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时期张闻天的思想轨迹
【摘 要】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社会进入到剧烈变动之中，各种西方思潮的涌入为以张闻天为代表的时代青年提供了改造社会的思想资源。张闻天通过《新青年》初步接触到了新思想，在积极参与五四运动的过程中深化了对社会的了解。《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是五四时期一份重要刊物，作为编辑者和主要撰稿人，张闻天在上面发表了多篇文章，展现了其在五四时期的思想世界。通过仔细研读这些文章，考证其源流，可以看出张闻天既受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影响，亦开始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对诸多社会问题有着较为深刻的见解。张闻天的思想脉络展示出在复杂、多元的五四新文化时期，一位新青年广泛汲取各种新思想、试图改造社会的成长历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张闻天；五四新文化；西方思潮；马克思主义；社会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8）05-0099-08
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段，中国历史进入了剧烈地变动之中，西方思潮的冲击使得中国社会呈现出极为复杂、多元的面相，同时也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五四运动中觉醒起来的时代青年即是通过不断汲取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想以实现自己改造社会的期望。在当时涌现出的诸多重要人物之中，张闻天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称得上是典型的时代青年：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广泛接受新思想，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编辑刊物表达自己对社会现状的看法。《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是五四运动中出现在南京的第一份进步刊物，张闻天既担任编辑者，又是主要撰稿人，发表了多篇文章，集中反映了五四时期其社会政治主张和思想倾向，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既有研究对张闻天五四时期的思想历程关注并不多，主要以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共早期的发展等问题为主，而且大多采取了简单化、线性化的处理方式，将人物从历史环境中剥离开来，缺乏对五四新文化时期历史背景的整体把握，对重要的文本缺少深入细致的解读，对一些关键性的细节未做考证，导致虽然能够大致描述出人物思想的基本面貌，却无法将思想产生、形成和变化的过程呈现出来，遮蔽了其中的复杂性。①
本文即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宏观背景，以张闻天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的文章作为文本，辅助以其他史料、文献，力图在把握大的历史背景和中国社会发展特点的情况下，对张闻天五四时期的思想世界和发展脉络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和研究，对一些重要的历史线索和事实进行考证和探究，对重要的文章进行分析和阐释，力求完整、全面地呈现出在复杂、多元、变动的年代中逐渐成长为时代青年的张闻天，以期弥补既往研究的不足。
一、新青年与新刊物
1917年7月，张闻天被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录取，①正式进入该校就读。这一时期，正值国内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新思潮也传播进了“河海”校园， 通过阅读《申报》 《时报》等重要报纸，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中最重要的刊物《新青年》，使张闻天能够了解时事、获取新思想，开始了新文化的启蒙，尽管环境和客观条件并不宽松，却仍对张闻天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据当时与张闻天交好的倪尚达等人回忆，河海时期的张闻天思想一直进步，喜欢看新的出版物、陈独秀的文章等。②四十年代初张闻天在谈到自己这一时期的思想活动时也说道：“‘五四前《新青年》的出版给了我很大影响。我的自我觉醒也于此开始。”③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随后逐渐扩大到全国，各地都纷起响应，南京也不例外。张闻天从一开始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④如果说阅读《新青年》是从思想和认识上为张闻天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五四运动则使其切身体会到了时代的潮流与社会的剧烈变迁。当时的学生领袖、北京大学学生许德珩，是在南下联络、到上海搞学生运动、组织上海学生会的时候与张闻天结识的，据他回忆，当时的张闻天“年纪很轻，很活跃”，留给他的印象很深。⑤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浪潮之中，张闻天正式成为了一名时代青年，在南京学生运动中是突出的、先进的人物。
6月9日之后，轰轰烈烈的运动逐渐趋于平息，为了防止学潮再起、瓦解学生运动，北洋政府命令全国学校提前放假，江苏省教育厅随即发布训令，以“各校罢课以后，学生在外已有逾越轨范举动”⑥为名要求各学校“限十号内即实行放假，俾诸生各自回里，勿得迟延”。⑦张闻天却没有离校回家，他与沈泽民、刘英士、董开章、丁绳武等同校学生一同参与到了《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以下简称《日刊》）的编辑工作之中，该刊以“开通民智，增进民德，发扬爱国精神为宗旨”，围绕如何“改良社会”这一中心问题，对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旧习惯进行批判，同时介绍各种新思潮。⑧《日刊》 创办于6月23日，比著名的同类刊物《湘江评论》 （7月14日创刊）、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7月21日创刊）都要早，显示出南京学生运动的积极与活跃。张闻天不仅是这一刊物的编辑科科员，而且还是重要的撰稿人。《日刊》创刊至9月11日停刊，共出版70号（期），在现存的50号之中，⑨有15号载有张闻天撰写的文章，包括政论3篇，“随感录”、“杂评”等共计29篇，现都收录在《张闻天早期文集》之中。这些文章是张闻天所留下可见的最早文字，集中反映了五四运动时期其社会政治主张和思想倾向，呈现出一位时代青年的思想世界。
二、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痕迹
延安整风时张闻天曾说：“1917年在学校中看到《新青年》，我的思想即起了很大的变化，我开始对中国旧社会的一切发生了怀疑与反抗，而景仰欧美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与生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从此发端了。”①这段话尽管带有自我检讨的色彩，但并不是无迹可寻，其在《日刊》上发表的两篇时政评论就体现了这一思想倾向。
《“五七”后的经过及将来》 于7月11日在 《日刊》第十七号上发表，文章中的“五七”指的是“五七”国耻日，日本为强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于此日发出了最后通牒。② 张闻天在文章中指出巴黎和会之后中国内外交困的局势，表达了对北京政府所作所为的严重不满，那么应该如何彻底解决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呢？张闻天从“五四”以来的一系列运动中总结出了经验，“不声不响”“空文鼓吹”“电报战争”“切实劝告”“奔走呼号”“奔都请愿”都是毫无用处的，只有采用“釜底抽薪法”，即把武力政治、强横的中央集权、卖国贼、安福系、腐败的政党，一切费（废）除，然后建设健全的民主共和国。③在张闻天看來，这样的大事业只有依靠像自己这样的进步青年、时代青年才能进行，而且必须要坚定“抱定正鹄”、“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决心与意志方可成功。④
《中华民国平民注意》于7月22日在第二十六号上发表。在这篇文章中，张闻天首先剖析了中国广大普通劳动民众所处的艰难生活，尖锐地抨击了官僚、政客和军阀，他接着援引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以此来反证在当今政府的统治下，民众其实毫无权利可言。⑤张闻天指出，真正的共和国国民，至少应该具有如下的基本特质和准则，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取的而非保守的”“世界的而非局部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实利的而非空文的”。⑥这其实是陈独秀在为《青年杂志》撰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对中国青年提出的希望和要求，由此也可见新文化运动对张闻天的影响确实是深刻而持久的。张闻天接着又详细解说了平等、自由与博爱，⑦比如所谓“平等”，指的是“无论他资格上地位上什样，公法上、私法上的权利义务都是一样，就是凡为同民人格同一”；⑧所谓“自由”，指的是“于法律范围内，人人自由，各有活泼进取的精神，各具独立自治的能力”。⑨
这两篇政论在思想上一脉相承，既往研究肯定和强调其中显示出的“彻底推翻军阀政府”的主张，⑩但较少提及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明显烙印。尽管张闻天对军阀政府的黑暗十分不满，但他的呼吁以及否认军阀政府合法性的依据，来自于《中华民国宪法》，他不断强调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主张建设健全的民主共和国，背后的思想资源是共和制度、民主宪政等西方思想，可以看出张闻天受到西方民主政治学说的熏陶所留下的鲜明痕迹。
三、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史
张闻天于8月19日至21日在《日刊》第50、51、52号上发表了政论《社会问题》，这篇文章受到既往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认为该文“是一篇谈论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历史文献”，“明确地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论述人类社会的变迁和中国当代的社会问题”。①本文对此不再赘述，仅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与传播的角度对张闻天如何接触和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的途径进行考察，并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重新探讨此文的价值。
在《社会问题》一文之中，张闻天首先探讨了社会是什么以及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这两个基本问题，进而提出要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进窥中华民国的社会”，②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有三点十分值得注意，是考察张闻天思想来源与脉络的重要线索。
第一是“惟物的历史观”一词，③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唯物史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被首先介绍的内容。④1919年5月5日、6日和8日，北京的《晨报》分三期连载了渊泉译自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⑤该文随后于1919年9月被《新青年》第6卷第5号转载，同期上还刊登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上半部分 ，对唯物主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以及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也是有关于此的。⑥然而这一期的《新青年》在时间上晚于张闻天的《社会问题》，而且遍阅此前的《新青年》，并未发现与唯物主义有关的内容，可见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了解并不是来自于《新青年》。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刊物是《每周评论》，该刊是继《新青年》之后“五四”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刊物之一，张闻天也经常阅读《每周评论》，⑦在1919年8月17日出版的第35号上，刊登了李大钊的文章《再论问题与主义》，在该文之中李大钊首次使用了“唯物史观”这一概念。⑧但是考虑到《每周评论》的出版、印刷、再从北京传播到上海的时间，以及张闻天的写作时间和《日刊》的编辑、出版时间等，再加上其他一些不可控的因素，仅仅两天的时间差很难认定张闻天是通过《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获知“唯物史观”的。惟一的可能途径还是《晨报》，自1919年5月开始，该报几乎每天都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文章，揭开了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序幕。⑨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晨报》通过设于中国各大城市的书报贩卖部等，获得了外地的定期读者，在江苏、上海等发达的地区购买到《晨报》并不困难。由此可以推测，张闻天对“唯物史观”之一概念的了解，其源流应该是来自《晨报》。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张闻天所写的原文是“惟物”而非“唯物”，可能是当时在翻译用字上尚无一致性的规定，而且“惟”与“唯”在意思上相通，因此可以通用；当然也可能是受到了中国哲学既有观念的影响，反映出此时其对唯物史观尚是初步了解。
第二，张闻天指出，根据馬克思的唯物史观可以知晓，“社会问题经历了四大变动”，⑩他以人类和物质的多寡这两个基本要素的变化作为观察维度，分别简要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四个时期及特点，并使用了“分配”“生产力”“生产方法”等概念。既往研究者在论及此时，会援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经典论断，即：“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①并以此作为证据认为张闻天在此之前已经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著作。②然而问题在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仅仅提到了这一句话，并未对每个形态进行解释和说明，那么张闻天又是从哪里进行了更加细致和深入的了解呢？再者，我们还需要从翻译和传播的角度仔细考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何时被翻译为中文并出版的？以及当时有哪些文章或著作对马克思所说的四种社会经济形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经考证可知，最早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全译为中文的是范寿康，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名发表于1921年1月《东方杂志》第18卷第1号，③张闻天显然不可能是受范译版本的影响。根据目前已知的文献材料，惟一早于范寿康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有所介绍的只有渊泉，而且恰恰就在其译自日本学者河上肇并于1919年5月5、6、8日连载于《晨报》副刊上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之中。④
将渊泉的原文与张闻天在《社会问题》中所写到的相关内容进行比对可以发现，张闻天所使用的“物质”“生产力”“变动”等相关概念基本都能从渊泉的译文之中找到相对应的词汇，而其所分析社会变动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与此文一脉相承。可见，虽然渊泉的文章中也仅仅是摘录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部分内容，但是对张闻天来说仍极具启发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上文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即马克思并未对其所提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四个形态进行详细解释，那么张闻天又是从哪里了解到具体内容的呢？仔细阅读源泉的原文就会发现，原作者河上肇认为，自己所摘录的一节，“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而原文的文章却很简洁，很不容易了解的。所以我把难解的地方加以解释”，⑤因此张闻天更多的是通过河上肇的阐释与说明对马克思的理论有了间接的认识，再结合自己的理解与发挥，写就了《社会问题》一文之中的相关内容。就目前能够检索到的相关文献显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5月初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发表之后，除1919年9月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进行转载之外，尚无其他报刊进行转载，再结合上文对“唯物史观”和“四大变动”来源的考证与梳理，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张闻天最早是通过《晨报》副刊上刊登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初步接触和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内容的，而且更多的是受河上肇所做的解释的影响。
第三，在《社会问题》一文的结尾，张闻天摘录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的十条革命纲领，既往研究者认为这段内容应该被列为中国早期介绍《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文献之一，⑥但是却忽略了对其源流进行严肃地考证。张闻天之所以能够在自己的文章中摘录《共产党宣言》之中的部分内容，只能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由其自己翻译的，第二种是从其他地方引用的中文译本。从文本源流上来看，《共产党宣言》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原文是德文，首次于1848年2月在伦敦用共有23页的单行本发表。⑦此后，《宣言》分别出版了俄文版、英文版、波兰文版和意大利文版。①根据张闻天的成长经历，这一时期其所掌握的外语仅有英语一门，②《宣言》的英文本首次发表在1888年伦敦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一书中，③如果张闻天是依据此书亲自进行翻译的话可能性并不大，一个直接的佐证就是1920年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所依据的英文本是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借出的，④可想而知英文本在中国流传度相当之低，想要直接获取到非常困难，而且即使是陈望道进行的全文翻译，主要依据的也是由戴季陶提供的日文本。⑤再来看中译本，1920年8月出版的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最早的中文全译本，⑥在此之前均是摘译的片段，其中涉及到第二章十条革命纲领的有如下几种译本：第一个是由势伸（朱执信）摘译，发表在日本东京1905年11月26日出版的《民报》第2期《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之中；⑦第二个是由叶夏生摘译，发表在日本东京1906年出版的《民报》第7期《无政府党和革命党说明》一文中；⑧第三个是由蛰伸摘译，发表在（上海） 《新世界》半月刊1912年第2期（6月2日） 《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 一文中；⑨第四个是由舍（成舍我）摘译，标题为《共产党的宣言》，发表于1919年4月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16号第2页；⑩第五个是由谭鸣谦（平山）摘译，发表于1919年5月1日出版的《新潮》第1卷第5号 《“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一文中。上述五个中译本在出版时间上均是早于张闻天《社会问题》一文的，因此都有可能成为张写作的底本。不过从时间和地域上来看，前三个译本发表的时间均过早，而且前两个还是在日本出版的，从获取的途径和难度以及时间间隔上来看，很难想象张闻天会在若干年之后接触到这些文本，因此可以排除掉。剩下的舍译本和谭译本，在时间上都与张文非常接近，而且《每周评论》与《新潮》均是五四时期宣扬新思想的重要刊物，因此皆可能成为张闻天的参考对象。为了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笔者将这三个文本进行了对比，发现谭译本十分简略扼要，每一条并未详加解释。相比之下，张闻天的文字几乎与舍译本完全一致，甚至连十条纲领之前进行的说明都是如出一辙，因此张闻天摘录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十条革命纲领，可以肯定是来自《每周评论》上登载的由舍（成舍我）翻译的《共产党的宣言》一文。此外，张闻天在《社会问题》一文中还曾提及到劳农界人（就是工人和农人）的革命，这也与舍译本之中介绍的劳工革命相吻合，这也是一个佐证。
既往研究者通常依据《社会问题》一文认为张闻天是中国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人物之一，然而在这一积极评价的背后蕴藏的恰恰也是同样的疑问——张闻天是从何种渠道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根据上文笔者的考证与分析，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问题》一文之中涉及到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理论，其主要来源有两个：一是由渊泉所译的发表于《晨报》上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二是由舍所摘译的发表于《每周评论》上的《共产党的宣言》。
张闻天的马克思主义接受史也反映出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基本特点——主要依靠报刊杂志来进行，陈望道曾对此回忆说：“报刊影响很大，对青年有启发、教育作用。”①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张闻天的《社会问题》一文，最主要的价值除了其是传播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更在于通过考证、比对与梳理，使我们了解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种刚刚传入到中国的新思潮是通过何种途径才能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和时代青年所知的，这一线索或路径才是最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也是观察和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思潮演变和发展的一个切入点。
四、关注社会问题
这一时期，张闻天还在《日刊》上发表了很多随感录、杂评和杂感等文字，篇幅较短小，共计有29则。
从内容上来看，张闻天的随感录和杂评涉及到的题材和现象十分广泛，主要是针对现实的政治批评和社会批评，文字言简意赅、尖锐犀利，很可能是受到当时 《申报》 上的“杂评”栏目和 《新青年》上的“随感录”栏目的影响。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针对抵制日货、奉吉风潮、北洋政府内阁难产、③巴黎和约签字、对日政策、顺济高徐铁路借款筹还、南北议和、④北京大学学生被捕⑤等国内外时政大事，针砭时弊，讥弹时事。比如在谈论到巴黎和约时，张闻天提出了加入国际同盟、召开国民大会等六条应对措施；⑥在谈论到北大学生被捕时，其提出“五四”运动后实行国民大结合的主张。⑦第二是描述自己在南京生活的感想，指出市政风俗存在不满、亟应改良的诸多地方。⑧张闻天分别从点灯及电话、马路、车、没有自来水、没有工厂、荒地不开垦、兵警、缺少公共的建设、缺少国民学校等方面深入、细致地对南京的现状进行了剖析，而且对诸如警察殴打学生、垃圾污物随意抛弃、请神仙问鬼卜等社会负面现象、旧习惯、旧道德等进行了嘲讽和抨击。⑨第三是针对报界、出版界封建迷信的宣传、“香草美人”的泛滥，以至欺骗公众的劣迹，辛辣嘲讽。⑩比如其批评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不是甚么‘指南、甚么‘精华，便是代数、几何……教科书，但是这尚不至害人，最可恶的一本头的《灵魂学》、《因是子静坐法》、《长生不老法》……还有某生某女士‘聊斋式的爱情、言情、苦情……肉麻小说……”这针对的是当时社会上一些与新文化运动的潮流相背而行的现象。
从张闻天在《日刊》上发表的这些小文章中，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第一，这些文章都是对时事的鲜明反映，五四运动之后国内外的诸多时政要闻都引起了张闻天的关注；第二，体现了张闻天对社会现状、民众基本生活情况的敏锐观察和国家前途的关心与思考；第三，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印痕，其对旧习俗、旧道德等展开了尖锐的批评，新思想开始觉醒。总而言之，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张闻天已日趋成为一个激进的时代青年。
五、结语
近代中国以变著称，各种变化中最引人注目者，当然还是西潮的冲击。①尤其是在“五四”前后，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中国思想界进入了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犹如决堤的洪水，蜂拥而至。左派史家陈端志描绘“五四”后的中国社会说：“这里有礼教的复活，这里有佛教的追求，这里有德谟克拉西思想的憧憬，这里有法西斯蒂理论的醞酿，更有社会主义各派学说的流行。”②
此时涌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新思潮，为求“社会改造”提供了极大的启发，成为诉诸变革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尤其是对于那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而言。王光祈当时就感慨道：“自欧战停后，世界潮流排山倒海直向东方而来，中国青年受此深刻刺激，顿成一种不安之象，对于旧社会、旧家庭、旧信仰、旧组织以及一切旧制度处处皆在怀疑，时时皆思改造，万口同声的要求一个“新生活”。”③毛泽东对此也评价说：“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④
如果我们从上述“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及社会思潮发展特点的视角来观察这一时期张闻天的经历、活动与思想历程的话，就会发现，他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的文字正是其在变动、多元的时代里为中国寻求社会改造之路的思想展现。张闻天在《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的影响下开始新思想的启蒙，随后积极参与到五四运动之中，从而对于中国当前的形势发展、社会变迁有了更为直观、真实与深刻的认识，其更加关注国家与社会的命运，国内外的时政大事都在其思考与探讨的范围内，同时思想也更趋激进，迫切希望能够寻求到适用于中国社会的“灵丹妙药”。从其所留下的文字上可以看出，此时的张闻天正在“改造社会”的道路上进行艰难探索，能够接触到的各种新思潮皆成为其思想资源，西方民主政治的自由、人权、法制等主张成为他抨击军阀政府的利器，初步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他打开了观察和改造社会的新窗口，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使其对于中国落后的旧传统、旧道德、旧习惯等进行了嘲讽与抨击。
总之，如果我们将张闻天和《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放置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的历史背景中，在时代变迁中体察张闻天的思想世界与发展历程，会得出更深刻的认识，尤其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史，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缩影。
（项浩男，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