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选》李善注看《列子》并非伪书
摘 要：《列子》是先秦道家典籍，是列子门人记录列子思想的著作。该书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后人整理附益，增加了一些晚出的内容，因而导致部分学者怀疑《列子》是伪书，“伪书说”者多认为魏晋人作伪。從《文选》李善注引用《列子》条目来看，《列子》在两汉魏晋直至南朝宋齐梁期间一直流传有序，西汉、东汉、曹魏、西晋、东晋很多作家都曾引用过《列子》，其中尤以张衡、曹植、嵇康、左思、张协、潘岳、陆机引用次数较多。这些情况表明，从西汉到东晋《列子》一直流传有序，魏晋间有人作伪之说难以成立。《列子》既然不是伪书，其价值和地位也应该重新评价。
关键词：列子；《列子》；《文选》；李善注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10-0133-07
一、引言
列子，名御寇，战国初期郑国人，是先秦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生活在老子之后，庄子之前，是道家学派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列子》是先秦道家典籍，是列子门人记录列子思想的著作，对于我国古代哲学、文学、科技、宗教等具有重要影响。该书在后来的传抄过程中出现一些讹误①，在流传过程中，又经过后人的整理附益，增加了一些晚出的内容。这些因素导致后世学者对《列子》一书的真伪存在巨大争议。自中唐疑古思想的代表人物柳宗元对列子生活时代及《列子》一书提出质疑并认为其内容有后人增窜以来，其观点得到后世学者的呼应、继承、发扬甚至误读，学术界对《列子》真实性的怀疑有增无减，出现“后人荟萃说”②、“后人附益说”③、“魏晋人委托说”④等，甚至直接将其判定为“伪书”⑤。这种怀疑导致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对《列子》一书很少提及或避而不谈，不仅影响到对《列子》一书地位和价值的评估，也直接影响到对《列子》及列子思想的深入研究。
综合分析以上“伪书说”，虽皆云《列子》为后人附益的伪作，但对何人、何时作伪并没有达成共识，主要原因是其并没有坚不可摧的证据。正如管宗昌所言：“在态度上，许多伪书说论者存在先入为主的态度，即先认定《列子》为伪书，而后再搜罗‘证据支持其说，或直接没有任何证据和论证。伪书说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缺乏系统深入地论证和具体的论据，很多结论往往是感受性的或者是直接得出的。在方法上，伪书说往往存在越级思维、自相矛盾、偷换概念、循环论证等一系列问题。”⑥因此，破解《列子》的真伪问题这一学术公案，必须从新的视角寻找新的证据。
《文选》李善注发凡起例，开创了集部注释的典范。李善在注释《文选》时尽量注明典出、追溯典面来源、文句渊源，以便读者能够更深切地体味文学作品的内涵。李善注释《文选》时引用典故的体例是“诸引文证，皆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皆类此”⑦。李善注因其原原本本、引经据典逐条注释文本词汇或典故出处而著称于世，正因为这一注释特色，李善注中引用大量今日已经亡佚的书籍。也正因为如此，李善注成为后世辑佚之渊薮，我们借此可以了解很多亡佚典籍的大概状况，也可以知晓某些典籍的流传状况。因此，我们可以从《文选》李善注引用《列子》情况来分析《列子》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流传情况，从而说明《列子》在这期间并未亡佚，而是流传有序，很多人曾见到并阅读、引用过《列子》，由此证实《列子》并非伪书。
二、《文选》李善注引用《列子》情况统计
因为《文选》编选的是周、秦、汉、魏、晋、宋、齐、梁八代的文学作品，属于选编，历代作者分布比较均匀，符合抽样调查样品的标准。笔者通过对《文选》李善注引《列子》条目逐条统计，发现其中引用《列子》内容注释作品处共有182条，另外，引用《列子》张湛注12条。再统计作者的朝代分布可知，除了其中选取周、秦人作品比较少，没有发现注引《列子》的情况，从西汉至南朝梁代共计58人次作品中有引用《列子》之处，平均每人引用《列子》3.13次。
为了方便大家了解李善注所引《列子》在各个朝代作家作品的分布情况，我们分别列出各个时期的引用人数和次数。为了细化分别，汉代分为西汉和东汉，晋代分为西晋和东晋，共计8个时期。其中所统计皆为李善注引《列子》处，不包含引张湛注之条目。西汉到梁8个时期《文选》李善注引用《列子》的具体情况如下。
西汉6人引用13次，平均每人引用2.2次，分别是：贾谊2条，东方朔1条，西汉司马迁1条，枚乘3条，王褒3条，扬雄3条。
东汉7人引用21次，平均每人引用3次，分别是：傅毅2条，班固3条，张衡6条，马融2条，王延寿3条，蔡邕1条，古诗十九首3条。
三国魏8人引用31次，平均每人引用3.9次，分别是：陈琳1条，阮瑀1条，应璩3条，曹植14条，何晏1条，李康1条，阮籍1条，嵇康9条。
西晋18人引用66次，平均每人引用3.7次，分别是：向秀1条，左思10条，张协8条，孙楚1条，羊祜1条，成公绥1条，张华2条，何劭1条，赵至1条，枣据1条，潘岳10条，陆机18条，陆云1条，司马彪1条，木华2条，刘琨1条，卢谌4条，王康琚2条。
东晋4人引用9次，平均每人引用2.3次，分别是：郭璞4条，袁宏2条，孙绰2条，陶渊明1条。
南朝宋6人引用24次，平均每人引用4次，分别是：谢瞻1条，谢灵运8条，鲍照4条，颜延年8条，袁淑1条，王僧达2条。
南朝齐3人引用5次，平均每人引用1.7条，分别是：王融1条，王俭1条，谢朓3条。
南朝梁6人引用13次，平均每人引用2.2条，分别是：王简栖2条，任昉1条，江淹3条，沈约5条，陆倕1条，刘峻1条。
因为《文选》为选集，此属抽样调查，但每个朝代平均引用数都在2—4之间，符合平均分布的规律。因此，从西汉到南朝梁代，至少有58位作家的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引用过《列子》，这充分说明《列子》在西汉到魏晋直至南朝梁代是流传有序的。换句话说，从西汉贾谊、东方朔、司马迁到东汉的班固、张衡、马融、蔡邕，再到魏陈琳、阮瑀、曹植、阮籍、嵇康，再到西晋的向秀、左思、张协、张华、潘岳、陆机、陆云，以至东晋的郭璞、袁宏、孙绰、陶渊明，还有南朝的谢灵运、鲍照、王融、谢朓、江淹、沈约等，都曾阅读学习和引用过《列子》。
三、《文选》李善注引《列子》条目分析
因为持《列子》伪书说者认定作伪者最晚系东晋人，下面我们用《文选》李善注引《列子》的具体条目来说明《列子》在西汉到南朝宋时期被引用的情况，以表明《列子》从西汉到东晋这一时期《列子》的实际接受状况，从而证明《列子》在这一时期没有作伪的条件。因为引用条目过多，我们仅摘取其中有代表性的来说明问题。
1.西汉时期贾谊、司马迁、扬雄等人皆引用过《列子》
《文选》卷十三贾谊《鵩鸟赋》“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此处引文仅见于《列子·周穆王第三》。贾谊灵活化用了《列子》中的“千变万化，不可穷极”之句，故李善注此出处，此语未见诸其他任何贾谊之前的典籍，仅见于《列子》。
《文选》卷六十贾谊《吊屈原文》“侧闻屈原兮，自沈汨罗”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吾侧闻之。”此处引文仅见于《列子·天瑞第一》。李善注说明贾谊的“侧闻”一词最早见于《列子》，也就是交代“侧闻”一词的来源。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亦有“仆虽疲驽，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我们可以认为，司马迁“侧闻”一词或出于贾谊，或出于《列子》，但这个词语最早出于《列子》当无疑问。這两条贾谊的引文足以说明，汉初的贾谊曾经见到并阅读过《列子》中的《天瑞》《周穆王》两篇，也符合刘向《列子叙录》述及的《列子》在汉代的流传状况，即或有“三篇”，或有“四篇”，或有“六篇”，或有“二篇”。且疑《列子》伪书者，多认为《列子·周穆王第三》或因为晋代汲冢竹书《穆天子传》出土后有人窃其内容置入《列子》。今从李善注可知西汉初贾谊即已见到并阅读过《周穆王篇》，则此推测不能成立。
《文选》卷七扬雄《子虚赋》“被阿緆”下，李善注曰：“《列子》曰：郑卫之处子，衣阿緆。”此条引文仅见于《列子·周穆王第三》。扬雄此处化用《列子》之文，只是改易“衣”为“被”，意思相同。扬雄与刘向父子同时，也曾在天禄阁校书，他可以见到、阅读刘向所见《列子》，并且在作品中引用其内容。
2.东汉时期傅毅、班固、张衡、王延寿、蔡邕等人皆引用过《列子》
《文选》卷十七东汉傅毅《舞赋》“在山峩峩，在水汤汤”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峩峩乎若太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汤汤然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此条引文见于《列子·汤问第五》。《吕氏春秋·本味》《说苑·尊贤》《韩诗外传》卷九亦有伯牙鼓琴的记载，但三书中“峩峩”皆作“巍巍”，《本味》《尊贤》中“汤汤”相同，《韩诗外传》中“汤汤”作“洋洋”。李善注引《列子》而不引其他三书，是为了表明其文出自《列子》。另李善注引《列子》“汤汤”，今传本作“洋洋”，可知今传本《列子》文字在传写中有改动。
《文选》卷一东汉班固《西都赋》“滥瀛洲与方壶，蓬莱起乎中央”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渤海之中有大壑，其中有山，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州，五曰蓬莱。”此条引文见于《列子·汤问第五》。《史记》《山海经》等仅言及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传说有神仙，但班固这里说到“方壶”，这和《列子》中说到的五神山相合，所以李善引《列子》来注其出处，足以说明班固采用的是《列子》的说法。不然，班固文中当依《史记》作“方丈”。又“采游童之欢谣，第从臣之嘉颂”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昔尧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欤，乱欤。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条引文仅见于《列子·仲尼第四》，他书所引皆云见于《列子》。班固“采游童之欢谣，第从臣之嘉颂”属于使用《列子》中的典故，故李善注引《列子》点明其事典出处。班固既然文中屡次引及《列子》，则班固亦见过《列子》，且所见很可能是刘向所整理过的《列子》。
《文选》卷二张衡《西京赋》“翡翠火齐，络以美玉”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穆王为中天之台，络以珠玉。”此条引文仅见于《列子·周穆王第三》。此句乃张衡化用《列子》“络以珠玉”句式，而改“珠”为“美”，其句式文意皆相同，故李善注引《列子》此句以点明张衡此句所出。又《西京赋》“蒲且子余发，弋高鸿”句，李善注曰：“《列子》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纤缴，乘风而振之，连双鸧于青云也。”
此条引文见于《列子·汤问第五》，亦见于《淮南子·览冥训》，作“蒲且子之连鸟于百仞之上”。我们再联系《文选》卷四张衡《南都赋》“仰落双鸧”句下李善注：“《列子》曰：蒲且子连双鸧于青云之上。”由此可以明确为什么李善注引《列子》而不是《淮南子》，因为《列子·汤问第五》作“连双鸧于青云”，与张衡文本“仰落双鸧”最为契合。也就是说，张衡文本的出处是《列子》，而非《淮南子》。《文选》卷十五张衡《归田赋》“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沈之魦鰡”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詹何以独茧为纶，芒针为钩，引盈车之鱼于百仞之渊。楚王问其故，詹何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纤缴，连双鸧于青云之际，臣因学钓，五年，始尽其道。”这条引文也出自《汤问第五》。由此可见，东汉的张衡多次引用《列子》之文，他应该见到并阅读过《列子》。
《文选》卷十一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千变万化，事各缪形”句下，李善注曰：
“《列子》曰：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此条引文见于《周穆王第三》，前此贾谊已化用过，此处王延寿又使用其“千变万化”一词，李善交代其原始出处。当然也有可能王延寿是引用贾谊的，但贾谊确实使用过《列子》。又“贤愚成败，靡不载叙”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但伏羲以来，贤愚好丑，成败是非，无不消灭也。”此条引文仅见于《列子·杨朱第七》。李善注点出王延寿之“贤愚成败”出处，王延寿化用《列子》的用语。可见，王延寿是见到并阅读过《列子》的。
《文选》卷五十八蔡邕《陈太丘碑文》“先生曰：绝望已久，饰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林类曰：‘吾老无妻子，死期将至。”此条引文仅见于《列子·天瑞第一》。李善注引用《列子》点出该文中“待期”之“期”即为“死期”。此条如果是陈寔的原话，则陈寔见过《列子》；如果是蔡邕在撰写碑文中替陈寔文言，则蔡邕见到并阅读过《列子》。史载蔡邕精通音律，才华横溢，曾参与熹平石经的书丹校勘，平生集书至万余卷，则其藏书中有《列子》不足为奇。
3.汉末到三国时期魏人陈琳、阮瑀、曹植、何晏、阮籍、嵇康等人曾多次引用《列子》
《文选》卷四十一陈琳《为曹洪与文帝书》“夫騄骥垂耳于垧牧，鸿雀戢翼于污池”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杨朱谓梁王曰：鸿鴈高飞，不集污池。”此条引文仅见于《列子·杨朱第七》。陈琳此处化用《列子》“鸿鴈高飞不集污池”为“鸿雀戢翼于污池”，表明陈琳也见到并阅读过《列子》。
《文选》卷四十二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荆土本非己分，我尽与君，冀取其余，非相侵肌肤，有所割损也”句下，李善注曰：“《列子》：孟孙阳谓禽子曰：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此条引文仅见于《列子·杨朱第七》。阮瑀文中使用了《列子》中“侵若肌肤”的典故，李善注点明其词语出处，则阮瑀应见到并阅读过《列子》。
《文选》卷二十七曹植《箜篌引》“久要不可忘，薄终义所尤”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或厚之于始，或薄之于终。”此条引文仅见于《列子·力命第六》。曹植诗歌化用《列子》之文。《文选》卷三十四曹植《七启》“南威为之解颜，西施为之巧笑”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列子师老商氏，五年之后，夫子始一解颜而笑。”此条既见于《列子·黄帝第二》，又见于《列子·仲尼第四》，其他书则未见。李善注引此条以解曹植“解颜”之出处，说明曹植“解颜”一词本于《列子》。又《七启》“长裾随风，悲歌入云”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薛谈学讴于秦青，辞归，青饯于郊，抚节悲歌，响遏行云。”此条见于《列子·汤问第五》。李善注点出曹植“悲歌入云”出自《列子》“抚节悲歌，响遏行云”。《淮南子·泛论训》虽提及“秦青”，但仅作“及至韩娥秦青薛谈之讴，侯同曼声之歌，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则莫不比于律而和于人心”，明显不是曹植此语之出典。由此可知，曹植文字乃化用《列子》，而非《淮南子》。
《文选》卷十一何晏《景福殿赋》“物无难而不知，乃与造化乎比隆”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穆王见偃师，叹曰：人之巧乃与造化同功。”此条引文仅见于《列子·汤问第五》。李善注点明何晏“乃与造化乎比隆”化用自《列子》“人之巧乃与造化同功”。
《文选》卷四十阮籍《奏记诣蒋公》“负薪疲病，足力不强”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非足力之所及也。”此条引文仅见于《列子·黄帝第二》。李善注点明阮籍文中“足力”一词乃出自《列子》，可知阮籍曾见到并阅读过《列子》。
《文选》卷十八嵇康《琴赋》屡次用到《列子》典故。如其“状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汤汤伤，郁兮峩峩”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已见上文。”此处引文已见上文东汉傅毅《舞赋》所引。嵇康此处文中作“峩峩”，明其与傅毅文同用《列子·汤问第五》典故，而非《吕氏春秋》《说苑》或《韩诗外传》，其说同上。又“歌曰：陵扶摇兮憩瀛洲，要列子兮为好仇”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渤海之中有山曰瀛洲。刘向《上列子表》曰：列子者，郑人，与郑缪公同时。《汉书》曰：列子，名御寇，先庄子，庄子称之。”此处引文见《列子·汤问第五》。嵇康文中提及瀛洲，或有人怀疑《史记》等也有瀛洲的记载，但其接着说“要列子兮为好仇”，也就是说要和列子一起扶摇而上瀛洲等海中神山，则其所引出自《列子》无疑。又“不能自禁……抃舞踊溢”句下，李善注曰：“善曰：《列子》曰：喜跃抃舞，不能自禁。”此条引文仅见于《列子·汤问第五》。李善注点出其中“不能自禁”“抃舞”的出处皆为《列子》。
又卷四十三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文末有“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献之至尊，虽有区区之意，亦已疏矣”，李善注曰：“《列子》曰：宋国有田父，常衣缊黂，至春，自暴于日，当尔时不知有广夏隩室、绵纩狐貉，顾谓其妻曰：负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赏也。其室告之：昔人有甘戎菽、甘枲茎与芹子，对乡豪称之，乡豪取尝之，蜇于口，躁于腹，众哂之。”此条引文仅见于《列子·杨朱第七》，李善注系节引。《艺文类聚》卷三及《太平御览》卷十九、二十七、四百九十一并引《博物志》，《太平御览》卷三引《列子》皆有此文，但比李善注引更为节略。《博物志》为张华在晋武帝时期所编，则其所引之来源应该与嵇康同源，但嵇康早于张华，因此嵇康文中所引不是出自张华《博物志》。张华在魏末曾受阮籍称誉，博览群书，曾任著作郎，其所编《博物志》收录有“两小儿辩日”的故事，称“亦出《列子》”，则张华亦曾见《列子》之书。要之，嵇康此处所引乃《列子》中故事，用成典故，后世常称“芹献”典故者即出于此。综上而言，嵇康曾见到并熟读《列子》可无疑问。
4.西晋时期的成公绥、潘岳、陆机、陆云、刘琨、王康琚皆引用过《列子》
《文选》卷十八成公绥《啸赋》“发徵则隆冬熙蒸，骋羽则严霜夏凋，动商则秋霖春降，奏角则谷风鸣条”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郑师文学琴于师襄，师襄曰：子之琴何如？师文曰：请尝试之。于是当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吕，凉风总至，草木成实。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夹锺，温风徐回，草木发荣。当夏而叩羽弦，以召黄锺，霜雪交下，川池暴冱。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宾，阳光炽烈，坚冰立散。师襄曰：虽师旷之清角，邹衍之吹律，无以加之。张湛曰：商，金音，属秋。南吕，八月律。角，木音，属春。夹锺，二月律。羽，水音，属冬。黄锺，十一月律。徵，火音，属夏。蕤宾，五月律。”此引文仅见于《列子·汤问第五》。李善注引《列子》正点明了成公绥此处所用之典故，说明成公绥应该见到并阅读过《列子》。
《文选》卷七潘岳《籍田》“而观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讴吟乎圣世”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一里老幼，喜跃抃儛。”此条引文出自《列子·汤问第五》，嵇康条已经说明。《文选》卷九潘岳《射雉赋》“昔贾氏之如皋，始解颜于一箭”句下，李善注曰：“《左氏传》曰：昔贾大夫恶，取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始言。《列子》曰：列子师老商氏，五年之后，夫子始一解颜而笑也。”此条引文见于《黄帝第二》，李善在曹植条中已经说明。《文选》卷十潘岳《西征賦》“虽勉励于延吴，实潜恸乎余慈”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魏有东门吴者，子死而不忧。其相室曰：公之爱子也，天下无有，子死而不忧者，何也？东门吴曰：尝无子，无子之时不忧。今子死，乃与向无子时同，吾奚忧也？《战国策》以吴为吾。”此条引文见于《列子·力命第六》。《战国策·秦策》亦有此故事。然据李善注可知，《战国策》作“东门吾”，而潘岳作引作“吴”，同时《文选》卷二十三潘岳《悼亡诗》“上惭东门吴，下愧蒙庄子”下，李善注亦曰：“《列子》曰：魏有东门吴者，子死而不忧。”由此可见，潘岳文应出自《列子》。《文选》卷十八潘岳《笙赋》“乐声发而尽室欢，悲音奏而列坐泣”句下，李善注曰：“《列子》：秦青曰：昔韩娥为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复为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喜跃抃舞，不能自禁。”此条引文见于《列子·汤问第五》。李善注点明潘岳文中典故出自《列子》。《文选》卷二十三潘岳《悼亡诗》“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寒暑易节。”此条引文出自《列子·汤问第五》愚公移山故事，此事仅见于此。从以上列举情况可知，潘岳应见到并阅读过《列子》。
《文选》卷二十八陆机《短歌行》“置酒高堂，悲歌臨觞。人寿几何？逝如朝霜”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秦青抚节悲歌。”又“哀音绕栋宇，遗响入云汉”句下，李善注曰：“《列子》：秦青曰：昔韩娥东之齐，鬻歌假食，既去，而余响绕梁，三日不绝。又曰：薛谈学讴于秦青，辞归，青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震林木，响遏行云。”这两条皆出自《列子·汤问第五》，曹植条已说明。李善注引《列子》分别注其“悲歌”“哀音绕栋宇”“遗响入云汉”典故出处。
《文选》卷二十五陆云《为顾彦先赠妇》“华容溢藻幄，哀响入云汉”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薛谈学讴于秦青，辞归，青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震林木，响遏行云。”此条亦出自《列子·汤问第五》。李善注表明陆机、陆云兄弟所本皆《列子》。
《文选》卷二十五刘琨《赠卢谌》“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所由而至”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身非爱之所能厚，身亦非轻之所能薄。爱之或不厚，轻之或不薄，此似反也。自厚自薄，或爱之而厚，或轻之而薄，此似非顺也。亦自厚自薄，信命者亡寿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顺，信性者亡安危，则谓都亡所信，亡不信。真矣悫矣，奚去奚就，奚哀奚乐之谓也。”此条引文仅见于《列子·杨朱第七》。李善注点明刘琨此文化用自《列子》。
《文选》卷二十二王康琚《反招隐》“推分得天和，矫性失至理”句下，李善注曰：“刘向《列子目录》曰：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列子》：公孙朝曰：矫性命以招名，弗若死矣。又曰：均，天下之至理。”此处所引之文分别出自《列子》中的《杨朱第七》和《汤问第五》。李善注点明王康琚此两句中，一句化用自刘向《列子叙录》对《列子》的评论，另一句化用自《列子》，说明王康琚曾见到并阅读过《列子》。
5.东晋时期郭璞等人也曾引用过《列子》
《文选》卷十二郭璞《江赋》“或渔或商”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中国之人，或农或商，或佃或渔。”此条引文仅见于《列子·汤问第五》。李善注点明郭璞此句“或渔或商”正化用自《列子》“或农或商，或佃或渔”。又《文选》卷二十一郭璞《游仙诗》“姮娥扬妙音，洪崖颔其颐”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颔其颐，则歌合律。”此条引文亦见于《汤问第五》。由上可知，郭璞曾见到并阅读过《列子》。
以上所列举的仅仅是其出处在他书中无而仅见于《列子》者，其他内容为他书所共有者这里不再一一列出。即便如此，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列子》在西汉至魏晋时期一直流传有序。东晋的袁宏、孙绰，晋宋之际的陶渊明，南朝宋代谢瞻、谢灵运、鲍照、颜延之、袁淑、王僧达，南朝齐代王融、王俭、谢朓，南朝梁代王简栖、任昉、江淹、沈约、陆倕、刘孝标等亦曾引用《列子》，但因其时代晚于《列子》伪作论者所推测的作伪时期，故不赘述。
以上《文选》中所收西汉、东汉、魏、西晋、东晋作家作品中李善注引用《列子》情况可以说明，《列子》一书在这期间流传有序，不同时代的很多作家都曾阅读过《列子》，并且经常使用其中典故。其中，尤其以东汉张衡，三国魏曹植、嵇康，西晋左思、张协、潘岳、陆机引用次数较多，分别引用达6、14、9、10、8、10、18次之多。由此足以说明《列子》在西汉末年经刘向校勘整理之后，一直在社会上流传，不少人见到并阅读、使用之，则《列子》在魏晋间有人作伪之说难以成立。
四、对《列子》一书的再认识
中国古代典籍的成书与学术传承有其独特规律。余嘉锡先生认为：“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惟师师相传，知其学出于某氏，遂书以题之，其或时代过久，或学未名家，则传者失其姓名矣。即其称为某氏者，或出自其人手著，或门弟子始著竹帛，或后师有所附益，但能不失家法，即为某氏之学。古人以学术为公，初非以此争名，故于撰著之人，不加别白也。”⑧这是在对我国古代的书籍署名以及成书特征深刻认识基础上得出的客观结论，对古代学术书籍具有比较普遍的适用性。《列子》一书应该也适用这种结论。
因此，《列子》极有可能不是列子本人所著，而是其弟子门人记录的结果；《列子》中所表现的思想可以视为列子思想，也可以说是列子学派的学术思想。张湛在《列子》第一篇《天瑞第一》开篇“子列子居郑圃”下注曰：“载子于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记故也。”⑨正因为如此，“子列子”的称呼几乎贯穿全书，尤其是《天瑞第一》《周穆王第三》《仲尼第四》《说符第八》中提到列子时几乎都称“子列子”，《黄帝第二》中称“列子”或“子列子”，《汤问第五》《力命第六》《杨朱第七》中没有涉及列子。
导致《列子》被怀疑为伪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列子》中有很多与《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新论》等相似的材料。其实，出现这种现象不一定就是《列子》抄袭其他书，也有可能它们有共同的来源，更何况，《列子》中尚有许多内容仅见于该书而不见诸其他书。以《吕氏春秋》《淮南子》而论，它们成于众人之手，难免有列子后学参与其中并使用《列子》中的内容。《淮南子》取材的先秦古书“以子书来说，有《老子》《列子》《庄子》《公孙尼子》《子思子》《荀子》《管子》《晏子春秋》《孙子》《墨子》《邓析子》《尸子》《邹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其中也包括《文子》在内，此外，还有一些不知道出于何书的古代资料”⑩，《淮南子》引用这么多书籍，又多未标明出处，其中取自《庄子》和《吕氏春秋》的最多。汉代的《说苑》《新论》等多取自先秦资料，其中有与《列子》相同之处，这说明《列子》资料之可靠，我们不能先入为主认为是《列子》抄袭。再以《列子·周穆王篇》与《穆天子传》相比较，后者属晋太康中出土文献，怀疑论者以为前者抄录自后者，但由上文李善注引《列子》情况可知，《列子·周穆王篇》在两汉之间常有人引用，或使用其中事典，或使用其语典，则《列子·周穆王篇》不是抄录西晋出土文献当明白无疑。
需要注意的是，在印刷术普及之前，书籍传播主要靠传抄。刘向在《叙录》中说道：“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由此可见，《列子》传世之本并非唯一，所存篇数亦不一。即便经过刘向的校雠，社会上流传的版本亦不见得都是其所校雠八篇本；即使家家所存之本皆其八篇本，在漫长的流传岁月中亦难免缺脱损坏。东晋张湛重新缀辑成八篇的过程中，有讹脱衍倒也是在所难免的。这样作为新注本的《列子》有可能因为残损而需要补全文意，从而出现汉代或魏晋时期的个别词语。但这不影响该书的绝大部分内容仍是原本《列子》，也即刘向校定的八篇本。
五、結语
综合而论，论《列子》及《列子叙录》为伪书者并无真凭实据，今传张湛所注《列子》应为刘向所校八篇本，其中极个别字句有因残损、蠹坏而改变者，这种现象在各先秦古书中皆有，不足为伪书之证。我们从《文选》李善注引用《列子》条目可以看出《列子》在两汉魏晋直至南朝宋齐梁时期的流传情况，从而说明《列子》在这个期间流传有序，很多人都曾见到并阅读、引用过《列子》，其间不容有人作伪。
当前，“经过学术界的深入系统的探讨，除极少数学者仍继续坚持《列子》伪书论，‘先秦旧籍，非六朝人伪撰，‘《列子》基本上是一部先秦道家典籍，基本保存了列子及其后学的思想，乃至‘《列子》是一部真正的先秦典籍等观点逐渐为当今学术界广泛接受，与此同时，《列子》对于古代哲学、历史、文化、军事、科技等的学术价值也在新的学术背景下不断得到彰显”B11。《列子》既然并非伪书，其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也应该重新评价。我们应该加强对《列子》的研究，还原其在中国文化史上应有的地位。注释
①比较典型的错误是，柳宗元所见《列子叙录》本中，将“郑繻公”之“繻”误作“缪”，这导致柳宗元对《列子》一书的质疑。他在《辨列子》中说：“刘向古称博极群书，然其录《列子》，独曰郑穆公时人。穆公在孔子前几百岁，《列子》书言郑国，皆云子产、邓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107页。）早于柳宗元的唐初成玄英在其《庄子疏》中注引有列子身世，其《庄子·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泠泠然善也”下疏曰：“姓列，名御寇，郑人也。与郑繻公同时，师于壶丘子林，著书八卷。”（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第19页。）由此可知，唐初尚有正确的《列子叙录》传世，成玄英尚及见之，柳宗元所见本及今传本《列子叙录》中有错误，其误主要在于将“郑繻公”之“繻”误作“缪”。
②南宋著名学者高似孙提出了《列子》系后人荟萃而成的说法，这一说法在后代得到不少人的响应，发展出不同的假说。明代宋濂《诸子辩》中断言《列子》一书非列子自著，必后人荟萃而成。
③南宋学者叶大庆《考古质疑》认为张湛所言《列子》有后人增益是实，《列子》书中所记公孙龙、宋康王等列子身后事乃后人增益。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中认为战国时有《列子》书，但所存无多，余多后人附益。
④清代学者在姚际恒的“后人附益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出现“魏晋人伪托说”。如顾实《重考古今伪书考》认为《列子》是东晋张湛依托；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认为《列子》是晋人依托；清代吴德旋《辨列子》认为世所传《列子》书多有汉魏后人加之者；俞正燮《癸巳存稿》认为《列子》乃晋人王浮、葛洪以后之书。
⑤如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认为是张湛依据《汉志》假造八篇，并载刘向一序；马叙伦《列子伪书考》中举20个例子证明其书必出伪造，叙录亦伪作；吕思勉《列子题解》以为向序、张序都是张湛伪造。
⑥管宗昌：《〈列子〉伪书说述评》，《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5期。
⑦俞绍初、刘群栋、王翠红：《新校订六家注文选》，郑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页。文中所引李善注内容皆出自此书，不再一一出注。
⑧余嘉锡：《古书通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1页。
⑨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第1页。
⑩江世荣：《先秦道家言论集〈老子〉古注之一〈文子〉述略》，《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第250—251页。
B11周书灿：《再论中国古典学重建问题——以列子时代考订与〈列子〉八篇真伪之辨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
责任编辑：行 健
Li shan′s Annotation on Wen Xuan Can Prove That Lie Zi Is Not a Fake Book
Liu Qundong
Abstract：Lie Zi is a book of Taoist classics in pre-Qin period， and is written by the disciples of Lie Zi. In the course of its spread， Lie Zi has been sorted out by later generations， and added some late-coming contents， which led some scholars to suspect that Lie Zi was a fake book， and they believed that the people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forged the book. From the contents of Li Shan′s annotation of Lie Zi in Wen Xuan， Lie Zi has been circulating orderly orderly from Han， Wei， Jin Dynasties to Song， Qi and Liang Dynasties. Many writers in Western Han， Eastern Han， Cao Wei， Western Jin and Eastern Jin Dynasties have quoted Lie Zi， and especially Zhang Heng， Cao Zhi and Jikang， Zuo Si， Zhang Xie， Pan Yue and Lu Ji. These facts show that Lie Zi have been circulating orderly from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falsification betwee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Since Lie Zi is not a fake book， its value and status should be reassessed.
Key words：Lie Zi； Lie Zi； Wen Xuan； Li shan′s annotation on Wen Xuan
关键词：列子；《列子》；《文选》；李善注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10-0133-07
一、引言
列子，名御寇，战国初期郑国人，是先秦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生活在老子之后，庄子之前，是道家学派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列子》是先秦道家典籍，是列子门人记录列子思想的著作，对于我国古代哲学、文学、科技、宗教等具有重要影响。该书在后来的传抄过程中出现一些讹误①，在流传过程中，又经过后人的整理附益，增加了一些晚出的内容。这些因素导致后世学者对《列子》一书的真伪存在巨大争议。自中唐疑古思想的代表人物柳宗元对列子生活时代及《列子》一书提出质疑并认为其内容有后人增窜以来，其观点得到后世学者的呼应、继承、发扬甚至误读，学术界对《列子》真实性的怀疑有增无减，出现“后人荟萃说”②、“后人附益说”③、“魏晋人委托说”④等，甚至直接将其判定为“伪书”⑤。这种怀疑导致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对《列子》一书很少提及或避而不谈，不仅影响到对《列子》一书地位和价值的评估，也直接影响到对《列子》及列子思想的深入研究。
综合分析以上“伪书说”，虽皆云《列子》为后人附益的伪作，但对何人、何时作伪并没有达成共识，主要原因是其并没有坚不可摧的证据。正如管宗昌所言：“在态度上，许多伪书说论者存在先入为主的态度，即先认定《列子》为伪书，而后再搜罗‘证据支持其说，或直接没有任何证据和论证。伪书说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缺乏系统深入地论证和具体的论据，很多结论往往是感受性的或者是直接得出的。在方法上，伪书说往往存在越级思维、自相矛盾、偷换概念、循环论证等一系列问题。”⑥因此，破解《列子》的真伪问题这一学术公案，必须从新的视角寻找新的证据。
《文选》李善注发凡起例，开创了集部注释的典范。李善在注释《文选》时尽量注明典出、追溯典面来源、文句渊源，以便读者能够更深切地体味文学作品的内涵。李善注释《文选》时引用典故的体例是“诸引文证，皆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皆类此”⑦。李善注因其原原本本、引经据典逐条注释文本词汇或典故出处而著称于世，正因为这一注释特色，李善注中引用大量今日已经亡佚的书籍。也正因为如此，李善注成为后世辑佚之渊薮，我们借此可以了解很多亡佚典籍的大概状况，也可以知晓某些典籍的流传状况。因此，我们可以从《文选》李善注引用《列子》情况来分析《列子》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流传情况，从而说明《列子》在这期间并未亡佚，而是流传有序，很多人曾见到并阅读、引用过《列子》，由此证实《列子》并非伪书。
二、《文选》李善注引用《列子》情况统计
因为《文选》编选的是周、秦、汉、魏、晋、宋、齐、梁八代的文学作品，属于选编，历代作者分布比较均匀，符合抽样调查样品的标准。笔者通过对《文选》李善注引《列子》条目逐条统计，发现其中引用《列子》内容注释作品处共有182条，另外，引用《列子》张湛注12条。再统计作者的朝代分布可知，除了其中选取周、秦人作品比较少，没有发现注引《列子》的情况，从西汉至南朝梁代共计58人次作品中有引用《列子》之处，平均每人引用《列子》3.13次。
为了方便大家了解李善注所引《列子》在各个朝代作家作品的分布情况，我们分别列出各个时期的引用人数和次数。为了细化分别，汉代分为西汉和东汉，晋代分为西晋和东晋，共计8个时期。其中所统计皆为李善注引《列子》处，不包含引张湛注之条目。西汉到梁8个时期《文选》李善注引用《列子》的具体情况如下。
西汉6人引用13次，平均每人引用2.2次，分别是：贾谊2条，东方朔1条，西汉司马迁1条，枚乘3条，王褒3条，扬雄3条。
东汉7人引用21次，平均每人引用3次，分别是：傅毅2条，班固3条，张衡6条，马融2条，王延寿3条，蔡邕1条，古诗十九首3条。
三国魏8人引用31次，平均每人引用3.9次，分别是：陈琳1条，阮瑀1条，应璩3条，曹植14条，何晏1条，李康1条，阮籍1条，嵇康9条。
西晋18人引用66次，平均每人引用3.7次，分别是：向秀1条，左思10条，张协8条，孙楚1条，羊祜1条，成公绥1条，张华2条，何劭1条，赵至1条，枣据1条，潘岳10条，陆机18条，陆云1条，司马彪1条，木华2条，刘琨1条，卢谌4条，王康琚2条。
东晋4人引用9次，平均每人引用2.3次，分别是：郭璞4条，袁宏2条，孙绰2条，陶渊明1条。
南朝宋6人引用24次，平均每人引用4次，分别是：谢瞻1条，谢灵运8条，鲍照4条，颜延年8条，袁淑1条，王僧达2条。
南朝齐3人引用5次，平均每人引用1.7条，分别是：王融1条，王俭1条，谢朓3条。
南朝梁6人引用13次，平均每人引用2.2条，分别是：王简栖2条，任昉1条，江淹3条，沈约5条，陆倕1条，刘峻1条。
因为《文选》为选集，此属抽样调查，但每个朝代平均引用数都在2—4之间，符合平均分布的规律。因此，从西汉到南朝梁代，至少有58位作家的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引用过《列子》，这充分说明《列子》在西汉到魏晋直至南朝梁代是流传有序的。换句话说，从西汉贾谊、东方朔、司马迁到东汉的班固、张衡、马融、蔡邕，再到魏陈琳、阮瑀、曹植、阮籍、嵇康，再到西晋的向秀、左思、张协、张华、潘岳、陆机、陆云，以至东晋的郭璞、袁宏、孙绰、陶渊明，还有南朝的谢灵运、鲍照、王融、谢朓、江淹、沈约等，都曾阅读学习和引用过《列子》。
三、《文选》李善注引《列子》条目分析
因为持《列子》伪书说者认定作伪者最晚系东晋人，下面我们用《文选》李善注引《列子》的具体条目来说明《列子》在西汉到南朝宋时期被引用的情况，以表明《列子》从西汉到东晋这一时期《列子》的实际接受状况，从而证明《列子》在这一时期没有作伪的条件。因为引用条目过多，我们仅摘取其中有代表性的来说明问题。
1.西汉时期贾谊、司马迁、扬雄等人皆引用过《列子》
《文选》卷十三贾谊《鵩鸟赋》“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此处引文仅见于《列子·周穆王第三》。贾谊灵活化用了《列子》中的“千变万化，不可穷极”之句，故李善注此出处，此语未见诸其他任何贾谊之前的典籍，仅见于《列子》。
《文选》卷六十贾谊《吊屈原文》“侧闻屈原兮，自沈汨罗”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吾侧闻之。”此处引文仅见于《列子·天瑞第一》。李善注说明贾谊的“侧闻”一词最早见于《列子》，也就是交代“侧闻”一词的来源。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亦有“仆虽疲驽，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我们可以认为，司马迁“侧闻”一词或出于贾谊，或出于《列子》，但这个词语最早出于《列子》当无疑问。這两条贾谊的引文足以说明，汉初的贾谊曾经见到并阅读过《列子》中的《天瑞》《周穆王》两篇，也符合刘向《列子叙录》述及的《列子》在汉代的流传状况，即或有“三篇”，或有“四篇”，或有“六篇”，或有“二篇”。且疑《列子》伪书者，多认为《列子·周穆王第三》或因为晋代汲冢竹书《穆天子传》出土后有人窃其内容置入《列子》。今从李善注可知西汉初贾谊即已见到并阅读过《周穆王篇》，则此推测不能成立。
《文选》卷七扬雄《子虚赋》“被阿緆”下，李善注曰：“《列子》曰：郑卫之处子，衣阿緆。”此条引文仅见于《列子·周穆王第三》。扬雄此处化用《列子》之文，只是改易“衣”为“被”，意思相同。扬雄与刘向父子同时，也曾在天禄阁校书，他可以见到、阅读刘向所见《列子》，并且在作品中引用其内容。
2.东汉时期傅毅、班固、张衡、王延寿、蔡邕等人皆引用过《列子》
《文选》卷十七东汉傅毅《舞赋》“在山峩峩，在水汤汤”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峩峩乎若太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汤汤然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此条引文见于《列子·汤问第五》。《吕氏春秋·本味》《说苑·尊贤》《韩诗外传》卷九亦有伯牙鼓琴的记载，但三书中“峩峩”皆作“巍巍”，《本味》《尊贤》中“汤汤”相同，《韩诗外传》中“汤汤”作“洋洋”。李善注引《列子》而不引其他三书，是为了表明其文出自《列子》。另李善注引《列子》“汤汤”，今传本作“洋洋”，可知今传本《列子》文字在传写中有改动。
《文选》卷一东汉班固《西都赋》“滥瀛洲与方壶，蓬莱起乎中央”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渤海之中有大壑，其中有山，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州，五曰蓬莱。”此条引文见于《列子·汤问第五》。《史记》《山海经》等仅言及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传说有神仙，但班固这里说到“方壶”，这和《列子》中说到的五神山相合，所以李善引《列子》来注其出处，足以说明班固采用的是《列子》的说法。不然，班固文中当依《史记》作“方丈”。又“采游童之欢谣，第从臣之嘉颂”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昔尧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欤，乱欤。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条引文仅见于《列子·仲尼第四》，他书所引皆云见于《列子》。班固“采游童之欢谣，第从臣之嘉颂”属于使用《列子》中的典故，故李善注引《列子》点明其事典出处。班固既然文中屡次引及《列子》，则班固亦见过《列子》，且所见很可能是刘向所整理过的《列子》。
《文选》卷二张衡《西京赋》“翡翠火齐，络以美玉”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穆王为中天之台，络以珠玉。”此条引文仅见于《列子·周穆王第三》。此句乃张衡化用《列子》“络以珠玉”句式，而改“珠”为“美”，其句式文意皆相同，故李善注引《列子》此句以点明张衡此句所出。又《西京赋》“蒲且子余发，弋高鸿”句，李善注曰：“《列子》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纤缴，乘风而振之，连双鸧于青云也。”
此条引文见于《列子·汤问第五》，亦见于《淮南子·览冥训》，作“蒲且子之连鸟于百仞之上”。我们再联系《文选》卷四张衡《南都赋》“仰落双鸧”句下李善注：“《列子》曰：蒲且子连双鸧于青云之上。”由此可以明确为什么李善注引《列子》而不是《淮南子》，因为《列子·汤问第五》作“连双鸧于青云”，与张衡文本“仰落双鸧”最为契合。也就是说，张衡文本的出处是《列子》，而非《淮南子》。《文选》卷十五张衡《归田赋》“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沈之魦鰡”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詹何以独茧为纶，芒针为钩，引盈车之鱼于百仞之渊。楚王问其故，詹何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纤缴，连双鸧于青云之际，臣因学钓，五年，始尽其道。”这条引文也出自《汤问第五》。由此可见，东汉的张衡多次引用《列子》之文，他应该见到并阅读过《列子》。
《文选》卷十一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千变万化，事各缪形”句下，李善注曰：
“《列子》曰：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此条引文见于《周穆王第三》，前此贾谊已化用过，此处王延寿又使用其“千变万化”一词，李善交代其原始出处。当然也有可能王延寿是引用贾谊的，但贾谊确实使用过《列子》。又“贤愚成败，靡不载叙”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但伏羲以来，贤愚好丑，成败是非，无不消灭也。”此条引文仅见于《列子·杨朱第七》。李善注点出王延寿之“贤愚成败”出处，王延寿化用《列子》的用语。可见，王延寿是见到并阅读过《列子》的。
《文选》卷五十八蔡邕《陈太丘碑文》“先生曰：绝望已久，饰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林类曰：‘吾老无妻子，死期将至。”此条引文仅见于《列子·天瑞第一》。李善注引用《列子》点出该文中“待期”之“期”即为“死期”。此条如果是陈寔的原话，则陈寔见过《列子》；如果是蔡邕在撰写碑文中替陈寔文言，则蔡邕见到并阅读过《列子》。史载蔡邕精通音律，才华横溢，曾参与熹平石经的书丹校勘，平生集书至万余卷，则其藏书中有《列子》不足为奇。
3.汉末到三国时期魏人陈琳、阮瑀、曹植、何晏、阮籍、嵇康等人曾多次引用《列子》
《文选》卷四十一陈琳《为曹洪与文帝书》“夫騄骥垂耳于垧牧，鸿雀戢翼于污池”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杨朱谓梁王曰：鸿鴈高飞，不集污池。”此条引文仅见于《列子·杨朱第七》。陈琳此处化用《列子》“鸿鴈高飞不集污池”为“鸿雀戢翼于污池”，表明陈琳也见到并阅读过《列子》。
《文选》卷四十二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荆土本非己分，我尽与君，冀取其余，非相侵肌肤，有所割损也”句下，李善注曰：“《列子》：孟孙阳谓禽子曰：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此条引文仅见于《列子·杨朱第七》。阮瑀文中使用了《列子》中“侵若肌肤”的典故，李善注点明其词语出处，则阮瑀应见到并阅读过《列子》。
《文选》卷二十七曹植《箜篌引》“久要不可忘，薄终义所尤”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或厚之于始，或薄之于终。”此条引文仅见于《列子·力命第六》。曹植诗歌化用《列子》之文。《文选》卷三十四曹植《七启》“南威为之解颜，西施为之巧笑”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列子师老商氏，五年之后，夫子始一解颜而笑。”此条既见于《列子·黄帝第二》，又见于《列子·仲尼第四》，其他书则未见。李善注引此条以解曹植“解颜”之出处，说明曹植“解颜”一词本于《列子》。又《七启》“长裾随风，悲歌入云”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薛谈学讴于秦青，辞归，青饯于郊，抚节悲歌，响遏行云。”此条见于《列子·汤问第五》。李善注点出曹植“悲歌入云”出自《列子》“抚节悲歌，响遏行云”。《淮南子·泛论训》虽提及“秦青”，但仅作“及至韩娥秦青薛谈之讴，侯同曼声之歌，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则莫不比于律而和于人心”，明显不是曹植此语之出典。由此可知，曹植文字乃化用《列子》，而非《淮南子》。
《文选》卷十一何晏《景福殿赋》“物无难而不知，乃与造化乎比隆”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穆王见偃师，叹曰：人之巧乃与造化同功。”此条引文仅见于《列子·汤问第五》。李善注点明何晏“乃与造化乎比隆”化用自《列子》“人之巧乃与造化同功”。
《文选》卷四十阮籍《奏记诣蒋公》“负薪疲病，足力不强”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非足力之所及也。”此条引文仅见于《列子·黄帝第二》。李善注点明阮籍文中“足力”一词乃出自《列子》，可知阮籍曾见到并阅读过《列子》。
《文选》卷十八嵇康《琴赋》屡次用到《列子》典故。如其“状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汤汤伤，郁兮峩峩”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已见上文。”此处引文已见上文东汉傅毅《舞赋》所引。嵇康此处文中作“峩峩”，明其与傅毅文同用《列子·汤问第五》典故，而非《吕氏春秋》《说苑》或《韩诗外传》，其说同上。又“歌曰：陵扶摇兮憩瀛洲，要列子兮为好仇”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渤海之中有山曰瀛洲。刘向《上列子表》曰：列子者，郑人，与郑缪公同时。《汉书》曰：列子，名御寇，先庄子，庄子称之。”此处引文见《列子·汤问第五》。嵇康文中提及瀛洲，或有人怀疑《史记》等也有瀛洲的记载，但其接着说“要列子兮为好仇”，也就是说要和列子一起扶摇而上瀛洲等海中神山，则其所引出自《列子》无疑。又“不能自禁……抃舞踊溢”句下，李善注曰：“善曰：《列子》曰：喜跃抃舞，不能自禁。”此条引文仅见于《列子·汤问第五》。李善注点出其中“不能自禁”“抃舞”的出处皆为《列子》。
又卷四十三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文末有“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献之至尊，虽有区区之意，亦已疏矣”，李善注曰：“《列子》曰：宋国有田父，常衣缊黂，至春，自暴于日，当尔时不知有广夏隩室、绵纩狐貉，顾谓其妻曰：负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赏也。其室告之：昔人有甘戎菽、甘枲茎与芹子，对乡豪称之，乡豪取尝之，蜇于口，躁于腹，众哂之。”此条引文仅见于《列子·杨朱第七》，李善注系节引。《艺文类聚》卷三及《太平御览》卷十九、二十七、四百九十一并引《博物志》，《太平御览》卷三引《列子》皆有此文，但比李善注引更为节略。《博物志》为张华在晋武帝时期所编，则其所引之来源应该与嵇康同源，但嵇康早于张华，因此嵇康文中所引不是出自张华《博物志》。张华在魏末曾受阮籍称誉，博览群书，曾任著作郎，其所编《博物志》收录有“两小儿辩日”的故事，称“亦出《列子》”，则张华亦曾见《列子》之书。要之，嵇康此处所引乃《列子》中故事，用成典故，后世常称“芹献”典故者即出于此。综上而言，嵇康曾见到并熟读《列子》可无疑问。
4.西晋时期的成公绥、潘岳、陆机、陆云、刘琨、王康琚皆引用过《列子》
《文选》卷十八成公绥《啸赋》“发徵则隆冬熙蒸，骋羽则严霜夏凋，动商则秋霖春降，奏角则谷风鸣条”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郑师文学琴于师襄，师襄曰：子之琴何如？师文曰：请尝试之。于是当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吕，凉风总至，草木成实。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夹锺，温风徐回，草木发荣。当夏而叩羽弦，以召黄锺，霜雪交下，川池暴冱。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宾，阳光炽烈，坚冰立散。师襄曰：虽师旷之清角，邹衍之吹律，无以加之。张湛曰：商，金音，属秋。南吕，八月律。角，木音，属春。夹锺，二月律。羽，水音，属冬。黄锺，十一月律。徵，火音，属夏。蕤宾，五月律。”此引文仅见于《列子·汤问第五》。李善注引《列子》正点明了成公绥此处所用之典故，说明成公绥应该见到并阅读过《列子》。
《文选》卷七潘岳《籍田》“而观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讴吟乎圣世”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一里老幼，喜跃抃儛。”此条引文出自《列子·汤问第五》，嵇康条已经说明。《文选》卷九潘岳《射雉赋》“昔贾氏之如皋，始解颜于一箭”句下，李善注曰：“《左氏传》曰：昔贾大夫恶，取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始言。《列子》曰：列子师老商氏，五年之后，夫子始一解颜而笑也。”此条引文见于《黄帝第二》，李善在曹植条中已经说明。《文选》卷十潘岳《西征賦》“虽勉励于延吴，实潜恸乎余慈”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魏有东门吴者，子死而不忧。其相室曰：公之爱子也，天下无有，子死而不忧者，何也？东门吴曰：尝无子，无子之时不忧。今子死，乃与向无子时同，吾奚忧也？《战国策》以吴为吾。”此条引文见于《列子·力命第六》。《战国策·秦策》亦有此故事。然据李善注可知，《战国策》作“东门吾”，而潘岳作引作“吴”，同时《文选》卷二十三潘岳《悼亡诗》“上惭东门吴，下愧蒙庄子”下，李善注亦曰：“《列子》曰：魏有东门吴者，子死而不忧。”由此可见，潘岳文应出自《列子》。《文选》卷十八潘岳《笙赋》“乐声发而尽室欢，悲音奏而列坐泣”句下，李善注曰：“《列子》：秦青曰：昔韩娥为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复为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喜跃抃舞，不能自禁。”此条引文见于《列子·汤问第五》。李善注点明潘岳文中典故出自《列子》。《文选》卷二十三潘岳《悼亡诗》“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寒暑易节。”此条引文出自《列子·汤问第五》愚公移山故事，此事仅见于此。从以上列举情况可知，潘岳应见到并阅读过《列子》。
《文选》卷二十八陆机《短歌行》“置酒高堂，悲歌臨觞。人寿几何？逝如朝霜”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秦青抚节悲歌。”又“哀音绕栋宇，遗响入云汉”句下，李善注曰：“《列子》：秦青曰：昔韩娥东之齐，鬻歌假食，既去，而余响绕梁，三日不绝。又曰：薛谈学讴于秦青，辞归，青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震林木，响遏行云。”这两条皆出自《列子·汤问第五》，曹植条已说明。李善注引《列子》分别注其“悲歌”“哀音绕栋宇”“遗响入云汉”典故出处。
《文选》卷二十五陆云《为顾彦先赠妇》“华容溢藻幄，哀响入云汉”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薛谈学讴于秦青，辞归，青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震林木，响遏行云。”此条亦出自《列子·汤问第五》。李善注表明陆机、陆云兄弟所本皆《列子》。
《文选》卷二十五刘琨《赠卢谌》“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所由而至”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身非爱之所能厚，身亦非轻之所能薄。爱之或不厚，轻之或不薄，此似反也。自厚自薄，或爱之而厚，或轻之而薄，此似非顺也。亦自厚自薄，信命者亡寿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顺，信性者亡安危，则谓都亡所信，亡不信。真矣悫矣，奚去奚就，奚哀奚乐之谓也。”此条引文仅见于《列子·杨朱第七》。李善注点明刘琨此文化用自《列子》。
《文选》卷二十二王康琚《反招隐》“推分得天和，矫性失至理”句下，李善注曰：“刘向《列子目录》曰：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列子》：公孙朝曰：矫性命以招名，弗若死矣。又曰：均，天下之至理。”此处所引之文分别出自《列子》中的《杨朱第七》和《汤问第五》。李善注点明王康琚此两句中，一句化用自刘向《列子叙录》对《列子》的评论，另一句化用自《列子》，说明王康琚曾见到并阅读过《列子》。
5.东晋时期郭璞等人也曾引用过《列子》
《文选》卷十二郭璞《江赋》“或渔或商”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中国之人，或农或商，或佃或渔。”此条引文仅见于《列子·汤问第五》。李善注点明郭璞此句“或渔或商”正化用自《列子》“或农或商，或佃或渔”。又《文选》卷二十一郭璞《游仙诗》“姮娥扬妙音，洪崖颔其颐”句下，李善注曰：“《列子》曰：颔其颐，则歌合律。”此条引文亦见于《汤问第五》。由上可知，郭璞曾见到并阅读过《列子》。
以上所列举的仅仅是其出处在他书中无而仅见于《列子》者，其他内容为他书所共有者这里不再一一列出。即便如此，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列子》在西汉至魏晋时期一直流传有序。东晋的袁宏、孙绰，晋宋之际的陶渊明，南朝宋代谢瞻、谢灵运、鲍照、颜延之、袁淑、王僧达，南朝齐代王融、王俭、谢朓，南朝梁代王简栖、任昉、江淹、沈约、陆倕、刘孝标等亦曾引用《列子》，但因其时代晚于《列子》伪作论者所推测的作伪时期，故不赘述。
以上《文选》中所收西汉、东汉、魏、西晋、东晋作家作品中李善注引用《列子》情况可以说明，《列子》一书在这期间流传有序，不同时代的很多作家都曾阅读过《列子》，并且经常使用其中典故。其中，尤其以东汉张衡，三国魏曹植、嵇康，西晋左思、张协、潘岳、陆机引用次数较多，分别引用达6、14、9、10、8、10、18次之多。由此足以说明《列子》在西汉末年经刘向校勘整理之后，一直在社会上流传，不少人见到并阅读、使用之，则《列子》在魏晋间有人作伪之说难以成立。
四、对《列子》一书的再认识
中国古代典籍的成书与学术传承有其独特规律。余嘉锡先生认为：“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惟师师相传，知其学出于某氏，遂书以题之，其或时代过久，或学未名家，则传者失其姓名矣。即其称为某氏者，或出自其人手著，或门弟子始著竹帛，或后师有所附益，但能不失家法，即为某氏之学。古人以学术为公，初非以此争名，故于撰著之人，不加别白也。”⑧这是在对我国古代的书籍署名以及成书特征深刻认识基础上得出的客观结论，对古代学术书籍具有比较普遍的适用性。《列子》一书应该也适用这种结论。
因此，《列子》极有可能不是列子本人所著，而是其弟子门人记录的结果；《列子》中所表现的思想可以视为列子思想，也可以说是列子学派的学术思想。张湛在《列子》第一篇《天瑞第一》开篇“子列子居郑圃”下注曰：“载子于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记故也。”⑨正因为如此，“子列子”的称呼几乎贯穿全书，尤其是《天瑞第一》《周穆王第三》《仲尼第四》《说符第八》中提到列子时几乎都称“子列子”，《黄帝第二》中称“列子”或“子列子”，《汤问第五》《力命第六》《杨朱第七》中没有涉及列子。
导致《列子》被怀疑为伪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列子》中有很多与《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新论》等相似的材料。其实，出现这种现象不一定就是《列子》抄袭其他书，也有可能它们有共同的来源，更何况，《列子》中尚有许多内容仅见于该书而不见诸其他书。以《吕氏春秋》《淮南子》而论，它们成于众人之手，难免有列子后学参与其中并使用《列子》中的内容。《淮南子》取材的先秦古书“以子书来说，有《老子》《列子》《庄子》《公孙尼子》《子思子》《荀子》《管子》《晏子春秋》《孙子》《墨子》《邓析子》《尸子》《邹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其中也包括《文子》在内，此外，还有一些不知道出于何书的古代资料”⑩，《淮南子》引用这么多书籍，又多未标明出处，其中取自《庄子》和《吕氏春秋》的最多。汉代的《说苑》《新论》等多取自先秦资料，其中有与《列子》相同之处，这说明《列子》资料之可靠，我们不能先入为主认为是《列子》抄袭。再以《列子·周穆王篇》与《穆天子传》相比较，后者属晋太康中出土文献，怀疑论者以为前者抄录自后者，但由上文李善注引《列子》情况可知，《列子·周穆王篇》在两汉之间常有人引用，或使用其中事典，或使用其语典，则《列子·周穆王篇》不是抄录西晋出土文献当明白无疑。
需要注意的是，在印刷术普及之前，书籍传播主要靠传抄。刘向在《叙录》中说道：“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由此可见，《列子》传世之本并非唯一，所存篇数亦不一。即便经过刘向的校雠，社会上流传的版本亦不见得都是其所校雠八篇本；即使家家所存之本皆其八篇本，在漫长的流传岁月中亦难免缺脱损坏。东晋张湛重新缀辑成八篇的过程中，有讹脱衍倒也是在所难免的。这样作为新注本的《列子》有可能因为残损而需要补全文意，从而出现汉代或魏晋时期的个别词语。但这不影响该书的绝大部分内容仍是原本《列子》，也即刘向校定的八篇本。
五、結语
综合而论，论《列子》及《列子叙录》为伪书者并无真凭实据，今传张湛所注《列子》应为刘向所校八篇本，其中极个别字句有因残损、蠹坏而改变者，这种现象在各先秦古书中皆有，不足为伪书之证。我们从《文选》李善注引用《列子》条目可以看出《列子》在两汉魏晋直至南朝宋齐梁时期的流传情况，从而说明《列子》在这个期间流传有序，很多人都曾见到并阅读、引用过《列子》，其间不容有人作伪。
当前，“经过学术界的深入系统的探讨，除极少数学者仍继续坚持《列子》伪书论，‘先秦旧籍，非六朝人伪撰，‘《列子》基本上是一部先秦道家典籍，基本保存了列子及其后学的思想，乃至‘《列子》是一部真正的先秦典籍等观点逐渐为当今学术界广泛接受，与此同时，《列子》对于古代哲学、历史、文化、军事、科技等的学术价值也在新的学术背景下不断得到彰显”B11。《列子》既然并非伪书，其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也应该重新评价。我们应该加强对《列子》的研究，还原其在中国文化史上应有的地位。注释
①比较典型的错误是，柳宗元所见《列子叙录》本中，将“郑繻公”之“繻”误作“缪”，这导致柳宗元对《列子》一书的质疑。他在《辨列子》中说：“刘向古称博极群书，然其录《列子》，独曰郑穆公时人。穆公在孔子前几百岁，《列子》书言郑国，皆云子产、邓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107页。）早于柳宗元的唐初成玄英在其《庄子疏》中注引有列子身世，其《庄子·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泠泠然善也”下疏曰：“姓列，名御寇，郑人也。与郑繻公同时，师于壶丘子林，著书八卷。”（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第19页。）由此可知，唐初尚有正确的《列子叙录》传世，成玄英尚及见之，柳宗元所见本及今传本《列子叙录》中有错误，其误主要在于将“郑繻公”之“繻”误作“缪”。
②南宋著名学者高似孙提出了《列子》系后人荟萃而成的说法，这一说法在后代得到不少人的响应，发展出不同的假说。明代宋濂《诸子辩》中断言《列子》一书非列子自著，必后人荟萃而成。
③南宋学者叶大庆《考古质疑》认为张湛所言《列子》有后人增益是实，《列子》书中所记公孙龙、宋康王等列子身后事乃后人增益。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中认为战国时有《列子》书，但所存无多，余多后人附益。
④清代学者在姚际恒的“后人附益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出现“魏晋人伪托说”。如顾实《重考古今伪书考》认为《列子》是东晋张湛依托；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认为《列子》是晋人依托；清代吴德旋《辨列子》认为世所传《列子》书多有汉魏后人加之者；俞正燮《癸巳存稿》认为《列子》乃晋人王浮、葛洪以后之书。
⑤如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认为是张湛依据《汉志》假造八篇，并载刘向一序；马叙伦《列子伪书考》中举20个例子证明其书必出伪造，叙录亦伪作；吕思勉《列子题解》以为向序、张序都是张湛伪造。
⑥管宗昌：《〈列子〉伪书说述评》，《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5期。
⑦俞绍初、刘群栋、王翠红：《新校订六家注文选》，郑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页。文中所引李善注内容皆出自此书，不再一一出注。
⑧余嘉锡：《古书通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1页。
⑨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第1页。
⑩江世荣：《先秦道家言论集〈老子〉古注之一〈文子〉述略》，《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第250—251页。
B11周书灿：《再论中国古典学重建问题——以列子时代考订与〈列子〉八篇真伪之辨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
责任编辑：行 健
Li shan′s Annotation on Wen Xuan Can Prove That Lie Zi Is Not a Fake Book
Liu Qundong
Abstract：Lie Zi is a book of Taoist classics in pre-Qin period， and is written by the disciples of Lie Zi. In the course of its spread， Lie Zi has been sorted out by later generations， and added some late-coming contents， which led some scholars to suspect that Lie Zi was a fake book， and they believed that the people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forged the book. From the contents of Li Shan′s annotation of Lie Zi in Wen Xuan， Lie Zi has been circulating orderly orderly from Han， Wei， Jin Dynasties to Song， Qi and Liang Dynasties. Many writers in Western Han， Eastern Han， Cao Wei， Western Jin and Eastern Jin Dynasties have quoted Lie Zi， and especially Zhang Heng， Cao Zhi and Jikang， Zuo Si， Zhang Xie， Pan Yue and Lu Ji. These facts show that Lie Zi have been circulating orderly from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falsification betwee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Since Lie Zi is not a fake book， its value and status should be reassessed.
Key words：Lie Zi； Lie Zi； Wen Xuan； Li shan′s annotation on Wen Xu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