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是相当硬的东西”

    【摘 要】1944年12月，陈云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提出如何做好贸易工作和金融工作的具体措施，并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统一财经工作、重视财经业务等思想。这份报告集中反映了陈云主持西北财经工作的经验，标志着陈云经济思想的初步形成，在陈云经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陈云；《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措施；经济思想

    【中图分类号】K269；D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8）01-0090-04

    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发动皖南事变，停发八路军军饷，断绝陕甘宁边区的外援，边区经济陷入困难。陈云临危受命，工作从中组部转到西北财经方面，1944年3月正式调任西北中央局委员并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当时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是贺龙，陈云担任副主任后，贺龙便集中精力抓军事工作，边区财政经济工作实际上由陈云主持。①主管西北财经工作期间，陈云发表《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怎样做好财政工作》《学会做共产党的商人》《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等讲话。前两篇讲话收入《陈云文选》，较早和读者见面，所以较早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研究陈云经济思想的代表著作均注意到前两篇文章。②后两篇讲话收入《陈云文集》，直到2005年才公开出版，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注意。③

    《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是1944年12月1、2日陈云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④上的报告。毛泽东曾亲自于1942年12月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可知陈云这份报告在这次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分量。与同时期的其他几份讲话《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怎样做好财政工作》《学会做共产党的商人》相比，《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内容更丰富、讲得更透彻、更富有代表性，更有助于了解陈云经济思想的来龙去脉。本文即以这篇讲话为中心，解读陈云主持西北财经工作的主要措施，分析其经济思想和工作方法，并通过长时段的系统考察，论证《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在陈云经济思想上的重要地位。陈云解决西北财经问题的主要措施

    《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约有26000多字，是《陈云文集》第一卷中最长的一篇文章，也最能代表此时陈云的经济思想。因为是内部座谈会，所以陈云讲得很开，不止讲成绩，也讲了他主持财经工作以来的思考，摆了很多问题和缺点。这篇报告主要围绕财经工作中的三个问题展开，一是介绍西北贸易情况，陈云将其归纳为贸易状态、等价交换、盐、统一口岸、土产出口、精通业务、税收政策、调整关系、政治工作等十条；二是介绍西北金融問题，陈云将其归纳为工作出发点、法币和边币关系、金融如何稳定、边币发行、物价等五个问题；三是展望1945年的财经工作，主要讲了生产、贸易走私、财政等三方面的问题，内容非常丰富。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后，为解决根据地经济困难，西北局领导成立了贸易公司，对食盐等重要物资实行统销政策，西北根据地的贸易有所发展，但仍处于入超状态。1941年1月，边区政府通过了发行边币、禁止法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在边区内流通的决议，边币逐步扩大流通范围，但很长时间内在边区市场上始终没有全部驱除法币，边区长期存在着边币与法币同时流通的现象。面对贸易、金融入超的困境，陈云强调财经工作要集中管理、步调一致，实现多个层次的统一。从各边区的关系来说，边区要一致，尤其强调邻近的晋西北边区要和陕甘宁边区一致，甚至提出“晋西北一切工作都要服从陕甘宁边区”；①从陕甘宁边区来说，各分区要和延安一致，服从边区的领导。从条条来说，银行、财政厅、贸易公司的工作要集中起来，统一到财经办事处。贸易方面，边区各口岸要统一管理。税收方面，边区里头要统一，不能由各分区自己喜欢加税便加，应该统一于边府。有些机关、部队为了小公的利益，甚至走私，影响了大公的利益，陈云很生气，批评“走私这件事情，使我们的统销处在危险中”。他苦口婆心大讲大公和小公的关系，“大公有没有责任照顾每一个小公呢？完全有责任，一点也不打折扣。如果大公小公两者不能俱全的时候，我说牺牲小公，不要牺牲大公”。因为“大公在，小公垮，大公可以救小公。大公垮，小公救不回大公”。“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有区别，区别就是部分利益服从全体利益，现在的利益服从将来的利益，为了大部分的利益，要牺牲小部分的利益。现在小公不服从大公，这个性质是反共产主义的性质。”除了强调统一，他还强调财经工作要有计划性，要求边区各口岸出口要有计划；强调出入口平衡，“自己进口多少，出口多少，要力求平衡”，同时保持边区里面的物价平衡。

    为了当好家，陈云还特意展望了1945的各项财经工作。他提出“希望同志们考虑一下，想一想明年怎样把棉花种好”；“怎样把我们的工业更提高，使外面的东西更减少，多用我们自己的东西”。他强调统筹兼顾、瞻前顾后，在准备不足的基础上争取好的结果，“我们是准备一年还是准备三年？我们在经济上还是要准备两年、三年。”为此，他强调要自己动手生产，多存吃的穿的，消灭浪费、节省开支，建立支付制度，适当增加税收。陈云主持西北财经工作的指导思想

    经过将近一年的实践和摸索，陈云就如何做好财经工作已经形成比较系统的看法，一向慎言的他却在这次内部会议上道出许多方法论。在讲具体财经问题的同时，充分流露了他主持边区财经工作的心得和经济指导思想。

    陈云主持财经工作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相应地，这篇报告最重要的特点也是务实。他强调总结边区自己的经验，从实际出发，不仅在贸易问题上提出“实际第一，书本第二”“我们一定要实际第一，总结自己的经验”；在金融问题上也首要强调“从土的出发，从延安出发，不从伦敦出发，不从上海出发”“不要那些洋的，要那些土气的，要向土的学习，向自己的历史学习，向自己的经验学习”。并大胆提出不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出发，也不从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出发。①关于边币与法币的关系问题，边区内议论纷纷，强调法币重要性者甚至被讥为“法币观点”。陈云谈到这个问题时，承认法币强边币弱的事实，同时又强调这种强弱关系正在改变中。陈云从实际出发，从入超的现实出发，强调边区一定要有法币准备，公家要存放法币，明确说这种观点不叫法币观点。他说，准备金第一条是法币，第二条是物资，金子、银子第三。陈云这样的讲话还是需要很大勇气和担当的。从边币和法币牌价的具体问题上看，陈云也是不讲形式，而讲实际利益。他作这篇报告时一元法币换八元五角边币，好多同志建议边币提价，经过计算，如果边币提价边区反倒需要承受经济损失。陈云说：“我没有敢拉，那只是名誉好看，应该以实际利益为主。我们的牌价是八元五角，样子不好看，不要紧，要看实际利益，不计较形式。只要我们能穿得暖，有肉吃，形式不好看不在乎”。

    财经工作头绪繁多，陈云则善于抓主要矛盾，提纲挈领抓财经工作。从生产与贸易的关系上看，他强调“生产第一，贸易第二”。从生产情况看，“生产哪种东西起作用呢？起作用的是棉花。1944年边区自己生产的三百万斤棉花起了作用。这个变化对我们的经济性质以及各方面的变化有决定意义”。陈云据此提出1945年棉花“种得还要更多一些，能够完成四百五十万斤，我们对于国民党在经济上就可以掌握更多主动，我们的独立性就增加了”。从财政上看，“我们主要的收入要靠统销”，统销物资中，边区的盐是出口的主要物资。从食盐出口的具体情况看，边区出货以关中、陇东为主，关中的口子贸易量大，关中是一个主要的口子，“陇东出盐要服从关中”。从物价情况上看，陈云分析：“所有的物件有没有一个总司令，在物价里面起引导作用呢？我说有。这个起领导作用的物价，在边区里面不是粮食，而是布匹。”因为“在边区是要粮的人少，要布的人多”。从地方上来说，“要注意两个地方，一个是延安，一个是绥德。这两个城市的物价起领导作用。这两个地方以谁为主呢？以延安为主。”

    针对边区不太重视经济工作、轻视经济工作的情况，陈云多次强调“经济是相当硬的东西”，要尊重经济规律，重视经济业务工作。他认为，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也有经济斗争，而经济斗争有自身的特点，在经济斗争中，应该以经济为主，政治为辅。针对许多财经工作者没有经验、大手大脚的情况，陈云明确强调要增强责任心、精通业务，“反对大少爷作风”，他提出财经工作者应该业务第一，政治第二，并且强调“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这样。”他还要求经济工作者一定要预料商情，提高业务素质，他说，“预先了解情况，和打仗了解对方的强点、弱点是一样的。”他批评“能埋头工作的人多，但是能用脑子想一想现在的趋势怎样，物价会涨或者会跌？这样的人很少。”《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在陈云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

    西北财经工作是陈云主持财经工作的起点，这个起点很高，在这个时期他初步形成了系统的经济思想，而《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则集中代表了他此时的经济思想。

    如果系统地加以考察，就会发现陈云在《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中的经济思想在新中国得到继承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对外面临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这和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后的陕甘宁边区经济形势相似。陈云领导下的中财委建立了统一管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体制，物价也基本保持平稳，与他在《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中强调的统一财经工作、保持物价平衡具有历史延续性。1953年起，陈云领导成立了粮棉油等重要物资的统购统销制度，可视为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实施食盐等土产出境大宗物资统销与专卖制度的发展。新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形势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陈云在《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中初步形成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完善。1957年，陈云强调“计划经济就是稳定经济，要稳定就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资储备量和周转量”，“总之要稳定，要稳定就要有后备力量”。①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期间，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大区书记汇报会上建议工业指示把“综合平衡”单独列出来，并强调“要经常地做平衡，有综合平衡才有计划”，②毛泽东当场表示赞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重新主持中央财经工作，针对经济过热现象，陈云仍强调要综合平衡发展。陈云的意见得到中央的支持，从1979年起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1982年，陈云批评经济上急于求成、乱上基本建设项目现象，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1988年，中国的经济秩序陷入混乱，陈云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仍强调集中管理，“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③在解决新中国财经问题的过程中，陈云仍然像《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中一样一切从实际出发，并最终形成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④的个人风格。

    當然，陈云在《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中流露出来的经济思想其来有自，具有历史渊源。这既来自他对自己主持西北财经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来自他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和毛泽东等领导人交流的结果。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后，陕甘宁边区经济陷入困难，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对经济工作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视。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批评“由于我们有许多负领导责任的同志至今还采取轻视或不很重视经济工作的态度，以致其他许多同志都学样，愿意做党政军学工作，愿意弄文学艺术，而不愿做经济工作”，⑤并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强调“经济和财政工作机构中的不统一、闹独立性、各自为政等恶劣现象，必须克服，而建立统一的、指挥如意的、使政策和制度能贯彻到底的工作系统。”⑥陈云强调生产第一、统一管理、重视经济工作与其类似。1945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讲话，强调我们的思想要适合目前我们所处的农村环境，从这点出发而不是从城市观点出发；强调“任何地方必须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计算到将来的很多年，计算到长期坚持战争，计算到反攻，计算到赶走敌人之后的建设”，⑦和陈云强调从延安的实际出发、财政上多准备几年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张丽红，历史学硕士，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