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翟天临事件”看论文写作的重要性
今年春节期间，“翟天临”无疑是在各种媒体上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名字。这位春晚小品中的“打假警察”，因为过年时在网上晒“北大博士后录取通知书”时，使得自己早先在某平台直播时说的“金句”——“知网是什么东西啊”被网友猛扒，其博士、博士后身份广受质疑。80年代，有“不读《读书》不是读书之人”的说法，今天似乎已到了“不知‘知网不算知识分子”的程度。很快，“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频频见诸各种媒体，几乎天天都有新消息，夜夜出现新进展。其结果是大家都知道了的：博士后被“退站”，博士学位被撤销。“学霸明星”硬把京城变“麦城”，一夜风雨现“原形”！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翟天临自取其辱前后不过15天而已。
由这件事我想到一年多前笔者在首届华中学术传播论坛（武汉，2017）关于博士生发表C刊论文的一个讲话，曾在学术圈子里引发热议。会上讲了这样几段话：“我建议高等学校博士答辩学位授予取消2篇C刊文章的硬性要求，关键看博士生学业水平和研究能力，看学位论文本身。”“从C刊这个角度来看，现在学术界教育界最主要的矛盾就是人们日益增长且难以满足的C刊发表需求与C刊供给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些都是学术GDP，学术泛化，量化考核等等惹的祸。其实，学术、学者是非常专门的需要经过严格训练的行当，不需要什么人都去做;不是什么文章都算学术成果，什么人都要去发C刊，发学术文章。泛学者化或伪学者化、泛学术化泛论文化等现象泛滥正在降低学术的门槛，毁损学术的尊严和价值。真正优秀的学者是以学术为生命，以学术为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的。”当时，人们关注和讨论的重点是在要不要博士生毕业必须发表两篇C刊论文上，其实我强调的“博士生学业水平和研究能力”本身、博士“学位论文本身”也是很重要的。至于申述的“学术、学者是非常专门的需要经过严格训练的行当”，不能“泛学者化或伪学者化”及“泛学术化泛论文化”，现在看来确实不是杞人忧天。翟天临无疑曾是这种泛（伪）学者化、泛学术化泛论文化的受益者，因为喜欢“嘚瑟”，不善于“藏拙”露了馅，又自食其果，付出了沉重代价，最后自己也成了受害者。
老話讲，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人的时间、精力和才能都是有局限的，一个人不可能样样都干得出色，什么领域都成就辉煌。当领导的，地位越高越发日理万机，那就好好为人民服务，留下一世英名。经商的，最好闷声发大财，钱实在太多了，也不要老想着去捐一个博士、专家什么的，索性多搞点行善积德之事，当个慈善家。至于影视明星之类的新秀，好好演你的戏，拍你的电影电视剧，也不要总惦着再去弄个博士博士后什么的;一门心思奔着“戏骨”“戏痴”去，修成正果，到老了摘个“人民艺术家”的桂冠，那是光明正道，光宗耀祖。想想老辈艺术家一心扑在艺术上，有的啥学历学位都没有的，照样成名成家，流芳百世。相声艺术泰斗侯宝林出身贫寒，总共只上过三个月的小学（“义学”）;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所有的学历就是上过三四年私塾。一辈子一心一意只干一件事、干好一件事，其实就不容易了。上级领导曾说，当了官的就别老想着发财。因为一想发财，就容易成贪官。这方面的教训太多太多了。同理，当了官，发了财，出了名，也不要又都想着去做博士、当学者，其实那个一点都不轻松，一点都不好玩。“锄禾日当午，论文写得苦;要想发C刊，字字皆辛苦！”若弄虚作假去混吧，找“抢手”代劳吧，风险很大，搞不好还会弄出国际笑话和寰球丑闻。据网友统计，翟天临读博4年期间“至少主演了11部戏、参演了7部戏，做了24个代言、录了17个综艺”，再加上发表2篇学术论文（其中1篇要求是核心期刊的），完成规范的博士学位论文（总得10万字以上吧），如此艰巨任务，老老实实读博拿学位的人知道，这不是“人”而是“神”才能做到的，至少要有“神助”。
历史上，有人不务正业，总在业余爱好上发力练功，走火入魔，有的虽然成功了，但代价也太大。比如南唐后主李煜不好好治国理政，却潜心填词制曲，那首“春花秋月何时了”就是他的杰作，最后丢了美人，也丢了江山，亡国之君只落得个“问君能有几多愁，一江春水向东流”。还有北宋那个徽宗皇帝写一笔好字，画一手好画，卓然成家，在古今书家画家圈子里也是顶级高手，一流大咖！可惜的是，荒淫无度，疏于朝政，最后被金人北掳而去，山河破碎风飘絮，客死异乡。当然，也有皇帝当得不错、又想当大诗人的主儿，乾隆帝就是。这位雄才大略的皇上酷爱写诗，据说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高产的诗人，一生创作了4万2千多首诗词（《全唐诗》收录的也就不到5万首），但今天有谁知道他的诗和词呢，哪怕只是一句两句。倒是那个唐代的王之涣，一辈子没写几首诗，就靠两首绝句几十个字流传万古，其中一句就是“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看来，在这个赢者通吃的年代，贵人、富人、名人尤其需要保持冷静，学会节制。世上的好处不能一人占尽，好多东西也都是需要历史检验的。真学者、大学问还真不是玩出来、混出来的。在这个互联网、多媒体、云计算、大数据外加人工智能的时代，更来不得半点虚假。我们如果打定主意下定决心献身学术，就还得勤学苦练，踏实治学，尤其是要好好写论文发论文。最近，国家正在学术界、高等教育界清理所谓“四唯”“五唯”，其中之一就是“唯论文”。“唯论文”固然不对，但人文社科领域的博士博士后、专家学者，写论文发论文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翟天临的问题就是出在论文写作和发表上。最近，笔者有篇文章《“四唯”“五唯”如果只破不立则危害更大》将在湖北省社科院的《社会科学动态》刊出，其中一节是专谈论文重要性的，不妨选录几段，大意如下：
在笔者看来，论文在某种程度上是长期被忽视了的。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反对某种形式的“唯论文”，与高度重视论文写作和发表并不矛盾。能代表一个专家学者有无学术水平、学术能力是高是低、学术贡献是大是小，论文远比项目更能说明问题，有时候论文的作用甚至超过专著。1957年，《华中师院学报》先后发表了当时的青年学者章开沅（1926年出生）的两篇长文：《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第1期）、《关于太平天国土地政策若干问题》（第3期），前者约2.5万字，后者更长达4万多字。正是这两篇洋洋数万言的长文让年轻的章开沅在史学界崭露头角，老人家至今对其念念不忘。就在前不久，章先生还回忆起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老校长在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提出“要写大著作”的嘱托，吴老当年就是看过章开沅的长篇文章后发现并极力扶持这个人才的。
我们知道，老辈学者大多格外重视论文写作与发表。著名现代文学史家黄曼君教授在世时多次告诫自己的弟子和年轻教师，一定要认真写好论文，写厚重的有创见的“大论文”。陈平原教授认为，人文社科领域不像自然科学靠一两篇文章就可以奠定学术地位，而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成果才可真正形成在某个或某些领域的影响力。笔者所在学校出版社正在编辑出版12卷本的《邢福义文集》。文集中除了少数几本专著、教材，绝大多数是论文合集。作为现代汉语研究大家的邢福义老师曾经创造了先后4届获得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的“奇迹”，其中的《语法问题发掘集》和《语法问题献疑集》都是由专题论文汇编而成，是作者几十年治学生涯中数百篇论文中的精华。著名民间故事学家刘守华教授从上世纪50年代读大学开始发表相关论文，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发表了有关故事学的文章400多篇，成为国内该领域首屈一指的大家。
可见，大学者、大专家往往都是高度重视论文写作，持之以恒地坚持发表论文的。倒是那些只做所谓“项目”或“课题”、很少发论文者，其学术实力与水准真让人怀疑。至于有些所谓专家教授，多少年都没有自己独立撰写的单篇论文问世，虽然成果不少，但几乎全部是和青年教师或硕士生、博士生“通力合作”的，鬼才知道这些人还有没有独立撰写论文的基本能力。更大的可能是“合”而不“作”，“通通”地借了别人的“力”。
最后，我们还是回到翟天临一事上。作为“事件”的翟天临很快就会成为过眼烟云，但它留给人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启示是长久的。中国新闻网上有篇文章说得有道理：“学历可以晒，但要真正拿出好成果;演技应该有，但明知注水还骗人的演技万万不可有。”“不论是学者还是演员，不论明星还是普通人，只有脚踏实地、货真价实，才有真正的底气。”作为演员的翟天临还很年轻，据说他的演技还不错，戏路也较宽，若这次能闭门思过，认真反省，吃一堑长一智，学会扬长避短，取长补短，努力在表演艺术上勤学苦练，踏实前行，仍旧可以大有作为。我们也相信，更多博士生、博士后们会从这一事件中吸取宝贵经验与沉痛教训，老老实实地做学问，认认真真地搞研究，努力写作和发表见功力、有创新、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至于作为培养高端人才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还有上级管理部门，如何科学制定学术规范，严格执行相关制度，把好研究生入口关、培养关、出口关，治理学术生态，构筑诚信体系，维护教育公平，也还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地方。
（作者介绍：范军，1961年生，湖北荆门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國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社长、董事长，华大鸿图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副会长、湖北省编辑学会副会长。长期致力于出版文化与产业、出版史、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和教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技部“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等;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出版文化散论》、《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中国古代诗歌编辑专题研究》、《中国出版文化史论稿》、《中国现代书业广告二十家》、《岁月书痕》、《商务印书馆企业制度研究（1897—1949）》（合著）等;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100余篇。研究成果获得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武汉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华优秀出版物论文奖等，并有40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摘登。曾入选第五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湖北省宣传文化系统首批“五个一批”人才、第二届“湖北文化名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首批“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并获首届湖北出版政府奖（人物类）、中国大学出版社首届高校出版人物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