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组建与改制

    谭倚云

    【关键词】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工人武装;反帝斗争

    【中图分类号】K2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4-0060-07

    1925年6月19日，为了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香港与广州两地工人发起省港大罢工。罢工持续至1926年10月10日才正式结束，参与人数一度高达25万，有力推动了民族革命步向高潮。在此期间，以中国共产党人为首的罢工领袖不仅需要带领工人与帝国主义势力作持续斗争，还需维系长期大规模运动的有序运转。为此，罢工领袖组建了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负维持秩序，截留粮食，严拿走狗，防范工贼之全责”。①

    学界对省港大罢工的研究已有较多成果，但针对“在此次罢工之责任，至为重要”②的纠察队，专门的探讨并不多见。1927年由湖北全省总工会宣传部印发的《粤港罢工纠察队奋斗概况》是亲历者书写的回顾与总结，作为史料，不仅直观呈现了纠察队的概貌，而且反映了时人对纠察队的定位与评价。③直到20世纪90年代，学界才出现对纠察队的专文研究。有学者通过更为充实的史料概述了纠察队的建立、活动、功绩等主要方面，并回应了当时省港罢工研究当中“国共两党谁领导”的关键问题，提出纠察队为“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支工人革命武装”的论断。④此外有论著对纠察队的组织结构、制度内容和活动过程均有较详细的叙述。⑤上述研究均总结了纠察队组织制度的突出之处，即“组织严密”“纪律森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特点并非史实的归纳与提炼，而是历史过程中纠察队一直努力树立的形象。与其从回顾的角度假定纠察队天然具备这些特点，还不如将之视为这支队伍在面对当时复杂形势所做出的选择及通过各种努力不断维系的结果。换言之，纠察队的制度与特点、它的顽强战斗力与先进革命性并非静态与完成时态的，而是在战斗与革命过程当中塑造的。

    本文试图探讨这一动态而具体的过程，但着眼点并不局限于纠察队本身。纠察队在省港罢工当中的重要地位意味着它的活动集中反映了这次工人阶级的壮举所面对的具体问题与解决经验。“中国民族能够生存与否，悉视罢工一举之能否胜利”，①而纠察队“在此次罢工之责任，至为重要”，封锁港口的行动不仅关系到省港罢工及其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成败，更是这段时期民族革命的重要任务。②其“组织严密”“纪律森严”的制度建设，由此成为保障队伍有能力承担重任、从而保障罢工胜利的关键。一方面，纠察队遭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奸商、土匪、工贼、军阀等多方反革命势力的打击;另一方面，队伍多由临时武装起来、来源十分庞杂的工人组成，并非训练有素的军队。面对内外多重困难，如何将一群工人“练成一支打倒帝国主义的劲旅”，③既是纠察队乃至整个省港罢工机构的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亦是共产党人在领导工人过程对组织工人武装、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探索。

    一、纠察队的建立

    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建立绝非一帆风顺。早在罢工爆发之初，参与罢工的香港各工会已纷纷效仿1922年海员罢工封锁香港的经验，组织各自的纠察队。这些工会纠察队并无统一指挥与编制，所属工会亦派系林立，宛如一盘散沙。很多工会还在“资本家、封建把头或黄色工会头目”④的掌控之下，经常在罢工运动内部制造分裂。邓中夏对当时广州工会情况的分析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广州工人本身亦少阶级觉悟……因为广州新式产业工人很少，大多数都是手工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对于阶级之认识很难，他们的心理多半是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他们的思想还未脱离封建时代的宗法社会的思想……偶有意见不同，即便出于斗殴。”⑤

    当时许多产业工人觉悟低下，产业的性质及工会立场纷杂，导致难以凝聚罢工工人的力量进行反帝斗争。可见，纠察队组建背后的核心问题，其实是如何在罢工过程中统一组织工会、统一领导工人的问题。这亦是革命早期工人运动急需解决的普遍且关键的问题之一。

    发动罢工的共产党人筹划建立一支受罢工总指挥机关统一领导的武装队伍。因此，纠察队的建立过程基本上是与罢工总指挥机关的组织过程同步的。1925年6月26日，香港工团第一次代表大召开，会上决定成立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并讨论了中共省港罢工党团书记邓中夏起草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章程》。《章程》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为最高议事机关，以省港罢工委员会为最高执行机关;并计划在委员会下设干事局，处理罢工日常事务，其中便有“纠察部”，拟“设主任一人，并组织纠察队若干队，任纠正工友及一切错误行动及镇压一切反革命行动。”⑥显然，受苏维埃政权组织形式的影响，《章程》意图按照民主集中制的架构，搭建包括纠察队在内整个罢工运作与事务的组织机构。

    6月27日，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召集省港两地罢工工会代表举行大会，选举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某些“黄色领袖”多次提出反对，企图阻挠罢工总指挥机构的组建，但被多数工人代表的共同意志挫败。罢工委员会初步组建后，紧接着提上日程的便是成立在其领导之下的纠察队。香港工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于两天后的6月29日召开，会上讨论了纠察队的编制、服装、武器装备等事项。但是，就在次日，受“黄色领袖”鼓动，时轮值香港工团总会主席的黄金源径自以工团总会的名义召开香港各罢工团体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决议另立省港罢工委员会，抢先组建了纠察队。为应对又一次的分裂危机，邓中夏、苏兆征等罢工领袖以团结为重，在说服黄金源放弃另组指挥机构后，即承认此次会议为合规的香港工团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决定沿用黄金源为纠察队队长。

    短短数日的“交锋”，充分体现了当时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工会派别的复杂性，以及如何去团结、发动广大工人并掌握领导权的难题。几经波折后，共产党人成功推动作为罢工统一指挥机构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于1925年7月3日宣布就职。紧接着，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于7月5日举行编队仪式。罢工委员会干事局中并未设立“纠察部”，而是将纠察队设为几大特设机关之一，队伍以总队（部）为最高单位，直属委员会领导。黄金源虽任總队长，但队中仿黄埔军校制度设训育长，由邓中夏担任。在处理实际事务过程中，纠察队实由总队长及训育长共同负责。这一人事安排，兼顾了团结工会领袖及共产党掌握领导地位的需求。

    二、纠察队的建设

    建立纠察队是为了执行省港罢工计划长期奋斗的“封锁港口政策”。这一政策的具体工作包括：在各港口驻守及巡缉、截留粮食出口，截缉仇货入口;捉拿奸商、土匪、洋鬼子及破坏工会的一切工贼;护卫罢工中之各办事机关;纠正工友行为及弹压一切纠纷;严整会场及巡行等秩序。基于上述任务性质，纠察队被视为保障罢工、获取胜利的关键。但从更长远、更根本的角度来看，纠察队一直被寄予反帝国主义的大义与重责：“因为粤港罢工是与帝国主义短兵相接的，故有许多同志说：‘省港罢工是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锋队。那么，我们的纠察队同志就是先锋队的先锋队了！”①这亦是纠察队与警察、军队等其他武装本质不同之处。

    但是，纠察队能否担当关乎罢工成败、关乎反帝斗争的重任，关键不仅在于其组织架构，更在于组成队伍的人员。此时，纠察队编制虽立，成为纠察队员的工人却并非朝夕之间便能天然地转变为“省港罢工站在前敌与帝国主义搏战的先锋队”。②一方面，队伍中绝大部分工人，包括工会领袖黄金源在内，都缺乏军事知识、素养、技能、经验乃至观念，难以支撑军事化编制的有效运转。另一方面，他们来自不同工会与地域，要短期内凝聚于统一组织与指挥之下，并非易事。将队伍真正建设起来的当务之急，便是填补能够训练与带领队伍的专业人才之缺。因此，在中共广东区委调配之下，国民政府铁甲车队队长、共产党员徐成章担任纠察队的总教练。同时，一批铁甲车队官兵亦被抽调至纠察队中，例如：铁甲车队第一排排长莫奇标、军事教官赵自选到纠察队中任教练;队员唐达权到纠察队任第十六支队第一小队长……这些铁甲车队官兵立即对刚成立的队伍开展训练。这一举措见效甚速，据邓中夏称：“我们改编虽然不到两日，操练虽然不过一次，然而我们纠察队的成绩，却已在广州市民面前表现出来了。前日我们罢工工友全体公祭死难烈士的时候，我们的纠察队沿途站岗，在国民政府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纠察队排队归营，那一种自然的整齐严肃的气象，两旁观者无不啧啧称赞，有人评论说，‘就是多年训练的老军队犹有不及的，可见我们工人阶级程度之高了。”③

    铁甲车队是现役军队，从中抽调人手虽能缓解纠察队成立之初的燃眉之急，却非长久之计。因此，纠察队向黄埔军校提出了“选派军官学生襄办”④的请求，而军校亦即派遣毕业生前往队中充当教练、骨干。例如，第一支队代理队长与教练伍文生和第十支队队长蔡林蒸便是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军校第二期毕业生邢定汉、谢卫汉、韩铿、张思廉等十五人于9月被选派至纠察队，亦受命为各支队队长。⑤军校毕业生被派遣至纠察队的传统从未间断，直至1926年10月罢工结束前夕，仍有六十多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毕业生加入队伍。①

    这些具备军事素质的人才不仅缓解了队中“有兵无将”的问题，而且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各工会对其所属工人的指挥与领导，成为重新凝合这支来自不同工会的工人队伍、推动其军事化建制的关键。在其助力下，纠察队设立了体操、陆军礼节、军纪、风纪、野外演习、柔软体操、器械体操、射击法、地操等军事训练项目，②为队伍的纪律与战斗力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他们当中还有一批共产党员，作为纠察队的骨干，既有利于党自上而下领导及贯彻指示，亦有助于在工人队伍中发展党员。随着罢工深入开展与队伍发展，队伍中层当中的共产党员数量亦随之扩充，如纠察队第二大队长兼军法处主任冯剑光、纠察队支队长袁顺鸿、先后任纠察队训育处副主任与训育长的季步高、先后任纠察队小队长与中队长的王灼等，成为维持队伍“组织严密”“纪律森严”的支柱。

    同时，纠察队并未完全依赖“外来”人才，而是陆续设立各种训练机构，想方设法自己培养堪当重任的干部。按大队级别设立的军事训练班，便是旨在“养成班长及队长人材”。直到1926年10月罢工结束前夕，封锁港澳的任务已然停止后，驻全省各埠的纠察队撤防回省，仍旧坚持集中训练，甚至还成立了纠察特别训练所，其宗旨即为“教授下级干部必需之军事政治学识，以造成健全之下级干部。”③在共产党人眼中，这支工人武装的任务并不局限于这一次罢工和封锁港口，而是要继续承担起未来更为重要的革命任务。因此，纠察队高度重视队伍骨干的培育，持续至罢工结束反而更为迫切，其目的已然超越了罢工本身，乃是针对更大、更长远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之需。中共广东区委在1926年9月计划结束罢工的《省港罢工问题》中指出：“罢工纠察队是中国工人阶级最英勇最革命的分子，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一支有力军队，应该保存并集中训练提供，使之成为继续执行党的战斗任务的革命力量。”邓中夏在1926年10月22日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慰劳纠察队员大会上寄望：“你们从今日起要好好的训练，因为你们的责任还没有完，省港罢工还没有得到最后胜利，中华民族还没有解放，帝国主义还没有打倒，不平等条约还没有废除，所以你们的责任还没有完。非但没有完，你们的责任较以前更大了。你們要好好训练自己，扩大自己的势力，准备更大的斗争。”④

    正因这种贯穿始终的革命职责和定位，纠察队亦特别注重政治训练。队伍中专设“训育亭”，“使纠察受政治训练”，“由有政治学识的名人及训育员等担任教授”。⑤教授内容包括“帝国主义侵略史;世界革命运动史;民族革命运动史;世界职工运动;中国职工运动;政治常识;工会论;中国民族运动与劳动阶级;工会组织法;社会进化简史;世界政治状况;中国政治状况”等，此外还有“许多革命问题的讲义”。⑥当时《广州民国日报》向社会宣传：“训育一事，实为巩固反帝国主义阵营之最主要工作。自纠察队组织成立后，即从事训育，每支队以训育员日夕演讲，颇有成效。”⑦苏兆征在上述慰劳大会上的一段讲话亦反映了纠察队政治训练的成果：“自罢工以来，纠察同志努力保障罢工，厥功最伟，而纪律森严，政治教育普遍，引起全社会之敬仰。”⑧贯穿整个罢工过程的纠察队训练机制当中，军事、政治训练并重，体现出激发、提升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意图。显然，这支队伍并非简单地将工人武装起来，而是在性质上重塑，旨在“练成一支打倒帝国主义的劲旅”。⑨

    三、纠察队的改制

    随着革命力量高涨、罢工及针对帝国主义的封锁深入开展，纠察队的组织架构亦应时势所需，有所变动。纠察队成立时，因广东尚未统一，封锁防线局限于广州一隅，“东至深圳，西至前山”。直到10月、11月间革命军东征、南征胜利，纠察队“就把防线扩大了十倍”，“东至汕头，西至北海”，共设驻防七个区、六个办事处。①随防线扩大，队伍亦迅速扩张，初时有两个大队，7月中旬扩至五个，到了8月中旬增加至六个，其下已有二十二个支队，共约二千六百余人。②此后为加强对香港的经济封锁，队伍仍有扩充，1926年8月补充队员二千人，罢工结束时有五千余人。

    但是，人数激增后，队伍因人员繁杂、管理不力而纪律涣散：“乃日久颇为玩生，人杂难免弊出，于是而渐失最初设立之原意……推其所以致此之原因，厥有两端：（一）首长无统御才识也。……（二）队中无森严纪律也。

    ……”。③队中最严重的违纪行为当属舞弊营私，如勒索、截留公款与货物、进行倒卖等，这些行为实则已对罢工的封锁政策执行造成了极大破坏。此外，还有滥用职权，如无上级命令便私行逮捕，以及聚众赌博等。

    除自身问题外，外界对纠察队的质疑、误解甚至恶意的舆论攻击，亦造成了无形却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帝国主义为了破坏纠察队越来越强力有效的封锁，大肆造谣，多加诽谤，称其阻碍旅行、扰乱商场、受贿勒索，极力煽动社会各界对纠察队的反感。④市侩奸商因罢工而利益受损，对纠察队亦常有中伤。此外，还有人假冒纠察队队员恣意妄为，严重损害了队伍的声誉。1925年8月，深圳商民致函罢工委员会，称当地驻防的纠察队劫掠害民，后经调查，实属污蔑。1925年10月，虎门太平商团、民团轰击纠察队造成数十人死伤后，国民政府根据呈报，责令缉凶问罪之余，却称“（太平）纠察队奉行职务，不能弊绝风清，以致引起纷扰，亦咎无可辞”，因此“应即解散，重新组织”。国民政府在处理此次事件时，极可能偏信了奸商中伤纠察队的一面之词。后来，国民党虎门市党部执委会查证，认为此案缘由是奸商预谋驱逐纠察队，而非纠察队在执行任务时“不能弊绝风清”。⑤这些事例正反映出纠察队此时面临的危机：针对队伍声誉的攻击，甚至具有严重的实质性后果。

    上述问题纠缠一处，使得队伍的整顿越加迫切。针对队伍内部纪律之弊，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于1925年10月底至11月初决议改总队制为委员制，选举了纠察队委员会作为队伍的最高执行机关，大力从事整顿。据大会决定，该纠察队委员会应有七人，除沿用黄金源、邓中夏外，由大会选出工人代表何清海、林炳、廖祝三、黎栋轩四人，加上中共广东区委军事委员会派出徐成章组成。其中，徐成章、何清梅、黄金源为常务委员;廖祝三为军需委员;另设秘书长，由共产党员施卜担任。

    改组后，徐成章、邓中夏等共产党员不再是总队长的助手，而是与总队长职权相当、可对决议进行表决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徐成章以军委所派代表的身份主持常务工作，无疑极大加强了党对纠察队的领导。此外，设置委员制后，统御之权不再集中在总队长身上，由军事经验丰富的原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参与队伍的管理，有效避免因“首长无统御才识”而队伍管理不善的缺陷。实践证明，委员制是整顿罢工机关的有效措施，成为加强组织管理的成功经验。例如，1926年3月，工人医院因工作不利、职员意图破坏，便由工人代表大会决议改主任负责制为委员制，组织工人医院委员会主持工作。再者，纠察队领导层内部分工细化亦有助于处理日渐扩大的队伍事务。例如，此前军需要务由会计部处理，现设军需委员进行统筹，显然更为合理与便利。

    纠察队委员会于11月4日就职后，迅速开展一系列举措。先是在省港罢工的宣传喉舌《工人之路》上发表成立宣言，通过这种公开透明的方式检讨过错，向广大罢工工人展示整顿决心。9日，邓中夏起草的《纠察队委员会章程草案》在《工人之路特号》第136期上公开，开启了纠察队建立规章制度体系的进程。12日，模范纠察队成立，负责纠正纠察队职员与队员的行为，等同军队中的宪兵，并由共产党员唐澍出任队长，队员亦以党员、团员为主。同时，委员会发出布告，着重申明队伍奉令或提交报告后才能扣留货物、逮捕犯人，并对假冒或违纪之徒严行拘拿及惩罚。17日，邓中夏起草的《纠察队组织法》《纠察队纪律》亦在《工人之路特号》第144期上公开。①《纠察队纪律》中列出对下级队部职员与队员的第一等惩罚，正是针对危害最大的舞弊营私：“凡包运粮食、盗卖截货、私运华人往香港、澳门、沙面及掳人勒索，吞货自肥，违抗命令，截留公款者，处以枪毙之处罚。”②纠察委员会之下还设有军法处，专门负责审判违反《纠察队纪律》纪律的队员。此外，又在总部设“告密”箱，如果队员得到某人舞弊的确凿证据，便可投入箱中，起到了广泛监督与畅通举报渠道的作用。24日，《工人之路》第151期上公开了《纠察宣传队简章》。该宣传队的设立与宗旨具有高度的现实针对性。同时面对队员纪律与外界舆论的问题，宣传队一方面通过宣传来训育各队，另一方面则是向各驻防地群众宣传此次罢工之意义和纠察队的任务。③

    除了以上规章制度外，纠察队还陆续制定了《纠察队军法处组织法》《纠察队各地办事处组织法》等。罢工委员会法制局匯编的《法制录》收录二十部法规条例，其中便有七部与纠察队相关，为队伍的组织与管理提供较全面的制度保障与规范依据，体现出纠察队对纪律问题的重视及从制度根本上进行整顿的举措。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规章制度在报纸上公开，向广大罢工工人乃至社会各界宣传，则不仅是整顿所需，更是针对“诽谤有加、谣言载道”的有力回击。正如《法制录》弁言中称：“遂得布露天下，使知吾辈工友此次运动，组织之密，秩序之严，必慕而敬爱，喜而援助”，同时“申张法纪，公布四方，示我操持，以明真

    相”。④

    改制整顿并不意味着纠察队的违纪行为就此杜绝。例如，军法处曾因疏忽而导致收押犯人逃跑，依纪律受惩;纠察委员会委员林炳在一次拍卖缴获货物时未按规定程序进行，被记大过;另一名委员何清海因贪污舞弊被开除，其委员之职由施卜补任。但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运用其监督与司法裁决的权力，及时组织调查专员对案情进行调查，然后依据相关规章制度惩办违纪人员，通过符合法理的机制与程序，有效维持了队伍的纪律。1926年3月31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召开第一百期纪念大会上，工人代表陈权统计代表大会在以往整饬纪律方面的决议案有：撤革职员，查办或惩戒舞弊者共四十六案，规定职务及防范舞弊共三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