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许崇智致叶剑英函件的若干思考

    【摘 要】2015年出版的《广州许氏六昆仲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图册收录了1964年12月许崇智写给叶剑英的信函。从该函件可以引伸出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如东征期间蒋介石、张民达、许崇智、叶剑英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等问题。尤其是从叶剑英与许崇智的长期交往中，可以看出叶剑英从事海内外统战工作的若干情况。

    【关键词】许崇智；叶剑英；函件；若干思考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8）05-0094-05

    2015年，广州出版社刊印了由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李穗梅等编辑的《广州许氏六昆仲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图册。广州许氏六昆仲，即许地（高第街）出身的许崇智、许崇灏、许崇清、许济（崇济）、许卓（崇耆）与许崇年。这部图册，收录了大量尚未面世的实物图照。本文所拟介绍的，是许崇智在1964年12月4日写给叶剑英的函件。下面，将原函迻录（函中缺字或漫漶不清处加□号，能判断原文者在□号后加括弧和问号）。

    剑英兄台鉴：

    一别多年，时深渴念。渝市晤谈，深入肺腑，不时难（或？）忘。在粤时，我不听你及张师长之话，错用蒋氏，致使中国革命倒退四□（十？）年。今得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领导中国革命成功，□（使）中国人民得到解放，各建设得到伟大成就，使中国进为强国之列，为我最喜慰者也。但我们国家尚未统一，领土尚未恢复，又为我念念难忘。国家大事，我□（近？）来与黄精一同志依你们所订定之八项和平统一条件，努力推动。因蒋氏□（顽？）固自私，□□（未知？）能达到和平统一之□□（愿否？）？今我年纪老兼有心脏病及血压高症，万一不测，希兄与黄精一同志联系，作不断努力，以促成和平统一之实现而达我平心血愿。黄精一同志机智过人，况淡于名利，忠贞为国，我素所深知、素所信赖之革命同志，我所有关于和平统一之能力协助者，已一一介绍于黄同志矣。谨此，敬祝

    大安

    五十三年十二月四日 许汝为印

    许崇智这封函件写于1964年12月，次年他便病故了，他的代表黄精一估计没有多少作为，因为内地形势随阶级斗争愈演愈紧，包括章士钊等人的活动，均先后停止了。尽管如此，从这个函件中，仍然可以引伸出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

    1918年援闽粤军进入福建后，组成两个军，总司令陈炯明兼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任第二军军长。1920年初，已从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叶剑英，到漳州粤军驻地谋事，先在总部任见习参谋，后在熊略支队任见习教官。粤军返斾后，曾参加孙中山桂林北伐，在军官教导团任教官。随后，还担任海军陆战营营长等职。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兵变，驱走孙中山，参加韶关北伐已进入江西的许崇智部，返粤无望经赣东进入福建。在1922年10月占领福州后，受孙中山指令，在闽粤军编为东路讨贼（陈）军，许任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叶剑英闻讯从香港前往福州，先任总部参谋，后任许军张民达第八旅参谋长，从此开始与许崇智、张民达的部属关系。

    1924年5月，孙中山将在粤各省军改编为建国粤军。建国粤军以许崇智为总司令，蒋介石为总部参谋长，第八旅改编为建国粤军第二师，张民达任师长，叶剑英为第二师参谋长。①这样，叶剑英在负责军校教学的同时，仍须协助张民达主持第二师的训练。第二师辖三、四两个旅，第三旅旅长莫雄，第四旅旅长张民达自兼。第二师设独立营驻香山香洲，培训下层军士，由叶剑英任营长。第二师曾参加连平对陈部作战，参加镇压商团及第一次东征。

    1925年1月开始的第一次东征，与蒋介石、许崇智、叶剑英相关的几件事，应同上揭许崇智致叶剑英函相关。蒋介石是建国粤军的参谋长，但他从加入援闽粤军开始，便与粤军将领张国桢等积不相能。他忙于军校事务后，似未参加粤军总部的工作，他与张民达关系也十分紧张。东征军分三路（三翼），左翼滇军杨希闵，中路桂军刘震寰，右翼总指挥张民达。蒋介石率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一、二团及部分学生到右翼參战，蒋提出要当右翼军总指挥，为张民达所断然拒绝。许崇智无法摆平，只能临时改变，由他本人亲任总指挥。在攻克淡水、平山之后，发现中、左路军按兵不动，右翼军是否乘胜追击，成为问题，于是有2月23日白芒花会议商讨方案之举。蒋介石力主先攻惠州城；但惠州城坚固，非短促可以攻下，故张民达等人认为应绕过惠州城，继续东进，歼敌主力。粤东平定后，许崇智驻节汕头，大元帅府任蒋介石为潮汕十属督办，张民达任嘉应五属督办，叶剑英任梅县县长。5月26日，许崇智又委任叶剑英兼建国粤军第二师新编团团长，该团系由驻香洲的独立营与驻前山的二师缉私营合并而成。

    许崇智在汕头召集粤军将领举行纪念周哀悼孙中山，公开对他们说：“服从许总司令就要服从蒋参谋长，以后凡总司令的命令，无论盖的是许崇智或蒋介石的印章，都同样有效。”②这算是许崇智对蒋介石的最高信任，也是对粤军内部反蒋情绪的压制，但这种表态，无疑抬高了蒋介石在粤军中的地位。不过，在粤军中轻蔑蒋氏的高级将领，这种表态只有引起反感。蒋氏心中也十分清楚。至少有两点可以说明。1.由于蒋氏与张民达的积怨，蒋在1925年3月31日早上4时许，从兴宁水口动程乘电轮经畲坑、梅县、潮州至汕头返广州。他在梅县未停留，到松口已傍晚7时，因水浸市镇，在船上过夜。因张民达、叶剑英均在梅县，蒋在梅城不敢停留。他抵汕头次日（2日）见许后，即“缕陈以后计划及练兵事宜，并入闽剿办洪逆残敌，痛劾张民达，以作战为营业，避重就轻，冒功黩货，滥委人员，把持税收机关诸状。许默然。”③这则记载值得注意。许蒋虽是拜把兄弟，但现在是上下级，行军治事，责有攸归。而蒋氏居然在主官面前肆无忌惮地攻击同僚，致使许无话可说，若非深仇大恨，何以至此？但事出蒋氏所料，三天之后，4月5日，张民达在湘子桥遇难。蒋氏在8日（在广州）听到消息，在日记上写下一句话：“粤军师长张民达，淹死于潮安湘子桥下。”④许崇智虽任粤军总司令，但其嫡系部队仅第二师及第七旅（后第四师）。现在张民达溺毙，对蒋而言，实如天之福。张民达和叶剑英在何时、何地对许说了哪些不能重用蒋的话，已无可考。但这些话显然不起任何作用，相反，许却在总理纪念周的会上，表示部属们要像对他那样对蒋介石。这样，许崇智就为日后被蒋介石清除埋下了祸根。2.东征右翼军底定惠潮梅，实现了孙中山北上前的愿望，本值得大大庆祝一番，但是广东政府的大佬们实在高兴不起来。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失去重心，胡汉明深知党内高层斗争内情，代帅难于久代。唐继尧欲就副元帅职，虽至愚者众知其用心所在，且唐继尧已与控制广东省城的滇桂杨刘声气相通。广东方面已有人认为省城安全无法保障，提出将机关迁往汕头的问题。是攻闽还是回师，经过廖仲恺、朱培德、加伦、许崇智、蒋介石以及汪精卫①在汕议定，决定回师讨伐杨刘，由蒋介石任总指挥，许崇智处理善后。参加讨论并做出决定，蒋介石是其中一员，而且他当了回师的总指挥，是既得利益者，但他在背后大发牢骚，且集中攻击处理善后的许崇智。5月30日，蒋回师至海丰拟复当局电稿毕，因叹曰：“诸公狃书生之见，胆怯无谋，犹欲以媾和误国，覆辙相寻，此中师（按指孙中山）所以徒苦一生也，哀哉！”②6月14日，击溃滇桂军，17日，蒋氏又说：“许崇智与陈炯明妥协，以潮梅让洪兆麟、林虎部入驻[惟约不得干涉党务]，自率粤军回广州。”③对许崇智之不满，溢于言表。据载，6月16日，许崇智在汕头发出布告：“本总司令为巩固粤局起见，决以潮梅收入交林、洪、叶各部粤军，公开分配，而以彼此合作为条件，自本月16日起实行。”④陈方办理交接的，是与许私交较好的谢文炳。事毕，许于17日返省。

    许陈双方从敌对到谈判再到和好，头尾经过约半年。为平定杨刘而回师（撤军），固然是原因，但这个公开原因背后，更深层次原因，是要实现新老（许陈）粤军和好，实现“粤人治粤”目的。在孙中山北上前，国民党内一直有人在从事孙陈“调和”；现在孙不在了，希望改变对陈的态度，被认为不是不可能的事。另外，还有不同利益集团的考虑，例如，时任“代帅”的胡汉民，与许崇智关系紧张，与汪也是面和心不和，需要一种势力去平衡；又如国共合作导致广东社会变动，在客军之外，黄埔校军渐成气候，加上长期与港英当局交恶，对广东政府而言也不是好事。所以，在潮梅交接谈判前，5月3日，胡汉民已往沙面会晤陈廉伯之弟陈廉仲，解释上年平定商团之事，请陈氏兄弟帮助政府。陈廉伯则在香港发行“救粤公债”，并联络各界。是月中旬，吴铁城、魏邦平在香港宴港商，谋驱逐客军和反对共产党。要达到这个目的，除了与陈炯明合作外，在广东找不出另外一股现成的武力来。

    蒋介石对广东高层的政治生态，无疑了然于胸，他指陈：魏邦平脑充封建思想，排斥外省军队，反对本党主义，殊属可笑也。在平定楊刘后（13日），蒋担任广州卫戍司令，实际上控制了广州全局。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蒋未加入政府，许崇智则任国民政府常委兼军事部长，新一届广东省政府中，许任主席兼军事厅长。在省政府的预算中，竟然将陈部粤军的军费列入政府计划中，自然引起蒋氏的愤恨与抗议。蒋洞悉许崇智的致命弱点：躭逸乐，不治军（不掌握部队），对下一步如何由参谋长去行使总司令权力，如何处理粤军，已在蒋的腹稿中。在6月15日决定各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许部粤军自然也应按规定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迄“廖案”发生，改编工作仍未进行。许军第一师最初规定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由李济深任军长，蒋李勾结，蒋氏实际已控制了粤系部队。“廖案”发生后，免去许第四军军长职务，撤销第六军，第六军编制归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引发“廖案”。“廖案”发生，惟一得利者是蒋介石。“廖案”使新旧粤军合作的计划彻底破产；胡汉民以涉刺廖嫌疑被逐出政府；蒋氏又借许崇智粤军总司令的身份，处理了许崇智的嫡系部队和粤军总部干员，杀了几个不为他所容的粤军将领，最后驱送许崇智赴沪，使之脱离军、政界。蒋介石掌握了国民党的武力，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他的黄埔党军已声势日盛。9月18日，军事委员会正式命令广州卫戍司令全权处理粤局，使蒋介石驾凌于广东省政府、广州国民政府之上，这样，20日许崇智之被逐，也就轻而易举了。据许人（许崇智亲属集体）在《许崇智的一生》一文所载，当蒋介石派蒋伯诚（蒋介石派给许崇智部许济师的参谋长）晚间送信给许，要他马上离穗赴沪，把军队交出时，许连连地说：“蒋介石这是犯上作乱，是不应该的，是不应该的！”①搞政治免不了使用无赖伎俩，对蒋介石而言，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应不应该的问题。

    粤军被瓦解后，许崇智与叶剑英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1939年6月，叶剑英从延安来到重庆，任南方局常委兼军事部长、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统战部门有许多工作，要联络、动员一切爱国力量投身到民族救亡运动来。全面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曾多次动员住在上海租界里的许崇智南下。1939年2、3月间，在唐绍仪被刺后，许才赴香港。蒋氏又多次催他去重庆，但他迟迟不动身。形势日亟，屡经居港的好友劝说，1940年冬，许才由杜月笙陪同，到重庆住了两周时间。就是这唯一一次到重庆，叶剑英会晤了许崇智。这次会晤谈话，令许深入肺腑，使之无时或忘。

    叶、许重庆会晤究竟谈了些什么，因未见公布材料，无法评论。按常理说，会晤应属拜会性质。在这种场合，双方说话都会严格把握分寸。在第一次东征（含）以前，由于蒋氏与粤军将领之间的矛盾，张民达、叶剑英可能曾经对许崇智说过一些不利于蒋介石的话，但许听不进去；非但听不进去，且信任有加。这个情况，许当时比谁都明白。因为，其一，蒋在粤军任参谋长，是孙中山任命的；之所以任蒋，孙有多种考虑，包括蒋个人的历练，孙与陈其美关系，蒋是反陈炯明死硬派，以及许崇智在军疏于治军，须一强人为之代拆代行等因素，许有此参座，就可以百事放手了。其二，许崇智、张静江与蒋介石是拜把子兄弟，蒋介石在其生涯中，好搞这一套，这是他从事政治社交的一种手段，也是起过一些作用的。攻击蒋氏，在许心中，可能还有“疏不间亲”的味道，所以听不进去。其三，粤军将领与蒋积不相能、甚至公开斥蒋之事，许崇智当然明白，这是蒋迄东征迟迟不“行使参谋长职权”的重要原因。等到5月底蒋率东征军（含第二师）回师镇压杨刘，以后许蒋短时间内已无工作关系，张民达在潮州遇水厄毙命，叶剑英则忙于处理香洲独立营兵变的事，故到此为止，已不存在“在粤时我不听你及张师长之话，错用蒋介石”的问题。至于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抗战领袖地位，是国际间承认的，许崇智暂短赴渝，也是应蒋之召前往的。尽管他对蒋心存芥蒂，重庆不可一日居，但至少生活上需蒋提供各种费用，他不会发表对蒋不利的言论。而叶剑英作为许氏昔日部属、今之中共重要干部，言谈举止，自当拿捏得体，有利于抗战，当不至主动将旧事重提，无事找事。所以，对许函开篇的一段紧要的话，要实事求是地解读。

    “廖案”发生及第二次东征后，蒋介石彻底解决了粤军（包括许陈两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及其后续衍生的部队，只能说是粤系部队，而不能再称为粤军。原粤系将领在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不管是否在军，都有一定影响力，是中共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叶剑英的统战对象。

    据载，在1949年12月上旬云南卢汉起义前后，叶剑英派人争取了过去在粤军中的老同事、国民党军第十八兵团中将司令官李振，在成都前线起义，加速了国民党军队在成都战役中的失败。新中国成立后，10月间龚楚率一个保安团退至乐昌瑶山，至11月，因计穷力蹙，率部下山投诚；旋赴韶关北江军分区交代问题。12月，人民解放军准备解决海南，当时主政广东的叶剑英经请示中共中央后，派遣龚楚经香港赴海南策反薛岳（龚抵港后背信未行）。②莫雄是叶在第二师时的同事，他在江西任德安专员兼保安司令时，曾将蒋介石布置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计划交身边的地下党同志，促成中央红军决策转移；随后任贵州毕节专员，还为长征路过该地的红军部队提供过方便。解放前夕他逃往香港，叶剑英亲自给他写信，要他回来参加建设工作。莫雄回到广州后，叶剑英很快接见了他，并为之安排好工作。但到镇反运动时，有人主张杀掉他。叶剑英知道内情，认为此人有罪也有功，现在表现也不错，不能杀，要保下来。莫雄是保住了，一文一武，叶剑英召回的原教育厅长、中大教授姚宝猷，却在此前有人乘叶在京，将他枪毙了，造成极端恶劣的影响。

    人格魅力往往比宣传口号更起作用。一些粤军旧人，如黄涛、曾其清、梁世骥等等，就是相信叶参座才回来的。做统战工作，首先着眼于上层人士。在原粤军将领中，在蒋介石退守台湾后，由许崇智挂名，在香港组织“太平洋政论会”，又有由张发奎领导的“英武学会”，在五十年代初期吸引了不少流亡在香港的原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到1952年春天，由美国人支持，张发奎等人撮合（许崇智不在内），组成第三势力“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大陆方面当然知道其中底细。该组织于1954年秋解散。据张发奎自述，叶剑英任广东省主席时，叫李朗如与李章达来港看过他，转达叶的意愿，要他回广州看一看。又称何香凝、李济深都曾给他写信，蔡廷锴受周恩来之托写信让蔡子绍昌带信给他。章士钊每次来港省亲都去看他，但章不谈政治。后来见劝不动他回大陆参观，“他们就不再骚扰我了。”但是，这些话不一定可信。同书郑注称：“直至张发奎去世前不久，叶剑英还托人捎信邀请他北上参访，然而他至死都不肯做贰臣。”①

    国民党旧人北上参访就叫做“贰臣”？未免太意识形态化了。不必讳言，张发奎对中共确存成见与疑虑。据叶剑英传记，他曾多次派人赴港做张的工作，希望他回大陆定居，为国家建设做些事情，或者回来看一看，见面叙谈。但由于种种原因，张没有回来。1980年3月，张病逝香江，叶闻耗即电唁张氏家属，谓“惊悉向华将军逝世，不胜哀悼。乡情旧谊，时所萦怀。特电致唁，尚希节哀。”这封唁电，使张氏亲属和许多海外人士深受感动。张夫人刘景容表示，我很敬佩叶参座，他不忘过去的友情，一直惦记着我们。②实际上，对故人故土，张氏亦何尝一日或忘，所以，在他去世后不久，张夫人遵夫嘱将其骨灰送返原乡始兴安葬。风度后人，终于落叶归根，了却夙愿。

    相较而言，许崇智的去世，大陆方面无所反应。这种事体不难理解。一是许蒋关系，即使疏离，亦为世人所注意，且叶许秘密联系，未曾张扬，斯人不作，尤不宜自我曝露。二是，函中所称“依你们所订定之八项和平统一条件，努力推动”云云，这“八项条件”，当是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对蒋台的要求，似未正式公布。若然，则事之缜密，自不必说。且当时阶级斗争声势日紧一日，为不受外界、内部干扰，当事者尤须不动声色也。转年，许崇智病故，此渠道后续如何，不为外人所知。

    “诸葛一生惟谨慎”，叶剑英生前所从事的海内外统战工作，不知多少，除了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和当事人头脑中的记忆，绝大多数不为外界所知。这封许崇智致叶剑英函，可谓留传世间的吉光片羽。因读此函，联想到其他事，爰撰此文，并将该函向读者推介。

    （李吉奎，中山大學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