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的工艺品出口和工艺美术事业

    【摘 要】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工艺美术品是广交会的主导商品,在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中有重要地位。广交会通过工艺美术品出口,为国家换取大量的外汇,支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促进工艺美术业的发展。通过历史考察和分析,可见工艺品出口、工艺美术品事业发展与改革开放紧密的历史联结,并深化对工艺美术发展史和改革开放史的认识。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工艺品出口;工艺美术事业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8)06-0029-08

    有传统优势的工艺美术品,在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广交会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平台,对发展工艺品出口起到了重要作用。工艺品出口乃至整个工艺美术事业,政治敏感度高,易受意识形态和计划体制的影响。本文拟通过广交会考察改革开放初期工艺美术品出口和工艺美术事业发展,并分析其与改革开放、中国外贸紧密的历史联结。①

    一

    广交会作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平台,每年成交额约占全国同期现汇成交总额的30%到50%。 改革开放后,尽管一些大宗商品(如原油、煤炭等)不再在交易会成交,这一比例仍在20%以上。②广交会对于发展和扩大工艺品出口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工艺品是广交会出口的主导商品

    广州历来商贸发达,广东工艺品外销普遍。以瓷器为例,西方国家的贵族和富裕阶层希望在中国瓷器上有西方的绘画艺术。为适应出口需要,广州陶瓷业选择国内名瓷半成品作为深加工对象,在海珠创办瓷器彩绘作坊,雇请画工和画匠学习西方绘画艺术,在从各地运来的素胎瓷器上装饰西方绘画,开炉烘染,制成彩瓷。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广彩”。③

    长期以来,广东工艺美术品在港澳和海外有良好声誉。周边省区工艺品也借道广州口岸外销。在1951年2月的第一届华南出口商品展览会上,江西彩瓷、花瓶,汕头抽纱和广州的象牙制品都“充分表现了中国工艺的优良精巧”。④1955年举办的广州出口物资展览交流会,展览商品以广东土特产、轻工业品、工艺品及广州口岸掌握的商品为主。①

    推动工艺品出口是广交会(及其前身)的重要任务。1956年,广东外贸部门提议举办出口商品展览会。外贸部李哲人副部长来广州调研后同意举办的理由包括:一些土产、山货、手工艺品和一些难卖货可能销出一部分;看样订货、当面成交是发展工艺品出口的良好方式;在对手工艺品的出口上,如能多采用看样推销的办法,对销售将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②1956年中國出口商品展览会影片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一是序幕(展览会情况和国家的变化)和工业的成就(社会主义建设中新出产的商品);二是富有民族传统艺术价值的手工艺品,主要是传统商品;三是富饶的祖国,包括纺织、食品、土特产等品。③展览会确实推动了工艺品出口。在展览会中,手工艺品占六分之一(约800万美元),举办单位认为,看样成交能够消除函电交往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将样品摆出市面,对销售将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④ 1957年4月到5月,在展览会的基础上举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设有工业品、纺织品、食品、手工艺品、土特产品5个展馆。出口成交1754万美元,其中农副产品及手工艺品占63.91%。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认为:现有样品零售间是一个出售手工艺品以纪念形式出现的良好的辅助宣传方法,建议增加一些名贵、精巧的手工艺品出售。⑤

    (二)“文革”期间对工艺品出口的限制与反限制

    “文革”爆发后,由于林彪、“四人帮”大肆鼓吹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广交会上传统题材的工艺品几乎全部下架。1966年秋交会召开前,各地串联来广州的红卫兵认为,工艺展品绝大多数是“四旧”题材的迷信品和高级奢侈品,要求停止出售甚至关闭陈列馆。在1967年春交会上,展品数量由1966年秋交会的3万种减少至2万多种。不久,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对工艺交易团的全部展品进行严格审查,有关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佛鬼怪的“四旧”题材产品“不征不展”。据估计,仅“迷信品”1项,1967年就少出几百万美元。⑥1968年秋季的第24届广交会,进一步决定不接受“中性包装”和“定牌商标”交易。根据1971年8月《全国日用工业品座谈会关于出口工艺品题材问题的讨论意见》,工艺美术行业约有三分之一转业改行,生产首饰原有13家厂,仅剩6家,生产下降50%,有500年历史的烧瓷也停产转业,不少出口畅销的工艺品货源不足。

    在“文革”期间,也有维护工艺美术品出口的努力。1967年4月14日,周恩来飞抵广州传达中央关于开好春季广交会的通知,就工艺品出口进行说明:广交会的旧东西,其实是一般的装饰品。如抽纱,我们不用,可是在外国,工人都用,为什么不能为他们服务呢?他还诙谐地说,不要怕卖工艺品,绣花拖鞋、玉石踵,卖给资本家,还怕腐蚀他们吗?首饰也不一定都是资本家戴的,我们的少数民族也用,这些展品不能拿掉。4月19日凌晨2时,周恩来再一次视察交易会工艺美术馆,然后赶回北京。⑦1971年6月,周恩来在谈到工艺品出口时说,风景图片不能叫“四旧”;石头刻图章出口,是废物利用。1972年4月针对传统手工艺品出口遭到破坏他痛心地说:“木刻、象牙刻,这些好的传统手工艺很难学,带徒弟要好多年,这种东西没有人与我们竞争,但是被极左思潮弄掉了。”李先念副总理也说:“我们国家千万不要把手工艺搞掉了,中央强调对手工艺不能轻视。”

    周恩来等人对工艺品出口的支持,在当时起到了良好效果。1971年9月,广东省革委会收到一封“要求繁荣轻工日用、纺织、工艺美术创新和装饰设计”的群众来信,决定由省轻工业局牵头召开全省工艺美术工作会议,研究发展工艺美术生产。在这年秋交会上,传统出口工艺品十分畅销。牙雕、玉雕、石刻、木刻、贝雕、王台、景泰蓝、古玩等工艺美术品,以及各种丝织物、首饰等手工艺品的订购数量,比过去普遍增加。大型象牙雕刻《东方号客轮》被一位加拿大客商采购回国后,应公众请求放到博物馆中,供群众欣赏。

    20世纪70年代中期,传统工艺品出口再次受限。1974年第35届广交会开幕前,中央三部一社(外交部、外经部、外贸部和新华社)对各馆进行审查,规定“孔孟之道的东西,不但现在从展台上撤下来,而且永远也不能卖”。照此原则,广交会撤除绣有6只下山虎的大幅湘绣《草泽雄风》,并规定凡有老虎、狮子的绣品不做展品;《九龙壁》屏风不展不卖;龙凤床单,福寿睡衣,有“嫦娥奔月”“天女散花”“仕女”商标的产品及猫头鹰的标本都不展出;木刻《麒麟送子》《马上封侯》不展,石刻《洪宣娇》《郑成功》《罗汉》不展不卖;凡带有癸丑、甲寅等老年号字样的展品及没经过中央文化组审查的国画作品一律不展不卖。结果,这届广交会工艺品出口成交比上届减少约2000万美元。①

    二

    粉碎“四人帮”后,一直与世界保持联系的广交会在对外开放方面先走一步,着手清除“左”的错误做法。改革开放初期工艺美术品出口的恢复和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拨乱反正,恢复传统工艺美术品出口

    一大批曾受长期压制的有高度艺术水平和民族风格的传统作品又重新陈列在展台上。例如,木版水印艺术品是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艺术,但被“四人帮”扣上“不突出政治”的帽子,遭到长期压制。在1977年春交会上,木版水印艺术获得新生。②在1977年秋交会上,广州大型象牙雕刻《嫦娥奔月》、北京玉雕《百鸟朝凤》、福州脱胎漆器《屈原》《隆中决策》和浙江黄杨木雕《牛郎织女》《李时珍》等优秀作品,都重新面世。其中最典型的是《嫦娥奔月》,取材于西汉时期就已流传民间的优美故事。毛泽东在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中,也以“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表达对先烈的怀念。可是,“四人帮”横加指责,不准制作和展出。广州象牙厂的大型牙雕展品《七层龙船》也是如此。工人们在好几年前就已开始制作,但“四人帮”的爪牙说:“龙不行!”又说:“龙船可以做,但龙头龙尾不要。”没办法,只好停工。直到打倒“四人帮”后才继续制作,成为广受观众好评的展品。温州是工艺美术品生产受干扰破坏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广交会展出的黄杨木雕制品很少新作品,因为温州制作工厂都被搞得混乱不堪,停工停产。打倒“四人帮”后,工厂恢复生产,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日益高涨,提供给交易会展出的温州黄杨木雕新产品30多件,设计、造型和制作技巧等,都有新的发展和创造。比如,《三打白骨精》就是一件被观众认为很富有创造性的、多年少见的好作品。③

    1978年春交会举办之际,许多传统题材的工艺品重回广交会,如牙雕《文成公主进藏》、陶瓷《三打白骨精》、玉雕《紫翠大花慧》等。在1978秋交会纺织品馆的中心厅,展出一幅长4.15米、高2.6米的湘绣,正面绣着六只兴风呼啸的猛虎。绣虎毛的针法粗细结合,刚健直竖,刻画出老虎凶猛、粗犷的性格;老虎的眼睛,仅瞳孔就用了黄、绿、紫、黑等20多种颜色的丝线;虎眼光线集中,反射的亮光随着观众的视线转,威势逼人。许多来宾在绣画前流连却步、摄影留念。交易會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六只虎”也是刚解放出来的。这幅湘绣是湖南湘绣厂名画师杨应修绘稿,刺绣工人花了2000多个工时在1973年底赶绣出来的,准备在1974年春交会的流花新展馆展出。当时正是“四人帮”猖獗的时候,画三只老虎,被说成三“虎”为“彪”,是替林彪翻案。这“六只虎”一拿出来,马上招来众多非难。有人说,这家伙张牙舞爪,是反社会主义的;有人说,三虎犯忌,六只虎当然更应该关起来。就这样,“六只虎”关了4年,直到这届交易会才重见天日。①

    1978年秋交会的工艺品馆里,造型优美的工艺品美不胜收。中心展台上的许多优秀传统作品,如大型象牙雕刻“警幻仙曲演红楼梦”“闯王进京”,大型组合玉雕“文成公主”,瓷塑“南海站鳌滴水观音”“福禄寿三星”“牛郎织女”等,以历史人物、古典小说、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为题材,深受人们的欢迎。工艺品馆陈列6000多件展品、10万多件样品,其中80%是传统题材作品。这些作品在过去是不准创作,也不准生产的。②

    (二)改革开放,工艺品出口展现新气象

    除传统工艺品外,广交会上还出现有深刻思想内容、完美艺术形式又有实用价值的大众工艺品。1977年秋交会展览的各种工艺美术作品5000多件,新展品占60%以上,呈现了工艺美术创作一派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展品中还出现了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的新作品,如湖南瓷塑《韶山灌区——朱津渡》、北京绢人《缅怀周总理》 《小刀会》和汕头枫溪瓷塑《舞狮》《赶羊》,石湾陶艺《苏武牧羊》、福州漆器《男女单人体操》、贝雕图《西沙渔歌》等。还有各种日用工艺品,如江西、湖南、唐山的陶瓷茶餐具,北京景泰蓝和福州漆器烟具、台灯,广州珠绣挂包、提袋等等,无论在取材、用料、设计和造型等方面,都是精工细巧,恰到好处。特别是首次展出的湖南炻瓷釉下彩餐具展品中的保暖杯和保湿锅,它是用双层瓷坯和硬质陶粒制成,不仅可以配制有栩栩如生的金鱼、花草等饰物,而且具有不易碎、不龟裂、能保温的特点,在冬天里放进摄氏100度的开水,两小时后仍能保温到30度,既是艺术品,又是日常生活需要的实用品,堪称工艺与实用一体。③

    值得注意的是,广交会上的工艺美术品出口并不限于广东及周边省区,便是首都北京工艺品出口也须借重广交会的平台。据原北京市对外经贸委常务副主任吴玉田回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交易团的第一大展品就是工艺品,包括地毯、首饰、抽纱等,在广交会上是北京出口成交的主要产品,占北京成交总额的60%。比如工艺品公司,广交会的成交额大约占当年成交额的2/3。④ 便是中国最北的黑龙江省,也深受广交会的辐射影响。据统计,该省每年的工艺品出口成交额,约三分之一是通过参加广交会达成的。自1977年起,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每年都参加春秋两季广交会。交易会结束后,按成交合同,分别由各地区文公司按省公司下达的出口任务,协助各供货部门安排生产,落实货源。⑤

    工艺美术品出口推进广交会办展体制改革。1978年的第43届广交会,共有8个交易团,新增“工艺品交易团”。第45届广交会“着重扩大轻纺工业品和工艺品的出口”;1979年6月,工艺品总公司和包装总公司联合召开出口陶瓷重点产区改进包装工作座谈会。第46届广交会,各地改进包装装潢。在1984年秋交会上,陶瓷工艺专业户陈金框登上广交会。陈金框是广东省大埔县光德区九社乡的农民,祖祖辈辈都从事陶瓷工艺制作。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传达后,全家像吃了定心丸,雄心勃勃地筹划办一间陶瓷工艺厂。陈金框向当地银行借了2万元贷款,修厂房、建烧窑,很快把厂子办起来,取名为九社乡陶瓷工艺厂,全厂共16人。他一开始就把眼光紧紧盯住国际市场,生产的陶瓷制品主要是工艺技术要求高、经济价值较大的美术陶瓷,花式品种繁多,瓷质洁白,图案栩栩如生。产品大部分都交由外贸部门打入国际市场。在这届秋季广交会上,他家陶瓷成交额达3万多元。陈金框信心十足地对《人民日报》记者说:“我家厂子今年的总产值,可以达到8万元。”①

    三

    举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通过有展有卖,展销结合的推销形式,有利于生产和供货部门了解出口销售情况,改进工艺品生产、经营与设计,并推动工艺美术事业发展。

    (一)广交会推动工艺品生产

    在交易会上,珍珠成交活跃,直接推动相关产业发展。在1978年春交会上,一位日本客商一开口就要求供应900公斤颗粒较小的“米珍珠”。由于货源问题,交易会只答应供应几十公斤。来自黎巴嫩的兄弟客商也钟情于珍珠:弟弟购买了价值46万元的珍珠,哥哥购买了69万元。两人还要求中方过些日子继续供货。在外销带动下,珍珠养殖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广东、广西沿海地区正在发展海水养殖珍珠;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和上海郊区,发展了淡水养殖珍珠。淡水珍珠的出口收汇,1976年比1975年增加1.4倍,1977年又比1976年增加73%。江苏省常熟县珍门公社,淡水养殖珍珠每年收入三四十万元。②

    广东省汕头地区的传统手工艺品潮汕抽纱,素有“南国名花”之称。1980年3月,在西德慕尼黑举行的国际手工业品博览会上,潮汕抽纱的玻璃纱绣花台布荣获金质奖章。抽纱行销五大洲9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客商欢迎,仅1979年就为国家换取外汇7300多万美元。在汕头地区农村的田头,塘边的树下,在社员的庭院里,到处可看到姑娘们在飞针走线,报花点翠。有的靠一根银针、一束彩线,巧妙地绣出了姹紫嫣红、嫩绿轻黄的春色;有的用一支钩针,一团白纱,便勾出了花团锦簇、拱柳飞絮的画幅。潮汕抽纱已有200多个工种,能生产台布、窗帘、被套、枕袋、手帕等8大类2000多个花色品种。1979年全地区有151个公社的抽纱收入超过100万元,有249个大队超过10万元,有900多户社员的抽纱收入在1000元以上。③

    在1980年春季的第47届广交会上,工艺品的出口成交额,超过了历届春季广交会,其中传统出口的工艺美术品,如牙雕、景泰蓝、红木家具等十分畅销,绣花鞋、手绣抽纱则供不应求,草柳藤制品也大受客商欢迎。特别是工艺品与日用品相结合的商品,客商订购踊跃,这标志着工艺品日用化、日用品工艺化,将成为国际市场上发展的一个方向。④

    (二)改善工艺品经营与设计

    广交会把世界五大洲的客商请进来治谈生意,有利于调查研究,有利于宣传我国出口的商品,有利于生产和供货部门了解出口销售情况,做到产销见面,促进产销对路。⑤在1979年秋季的46届广交会上,交易非常活致,成交金额比去年同期增长24%。由此可见广交会上的出口,推动工艺品改善经营与设计。

    一是质量好,成交额就高。反之亦然。如湖南产品质量较好,新花面多,外商排队洽接签订合同,产品供不应求。第46届秋交会订单平均每单为3.2万美元(1978年秋交会为2.5万美元),湖南产区的为4.4万美元。产品质量好,商品就有吸引力。湖南洪江陶瓷厂三件套餐具(碗、碟、匙各1件),平均每件售价为0.42美元,香港商人提出包销。另一方面,盘类和杯类销售都不够理想,外商反映主要是花面陈旧,产品缺陷多,釉面硬度低。西方国家的餐具是据形钢叉,釉面硬度不好,容易花,用户是不欢迎的。

    二是花面更新。扩大陶瓷对外贸易,重要的是花面更新,新颖的花面才有吸引力。一位客商说,你们一定要了解市场变化,主动设计和生产新品种、新花面,不然的话,劳累无功。传统产品也要注意花面更新。江西青花瓷是成功的典型,一个造型、四个新花面,订了74万美元。景德镇一套黑地金花装饰的餐具销售4410件,平均每件1.80美元。在品种基本对路,造型也过得去的情况下,重点应放在花面更新上下功夫。国外的趋势是造型相对稳定,每年更换花面,每个造型保持十多个花面。

    三是美术陶瓷发展潜力大,但发展缓慢。一方面是品种不对路,中国化色彩太浓。陶瓷生产要加强调查研究,了解各国人民喜爱,积极创新,同时接受来样。汕头成交50万美元的美术瓷,其中来样加工17万美元,占成交额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是定价太高,如福建4.5吋观音,出厂价25元,广东6吋老虎定价7元,都太高了。石湾美陶定价较为合理,故销路较好。

    四是加强管理,加强技术研究。日本和西德的商人认为,中国当前的陶瓷生产设备属中上水平,但管理水平却停留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要提高产品质量,首先要搞好管理,每个生产环节都要有质量标准;要研发新材料,提高内在质量。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对日用陶瓷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好些厂因鱼盘生产过不了关,要增加配套和加强高档成套瓷的研究工作,加强国外样品的收集,研究各国的内在质量和造型装饰;要加强商品包装的研究,运出去的瓷器,商人反映破损多,增加了成本,大部分包装进不了国际市场。只要我们加强管理,加强科学研究,缩小与日本的差距,我国陶瓷商品在国际上竞争能力一定会提高。①

    (三)促进工艺美术事业發展

    粉碎了“四人帮”后,一些遭受迫害的老艺人得到平反,恢复了职称,他们的创作积极性和生产热情大为高涨。各级领导积极呼吁反冤假错案,为受打击迫害的艺人、创作设计人员恢复名誉,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

    1979年8月,轻工业部召开全国工艺美术艺人、创作设计人员代表大会,授予广东牙雕艺人翁荣标、陶塑艺人刘传、藤编艺人陈嘉棠、湘绣艺人林智成“工艺美术家”称号。广东也随后召开全省工艺美术工人、创作设计人员代表大会,为114名工艺美术技艺人员评定职称并颁发证书,省委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等接见全体代表,还和艺人代表开座谈会听取意见,鼓励艺人搞好产品创新,带好徒弟,传授技艺。② 艺人代表表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作,精心设计,为工艺美术品生产的大发展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时,他们也呼吁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都来“浇灌工艺美术这朵花”;要求地方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充分认识发展工艺美术品生产的重要性,真正发挥老艺人的作用,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创作环境;对有成绩的艺人和创作设计人员应授予相应的技术职称,允许和鼓励老艺人带子女学艺,允许老艺人在本企业择徒授业;广州市工艺美术行业从当年起建立了保教保学的师徒合同制度,并规定带徒弟有一定的津贴,这个办法得到了群众的称赞。③

    四

    从广交会的视角看,工艺美术品事业发展与改革开放、中国外贸有着非常紧密的历史联结。透过历史的考察和分析,可望深化对工艺美术发展史和改革开放史的认识。

    (一)广交会与工艺品出口

    工艺品由于生产和经营比较分散,花色品种多,规格复杂,商品零星,对外推销需要展卖结合,看样成交。举办广交会对发展工艺品出口有重大作用。工艺美术品是广交会的主导商品,在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中有重要地位,是中国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

    中国的工艺美术历史悠久,产品丰富,在国际市场上也享有盛誉。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举办单位认为,工艺美术品在出口商品展览会上有销路,原因包括:(1)欧美因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打垮了手工艺行业;(2)我手工艺品精微美丽为人所喜爱;(3)看样成交能够消除函电交往所不能解决的问题。①后来的交易会也是这样。据广东省有关部门计算,工艺行业投资600元,就可以安排一个劳动力,第二年便能上缴税收和利润300多元,产品出口可以换回外汇1000多美元。有些工艺品价值千金,换汇率很高。现在,国际市场上工艺品的销量很大,而我国工艺品所占的比重很小。工艺美术品外销的潜力很大。②

    国务院领导对此有深刻认识。周恩来多次强调工艺品出口的必要性。李先念1972年说:我们的出口,现在不能靠出口机器,主要靠农副产品、轻纺工业品、手工艺品。③“在手工艺品方面,我们有劳动力,可以大搞”。④陈云在1973年强调:“工艺品是必保的出口商品”,并指出三大理由:一是绝大部分品种货源充足,只是扩大销售市场的问题;二是有关人民生活,在这些商品中,有相当多是农民副业生产和街道居民生产的产品;三是可以积少成多,如草篮价格只有几角钱,但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积起来就多了。⑤

    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工艺品出口在广交会上的重要地位并未动摇。1980年代初,中国要更大规模地促进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仍须进一步发展轻纺产品和特有的手工艺产品,诸如瓷器、挑花、中成药、服装、刺绣、雕刻等产品的出口。⑥1986年秋的第60届广交会上,姚依林副总理指出:从长期来看,轻工、工艺很有发展前途。这些东西多数没有配额,而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我们劳动力这一优势是长期的。⑦

    据统计,从1983年到1985年,工艺品在一年两届广交会上的出口成交占到全国工业品出口成交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和日用消费品逐步成为“广交会”畅销的主导产品。在第86届广交会上,机电产品成交量首次超过轻工工艺品,居第一位。⑧至此,工艺品不再是广交会的主要产品。

    (二)改革开放与工艺美术品出口

    工艺品出口乃至整个工艺美术事业,政治敏感度高。广交会成立后,工艺品出口、工艺美术事业发展,以当时一定程度上的对外开放为前提;到“文革”时期,开放程度收窄,工艺美术品出口受限;改革开放后,工艺品出口和工艺美术事业迎来了春天。

    粉碎“四人帮”后,工艺美术界在检讨极左路线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工艺品的生产和外销,并逐步走向对外开放。“四人帮”攻击出口是“卖国主义”,出口原料是“出卖资源”;出口成品是“出卖劳动力”,出口工艺品是搞“四旧”;改进品种、装潢,就攻击是“侍候外国资产阶级”。广交会的展品数量少、特别是国画展品,基本上都没有展出。传统作品被说成是“复古”“复辟”,以致美术工艺品数量越来越少,质量越来越差,外国客商要的我们没有,我们有的东西又卖不出去。①

    影响更深远的是,“文革”造成了制约工艺美术事业发展的恶劣环境。老艺人遭到迫害,不敢生产,不敢创新,个别传统工艺濒临绝境。“文革”推行的文化禁锢政策,不允许艺术上不同的风格和流派, 乱扣“资产阶级思潮”“资本主义倾向”等帽子,把钻研业务技术、成为名家,诬蔑为走白专道路。有人画一幅画,盖了图章,有的领导说他“想成名成家啦”。外贸部门同外商签订合同,把一位同志的画拿去展览,有领导不同意,说“不要突出个人”。②

    应该说,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首先是计划经济体制与观念的束缚。就产业结构论,工艺品属服务行业。按照当时占有强势话语的“生产”观点,政府重视工农业生产,不重视商业服务业,说什么“服务好了会出修正主义”;在短缺经济条件下,重视基本生活相关的物质消费,轻视精神、文化层面的消费需求。工艺美术业尤其不受重视。其次是意识形態领域的禁区。一是面向海外的工艺美术品多与传统文化联结,属“四旧”产品,在“横扫”之列。二是工艺美术品的专业化经营和精品路线,被认为是“脱离群众”,站稳“阶级”立场。“四人帮”鼓吹服务简单化就是“革命化”。便是服务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也受到诸多限制。三是按照“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判断,对资本主义国家(地区)贸易通过各国外贸机构进行,在经济上对各国反动政府是一种支持;工艺美术品的消费者,是属于剥削阶级的上层人士。迎合国外消费者生活习惯的商标,更是备受责难。甚至为海外华侨、外宾服务也被认为是“投降”、是“卑躬屈膝”。出口高档商品和工艺品着眼于换取外汇,则被批为“修正主义”。

    从广交会上工艺品出口和工艺美术事业发展的情况来看,改革开放最初是拨乱反正,恢复过去的正确政策和有效措施,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就逐步开始了。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一定程度上的对外开放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张莉彬,文学硕士,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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