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梦者曲折的现实人生
程会芳
摘 要:被誉为“雨巷诗人”的戴望舒,他早年的创作是将诗歌作为另一种不敢公诸于世的现实人生,尽情挥洒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忧郁、彷徨,如梦一般的朦胧。在经历了战争时代风云变幻的创伤与煎熬之后,他的诗歌开始直面现实人生,将目光聚焦在真实可感的惨淡现实生活,从而开始了对人生的思考。本文主要是以戴望舒《灾难的岁月》这一诗集为着眼点,重点分析戴望舒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不同阶段的不同创作心境与人生思考。
关键词:戴望舒;《灾难的岁月》;现实人生
梵·第根认为“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的,……它有着前驱者,它又会有后继者。”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印证了这一理念,以《雨巷》(1927年)为代表的早期诗歌不仅深受19世纪法国象征派和中国后期新月派诗歌的影响,而且还将自己诗歌之根深植于中国古典文学之中,成功地将古与今、中与外融合在一起,开创出新的诗歌境界,从而也使得戴望舒成为中国象征主义诗歌的集大成者。
从1929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我底记忆》到《灾难的岁月》(1948)等共出版四部诗集,共90余首诗歌。本文主要以诗集《灾难的岁月》为主,将这部诗集以时间为节点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34年—1937年:早期忧郁、彷徨的情调的延续;二是1939年—1944年1月:在战火中成长;三是1944年3月—1945年 :个体生命的叙述,分析戴望舒后期诗歌创作所呈现出的时代环境、生活遭遇以及诗人对于人生的思考。
1 1934年—1937年:早期忧郁、彷徨的情调的延续
戴望舒一生中所创作的诗歌不过90多首,但在这仅余的作品中却呈现了他波折一生的光景。细细品味他的诗歌,可以感受出一种淡淡的郁闷、忧愁之情。在《寒风中闻雀声》“吹罢,你无情的风儿,/吹断了我飘摇的微命。”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孤岑的少年人”在寒风中“自伤自感”;在《对于天的怀乡病》“怀乡病,怀乡病,/这或许是一切有一张有些忧郁的脸,/一颗悲哀的心/,而且老是缄默着,/还抽着一支烟斗的/人们的生涯吧。”清晰地感受到一个患有“懷乡病者”内心的孤独与苦闷,叙述自己悲凉的一生;在《寂寞》“我今不复到园中去,/寂寞已如我一般高:/我夜坐听风,昼眠听雨,/悟得月如何缺,天如何老。”眼前仿佛出现了寂寞者在“园中”孤独地徘徊不前。
戴望舒诗歌中的忧郁情结,大致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童年时期脸上遗留下天花的瘢痕,在戴望舒的性格中增加了一分不愿与他人交流的阻碍,使得戴望舒愈加的敏感和自卑。一是早年大量阅读鸳鸯蝴蝶派作品,其中的伤春哀秋、自怨自艾的情调对戴望舒诗歌风格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回顾他整个的创作经历,我们可以发现《旧锦囊》、《雨巷》等诗歌仍然残留着鸳鸯蝴蝶派的痕迹。一个诗人的整体的创作是有其前后继承性、内在延续性的。戴望舒前期诗歌所蕴含的那种“丁香空结雨中愁”式的多愁善感的情调,在他后期所创作诗集中也有所延续。
《灾难的岁月》中所收录的在1934年—1937年之间的诗歌共有九首,有六首诗歌是对早期诗歌忧郁式抒情的延续。“那时候,我们差不多把诗当作另外一种人生,一种不敢轻易公开于俗世的人生。”早期戴望舒、杜衡、施蛰存那批年轻的诗人在诗歌中抒写着“另一种人生”,在诗歌中呈现“自已底潜意识”、倾诉自己“隐秘的灵魂”。《古意答客问》采用一问一答的对话方式,用“床头明月枕边书”、“炊烟”、“蛩音”等来回答关于人生的问题;《灯》将“灯”隐喻为孤独的陪伴者,诗人在诗中营造了一种“忧伤”、“森森”、“寂静”的氛围,诉说自己难以排解的孤独;《秋夜思》一诗颇有“一弦一柱思华年”那种对于逝去流年的追忆。在法国留学期间,抗住了异国他乡漂泊的寂寞、流离之痛,却不曾想又遭到未婚妻(施绛年)无情的背叛;《夜蛾》采用拟人化的手法将诗人自比为“夜蛾”,“我却明白它们就是我自己,/因为它们用彩色的大绒翅/遮覆住我的影子,/让它留在幽暗里。”在朦胧的诗境中展现诗人对于人生的思考,相较于《古意答客问》,此时的思考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寂寞、孤独的抒写,更多了一缕充满希望的明亮色彩;《寂寞》“我今不复到园中去,/寂寞已如我一般高:/我夜坐听风,昼眠听雨,/悟得月如何缺,天如何老。”此时的内心的忧郁已不再徘徊于“寂寥的雨巷”中,诗人在“寂寞”之中逐渐参悟到人生“月有盈亏花有开谢”,领悟到人的“寂寞永存”,更直接地揭示花花世界背后的真实的生命存在;《我思想》看到诗题自然地会将笛卡尔认识哲学论中的“我思故我在”这一观点联系在一起。笛卡尔认为,通过思考才能够意识到我的存在,从而通过理性思考获得存在的价值。在《我思想》这首小诗中,通过“我思想”“来震撼我斑斓的彩翼”,来探求永恒美的答案。品读这些诗歌,可以感受到一种淡淡的朦胧、忧郁的气息,同时还品出一种对于人生的形而上的思考。这个阶段诗歌充分地体现出戴望舒有意识地将诗歌从抒情型逐渐地向主知型转变,在诗歌中阐发自己对于宇宙、生存、死亡的思考。
戴望舒在回国之后,经过好友穆时英的介绍,与穆丽娟相识,诗人平静地表述了自己内心的幸福,在《小曲》中“没有人知道在哪里,/没有,诗人却微笑而三缄其口:/有什么东西在调和氤氲,/在他的心的永恒的宇宙。”将爱情、幸福寄托于永恒的宇宙中去。在认识穆丽娟的期间,戴望舒的心情是逐渐明朗起来,所以这个期间的诗歌难免与其他的诗歌不同,增添了几抹亮色。除了《小曲》之外,还有《赠克木》、《眼》等两首诗歌。
2 1939年—1944年1月:在战火中成长
戴望舒早期的诗歌很少能够与“革命”、“民族”等字眼联系起来,他的早年的诗歌更多的是叙写“另一种人生”,而隐藏自己现实人生。“革命”对于戴望舒来说并不陌生,早年他就有参加革命的经历,作为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的新青年,反对一切黑暗和不公,追求光明和自由。作为一个革命青年,他怀抱一腔热情报考当时中国最革命的高等学府,加入共青团,参加地下的革命活动;在法国留学期间,参加法国大城市的工人和进步群众游行示威。作为一名进步知识青年,他传播先进革命思想,在冯雪峰的影响下,戴望舒与杜衡、施蛰存三人合办《文学工厂》等,介绍和宣传苏联的文学理论和文艺思想;戴望舒曾翻译不少宣传进步思想的文艺作品及思想论著,例如伊可维支《唯物史观的文学论》、纪德的《从苏联回来》等。
上海沦陷后,戴望舒逃亡到香港,从事《星座》的编辑的工作,尽量去用有关抗战的作品,从而使得《星座》在短时间之内成为抗战文艺的重要据点。同时戴望舒用诗歌创作去践行自己的诗歌创作理念,在诗歌中表现个人对于战争的所见、所闻、所感。“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力量/。祝福!我们的人民,/坚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苦难会带来自由解放。”(《元日祝福》)这是戴望舒在1939年元旦发表的一首充满斗志与激情的爱国诗篇,该诗无论在诗歌的内容还是风格上都不同于早期诗人感伤的诗歌,从《雨巷》的苦闷彷徨到《元日祝福》的走向大众无疑是他诗歌创作生涯中的巨变。《抗日民谣》(其一)“神灵塔,神灵塔,/今年造,明年拆”。仅仅十二个字高度浓缩了戴望舒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嘲讽和憎恨。同时这首抗战民谣也清楚地展现了戴望舒诗歌向大众靠拢的趋势,充分地吸收并借鉴了民间文学的营养,创作出更符合大众阅读习惯的诗歌。《断指》(1928)和《我用残损的手掌》(1942)同样都是以残损的手作为象征,后者比前者更为坚定、崇高,充满强烈的现实主义气息。《断指》是诗人缅怀“断指”主人的崇高的精神且抒发自己彷徨、苦闷的情绪,却没有明确地在诗中表现自己革命意识。而《我用残损的手掌》则是戴望舒在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日本军队逮捕入狱,在监狱期间他饱受日军的折磨,从而写下这样一篇将个人抗战体验融入到对现实感知之中的爱国诗篇。“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将驱逐黑暗,带来苏生,/因为我们不想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这些詩歌充分地展现了戴望舒创作理念的改变,从“小我”逐渐地走向“大我”,他意识到在民族危难面前没有自我,只有真正地融入革命大众的洪流中,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强盛,才能去追求并实现自己价值。
3 1944年3月—1945年:个体生命的叙述
黑格尔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又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这个部分的诗歌的内容较为复杂,不仅包含了诗人对于昔日幸福生活的回忆,同时也融入了对于战争胜利的喜悦,充满了对于未来生活的希望,在他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人间烟火气,不再是那种虚无缥缈、朦朦胧胧,像梦一般地意境。 在他后期诗歌,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戴望舒丰富的情感世界,他不仅仅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更是一个丈夫、父亲,是一个人。他的诗歌没有一味去抒写和夸大抗日战争的战斗激情和艰难,也没有将自己的诗歌变成革命的宣传工具,他更看重的是个人在整个抗战过程中的体验。作为一个战斗者,他呼喊:“看敌人四处钻,发抖:/盟军的轰炸机来了,/也许我们会粉身碎骨,/但总比死在敌人手中好。(《口号》)”全诗以一种高昂、明朗、欢快的调子表达诗人对战争胜利的期待和信心。作为一个男人,再经历了一次婚姻的失败后他更珍惜眼前来之不易的幸福,在《赠内》表现出戴望舒与杨静(他的第二任妻子)生活在一起的幸福,流露出在乱世之中依然能够寻得个人幸福而感到欣慰与快乐;作为一个父亲,望舒含泪回忆和长女(和穆丽娟所生的)过去种种的美好“我们曾有个安乐的家,/环绕着淙淙的泉水声,/冬天曝着太阳,夏天笼着清荫,/白天有朋友,晚上有恬静……”(《示长女》)。作为一个人,戴望舒渴望过着平淡安逸的生活,“几时可以一家团聚,/拍拍妻子,抱抱女儿,/烧个好菜,看本电影,/回来围炉谈笑到夜深?/只有将敌人杀尽。(《心愿》)”这些看起来简单的日常生活对于戴望舒那一代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他深深地体会到只有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才会有个人的幸福。
结语
纵观戴望舒诗歌创作的一生,在他早年的诗歌创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到那个阶段的诗歌创作更集中在诗歌形式的探索阶段。他的诗歌创作不会拘囿于一种形式,他不断地“为自己制最合自己脚的鞋子”,主张“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诗情的程度上。”在这个阶段的诗歌创作中,戴望舒的成功更多的是他对于诗歌艺术探索的执着。在戴望舒《灾难的岁月》这部诗集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戴望舒诗歌逐渐地走向现实人生,将个人的悲欢离合之情融入到战争的洪流中,在诗歌中去直面现实,表现对现实人生的关注与思考。
参考文献
[1]戴望舒著:《戴望舒诗全集》,现代出版社,2015.
[2]黑格尔著:《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17.
[3]北塔:《让灯守着我:戴望舒传》,九州出版社,2019.
[4]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陈太胜:《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李怡:《论戴望舒与中西诗歌文化》,载《中州学刊》,19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