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的方向

    王莹

    “文化的方向”同人世间的万事万物一样，总是具有弃恶从善、趋向光明的动力潜能。

    什幺是学问？学问不是书本上的知识，学问也不是单纯指那些从专业学校或其他培养人才的机构获得规定学历的自然人。学问是指知识分子应用所学知识服务于社会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力量。

    在当下的中国，谈论“学问的方向”十分必要，甚至是极其必要。

    或许有一个事实是公认的，那就是知识改变命运。知识改变命运是说改变谁的命运呢？从小里看，知识改变的是某个人的命运;从较为深广的意义上说，知识改变的是社会的命运。远的不说，仅从中国一百多年前的历史说起，就可得到确切无误的明证：清廷政治腐败、列强来侵，国情交给国人的最首要课题就是“救亡图存”。

    此时此刻，知识从书本上、从课堂中、从书斋里走了出来，成为有血有肉有性灵有情感的学问——清末到民国初期的学问是多种多样且斑驳陆离的。仅仅“变法维新”圈子里的学问也各不相同：有康有为、梁启超的学问，有谭嗣同的学问，有章太炎的学问，这些学问大抵是力图以有利于国势免于溃败为目标为出发点的文化诉求。康、梁倡导“尊孔读经”，其理论“不救一世而救万世”，其目标实质上抨击了封建体制中的顽固派，而在封建道统如铜墙铁壁般的19世纪末的中国，最终结果必然是无疾而终。

    谭嗣同不同于康、梁，他的学问满含着民主思想，浸润着墨子的兼爱学说和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民生思想，其基本方向是同情广大黎民百姓。所以，谭嗣同的学问不是为封建朝廷尤其是不齿于为清王朝服务的。他抨击封建专制时借用了庄子的观点：“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认为自秦汉肇始的“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由此以来，学问不仅变了味道，更是坏了品性。诸如战国时期的李斯之于韩非，庞涓之于孙膑，都是文人相互坑害直至相互谋杀，至于真正称得上窃国大盗的各路诸侯，文墨尽是不通。看着文人间的交相轻蔑直至于相互加害，他们无不暗自窃喜，认为此类迂腐之辈，为淘得一星半点残羹剩饭，除对权势摇尾乞怜外不惜杀戮同类，正合自己“党同异伐”的目的，何乐而不为？

    中国是重视历史记载的国度，春秋到西汉的“国别史”乃至从太史公以来的“通史”规模，是其他国度无可比拟的。这座可观的《二十五史》巍巍文化大厦得以建成，多是历代史官呕心沥血的辛勤劳作。当然，从撷取史实到史篇辑成，既离不了学人的学问又贯穿着历朝历代的学问。官修史书弘扬的大都是“文以载道”，广而扩之的意思应该是文字或文化均以承担儒家提倡的理想为主旨，即文化人的本分就是“修身治国平天下”。而对于那些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文人，如宋代蔡京秦桧、明代严嵩、民初郑孝胥之流，用其所学害国害民、谋取私利的劣迹不去开宗明义地鞭挞，却常常视而不见，或者隐匿不录，其后果必然是容忍并怂恿丑恶的学问生长和蔓延。

    然而，“文化的方向”同人世间的万事万物一样，总是具有弃恶从善、趋向光明的动力潜能，纵然面临这样或那样的“山重水复”，它的良善本性终不泯灭。看看20世纪以来的鲁迅、闻一多、朱自清，还有提出“千年一问”的钱学森及其众多贤达，足以使人确信，华夏文化在民族前行之路上定能涤除蒙昧，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