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校师生关系建设研究与实践案例分析
文/刘琛
2010年9月14日，华中师范大学校长马敏撰文指出高校师生关系渐行渐远。2013年9月25日，《光明日报》报道了一系列高校师生关系紧张的事件。例如：“广东某高校新生开学接到自杀免责书”。可见，中国教育界虽然认识到应重拾亲密的师生关系，然而情势的发展不容乐观。那么，如何重塑和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应秉持的师生之道？为此，本论文通过分析美国在构建积极型高校师生关系方面的科研与实践案例，为我国相关改革提供服务。
美国高校师生关系建设：研究案例分析
美国高校师生关系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1970年，佩里(William Perry)提出大学生认知发展理论，指出只有教育者支持并鼓励学生时，学习行为才会发生。此外，评价师生关系是否积极的标准在于教师是在“教内容”，还是在“教学生”。以此为基础，后续研究不断深化。其中，可以总结出两种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的主要领域—师生关系变动性研究和以专业划分的师生关系重要性研究。
第一类研究旨在对师生关系的改变程度及其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关于积极型师生关系的重要性，已有研究基本达成共识，认为“最令人警醒的是师生关系不仅发挥作用，而且属决定性影响”。然而，有些根本性问题仍然未得到回答。例如：师生关系在单位时间内（如一个学年等）的变化程度有多大？这些改变是否都会对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动机产生影响？如果不是，那么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师生关系中的哪些因素？此外，既有研究所总结的师生关系建设“上游要素(upstream factors)”都是准确的吗？针对上述问题，哈佛大学葛贝持(Hunter Gehlbach)等人在2011年完成了一项补白研究。该项目主要包括师生关系评价、学生产出评价和潜在的师生关系“上游”因素评价等3个部分。突破点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问卷设计，尤其是分级标准等方面。研究将“教师”置于与“学生”同等重要的位置。葛贝持教授认为师生关系评价不应局限于学生的反应。因此，师生作为权重对等的研究对象所回答的问题及衡量分级都是一致的。此外，每次学生们只评价一位教师；同样地，教师们一次只评价一位学生。为了更加准确地把握学生产出的变化，该研究提出了“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和“努力(effort)”两个评价指标。前者包括五个评价内容，依据2008年的成果。后者则属本研究创新部分，评价内容也是五项。问题主要包括“你在这门课付出多少努力?”等。值得一提的是在衡量影响师生关系的要素方面，该研究借鉴了社会学方法。
在第二类研究中，针对理工科学生与教师的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实际上，美国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仍然普遍认同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STEM）等学科的师生关系就应该是“寒冷”，甚至“不友好”的。以物理和化学等专业的第一节课为例：教师们会要求学生环顾教室并指出自己认为中途会遭淘汰的同学，以此树立一种高标准和高压力的教学文化。因为，如果想成为优秀的科学家，唯有勤奋。然而，过分强调“严师出高徒”给青年学子造成了心理负担。2006年～2008年的多项调查显示，STEM的学生毕业率不足50%。面对社会对理工科人才的迫切需要，美国高等教育研究开始关注如何调整传统师生文化理念。代表性研究案例主要包括：沃特（Christina Vogt）的定量分析表明，“师生关系距离会降低学生的自我效能、学术自信和平均成绩；相反地，融合性师生关系对于自我效能会产生积极作用并极大地影响学生的努力度与思辨能力”。其他研究总结了科学的师生关系应具备的要素。在管理者方面，首先，学校要建立本科生导师制以帮助教师加深对学生的了解，更好地鼓励学生。导师制培养出的高年级学生可作为助手帮助新生。其次，学校要开展本科生研究项目，提供立项资助或研究实习机会，目的不仅在于组织学生，而且更是希望学生能够体会以所学报效社会的成就感。在教学者方面，教师应具备的职业素养首先是性格气质，不仅要愿意与学生交流，而且对教学充满热情。其次，要严谨地对待各个教学环节，要学习课堂管理和教学机制等方面的成果。
综上所述，美国高等教育师生关系研究验证了积极型师生关系的引领者是教师。因此，教师必须热爱生活和工作。这也包括对教学研究等看似非自身专业的各类成果怀有学习兴趣。随着时代的变化，教师不能再“一言堂”，而是成为学生的好帮手、合作者与智库。对于主管部门和学校来说，要为师生关系建设提供完善的保障体系。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关键在于细致和贴心。例如：美国部分高校在进行教改时，会具体到帮助遴选助教并进行培训以及提供各类手册。
美国高校师生关系建设：实践案例分析
在各类实践中，针对“优等生”和“问题学生(troubled students)”的案例比较具有代表性。有必要指出的是后者并非指学习能力差，而是那些来自父母离异等特殊家庭、不擅于情绪管理或沾染了不良嗜好的学生。
如何与尖子生培养积极型师生关系，哈佛大学怀特海德（Alfred Whitehead）教授在1922年提出“大学不是培训”的理念。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探索，哈佛大学总结了四个培养目标：“洞察力”“创造力”“沟通思想的能力”和“国际化”。以这些指标为引导，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建设找到了着力点。为了培养学生的洞察力，教师要具备开阔的视野和学贯古今的知识积累；为了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教师要鼓励原创性及跨学科的探索；为了提升学生的沟通能力，教师要指导学生学习如何解释观点、如何倾听意见，甚至是如何融入集体；为了帮助学生了解世界，教师会协助学生制定国外考察计划并对学生的所见所感作出反馈。哈佛大学教师们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对什么是高等教育形成了普遍共识。例如：沃特斯(Marry Waters)、张于连(Julian Chang)、马奎斯(Christopher Marquis)和斯培林(Arthur Spirling)等教授在回答“一名高校教师最重要的职业素养”时，都强调教师必须具备知识和移情能力(empathy)，即：教师要熟悉自己的专业领域，同时还能理解学生并善于与学生建立联系，让他们觉得教师关心并感谢学生们的努力。总之，对于名牌大学的学生来说，师生关系建设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其根本是学校对教育的理解与定位。有了科学的培养目标，教师才能以此为依据，明确自身义务并培养所必须的能力。最终，学生在体验成长的过程中逐渐领悟师道的深意并回报以真情，从而完成一个合乎大学本位的良性循环。
对于“问题学生”来说，美国高校教师总结的经验是努力成为学生心目中的唯一(that one teacher)。这类学生更为敏感和脆弱，因此教师在构建互信时，需要让学生体会到，“教师的为人和立场是一致的、我是了解和熟悉教师的，而且教师是在乎我的”。不同实践案例都表明当学生觉得教师愿意帮助自己时，更容易树立信心。可以说，在这些学生心中，“师生关系决定了一切”。值得一提的是针对“问题学生”，集体的温暖显得较为模糊，反而是教师的个体作用最为关键。通过研究相关报道，可以发现后来获得成功的学生在总结时都是感谢一位或两位最理解自己的教师，认为是与“唯一教师”的交往帮助他们战胜了困难。针对这一特点，一些学校推出了指导计划。在这些项目中，教师会长期负责一组学生。学校设有专门场所，让学生们感到自己有“安全的地方说心里话”。此外，学校有专人负责评估在师生交往中，教师的表现是否称职。主要的评价指标是“学生信任这位教师吗？”“学生跟教师沟通时，有安全感吗？”和“学生是否觉得自己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等。
通过对比分析美国高等教育中教师如何对待“优秀学生”与“问题学生”，可以发现前者重在通过能力培养，获得学生对教师的认可；后者则强调情感支持，培养学生对教师的信任，最终敞开心扉。然而，两者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即：教师应具备扎实的学识、高尚的情操、健全的人格以及对教育的热爱。因此，学生也许各有特点，而教育对从业者的职业要求却是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如果不能胜任职业要求，简单地归咎于学生并不符合实际。
中国教育对于师生关系的研究与实践拥有厚重的历史积累。孔子的《论语》、荀子的《劝学》和韩愈的《师说》等都是中国教育哲学的经典代表。步入21世纪，中国对于师生关系的重视进一步提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关心每个学生，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以此为背景，有关师生关系建设的研究与改革更是不断涌现，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然而，育人的规律毕竟难以完全把握，而这也正是教育的魅力所在。在众多挑战中，积极而健康的师生关系建设可谓重中之重，因为当师者已无力“传道”，那么“授业”与“解惑”的质量就堪忧了。
本文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和教育部留学基金委—哈佛大学博士后项目资助成果
参考文献：
[1]Allison Warshof, Nancy Rappaport, Staying Connected with Troubled Students, Education Leadership, 2013(9):34.
[2]Christina. M. Vogt, Faculty as a critical juncture in student retention and performance in engineering programs.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2008(Vol.97, 1):27.
[3]David Brooks. David Brooks Defines The New 'Social Animal' http://www.npr.org/2011/03/07/134329412/david-brooks-defines-the-new-social-animal,检索日期2013年12月30日.
[4]Hunter Gehlbach, Maureen E. Brinkworth, Anna D. Harris, Changes in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2(82) : 690-704.
[5]Hunter Gehlbach, Scott,W. Brown, Andri Ioannou, Mark A.Boyer, Natalie Hudson,Anat Niv-Solomon, Donalyn Maneggia, Laura Janik,Increasing interest in social studies: Social perspective taking and self-efficacy in stimulating simulations.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8 (Vol.33,4): 894–914..
[6]Janna Juvonen, Sense of belonging, social bonds, and school functioning in Patricia A. Alexander and Phillip H. Winne (Eds.), Handbook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pp. 655–674),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2006.
[7]Jorge I. Dominguez, Liberal Education at Harvard in This New Century,哈佛大学文理学院材料.
[8]Rose M. Marra, Kelley A. Rodgers, Demei Shen, Barbara Rogue, Leaving Engineering: A Multi-Year Single Institution Study,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Vol.101,1):6-27.
[9]William G. Perry, Forms of intellectual and ethical development in the college years: A schem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0.
[10]陈雪.让“弹劾老师”变成“和老师谈”[N].光明日报，2013-9-25(003).
[11]李佳,党波涛，马敏.高校师生关系“渐行渐远”[N].长江日报，2010-9-14(008).
[12]此统计总结自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5年)、Higher Education(2006年)、Laura Perna(2009年).
[ 责任编辑：于 洋]
北京高校党外专家赴贵州开展经济社会考察本刊讯 4月22日到26日，北京市委教育工委与中央统战部干部培训中心联合组织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十几所北京高校党外专家20余人赴贵州毕节、石阡等地进行经济社会考察。党外专家先后参观了毕节试验区展览馆，走访了乡敬老院、中等职业学院，考察了农业科技示范园、茶园等，专家们与地方领导面对面讨论，并就荒山育林、核桃良种培育、新能源汽车、农产品加工等方面提出了真知灼见。党外专家普遍表示，这次社会考察是一次了解国情、接地气的实践教育，有助于深入了解国情，进一步认识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了解了改革开放政策给西部地区带来的巨大变化和发展潜力，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学习了贵州开展“同心”工程、特别是毕节模式的成功经验，为进一步打造北京高校“心桥工程”活动品牌提供了借鉴；同时发挥了各自专业优势及社会联系优势，参与贵州人才培养，为加快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统群处 相京）
2010年9月14日，华中师范大学校长马敏撰文指出高校师生关系渐行渐远。2013年9月25日，《光明日报》报道了一系列高校师生关系紧张的事件。例如：“广东某高校新生开学接到自杀免责书”。可见，中国教育界虽然认识到应重拾亲密的师生关系，然而情势的发展不容乐观。那么，如何重塑和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应秉持的师生之道？为此，本论文通过分析美国在构建积极型高校师生关系方面的科研与实践案例，为我国相关改革提供服务。
美国高校师生关系建设：研究案例分析
美国高校师生关系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1970年，佩里(William Perry)提出大学生认知发展理论，指出只有教育者支持并鼓励学生时，学习行为才会发生。此外，评价师生关系是否积极的标准在于教师是在“教内容”，还是在“教学生”。以此为基础，后续研究不断深化。其中，可以总结出两种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的主要领域—师生关系变动性研究和以专业划分的师生关系重要性研究。
第一类研究旨在对师生关系的改变程度及其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关于积极型师生关系的重要性，已有研究基本达成共识，认为“最令人警醒的是师生关系不仅发挥作用，而且属决定性影响”。然而，有些根本性问题仍然未得到回答。例如：师生关系在单位时间内（如一个学年等）的变化程度有多大？这些改变是否都会对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动机产生影响？如果不是，那么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师生关系中的哪些因素？此外，既有研究所总结的师生关系建设“上游要素(upstream factors)”都是准确的吗？针对上述问题，哈佛大学葛贝持(Hunter Gehlbach)等人在2011年完成了一项补白研究。该项目主要包括师生关系评价、学生产出评价和潜在的师生关系“上游”因素评价等3个部分。突破点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问卷设计，尤其是分级标准等方面。研究将“教师”置于与“学生”同等重要的位置。葛贝持教授认为师生关系评价不应局限于学生的反应。因此，师生作为权重对等的研究对象所回答的问题及衡量分级都是一致的。此外，每次学生们只评价一位教师；同样地，教师们一次只评价一位学生。为了更加准确地把握学生产出的变化，该研究提出了“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和“努力(effort)”两个评价指标。前者包括五个评价内容，依据2008年的成果。后者则属本研究创新部分，评价内容也是五项。问题主要包括“你在这门课付出多少努力?”等。值得一提的是在衡量影响师生关系的要素方面，该研究借鉴了社会学方法。
在第二类研究中，针对理工科学生与教师的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实际上，美国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仍然普遍认同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STEM）等学科的师生关系就应该是“寒冷”，甚至“不友好”的。以物理和化学等专业的第一节课为例：教师们会要求学生环顾教室并指出自己认为中途会遭淘汰的同学，以此树立一种高标准和高压力的教学文化。因为，如果想成为优秀的科学家，唯有勤奋。然而，过分强调“严师出高徒”给青年学子造成了心理负担。2006年～2008年的多项调查显示，STEM的学生毕业率不足50%。面对社会对理工科人才的迫切需要，美国高等教育研究开始关注如何调整传统师生文化理念。代表性研究案例主要包括：沃特（Christina Vogt）的定量分析表明，“师生关系距离会降低学生的自我效能、学术自信和平均成绩；相反地，融合性师生关系对于自我效能会产生积极作用并极大地影响学生的努力度与思辨能力”。其他研究总结了科学的师生关系应具备的要素。在管理者方面，首先，学校要建立本科生导师制以帮助教师加深对学生的了解，更好地鼓励学生。导师制培养出的高年级学生可作为助手帮助新生。其次，学校要开展本科生研究项目，提供立项资助或研究实习机会，目的不仅在于组织学生，而且更是希望学生能够体会以所学报效社会的成就感。在教学者方面，教师应具备的职业素养首先是性格气质，不仅要愿意与学生交流，而且对教学充满热情。其次，要严谨地对待各个教学环节，要学习课堂管理和教学机制等方面的成果。
综上所述，美国高等教育师生关系研究验证了积极型师生关系的引领者是教师。因此，教师必须热爱生活和工作。这也包括对教学研究等看似非自身专业的各类成果怀有学习兴趣。随着时代的变化，教师不能再“一言堂”，而是成为学生的好帮手、合作者与智库。对于主管部门和学校来说，要为师生关系建设提供完善的保障体系。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关键在于细致和贴心。例如：美国部分高校在进行教改时，会具体到帮助遴选助教并进行培训以及提供各类手册。
美国高校师生关系建设：实践案例分析
在各类实践中，针对“优等生”和“问题学生(troubled students)”的案例比较具有代表性。有必要指出的是后者并非指学习能力差，而是那些来自父母离异等特殊家庭、不擅于情绪管理或沾染了不良嗜好的学生。
如何与尖子生培养积极型师生关系，哈佛大学怀特海德（Alfred Whitehead）教授在1922年提出“大学不是培训”的理念。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探索，哈佛大学总结了四个培养目标：“洞察力”“创造力”“沟通思想的能力”和“国际化”。以这些指标为引导，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建设找到了着力点。为了培养学生的洞察力，教师要具备开阔的视野和学贯古今的知识积累；为了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教师要鼓励原创性及跨学科的探索；为了提升学生的沟通能力，教师要指导学生学习如何解释观点、如何倾听意见，甚至是如何融入集体；为了帮助学生了解世界，教师会协助学生制定国外考察计划并对学生的所见所感作出反馈。哈佛大学教师们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对什么是高等教育形成了普遍共识。例如：沃特斯(Marry Waters)、张于连(Julian Chang)、马奎斯(Christopher Marquis)和斯培林(Arthur Spirling)等教授在回答“一名高校教师最重要的职业素养”时，都强调教师必须具备知识和移情能力(empathy)，即：教师要熟悉自己的专业领域，同时还能理解学生并善于与学生建立联系，让他们觉得教师关心并感谢学生们的努力。总之，对于名牌大学的学生来说，师生关系建设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其根本是学校对教育的理解与定位。有了科学的培养目标，教师才能以此为依据，明确自身义务并培养所必须的能力。最终，学生在体验成长的过程中逐渐领悟师道的深意并回报以真情，从而完成一个合乎大学本位的良性循环。
对于“问题学生”来说，美国高校教师总结的经验是努力成为学生心目中的唯一(that one teacher)。这类学生更为敏感和脆弱，因此教师在构建互信时，需要让学生体会到，“教师的为人和立场是一致的、我是了解和熟悉教师的，而且教师是在乎我的”。不同实践案例都表明当学生觉得教师愿意帮助自己时，更容易树立信心。可以说，在这些学生心中，“师生关系决定了一切”。值得一提的是针对“问题学生”，集体的温暖显得较为模糊，反而是教师的个体作用最为关键。通过研究相关报道，可以发现后来获得成功的学生在总结时都是感谢一位或两位最理解自己的教师，认为是与“唯一教师”的交往帮助他们战胜了困难。针对这一特点，一些学校推出了指导计划。在这些项目中，教师会长期负责一组学生。学校设有专门场所，让学生们感到自己有“安全的地方说心里话”。此外，学校有专人负责评估在师生交往中，教师的表现是否称职。主要的评价指标是“学生信任这位教师吗？”“学生跟教师沟通时，有安全感吗？”和“学生是否觉得自己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等。
通过对比分析美国高等教育中教师如何对待“优秀学生”与“问题学生”，可以发现前者重在通过能力培养，获得学生对教师的认可；后者则强调情感支持，培养学生对教师的信任，最终敞开心扉。然而，两者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即：教师应具备扎实的学识、高尚的情操、健全的人格以及对教育的热爱。因此，学生也许各有特点，而教育对从业者的职业要求却是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如果不能胜任职业要求，简单地归咎于学生并不符合实际。
中国教育对于师生关系的研究与实践拥有厚重的历史积累。孔子的《论语》、荀子的《劝学》和韩愈的《师说》等都是中国教育哲学的经典代表。步入21世纪，中国对于师生关系的重视进一步提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关心每个学生，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以此为背景，有关师生关系建设的研究与改革更是不断涌现，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然而，育人的规律毕竟难以完全把握，而这也正是教育的魅力所在。在众多挑战中，积极而健康的师生关系建设可谓重中之重，因为当师者已无力“传道”，那么“授业”与“解惑”的质量就堪忧了。
本文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和教育部留学基金委—哈佛大学博士后项目资助成果
参考文献：
[1]Allison Warshof, Nancy Rappaport, Staying Connected with Troubled Students, Education Leadership, 2013(9):34.
[2]Christina. M. Vogt, Faculty as a critical juncture in student retention and performance in engineering programs.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2008(Vol.97, 1):27.
[3]David Brooks. David Brooks Defines The New 'Social Animal' http://www.npr.org/2011/03/07/134329412/david-brooks-defines-the-new-social-animal,检索日期2013年12月30日.
[4]Hunter Gehlbach, Maureen E. Brinkworth, Anna D. Harris, Changes in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2(82) : 690-704.
[5]Hunter Gehlbach, Scott,W. Brown, Andri Ioannou, Mark A.Boyer, Natalie Hudson,Anat Niv-Solomon, Donalyn Maneggia, Laura Janik,Increasing interest in social studies: Social perspective taking and self-efficacy in stimulating simulations.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8 (Vol.33,4): 894–914..
[6]Janna Juvonen, Sense of belonging, social bonds, and school functioning in Patricia A. Alexander and Phillip H. Winne (Eds.), Handbook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pp. 655–674),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2006.
[7]Jorge I. Dominguez, Liberal Education at Harvard in This New Century,哈佛大学文理学院材料.
[8]Rose M. Marra, Kelley A. Rodgers, Demei Shen, Barbara Rogue, Leaving Engineering: A Multi-Year Single Institution Study,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Vol.101,1):6-27.
[9]William G. Perry, Forms of intellectual and ethical development in the college years: A schem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0.
[10]陈雪.让“弹劾老师”变成“和老师谈”[N].光明日报，2013-9-25(003).
[11]李佳,党波涛，马敏.高校师生关系“渐行渐远”[N].长江日报，2010-9-14(008).
[12]此统计总结自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5年)、Higher Education(2006年)、Laura Perna(2009年).
[ 责任编辑：于 洋]
北京高校党外专家赴贵州开展经济社会考察本刊讯 4月22日到26日，北京市委教育工委与中央统战部干部培训中心联合组织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十几所北京高校党外专家20余人赴贵州毕节、石阡等地进行经济社会考察。党外专家先后参观了毕节试验区展览馆，走访了乡敬老院、中等职业学院，考察了农业科技示范园、茶园等，专家们与地方领导面对面讨论，并就荒山育林、核桃良种培育、新能源汽车、农产品加工等方面提出了真知灼见。党外专家普遍表示，这次社会考察是一次了解国情、接地气的实践教育，有助于深入了解国情，进一步认识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了解了改革开放政策给西部地区带来的巨大变化和发展潜力，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学习了贵州开展“同心”工程、特别是毕节模式的成功经验，为进一步打造北京高校“心桥工程”活动品牌提供了借鉴；同时发挥了各自专业优势及社会联系优势，参与贵州人才培养，为加快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统群处 相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