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互联网的话语抗争

    周璇

    

    

    摘要：社会化媒体的崛起改变了传统社会的话语表达方式，文章以黄海波嫖娼事件为例，研究网民对公共事件的戏谑式表达，主要探讨了2个问题：（1）如何看待网络公共事件中的戏谑式表达；（2）为什么网民热衷于运用戏谑式的话语表达对公共事件发表评论。

    关键词：戏谑；话语；抗争

    1研究契机

    2014年5月16日，媒体纷纷报道黄海波嫖娼被抓的消息，引发网络热议，下午18点52分，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发布消息回应质疑：“经了解：5月15日18时许，北京警方根据群众举报，在北京工大建国饭店将正在嫖娼的黄海波（男，38岁，演员）当场抓获。经审讯，黄海波对嫖娼违法事实供认不讳。16日，黄海波已被北京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此事件有别于同类嫖娼违法行为之处在于，在随后时间里腾讯娱乐发起的“明星嫖娼被抓，你怎么看？”调查中（截止至17日20时），共有约47万的网友参与投票，其中58%的网友表示可以理解，所占比例最大（见图1）。其次29%的网友认为黄海波是“公众人物，需要注意”，而“表示很震惊”的网友占7%，表示“非常愤怒”的网友占6%，比例最小。据此，媒体得出结论，近6成网友对黄海波表示可以理解。该数据在媒体报道中被广泛使用，更有甚者，发出“明星嫖娼被抓，网上纷纷力挺，世风日下道德滑坡”的感叹。

    笔者认为，此类结论的得出是简单归类的结果，将民间“力挺”之词看做一个整体，放在官方话语的对立面，有违事实，并没有考虑到民间话语阵营中存在的分歧。在浏览大量的网民跟帖后，发现“总比……好”句式的大量存在，充斥着浓郁的戏谑反讽气息，将黄海波塑造成一个悲情英雄的角色，特将此类具有代表性的戏谑之词整理，如表1所示。

    在简单的阵营归类中，此类言论常常被总结为对黄海波的支持，事实上，这与不辨是非盲目力挺存在很大差别。“总比……好”，表面看来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其背后隐藏的是浓浓的失落和无奈，认为，这样的“支持”不是网民就事论事的价值判断，不代表网民对黄海波的支持，更非意味着网民对“黄海波嫖娼”事件的支持，而是网民的借题发挥，其实质是对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的情绪宣泄，应该理性看待。在差异化的民间话语中存在差异化的话语策略，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重要方面。

    2戏谑之词何以盛行

    杨国斌认为“网络事件在形式上与传统的以街头抗议为主的社会运动的主要区别，在文化层面而不在政治结构或社会组织层面，网络事件的核心是话语。在网络事件中，话语就是行动。没有话语，就没有网络事件。”他进一步指出，“如何揭示网络事件中情感表达的逻辑，是揭示网络事件动因的关键所在”。

    在上文罗列的戏谑之词中，可以看到：“总比官员包二奶好”涉及到民众对于官员腐败问题的不满，“总比潜规则新人好”涉及到民众对于娱乐圈乱象的不满，“总比文章出轨好”涉及到对婚姻不忠行为的谴责，甚至关于黄海波只是转移越南反华事件的烟幕弹的段子，也是民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任。这些反讽背后是网民对社会现状的失望和无奈，也隐藏着网民对社会正义的期待。

    由此进一步该关注的问题在于，既然网民并非表示对黄海波嫖娼事件的支持，那又为何热衷于发表此类戏谑之词呢？笔者认为，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对抗式解读带来了创造与传播冲动。长久以来，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政府和媒体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民众只是作为信息的接收者。单向的传受格局带来民众对信息的渴求，也让强势话语权一方操纵信息成为可能。民众被裹挟在单向传递的信息洪流中，这些信息虽然会起到一定的麻醉效果，但民众又并非完全与世隔绝，只是苦于正面诉求渠道的缺乏，因此，其麻醉更多的不是真正体现了麻醉的效果，而是大众没有话语权后的无奈沉默，在解读心理上久而久之就很容易形成对抗式解读。

    网民对官方定性往往是对抗性的解读，对社会现象也是对抗性的理解，“黄海波嫖娼”事件中这种对抗式解读，—方面体现在，官方对这一事件的定性使用了“嫖娼”一词，有明显的贬义，感情色彩较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以往的官方话语中，此类情况通常采用“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的描述，这样的描述显得委婉些，感情色彩也偏中性。另外，在同类型嫖娼案件中，上海的几名法官因为嫖娼而被处15日行政拘留，而黄海波因嫖娼不仅被处行政拘留，还被警方收容教育半年，形成较大反差，这些都容易激起民众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网民对官方话语的不信任情绪，早已形成“塔西佗陷阱”，随着许多自相矛盾、遮遮掩掩、或者有悖网民期待和心理道德底线的社会热点事件的出现，官民之间的信任越来越薄弱，网民对官方的美好期许被不断消耗甚至透支，不论官方说什么、怎么说，“不明真相”的群众早已习惯用怀疑的视角来判断，摇头感叹“此事必有蹊跷”，这种对抗式解读带来了网民戏谑调侃的冲动，对热点事件戏谑式的调侃反过来又进一步加速官方媒体权威和公信力的消解。

    （2）社会化媒体的崛起为群体心理的形成与汇聚创造了条件。社会化媒体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在于互动，当一条新闻出现在网络上，天南海北的人可以不受地域局限在网上互动，网民因为对相同议题的关注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心理接近的群体。在心理暗示下，情绪相互感染，引发情感共鸣，并且某一特定网络事件只是充当导火索的作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积压的愤懑和不满在群体激情中爆发出来。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民众被剥夺感的日益增强以及社会不公的大量存在，利益集团的合谋等，这些问题的大量存在，使阶层、行业、官民等之间的仇恨与隔阂越来越大，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的很多社会群体中，莫名其妙的一个‘恨字在泛滥开来。人们心中有‘恨，但往往不知道向谁去发泄。”因此，一旦出现轰动性的负面新闻事件，就会被迅速贴上“贫富对立”“阶层对立”“官民对立”等标签，这种集体性的抽象仇恨就会爆发出来，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在这舆论浪潮的诸种表达方式中，戏谑式网评就是典型的产物，其之所以盛行，就是其取得了群体认同，也就是强烈的感情共鸣。

    在米歇尔·福柯看来，“话语被形塑为一种权力形式，是在权力、统治和斗争中的关系内部被建立起来并发挥作用的”。作为与官方话语对立的民间话语表达了社会民众的集体情绪，反映了特定时代民众的生存状态、权利诉求和社会理想。网民对公共事件发表看法，往往并不限于就事论事，借题发挥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对公共事件发表评论的时候，这种情绪往往被包裹在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冷嘲热讽中，是对政府和社会不满情绪的一种宣泄，对公共事件的戏谑式解构作为民间话语的一种独特形态，代表了一种以批判和反抗为取向的话语立场，社交媒体为民间话语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表达平台。

    （3）受传统文化影响，中国人形成了含蓄、婉转、幽默的语言表达审美倾向，正话反说的表达方式符合这一审美习惯。直白的表达方式虽然较为直接、有力，但其也相对简单、枯燥，网民迂回式的表达方式在表达态度之余融入了编码和解码的环节，网民在每一次编码的过程中建构着自己幽默、智慧的社交形象，同时也在心领神会的过程中体会着理解和被理解带来的乐趣。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5大需求层次中包含了情感和归属的需求，网民在戏谑化的表达过程中，有利于寻找志同道合的精神知音，获得自我认同和他人的认同。

    此外，网络的匿名性虽然激发了网民的发言热情，大家可以就公共议题畅所欲言，但由于这种匿名只在某种程度上成立，不同于彻头彻尾的匿名，那些在传统媒体时代就存在的各种敏感话题和表达禁忌也会或多或少地约束着网民的言论尺度，于是网民的表达在各种规制中被不断形塑。网民使用充满个人情感倾向和话语风格的表达方式，安全系数更高一些，也可以映射出内心的无奈和自嘲，便于情绪宣泄。如斯科特所言，“人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坚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

    （4）网民群体主要以年轻人为主，他们对社会议题充满热情与好奇，有表达欲望，并且习惯于以对抗、反叛的态度应对公共议题，以戏谑的方式表达一种亚文化的价值取向。网民在积极地转发、评论、调侃的过程中，体会到突破主流、颠覆正统、藐视权威带来的快感，体现了一种崇尚个性、平等和自由的现代草根文化。网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网民的价值观是缺乏权威的、虚无主义的、去中心的、碎片化的，他们拒绝看清现实、拒绝“长大”、拒绝严肃的话语方式，带有反世俗化的心理状态，他们钟爱戏谑的方式，从而迅速成为网络表达戏谑化的大众推手。

    在当代，亚文化性格首先表现为大众文化流行培养出来的一种逆向化思维与逆向化的行为方式，他们表达着对传统权威的逆向思维、散淡、不在意、不恭敬、不顺从、崇尚偏离的行为倾向。

    从亚文化反抗的阴柔性特征来看，戏谑式网评是一种网络民意的表达与抗争。作为对强权社会不满的一种民意表达方式，有自己的独特性。它采用的是一种温和的亚文化反抗方式，对抗的意图被包裹在玩世不恭的外表下，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式来表达排斥与反抗，有别于剑拔弩张的革命话语，没有强制化表达与语调高昂、语言符咒化，也没有体现出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语言逻辑暴力，不同于文革暴力政治词汇的残忍、直接。从戏谑性网评整体来看，其更倾向于用黑色幽默或反讽，甚至正话反说的主要方式来表达不满与抵抗，是一种消极的抵抗方式。

    3结语及反思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很难从字面的直接意思了解到戏谑的诉求所在，这种表达可以说是笑中带泪，甚至已退为进，在戏谑式网评的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中更多地体现出民众对某一类事件的强烈情绪，民众将这一情绪融入到语言表达中，以诙谐、反讽的风格表达出来，这种话语表达在解构的同时往往兼具建构的成分，透射出网民对目前社会现实要求改变却又无力直接促成改变的集体情绪。

    一方面，人们不应以简单投票或者非此即彼的视角来看待舆论的支持与否，而需正视民间话语中不同话语风格的存在，王小波认为：“任何一个文明都该容许反讽的存在，这是一种解毒剂，可以防止人把事情干到没滋没味的程度。”民众通过戏谑式表达，对社会的愤懑和不满情绪得以发泄，也在创造性地表达中获得参与公共事件的乐趣，某种程度上，这种表达方式也充当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有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戏谑式的表达也带有某种负面作用，过于戏谑容易带来价值观看似多元背后的虚无主义，戏谑化作为话语反抗的一种，是以消极反抗的面目出现的，其勇敢得益于网络匿名性下的群体力量，本身就是柔弱的体现，也就难以解决所讽喻的大部分现实问题。

    再者，其娱乐性的调侃风格，虽然唤起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但也消解掉现实问题的严肃性，长此以往，也消解着问题的厚重感，甚至也会消解民众在现实世界中的批判深度以及行动能力。美国文化传播学家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中认为，“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惟愿人们不失掉在现实世界中的反抗意识，保留为公共权利作正面争取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