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正常化以来中越两党关系的发展及评估
【摘 要】冷战结束后,中越两党两国于1991年恢复了正常化交往。尽管两党关系难以恢复到20世纪50、60年代的“蜜月”期,但也不至于坏到20世纪70、80年代兵戎相见的程度,现在两党的关系虽然不能用最佳状态形容,但却是正常和相对稳定的。中越两党意识形态上的相似性不能遮蔽两党在治党理政路径选择与理论上的差异性和两国关系的不对称性,需警惕二者对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尽管中越两党两国存在矛盾与冲突,但合作共赢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和趋势。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越南共产党;中越关系;评估;
【中图分类号】D27;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編号】1672-3570-(2018)02-0040-08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已形成战略竞争态势,东南亚地区在其中的战略地位凸显。特朗普( Donald John Trump)执政后推进“印太”战略,重视东南亚地区,其中越南是其东南亚战略的重要实施对象。2017年美越两国政府首脑实现互访并加强了双方在政治、经贸与防务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①越南作为中国的邻国、东盟的重要成员国、“一带一路”重要的沿线国、南海问题的声索国,其战略价值愈发凸显,中越关系在双边、地区甚至国际格局三大层次中的重要性愈发显现。
在中越关系中,除了政府外交渠道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党际交往渠道。尽管中越两党关系从属于中越总体外交,但其具有很强的特殊性,被誉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②目前,学界在越南研究方面的成果丰硕尤其体现在中越关系方面,但对中越两党关系的研究却相对薄弱且多集中于宏观考察,③疏于对中越关系正常化后两党关系的研究。因此本文拟以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中越两党关系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发展与特点,并据此作出观察与评估。
一、关系正常化以来中越两党关系的发展及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内,中越两党关系与两国关系纠葛在一起,未能正确区分并厘清二者关系,对两党两国关系造成了严重伤害。新中国成立后至冷战结束前,中越两党关系是亲密与对抗并存,并以对抗为主。1978年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立“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政党交往四原则之后,中国共产党对中越两党关系的看法逐渐理性化。中越两党关系的正常化还受世界格局变化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格局处于急剧变化之中,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标志着美苏两极格局的终结和冷战的结束,世界格局演化为“一超多极”。这为中越两党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提供了契机。作为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党有责任高举社会主义旗帜,为国际共运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指明道路。同时,两国的改革开放或革新开放也需要和平稳定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中越两党恢复两党两国间的正常关系成为共同的选择。
1991年11月中越两党最高领导人的会晤标志着两党两国告别过去十多年的对抗,揭开关系正常化的新篇章。应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的邀请,1991年11月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与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团访华,双方一致宣布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并认为两国两党关系的正常化是必然趋势。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明确了指导两党关系发展的原则,即随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两党也将遵循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恢复正常关系。①
1999年2月中越两党最高领导人的会晤确定了新世纪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发展框架,即“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十六字方针”。1999年2月,应江泽民总书记的邀请,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访华,双方就两国两党关系、边界领土与北部湾划界问题、经贸与科技合作、民主与法制建设等进行了交流并签署相关协议。此次访华是黎可漂就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后的首次访华,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确定了指导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发展的“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十六字方针”,为面向21世纪的两党两国关系确定了新框架。②当时我国驻越南大使李家忠反馈越南领导人和高级官员表示这是“黄金般的十六个字”,李大使也认为此“十六字方针”是对半个世纪以来中越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在新世纪指导中越关系平稳、顺利、健康发展的唯一正确的方针。③
21世纪,中越两国两党关系的发展迎来新机遇与挑战。伴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综合国力大为提高,尤其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中国外交由“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转变为开拓进取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展开外交全方位布局,“一带一路”倡议便是其重要举措。从央视公布的“一带一路”版图可看到,越南既是陆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沿线国,也是海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沿线国,处于关键节点位置。④同时,“一带一路”倡议还与中越共建的“两廊一圈”方案、中国—东盟自贸区一体化实现了有效对接。这是两国实现合作共赢的机遇。但中越之间也存在矛盾与冲突,尤其表现在南海问题上。越南、菲律宾等国家作为南海的声索国,借力打力,利用美国等国家对冲中国对南海的主权诉求所带来的冲击与压力。因此,如何处理横亘在两国两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推动中越两党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是摆在中越两党面前的重大课题。
2002年2月中越两党最高领导人会晤确定两党、两国及人民要在“十六字”方针的基础上发扬“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的“四好”精神,以促进共同发展。2002年2月,应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与国家主席陈德良的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再次访越。江泽民全面深入阐释了“十六字方针”的内涵,强调要使中越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相互信任是基础,长期稳定是前提,睦邻友好是保障,全面合作是纽带,共同发展繁荣是目标;两国要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越南领导人表示将继续遵循双方确定的“十六字”方针,与中国加强团结,扩大合作,使中越友好代代相传;强调优先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是越南党和政府的长期方针和政策。双方一致认为两党、两国和人民要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互相信任,互帮互助,互谅互让,共同发展,双方还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①
2005年10月,中越两党最高领导人的会晤确定发展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5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访越,同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国家主席陈德良举行会谈。胡锦涛强调,中方愿同越方一道,在“十六字”方针的指引下,努力开创中越睦邻友好与全面合作关系的新局面,把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永远做睦邻友好的好邻居、相互信赖的好朋友、志同道合的好同志、真诚合作的好伙伴。农德孟对此表示同意,强调越南党和政府重视按照“十六字”方针和“四好”精神,把优先发展越中关系视为一贯政策,全面推进越中友好合作关系向前发展。
2015年11月中越两党最高领导人的会晤充实“四好”精神内涵,推动新时代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访越,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国家主席张晋创会谈,并在越南国会发表演讲。习近平强调,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同越南的关系,愿同越方一道,继续秉持“十六字”方针和“四好”精神,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中越要做互信互助的好同志、合作共赢的好伙伴、相亲相望的好邻居、常来常往的好朋友,进一步充实了“四好”精神的内涵。②
通过梳理中越党际交流史可发现,由于关系正常化以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对越共的交流与合作,使得中越党际交往的方针与精神、部门与机制等方面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并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关系正常化后中越两党关系发展经历五个重要节点,并逐渐形成了指导两党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方针与精神,即“十六字方针”与“四好精神”,这为两党兩国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关系正常化后中越两党最高领导人通过互访、派遣特使、电函等方式保持了较为常态的高层交往(见表1),这不仅加强了两党两国高层沟通与互信,而且确定了发展两党两国关系的基本方针与精神,发挥了政治与战略引领作用。
1991年以来在为数不多的5个社会主义国家中,中越两党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交往最为频繁与密切。自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与越南、老挝两党的最高领导人通过互访、派遣特使、电函等方式保持密切往来,但因诸种内外因素迄今未访问过朝鲜,中朝两党最高领导人尚未实现互访。朝鲜劳动党第一书记、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在执政多年后才在2018年3月首访中国并与习近平总书记会谈,这是当前中朝两国两党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晤。③习近平总书记与古巴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互访也相对很少,其在2014年对古巴的访问也是以国家主席的身份而非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①
表1 1991—2017年中越两党最高领导人交往情况②
时间 中越两党总书记的交往
1991.11.05-11.10 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访华
1994.11.19-11.22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越
1995.11.26-12.02 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访华
1997.07.14-07.18 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访华
1999.02.25-03.02 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访华
2001.11.30-12.04 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访华
2002.02.27-03.01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越
2003.04.07-04.11 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访华
2005.10.31-11.02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访越
2006.08.22-08.26 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访华
2006.11.15-11.17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访越
2008.05.30-06.02 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访华
2011.01.23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会见胡锦涛总书记特使、中联部部长王家瑞
2011.10.11-10.15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华
2014.08.27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见越共中央总书记特使、书记处常务书记黎鸿英
2015.02.11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通电话
2015.04.07-04.10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华
2015.11.05-11.06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访越
2016.01.28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致电祝贺阮富仲再次当选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2016.01.29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会见习近平总书记特使、中联部部长宋涛
2016.02-29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见越共中央总书记特使、中央对外部部长黄平君
2017.01.12-01.15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华
2017.10.30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见越共中央总书记特使、中央对外部部长黄平君
2017.11.02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会见习近平总书记特使、中联部部长宋涛
2017.11.12-11.13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访越
第二,作为分别负责两党对外交往事务的部门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以下简称“中联部”)与越共中央对外部之间的部长级互访频繁并形成部长级会晤机制,强化了两党就各自党内重要事务的沟通与交流。据笔者统计,1991-2017年中联部部长、副部长共访越17次,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副部长访华共计18次;更为可喜的是,自2008年以来中联部与越共中央对外部不仅保持了每年部长级的常态互访,且正式建立起部长级交流合作机制,迄今已举行3次部长会晤(见表2)。通过梳理两部门的交流可发现,其交流内容主要涵盖两党两国关系、两党动态的相互通报、社会主义理论探讨以及两国对外开放或革新的经验交流与分享等。此外,中联部部长与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还担任两党最高领导人的特使出访,以加强两党最高领导人的沟通与党内重大事务的交流。
表2 1991—2017年中联部与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间的互访情况①
时间 中联部与越对外部部长间互访
1991.10.03-10.10 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联部部长红河访华
1993.07.12-07.23 越共中央对外部副部长黄瑞江访华
1993.09.13-09.20 中联部部长李淑铮访越
1995.12.15-12.22 越共中央对外部副部长杜文才访华
1996.07.26-08.05 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红河访华
1996.09.02-09.10 越共中央对外部常务副部长范文章率团访华
1996.10.19-10.23 中联部副部长戴秉国率团访越
1997.12.10-12.13 中联部副部长李成仁访越
1998.06.02-06.09 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阮文山率团访华
2000.11.12-11.15 中联部部长戴秉国率团访越
2001.02.12-02.16 中联部副部长王家瑞率团访越
2001.09.11-09.17 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阮文山率团访华
2002.08.28-08.30 中联部部长王家瑞率团访越
2002.12.02-12.11 越共中央对外部副部长谢明洲率团访华
2006.06.06-06.09 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阮文山访华
2008.04.22-04.27 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長陈文恒率团访华
2008.06.22-06.27 中联部副部长刘洪才率团访越
2008.12.25-12.30 中联部部长王家瑞率团访越,这是中越两党对外部交流合作机制第一次部长会晤
2009.07.27-07.30 中联部部长王家瑞与陈文恒举行中越两党对外部门交流合作机制第二次部长会晤
2009.09.28-10.02 越共中央委员、中央对外部部长黄平君率团访华
2010.02.26-03.02 中联部部长王家瑞率团访越,中越两党对外部门交流合作机制第三次部长会晤
2010.05.30-06.06 越共中央对外部副部长阮孟雄率团访华
2010.07.13-07.20 越共中央对外部副部长王乘风出席亚洲政党扶贫专题会议并访华
2011.01.19-01.22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特使、中联部部长王家瑞访越
2011.02.17-02.19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特使、对外部部长黄平君访华
2011.06.20-06.24 中联部副部长刘结一率团访越
2011.09.14-09.18 越共中央对外部常务副部长阮孟雄访华
2011.09.25-09.30 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黄平君访华
2011.10.06-10.08 越共中央对外部常务副部长阮孟雄访华
2012.11.16-11.18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特使、中央对外部部长黄平君访华
2013.12.18-12.22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联部部长王家瑞率团访越
2014.06.25-06.28 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率团访越
2015.10.23-10.24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联部部长王家瑞率团访越
2016.01.28-01.29 习近平总书记特使、中联部部长宋涛访越
2016.03.01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特使、中央对外部部长黄平君访华
2017.10.30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特使、中央对外部部长黄平君访华
2017.11.02 习近平总书记特使、中联部部长宋涛访越
第三,中越两党建立了常态理论研讨会机制,交流和分享两党治党理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充实国际共运与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截止2017年,两党已举办了十三次理论研讨会,尤其是自2007年以来,两党每年轮流举行理论研讨会,形成常态的理论交流机制(见表3)。虽然中越国情不同,但两党面临着诸多相似的问题与挑战,因此有必要对各自治党理政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交流研讨、相互学习借鉴,这对加强两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笔者通过梳理历届中越两党理论研讨会,发现其具有以下特点:其一,从频率上看,自第三届中越两党理论研讨会起,两党每年均举办研讨会,现已形成常态机制。其二,从研讨会的主题看,每一届的研讨会主题一般为当年两党治党理政的主攻方向,反映出两党作为执政党注重及时总结实践经验,并转化为理论作指导。其三,从出席人员的层次来看,两党派出的主旨发言人或领导人的级别与理论水平相对较高,一般为两党的党中央中长期负责党的宣传与理论建设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最后,从意义上看,两党理论研讨会机制是落实中越领导人重要共识的具体行动,是两党治党理政经验交流与分享的重要平台。通过两党在各自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理论总结与分享,不仅可促进彼此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而且对世界上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样板。
当然,中越两党理论研讨会机制并非孤例,在中国共产党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中同样也存在类似的机制,例如中国共产党与老挝人民革命党联合举办中老两党理论研讨会①,也形成了稳定机制,且内容同样聚焦于两国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的理论与经验的总结与分享。但相较而言,中越两党理论研讨会发起时间早、形式也更为成熟与连贯。
表3 第1-13次中越两党理论研讨会情况②
届次 时间 地点 会议主题 作主题报告的双方领导人
1 2003.10 中国
北京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富仲
2 2004.2 越南
河内 执政党的建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富仲
3 2007.07 中国
贵阳 在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建设中科学、和谐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和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教部部长苏辉若
4 2008.10 越南
芽庄 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的经验、越南的经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和越南总理张晋创
5 2009.12 中国
厦门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理论
与实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教部部长苏辉若
6 2010.09 越南
岘港 在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文化建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教部部长苏辉若
7 2011.11 中国
常州 新形势下做好群众
工作的经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教部部长丁世兄
8 2012.06 越南
下龙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和越南经济增长模式的革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教部部长丁世兄
9 2013.07 中国
大连 新形势下中国和越南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经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教部部长丁世兄
10 2014.11 越南
大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经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教部部长丁世兄
11 2015.06 中国
上海 社会发展和治理创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教部部长丁世兄
12 2016.12 越南
河内 对外开放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面临的挑战和经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范明政
13 2017.05 中国
郑州 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对新闻舆论工作领导的经验做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教部部长武文赏
二、对中越两党关系的评估
中越两党关系遵循中越双边关系的轨迹而发展,是中越总体外交独特组成部分。中越两党交流在历史上易受到第三国因素、国际共运形势与两国双边关系沉浮的影响。当前,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响应,越南也表示愿意加入其中。然而,当前的大国际格局是中美竞争,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推出“重返亚太”与“再平衡”战略,刚执政不久的特朗普政府又推进“印太”战略设想,美国积极介入亚洲事务尤其是南海问题的立场与态度不会改变。这从2017年4月初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美国佛罗里达海德庄园的会晤可看出,中美之间会谈的四大议题之一就是地区与海上安全问题,并重点提到东海与南海问题。①这些因素势必对中越两国两党关系有所冲击。因此,我们理应对中越两党关系有清晰的认知。
首先,尽管两党关系难以恢复到20世纪50、60年代的“蜜月”期,但也不至于坏到20世纪70、80年代兵戎相见的程度,现在两党的关系虽然不能用最佳状态形容,但却是最正常与相对稳定的。中越两党最高领导人开启正常化谈判之时对此已有清醒的认识。199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与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的会谈中指出:“中越两国处于抵抗状态是不正常的,但回到过去50、60年代的那种状况也不现实。今后,两国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中越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影响各自同其他国家业已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②自1991年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斗则两败,合则两利”已成为中越两党两国高层领导人的基本共识。更为重要的是,在政党交往四原则的指导下,中共已明确区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与越共达成了处理两党关系的共识。因此,当前两党关系处于最正常与相对稳定的状态。
其次,两党意识形态上的相似性不能遮蔽两党在治党理政路径选择与理论上的差异性和两国关系的不对称性,需警惕二者对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回顾历史,在中国“革命外交”年代,中苏十年大论战不仅使中苏两党两国渐行渐远并导致关系破裂甚至发生战争,还极大影响了中越两党两国关系,而中越两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问题上的分歧更是加深了两党的嫌隙,并间接导致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破裂和兵戎相见。当代,在中越分别走上改革或革新开放的道路后,两党在政党体制、社会主义建设路径方面同样存在很大的差异。③当然历史不会重演,但还是要警惕这种治党理政路径选择与理论上的差异性再次造成两党隔阂的可能性问题。此外,自古以来,中越关系一直处于不对称状态之中,④这是无法消除的。此种不对称性使得两党在制订各自国家内外政策的出发点和目的存在巨大鸿沟。基于中国在历史长河中较长时间是大国,当代又是崛起中的大国的事实,中共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是全球與区域导向,对越政策更多是出于周边与区域外交角度。越南则不同,其在历史与当今长期处于中国强大的政治、文化与经济的影响之下,越共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更多是如何平衡来自中国的影响力。例如,在南海问题上,越南为了改变自己在中越不对称关系中的不利地位,采用“势力均衡”的外交政策,引进美、俄、印、日等国家冲抵中国的声音,这无疑对中国的南海主张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因此,需警惕这两种因素对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最后,在中越两国两党关系中存在冲突与矛盾,但合作共赢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和趋势。政治领域,中越都属于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现两党两国已摈弃前嫌,并进入全面友好合作阶段,两党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政治互信增强。经济领域,中国已连续12年成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越南是中国在东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外交领域,两国已成功解决陆地边界、北部湾划界问题。虽然两国在南沙群岛及其附属岛屿存在争议,但双方已建立起海上问题专家小组谈判机制,一致同意通过友好协商寻求妥善的解决办法,同时探讨开展合作的可能性。文化、科技、教育和军事等领域,中越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党、政、军、群众团体和地方省市交往日趋活跃,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因此,合作是两国两党关系的主流。
结论
中越两党作为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执政党,面临着相同的任务与使命。对内是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扩大改革开放或革新开放的成果,进一步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对外则需要应对西方“和平演变”所带来的威胁,加强党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建设,为国际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中国道路”和“越南道路”。中越两党在革命年代结成了深厚、独特的“同志加兄弟”的友谊,这是与其他国家政党的关系难以超越的,是两党关系发展的宝贵资产,中越两党关系对两国关系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中越两党间的交流机制起到了加强沟通、化解两党两国冲突的功能。目前,两党已建立起三种常态、有效的交流机制,即两党最高领导人的定期会晤机制、中联部与越对外部之间的部长会晤机制以及两党理论研讨会机制。这三大机制既有顶层对两党两国关系的设计与把控,又有负责党的对外事务部门领导的面对面交流,还有两党对各自治党理政经验教训的分享与交流,从而促进了政治上的互信、经济上的互利共赢、文教军等方面的广泛合作。
总之,尽管中越两国之间存在南海问题等冲突与矛盾,但并非不可解,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寻找中越间的共同利益。越南是东盟的重要成员国,是中国进入东盟各国最便利的“桥头堡和门户”;①越南还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沿线国、关键节点,又是中国的邻国,中越彼此需要,具有重大的共同利益。“两廊一圈”与“一带一路”便是最佳例证。历史证明,中越两党关系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具备跨越障碍、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的能力。②因此,中越两党两國具有很强的战略、现实与意识形态等重大利益的契合之处,有足够的优势、智慧和能力化解冲突并携手合作。
(王娟娟,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站博士后、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