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贡献

    【摘 要】习仲勋积极推动思想解放，让广东充分发挥人文地缘优势，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试办经济特区，打开广东对外开放的大门，推动计划和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推动价格和商品流通管理体制率先改革，促进农业生产管理体制改革，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了先走一步的重要经验，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关键词】习仲勋；改革开放；重要贡献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8）05-0005-09

    习仲勋是广东改革开放的主要开创者和重要奠基人。国内学界对习仲勋在中国改革开放大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关注已久，并取得不少研究成果。①但以往研究往往是就某一改革措施和思想进行论述，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习仲勋主政广东时期所采取的种种改革措施，认为他坚持实践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启动对外开放，改革管理体制，为改革开放的全面实施树立了标杆，对开创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一、深入调查研究，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落实各项政策，为广东改革开放奠定政治基础

    1978年4月，习仲勋刚刚结束长达16年被审查、关押、监护的生活，被派到广东主持省委、省政府工作。习仲勋通过调查研究敏锐地发现广东“现在思想很不解放，条条框框太多”，洞察出调整政策和改革体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从肃清林彪、“四人帮”的影响入手，推动思想解放，为开启改革开放局面厘出思路，创造前提条件。

    习仲勋指出：“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也不让搞，不敢搞”；② “我们省、市领导干部中，思想不解放，精神不振作”；“一句话，就是思想有点僵化。什么东西都是上面说的就算数，当书本、文件的收发室，一切都照着本本去办，自己不开动脑筋，不去思考，不去真正消化，不敢越雷池一步”。③他较早明确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他的带动下，广东从1978年7月就开始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并将讨论同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总结经验教训结合起来。他带头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来衡量是非。9月上旬，省委在广州连续举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9月20日《人民日报》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加快前进步伐》为题，报道了习仲勋主持召开的这次学习会。这场讨论逐渐由省直单位和理论界扩大到地、市、县领导机关。针对各地各单位学习讨论的发展不完全平衡的情况，习仲勋在广东组织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活动，并将讨论补课引入到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等会议中，促进思想解放，端正指導思想，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

    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开展了整风活动，肃清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他列举出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对广东农业战线的干扰破坏，强调：广东农业要翻身，就要从根本抓起，分清路线、政策是非，肃清假左真右的流毒，拨乱反正。在他的主持下，省委通过调查研究，把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农村经济政策纠正过来。

    经过习仲勋在广东领导的学习讨论、补课和倡导解放思想，结合整风和肃清林彪、“四人帮”的影响，总结了经验教训，对于长期受到“左”的思想禁锢的广东干部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促进了思想解放，在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统一了认识，为广东改革开放的启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面对困扰广东几十年的偷渡逃港老大难问题，习仲勋到广东不久就亲自前往逃港问题最严重的宝安县考察。他问一位因偷渡被收容的人：“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被收容者回答：“我们穷，分配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①习仲勋与多位基层干部进行了座谈。他们直言在“左”的思想和计划体制束缚下，宝安与香港新界农民生活差距日益扩大，农民向往香港。习仲勋耳闻目睹这一切后，深深体会到：是我们政策失误造成了粤港两地的巨大差距，唯有自己真正发展起来，才能从根子上遏制住持续多年的逃港潮。他还考察了两家“三来一补”②企业。当他了解其成效后，表示鼓励宝安大力引进外资办工厂。这一切使他深感调整政策和改革体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离开宝安前，习仲勋说道：“解放30年了，香港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很荒凉，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局面，要努力缩小差距”；“外贸基地规划好了就要干，要讲求实效”；“搞外贸基地建设，主要看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价高，赚钱多，你们就生产什么”；“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农民能增加收入，国家法律没有规定不能搞的，就大胆地干，资本主义有些好的方法我们也要学习。”③回到广州后，习仲勋立即指示落实过境耕作和开展小额贸易等问题，并派工作组到宝安、珠海两地调研，帮助开展外贸基地建设。

    正是这些调查研究，促使习仲勋产生了实行改革开放理念。他高度重视吸收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1978年4、5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选派三个代表团（组），分别考察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的先进做法和管理经验。到港澳的考察组回来时，向习仲勋等广东领导人介绍情况。在交换意见时，考察组建议将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加强领导力量，农业从“以粮食为主”逐步转到“以经营出口副食品为主”，开辟游览区，办好商业、服务业等。习仲勋等广东领导人受到了启发，向考察组提出了在毗邻港澳的地方建立试验区的大胆建议。接着着手收集对外开放可供借鉴的经验，特别是亚洲“四小龙”腾飞的经验。习仲勋还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专门听取参与出访西欧五国的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情况汇报，并决定召开广东省、广州市处以上干部大会进行传达，使大家听了受到强烈震撼和启迪。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有关汇报后，同意在广东宝安、 珠海建设出口基地， 要求广东办起来。同年6月20日，习仲勋主持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关于迅速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建设问题，决定认真贯彻中央指示，切实抓紧落实，组织班子研究制定两县建设规划和方案。习仲勋随即派工作组到宝安、珠海做进一步调查研究。在工作组调研基础上，省革委会于同年10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

    习仲勋还在广东大力推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其中包括为因所谓海外关系“黑六条”问题①受到迫害的人平反昭雪，打破了广东干部群众的政治桎梏和精神枷锁，重新凝聚起已经涣散的人心，包括华侨和港澳同胞之心，为广东改革开放局面的开创奠定了政治基础。

    二、向中央“要权”，争取和推动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出台

    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等场合多次疾呼解放思想，并提出改革开放的意见，请求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发挥优势，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广大干部的关注。他所发表的意见，不仅对于广东争取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 党、国家和各省市区领导层解放思想、确立改革开放的理念，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1978年11月至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提出解放思想问题，并请求中央下放权力，授权广东发挥自身的优势。他指出：毗邻港澳，华侨众多， 可以成为广东的一个有利因素；但是如果不解放思想，可能寸步难行。他提出加强同港澳、华侨的各种经济合作，建议中央授权广东处理一些与港澳合作的事宜，以及提出适应华侨建设祖国的需要的措施。②

    习仲勋分析广东发展的有利条件，认为这里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只要政策对头，多做工作，港澳、华侨可以成为广东的一个有利因素。他提出让广东放手发展外贸出口工业，加强同港澳、华侨的各种经济合作。他说：广东“根据中央的指示，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料，搞加工装配业务的工作，现正初步展开。”“积极开展这项工作，不仅有利于开辟劳动力的出路，而且对提高技术，促进外贸，发展工业， 也大有好处。但是现在思想很不解放，条条框框太多，机构运转不灵，办事效率太低，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否则就做不好生意，甚至可能造成经济损失。省委已经决定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全权处理有关业务。建议中央考虑：鉴于广东与港澳来往密切，希望能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③

    习仲勋还提出采取补偿贸易等办法，与外商合作发展海水养殖业和海洋捕鱼业等，以实现渔业现代化，建立强有力的支农工业，以实现农业机械化，请求中央予以支持。习仲勋还提出调动华侨建设侨乡积极性的措施。④

    针对长期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严重抑制各地、各部门和企业积极性的状况，习仲勋明确地提出改革的意见。他指出： 经济管理体制 “要按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果断而又迅速地作出相适应的改变，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各级、各部门、各企业的积极性。要普遍推行合同制度，严格按经济规律的要求办事。现在搞的统收统支和靠“长官意志”、单纯用行政办法这一套，既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也不利于发挥各级的积极性。看来省委对各级有这个问题，中央对地方也有这个问题，非改不可，否则就不能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⑤

    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时，一些中央领导在场倾听，引起他们高度重视。习仲勋所谈的意见，成为中央工作会议热议的话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习仲勋回到广州即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他指出： “我省毗邻港澳，对于搞四个现代化来说，这 是很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 搞合作经营。中央领导同志对此已有明确指示，我们要坚决搞，大胆搞，放手搞，以此来加快我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①

    在1979年春节后大调研基础上，他和省委班子形成了比較一致的意见，就是一定要充分根据广东的特点和发挥优势，请求中央下放权力，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走一步。习仲勋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个原则是正确的，但当前的主要倾向是什么，应明确。从实际工作来看，我认为现在仍然是权力过于集中，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就是集权和分权的问题，要处理好这个关系。现在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②他又说：“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 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一个省，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是一致的。”③他还引用广东侨务部门同志的话说：“不要杀鸡取蛋，要喂点饲料让鸡多生蛋”，只要放活一点，广东可以给国家贡献更多外汇。这些都牵涉到体制问题，要很好解决。④

    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分组会议和各组召集人会议上发言时，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同志在场倾听，他们不时插话， 表示赞同，并就改革开放的话题发表重要意见。邓小平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 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华国锋同志和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⑤华国锋说：“仲勋同志讲，广东如果是一个国家，早就搞上去了。统死了，影响速度，经过两年认识，更深刻了”，“要进行大的体制改革，如广东要有一个新的体制”。⑥

    在会议期间，习仲勋向邓小平提出希望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并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邓小平认为这是一种新思路，要求广东 “杀出一条血路来”。

    党中央十分重视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的意见，形成了《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 若干问题的规定》⑦，并决定派主管外经贸工 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工作组到广东、福建，和两省党政领导干部以及专家共同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共同起草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要求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指示，习仲勋在北京即指示随从人员打电话给省委、省革委会，把党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消息传回来，以便做好必要的准备。他回到广东后，一方面先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对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进行动员，另一方面抓紧准备意见，向谷牧和中央工作组汇报。他在三级干部会议上强调要继续解放思想，指出：“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转变，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在新长征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会碰到新情况、新问题，都会有新的斗争，不解放思想，就会寸步难行。比如，党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放手让我们充分利用广东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发展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这是我们过去根本没有做过的、不熟悉的新问题。如果我们不解放思

    想，积极通过实践去探索客观规律，而是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怎么能够做到像小平同志所说的‘杀出一条血路来呢？显然是不可能的。”①

    习仲勋带领广东省委、省革委会负责同志与谷牧率领的中央工作组经过多次磋商，于同年6月6日形成了广东省委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的《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7月15日，党中

    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这一文件不仅为广东、福建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石、提供了尚方宝剑，而且对我国实行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产生了巨大撬动和冲击作用，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起了关键性作用。

    广东省委认真贯彻中央这一文件，习仲勋在地委书记会议上指出：“形势逼人，我们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如何把对外经济活动搞活和办好特区等方面闯出一条路子来，作为全国的参考。”②习仲勋一方面积极带领广东干部群 众在改革开放中先行先试，同时多次向中央领导反映有关情况和存在问题，请求中央帮助解决。中央对广东的探索给以了大力的支持和充分的肯定。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时指出：中央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试验，不但有利于加快两省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短短的时间内，两省工作有很大进展，成绩是显著的。同时指出两省在实行新体制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这是前进中的矛盾。批示就进一步搞好经济体制改革对两省和中央有关各部门提出了要求。同年9月，习仲勋等又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了广东的工作，并提出扩大广东改革的权限，给广东更大的自主权。9月28日，中央印发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进一步肯定了广东先走一步的成就，给广东以更大的独立自主权，要求广东“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

    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前后发表的意见和采取的举措，不仅对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起到关键作用，而且对党的领导层统一认识，作出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起到了促進作用。

    以上事实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启动，广东能够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是与习仲勋提出建议和积极争取分不开的。

    三、创办经济特区，启动对外开放，改革管理体制，推动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

    习仲勋根据党中央关于改革开放的指示精神和广东的优势，从创办经济特区、扩大对外贸易、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等方面开创广东改革开放新局面，为全国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一）创办经济特区

    习仲勋经过到宝安县调查，以及接受有关考察组的建议，萌发了利用毗邻香港、澳门的有利条件，创办外贸基地的设想。他主张外贸基地规划好了就要干，要讲求实效，并根据香港市场需求确定生产，并对外贸基地和两市的建设提出了宝贵意见。习仲勋和省委、省革委会还同意国家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在宝安蛇口投资建立加工工业区的提议，省革委会和交通部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提出在蛇口建立工

    业区，充分利用国内外的优势，两者结合起

    来，促进我国交通航运现代化和宝安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广东省的建设。同年1月31日至2月，国务院同意上述报告。随后，又批复同意两地改设为深圳市和珠海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习仲勋主持省委常委集体讨论形成共识，并由习仲勋向党中央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创办“贸易合作区”，得到大力支持。同年5月，习仲勋等人向谷牧和他率领的中央工作组汇报时，提出试办出口特区，进行单独管理，利用外商资金、技术和设备，发展我国出口产品。省委向党中央、国务院的报告中，专门列出“试办出口特区”一节。习仲勋高度重视广东经济特区建设，经常听取汇报，给以指导，同时多次向中央领导汇报特区建设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请求中央帮助解决。

    （二）多方面启动对外开放

    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广东率先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

    第一，1978年底，习仲勋就向中央提出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理对外来料加工装配、技术设备引进、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的机构，授权广东决断处理相关业务。

    第二，向中央呈送《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提出：“扩大地方对外贸易的权限。在中央统一对外贸易方针政策和规划下，广东有权安排和经营自己的对外贸易。”报告提出广东应享有的一系列权限。中央批准了广东的报告。①

    第三，通过创办贸易合作区（后改特区），形成对外开放的窗口，吸引外商进入广东。

    第四，率领代表团到发达国家和地区考察，亲自接待外宾，缔结友好省州协议书，并派领导干部到香港和发达国家考察，增强改革开放意识，促进对外经济交流。

    第五，建议中央下放地方外汇进口物资的权力，同时冲破各种阻力，进行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打破独家经营的局面，调动各地区、各部门从事外贸的积极性，适当扩大各地、市、县经营外贸的权限，在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方面大胆放权。习仲勋向中央提出的有关请求，都基本上获得了批准。针对改革中出现了各自为政、相对混乱的现象，习仲勋强调解决分散经营和统一对外的问题。随后，广东省出台了《关于外贸体制改革的意见》，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

    第六，积极引进外资兴建宾馆，以促进旅游业和对外开放。从1978年夏天开始，就引进外资发展旅游事业，习仲勋与霍英东、李嘉诚、胡应湘等人士多次洽谈，霍英东先生起初拟无偿捐资兴建宾馆。习仲勋等人考虑为了鼓励外商到广东投资，不赞成霍先生的想法。霍先生也赞成这一意见。省旅游工程领导小组与霍英东先生达成在广州白鹅潭兴建宾馆的《投资计划意向草案》后，习仲勋亲笔给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写信，汇报有关引进外资洽谈情况，请余秋里帮助从速审批这一合作项目。同年4月初，国务院便正式批准了这一项目。

    这些举措和活动，对广东开启对外开放的大门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坚决推动计划管理和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

    早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勛就提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他又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应对权力过于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下决心进行改革，对企业的管理，要严格按经济规律办事，要扩大企业权力，运用经济手段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要贯彻按劳分配，要有奖惩制度。他指出：“要改变目前权力过于集中和单纯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的状况。上下级之间，计委、经委等综合部门和各专业部门之间，要适当分权，行政机关要尊重企业经营管理上的自主权，同一个地方管理结构重叠和机构设置不合理的，看准了的要马上改。还未看准的，今年各有关部门都要进行试点，以便摸索经验。”①

    1979年8月，在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上，习仲勋指出：“现在我们经济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正是由于没有把经济搞活，而是卡死了的缘故。实践证明，要把生产搞活，必须解放思想，打破僵化和半僵化，把思想搞活，把措施搞活，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②习仲勋和省委争取中央的支持，首先从实行计划体制以地方为主开始，逐步对传统的计划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进行改革。

    为了扭转企业连年亏损的被动局面，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清远县从1978年7月起，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实行奖金制度，从10月开始试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扩大企业自主权，使奖金与经济效益挂钩，收到明显效果。从11月开始，全县国营工业企业都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效果显著。次年4月，清远改革工业管理体制，撤销局一级工业机构，由县经委统一对县财政实行上缴利润承包，企业则对经委承包，开创国营企业承包之先河。习仲勋获悉后，对清远的做法表示支持，认为这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利。但由于当时极左指导思想还没有肃清，清远的做法引起了争议。

    1979年7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按照五个改革管理体制文件组织试点的通知》，要求在少数国营工业、交通企业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习仲勋和省委、省革委会积极贯彻，颁发一系列文件，赋予企业较多的自主权。同年8月，省委、省革委会召开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与会者对清远改革做法产生了激烈争论。习仲勋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明确表示支持推广清远经验。他强调：“把企业搞活，要突出解决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问题”；“我省从明年开始实行新的体制，我们更要积极地搞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步子要快一些，做到阔步前进”；“我们就是要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把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克服盈利亏本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吃大锅饭现象，加快生产发展，提高经济效果。”③

    会议决定按照省委和习仲勋的意见，在全省工业交通企业中，选择100家企业作为第一批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选择300家企业，把企业基金、福利基金和奖金从工资总额中提取改为从企业利润中提取的试点，并要求各地在县属工业企业中，推广清远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办法。会后，习仲勋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到清远，调查清远经验。接着，他又在地委书记会议上，以清远为例，强调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敢于改革。虽然对清远经验一直存在着争议，但由于习仲勋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地推动全省各地推广清远经验，在他的带领下，清远经验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在广东得到有效的推广。截止1980年3月的统计，全省近1000家企业推行了清远经验，都取得了增产增收的良好效果。1980年6月21日，习仲勋在全省工交增产节支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再次指出：“实践证明，清远经验的方向是对的， 把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使企业和职工从企业经营的成果上来关心生产，注意节约，因而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果。”①他同时指出，清远的做法也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必须改进。他要求在推广中要结合自己的实际，不能一刀切，要吸取他们好的方面，改进不够完善的地方；在实践过程中，各地还应总结推广自己本地行之有效的好经验。他指出：只要思想解放，把经济真正搞活，还会再出现更多更好的经验，“各地的经验，只要能增产增收，真正做到国家多收，企业多留，个人多得，就可以推广。”②

    1980年8月1日，人民日报以《清远县经济体制改革形势使人振奋》为题，头版头条详细报道了清远率先试行企业承包制的经验，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82年11月26日，国务院总理在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高度评价了广东省清远县的改革经验，向全国推介。全国各地纷纷组织考察团前来考察学习，国际银行组织的代表和美国专家等也前来清远考察。

    （四）请求中央对广东实行外汇收入和财政定额包干

    针对长期以来权力过于集中、地方缺乏必要的自主权的状况，习仲勋多次主持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会议，讨论并提出请求中央给广东下放权力。在外经贸方面，以往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广东提出打破这种模式。如外汇收入方面，长期集中归于中央，广东提出扩大地方分成比例。从1980年起，外汇收入以1978年为基数，外贸出口增长部分的外汇，除了上缴中央三成以外，七成全部留给广东，由省内综合平衡，包干安排。从1985年开始增加上缴，为国家多作贡献。在财政体制方面，实行“划分收支，定额上交，五年不变”的包干办法。财政收入，除中央直属企业事业的收入外，其余收入均作为地方收入。以1979年收支决算为基数，每年上交国家10亿元，其余由广东自主分配。广东省内也照样实行包干。这就突破了长期实行的“统收统支，高度集中”财政体制，使地方有了一定的财政事权，为广东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提供了资金保障。

    （五）推动价格和商品流通管理体制改革

    习仲勋通过市场调查，深切感受到长期以来计划经济模式下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束缚了生产的发展，造成市场供应十分紧张。于是意识到必须改革价格管理和流通体制。习仲勋到广东不久，一位广州市民把兑不了的鱼票（五毛钱）寄到他那里，对他刺激很大，于是决定从副食品、蔬菜开始放开价格。习仲勋和省委还决定以价格改革和搞活流通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从1978年秋开始，广东依据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的顺序，通过放宽计划外产品的价格管理，逐步缩小统派购范围，扩大实行浮动价的范围和幅度，实行计划价、浮动价、自由价、质量差价、地方差价、季节差价相结合的价格政策，逐步把价格放开。同时扩大流通渠道。1980年8月8日，习仲勋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指出：“流通领 域活得还不够，改革还只是开始。在经营项目和范圍上，生产资料的计划分配和生活资料的统购包销还过多、过死。省准备把农副产品统 购、派购的项目和范围缩小，放宽三类商品的范围，增加议购议销的商品，一、二类商品在完成国家任务后，允许自行处理。在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存在。要允许竞争，保护竞争。”③讲话后一个多月，省政府下发了 全省财贸工作会议讨论制定的《关于疏通商品流通渠道，促进商品生产，搞活市场的十二条措施》，迈开了全省流通体制改革的步伐。广

    东的市场逐步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城乡购销两旺，物资供应充足，居民收入逐渐增加。

    （六）大胆探索农业生产管理体制改革

    1978年下半年，广东一些地方开始恢复曾经一度实行的“包产到组”的办法，继而实行“三定一奖”（即定工、定产、定成本、超产奖励）等生产责任制。有的负责同志担心“文革”前清远县洲心类似的做法受到批判的历史遭遇重演，习仲勋却说：“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法，怕什么？这两个大队我已经批准他们继续试验，错了我负责。”①同年底，省委提出实行“五定一奖”的生产责任制。1979年1月，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强调：“要在加

    强定额管理的基础上，全面建立生产责任制”；“有些生产队实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 结果证明，这个办法对促进生产有积极的作用，应当认真试点并由点到面推行。”②随后，省 委批转了《关于建立“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问题的意见》。1979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一项有力措施——关于广东农村实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调查》，对广东的做法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

    “五定一奖”责任制走在全国的前列，是中国

    农业体制改革的最初实验。

    在中国改革开放启动的重大历史关头，习仲勋实事求是，敢为人先，开拓进取，明确倡导改革开放，并在广东开创了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崭新局面，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对全国改革开放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广东乃至全国改革开放史册上写下了十分重要的一页。

    （陈弘君，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巡视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