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日本发展经验的借鉴

    【摘 要】改革开放初期,日本经验是中国学习国外发展经验的重点。1980年4月,为制订1981—1990年国民经济十年规划,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访日“取经”,与日本政治经济界进行了深入交流,在中国学习借鉴日本发展经验历程中具有典型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大量文献资料,还原余秋里访日“取经”的过程,管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如何重视和借鉴日本发展经验,日本经验对中国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

    【关键词】改革开放;余秋里;访日;经验借鉴;十年规划

    【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8)01-0060-09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后,中共一方面总结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睁眼向洋看世界,积极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在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验的过程中,日本受到中国特别重视,这主要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是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战后迅速恢复和发展,一跃成为经济发达国家,是世界上快速崛起的典型;二是中日同属东亚文化圈,日本深受中华文化影响,日本将西方经验与自身历史文化结合起来的发展模式、理念和政策,对中国更有吸引力和参照性。邓小平反复强调:“战后日本很快就发达起来了,这方面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不但要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也要充分利用各国的好经验,并且要把这种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①从日本的角度看,在美苏两极夹缝中求发展的日本,政治上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经济上希望获得中国的市场和资源。日本政府高层、有识之士和专家学者普遍对中国改革开放持积极支持的态度。鉴于双方利益的一致性,改革开放初期中日政治经济交流频繁,日本成为中国学习的重要模板,向日本“取经”是中国向国外学习的重点,一些重要的概念和政策就是从日本引入的。仅1978年,中国各类重要考察团(包括邓小平访问)赴日共计16次。②因此,研究改革开放初期许多政策的来龙去脉,日本经验是必须引起重视的重要外在因素。1980年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访日,在中国外交史上算不上十分重要的大事,但因余秋里访日是为制订1981—1990年国民经济十年规划(以下简称“十年规划”)“取经”,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借鉴日本发展经验的角度而言则具有典型意义。本文拟以余秋里访日“取经”为例展开研究,管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日本发展经验的借鉴及日本经验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一、考察目的与双方态度

    1980年4月2日至16日,余秋里应日本政府和日中经济协会邀请,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余秋里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大来佐武郎等日本官员以及日中经济协会、各财团进行了广泛交流,考察了工农业基础设施和新日本制铁公司等著名企业。余秋里访日的目的,主要是与日方就两国经济合作交换意见,并考察和借鉴日本的发展经验。①简而言之,访问肩负两项任务,一项是“释疑”,即阐释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经济调整政策;一项是“取经”,学习日本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二者之中,重点是“取经”,“释疑”是为了更好地“取经”和合作。

    (一)余秋里的表态与“释疑”

    1979年进行经济调整后,1978年签约引进的22个大型成套设备项目成为“调整”的重点,有的缩小了规模,有的退回了部分合同,有的推迟建设,有的停止谈判。22个大型成套设备项目,大部分是从日本引进的,它的调整对日本企业经济利益影响很大,甚至对日本的国民经济影响也很大。以22个大型成套设备项目中最大的项目宝钢为例,士光敏夫②当时有个估计,如果日本帮助中国建设这样一个钢铁联合企业,那么日本的钢铁工业、机械制造业和有关配套的行业都会带动起来,将可能使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③因此,中国经济调整政策,引起日本朝野震动,社会上流传各种揣测和猜疑,普遍怀疑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稳定性。为了完成“释疑”的任务,余秋里通过发表电视讲话,阐述中国经济政策和基本情况;作专题讲演,展望80年代中国经济及中日关系前景;举行记者招待会,重点回应日本各界的关注。这一系列动作的核心意图就是传递信息: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和对外贸易政策具有稳定性,中国十分重视与日本的合作,希望学习借鉴日本的发展经验。

    访日第二天,余秋里即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在日益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下,中日两国加强友好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仍然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在科学技术、经济贸易各方面广泛发展国际合作。中日两国经济合作前景光明。余秋里特别介绍了中国正在研究、制订十年规划,设想通过十年规划,争取20世纪80年代经济稳定增长,为在20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好的条件。④在考察期间,余秋里还作了题为《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展望》的讲演。余秋里表示:20世纪80年代,对于全世界和中国都是重要的年代。进行现代化建设是中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在80年代和今后长时期内,只要不发生大规模战争,就绝不离开这个中心。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把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结合起来,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引进先进技术,吸取科学的管理经验,以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因此,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同各国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将有大发展。“就两国经济技术的交往和合作来说,80年代将进入一个扎实的稳定发展的新阶段。在贸易方面,在信贷方面,在合作生产和合资经营方面,特别是在开发能源、改造我国现有企业和培训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方面,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方面,我们之间有着发展良好关系的广阔前景。”⑤

    针对日本经济界对中国经济调整政策的模糊认识,尤其是对在中国投资的担忧,余秋里着重谈了中外合营企业问题,表示:“我们在这方面的政策是明确的,同外国资本合营企业,我们一定信守合同。”中國正在研究和制订一些具体法规,如企业法、税法、劳动法等,一些基本原则很明确:“一、中国政府对外国合营者的资产按合营法规定是不没收、不征用的。如果将来在非常特殊情况下确有必要征用时,要对外国合营者给予合理的补偿。二、合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可以由我方担任,也可以由外国方面担任。三、合营企业有权按本企业经营的需要雇佣和解雇职工。对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人可予以处分直至开除。四、企业所需原材料、燃料、配件等应尽先在中国购买,也可用合营企业的自有外汇直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五、在确定合营企业的税率时,将考虑外资的正常利润,将保证外国资本的合法利益。”①

    余秋里还根据十年规划中中国将重点发展的领域,考察了日本一些大项目和企业。考察这些项目对余秋里触动很大,增强了他学习日本经验的决心。他考察日本高速公路后表示“高速公路的建设也是我们这次访问日本时学习的内容之一。今后中国也准备建设高速公路。”②他参观君津制铁所时,对其合理的布局、先进的技术、严格的生产纪律赞不绝口;参观农业设施时对日本农业机械化很感兴趣。对于访日考察的收获,余秋里公开发表谈话表示:从日本的经历中看到了许多可以借鉴的好经验,增强了中国在20世纪内实现现代化的信心。通过访问发现,中日两国经济技术合作领域广阔、大有前途。

    (二)日本各方的态度与反应

    日本领导人借余秋里到访,表达了对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视和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意愿。大平正芳在会见余秋里时强调,中日合作符合两国利益。在艰难的世界环境下,中国政局稳定、经济和政治力量发展,有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针对余秋里“取经”的目的,大平正芳表示,中国最近正在着手制订十年规划,日本作为邻国能够对中国实现这一规划有所帮助,将是非常光荣的。大来佐武郎表示,日本将积极协助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由于日中两国国情、社会制度不同,他并不认为日本的一切经验都原封不动地对中国有用。但是如果日本的经验,通过余秋里访日能加以充分研究,能对中国制定新的长期经济规划起到借鉴作用,日本有关人士是不胜高兴的。

    日本经济界将余秋里访日视为一种“商机”,表现更为热情活跃。余秋里每到一地,日本经济界对中国经济政策,尤其是与中国经贸合作表现出极大关注。作为邀请方,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表示:“我们日中经济协会以及日本的经济界要确立合作体制,尽管力量微薄,但是要诚心诚意地、认真地为中国四个现代化的进展添一把力”,“中国正在制定新的十年计划,我希望这些有意义的事业都能获得光辉的成就”。③稻山嘉宽还向余秋里回忆起多次会见周恩来总理的情景,认为:“周总理当时所讲的,正是现在中国所走的道路。”④二、与日本政治经济界座谈“取经”

    4月7日、8日,余秋里集中听取日本政府主管经济事务的官员和经济专家介绍日本的经验。

    日本对向中国介绍现代化经验给予了大力支持。大来佐武郎说:“同邻邦中国之间,保持良好而稳定的关系,是我国外交的主要支柱”,“中国现在正进行着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经济建设,作为邻邦的我国,希望中国成功地实现这一历史事业,并将不惜力量予以合作”。⑤因此,向中国介绍经验的日本经济负责人和经济专家包括各方面的重要人物,主要有:外务大臣大来佐武郎、东京大学教授内田忠夫、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审议官小林进、通产省产业政策局产业政策课长铃木直道等等。日本介绍的经验很广泛,涉及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产业政策、经济计划的制订、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经济发展与资本积累、能源的有效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财政、金融、人才培养、职业训练制度和第三产业的就业等14个问题。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日本经济计划、经济政策制订的经验

    考察和借鉴日本经济计划、经济政策制订的经验,服务于中国制订十年规划,是余秋里访日的直接任务。因此,关于经济计划和经济政策的讨论十分深入。

    日本经济企划厅官员强调日本不仅有国家计划,而且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打个比方,日本的国家计划好像学校的教师,每个企业好像参加考试的学生,学生则根据教师指点的方向有计划地进行考试准备。”要使国家计划起到激发企业的效果,就必须使预测准确,因此需要借助计量经济学模式预测经济发展趋势。即便如此,计划虽然在制定时希望维持五年,实际上两三年就要修改一次。“如果明显地看出计划与实际不符,达不到原来描绘的远景,需马上制定新的计划。”①另一位日本官员也强调,日本虽然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但是也搞计划,对经济进行干预。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尽量限制到最小范围,让企业、家庭和个人去发挥作用,政府只做那些不得不由政府来做的事情。②负责产业政策的官员则认为,计划性的市场经济,是日本产业政策的基础。因此,日本的经济计划和中国的经济计划大不相同,中国的计划目标属于强制性的,日本的计划目标是诱导性的。日本的经济计划,主要靠按计划目标制定的各种经济政策。因此,制定和实施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必须注意:在制定计划时,广泛征求企业、劳动界、消费者等利益相关人的意见,消除误解,争取好的环境;向企业提供以国内外经济形势为中心的各种情报,使其心中有数;要使企业和国民深刻理解政府政策的重点,以争取其配合。③

    制定经济规划时,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十分重要。積累和消费比例不合理、农轻重产业结构不协调、出现财政赤字正是中国经济当时存在的严重问题。日本方面专门介绍了解决问题的经验。有日本官员表示:日本的资本积累率很高。日本高速发展最主要的因素,首先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其次是资金的积累。日本在资本高积累、生产高速度的同时,工资水平和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日本的积累资金,今后将重点投入那些过去投资不够充分而且相对落后的部门以及发展新技术的领域,比如扩大公共投资、科学技术投资、设备投资、资源和能源投资、文教投资、住宅投资等。④日本财政官员指出,财政的职能有三个:资源的分配、所得的再分配、提振经济。前两项是基本职能,但是近些年为了适应国际经济形势的大变动、世界经济的不景气,日本着重发挥财政刺激经济发展的作用。⑤劳动省官员特别强调第三产业的作用。他介绍,二战后日本就业形势经历三个阶段:劳动力处于过剩阶段;劳动力不足阶段;1973年石油危机后面临失业增多的阶段。第三产业在每个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经济恢复时期,是吸收过剩劳动力的“蓄水池”;在高速发展时期,是供应现代化部门劳动力的一个“源泉”;在稳定发展时期,可望成为扩大就业的中心。⑥

    能源问题是各国制订经济计划必须考虑的关键问题。对此,日本能源经济研究会会长指出:日本是一个能源贫乏的国家,为了保证经济发展对能源的大量需求,政府实行了一系列能源政策,最主要的就是尽快增加代替石油的能源供应,尽可能有效地利用能源,积极开发新的能源。其中,有效地利用能源是核心。要有效利用能源,就要充分发挥技术人员和第一线工人的创造精神,为节约能源出谋划策;有效地利用能源价格机制;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政策、法律、宣传使节约能源成为全社会共识。①

    日本介绍的经验和提出的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提高计划的科学性是当时中国正在探讨的问题,既通过高积累推动经济发展又不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也是中国正在努力寻求平衡的问题。

    (二)日本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

    日本战后快速崛起的经验,在改革开放酝酿阶段就引起了中国高层的关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经邓颖超建议、李先念同意,大会向与会者印发了《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材料,日本快速发展起来的经验一度引起热议。

    日本科学技术厅官员指出,战后日本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快速增长起了很大作用。日本主要采取了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大力发展技术革新、健全科技组织结构、培养理工科技人才、重视基础科学研究等措施来发展科学技术。“事实证明,战后日本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是靠大量地系统地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又不照搬照抄,而是在吸收外国技术的基础上,由仿到创,有机地把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与发展本国技术结合起来,从而取得了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②

    日本兴业银行管理人员认为,企业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主体。日本经济之所以发展得这样迅速,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是企业旺盛的设备投资。商社是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柱,在日本高速发展中起到扩大出口、引进技术和提供资金的重要作用。银行是为企业筹措和分配资金的枢纽。企业集团是企业、商社、银行相互结合的产物。③

    日本文部省和劳动省官员,则强调了人才和在职培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够迅速恢复和高速发展,并在经济上成为世界第一流国家,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从战前即开始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④战后30多年来,日本通过职业训练培养了大批技术人员,对战后初期的经济恢复和50年代中期开始的经济高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⑤

    重视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和发挥企业的作用等经验,对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就不断研究日本快速崛起经验的中国而言,并不新奇。但是通过经历与参与日本经济崛起者的阐释,更能加深理解和认识。

    (三)对中国发展经济的建议

    大来佐武郎客观地表示,日本在现代化建设中,有些事情成功了,也有些事情失败了。日本发展经济的经验教训,希望能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有所帮助。他主要谈了六点意见: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是建设现代化经济的第一要素;制订经济计划要注意合理性;要积累并有效地使用资金;要有合理的价格体系;要建立本国经济和国际经济的恰当联系;要发展科学技术。⑥

    东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强调中国应根据国情走自己的道路。他说,中日两国的经济特点不同,在中国搞得好的,在日本不一定行得通;同样,在日本搞得好的,原封不动地拿到中国,也未必搞得好。因此,在借鉴日本经验时,必须首先明确中日两国的差异。中日两国经济存在一般性差异、经济制度差异和计划性质差异三大区别。中国经济要顺利发展,首先要认识到以苏联经济为样板的社会主义经济有七大缺陷: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和政治性,经济理论被忽视;官僚制度蔓延,不能及时适应客观情况变化;个人和集体之间在作决策时分歧大;一旦犯错误就是大错误,小调整难以奏效;缺乏合理而有效的价格体系;企业和个人都缺乏竞争心;决策权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些缺陷,必须引起正视并逐步解决。他指出,中国要更多地学习制订计划的方法。现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计划理论有了很大发展,计量经济学、投入产出分析、最大速度模式、优选法等理论发展很快。学习这些理论,不一定立即用得上,但是一二十年后就一定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要承认社会主义计划所要求的人的行为与现实的人的行为之间存在差距,在计划中要求人的行为整齐划一是错误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历史短,经验不足,要了解在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经过长期实践,往往无法知道,因此建议中国借用资本主义计划理论的“反馈”方式,不断大胆尝试,犯了错误立即改正。①

    经济企划厅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对中国提出四个建议。一是城市化问题。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二是产业结构问题。中国的产业可以分为四类:第一是出口产业,经济效率应该很高;第二是资源型产业,可考虑把火力发电站设在煤炭产地;第三是国内市场需要的产业,应积极加以扶持;第四是地区性产业。这几种产业,除了出口产业以外,其他产业不能过多地考虑经济效率,而以采取使用劳动力较多的生产方式为宜。三是人口问题。在中国减少人口的过程中,将会出现两个劳动者养活一个老人的情况,问题很严重,应该及早注意。四是技术引进问题。日本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拥有的技术体系,对石油依赖程度太大。中国在引进技术和发展经济过程中,要注意这個问题。②

    日本方面对中国的建议,照顾到了中国特殊的经济体制,提出了一些深刻的理论性问题,比如建议中国借用资本主义计划理论的“反馈”方式,和后来中国所采取的改革“试错模式”、大胆探索有相通之处,很有启发性。三、对日本经验总结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考

    余秋里一行回国后,对日本经验进行了认真总结,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作了详细报告。报告《访日汇报要点》实事求是地称赞道:“日本民族是很有作为、富有进取精神和创造才能的民族。”指出:“日本在实现现代化中积累起来的许多经验,是我们可以借鉴的。”③并重点汇报了四个问题。

    (一)能源问题

    《访日汇报要点》指出,能源紧缺,使得日本朝野都把能源看成是对经济增长和政局稳定具有重大影响的要害问题。日本政府解决能源问题的长期对策,是争取能源的多样化,并从更多国家进口能源。为此,积极发展原子能利用,推进对太阳能、地热能、煤炭液化和气化等新能源研究,努力参加国外石油和煤炭开发,狠抓节能工作,大力提高能源利用率。日本把节能当作整个能源政策的核心,将其看作是发展现代化经济、降低成本、保持竞争能力的战略性政策。《访日汇报要点》认为,中国虽然与日本不同,能源资源丰富,但要尽量拿出一些财力、物力用于能源开发,以便为长远发展做必要准备。近期来说,经济发展主要应当靠节约利用和合理利用能源来实现。以往中国只有主管能源开发的机构,没有管理节约能源的机构,这种状况应该改变,能源委员会要把节能和开发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统一起来抓。要迅速制定能源法,规定节能方向和途径、节能标准和要求以及奖惩办法。在能源开发上,可以利用日本的资金和技术,结合中国的资源和劳动力,合作勘探和开发。

    (二)发展教育、培养人才

    《访日汇报要点》指出日本各界普遍认为对经济发展来说,技术熟练程度和劳动者素质所起作用,比资本和劳动力数量更为重要。日本发达的教育事业和健全的教育制度,对日本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在介绍日本培养人才的主要做法后,《访日汇报要点》指出,中国全民族的文化水平比较低,科学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这个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事业的成败。根据日本的经验,针对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題,提出培养人才的三条措施:一是要适当增加教育经费,有重点的使用。在城乡之间,首先把城市教育办好。二是要改变教育结构。要把一部分普通中学改为职业学校、技工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大学在努力培养理工人才的同时,要大大增加对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三是招收职工,要普遍推行择优录取制度。各级各类经济管理干部,必须具备相应学历,对此应作出具体规定和训练规划,并逐步实行。

    (三)新技术引进和研究

    《访日汇报要点》指出,日本经济之所以能高速发展,能向世界市场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很快消化吸收和加以改良,并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新技术。特别是,日本引进技术并非一味引进最先进的、高度自动化的,而是根据本国经济条件、技术水平,引进最适合的、最见效的,因此日本格外重视吸收各国之长,在引进消化的基础上创新。《访日汇报要点》介绍了日本对600多个企业的调查结果:这些企业采用的新技术,完全引进而未加改进的仅占4.8%、引进后改良的占18.1%、引进技术和自己技术结合的占19.4%、全部为自己创造技术的占57.7%。“新技术的开发是企业的生命”成为一些企业的口号。根据日本的经验,《访日汇报要点》提出,要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做得更好。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技术水平,技术引进不应片面追求价格昂贵而又不易掌握的最先进技术,而应更多引进价格便宜而适用的技术,有步骤地向前推进。引进的方式要从主要进口成套设备转向主要引进技术专利、引进管理技术和少数关键设备,即要由主要引进硬件转向主要引进软件。要舍得花钱聘请一批外国技术专家和管理专家到企业中去工作。《访日汇报要点》还提出要首先在关键的大型企业普遍建立技术研究机构,收集世界各国的技术情报,努力发展自己的技术。

    (四)企业之间的竞争

    《访日汇报要点》指出,日本经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政府通过中长期经济计划、政策法令以及信贷、税收、价格等经济手段干预经济,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这种干预并不限制企业之间的竞争。日本经济界人士认为:“市场经济离不开竞争。竞争是促进经济发展,使经济合理化的推动力量。”中国经济制度与日本根本不同,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具有优越性。但《访日汇报要点》紧接着转述了东京大学教授内田忠夫提到的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存在的七大弊端,表示“内田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从而提出要通过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解决这些问题,要在坚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允许正当竞争,为正当竞争创造条件并加以保护。这些改革措施应该包括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和税收制度、扩大企业自主权、打破经济割据和封锁等。①

    《访日汇报要点》对每个问题的阐释都是先谈日本经验,再落脚到对中国发展经济的借鉴意义和中国应如何处理相关问题的具体政策上,“学以致用”“学习取经”的意图明显,可见日本发展经验在余秋里等人心中的地位。四、日本发展经验对中国的影响

    穿越近40年历史沧桑,回过头来看余秋里访日及《访日汇报要点》,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改革开放之初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锐意进取、不断求索的精神,以及学习借鉴国际上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坚决态度。同时,也不应否认改革开放初期中日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有过“蜜月期”。当时的日本各界无论是出于国家利益,还是出于维护中日传统友谊和对侵华历史的愧疚心理,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真心地出谋划策、提供经验借鉴。中日两国频繁的“取经”与“传经”对中国改革开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为中国制定经济规划、政策提供借鉴和启发

    制订十年规划,关系到20世纪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布局,也关系到80年代能否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余秋里访日的核心任务就是,为制定十年规划咨询日本政治经济界知名人士,寻求日本经验的借鉴。日本方面为此组织了包括经济领导人和经济专家在内的专业的、强大的咨询团队,为中国介绍经验和提出建议。改革开放初期,日本经验为中国制订经济规划、政策提供借鉴和启发并不鲜见,中日之间的“取经”与“传经”比较频繁。比如,在余秋里访日“取经”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大来佐武郎,此前就两次应邀访问中国谈改革发展问题。大来佐武郎是日本著名经济专家,被称为日本“经济奇迹”的创造者,是日本历届内阁的经济智囊。1979年1月26日,大来佐武郎、向坂正男、小林实等人访华,详细介绍了日本的经济情况和对中国的建议。当年10月,他们再次访华,与中国经济界进行了座谈和广泛交流。这两次访问,在中国高层产生了重要影响。谷牧回忆,1979年1月大来佐武郎等人访华所举办的座谈会,“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初始,外国高层人士给我国经济部门负责人开的第一堂经济课,对我国政府官员的思想解放起了某种程度的启蒙作用。”①1980年4月向坂正男、小林实等人第三次应邀访华,就编制长期规划介绍了日本经验。5月20日,邓小平与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谈编制长期规划问题时明确指出:“日本学者对我们编制长期规划提了一些意见,中心是两条:第一,在最近几年内不要追求速度,而是集中力量打好基础,其中包括能源、交通运输、公用设施,也包括现在所说的欠账,还包括教育。高等教育要发展,小学教育要有步骤地普及。这些基础打不好,想快也快不了。第二,认为我们煤炭价格太低,石油的价格也低。这样,人们使用煤、油就不注意节约。要提高煤、油的价格,促使使用单位节约,这实际是保护能源的政策。他们还提出我们应该主要搞水电,水电建设虽然周期长一些,但不用煤,成本低,利润高。日本学者讲的这两条意见不错,在编制长期计划时应该考虑。现在看来,最近几年内速度快不了,应该把主要力量用在打基础上。在农业问题上,我们采取现在的政策,效果很好,农业的发展速度比我们原来设想的快。在一些地区和一些问题上,政策应该更加放宽一些。地广人稀的地区,多年来靠调进粮食,现在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②可见,包括余秋里访日报告在内的日本经验介绍,最终都成为中国高层重要的资政参考。

    中国高层不仅十分重视、反复讨论研究日本的发展经验和日方提出的建议,而且将这些经验和建议实实在在地运用到制定经济规划和政策之中。比如,余秋里将访日所获得的先进经验率先运用于其领导的经济工作中。以能源问题为例,198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余秋里任主任。随后,余秋里主持编制了《能源工业长远发展规划》。《规划》明确提出“实行能源的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要把节能放在优先地位”的方针以及相关节能措施,这与《访日汇报要点》中关于能源问题的思考高度一致。

    (二)为中国将西方经验与本国实际结合起来提供了经验和方法

    中国学习借鉴国际经验的过程中,特别重视亚洲邻国经验的学习借鉴。新加坡和日本是亚洲先进经验的典型代表。日本的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和迅速崛起,不仅利用了国际有利条件,特别是美国的支持,但有一个更重要的特点是,将学习西方经验与自身历史文化、国情结合起来,经过吸收、消化,创造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成为一个强国。在座谈会上,日本方面也反复强调日本和中国的独特国情,日本经验不能完全搬到中国,只能参照具有共性的经验。他们特别提到引进技术和设备时,要注重在本国的适用性和实用性,技术上不是追求最先进而是最合适,设备上少引进成套设备,要充分利用自己国家的制造基础和生产能力。

    邓小平指出:“我们接触了日本和欧洲、美国的管理经验后,觉得更需要汲取日本的经验。”①为什么日本经验更需要汲取?因为相较欧美经验的陌生感、隔膜感,日本经验更接地气、更贴近中国历史文化和实际。中国亟待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独立自主的强国道路,并非对外高度依赖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日本从二战失败后崛起的强国之路,更符合中国的现实与追求。在这方面,日本能为中国提供两方面的重要资源:一是提供将西方經验和日本实际成功结合的经济制度和政策。因为文化上的接近,中国在日本经济制度和政策基础上吸收、消化和创造,比直接从欧美经济制度和政策基础上吸收、消化和创造更为方便高效;二是提供日本如何将西方经验和本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方法、经验和教训。探索外来经验与本国实际的结合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参考日本走过的路、借鉴日本积累的经验,能缩短中国将西方经验和中国实际结合的探索时间,减少付出的“学费”。

    (三)促进中国对前瞻性问题的思考和准备

    改革开放初期,中日两国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日本已走过改革发展的探索时期,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经济领域领导人和学者,从日本所处发展阶段出发,结合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对经济发展中一些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相较实施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而言,一些思考无疑更具前瞻性。日本所面临和思考的问题,或许是中国当时并不迫切甚至无法预料到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可能产生于中国改革发展的初步阶段以及未来改革发展之中。日本方面提出这些问题并建议中国提前做好应对和准备,能使中国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规避,对潜在问题预先进行思考和提前谋划。比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能源问题还不突出,提出能源开发和节约并重,在极为紧缺的资金中拿出一部分资金进行新能源开发研究,为将来做准备,对中国能源政策很有帮助。在教育问题上,主张改变教育结构,加大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力度,切中了中国重视理论人才而忽视技术人才培养的弊端。直到今天,职业技术教育依然需要加强,这是打造制造业强国的客观要求。在技术引进方面,主张从注重硬件引进转向注重软件引进,提出聘请外国技术专家和管理专家到中国企业工作,很有前瞻性。直到1983年邓小平提出智力引进,聘请国外专家才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在经济体制方面,主张允许和保护正当竞争,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和税收体系、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后来经济体制改革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在计划和市场理论上,提出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只不过计划是诱导性的而非强制性的,中国应该运用西方经济学模型等先进方法制定计划,提高计划的科学性等建议,有利于中国在计划和市场问题上突破理论禁区。

    (文世芳,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副处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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