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播研究

顾丽华
【摘 要】红色文化是当前中国的主流文化,通过影视剧进行红色文化域外传播有构建大国形象、输出价值、塑造中国文化魅力的意义。红色影视剧域外传播现状是视野狭窄、质量难以保证,缺乏国际竞争力;产业化不足,难以持续化输出。对策:保持红色文化核心价值的独立性,同时寻求与其他文化价值观的契合点;构建红色影视剧文化产业化发展传播模式;强化红色影视剧的中国元素和中国文化符号系统,同时巧妙糅合多重时尚元素,擴大受众群;通过国际合作带动域外传播。
【关键词】红色文化;域外传播;电影;电视剧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8)05-0092-03
“1921 年 8 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此后,“红色”成为中国革命和精神的象征。红色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内蕴和革命精神,在世界众多文化中独具特质的文化模式。红色文化主要通过乐曲、文字、图像、艺术等多种载体进行传播。影视剧融合了叙事、图像与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在红色文化传播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传播作用和独特的地位。目前红色影视剧在我国国内作为主流文化得到了多种渠道的有力传播,受众广泛,深具影响力。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红色影视剧的域外传播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主要以包括三亚区域在内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为分析基础,从影视剧域外传播的角度,分析在全球化语境中红色影视剧域外传播的困境,并结合国内外实际情况尝试提出相应战略对策,以期有利于构建和提升中国的国际大国和文化强国的国际形象,同时,也有利于推动三亚区域发展和提升三亚城市国际影响力。
一、红色影视剧域外传播的意义
影视剧作为国际传播手段,伴随新媒体的壮大发展,以强势传播能力承载着文化符号传播和建构国家形象的功能,具有强势的传播优势和传播力度。通过影视剧在域外传播红色文化主要有以下三方面意义。
加强国际交流,构建大国形象。国家形象是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良好的国家形象有利于发展广阔的国际合作与发展空间。影视剧在国家形象建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以某些区域的革命故事为背景的红色电影也是构建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好莱坞对美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和推广证明了影视剧在建构国家形象上的巨大作用。尽管国际上对美国好莱坞的批判从未间断,但不可否认的是好莱坞影视在全球独占鳌头的优势是有目共睹的,随着好莱坞全球传播的胜利,美国国家形象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随着好莱坞影片的全球播放,影片所建构的美国国家形象也深入人心。无论是《空军一号》中英勇智慧的美国总统形象,《拯救大兵瑞恩》《辛德勒的名单》中对正义的捍卫,还是《怪物史莱克》《狮子王》等动漫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和“美国梦”价值的隐形表达,透过荧幕大片,观众们接收到的是美国的文化自信,不自觉的形成对美国的向往。红色影视剧域外传播也必然要担负起建构和推广中国国家形象的重任。
输出中国的价值观念,彰显“中国梦”价值。价值观念是人基于生存和发展需要,对事物及行为进行判断的标准、观念和基本原则。每个国家或族群都有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念。尽管影视剧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几乎含括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在商业娱乐背后,不同国家的影视剧无不隐含着本国价值观念的表达。人们早已经注意到好莱坞在全球的贩卖,不仅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同时也成功的将美国的英雄主义和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输送进千家万户。全球观众在欣赏曲折的故事、接受高科技和精良制作带来的视觉冲击的同时,也不知不觉的接受了美国影视剧塑造的价值观念的洗礼。以动漫征服世界的日本影视剧也同样具有价值诉求。如宫崎骏系列动漫背后就隐藏着日本神道教精神和武士精神。在亚洲热播的韩剧中隐含着家庭伦理价值。中国红色影视剧的域外传播同样也必会将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念传播向世界各地,将“中国梦”价值送向世界的每个角落。
塑造文化符号,尽显中国文化魅力。文化符号指能够承载和传承文化信息和意义的媒介或载体。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符号。文化符号展示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世界,能够唤起人们无尽的情感和想象。影视剧作为综合多种艺术形式的媒介,具有展示和塑造文化符号的功能。通过塑造独特的文化符号,某个国家或民族的影视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标志和吸引力。日本动漫就善于运用文化符号。如缤纷飘舞的樱花、声音苍凉、旷远的尺八、别致的和服等是动漫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大长今》等韩剧中的韩国美食让观众印象深刻。印度宝莱坞影视剧中热情的歌舞、美丽的服饰总是让人眼前一亮。中国文化历史悠久,能提炼出独具人文魅力的文化符号系统。李小龙、太极拳等代表了中国功夫符号,早就通过好莱坞影视而被世界观众所喜爱。《功夫熊猫》的热播,不仅中国功夫再次拨动观众心弦,而且将绸带舞、皮影戏、民乐、山水画等中国文化元素运用的恰到好处。然而这些都是好莱坞对中国文化符号的运用。实际上,中国文化可以提炼出更丰富的符号,还有更深邃的精神文明等着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作品去发掘,这就要依赖于包括红色文化影视剧在内的多种渠道的、有意识的对外输出。
二、红色影视剧域外传播的现状
目前从红色历史文化资源传播角度看,以三亚区域红色故事为背景的影视剧尽管数量不多,但也有如《红色娘子军》这样的经典电影。但总体上看,包括《红色娘子军》在内的经典红色影视剧的播放主要在国内各大媒体,海外市场还没有形成。目前红色影视剧域外传播存在一些困境,主要有以下几点:
红色影视剧视野狭窄,难以取得海外更多族群和国家受众的共鸣与认同。目前大部分红色影视剧故事背景设定主要还是革命时代,落脚点基本在抗日和解放中国等主题,缺乏人类和国际视野。另外,红色影视剧的叙事模式仍单纯定位在讲述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的故事,涉及的是中国人对中国的事的看法,其实,“站在中国立场上,从中国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出发、以中国经验诠释他人的故事”[2] 也应该纳入中国故事的视野,即中国人怎么看待他者,他者如何看待中国,这都应该是中国故事的应有之意。从类型上看,仍继续战争、爱情、伦理的单一模式。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刻板化倾向严重,虽然也加入了爱情、传奇等元素,但抗战题材千篇一律,未能突破模式化故事叙事,难以和世界优秀影视剧故事抗衡。这也与新时代的领导人习近平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所提倡的“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 [3]和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所倡导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精神不相符合。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需要,红色影视剧应该具有更高的情怀,应该承担起对中国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责任,更应具有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和思考。
缺少域外传播意识,质量难以保证,缺乏国际竞争力。尽管红色影视剧折射着中国主流文化价值,但制作方预设的受众基本还是国内观众,目标观影群狭窄,对于域外传播的价值认识不足。这主要是因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红色影视剧一般在国内主流媒体的黄金时段播放,收视率和国内市场占有率居高不下,造成了表面繁荣景象,掩盖了国内外其他类型影视剧带来的压力。虽然不乏《亮剑》《历史的天空》《我的团长我的团》等佳作,但从全球化市场竞争的角度看,国产红色影视剧整体上制作粗糙,剧情烂俗,缺乏新意,国际竞争力和域外传播能力。
红色影视剧产业化不足,难以持续化输出。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化产业概念是由澳大利亚麦觉里大学的大卫?索斯比(David Throsby)提出的,认为文化产业是“通过具有创意的生产活动提供的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它们具有知识产权与传递某些社会意义的功能”。[4](P.112)一般认为包括广播、报刊和书籍、电影、电视、绘画、舞蹈、戏剧、视觉艺术、工艺、音乐等门类和行业。美国、日本等国家都是通过文化产业成功实现价值输出和文化传播的。美国通过拥有覆盖全球的传播渠道的大型媒体娱乐公司如时代华纳、迪士尼等,向外输出音乐、游戏、影视作品,将美国的价值观和超级大国形象成功的输向其他国家。文化产业更是日本仅次于汽车制造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给日本带来了巨额利润和影响力。尽管近几年中国确立“文化立国”战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但中国红色影视剧至今还没有形成产业化发展模式。主要表现是:一,红色影视剧内部企业分散,没有形成产业集群;二是对外没有形成品牌战略意识,至今中国没有能够各方面都拿得出手的有品牌影响力的红色影视剧企业。这些都降低了红色影视剧市场竞争力和域外传播能力。
三、红色影视剧域外传播的策略
保持红色文化核心价值的独立性,同时,寻求与其他文化价值观的契合点。红色文化的域外传播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基础和导向的,经济效益和商业娱乐都在其次,所以要保持红色文化价值的独立性。实际上,美国好莱坞影视剧在其他国家的传播也具有这样的特征。比如迪士尼动画《花木兰》,虽然故事选取的是中国,但木兰形象已经完全脱离了中国古代花木兰的原型,将其刻画成了一个为完成个人梦想而不断努力的形象,里边充斥着个人英雄主义和美国梦价值。保持自身文化价值的独立性是影视剧的跨文化传播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文化多样性的市场需求。但是,全球化也带来了文化大众化和娱乐化倾向,在保持自身文化价值的独立性的同时,也要寻求和其他文化的契合点,这样才能引起受众共鸣,激发受众的认同情感。如可以在人物形象设计中增加幽默元素,情节设计中加入自由、平等、真爱等人类共同追求的美好理想。所以在红色影视剧制作前,也要进行充分的海外市场调研,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爱好,带着传播核心价值的目的,但同时也进行有针对性地生产,做到目的明确,定位清晰。
构建红色影视剧文化产业化发展传播模式,通过国际合作带动域外传播。红色影视剧产业化的域外传播可以将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成功经验融合,并不断创新,形成中国特色,建立红色文化影视剧产业集群。首先,建立电影、电视剧摄制基地,和与之配套的影视乐园,集电影制作和电影旅游于一体。不但可以扩展产业链,同时扩大消费群,有利于红色影视剧的进一步市场推广。其次,培养和发掘红色影视剧的明星品牌。导演和明星的票房号召力已经得到业内外人士的一致认可,这是由影视剧的大众化娱乐属性决定的。在影视剧产品众多、信息巨大的情况下,影响消费者选择观看某一影视剧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是否有强大的明星阵容。红色影视剧因其反应中国近当代发展史,在某些方面不同于商业片,在邀请国内外明星加盟的同时,还需要挖掘培养专属的明星品牌。第三,设立与红色文化相关的世界级影视剧奖项,举办与红色文化相关的独立电影展览、国际化的电影节等,一方面能够宣传红色影视剧,同时能够吸引国际文化资源,培养国际视野,利用国际先进的影视剧技术和营销推广技术,促进红色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第四,重视红色影视剧衍生产品的开发和版权售卖。将红色影视剧中的形象、元素等用在玩具、服装、日常用品上,售卖红色影视剧衍生的录像带、DVD、画报等。这些都是拓展红色影视剧产业集群化的可行策略。
强化红色影视剧的中国元素和中国文化符号系统,同时巧妙糅合多重时尚元素,扩大受众群。影视剧不仅具有商品属性,还具有文化属性,影视剧的口碑和票房更多的依赖于消费者的体验,需要艺术性和文化独特性,这就要求影视剧将文化产品进行符号化生产。美国好莱坞在融入中国元素后获得的巨大成功,说明中国文化的不可抵挡的魅力和市场票房号召力。红色影视剧跨文化传播必然也要吸取以往全球影视剧成功经验,巧妙融合中国元素。但目前中外影视剧对中国文化的开发都处于初始阶段,还有很大的空间。在红色影视剧的设计制作中,应有意识的强化中国元素和中国文化符号,增加影视剧独特文化内涵,将商业性和观赏性结合,让其成为影片卖点,让观众在欣赏影视剧的时候,能够首先被文化符号吸引,进而思考符号背后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民族众多,文化多样而各有特色,这是我们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必须善加利用。《红河谷》中宁静含笑带泪唱的藏歌和那段悠扬的藏乐旋律,《黄河绝恋》里高亢、嘹亮的信天游和那个扯着嗓子唱信天游的三炮,都是多年来让人无法忘怀的片段。这些成功影视为我们提供了开发文化符号的宝贵经验。目前符号化的中国元素主要还是比较典型化的,如长城、中国式亭台楼阁、中国红、中国功夫等,还有大量未被开发领域,如中国美食、中国古琴等民族音乐、中国历代日常服饰、中国礼仪、中国丧葬习俗、中国信仰习俗、中国书法艺术、围棋、象棋艺术等,巨大的文化资源等着创新性开发和利用,必能为红色影视剧的域外传播带来新的思路。同时,红色影视剧域外传播是面向全球的文化输出,不仅要开发中国原素,也要巧妙糅合多重时尚元素,融合多种类型片的特点。如中国自古有尚武传统,习武不仅除暴安良,更为强身健体、以武会友,这是符合中西方的伦理认识,将中国的武术和符合西方价值的健身、交友结合,能争取更多的消费者,扩大红色文化的传播范围。
通过国际合作带动红色影视剧的域外传播。全球化浪潮影响下,为了保护本国影视传媒的利益,各国都制定了相应的“配额制度”,限制其他国家影视剧的进入。在这种政策壁垒的影响下,很多国家都有跨国合作的利益需求。如美国好莱坞就积极与其他国家合作拍片,通过国际合作模式“一方面可以保证来自于其他国家的利润、市场和投资”,“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掉‘配额制度的限制,增强其自身竞争力”。[5] (P. 48) 中国从入世以来,为影视剧的跨国合作提供了政策上的诸多保障,与其他地区、国家合作拍片越来越多,已经是常态化的策略。但是红色影视剧国际合作经验还非常有限。由于中国影视剧在制作技术和营销能力方面还不能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为适应域外传播的需要,国际合作不失为一个可行方式。国际合作中,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其他国家在创意、管理和发售方面的优势资源,另一方面也要善于学习借鉴他人的最新的创作理念、制作技术,最终建立独具中国特色的红色影视剧制作和发展模式。
总之,影视剧是红色文化域外传播的重要途径,通过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提高中国文化在全球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建立起中华民族和国家在世界上的全新形象。三亚也要利用好所具有的丰厚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积极开发有三亚地域特色的红色影视剧的域外传播,必将有利于建构和传播三亚区域形象和推动三亚发展。
参考文献:
[1]習近平.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N].人民日 报,2017-12-01.
[2]胡黎红、蔺晚茹.从“印度故事”看“中国故事”[J].当 代电影,2017,(1).
[3]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N].人民日 报,2017-01-18.
[4]Throsby Cavid D.Economics and Culture[M].UK: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5]杨柳.电影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研究[D].上海交通 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博士论文,2013.
[责任编辑:褚永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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