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实施效果研究

    刘秀玲 方昕

    

    

    

    [摘 要]本研究利用2011—2017年支援中西部地区协作计划输出省“211工程”院校的实际招生数据，从高校、教育部门和考生家长三个层面对影响录取率的因素进行作用机理探究，以分析协作计划对输出省份优质高校录取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协作计划实施没有影响到输出省份对本省的“本地化”招生倾向，并且其对输入省优质高校录取率略有提高，但有轻微挤占到其他输出省的录取率。研究表明，适当增加当地教育投入，有利于高考录取率的提高，且教育投入回报率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缺乏的输入省更高。同时，考生意愿通过经济距离和地理距离在本研究中得以体现。协作计划的实施，在提高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缺乏省份的优质高校录取率有一定成效，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

    [关键词]中西部协作计划; 优质高校;高考录取率

    [中图分类号]G64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19）10-0136-09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9.10.023

    一、协作计划实施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教育体量世界最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5.7%，均超过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但是，在教育事业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区域差距较大、高等教育资源布局不平衡、部分省份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不足等问题。同时，我国各地的高等教育升学率也存在明显差异[2]。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为了促进高等教育升学机会公平，缩小区域差距，做出了“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教育公平”的决策部署，并于2008年开始实施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专项政策（以下简称“协作计划”），其从全国普通高校年度招生计划增量中专门拿出一定比例，划分到部分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办学条件较好的省份（输出省），由其所属高校承担，面向部分升学压力较大、高等教育资源缺乏的中西部省份（输入省）招生[3]。协作计划各年参与省份（如表1所示）。面对协作计划的公布，协作计划输出省的考生与考生家长主要对以下问题反映激烈：（1）协作计划是否会让输出省考生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特别是985、211优质高等院校的录取机会;（2）输出省配额安排是否合理，高考录取率中游的省份是否做出牺牲;（3）各省考生素质不同，协作计划是否会让教育资源配置再显不公平。为此，本文把协作计划对优质高校录取率的影响作为重点进行研究。

    根据协作计划实施依据，国家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任务由地方所属普通本科和高职院校承担，不影响中央部委所属高校投放到各省份的招生计划[4]。“985工程”高校均属中央部门所属普通高等教育，中西部招生协作计划并不会对“985工程”高校产生直接影响，只是间接影响[5]。因此，本文将“211工程”院校作为受协作计划影响的优质高校进行分析，并针对协作计划社会关注热点及教育部相关政策部署，试图探讨协作计划的政策效果：（1）协作计划实施后优质高校录取率现状及其变化趋势;（2）协作计划是否对输出省本省优质高校录取率产生影响;（3）协作计划对输入省、其他输出省优质高校录取率的影响情况。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更加具体地了解协作计划实施效果，不仅可以回答社会关注问题，还可以为完善协作计划提供依据。

    目前，在高等教育方面的研究多关注于教育公平问题，对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进行理性的思考，提出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来增进教育公平[6];关注于教育理论与管理，从理论上分析教育研究，探索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路径[7];关注在将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研究，并通过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区域高等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程度[8];以及关注于教育政策的分析，其中对教育政策效果评价方法以文献、思辨[9]和描述性统计[10]为主。

    其中，高等教育研究中关于协作计划的文献较少。一是从理论上论证协作计划制订与政策效果。如对协作计划等政策进行法理透视分析，论证其是符合正当目的的纠偏政策[11];或以甘肃省为例，从统筹高校招生计划和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角度，分析国家统筹高校招生计划中的“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实践意义[12]。二是通过数据分析协作计划对参与省份的不同影响。如将样本分成“985”高校和一般本科学校进行研究，发现协作计划对输入省、输出省和不参与省份录取率影响不尽相同[13];也有利用中国“985 工程”高校计划招生数据，发现中西部地区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随之增多，省际间差距逐步缩小[14]。

    纵观以往研究可以发现存在以下几点不足：其一，对协作计划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分析不多，并且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数据统计描述分析为主，缺乏定量化研究;其二，研究协作计划实施效果时，多关注输入省、输出省录取率变化情况，没有关注到协作计划对于政策实施本省省份优质高校录取率的影响。

    针对研究不足之处，本文选取2011—2017年我国协作计划输出省“211”高校数据作为样本，进行政策实施效果分析，为我国制订更加有效促进区域教育公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与以往学者研究相比，本文主要创新点在于：第一，重新考量影响优质高校录取率的指标选取，从高校层面、教育部门和考生意愿三方面出发进行相应控制变量提取;第二，对以往实证研究不足的地方，针对输出省本省、输入省和其他输出省进行定量化实证研究;第三，将“211工程”高校作为受协作计划影响的优质高校进行分析，数据更加貼近政策实施情况。

    二、作用机理

    为了探究协作计划对高考录取率的政策影响，需要明确在此情境下，高考录取过程中的参与各方。以往研究，多数学者只考虑到高校与教育部门，这可能受制于其数据的原因，其采用高校计划招生数[15]。计划招生是高校根据自身办学情况上报教育部门审核后公布招生人数，其制定过程没有考生及家长这个利益方的直接参与。而在本文中，研究数据来自各输出省“211”高校实际招生人数，因此，此情境下包括了考生及家长的不同选择情况（图1）。以延边大学为例，其2013年（2013年以后官网不支持实际招生人数查询）录取情况为该校在北京、广东、上海、天津、江苏等省份实际招生人数均未达到计划人数，其中上海理科、天津文科招生数均为0。延边大学是所“211工程”综合性院校，其办学、师资力量并不孱弱，但是一些省份的考生对其的报考意愿却极低。可见，考生的报考意愿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高校实际录取率的结果。所以针对本文采用的实际招生数据，影响高校录取率的参与各方：包括各省高校、教育部门和考生及家长。

    （一）高校层面：

    a.各省教育投入：“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放在提高质量和优化结构上”。这意味着作为高等教育战略重心已由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发展转向以提高院校建设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内涵建设[16]。为此，高校在考量各省录取率时，其关注重点评价依据是各省生源质量，即各省教育成果。教育成果，如学生成绩提高来源于教育资源投入（人、财、物力等）的增加[17]，所以说教育成果的差异直接来源教育投入的差异。为此各省教育投入会影响其录取率。

    b.是否本省：首先，高校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支持，对“211工程”院校而言，地方政府财政占比重大。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等方面给予高校办学极大的方便与支持[18]。所以，高校倾向于本地化招生。其次，教育地方保护主义倾向。把教育当成为自己地方所有，为本地带来利益的产业[19]，将本地人才培养教育后为本地社会经济建设做贡献。为此，是否本省会对其录取率产生影响。

    （二）教育部门：

    c.协作计划：政府具有调节社会公平职能，其通过政策和制度规范高等教育公平运行。如制订和完善高等教育成本的合理分担制度、教育经费转移支付制度、贫困地区和特殊专业的差异收费制度、考试和入学制度等[20]。政府也将教育政策从之前集中资源办好优质高校转向促进教育公平，并提出要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21]。本文研究的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就是其中一项，即每年从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计划中专门拿出一部分，安排给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省份，由其所属公办高校承担，专门面向中西部高等教育资源缺乏、升学压力大的省份招生[22]。因此，协作计划实施会对录取率产生影响。

    （三）考生及家长：

    d.经济距离：考生在报考学校时，会关注高校所在地经济发展情况。在就业压力的大环境下， 在兼顾学校地理环境与实力的同时，更多的是对毕业出路的考虑[23]。如果经济发展好，这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其就业机会多，可选择性也多，利于就业问题的解决。还会关注民生发展情况，有着多元的文化交融，良好的安全健康保障，宜人的居住出行条件等的地方，对学生无论是求学，还是工作，无疑都具有极强的吸引。其中，文化观念与经济发展基本成正相关关系[24]，而民生发展指数也中有20%来自民生基础（地区生产总值等）和16%来自就业收入（人居可支配收入等）[25]，这意味着民生发展与经济水平息息相关。所以，我们用经济距离衡量考生报考意愿，尤其当高校所在省份与考生所在省份，经济发展差距较大时，报考意向愈强烈。

    e.地理距离：对于高校的地理位置关注，一方面可能是文化差异;另一方面可能是家庭羁绊。省份地理距离越远，其文化差异越大，考生需要考虑其适应性等。由于现在独生子女较多，将来发展考虑家庭原因，就近工作，从而也相应考虑就近求学。因此，考生报考大学时，除了对报考专业的考量，还有对高校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地理位置等考虑。为此，考生及家长意愿对录取率有一定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2017年协作计划输出省“211”学校各年份实际录取人数数据作为样本，7年共3472个观察值。数据基于各学校官网招生办对外公布信息，对于学校招生办公布数据不完全等情况，通过以下方法补缺补漏：第一，在高考派网站上收集相关缺漏的实际录取人数数据;第二，通过学校官网招生办公布的计划招生人数进行近似替代，因为高校模拟投档时，平均按105%的比例投档，所以实际招生人数用105%*计划招生人数代替。

    其他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教育部网站、中国民生发展指数报告。

    （二）各省录取率差异情况

    观各输出省的“211”高校各省录取率的空间分布图（如图2所示）。以2011年、2014年和2017年的华北—北京市、华东—上海市、东北—黑龙江省和西南-重庆市为事例展示。

    图2?北京、上海、黑龙江及重庆四地在各省录取率的空间分布图

    在录取率空间分布图上，输出省及其周边省份占据大部分深色面积，而且年度存在略微变化，但分布情况大抵相似。如：北京在其附近省份天津、内蒙古及东三省等招生较多;黑龙江在其附近省份东三省、华北地区及内蒙古等招生也较多;上海就在其周边的浙江、江苏招生较多;重庆则在整个西南片区招生多。

    于此同时，从北京、上海、黑龙江及重庆录取率空间分布图都可以较为明显看出，存在远离输出省省份颜色有变浅趋势。这表明距离输出省稍远距离的省份存在录取率较低情况。

    但是，对于偏远的西部省份，又呈现出较深颜色。如：北京在青海、西藏、新疆等省份录取率较高;上海在青海、甘肃、新疆等录取率较高;黑龙江在青海、西藏等省份录取率较高。

    综上，各输出省在本省及周边省份录取率较高，具有集聚的分布趋势;对于偏远的高等教育资源较为缺乏的西部省份，有一定录取倾斜性。

    結合表2，从时间纵向观察输出省录取率的变迁情况。以2011年、2014年及2017年北京“211”工程高校录取率为例，其在北京本省录取率保持在0.063以上，占总录取率的30%以上，占据最大比例。随后，天津、青海等省份位于高录取率省份前列，而四川、河南和广东等省份则处于列尾位置。观察表2，可以发现存在录取率梯队划分，这与之前通过图2观测得出结论相似。且各个录取率梯队省份录取率明显下降，存在明显地区差异化招生。

    北京“211”工程院校在各省录取率也存在不尽相同变化趋势。有些省份录取率保持相对稳定：如天津，长期处于较高位次，且保持稳定在0.016左右;上海录取率维持在0.004多，长期处于中游位置;有些省份有着增长趋势，并有明显的增长。如：江苏、河北和陕西2011—2017年间，位次上升超过6位;也有微弱增长省份：甘肃、安徽和四川等。有些省份也存在下降趋势：有位于高位名次的西藏和新疆;也有位于较低名次的贵州、云南等。

    綜上所述各输出省在本省录取率最高，有本省录取倾向;各省录取率在各年均略有变化。

    （三）指标选取与模型设定

    根据作用机理分析，选取相对应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变量符号、含义及方法（见表3）。教育投入、经济距离数据考虑其滞后影响，均采用前三年平均值处理。

    由于本研究所使用的变量包含虚拟变量和不随时间改变的变量，并且这些变量是本研究关注重点，因此使用面板随机效应，用stata13进行数据处理。

    模型选取如公式1：

    当考虑本省录取率变化情况时：即BS=1，SR=0且QTSC=0时，ΔLQL=0.0139（表4）。

    这表明，当协作计划参与本省招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有着较强的“本地化”招生倾向。这与陈耐帅研究结论我国在优质高等教育的招生中本地化现象较为普遍相同。于此同时，协作计划实施没有降低输出省份对本省的“本地化”招生倾向。可见，协作计划实施过程中，确实与教育部门多次强调“在不降低本省录取率的同时，针对协作省份额外安排招生人数”的表述相符。

    当考虑输出省对输入省录取率变化情况时：即SR=1，BS=0且QTSC=0时，ΔLQL=0.0366+（-0.0297）=0.0069。

    这表明，当该省是参与到协作计划的输入省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提高该省优质高校录取率。其结果与张小萍利用2012年和2014年“985工程”高校计划招生人数数据推算出协作计划会增加输入省招生数结论，协作计划对于输入省有正向政策效果的结论相似。

    当考虑输出省对其他输出省录取率变化情况时：即QTSC=1，BS=0且SR=0，ΔLQL=0.0646+（-0.0706）=-0.0060。

    这说明，当该省参与到协作计划的其他输出省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该省优质高校录取率微弱降低。也就是说拥有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省份在执行协作计划时，在既要稳定有增本省录取率，又要对协作计划输入省额外支援的前提条件下，会侵占到其他输出省的录取率。当然，现实存在对其他输出省招生人数规模也上升。但是，在其他省份招生人数规模有倾斜和高校扩招背景下，其录取率存在着被侵占的现象。

    教育投入：当省份是输入省时：ΔLQL=0.0833+（-0.0297）=0.0536;当省份是其他输出省时：ΔLQL=0.0833+（-0.0706）=0.0127。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教育投入每增加1%，输入省录取率会提高0.0536%，而输出省录取率会提高0.0127%。这种存在输入省和其他输出省组别之间的差异性，反映了教育投入回报率的不同。输入省本身教育资源存量较于其他输出省少，此时增加其教育投入，其回报率高于其他输出省。总体来看，教育投入的增加均会增加该省优质高校的录取率。

    考生意愿：从经济距离考虑：ΔLQL=0.0256;从地理距离考虑：ΔLQL=-0.0590

    从经济距离上反映出的考生意愿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省份的考生对于经济发展好地区学校的报考意愿高;反之，经济水平发展好省份的考生对于经济发展较差地区学校报考意愿低。从地理距离上考量考生意愿表明，考生报考学校意愿有着就近心理，意愿高低与距离远近呈现一定程度负相关。

    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定性，文中采用“前三年高中生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与全国平均占比”代替“前三年高中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与全国平均占比”衡量各省份高等教育投入，对原始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其他属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可见用于稳健性检验的变量——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包含了更多衡量教育投入的方面，如社会教育投入等。如表4所示，本研究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集中研究了中西部协作计划实施对优质高校录取率的影响效果，并区分出本省、输入省和其他输出省不同主体进行讨论。就社会关注热点给予一定解答：第一，据本文研究，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本省与录取率呈现显著正相关，说明协作计划输出省份对本省有着“本地化”招生倾向，且占比最大;第二，协作计划实施其对输入省优质高校录取率略有提高，说明协作计划取得一定成效;但对其他输出省录取率来说有着轻微程度侵占情况。第三，增加当地教育投入，有助于提高高考录取率，但存在组别差异，相比于其他输出省来说，输入省组别中的教育投入回报率更高;在考生意愿层面上，考生对经济发展水平好地区的学校报考意愿较高，并且意愿高低呈现就近心理。

    为此，相关部门应关注“本地化”招生情况，合理适量减少高校本地化招生比例;坚定协作计划的实行，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增加对教育投入，向中西部地区教育资源相对缺乏省份倾斜，缩小高等教育地区差距。

    参考文献：

    [1]陈宝生.教育：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受益者、助力者[N].光明日报，2018-12-13.

    [2]窦心浩.一流大学入学机会的地区差异研究——基于中日两国招生制度的比较[J].教育发展研究， 2014（1）：30-36.

    [3][2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EB/OL].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2082/s6236/s6811/201209/t20120903_141512.html，2012-9-3.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面向中西部平衡高考录取率差距[EB/OL].http：//news.sina.com.cn/c/2017-05-11/doc-ifyfekhi7280823.shtml，2017-5-11.

    [5]張宇涛， 刘秀玲.中西部招生协作计划对高考录取率影响研究[J].考试研究， 2017（2）：97-106.

    [6]杨德广.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多样化和质量保证[J]. 东南学术， 2002（2）：24-28.

    [7]李太平， 刘燕楠.教育研究的转向：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兼谈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J].教育研究， 2014（3）：4-10.

    [8]许玲.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性研究——基于2004年和2011年横截面数据的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 2014（1）：24-29.

    [9]容中逵， 赵春兰.当前我国择校禁令成效不显的政策反思[J].教育发展研究， 2013（12）：63-67.

    [10]曾骊.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评价[J].教育评论， 2013（4）：57-59.

    [11]杨艳飞.我国高校招生计划分配制的法理透视与制度反思——基于教育平等的考量[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6（7）：27-32.

    [12]高辉.高校招生计划统筹分配的实践与策略研究——以甘肃省为例[J]. 中国考试， 2018 （8）：11-17.

    [13]陈彬莉， 卢立涛， 韩华为. 国家“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政策实施效果考察[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4）：146-154.

    [14][15]张小萍， 张良.中国高质量大学入学机会和招生偏好研究——以“211”高校为例[J].高等教育研究， 2015（7）：28-35.

    [1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J].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 2007（6）：3-6.

    [17]胡咏梅， 杜育红.中国西部农村初级中学教育生产函数的实证研究[J].教育与经济， 2008（3）：1-7.

    [18][19]陈耐帅， 许友谊.我国优质高等教育招生本地化现象研究——基于119所高校招生计划的调查[J]. 教育探索， 2014（3）：78-80.

    [20]张应强， 马廷奇.高等教育公平与高等教育制度创新[J]. 教育研究， 2002（12）：39-43.

    [2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EB/OL].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069/moe_2070/moe_2331/moe_2344/tnull_32764.html，2008-3-14.

    [23]肖洁， 卜林.高考考生择校意愿分析——基于南京工业大学08级新生的调查[J]. 中国青年研究， 2010（1）：92-95.

    [24]朱晓， 陆书磊.区域文化观念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定量评价[J]. 商业时代， 2009（1）：102-103.

    [25]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2011中国民生发展报告：迎接“十二五”保障与改善民生挑战[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责任编辑：宇美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