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邓小平的改革智慧

    【摘 要】与同是改革者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相比，邓小平不仅权力基础深厚、威望高，也更有改革智慧。他慎重处理历史问题、以渐进方式推进经济改革、寻求变革中的稳定秩序、掌控党内分歧和社会思潮、运筹有利的战略环境，既有力推进了中国改革进程，又稳稳掌控着改革进程。

    【关键词】邓小平；改革开放；智慧；稳定

    【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8）02-0005-06

    谈到改革，人们往往会把邓小平的改革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相对照，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有截然不同的结局。不得不认可这么一个事实：戈尔巴乔夫改革最后失败了，邓小平改革把中国带上一条发展的道路，一条新的道路。其中机缘巧合，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包括两国改革的起始条件不尽相同等，但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最高决策者的威望和智慧。对这一点，戈尔巴乔夫也承认。据外交部部长李肇星说，他有一次在飞机上偶遇戈尔巴乔夫，曾问过“苏联改革为什么失败？为什么那么大的苏联在短短几年内就解体了？”戈尔巴乔夫犹豫了片刻后回答：“在各国领导人当中，我最敬佩的是邓小平先生。而我们那里没有个邓小平。”①

    如果硬要把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放在一起比较，我认为有两大不同。一个是政治经验、资历权威和权力基础，戈尔巴乔夫同邓小平没法比。这是历史形成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戈尔巴乔夫上台时民意呼声很高，但民意如流水，因时而变，没有几年戈尔巴乔夫就失去了政治明星的色彩，人们转而追逐更加激进的叶利钦。二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策略有重大失误。古往今来改革者很多，但改革成功者很少。改革对最高决策者的智慧要求是很高的，一方面，要求改革者有能力破除各种阻力，推进改革进程；另一方面，又要求改革者有能力掌控改革进程，不至于使改革这艘巨轮倾覆。回过头来看邓小平改革，我认为至少有五个方面值得总结。

    一、慎重处理历史问题

    邓小平启动改革的时候，面临这样一种形势：一方面必须大规模进行拨乱反正，使中国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从过去的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的轨道转到现代化的轨道上来，使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到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的轨道上来；另一方面，在这个大转折过程中，不至于发生大的动荡。或者说，既要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同时又不能够损害党的权威。我认为这与1956年赫鲁晓夫所面临的状况有相似的地方。相比较而言，邓小平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比赫鲁晓夫的智慧高一层。

    从1978年起，开始了一个拨乱反正的历史性进程。在思想领域，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实质上是一次摆脱“文化大革命”理论和个人崇拜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政治领域，进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调整各方面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把几十年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回来，重新凝聚了人心，并且为改革准备了干部和群众基础。中国的改革开始正是以这种观念上和政治上的变革为前导的。

    在这一过程中，怎样处理对历史问题的评价，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邓小平清楚，“文化大革命”迟早要有一个结论，但他起初认为条件还不成熟，不要匆忙作结论。后来他看到，把历史问题放一放，集中力量搞建设的想法不太现实，无论是结束对历史是非和恩怨的纠缠，还是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依据，都没法绕过历史问题的评价，而且国际上也有种种猜测，担心中国的政策出现反复。一个时期，“文革”结束前27年历史的评价问题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历史评价的核心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1979年10月间，邓小平改变了想法，决定起草一份历史问题的决议。

    邓小平十分警惕“非毛化”的说法，也绝不搞所谓“非毛化”。邓小平讲过， “不做中国的赫鲁晓夫”。①1956年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错误，这是苏联发展必须要走的一步，但是赫鲁晓夫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比较粗糙，没有经过党内的广泛酝酿、讨论，就以个人秘密报告的形式在党代会上讲出来，而且很快报告就泄露出去，等于是在大家没有事先准备的情况下，扔下一个炸弹，引起苏联国内以及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共产主义阵营的大震荡。这个教训邓小平、陈云等人始终记着，他们力图避免这种结果，在评价毛泽东问题上，采取了很谨慎的态度。不是草率从事，而是经过两年多的时间起草、讨论、修改，其中包括四千人高级干部的讨论，才做出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个起草和讨论过程，也是在党内达成共识的过程。

    邓小平为起草历史决议定了三条原则，“最核心的一条”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②决议采取的方式是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分开。在这个前提下，彻底否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同时肯定毛泽东一生“功绩远远大于过失”。明确毛泽東思想“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但对毛泽东思想作出新的诠释，突出地强调它的“实事求是”的特性，强调要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党的理论。这样一个处理方式在当时是引起质疑的，有些人认为逻辑上说不通。但是对邓小平来讲，他认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的目的主要有三个：第一，通过继续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维护党的正面形象，避免像苏共二十大后所引起的剧烈政治动荡；第二，对毛泽东思想做出新的阐释，为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铺平道路，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第三，通过这一决议，大体上使人们在历史问题上的争论基本结束，可以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

    对《决议》的评价，从开始到现在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对毛泽东的错误批判不够，有人认为对毛泽东的否定过了头。以今天的观点看，决议对历史的总结，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是不够的，仅仅从政治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还不足以真正汲取“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然而，所谓“历史决议”实质上是一个政治决议，它要寻求当时党内外“最大公约数”，考虑政治的可接受性。不能否定《决议》在当时的历史作用，所谓历史作用就是“历史之锚”，把历史固定下来，然后在此基础上向前走。如果当时不做出这一决议，不把历史问题敲定，可以想象，多方力量还会不断为历史问题而缠斗。从历史实际进程看，从中苏对比看，我们可以体会到邓小平的政治智慧。

    二、以渐进方式推进经济改革

    一般把苏联改革称为激进改革，把中国改革称为渐进改革，或者说苏联是“休克疗法”，中国是“摸着石头过河”。某种意义上讲，“摸着石头过河”在当时也是唯一可能的选择，因为刚开始改革，从领导人到经济学家，都认为体制有问题，要改，但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怎么改，目标是什么，谁也不可能提出一个完整的改革路线图或者行动方案，所以当时只能够采取逐步试验的方法，走一步看一步。反过来讲，假如1978年就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党内肯定通不过，而且可能连起步都很难。

    我们一般称邓小平为改革的总设计师，事实上，邓小平并没有提出改革的总体蓝图，但是有一个很清晰的发展蓝图，就是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这个目标是很确定的，而且坚定不移。正是这样的目标为各种改革试验开辟了广阔空间。确立了这样的目标，也就确立了一个标准，只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什么方式都可以尝试，国外的各种经验都可以拿来借鉴。邓小平的思想是开放式的，对于经济改革，他是很放手的，只提出一些原则要求。至于具体怎么改，是“摸着石头过河”，鼓励大家“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及时总结经验，对的坚持，错的改正。

    所谓渐进式改革，就是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不搞“休克疗法”，一揽子解决，而是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走一步看一步。所有改革都具有实验性质，不是按照事先画好的路线图，而是问题导向的，逐步地解决改革中间遇到的问题。通过总结局部试验的经验形成政策，然后在更多的地方推广。在计划经济的主体不能大动的情况下，率先在农村、乡镇企业、城乡个体私人经济和对外开放等“体制外”取得意想不到的突破，在计划体制之外发展出很大一块市场主体和市场环境。在宏观政策上，采取了价格双轨制等一系列双轨制的过渡性的制度安排。

    当然，“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局部试验逐步推广，也会造成新旧体制大量的摩擦和矛盾，事实上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价格双轨制带来“官倒”大量的寻租空间。但是，除了这条路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吗？一夜之间把价格都放开？不可能。

    渐进式改革尽管不是一个理想的改革模式，但它是一个可行的改革模式，可以分散风险，降低阻力，同时给执政党、干部队伍和普通民众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改革面临多重约束和阻力。改革必然会引起权力的重新分配和利益的重新调整，有人受益必然有人受损，所谓“帕累托改进”的情况是很少见的。既得利益不见得只是特权利益，还包括部门利益、地区利益、单位利益和个人利益。改革进程不可避免地引起新旧体制的摩擦和冲突，极易引发经济紊乱和波动，甚至引发政治和社会动荡。还有一个是意识形态的约束。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轨道，意识形态上的、观念上的障碍根深蒂固。20世纪80年代的分歧大部分不是利益之争，而是观念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不要以为观念之争比利益之争好解决，在某种意义上，利益之争可以通过利益交换来解决，而观念之争面临一个信仰问题，一个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分歧，事实上也是争论不断。邓小平的方针是鼓励探索，尊重实践，因势利导，用事实说话，关键时刻果断拍板。真正促使干部队伍逐渐转变观念，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改革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取得的成就。

    改革过程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做适应性调整的过程，也是一个顺势而为的过程，“势”到了就可以成功，“势”不到，即使有前卫的想法也不能成功。例如股份制，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提出，但当时只做了局部试点，不可能全面推行。到20世纪90年代，因为整个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所有制结构已经是公私对半，平分天下，在这种情况下，公有制如果不做改动，在市场竞争中就会衰落下去，因此就必须促使国有企业改革，包括推行股份制、公司制改制。

    三、寻求变革中的穩定秩序

    对比戈尔巴乔夫改革和邓小平改革，人们一般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是先政治后经济，用政治的办法来解决经济改革解决不了的问题；而邓小平是先经济后政治，用经济的办法来解决政治问题。当然也不是绝对。邓小平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①邓小平至少两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一次是1980年，邓小平作《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报告；一次是1986年，反复强调应该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还组织了大量的讨论，包括成立中央五人小组研究方案。这两次都是围绕经济体制改革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命题。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政治发展或政治改革方面建树至少有三点。首先，他把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到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从继续革命、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轨道转到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发展的道路，这虽然不是一个制度性变革，但是带有转折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所有的发展和变化都源于此，如果没有路线转变，一切都免谈。其次，从运动治国和政策治国转向依法治国，实质就是要由人治转向法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基本是没有法律的状况，靠政策来治理国家，靠人治，不断发动运动，靠运动治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方面有所改变，在立法问题上有很大进展。当然，要建立一个现代的法治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再次，逐步推行退休制度，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些改革都基于两个考虑，一是如何避免“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重演，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一心一意搞建设。二是如何扫除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障碍，核心的考虑就是提高效率，加快发展。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起初也是从经济改革开始，但是因为遇到强大阻力，改不动，最后转向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认为，阻力来自于官僚体系，需要先把官僚体系摆平，也就是通过政治改革把阻力消除。戈尔巴乔夫不是依靠党的各级系统消除党内阻力，而是在内外压力下把权力基地由党内转向总统机构，结果把事情都搞乱了，导致权力基础瓦解和权威丧失。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失败，经济形势迅速恶化，也使得他的改革失去民众的广泛支持。早在1989年9月，邓小平已经估计到东欧剧变后苏联肯定要乱。他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②与戈尔巴乔夫不同，邓小平有一个基本思想，他认为中国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依赖于经济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他在南方谈话中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③而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推进，“没有党的统一领导，就没有效率。不统一，一事无成。”④因此，如何维护变革中的秩序和权威，是他始终警惕的问题。

    四、管控党内分歧和社会思潮

    所有改革者都面临来自“左”或右、保守或激进两股力量的牵扯、博弈，真正成功的改革者只能够两面作战。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是两手，一手反“左”，一手反右，一会儿强调反“左”，一会儿强调反右。有人说逢双反“左”、逢单反右。这种现象到底正常还是不正常？我认为至少是不可避免的，反“左”就是要推进改革，反右就是要维持稳定。关键不在于反“左”还是反右，而在于能不能够敏锐把握住主要的危险倾向，到底“左”是主要的，还是右是主要的？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胡耀邦都认为“左”是主要危险，多数情况下是以反“左”为主，但是并没放松对右的倾向的警惕。

    邓小平鼓励思想解放。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如果没有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改革是无法启动的。20世纪80年代还是一个有充分学术自由的年代，大量的外部思想引入，学术繁荣，很多学科比如政治学、社会学发展起来。那个年代有意识形态斗争，但没有重复走上过去的政治运动道路。总的来说，邓小平是要维护一个相对自由的讨论空间。特别是经济改革的各种试验和理论探索，是受到特殊保护和鼓励的，这是邓小平很重要的策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在三次意识形态争论中有人想把争论延伸到经济领域，一次是1983年清理精神污染，一次是1987年的反自由化，一次是1989以后，每次都有人想把反自由化引入经济领域，但都被邓小平制止。特别是最后一次，邓小平亲自出面，解决经济领域姓“社”姓“资”的争论。当然，邓小平为自由划出了底线，底线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问题就是党的领导，不能挑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共十三大把邓小平的思想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最能反映邓小平的思想，实际上邓小平后来对这一概括也是相当满意的。1989年5月31日，六四风波尚未平息，邓小平就向中央领导同志打招呼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①6月9日，他又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我们没有错。”②

    能不能使改革的大局保持稳定，核心问题是管控住党内的分歧。戈尔巴乔夫就是因为左和右两股力量把他挤到墙角，动弹不得。其中有一部分因素是不可选择的，就是领导人的威望，以及他的权力基础，这是学不来的，是几十年形成的。苏联改革不能成功，或许与他们领袖集团的成份有关，老一代领导人既老化又思想僵化，几年时间死了三位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似乎带来一股新风，上台时获得很高人气，象一位政治明星。其实他的权力基础是很弱的，没过几年他表面上的支持力量就纷纷离他而去。反观邓小平，在党内有着很高权威和深厚基础，这是历史形成的。当然，邓小平也有处理党内矛盾的技巧和艺术。在策略上，邓小平是有妥协的，重大问题上他要谋求在中共高层达成某种共识，一时达不到共识，他采取的办法就是“不争论”，等待实践来说服。比如农村的包产到户以及雇工，开始争论很大，而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实际上就是让实践来教育大家。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分歧很大，但没有引发像苏联那样党内分裂的状况。当然，20世纪80年代老一代政治家之间确实有分歧，但是他们在基本政治理念上是一致的，在改革问题上也有基本共识，这根源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从摆脱“文革”阴影这一点上说，高层特别是“文革”后重新出山的老干部都是改革派，随着改革的深化，在如何改、 目标在哪里的问题上，逐步产生了分歧，但不能夸大这种分歧。他们在基本政治理念上是一致的，比如巩固执政党的地位、维护社会稳定、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维护稳定，基础是经济稳定，陈云的作用不可忽视。

    五、运筹有利的战略环境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启动改革时，遇到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当时，从遏制苏联扩张的共同战略利益出发，美国和西欧国家也都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稳定的力量，不仅不害怕而且乐见中国强大，愿意支持中国往现代化努力。同时，在经济上，工业化国家出现了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趋势，过剩资本急于找出路，迫切地想和中国做生意。正是美蘇战略对峙和经济全球化这两大国际因素，使中国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以开放促发展的机遇。

    当然，能否抓住“战略机遇期”，还得看战略谋划。人们或许没有注意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启动改革开放与调整国际战略，这两件事在时间上不是同步的。1978年谋划对外开放时，非但没有立即放弃反而利用了毛泽东的“一条线”战略构想。邓小平很清楚，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都只能从美、日等国和欧洲引进，对外开放主要是对这些国家开放。这种考虑也制约着改善中苏关系的节奏，即在不损害中美关系大局的前提下逐步推动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只有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外战略调整才逐渐成形。首先是对世界大势做出了新的判断，提出相当长时期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正是在这个基本战略判断下，进行了百万大裁军，以集中国力发展经济。这次调整的重点是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消除了安全上的主要威胁；同时对外政策去意识形态化，打破了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僵局；推行不结盟政策和全方位外交，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和国际经济组织，为中国赢得了更大的外交空间。20世纪80年代的外交布局是整个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政策的中心目标转到为国内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走得这么远，就在于它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展开的。如果说国内经济改革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那么有一点从一开始就很明确，这就是对外开放主要是对美、日等发达国家和欧洲开放，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包括资金、技术、市场和管理经验）来发展自己。并且以对外开放来促进国内改革，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引进了新的市场经济的规则和制度，以试办经济特区为内地改革探路。从引进技术、利用外资、中外合资到兴办经济特区，在坚持对外开放问题上，邓小平坚定不移。即便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国家集体制裁中国的严峻形势下也毫不退让，要求全党保持定力。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告诫说：“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①正是在他的亲自敦促下，启动了海南洋浦开发和上海浦东开发，成为90年代中国扩大开放的标识。不只是资本技术方面的对外开放，还包括思想的对外开放。他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②

    外部因素的引入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初东西方冷战格局下的封闭环境，是中国加速选择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根源之一，那么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的开放环境，则成为推动中国一步一步趋向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因素。

    （萧冬连，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