的重要性”以及“我国人民对于加强国际进步力量团结”的重要性，争取通过庆典让外宾了解我国的政策并起到团结不同国家的效果。③以1954年国庆节为例，苏联派出由国家元首赫鲁晓夫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中国，这也让苏联代表团感受到，新中国对苏联社会主义友谊的重视。赫鲁晓夫后来回忆：“我们10月1日参加了庆祝中国人民胜利的活动，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热情接待”，④莫斯科各报刊载了参加中国国庆典礼的苏联政府代表团照片，并指出，中国的国庆庆典充分显示了中苏两国间的牢固友谊。“这个表现着中苏两国深厚友谊的消息，带给人们巨大的兴奋。”⑤正是在这次国庆纪念期间，苏联同中国签订了 “一五”期间援助中国的156项工程，虽然后来仅落实了150项，但对于中国经济等各领域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强化认同
国庆纪念活动作为一种宣传仪式，具有独特的宣传优势。利用标语、口号以及小说式的文字等宣传，能够把我们的宣传内容融入其中，不同于以往机械式、讲义式的灌输。⑥国庆纪念活动对中苏相关的内容宣传較为固定，例如纪念中的文本、符号以及特定时空下的仪式，每年会对内容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但本质上仍是对固定模式的重复，这种重复一方面借助国庆纪念的机会展示两国间的交流与友谊;另一方面也是团结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对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而言，反复的强调与重复会强化这种认同意识，在社会大众内心形成固定性和独特性的印象。纪念节日一般通过仪式等象征性的符号才能在大众面前展示，经过这种宣传会在社会成员中留下深刻印象并进行自主传播。①对国内民众而言，国庆纪念活动一再强调中苏两国的友好与合作，有助于国内了解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情况，对社会主义产生认同和向往，进而激发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涨热情，具有引导和动员价值。对国际社会而言，国庆纪念活动不断重复中苏两国友好的相关内容，是对两国关系的认可和强化，有助于苏联方面形成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友好意识、合作意识等等。总体而言，不断重复和强化的内容是极易引发人们情感演变的要素，纪念活动中关于中苏关系的宣传，形成了协调国际关系的途径和经验，也是建设具有自身话语主导体系的尝试。
（三）凝聚作用
借助纪念活动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凝聚和整合各方力量是纪念活动发起和组织的着眼点。新中国初期，国庆纪念活动通常会引起国内民众、媒体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时期，国庆纪念活动发挥的凝聚作用，具有非同寻常的效果。具体而言，可以归结为以下内容。
一是增强了政党和国家的凝聚力。“仪式和象征既可以表达权威，又可以创造和再造权威。”②一方面中共中央颁布各种国庆纪念办法是政党权威和国家意志实现的重要途径。纪念国庆的过程也是统一各地政策落实的过程，有效塑造了党和国家的新形象，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党内外的核心凝聚力。另一方面这种凝聚力也有效地团结了国内各种社会力量。新中国成立后面临国内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任，需要尽快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就需要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经济建设和发展。毛泽东在中共八大的开幕式提出，“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③这种凝聚作用不仅在新中国初期受到领导人重视，也在实践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是協调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实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整合。这一时期，国际关系协调主要体现在中苏两国关系的维持和发展，也是新中国开展对外宣传、连接世界的桥梁。1954年国庆五周年纪念，中共中央对国庆外宾接待工作做出专门指示，“宣传我国的国际和平政策，宣传我国与兄弟国家间的亲密团结和友谊”，改进与各国的关系并努力“增进与各国人民的友谊”。④新中国初期，苏联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在苏联的带动下，国庆纪念一周年开展时，新中国已经同苏联、波兰等17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国庆纪念庆典邀请这些国家参加，不仅增进了受邀国对新中国了解，也进一步加深了与这些国家的友谊。国庆纪念活动树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权威，实现了国内和国际力量的整合，赢得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帮助和支持，也推动了国内建设的发展。
新中国初期，国庆纪念活动强调协调中苏两国关系，是根据国内外现实情况做出的正确决定，也是展示中国形象的有效窗口，打造了独特的外交话语表达方式。中共通过国庆纪念活动，表明了对待中苏关系的基本态度和立场，并做出了相应的行动。从国内情况来看，新中国面临国内经济恢复和发展重任，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经验可以为新中国提供一定的借鉴。从外部环境来看，打破西方外交的封锁，也需要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通过符号、文本和仪式纪念等形式，最终协调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塑造了中共领导国内建设的执政新形象。
（王刘伟，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