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1926年《新青年》与苏联文献翻译
【摘 要】 研究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翻译的梳理，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传入中国就面临着文本译介的问题。《新青年》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刊物，对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译介有着明显转向。季刊、不定期刊时期转向苏联文献的翻译，侧重于苏联革命经验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成为马克思主义文本翻译的重镇，亦引领着整个马克思主义翻译的走向。分析苏联文献的译介群体、译文内容以及主题变化，可看出苏联文献译介对于中共理论认知、思想变化、革命实践的影响。
【关键字】马克思主义；《新青年》；苏联文献；翻译；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8）06-0094-08
《新青年》自1915年问世至1926年终刊，经历了五四时代启蒙刊物到中共党刊的角色转变，对于中国近代史影响深远。《新青年》创刊伊始，便着手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此后，受五四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转向翻译马克思主义文献，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直至1922年休刊。1923年6月《新青年》复刊，正式作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其翻译内容则转向苏联革命文献，目的在于以苏联革命经验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直至1926年7月《新青年》终刊。
学术界对于《新青年》的研究成果颇丰，其中从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切入的研究尤甚，①这些研究主要聚焦月刊时期的《新青年》，对于季刊、不定期刊时期②的关注较少，微观研究、个案研究更微乎其微；同时就其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翻译的视角而言，③研究尚不深入。本文拟通过对1923—1926年《新青年》刊载苏联文献翻译的梳理，探析其对中国革命产生影响，以此丰富学界关于《新青年》、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的研究。
一、《新青年》所載苏联译文概述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手段。分析苏联文献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作用，明晰季刊时期（1923—1926年）苏联文献译介背景、动机、群体等概况必不可少。
（一）苏联文献翻译背景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并逐步传播，初期对于马克思主义系统介绍的著作几乎没有，知识分子面临的任务是加紧“撰译各种研究马克思的重要著作”。①
晚清以降的文献翻译呈现出较清晰的历史轨迹，其最明显的特点是翻译内容由文艺理论转向政治思想。《新青年》自1915年创刊至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之际，其译作集中于文学作品和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十月革命后，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自发的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蔚然成风，国内涌现出众多的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团体组织，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猛译猛看”。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吴延康（维经斯基）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来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建立起中国共产党，《新青年》刊物成为中共的机关刊物，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译介由个人转向有组织的译介，极大地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影响。
《新青年》季刊时期，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译介转向苏联文献。马克思主义在被引入之初，就有着极为明确的救亡图存的目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根本就是在于改造中国，摆脱压迫。苏俄是第一个践行马克思主义，走暴力革命道路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共无论是在政党组织、革命路线还是指导思想上都深受苏联影响。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崇和对俄国革命实践的认可，此时期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翻译都集中在苏联文献的译介。《新青年》改组之后成为无产阶级的理论刊物，对苏联文献的译介目的就在于以理论武装全党，以苏联经验指导中国革命。
（二）译作者概况分析
应该说，翻译的目的性是推动翻译行为的内在因素。② 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的来源渠道有日本和俄国，但其译介的内在动机却不同。从日本译介的文献更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文献的译介更显现其实践意义。《新青年》转向译介苏联文献深受此影响，其译介群体主要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的留法、留苏青年群体。
五四运动前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大批青年学生（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赴法勤工俭学。留法青年在考察了欧洲的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之后，得出结论：只有共产革命才能救中国，救世界。他们自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成立旅欧共产主义组织，创办机关刊物《少年》，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译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述。1923年起，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郑超麟、尹宽等人陆续由巴黎赴莫斯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洗礼，回国后继续在《新青年》译介苏联文献，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以苏俄革命实践指导中国革命。
《新青年》译介苏联文献的另一群体是留苏青年群体。中共成立前一段时期，1921年，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蒋光赤、华林等人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国共合作时期中苏关系缓和，苏俄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政府达成合作，留学苏联的热潮亦适时开启帷幕，数批学生赴苏深造。中共成立之后，急需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知识分子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1924年，东方大学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陆续回国，奔赴中国革命第一线，成为《新青年》上译介苏联文献，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革命经验的主要群体。
瞿秋白在莫斯科期间，作为仅有的俄语翻译，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担任翻译和助教。1923年6月，他回国任《新青年》主编，自此《新青年》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关注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理论刊物。瞿秋白在苏俄的经历影响着《新青年》的办刊导向，他大量刊登或亲自译介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苏联文献译介集中于其担任主编时期。
（三）所载译文概况
《新青年》复刊，转向苏联文献翻译。留法、留苏群体译介的苏联文献，包含列宁《俄罗斯革命之五年》《民族与殖民问题》《革命后的中国》《亚洲的觉醒》《专政的历史观》；斯大林《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列宁主义概论》；布哈林《社会主义的社会之基本条件和新经济政策》《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以及未署名的诸如《东方问题之提要》《世界革命运动中之农民问题》《共产主义之文化运动》《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条约及宣言》等著作。
笔者根据季刊时期所载资料整理出每期所载译文比重信息如下：
《新青年》季刊、不定期刊译文比重表
资料来源：根据《新青年》季刊时期的文章整理。译作百分比=单期译文数/单期文章总数。
季刊自1923年6月至1926年7月总共发刊9期，共118篇文章。其中译文就占40篇，所占比达34%。就单期而言，每一期刊物中的文章都有刊载译文，最高单期译文占比甚至超过50%，最低单期占比亦超过10%。从翻译群体来看，留法群体译文占总译文的32%，留苏群体译文占总译文的52%。在这些译文当中，列宁著作译文9篇，斯大林译文4篇，布哈林、洛诺夫斯基著作译文各3篇，腊狄客著作译文2篇，山川均、梨亚萌诺夫、阿多那斯基、托洛茨基、季诺维埃夫、蒲列哈诺夫、马丁诺夫、卜克洛夫斯基著作各1篇，其余则未署名原作者；会议纪要和决议有6篇；其余译文主要涉及反映苏俄的具体情况以及列宁、斯大林思想和关注中国革命问题等方面。蒲列哈诺夫《辩证法与逻辑》、阿多那斯基《马克思辩证法底几个规律》、卜克洛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观》较之以往的译介文献不同，开始译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内容。
从苏俄归国的青年加入国内的宣传工作之中，成为党内理论宣传的主力。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中共发起对列宁的纪念，掀起对列宁著作译介的高潮。以苏俄文献为翻译底本，传播苏俄、列宁的译介文本，构成此时期集中译介苏联文献的鲜明标志。
二、《新青年》所载苏联译文的中心内容
早期经典著作的译介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价值取向的选择，并不是简单笼统地对各种文本转译。《新青年》编辑部改组之后，集中选取译介苏联文献。笔者对译文进行关键词词频统计，其中“马克思主义”部分包括关键词“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唯物”共计660次；“列宁主义”部分包含关键词“列宁”“列宁主义”“民族”“殖民地”“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孟什维克”“新经济政策”共计1240次；“共产国际”部分包含关键词“劳工运动”“世界革命”“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第二国际”“德谟克拉西”共计439次；“俄国革命”部分包含关键词“俄国”“俄罗斯”“苏联”“苏俄”“俄国革命”“十月革命”“俄国的革命”“俄罗斯的革命”“俄罗斯革命”共计499次；“中国”部分包含关键词“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共计2364次。
可见，《新青年》由月刊时期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转向季刊时期宣传列宁主义。其一，季刊时期大量刊载列宁、斯大林等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译文，在不定期刊第一号以纪念列宁同志专号出刊。而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刚出版不久便大部分被瞿秋白译介， 以题为 《列宁主义概论》于《新青年》刊载。其二，刊载介绍苏俄革命经验和苏联现实情况的译文。其三，刊载介绍共产国际的报道和文件、会议纪要、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译文。其四，刊载有关论述中国革命的译文。此外，此时期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译介亦是《新青年》的重要转向之一。
（一）传播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由唯物史观开始，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于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认识论，阐明辩证法的主要内容，以苏俄革命证实“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
此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着重在于唯物史观，尤其是阶级斗争，对于马克思的辩证法还不甚了解，忽视了对辩证法的学习。1923年国内展开的“科学观与人生观”的论战，给了马克思主义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反击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契机，并在论战中认识到辩证法的重要性。此外，中国革命实际也要求运用唯物辩证法探寻中国革命的规律。李汉俊《唯物史观不是什么？》一文，首次阐明唯物论和辩证法是统一的关系。《新青年》载蒲列汉诺夫《辩证法与逻辑》、阿多那斯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底几个规律》、卜克洛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观》等译文，介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蒲列汉诺夫《辩证法与逻辑》一文寫道：“在我们的辩证法的基础上乃是自然的唯物理解。他粘合于这个理解。假如唯物论合该推翻了，他亦将随之而崩坏。反之，没有辩证法，就不能完成，甚言之，就不能成立唯物的认识论。”①不仅论证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同时指明黑格尔辩证法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区别：“在黑格尔，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混成一气；在我们，辩证法则建立在自然研究之上。”②阿多那斯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底几个规律》一文，更是详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规律。③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译介，更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二）宣传列宁主义
季刊时期《新青年》直接译载列宁的著作高达9篇之多，其余关于论述列宁著作的有斯大林《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原理》《托洛茨基主义或列宁主义？》、布哈林《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腊狄客《列宁论》《列宁》。这些译作的主旨在于突出列宁主义和列宁在俄国革命中的贡献。
《新青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同时，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理论亦传入中国。民族与殖民地理论作为列宁东方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十分契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下工人、农民革命夺取政权的情形。1920年7月，共产国际二大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1922年1月，共产国际召开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要求贯彻列宁东方革命理论。同年底，共产国际四大召开，再次要求全世界共产党以民族和殖民地理论指导各地民族解放斗争，陈独秀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参加了此次会议。列宁东方革命理论成为中共着重关注的对象。
《新青年》季刊第一期以“共产国际专号”出刊，陈独秀发表译文《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职工运动之提要》。第四期刊载译文《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民族与殖民问题——列宁在第二次国际大会之演说》《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指明：“共产国际对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政策——要使各国家与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共同做革命的斗争，推翻地主与资产阶级。因为只有这个联合，将能保障对于资本主义的胜利；若不推翻资本主义，则一切民族的平等与阶级的消灭是不可能的。”①此时期，译介共产国际会议纪要、文件、决议，宣传列宁主义的民族与殖民地理论成为《新青年》译介的重要任务。
（三）介绍俄国革命经验
关于俄国革命经验的译文，在季刊中占相当大的部分。季刊第三期刊登《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条约及宣言》（此为1924年苏联宪法，刚公布不久即被《新青年》译载）。列宁《俄罗斯革命之五年》一文介绍俄国在十月革命之后面临的政治经济之困境，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开始取得“积极的成果”，学习俄国革命五年之经验，“总要力求达到革命运动，及其组织，结构之种种方法”。②梨亚萌诺夫《马克思与俄罗斯共产党》一文介绍俄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革命共产主义的理论”指导俄国革命，“将马克思所草创的革命战略的基础加以严格的检查，使俄国共产党对于新的困难找着出路。以革命经验所创造的最革命理论的武器”，俄国无产阶级在共产党指挥之下，克服重重困难。俄国共产党“应用马克思革命共产主义的理论在日常实际生活中，要使十月革命的凯旋歌能得革命的农人阶级的得胜和声”。布哈林《社会主义的社会之经济条件和新经济政策》一文介绍俄国革命之后通过新经济政策来实现俄国社会主义生产的国家形式。斯大林《苏联政治经济概况》一文更是全面概述了苏联成立后的国内工业、商业、阶级关系等问题，以及应对现状的政策。中共期望借俄国革命经验、苏联情况的译介加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
（四）关注中国革命
《新青年》作为中共的党刊，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载体。《新青年》复刊宣言《新青年之新宣言》说：“中国革命的航程已经进入国民革命新时期，需要社会科学的根本知识，方能明察现实的社会现象，求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③
《新青年》遵循办刊理念译载了许多关于中国革命、中国问题的苏联文献。所载列宁9篇译作中，有8篇直接或间接与中国革命或中国问题相关。《中国战争》揭露俄国沙皇政府于庚子年联合七国侵华战争，其本质是贵族资本家无情掠夺中俄两国工人、农民的利益，发出“为使战争不致再爆发而复来侵略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脱除将来的困苦，则惟有一法：集合国民代表，由真正国民代表去革除政府的权力。而另造一真正为全体国民谋利益的新政府”④的呼声。列宁遗著《革命后的中国》则指出辛亥革命后中国无产阶级政党还处于幼稚时期，批评“中国激进的社会主义党”“自由派”“共和党”的政治骗术，指出：“中国的自由是由农民的德谟克拉西及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之联合争得来的。”⑤
可以说，《新青年》从办刊主旨到所载译文均体现出了编辑乃至译作群体对于中国实际问题的关注，亦能看出中国共产党人有意识地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端倪。但从所刊载文章来看，除苏联译文涉及中国革命具体革命问题之外，其他几乎还没有切实研究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文章，这不得不说是办刊的遗憾之处。
三、《新青年》所载苏联译文的聚焦转向
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提供了新的革命实践道路，中共诞生后，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急需理论的传播，国共合作，中苏关系缓和，多种因素促成《新青年》的翻译实现转向。1923—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成长的幼稚时期，已经确定理论指导的中共需要借鉴实践经验以领导中国革命。《新青年》以党的机关刊物形式集中翻译苏联文献，突出此时期传播列宁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意义。苏联文献翻译于此时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为具体分析此时期苏联文献翻译的内部转向及与中国革命的互动，笔者通过关键词“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列宁”“列宁主义”“辩证法”“唯物”“民族”“殖民地”“俄国”“俄罗斯”“中国”“俄国革命”“十月革命”“俄国的革命”“俄罗斯革命”“世界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德谟克拉西”“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统计他们单期译文出现的次数，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分析其翻译转向。
《新青年》月刊时期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译介，后期转向苏联文献的翻译，这种转向是显而易见的。但从季刊总共9期刊物中，对苏联文献的翻译亦隐藏着编辑和译者的关注转向，而这些关注转向又与时局环境密切相关。关键词词频的一个总体变化：季刊第四期、不定期刊第一号成为一个分水岭，呈现出一个波峰的形式变化。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是季刊、不定期刊译文的数量变化。季刊4期60篇文章中译文占26篇，占比43%，而不定期刊5期58篇文章中译文占16篇，占比27%。从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再只是满足于苏联文献的译介，开始更多的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用于认识和指导中国革命和中国时局的利器，用笔桿子为革命呐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逐步增多。
从纵向视角观察，季刊第一期“共产国际号”、不定期刊第一号“列宁号”、第五号“世界革命号”译文的关注内容转向是：共产国际—列宁—工人运动。
中共早期的组织、活动、思想都与共产国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季刊第一期“共产国际号”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酝酿出刊。该期《东方问题之提要》《世界革命运动中之农民问题》《国际歌》《赤潮曲》等译文都集中反映了对共产国际的关注之盛。其后季刊中的译文亦保持着对共产国际、俄国革命等方面的关注。
季刊第一期文献译介集中关注共产国际，并在之后的三期中亦有体现。季刊第四期后《新青年》本想恢复此前的月刊形式，由于各方原因，最终只能以不定期刊的形式出刊。1925年4月22日不定期刊第一号以 “列宁号” 专刊出版，文献翻译关注点开始转向列宁。其实早在季刊第四期时，这种转向已经开始，第四期直接翻译列宁文献6篇，占当期翻译文献的75%，而不定期第一号5篇译文全是直接关乎列宁。这种转向的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随着苏联文献的译介，国内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列宁在俄罗革命和世界工人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切实认识到列宁民族与殖民地理论对中共反帝反封的指导意义，随着国内革命局势的进展，又恰逢列宁逝世纪念一周年，中共借着纪念列宁持续宣传列宁民族与殖民地理论为北伐造声势、聚力量。
不定期刊第一号之后的翻译又有了新的变化，苏联文献翻译关注点的重心聚焦到工人运动。1925年五卅惨案引发反帝高潮，拉开全国革命风暴的序幕。国共虽合作，但内部却有着明显的分歧。中共一方面支持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一方面组织工人群众发动工人运动，反帝反资本主义。这显然是与国民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是冲突的，国共分裂的危机自始至终都存在。抛开中共内部关于国民革命时期对是否全力组织工人运动的分歧不谈，《新青年》不定期刊对于工人运动的关注自国民革命而升温。不定期刊的最后几号关注点都在工人运动方面，1926年5月英国工人大罢工爆发之后，不定期刊在“世界革命号”专刊上就译载了《英国大罢工的原因及其经过》报道英国工人运动。1926年3月国民党制造“中山舰事件”、5月整理党务案开始掀起反共摩擦。不定期刊对工人运动的关注转向，既受中共党内关于工人运动争议的影响，亦是对国民党出现的反共倾向的斗争。最终，国共矛盾的无法解决，不定期刊在这样的时局环境之下无法继续出刊，最终在“世界革命号”之后停刊。
四、《新青年》所载译文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主要来源于其经典著作的翻译文本。中共成立后，留苏、留法等群体陆续回国，加强了中共理论宣传队伍力量。他们以《新青年》季刊为阵地，集中译介传播苏俄文献，对中共、中国革命带来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中共整体理论水平的提升。中共成立之初，其理论基础较为薄弱，缺少对马克思主义学理化的研究。中共成立后理论宣传的突出特点就是对经典文本的大量翻译，党刊的苏俄文献翻译带有明确的翻译指向，其辐射范围带动着整个马列主义文本翻译和传播。这一时期，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列主义原著。其中，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帝国主义论》《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专著在此时期被翻译出版。如果说，对于马列文本的翻译还只是停留在对马列主义的有选择性的译介和引证的话。那么中共的理论宣传家们对于马列文本的编译和个人研究著作的出版，则显现出了中共理论水平的提升。例如：1924年蔡和森出版研究唯物史观的个人著作《社会进化史》，1926年瞿秋白注解歌列夫《新哲学——唯物论》，李达出版《现代社会学》系统论述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李一氓编译《唯物史观原文》和《马克思论文选译》。中共对于马列主义从引进阶段的翻译已经开始走向研究阶段，一方面促成了中共理论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孕育了萌芽。
其二，从个人认知层面，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新青年》自新文化运动始，就树立起进步、革命的旗帜，深受青年热捧，毛泽东、蔡和森等人都是忠实读者。被辟为党刊后，继续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强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认知，同时使更多的民众接受马克思主义。
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的思想洗礼后，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新青年》后期引导的苏联文献翻译热潮，列宁《国家与革命》、斯大林《列宁主义概论》等苏联文献被翻译成中文，苏联文献的传播和俄国革命道路经验，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他们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陈独秀在1920年前后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新青年》季刊时期，陈独秀经常为其写稿，受苏联文献影响亦颇大。他认为进行反帝斗争的方式应该是“武装平民”“打倒奉天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民的革命统一政府”。①由此可见陈独秀对十月革命的认识、对苏俄式道路的坚持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毛泽东后来回忆道：“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②三本书包括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其中《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均由《新青年》出版社出版。这三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翻译著作，是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因素。1926年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著作为农民讲授国家问题：“列宁著有《国家与革命》一书，把国家说的很清楚，历来的国家机关都掌握在少数人的统治阶级手里。”①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向中央写信：“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以事小弃置。”②《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都是由瞿秋白翻译，《新青年》出版社出版。1932年4月后，毛泽东被解除了在红军中的职务，遭受政治打击的他埋头苦读马列主义著作，“扎扎实实下工夫，硬是读了两年书”，③这些书中就包含有列宁《两个策略》 《左派幼稚病》 等关于苏俄的翻译著作。④实际上，毛泽东阅读的苏俄文献远不止于上述的翻译著作，毛泽东对苏俄文献的系统阅读，使毛泽东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从苏俄文献之中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成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
瞿秋白旅蘇期间，以自己亲身体验通过《晨报》《时事新报》向国内民众介绍和宣传十月革命，在苏联撰写《俄罗斯革命论》《俄国文学史》《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第九次全俄苏维埃大会》等文章，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向民众传播马列主义。他回国后任《新青年》季刊主编，在第一期翻译、谱曲《国际歌》《赤潮曲》，成为广为传唱的共产主义歌曲。1923年10月10日，上海大学举行“双十节”庆祝大会，会上高歌他翻译的《国际歌》，与会人员也受到了一次共产主义教育。《新青年》刊载的大量苏俄文献译作，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促使众多的革命者转向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
其三，苏联译文的传播引发了中共对中国革命的思考。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⑤苏联文献的译介与传播，突出中国共产党人宣传十月革命、苏俄道路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指导意义。凭借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民族与殖民地理论等翻译文本的传入，中共开始思考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由单纯的文本翻译转入著作研究，体现了国内先进知识分子对革命的积极探索，在大革命时期，他们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阐述中国革命的性质、战略、动力、方法、前途等基本问题。虽然在早期，这种分析和阐释还显得稚嫩，甚至是陷入误区，但是却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苏维埃革命道路的实践奠定了基石。
《新青年》是中共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刊物，其译介的苏联文献更是中共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直接来源。《新青年》对于苏联文献的译介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列宁主义、俄国革命经验以及中国革命问题，呈现出“共产国际—列宁—工人运动”的聚焦转向，体现了幼年时期的中共急需苏联的实践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同时又反映出译介内容与中共革命实践的相互影响。从整个苏联文献译介的影响来看，一方面促成了早期中共党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升，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走上了苏俄革命道路；另一方面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使更多的先进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推动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石。
（葛开勇，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