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自然观
张伟
【内容摘要】苏轼在儒释道自然观的影响下，采用开放兼容的态度，取儒释道三家之精义，并吸取陶渊明的自然风格，进而促进苏轼文化性格与其自然观的形成。崇尚自然，师法自然，进而体悟自然之道，在这样一种心理历程和人生思索中，苏轼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
【关键词】苏轼 自然观 文化性格
自然，在中国古代文人的心中，不仅是生存所依赖的物质环境，更是一种审美对象。中国文学中自然观的发展演变到了北宋时期，在儒释道合流的背景下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确立了人对认知理性的重视，张扬了人的主体精神，一种由物及于道再由道超越物的具有理性自觉的观物方式得以形成。自然观是时代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学作为人类心灵的记载则最深微地显现和最直接地揭示了一代自然观的面貌。笔者认为，在北宋，苏轼的自然观相应于他的文学成就是成熟的典范。下面，笔者将就苏轼文化性格对其自然观的形成的影响展开论述。
要考察苏轼的自然观，不能不首先了解造就其自然观的文化性格。
一、儒释道自然观的影响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孔子在对自然山水林木的审美中，发现了自己的理想人格，以山水自喻。后代许多自然山水审美，都沿袭这种意识来看待山水等自然景观，这种山水审美人格化的实质，归根到底是在对自然山水欣赏过程中的自我人格欣赏，而这种欣赏实际上是主体把自然当作一种客体对象后的行为。苏轼也受到了此种自然观的影响，他在对自然欣赏与思索时总是在确认自己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进行的。
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可见，老子是将“自然”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的。为了进一步阐发他的自然观，老子在“道法自然”的基础上，又生发出“素”、“朴”、“拙”等与“自然”相关的几个重要范畴。庄子继承老子的思想，而他更热忠于神游山水，有着超越现世，宁愿寄情于广漠山野河川的精神倾向。《庄子·知北游》“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这里的“乐”显然不是以自然山水为道德伦理的象征，而是处于对自然的一种更为纯粹的审美感受。这种以一种逍遥无欲、自喻适志的心境，去观赏体验自然山水的审美意识。而苏轼也受到了老庄哲学的影响，钟情于山水，并形成了其顺应自然，超然物外而不为外物所累的处世态度。
相对于儒、道来说，佛禅的自然观呈现为一种圆融完美。佛禅称“汝即梵”，即“你就是世界，你就是整个自然”。故而证悟得自然，便证悟了本心，而佛禅修持的任务就是“明心见性”。“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总是法身”。从佛禅之道来看，“心”与“自然”之间就获得一种不可间离的融合。而这“本来之心”得以与“自然”印合、传达自然时就必然呈现出诗风的“自然”。正如徐增所谓“云因行而生变，水因动而生文，有不期而然之妙”①，而苏轼在宦海沉浮、政治失意之后归心于佛禅，他的文学创作风格便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佛禅此种自然观的影响。
苏轼去逝以后，其弟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一文中，总结其兄一生时这样写道：
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渭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佛书）深悟实相，参之孔墨，博辫无得，浩然不见其涯矣。”②
苏轼的志向与性趣，本之于儒家，以儒家作治世之具。而其思维方式，又参之以佛道。他用开放兼容的态度，取三家之精义，建构了一个博大的学术、思想体系，从而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融会的大趋势。这种融会在他的自然观的形成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陶渊明自然观的影响
苏轼崇尚陶渊明。他曾说道：“渊明吾所师”（《陶骥子骏佚堂二首》其一），“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这其中既有对渊明自然率真人格的崇拜，又有对其诗作的喜好。
作为东晋的田园隐逸诗人，陶渊明质性自然、抱朴含真，他追求一种自然自在的状态，希望归真返朴，保持自己本来的、天真的情性和生活。他的诗文中洋溢着淡泊明智，志高趣洁的超逸风格。而这种高洁不屈的节操、归隐田园的志趣以及任性任情的真态正是苏轼终身以求却又视为难以企及的理想人格。他道：“予有陶彭泽赋《归去来兮辞》之愿而未能。兹复有岭南之命，料此生难遂素志。”（《题陶靖节归去来兮辞后》）陶渊明也因此成为了苏轼笔下无以取代的典范，诗格之典范和人格之典范。
苏轼崇好陶诗，除了其“清”之高格外，其自然而至，“初不用意，而境与意合”，而这正恰如其分地为其“天工”、“自然”做了注脚。此一“自然”已不仅仅是创作的一种自然状态和自然效果，也蕴含着自然率真的人格魅力。
三、苏轼文化性格与其自然观的形成
苏轼文化性格的重要核心乃是他的真率。正如笔者前面所述，苏轼崇尚陶渊明，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对陶氏自然率真的人格的崇尚。苏轼一生坎坷，屡遭贬斥，他的不幸遭遇，从外部原因来说，是北宋党争的产物；从他自身的原因来看，则毋宁说是一场性格悲剧。苏轼的“真”，使他心中无所牵挂，胸怀坦荡，虽累遭打击而乐观情怀不变，故有此旷达。王水照先生对苏轼的“真率”性格最有体会，他说：“保持一己真率的个性，追求无饰的自然人格，是苏轼人生观、文学观构成核心”③。
苏轼本继承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他有着干一番经世济时的大业的宏大抱负和雄心壮志。然而他过分率真的性格与率性而为的言行使他得罪了很多当权者，使他的政治仕途充满风险、布满荆棘，在“乌台诗案”后不断处在新旧两党的夹击中而屡遭斥黜迁谪，虽然如此，他却并没有采取苟容取和的态度。他反对变法，因此遭到新党排斥，通判杭州。他针对当时新法的流弊，写了一系列的政治讽刺诗，如《汤村开运盐河雨中誉役》、《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然而他在任地方官期间，看到了新法的某些利民之处，于是改变了对新法的态度，勇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反省了自己对新法的偏激态度，但他并没有利用自己认识缺点的机会去谋求上进。旧党专权后，苏轼批评司马光“专欲变椒宁之法，不复较最利害，参用所长。”（《东坡奏议集》卷三《辫试馆职策间钊子》）因而又遭到旧党排挤。无论受到多大的打击，苏轼始终坚持自己的节操。苏辙《东坡墓志铭》说苏轼：“临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随俗。”
但对外界强加于他的打击、压迫，苏轼忍不住要在作品中发泄不满，“如食内有蝇，吐之乃已。”（《曲梢旧闻》）其性格真是率真得可爱。《东坡事类》记载：“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诫子瞻择交，子瞻曰：‘吾眼前天下无一个不好的人。”在这一点上，苏轼更近于道家的“真”的本质。
性格上的原因导致了他政治仕途的失意，在遭受挫折后，他开始转而归心于禅道，过着一种外儒内道的生活。他把儒家的乐天知命的精神融进了道家，尤其佛教禅宗的精神之中；并且率真的性格使他更容易参悟禅道，从而进入一种超功利、超世俗的人生境界。苏轼无论为人为文，都一任他的真率性格自然流露，故而这种境界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境界。
总之，笔者认为正是在他率真的性格的促成下，儒释道三种精神在他的身上实现了融会，此种融会使苏轼更崇尚陶诗，因此他在钟情于自然中逐渐形成了其追求“随意”与“冲淡”之美的自然美学观。
【注释】
① 王夫之.《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月，432页.
② 苏辙 撰 曾枣庄、马德富 校点. 《栾城集·栾城后集》卷二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1411页.
③ 王水照.《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54页.
【参考文献】
[1] 曾枣庄、舒大刚.《三苏全书》，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
[2] 苏轼 撰 傅成、穆俦 标点.《苏轼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3] 孔凡礼 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
[4] 朱靖华.《苏轼新评》，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5] 刘乃昌.《苏轼文学论集》，济南：齐鲁书社出版社，1982年版.
[6] 王树海.《禅魄诗魂——佛禅与唐宋诗风的变迁》，北京：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7] 陶文鹏.《苏轼诗艺术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8] 王国维.《人间词话》，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9] 吴小英.《唐宋词抒情美探幽》，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 陈铭.《意与境中国古典诗词美学三昧》，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单位：辽宁省朝阳市北票市第三高级中学）
【内容摘要】苏轼在儒释道自然观的影响下，采用开放兼容的态度，取儒释道三家之精义，并吸取陶渊明的自然风格，进而促进苏轼文化性格与其自然观的形成。崇尚自然，师法自然，进而体悟自然之道，在这样一种心理历程和人生思索中，苏轼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
【关键词】苏轼 自然观 文化性格
自然，在中国古代文人的心中，不仅是生存所依赖的物质环境，更是一种审美对象。中国文学中自然观的发展演变到了北宋时期，在儒释道合流的背景下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确立了人对认知理性的重视，张扬了人的主体精神，一种由物及于道再由道超越物的具有理性自觉的观物方式得以形成。自然观是时代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学作为人类心灵的记载则最深微地显现和最直接地揭示了一代自然观的面貌。笔者认为，在北宋，苏轼的自然观相应于他的文学成就是成熟的典范。下面，笔者将就苏轼文化性格对其自然观的形成的影响展开论述。
要考察苏轼的自然观，不能不首先了解造就其自然观的文化性格。
一、儒释道自然观的影响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孔子在对自然山水林木的审美中，发现了自己的理想人格，以山水自喻。后代许多自然山水审美，都沿袭这种意识来看待山水等自然景观，这种山水审美人格化的实质，归根到底是在对自然山水欣赏过程中的自我人格欣赏，而这种欣赏实际上是主体把自然当作一种客体对象后的行为。苏轼也受到了此种自然观的影响，他在对自然欣赏与思索时总是在确认自己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进行的。
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可见，老子是将“自然”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的。为了进一步阐发他的自然观，老子在“道法自然”的基础上，又生发出“素”、“朴”、“拙”等与“自然”相关的几个重要范畴。庄子继承老子的思想，而他更热忠于神游山水，有着超越现世，宁愿寄情于广漠山野河川的精神倾向。《庄子·知北游》“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这里的“乐”显然不是以自然山水为道德伦理的象征，而是处于对自然的一种更为纯粹的审美感受。这种以一种逍遥无欲、自喻适志的心境，去观赏体验自然山水的审美意识。而苏轼也受到了老庄哲学的影响，钟情于山水，并形成了其顺应自然，超然物外而不为外物所累的处世态度。
相对于儒、道来说，佛禅的自然观呈现为一种圆融完美。佛禅称“汝即梵”，即“你就是世界，你就是整个自然”。故而证悟得自然，便证悟了本心，而佛禅修持的任务就是“明心见性”。“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总是法身”。从佛禅之道来看，“心”与“自然”之间就获得一种不可间离的融合。而这“本来之心”得以与“自然”印合、传达自然时就必然呈现出诗风的“自然”。正如徐增所谓“云因行而生变，水因动而生文，有不期而然之妙”①，而苏轼在宦海沉浮、政治失意之后归心于佛禅，他的文学创作风格便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佛禅此种自然观的影响。
苏轼去逝以后，其弟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一文中，总结其兄一生时这样写道：
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渭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佛书）深悟实相，参之孔墨，博辫无得，浩然不见其涯矣。”②
苏轼的志向与性趣，本之于儒家，以儒家作治世之具。而其思维方式，又参之以佛道。他用开放兼容的态度，取三家之精义，建构了一个博大的学术、思想体系，从而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融会的大趋势。这种融会在他的自然观的形成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陶渊明自然观的影响
苏轼崇尚陶渊明。他曾说道：“渊明吾所师”（《陶骥子骏佚堂二首》其一），“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这其中既有对渊明自然率真人格的崇拜，又有对其诗作的喜好。
作为东晋的田园隐逸诗人，陶渊明质性自然、抱朴含真，他追求一种自然自在的状态，希望归真返朴，保持自己本来的、天真的情性和生活。他的诗文中洋溢着淡泊明智，志高趣洁的超逸风格。而这种高洁不屈的节操、归隐田园的志趣以及任性任情的真态正是苏轼终身以求却又视为难以企及的理想人格。他道：“予有陶彭泽赋《归去来兮辞》之愿而未能。兹复有岭南之命，料此生难遂素志。”（《题陶靖节归去来兮辞后》）陶渊明也因此成为了苏轼笔下无以取代的典范，诗格之典范和人格之典范。
苏轼崇好陶诗，除了其“清”之高格外，其自然而至，“初不用意，而境与意合”，而这正恰如其分地为其“天工”、“自然”做了注脚。此一“自然”已不仅仅是创作的一种自然状态和自然效果，也蕴含着自然率真的人格魅力。
三、苏轼文化性格与其自然观的形成
苏轼文化性格的重要核心乃是他的真率。正如笔者前面所述，苏轼崇尚陶渊明，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对陶氏自然率真的人格的崇尚。苏轼一生坎坷，屡遭贬斥，他的不幸遭遇，从外部原因来说，是北宋党争的产物；从他自身的原因来看，则毋宁说是一场性格悲剧。苏轼的“真”，使他心中无所牵挂，胸怀坦荡，虽累遭打击而乐观情怀不变，故有此旷达。王水照先生对苏轼的“真率”性格最有体会，他说：“保持一己真率的个性，追求无饰的自然人格，是苏轼人生观、文学观构成核心”③。
苏轼本继承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他有着干一番经世济时的大业的宏大抱负和雄心壮志。然而他过分率真的性格与率性而为的言行使他得罪了很多当权者，使他的政治仕途充满风险、布满荆棘，在“乌台诗案”后不断处在新旧两党的夹击中而屡遭斥黜迁谪，虽然如此，他却并没有采取苟容取和的态度。他反对变法，因此遭到新党排斥，通判杭州。他针对当时新法的流弊，写了一系列的政治讽刺诗，如《汤村开运盐河雨中誉役》、《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然而他在任地方官期间，看到了新法的某些利民之处，于是改变了对新法的态度，勇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反省了自己对新法的偏激态度，但他并没有利用自己认识缺点的机会去谋求上进。旧党专权后，苏轼批评司马光“专欲变椒宁之法，不复较最利害，参用所长。”（《东坡奏议集》卷三《辫试馆职策间钊子》）因而又遭到旧党排挤。无论受到多大的打击，苏轼始终坚持自己的节操。苏辙《东坡墓志铭》说苏轼：“临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随俗。”
但对外界强加于他的打击、压迫，苏轼忍不住要在作品中发泄不满，“如食内有蝇，吐之乃已。”（《曲梢旧闻》）其性格真是率真得可爱。《东坡事类》记载：“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诫子瞻择交，子瞻曰：‘吾眼前天下无一个不好的人。”在这一点上，苏轼更近于道家的“真”的本质。
性格上的原因导致了他政治仕途的失意，在遭受挫折后，他开始转而归心于禅道，过着一种外儒内道的生活。他把儒家的乐天知命的精神融进了道家，尤其佛教禅宗的精神之中；并且率真的性格使他更容易参悟禅道，从而进入一种超功利、超世俗的人生境界。苏轼无论为人为文，都一任他的真率性格自然流露，故而这种境界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境界。
总之，笔者认为正是在他率真的性格的促成下，儒释道三种精神在他的身上实现了融会，此种融会使苏轼更崇尚陶诗，因此他在钟情于自然中逐渐形成了其追求“随意”与“冲淡”之美的自然美学观。
【注释】
① 王夫之.《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月，432页.
② 苏辙 撰 曾枣庄、马德富 校点. 《栾城集·栾城后集》卷二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1411页.
③ 王水照.《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54页.
【参考文献】
[1] 曾枣庄、舒大刚.《三苏全书》，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
[2] 苏轼 撰 傅成、穆俦 标点.《苏轼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3] 孔凡礼 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
[4] 朱靖华.《苏轼新评》，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5] 刘乃昌.《苏轼文学论集》，济南：齐鲁书社出版社，1982年版.
[6] 王树海.《禅魄诗魂——佛禅与唐宋诗风的变迁》，北京：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7] 陶文鹏.《苏轼诗艺术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8] 王国维.《人间词话》，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9] 吴小英.《唐宋词抒情美探幽》，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 陈铭.《意与境中国古典诗词美学三昧》，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单位：辽宁省朝阳市北票市第三高级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