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中国电影批评的转型与重建
马楠楠
摘 要：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导致电影批评在文本风格和话语特征上发生了深刻的范式转型，呈现出碎微化与即时性，互动性与生成性，虚拟人格化以及超媒体性等鲜明特征，并极大地释放了批评的潜力和活力。然而，由于资本逻辑的渗透和对新媒体技术缺乏应有的批判意识，新媒体影评又不可避免地陷入资本操控与媒介异化的批评困境。当下中国电影批评的格局重建需要影评者实现从碎片化主体到理性主体、从“知道分子”到知识分子、从媒介依附到媒介利用多重身份的蜕变。
关键词： 新媒体;电影批评;批评范式;批评困境;主体重塑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8）09-0154-07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影批评已进入“人人都是批评家”的时代。从早期的社区、论坛、贴吧、空间、电影门户网站，到博客、播客、微博、弹幕、微信，媒介技术的每一次演进改变的不仅是电影批评的写作平台，更是批评主体、批评范式、批评功能的全面转型和变革。一方面，新媒體技术极大地拓展了电影批评的话语空间和言论自由，令其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力量的渗透和对新媒介技术缺乏应有的批判意识，新媒体影评不时陷入争端非议和负面新闻的舆论旋涡中。处于新的媒介文化语境下，电影批评主体应当何为？如何发挥新媒介的长处，重建中国电影批评健康生态与多元格局？以上问题显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辨析。
一、范式转型：新媒体影评的文本风格与话语特征
媒介环境学专家英尼斯指出，一种媒介经过长期使用后，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它传播的知识的特征。“技术不只是外在的辅助手段，也是内在的意识转化，它们对语言的影响更是无与伦比。” ?① 与传统的纸质媒介为载体的电影批评相比，新型的电子媒介文化导致电影批评在生产机制、文本风格、话语特征、传受模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范式转型，并打上了鲜明的“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化烙印。
1.碎微化与即时性
利奥塔在分析后现代知识形态时说，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变是“小叙事”对“大叙事”的取代。周宪则进一步指出，利奥塔所说的“小叙事”如今已被“微叙事”取代。作为一种典型的后现代文化，新媒体影评呈现出鲜明的碎微化特征。2009年，新浪微博推出140字的微影评，短小简洁，即评即发。随后，豆瓣电影网推出“短评”“一句话影评”，时光网也开辟了“微影评”。目前，微影评已成为网络影评的主要形式，一些热门影评的短评往往数以万计。如截至目前，豆瓣电影关于《湮灭》的短评有36572条，《芳华》的短评有156132条，《妖猫传》的影评有156582条，这些点评短则1行字，多则3行字。如网友对《妖猫传》的评论，“白居易和空海分别获得各自朋友圈当日微信运动冠军”，“国产电影的弊病，没有灵魂，再华丽也是虚有其表”，“一流的画面制作，可惜故事不入流，人物都是提线木偶。我心中的大唐不是这么妖里妖气的。从头到尾都在蜜汁微笑的染谷将太，我很想问你到底在笑……什……么……”。关于《湮灭》的评论则有，“‘属于工作日宝贵的晚上看这个可能会比较懊悔一类”，“看完前10分钟，扪心自问一次;看完30分钟后，再扪心自问一次;看到结尾，还想扪心自问，发现胸口都扣烂了……”。此类短评通常是寥寥数语或只言片语，不需要缜密的思考和严谨的论证，即兴而发，直抒胸臆，戏谑调侃，不拘一格。随着微影评的流行，即便是一些篇幅较长的网络影评也延续了碎片化的思维方式，基本上三五行字即成一段，整篇文章结构像是散文化的随笔和感悟，迥异于传统影评的整体性、连贯性和系统性。
最能体现新媒体影评碎微化特征的，就是以A站（Acfun）、B站（Bilibli）为代表的视频网站所开发的弹幕评论功能。“弹幕”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可以随时发表观点、发泄情绪、吐槽交流的平台，作为一种直接显现在视频上的简短评论——有时甚至没有语言文字，取而代之的是形态各异的表情符号，弹幕以滚动、停留甚至花样动作特效方式出现在视频上，完全打破了时间、空间的束缚，实现了个体与艺术的直接对话，从而受到网生代年轻观众的热情追捧。网页上不停滚动、不断更新的一条条微影评恰如后现代语境下漂浮不定的“碎片”，在解构宏大叙事的同时，呈现出一种无深度的平面化、游戏化和非理性特点，生动应验了波德里亚对媒介文化的分析：“每一种价值或价值的碎片都在仿像的夜空中一闪而过，接着便消失在无边的虚空中……这就是碎形的真实情景，也是我们当前文化的真实情形。” ?②
2.互动性与生成性
按照哈罗德·英尼斯对媒介形态的划分，纸质媒介是时间偏向的媒介，电子媒介则是空间偏向的媒介。以纸质媒介为载体的传统影评写作遵循的是时间线性不可逆的思维方式，一篇影评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写作一旦完成，其意义便凝结固定，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界限泾渭分明，并沿循由作者到读者的单向传播方式。“大众传播的技术媒介的发展，进一步加强社会互动的空间和实践构成的结果。大众传播媒介扩展了符号形式在实践和空间中的有效性，但它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实现的，即它容许生产者和接受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别的中介性互动。” ?③ 后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声称“作者已死”，似乎是对电子媒介文化的生动预言。“作者已死”意味着作者不再是文本意义的最终决定者和阐释者，单数的作者被复数的读者所取代，恰如新媒体技术打破了作者—读者之间的壁垒，两者可以即时互动，单向传播转变为交互式传播。读者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同时也是传播节点和内容提供者，可以通过点赞、转发、评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进而参与到整个新媒体影评的建构中。
正是在作者/读者、传者/受者角色转换的基础上，新媒体影评成为一个敞开的文本，其意义不再是不可修改、凝固静止的，而是处于一种动态生成的状态。一篇影评在网上发表后，下面可以有成百上千的读者回复、评论，这些评论可以是对原影评的附和、赞同，也可以是反驳和商榷。评论的下面还可以继续有评论，每一个批评的论点都可以是下一个批评的起点。批评文章与对批评文章的批评一起组成了网状交织的文本结构，一个多重声部、纵横交错的对话场域，枝蔓式地不断繁殖、延伸和扩散，召唤着新的批评主体的参与。
3.虚拟人格化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为我们敞开了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虚拟空间，并參与建构着我们的身份和欲望。在这个解构权威、消解等级的后现代虚拟空间里，影评写作者不再以正襟危坐、传道授业的文化精英自居，而是自动“祛魅”，以亲切的、自嘲的甚至自黑的口吻和读者进行平等交流和有趣对话。如知名影评自媒体“毒舌电影”为旗下的几位主笔打造了一个完整的“人格化矩阵”，每个作者都有自己鲜明的“人设”，有大名鼎鼎、文如其名的“毒Sir”，女性向的“表妹”，重口味恶趣味的小镇青年“菊长”，高冷范儿的文艺片爱好者“机叔”，以及云舅、钱德勒、肉叔等。还有近年来蔚然成风的微信影评公众号的作者，如“桃桃淘电影”的主笔“桃姐”“肾虚公子”，“独立鱼电影”的“鱼叔”，“MOVIE木卫”运营者“木卫二”自称“二哥”，整合了“文慧园路三号”和“迷影”的“幕味儿”主要运营人“奇爱博士”则自称“葛格”。毒sir、桃姐、葛格们一般都熟谙青年亚文化和网络流行语，在蜀黍（叔叔）、葛格、姐姐等家庭成员称谓的“伪装”下，可以和读者拉近距离，率性交流。这种虚拟人格化的写作风格塑造了公众号鲜明的个性特征，也为读者建构了一种虚拟的社区共同体，让大家在讨论电影的同时，找到家人般的归属感，缓解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饥渴症和社交恐惧症，有效地巩固了用户粘度和粉丝忠诚度。这种写作风格受到了网生代读者的普遍青睐，据统计，“毒舌电影”的全网粉丝数已超过500万。
4.超媒体性
美国媒体理论家保罗·莱文森形象地描述道：“因特网摆出了这样一副姿态：它要把过去一切的媒介‘解放出来，当作自己的手段来使用，要把一切媒介变成内容，要把这一切变成自己的内容。因特网证明且暗示，这是一个宏大的包容一切的媒介的媒介。网络的内容不是一种媒介，而是许多媒介。” ?④ 和传统媒体相比，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电子媒介最大限度地融合了超文本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生产制造出“超媒体”内容，这种“超媒体”不只是以电子方式链接起来的文字，同时还包含图像、声音和视频，从而发掘不同媒介之间的交互作用，极大地拓展了媒介的特长，延伸了人的视觉、听觉、触觉。借助新媒体技术，影评写作者可以详细地、逐帧逐格地拆解镜头、分析剧情，并根据需要进行截图或截频，综合声音、画面、色彩、构图、光影、机位等视听语言对电影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解读，将文字、图像、符号、视频等多种叙事手段和表意符号融为一体，细致精准地发掘电影的影音系统和叙事机理。如微信公众号“虹膜”最近一篇关于《犬之岛》的影评文章“不管我们是否推荐，只要是影迷，100%都会看这部电影”，文字配合电影画面，从角色、空间、叙事等多个角度对影片进行分析，图文并茂，生动直观，极具说服力。可以说，新媒体影评的超媒体性融合了传统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优势，鲜明体现了图像时代文化生产的特征，再次确认了电影作为“可见的艺术”的影像本体论。
二、批评困境：资本操控与媒介异化
无可否认，电子媒介为载体的影评实现了批评的民主化和多元化，推动了中国电影批评的空前活跃。然而，“技术是把双刃剑”，当我们在享受数字化电子媒介为电影批评带来的自由表达、无拘无束的写作快感时，也应警惕其中潜藏的诱惑与陷阱，以及这些诱惑与陷阱对中国电影批评生态和电影创作所产生的消极、否定甚至破坏性影响。
1.资本操控与批评伦理的失范
随着中国电影产量不断增加，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电影营销和竞争也愈发激烈。对于普通观众来说，时光网、豆瓣网等电影门户网站对影片的评论、打分成为观影时的重要选择依据和消费指南，评分高低、推荐星数、口碑好坏直接影响观众的观影意向，并进一步决定电影的票房走势。因此，几乎所有的电影公司都非常重视网络评论和打分，新媒体也就成为电影营销的重镇。为了争取影院排片率，打击竞争对手，一些电影公司大量雇用成本低、见效快的“网络水军”“网络爬虫”在各大电影网站发帖子、写评论、打分，任意抬高或贬低一部电影，在为金主宣传造势、摇旗呐喊的同时，恶意差评、诽谤诋毁竞争对手的电影，从而形成一股混淆是非、扰乱视听的“网络黑水”，严重破坏了电影批评的伦理规范和舆论生态。
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电影市场竞争白热化，关于“网络水军”引发营销乱象的案例数不胜数。2016年年底《长城》《摆渡人》《铁道飞虎》等国产电影上映后，遭到豆瓣网大规模的恶意刷低分，甚至伴随低俗的人身攻击。其后，《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揭露豆瓣水军刷分现象：“利用‘撞库‘肉鸡等网络作弊技术，一个团队甚至几个人就可以轻而易举进行‘刷分。大量的影评通过收集各种大V、小V、大号、小号的信息，软件自动生成，而且可以做到抓取的信息不重样。”然而，官方的点名批评并未能从根本上矫正利益驱使下的批评乱象，2017年《缝纫机乐队》导演大鹏公开指责影评人“二月鸟语”没看电影就打出了1分的评价，甚至“勒索删帖”;2018年年初，怀揣诚意、独具匠心的文艺片《无问西东》上映第一天就遭水军恶意刷低分，某业内人士发文指出：“11号突然有人买了140张票，齐刷刷打1分，直接评分拉低到9分。今天公映，但早上9点半猫眼出现一水儿的一星评价，短评内容都如出一辙，同时，豆瓣上也刷出大量的恶意短评。”“据一些‘水军介绍，只要客户有需求，水军就可以发帖、回帖、刷微博。发布的内容可以给用户量身定做，保证不重样，而且可以按照要求对其他影片进行负面攻击。” ?⑤ 可以说，在经济利益的诱惑和资本逻辑的操控下，影评成了某些人发财牟利的营生，“红包影评”满天飞，流量变现成常态，不看电影就打分，谁给钱多就顶谁……撰写影评不再是崇高的精神活动，而是沦为明码标价的商业行径，罔顾事实、践踏原则、误导观众、破坏市场，电影批评也随之堕入伦理失范、道德失信和价值失衡的泥淖。
2.媒介异化和关注度陷阱
“我们和工具之间形成的紧密联系是双向的。就在技术成为我们自身的外延时，我们也成了技术的外延。” ?⑥ 当人们越来越沉迷于新媒体的技术便利时，其实已经不自觉地沦为新媒体的附庸，这一点在微信公众号影评中体现得最明显。和传统影评人相比，微信公众号影评人既是内容生产者，更是信息传播者和媒介运营者，身份的转变导致影评人对批评传播效果的关注大于对批评内容本身的关注，并进而影响微信影评的选题、文风、功能的改变。为吸引读者的眼球，新闻性、话题度和时尚感成为影评的第一追求，这样的影评虽然突出了时效性，但往往流于剧情介绍，缺乏诚意和深度。以公众号“毒药”为例，一篇长影评3000字左右，其中4/5的内容是结合电影截图作剧情描述，只在文末的时候有四五百字关于影片主题的蜻蜓点水式的评价，这样的影评究竟价值几何？
影评人在选择面向新媒体的读者展示自己的同时，也使得自己被“媒体一代”读者的“超级注意力”所捆绑。據美国学者海尔斯研究，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媒体一代”，他们的认知方式和前代人相比存在显著差异，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认知方式，即“超级注意力”。“超级注意力的特征是在不同作业中迅速转移焦点，偏爱多样化信息流，寻找高度刺激性的东西，对单调状态的容忍度较低。” ?⑦ 由于手机、电脑界面有限，页面设置的内容有自动折叠的功能，旧的信息会被不断涌现的新信息淹没，只有被置顶或关注度最高的文字才能最快吸引人们的注意，尤其对于微信公众号来说，手机用户的注意力更容易分散，一条弹出的消息、一个推送的新闻随时都会打断阅读过程，使得阅读行为变得非常脆弱，因此，要想争夺这有限的关注度优先权和读者的超级注意力，就需要对影评文字进行包装加工。为此，不少影评文章抛出火辣犀利的标题，其中，“最”“尺度大”“神作”“炸裂”之类主观色彩浓厚或容易引人遐想的词语出现频率极高。如知名微信公众号“毒药”的文章标题——“史上最惊人处女作，全程高度紧张，每次都跪着看完”，“变态老师把学生虐出血”，“比恐怖片还瘆人，72分钟，我就可以把你变成杀人犯”，“这部剧太狠，每一集都是一部禁片”;微信公众号“独立鱼电影”的文章标题——“这部新剧没啥好说，就四个字：屌炸天际”……诸如此类“惊世骇俗”的题目频繁占据页面顶端，目的都是为了吸引正在快速刷屏的读者指尖停留至此然后点击阅读——尽管看完之后你会发现，大多数文章题目都是夸大其词、名不副实或断章取义、以偏概全。
此外，为迎合网生代读者的审美趣味和阅读兴趣，公众号影评文章炮制出油腔滑调、玩世不恭的话语风格，并配以生动搞笑的动图、表情包来缓解文字的单调枯燥。然而悖论在于，这些图片在吸引读者注意力的同时，也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有时候一篇影评读完，留给读者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文章的观点内容，反而是“表情包从哪找的”？传媒心理学相关专家经过一系列实验证明，和传统的纯文本相比，新媒体所要求的精力分散其实加剧了认知疲劳，从而削弱了我们的学习能力，降低了我们的理解程度。因为“文字的理解就是努力通过抽象的能指来理解其后的所指，把握文字的复杂意义。默读研究表明，眼睛在页面黑色字体间有序地扫视，不断地在头脑中转换成特定的意义，这个解码过程不但是接受信息的过程，同时也是理解和阐释信息的过程” ?⑧ 。过多的搞笑动图、表情包无疑会使影评文章蜕变为一场肤浅的视觉狂欢和影像娱乐，并最终导致批评的价值走向虚无。
三、影评何为：主体重塑与格局重建
回顾中国电影批评的两个黄金时代，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影评与启蒙和救亡紧密联系，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催生了一批电影史上的经典佳作;80年代电影批评摆脱政治掣肘，重回电影本体，探寻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留下了不少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批评文本。反观当下新媒体时代的电影批评，在看似热闹和繁荣的背后，却是批评公信力的下降和批评权威性的缺席。如何走出批评困境，重建电影批评健康格局？在笔者看来，需要影评者实现主体身份的多重蜕变。
1.从碎片化主体到理性主体：理性思维与多元视角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大脑如何处理信息的教育心理学家约翰·斯威勒将我们的记忆分为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两种，短期记忆是即时的印象、感觉和思考，这些记忆内容通常只能维持几秒钟;长期记忆则是人们理解领悟的场所，存放其中的不只是事实，还有复杂的概念或者说“图式”。这些图式把零散信息组织排列起来，形成知识模式，从而使得我们可以进行深入而丰富的思维活动。“我们高超的智力主要来自长期获得的各种图式。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自己专业领域里的相关概念，是因为我们拥有与这些概念密切相关的图式。” ?⑨ 短平快的微影评尽管时有佳句闪现，但是当过多的碎片化信息充斥我们的眼前时，这些“认知负荷”会超出我们大脑存储、处理信息的能力，大脑根本来不及将这些新信息转变为“图式”。久而久之，写作者丧失了深度剖析的能力，阅读者丧失了调动大脑建构知识的能力，成为“心不在焉的数据消费者”。更可怕的是，这种碎片式的写作和阅读方式会遮蔽、歪曲事物的真实面貌，导致偏向性和极端性的思维模式与认知习性。正如大卫·波德维尔和克里斯汀·汤普森中对当下流行的网络短评所提出的批评：“眼下电影批评式微的一个原因就在于短评在网上大行其道。它们无外乎都精于评头论足，把品位和评判混为一谈。这类信息铺天盖地，最终会让很多人无法消受……此外，区别这些数以千计的评论凭借的更多是写作风格，而非才智、深度或者专业性。” ?⑩
要想重返印刷时代的现代性主体已不可能，我们寄望的是在后现代媒介文化语境下，影评人能够重建理性主体，以理性的思维和多元的视角去观照电影，而非沉溺于肤浅的娱乐和偏执的批判。著名电影批评家夏衍在《电影批评的机能》一文中曾经指出，“电影批评不仅对观众以一个注释家、解剖者、警告者、启蒙人的姿态而完成帮助电影作家创造理解艺术的观众的任务;同时还要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的所有者和实际制作过程理解者的姿态，来成为一个电影作家的有益的诤友和向导” ?（11） 。对于新媒体时代的电影批评主体而言，一方面，在享受短评的便捷和即兴的同时，也要兼顾长影评和深影评，因为后者不仅是篇幅体量的扩充，而是要求批评者通过冷静的思考、周密的分析、严谨的论证，对电影文本或电影现象进行深入考察和归纳总结，将感性的、外在的信息转化为内在的、理性的知识体系，这一点对于当下电影批评格局的重建具有重要意义。借鉴哲学家罗蒙·比尔兹利对构成艺术评论的活动的四种划分：描述、分析、解读、评估，当下多数新媒体影评仍停留于第一或第二个层面，而要想重建电影批评的理论体系，促进电影产业的健康发展，仅仅依赖碎片化、吐槽式、感悟式的影评是远远不够的，批评者应当充分调动自己的观影经验、电影知识和文化积累，深入电影的内部系统，对电影的主题表达、情节搭建、人物塑造、视听语言等进行深入、理性的阐释，凸显问题意识和创新精神。即使是本身乏善可陈的电影，影评人也应客观地指出其问题所在，并提出中肯的建议，而非简单的指责和嘲讽，从而使影评成为电影创作的“诤友和向导”。
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电影具有产业经济、艺术审美和政治意识形态等多重属性。因此，批评者在对其进行评价时，可以作单向度的纵深阐析，但是绝不能扬此抑彼，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更不能以一种立场打压、诋毁和侮辱另一种立场。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和随意性更容易滋生偏向性和煽动性色彩浓厚的评论，这就需要影评人具备全局观念、历史意识和多元视角。正如章柏青老师所说：“我们的电影批评为什么经常褒贬不当，把不住分寸，其重要一点是找不准评论的坐标。这个坐标纵的方面是电影的历史脉络，横的方面是同时代电影发展的现状。把要评论的电影置于两者的交叉点，这就是找对了坐标。” ?（12） 如关于张艺谋的《长城》引发的争议，不同的批评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有人以艺术的标准来评价该片，认为其“尿点太多，人设苍白，故事弱智，毫无想象力”;有人则从电影产业的角度出发，认为“它开启了中国内地导演主导好莱坞大制作商业电影的先河”，而且“只有张艺谋这样级别的导演才能争取到这样的主导地位”。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一时网络舆论闹得沸沸扬扬……类似的批评案例不胜枚举。究其原因，在于批评者对批评对象缺乏全面客观的认知，缺乏历史、辩证的眼光，如果大家能够摒弃狭隘视角和单一尺度，看清整体，尊重差异，在寻求“普遍性共识”的基础上，以理性、善意的言语进行沟通，那么必将减少诸多无效的纷争，也更能够把握电影文本的多义性和电影创作的复杂性。
2.从“知道分子”到知识分子：专业精神和情怀使命
“知道分子”一词最早由王朔提出，是指这样一类人：他们对社会和文化现象通常有较全面的了解，甚至还有相当程度的研究，但是却并不具备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影评界的“知道分子”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较丰富的观影经验，熟谙大众文化，混迹于豆瓣、猫眼、格瓦拉等电影网站，能够紧跟热点话题，用最流行的网络用语向读者、粉丝推送各类电影信息，并不时抛出时髦的观点和看似高深的论断，从而成就其网红和大V身份。然而，对这些“知道分子”而言，影评只是一种积累文化资本和吸引人气的筹码。因此，他们的写作极易堕入见风使舵、哗众取宠、追名逐利的旋涡中，而令电影批评的专业精神、情怀使命付诸阙如。
30年前钟惦棐先生这样批评电影批评界的“藤萝现象”：“处于藤萝状态的电影评论，枝条在空中摇曳，碰见什么，就往上绕，有的竟按风向绕，‘呵，我好像尝到了鲜果！其实，被绕住的是个铜管乐器。”钟老继而提出寄语：“如果批评不是藤，而是树，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它扎根在自己的泥土里，和创作一起發展——抽芽、开花、结果，作家与导演们便会参照它的性状，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13） “成为一棵树”对于批评家而言意味着什么呢？钟老列举了几点要求，如系统的学识准备、先进的社会意识包括批评家本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电影艺术的负责态度等。我们提倡影评人从“知道分子”向知识分子蜕变，是希望批评者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批判意识，肩负知识分子的专业精神和情怀使命，不是被动地追随创作，攀附潮流，做“票房成功的背书者”（戴锦华语），更不是将影评作为追名逐利的手段和标榜趣味的标签，而是对电影批评保持一颗敬畏之心，将批评作为一项事业去追求、去守护。
在中国电影批评的发展历程中，知识分子影评人曾经一度是评判电影价值、引领电影文化、激发公众思考的文化先锋。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影研究的专业化，师资人员的职业化以及文化研究的流行，以学院派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影评日益脱离创作实践，沉湎于晦涩的观念和艰深的术语，与普罗大众的日常观影活动渐行渐远，并最终陷入失语和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在讨论知识分子的角色、功能时，萨特论述了知识分子的‘介入的重要性，萨义德认为‘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科塞则把批判态度的培养、在旷野中传道、谴责权势看做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 ?（14）
从“知道分子”到知识分子，同时也意味着以高校教师、学者专家为代表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不能一味固守于象牙塔，而要积极适应新媒体技术所带来的文化转型，肩负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将自己的“专家哲学”和审美趣味注入网络文化空间，践行波德维尔式的“研究性随笔”，普及电影知识，提升大众品位。正如葛兰西所强调的，知识分子（哲学家、专家）的使命，并不是把自己的专家哲学与大众的常识哲学对立起来，专家哲学如果失去与大众哲学的联系，就会失去力量和意义。 ?（15） 当下，学界已有一些知名专家如周星、尹鸿、张颐武、朱大可，甚至著名导演谢飞等活跃于新媒体文化空间，在豆瓣电影、时光网、微博、微信等平台发表了大量关于电影的评论文章。这些影评以专业的眼光、学理性的剖析和生动的语言，表达了作者对电影作品和现象的独到见解，从而促进了新媒体影评的格局重建和秩序重构。另外，也有不少熟稔新媒体技术的年轻学者通过自媒体或与媒介运营商合作，撰写并发表影评，与读者、影迷积极互动。如在知名微信公众号“虹膜”上开辟专栏的影评人刘起，既是电影学博士，也是国内某电影学术期刊的编辑，其撰写的影评文章体现了鲜明的知识分子风格，视角独特，观点犀利，旁征博引，鞭辟入里，显示了作者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对电影史的烂熟于心。更难得的是，这些影评文章往往能够融知识和趣味于一体，曲高而不和寡，因此积累了众多粉丝，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3.从媒介依附到媒介利用：媒介自律与批判意识
萨义德说：“如果我用一个词永远同批评联系在一起（不是作为修饰语，而是作为对批评的强调），那么这个词就是‘对抗。” ?（16） 新媒体时代的电影批评者在享受新媒体自由便捷的同时，也应培养自己的媒介素养，警惕媒介的“超级注意力”经济对批评话语的宰制，坚持批评的主体性与独立性，提升媒介自律和批判意识，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利用媒介，而不是被媒介所奴役，沦为媒介的附庸。
以微信公众号影评为例，目前公众号几乎每天都要更新文章，少则两篇，多则5篇，如此大批量的需求再加上关注度、订阅量的压力，不可避免会导致公众号影评文章出现同质化、娱乐化、资讯化趋势，进而导致批评品位的下降和批评内涵的缺失。而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公众号运营者转变思维，由批量生产转向深耕细作，在发布和传播影评前对内容进行自主筛选和把关，注重推送精品，打造深度专栏，拒绝媒介消费意识形态，抵制噱头化、浅薄化的公众号文风，回归批评主体，维护批评的严肃性和神圣性，以批评的力量引发观众深思，启迪读者智慧。事实上，耸人听闻的标题、哗众取宠的语言或许会吸引人们一时的关注，但是长久下去只会破坏影评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无异于饮鸩止渴;而且，只有转发率和点赞数才能真正说明影评的价值和影响，若要令读者点赞和转发，最终还是要求作者能够提出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分析。
針对新媒体影评的媒介异化现象，布迪厄关于文学艺术场域的理论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布迪厄认为，“文学艺术场域的特殊性是通过这样的事实加以界定的：它越是自主，即越是完全地实现自己的场域逻辑，就越是倾向于悬置或倒转占支配地位的等级化的原则” ?（17） 。这就是文化生产场域的“自治的等级化原则”。据此，布迪厄提出了经典的“败者为胜”规则，即文化行动者“要想在场域中占据较高的地位，就必须独立于外部的政治经济权力，摆脱附庸的工具、商品的性质，当他遵循创作规律，专心于文学艺术本身的生产，不求市场回报时，其作品反而被认为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18） 。对于影评写作而言同样如此，只有当影评人全神专注于思想、文化、精神的创作活动中，远离媒介异化和资本诱惑，才能够洞穿电影现象的本质，创造出富有卓见和影响力的批评文章。
四、结语
作为电影产业链的重要一环，电影批评的意义自不待言，它一方面对电影创作起指导作用，以独立的旁观者姿态切中肯綮地指出电影存在的问题，推动电影良性发展，另一方面对电影观众起引导作用，以专业的知识和良好的品位帮助观众解读和阐释电影，从而提升观众的欣赏水平和文化内涵。当下，中国电影产业已进入快速发展、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尤其需要电影批评的分析、总结和引导。对于新媒体时代的影评人而言，应当珍惜自己的批评声誉，慎用手中的批评权力，为电影创作实践提出科学建议和理性指导，从而推动中国电影批评体系的构建和电影产业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注释
①⑥⑨[美]尼古拉斯·卡尔：《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刘纯毅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54、227、133页。
②胡继华：《赛博公民：后现代性的身体隐喻及其意义》，《文艺研究》2009年第7期。
③[英]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27—228页。
④[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何道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7页。
⑤齐伟：《迷影偏好、观影取向与票房制衡——网络电影评分现状研究》，《当代电影》2015年第11期。
⑦N.Katherine Hayles.Hyper and Deep Attention：The Generational Divide in Cognitive Modes，Profession（2007）， p187.
⑧周宪：《从沉浸式到浏览式阅读的转向》，《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⑩[美]大卫·波德维尔、克里斯汀·汤普森：《观照电影：艺术、评论和产业的观察》，何超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4年，第83页。
（11）夏衍：《影评与剧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页。
（12）章柏青：《中国电影批评的困境与突围》，《当代电影》2011年第2期。
（13）钟惦棐：《争取成为一棵树》，转引自章柏青：《批评家要努力成为“一棵树”》，《解放日报·朝花周刊》2018年4月12日。
（14）赵勇：《从知识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大众媒介在文化转型中的作用》，《当代文坛》2009年第2期。
（15）陶东风：《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有机融合》，《文艺研究》2012年第4期。
（16）Edward W.Said. The Wor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29.
（17）P. Bourdieu.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or the Reversed World of Economy， in The Polity Reader in Cultural Studies ，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p59.
（18）刘卉青：《中国电影批评场域的脉络流变研究》，《当代电影》2015年第1期。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Film Criticism in the New Media Era
Ma Nanna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has led to a profound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of film criticism in terms of text style and discourse features. It has shown distinct features such as fragmentation and instantaneity， interaction and generativeness， virtual personification and hypermedia， and has greatly released the potential and vitality of criticism. However， due to the infiltration of capital logic and the lack of due critical awareness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new media film criticism inevitably falls into the dilemma of capital manipulation and media alienati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film criticism requires film critics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fragmented subject to rational subject， from knowledgeable element to intellectuals， from media dependence to media utilization.
Key words： new media; the film criticism; critical paradigm; criticism dilemma; main body reshaping
摘 要：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导致电影批评在文本风格和话语特征上发生了深刻的范式转型，呈现出碎微化与即时性，互动性与生成性，虚拟人格化以及超媒体性等鲜明特征，并极大地释放了批评的潜力和活力。然而，由于资本逻辑的渗透和对新媒体技术缺乏应有的批判意识，新媒体影评又不可避免地陷入资本操控与媒介异化的批评困境。当下中国电影批评的格局重建需要影评者实现从碎片化主体到理性主体、从“知道分子”到知识分子、从媒介依附到媒介利用多重身份的蜕变。
关键词： 新媒体;电影批评;批评范式;批评困境;主体重塑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8）09-0154-07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影批评已进入“人人都是批评家”的时代。从早期的社区、论坛、贴吧、空间、电影门户网站，到博客、播客、微博、弹幕、微信，媒介技术的每一次演进改变的不仅是电影批评的写作平台，更是批评主体、批评范式、批评功能的全面转型和变革。一方面，新媒體技术极大地拓展了电影批评的话语空间和言论自由，令其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力量的渗透和对新媒介技术缺乏应有的批判意识，新媒体影评不时陷入争端非议和负面新闻的舆论旋涡中。处于新的媒介文化语境下，电影批评主体应当何为？如何发挥新媒介的长处，重建中国电影批评健康生态与多元格局？以上问题显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辨析。
一、范式转型：新媒体影评的文本风格与话语特征
媒介环境学专家英尼斯指出，一种媒介经过长期使用后，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它传播的知识的特征。“技术不只是外在的辅助手段，也是内在的意识转化，它们对语言的影响更是无与伦比。” ?① 与传统的纸质媒介为载体的电影批评相比，新型的电子媒介文化导致电影批评在生产机制、文本风格、话语特征、传受模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范式转型，并打上了鲜明的“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化烙印。
1.碎微化与即时性
利奥塔在分析后现代知识形态时说，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变是“小叙事”对“大叙事”的取代。周宪则进一步指出，利奥塔所说的“小叙事”如今已被“微叙事”取代。作为一种典型的后现代文化，新媒体影评呈现出鲜明的碎微化特征。2009年，新浪微博推出140字的微影评，短小简洁，即评即发。随后，豆瓣电影网推出“短评”“一句话影评”，时光网也开辟了“微影评”。目前，微影评已成为网络影评的主要形式，一些热门影评的短评往往数以万计。如截至目前，豆瓣电影关于《湮灭》的短评有36572条，《芳华》的短评有156132条，《妖猫传》的影评有156582条，这些点评短则1行字，多则3行字。如网友对《妖猫传》的评论，“白居易和空海分别获得各自朋友圈当日微信运动冠军”，“国产电影的弊病，没有灵魂，再华丽也是虚有其表”，“一流的画面制作，可惜故事不入流，人物都是提线木偶。我心中的大唐不是这么妖里妖气的。从头到尾都在蜜汁微笑的染谷将太，我很想问你到底在笑……什……么……”。关于《湮灭》的评论则有，“‘属于工作日宝贵的晚上看这个可能会比较懊悔一类”，“看完前10分钟，扪心自问一次;看完30分钟后，再扪心自问一次;看到结尾，还想扪心自问，发现胸口都扣烂了……”。此类短评通常是寥寥数语或只言片语，不需要缜密的思考和严谨的论证，即兴而发，直抒胸臆，戏谑调侃，不拘一格。随着微影评的流行，即便是一些篇幅较长的网络影评也延续了碎片化的思维方式，基本上三五行字即成一段，整篇文章结构像是散文化的随笔和感悟，迥异于传统影评的整体性、连贯性和系统性。
最能体现新媒体影评碎微化特征的，就是以A站（Acfun）、B站（Bilibli）为代表的视频网站所开发的弹幕评论功能。“弹幕”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可以随时发表观点、发泄情绪、吐槽交流的平台，作为一种直接显现在视频上的简短评论——有时甚至没有语言文字，取而代之的是形态各异的表情符号，弹幕以滚动、停留甚至花样动作特效方式出现在视频上，完全打破了时间、空间的束缚，实现了个体与艺术的直接对话，从而受到网生代年轻观众的热情追捧。网页上不停滚动、不断更新的一条条微影评恰如后现代语境下漂浮不定的“碎片”，在解构宏大叙事的同时，呈现出一种无深度的平面化、游戏化和非理性特点，生动应验了波德里亚对媒介文化的分析：“每一种价值或价值的碎片都在仿像的夜空中一闪而过，接着便消失在无边的虚空中……这就是碎形的真实情景，也是我们当前文化的真实情形。” ?②
2.互动性与生成性
按照哈罗德·英尼斯对媒介形态的划分，纸质媒介是时间偏向的媒介，电子媒介则是空间偏向的媒介。以纸质媒介为载体的传统影评写作遵循的是时间线性不可逆的思维方式，一篇影评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写作一旦完成，其意义便凝结固定，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界限泾渭分明，并沿循由作者到读者的单向传播方式。“大众传播的技术媒介的发展，进一步加强社会互动的空间和实践构成的结果。大众传播媒介扩展了符号形式在实践和空间中的有效性，但它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实现的，即它容许生产者和接受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别的中介性互动。” ?③ 后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声称“作者已死”，似乎是对电子媒介文化的生动预言。“作者已死”意味着作者不再是文本意义的最终决定者和阐释者，单数的作者被复数的读者所取代，恰如新媒体技术打破了作者—读者之间的壁垒，两者可以即时互动，单向传播转变为交互式传播。读者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同时也是传播节点和内容提供者，可以通过点赞、转发、评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进而参与到整个新媒体影评的建构中。
正是在作者/读者、传者/受者角色转换的基础上，新媒体影评成为一个敞开的文本，其意义不再是不可修改、凝固静止的，而是处于一种动态生成的状态。一篇影评在网上发表后，下面可以有成百上千的读者回复、评论，这些评论可以是对原影评的附和、赞同，也可以是反驳和商榷。评论的下面还可以继续有评论，每一个批评的论点都可以是下一个批评的起点。批评文章与对批评文章的批评一起组成了网状交织的文本结构，一个多重声部、纵横交错的对话场域，枝蔓式地不断繁殖、延伸和扩散，召唤着新的批评主体的参与。
3.虚拟人格化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为我们敞开了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虚拟空间，并參与建构着我们的身份和欲望。在这个解构权威、消解等级的后现代虚拟空间里，影评写作者不再以正襟危坐、传道授业的文化精英自居，而是自动“祛魅”，以亲切的、自嘲的甚至自黑的口吻和读者进行平等交流和有趣对话。如知名影评自媒体“毒舌电影”为旗下的几位主笔打造了一个完整的“人格化矩阵”，每个作者都有自己鲜明的“人设”，有大名鼎鼎、文如其名的“毒Sir”，女性向的“表妹”，重口味恶趣味的小镇青年“菊长”，高冷范儿的文艺片爱好者“机叔”，以及云舅、钱德勒、肉叔等。还有近年来蔚然成风的微信影评公众号的作者，如“桃桃淘电影”的主笔“桃姐”“肾虚公子”，“独立鱼电影”的“鱼叔”，“MOVIE木卫”运营者“木卫二”自称“二哥”，整合了“文慧园路三号”和“迷影”的“幕味儿”主要运营人“奇爱博士”则自称“葛格”。毒sir、桃姐、葛格们一般都熟谙青年亚文化和网络流行语，在蜀黍（叔叔）、葛格、姐姐等家庭成员称谓的“伪装”下，可以和读者拉近距离，率性交流。这种虚拟人格化的写作风格塑造了公众号鲜明的个性特征，也为读者建构了一种虚拟的社区共同体，让大家在讨论电影的同时，找到家人般的归属感，缓解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饥渴症和社交恐惧症，有效地巩固了用户粘度和粉丝忠诚度。这种写作风格受到了网生代读者的普遍青睐，据统计，“毒舌电影”的全网粉丝数已超过500万。
4.超媒体性
美国媒体理论家保罗·莱文森形象地描述道：“因特网摆出了这样一副姿态：它要把过去一切的媒介‘解放出来，当作自己的手段来使用，要把一切媒介变成内容，要把这一切变成自己的内容。因特网证明且暗示，这是一个宏大的包容一切的媒介的媒介。网络的内容不是一种媒介，而是许多媒介。” ?④ 和传统媒体相比，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电子媒介最大限度地融合了超文本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生产制造出“超媒体”内容，这种“超媒体”不只是以电子方式链接起来的文字，同时还包含图像、声音和视频，从而发掘不同媒介之间的交互作用，极大地拓展了媒介的特长，延伸了人的视觉、听觉、触觉。借助新媒体技术，影评写作者可以详细地、逐帧逐格地拆解镜头、分析剧情，并根据需要进行截图或截频，综合声音、画面、色彩、构图、光影、机位等视听语言对电影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解读，将文字、图像、符号、视频等多种叙事手段和表意符号融为一体，细致精准地发掘电影的影音系统和叙事机理。如微信公众号“虹膜”最近一篇关于《犬之岛》的影评文章“不管我们是否推荐，只要是影迷，100%都会看这部电影”，文字配合电影画面，从角色、空间、叙事等多个角度对影片进行分析，图文并茂，生动直观，极具说服力。可以说，新媒体影评的超媒体性融合了传统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优势，鲜明体现了图像时代文化生产的特征，再次确认了电影作为“可见的艺术”的影像本体论。
二、批评困境：资本操控与媒介异化
无可否认，电子媒介为载体的影评实现了批评的民主化和多元化，推动了中国电影批评的空前活跃。然而，“技术是把双刃剑”，当我们在享受数字化电子媒介为电影批评带来的自由表达、无拘无束的写作快感时，也应警惕其中潜藏的诱惑与陷阱，以及这些诱惑与陷阱对中国电影批评生态和电影创作所产生的消极、否定甚至破坏性影响。
1.资本操控与批评伦理的失范
随着中国电影产量不断增加，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电影营销和竞争也愈发激烈。对于普通观众来说，时光网、豆瓣网等电影门户网站对影片的评论、打分成为观影时的重要选择依据和消费指南，评分高低、推荐星数、口碑好坏直接影响观众的观影意向，并进一步决定电影的票房走势。因此，几乎所有的电影公司都非常重视网络评论和打分，新媒体也就成为电影营销的重镇。为了争取影院排片率，打击竞争对手，一些电影公司大量雇用成本低、见效快的“网络水军”“网络爬虫”在各大电影网站发帖子、写评论、打分，任意抬高或贬低一部电影，在为金主宣传造势、摇旗呐喊的同时，恶意差评、诽谤诋毁竞争对手的电影，从而形成一股混淆是非、扰乱视听的“网络黑水”，严重破坏了电影批评的伦理规范和舆论生态。
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电影市场竞争白热化，关于“网络水军”引发营销乱象的案例数不胜数。2016年年底《长城》《摆渡人》《铁道飞虎》等国产电影上映后，遭到豆瓣网大规模的恶意刷低分，甚至伴随低俗的人身攻击。其后，《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揭露豆瓣水军刷分现象：“利用‘撞库‘肉鸡等网络作弊技术，一个团队甚至几个人就可以轻而易举进行‘刷分。大量的影评通过收集各种大V、小V、大号、小号的信息，软件自动生成，而且可以做到抓取的信息不重样。”然而，官方的点名批评并未能从根本上矫正利益驱使下的批评乱象，2017年《缝纫机乐队》导演大鹏公开指责影评人“二月鸟语”没看电影就打出了1分的评价，甚至“勒索删帖”;2018年年初，怀揣诚意、独具匠心的文艺片《无问西东》上映第一天就遭水军恶意刷低分，某业内人士发文指出：“11号突然有人买了140张票，齐刷刷打1分，直接评分拉低到9分。今天公映，但早上9点半猫眼出现一水儿的一星评价，短评内容都如出一辙，同时，豆瓣上也刷出大量的恶意短评。”“据一些‘水军介绍，只要客户有需求，水军就可以发帖、回帖、刷微博。发布的内容可以给用户量身定做，保证不重样，而且可以按照要求对其他影片进行负面攻击。” ?⑤ 可以说，在经济利益的诱惑和资本逻辑的操控下，影评成了某些人发财牟利的营生，“红包影评”满天飞，流量变现成常态，不看电影就打分，谁给钱多就顶谁……撰写影评不再是崇高的精神活动，而是沦为明码标价的商业行径，罔顾事实、践踏原则、误导观众、破坏市场，电影批评也随之堕入伦理失范、道德失信和价值失衡的泥淖。
2.媒介异化和关注度陷阱
“我们和工具之间形成的紧密联系是双向的。就在技术成为我们自身的外延时，我们也成了技术的外延。” ?⑥ 当人们越来越沉迷于新媒体的技术便利时，其实已经不自觉地沦为新媒体的附庸，这一点在微信公众号影评中体现得最明显。和传统影评人相比，微信公众号影评人既是内容生产者，更是信息传播者和媒介运营者，身份的转变导致影评人对批评传播效果的关注大于对批评内容本身的关注，并进而影响微信影评的选题、文风、功能的改变。为吸引读者的眼球，新闻性、话题度和时尚感成为影评的第一追求，这样的影评虽然突出了时效性，但往往流于剧情介绍，缺乏诚意和深度。以公众号“毒药”为例，一篇长影评3000字左右，其中4/5的内容是结合电影截图作剧情描述，只在文末的时候有四五百字关于影片主题的蜻蜓点水式的评价，这样的影评究竟价值几何？
影评人在选择面向新媒体的读者展示自己的同时，也使得自己被“媒体一代”读者的“超级注意力”所捆绑。據美国学者海尔斯研究，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媒体一代”，他们的认知方式和前代人相比存在显著差异，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认知方式，即“超级注意力”。“超级注意力的特征是在不同作业中迅速转移焦点，偏爱多样化信息流，寻找高度刺激性的东西，对单调状态的容忍度较低。” ?⑦ 由于手机、电脑界面有限，页面设置的内容有自动折叠的功能，旧的信息会被不断涌现的新信息淹没，只有被置顶或关注度最高的文字才能最快吸引人们的注意，尤其对于微信公众号来说，手机用户的注意力更容易分散，一条弹出的消息、一个推送的新闻随时都会打断阅读过程，使得阅读行为变得非常脆弱，因此，要想争夺这有限的关注度优先权和读者的超级注意力，就需要对影评文字进行包装加工。为此，不少影评文章抛出火辣犀利的标题，其中，“最”“尺度大”“神作”“炸裂”之类主观色彩浓厚或容易引人遐想的词语出现频率极高。如知名微信公众号“毒药”的文章标题——“史上最惊人处女作，全程高度紧张，每次都跪着看完”，“变态老师把学生虐出血”，“比恐怖片还瘆人，72分钟，我就可以把你变成杀人犯”，“这部剧太狠，每一集都是一部禁片”;微信公众号“独立鱼电影”的文章标题——“这部新剧没啥好说，就四个字：屌炸天际”……诸如此类“惊世骇俗”的题目频繁占据页面顶端，目的都是为了吸引正在快速刷屏的读者指尖停留至此然后点击阅读——尽管看完之后你会发现，大多数文章题目都是夸大其词、名不副实或断章取义、以偏概全。
此外，为迎合网生代读者的审美趣味和阅读兴趣，公众号影评文章炮制出油腔滑调、玩世不恭的话语风格，并配以生动搞笑的动图、表情包来缓解文字的单调枯燥。然而悖论在于，这些图片在吸引读者注意力的同时，也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有时候一篇影评读完，留给读者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文章的观点内容，反而是“表情包从哪找的”？传媒心理学相关专家经过一系列实验证明，和传统的纯文本相比，新媒体所要求的精力分散其实加剧了认知疲劳，从而削弱了我们的学习能力，降低了我们的理解程度。因为“文字的理解就是努力通过抽象的能指来理解其后的所指，把握文字的复杂意义。默读研究表明，眼睛在页面黑色字体间有序地扫视，不断地在头脑中转换成特定的意义，这个解码过程不但是接受信息的过程，同时也是理解和阐释信息的过程” ?⑧ 。过多的搞笑动图、表情包无疑会使影评文章蜕变为一场肤浅的视觉狂欢和影像娱乐，并最终导致批评的价值走向虚无。
三、影评何为：主体重塑与格局重建
回顾中国电影批评的两个黄金时代，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影评与启蒙和救亡紧密联系，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催生了一批电影史上的经典佳作;80年代电影批评摆脱政治掣肘，重回电影本体，探寻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留下了不少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批评文本。反观当下新媒体时代的电影批评，在看似热闹和繁荣的背后，却是批评公信力的下降和批评权威性的缺席。如何走出批评困境，重建电影批评健康格局？在笔者看来，需要影评者实现主体身份的多重蜕变。
1.从碎片化主体到理性主体：理性思维与多元视角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大脑如何处理信息的教育心理学家约翰·斯威勒将我们的记忆分为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两种，短期记忆是即时的印象、感觉和思考，这些记忆内容通常只能维持几秒钟;长期记忆则是人们理解领悟的场所，存放其中的不只是事实，还有复杂的概念或者说“图式”。这些图式把零散信息组织排列起来，形成知识模式，从而使得我们可以进行深入而丰富的思维活动。“我们高超的智力主要来自长期获得的各种图式。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自己专业领域里的相关概念，是因为我们拥有与这些概念密切相关的图式。” ?⑨ 短平快的微影评尽管时有佳句闪现，但是当过多的碎片化信息充斥我们的眼前时，这些“认知负荷”会超出我们大脑存储、处理信息的能力，大脑根本来不及将这些新信息转变为“图式”。久而久之，写作者丧失了深度剖析的能力，阅读者丧失了调动大脑建构知识的能力，成为“心不在焉的数据消费者”。更可怕的是，这种碎片式的写作和阅读方式会遮蔽、歪曲事物的真实面貌，导致偏向性和极端性的思维模式与认知习性。正如大卫·波德维尔和克里斯汀·汤普森中对当下流行的网络短评所提出的批评：“眼下电影批评式微的一个原因就在于短评在网上大行其道。它们无外乎都精于评头论足，把品位和评判混为一谈。这类信息铺天盖地，最终会让很多人无法消受……此外，区别这些数以千计的评论凭借的更多是写作风格，而非才智、深度或者专业性。” ?⑩
要想重返印刷时代的现代性主体已不可能，我们寄望的是在后现代媒介文化语境下，影评人能够重建理性主体，以理性的思维和多元的视角去观照电影，而非沉溺于肤浅的娱乐和偏执的批判。著名电影批评家夏衍在《电影批评的机能》一文中曾经指出，“电影批评不仅对观众以一个注释家、解剖者、警告者、启蒙人的姿态而完成帮助电影作家创造理解艺术的观众的任务;同时还要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的所有者和实际制作过程理解者的姿态，来成为一个电影作家的有益的诤友和向导” ?（11） 。对于新媒体时代的电影批评主体而言，一方面，在享受短评的便捷和即兴的同时，也要兼顾长影评和深影评，因为后者不仅是篇幅体量的扩充，而是要求批评者通过冷静的思考、周密的分析、严谨的论证，对电影文本或电影现象进行深入考察和归纳总结，将感性的、外在的信息转化为内在的、理性的知识体系，这一点对于当下电影批评格局的重建具有重要意义。借鉴哲学家罗蒙·比尔兹利对构成艺术评论的活动的四种划分：描述、分析、解读、评估，当下多数新媒体影评仍停留于第一或第二个层面，而要想重建电影批评的理论体系，促进电影产业的健康发展，仅仅依赖碎片化、吐槽式、感悟式的影评是远远不够的，批评者应当充分调动自己的观影经验、电影知识和文化积累，深入电影的内部系统，对电影的主题表达、情节搭建、人物塑造、视听语言等进行深入、理性的阐释，凸显问题意识和创新精神。即使是本身乏善可陈的电影，影评人也应客观地指出其问题所在，并提出中肯的建议，而非简单的指责和嘲讽，从而使影评成为电影创作的“诤友和向导”。
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电影具有产业经济、艺术审美和政治意识形态等多重属性。因此，批评者在对其进行评价时，可以作单向度的纵深阐析，但是绝不能扬此抑彼，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更不能以一种立场打压、诋毁和侮辱另一种立场。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和随意性更容易滋生偏向性和煽动性色彩浓厚的评论，这就需要影评人具备全局观念、历史意识和多元视角。正如章柏青老师所说：“我们的电影批评为什么经常褒贬不当，把不住分寸，其重要一点是找不准评论的坐标。这个坐标纵的方面是电影的历史脉络，横的方面是同时代电影发展的现状。把要评论的电影置于两者的交叉点，这就是找对了坐标。” ?（12） 如关于张艺谋的《长城》引发的争议，不同的批评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有人以艺术的标准来评价该片，认为其“尿点太多，人设苍白，故事弱智，毫无想象力”;有人则从电影产业的角度出发，认为“它开启了中国内地导演主导好莱坞大制作商业电影的先河”，而且“只有张艺谋这样级别的导演才能争取到这样的主导地位”。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一时网络舆论闹得沸沸扬扬……类似的批评案例不胜枚举。究其原因，在于批评者对批评对象缺乏全面客观的认知，缺乏历史、辩证的眼光，如果大家能够摒弃狭隘视角和单一尺度，看清整体，尊重差异，在寻求“普遍性共识”的基础上，以理性、善意的言语进行沟通，那么必将减少诸多无效的纷争，也更能够把握电影文本的多义性和电影创作的复杂性。
2.从“知道分子”到知识分子：专业精神和情怀使命
“知道分子”一词最早由王朔提出，是指这样一类人：他们对社会和文化现象通常有较全面的了解，甚至还有相当程度的研究，但是却并不具备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影评界的“知道分子”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较丰富的观影经验，熟谙大众文化，混迹于豆瓣、猫眼、格瓦拉等电影网站，能够紧跟热点话题，用最流行的网络用语向读者、粉丝推送各类电影信息，并不时抛出时髦的观点和看似高深的论断，从而成就其网红和大V身份。然而，对这些“知道分子”而言，影评只是一种积累文化资本和吸引人气的筹码。因此，他们的写作极易堕入见风使舵、哗众取宠、追名逐利的旋涡中，而令电影批评的专业精神、情怀使命付诸阙如。
30年前钟惦棐先生这样批评电影批评界的“藤萝现象”：“处于藤萝状态的电影评论，枝条在空中摇曳，碰见什么，就往上绕，有的竟按风向绕，‘呵，我好像尝到了鲜果！其实，被绕住的是个铜管乐器。”钟老继而提出寄语：“如果批评不是藤，而是树，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它扎根在自己的泥土里，和创作一起發展——抽芽、开花、结果，作家与导演们便会参照它的性状，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13） “成为一棵树”对于批评家而言意味着什么呢？钟老列举了几点要求，如系统的学识准备、先进的社会意识包括批评家本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电影艺术的负责态度等。我们提倡影评人从“知道分子”向知识分子蜕变，是希望批评者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批判意识，肩负知识分子的专业精神和情怀使命，不是被动地追随创作，攀附潮流，做“票房成功的背书者”（戴锦华语），更不是将影评作为追名逐利的手段和标榜趣味的标签，而是对电影批评保持一颗敬畏之心，将批评作为一项事业去追求、去守护。
在中国电影批评的发展历程中，知识分子影评人曾经一度是评判电影价值、引领电影文化、激发公众思考的文化先锋。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影研究的专业化，师资人员的职业化以及文化研究的流行，以学院派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影评日益脱离创作实践，沉湎于晦涩的观念和艰深的术语，与普罗大众的日常观影活动渐行渐远，并最终陷入失语和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在讨论知识分子的角色、功能时，萨特论述了知识分子的‘介入的重要性，萨义德认为‘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科塞则把批判态度的培养、在旷野中传道、谴责权势看做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 ?（14）
从“知道分子”到知识分子，同时也意味着以高校教师、学者专家为代表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不能一味固守于象牙塔，而要积极适应新媒体技术所带来的文化转型，肩负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将自己的“专家哲学”和审美趣味注入网络文化空间，践行波德维尔式的“研究性随笔”，普及电影知识，提升大众品位。正如葛兰西所强调的，知识分子（哲学家、专家）的使命，并不是把自己的专家哲学与大众的常识哲学对立起来，专家哲学如果失去与大众哲学的联系，就会失去力量和意义。 ?（15） 当下，学界已有一些知名专家如周星、尹鸿、张颐武、朱大可，甚至著名导演谢飞等活跃于新媒体文化空间，在豆瓣电影、时光网、微博、微信等平台发表了大量关于电影的评论文章。这些影评以专业的眼光、学理性的剖析和生动的语言，表达了作者对电影作品和现象的独到见解，从而促进了新媒体影评的格局重建和秩序重构。另外，也有不少熟稔新媒体技术的年轻学者通过自媒体或与媒介运营商合作，撰写并发表影评，与读者、影迷积极互动。如在知名微信公众号“虹膜”上开辟专栏的影评人刘起，既是电影学博士，也是国内某电影学术期刊的编辑，其撰写的影评文章体现了鲜明的知识分子风格，视角独特，观点犀利，旁征博引，鞭辟入里，显示了作者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对电影史的烂熟于心。更难得的是，这些影评文章往往能够融知识和趣味于一体，曲高而不和寡，因此积累了众多粉丝，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3.从媒介依附到媒介利用：媒介自律与批判意识
萨义德说：“如果我用一个词永远同批评联系在一起（不是作为修饰语，而是作为对批评的强调），那么这个词就是‘对抗。” ?（16） 新媒体时代的电影批评者在享受新媒体自由便捷的同时，也应培养自己的媒介素养，警惕媒介的“超级注意力”经济对批评话语的宰制，坚持批评的主体性与独立性，提升媒介自律和批判意识，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利用媒介，而不是被媒介所奴役，沦为媒介的附庸。
以微信公众号影评为例，目前公众号几乎每天都要更新文章，少则两篇，多则5篇，如此大批量的需求再加上关注度、订阅量的压力，不可避免会导致公众号影评文章出现同质化、娱乐化、资讯化趋势，进而导致批评品位的下降和批评内涵的缺失。而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公众号运营者转变思维，由批量生产转向深耕细作，在发布和传播影评前对内容进行自主筛选和把关，注重推送精品，打造深度专栏，拒绝媒介消费意识形态，抵制噱头化、浅薄化的公众号文风，回归批评主体，维护批评的严肃性和神圣性，以批评的力量引发观众深思，启迪读者智慧。事实上，耸人听闻的标题、哗众取宠的语言或许会吸引人们一时的关注，但是长久下去只会破坏影评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无异于饮鸩止渴;而且，只有转发率和点赞数才能真正说明影评的价值和影响，若要令读者点赞和转发，最终还是要求作者能够提出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分析。
針对新媒体影评的媒介异化现象，布迪厄关于文学艺术场域的理论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布迪厄认为，“文学艺术场域的特殊性是通过这样的事实加以界定的：它越是自主，即越是完全地实现自己的场域逻辑，就越是倾向于悬置或倒转占支配地位的等级化的原则” ?（17） 。这就是文化生产场域的“自治的等级化原则”。据此，布迪厄提出了经典的“败者为胜”规则，即文化行动者“要想在场域中占据较高的地位，就必须独立于外部的政治经济权力，摆脱附庸的工具、商品的性质，当他遵循创作规律，专心于文学艺术本身的生产，不求市场回报时，其作品反而被认为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18） 。对于影评写作而言同样如此，只有当影评人全神专注于思想、文化、精神的创作活动中，远离媒介异化和资本诱惑，才能够洞穿电影现象的本质，创造出富有卓见和影响力的批评文章。
四、结语
作为电影产业链的重要一环，电影批评的意义自不待言，它一方面对电影创作起指导作用，以独立的旁观者姿态切中肯綮地指出电影存在的问题，推动电影良性发展，另一方面对电影观众起引导作用，以专业的知识和良好的品位帮助观众解读和阐释电影，从而提升观众的欣赏水平和文化内涵。当下，中国电影产业已进入快速发展、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尤其需要电影批评的分析、总结和引导。对于新媒体时代的影评人而言，应当珍惜自己的批评声誉，慎用手中的批评权力，为电影创作实践提出科学建议和理性指导，从而推动中国电影批评体系的构建和电影产业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注释
①⑥⑨[美]尼古拉斯·卡尔：《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刘纯毅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54、227、133页。
②胡继华：《赛博公民：后现代性的身体隐喻及其意义》，《文艺研究》2009年第7期。
③[英]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27—228页。
④[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何道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7页。
⑤齐伟：《迷影偏好、观影取向与票房制衡——网络电影评分现状研究》，《当代电影》2015年第11期。
⑦N.Katherine Hayles.Hyper and Deep Attention：The Generational Divide in Cognitive Modes，Profession（2007）， p187.
⑧周宪：《从沉浸式到浏览式阅读的转向》，《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⑩[美]大卫·波德维尔、克里斯汀·汤普森：《观照电影：艺术、评论和产业的观察》，何超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4年，第83页。
（11）夏衍：《影评与剧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页。
（12）章柏青：《中国电影批评的困境与突围》，《当代电影》2011年第2期。
（13）钟惦棐：《争取成为一棵树》，转引自章柏青：《批评家要努力成为“一棵树”》，《解放日报·朝花周刊》2018年4月12日。
（14）赵勇：《从知识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大众媒介在文化转型中的作用》，《当代文坛》2009年第2期。
（15）陶东风：《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有机融合》，《文艺研究》2012年第4期。
（16）Edward W.Said. The Wor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29.
（17）P. Bourdieu.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or the Reversed World of Economy， in The Polity Reader in Cultural Studies ，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p59.
（18）刘卉青：《中国电影批评场域的脉络流变研究》，《当代电影》2015年第1期。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Film Criticism in the New Media Era
Ma Nanna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has led to a profound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of film criticism in terms of text style and discourse features. It has shown distinct features such as fragmentation and instantaneity， interaction and generativeness， virtual personification and hypermedia， and has greatly released the potential and vitality of criticism. However， due to the infiltration of capital logic and the lack of due critical awareness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new media film criticism inevitably falls into the dilemma of capital manipulation and media alienati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film criticism requires film critics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fragmented subject to rational subject， from knowledgeable element to intellectuals， from media dependence to media utilization.
Key words： new media; the film criticism; critical paradigm; criticism dilemma; main body reshap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