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书》类文献文本组合的三种形态
禄书果
摘 要： 清华简《书》类文献是战国时期楚地《书》文本汇编。《书》在先秦时期流传过程中呈现出多种文本组合形态。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尹至》《尹诰》等三篇的编联是“以类相合”的“类合型”组合形态;清华简《傅说之命》上、中、下三篇是“以人聚合”的“聚合型”组合形态;清华简《金縢》是“以事缀合”的“缀合型”组合形态，来源于三篇原始《书》类文献的重新缀合拼接。“以三为数”是以上三种文本组合形态的共同特征，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文本组合的惯用之数。从“类合”“聚合”到“缀合”的文本组合方式揭示了先秦古文献编辑整理的演进过程和客观规律，即通过对文本的重新整合实现其内涵的融会贯通、主题的凝练深化和寓意的提炼升华，这是先秦“立言”与“立德”观念在文献编纂过程中的体现，也是编《书》以“昭法式”的《书》教实践。清华简《书》类文献的三种文本组合形态反映出楚地《书》的编选者具有明确的政教主旨意识，并对战国以降的文本编辑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文本形态;清华简;《书》类文献;政教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8）09-0127-07
《书》是上古时代王室政治辞令和历史档案的汇编。《书》的编辑起源于上古三代王室史官对君王言辞的记录整理。上古之《书》原无定本，在春秋时期孔子编修《书》之前，《书》的文本汇编多以《商书》《周书》《周志》等类名出现。《书》在西周之前主要存于王室，并施用于国子之教。孔子所编《书》是春秋末期流传于齐鲁一带的儒家《书》类文本汇编，《逸周书》是战国早期流传于魏国的《书》类文本汇编，清华简《书》类文献则是战国中后期流传于楚国的《书》类文本汇编，其编者应当见到过儒家《书》文本和魏国《书》文本并从中采纳了部分篇目，又增补了一些流传于楚地的《书》类文献篇目，所以清华简《书》类文献中的部分篇目亦见于今本《尚书》或《逸周书》，其他篇目则大多未见于传世文献。
目前已整理出版的清华简前七册中，有15篇文本属于《书》类文献，包括第一册的《尹至》《尹诰》《程寤》《保训》《金縢》《皇门》《祭公之顾命》，第三册的《傅说之命》《赤鹄之集汤之屋》（以下简称《赤鹄》），第五册的《厚父》《封许之命》《命训》《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尹高宗问于三寿》。清华简《书》类文献的内容多来源于《商书》和《周书》，也有个别篇章可能包含了更早的《夏书》内容。李学勤先生认为：“《尹至》《尹诰》讲商汤灭夏，按照《尚书》的体例，可以称作《商书》，称作《夏书》也不是不可以。” ?① 赵平安先生也指出了清华简《厚父》蕴含的夏代历史文化 ?② 。清华简《商书》类的篇章主要是关于夏末商初商汤与伊尹的君臣故事，以及武丁与傅说、彭祖等贤臣的史事，这些文本内容的原始来源当出于商代史官所记，但部分篇章显然经过后人的重新转述和编辑加工。
学界对清华简各篇文本的文体形式和文本性质已有较多讨论，对诸篇之间的组合形式和单篇文本的内部整合过程却关注不足。事实上，清华简《书》类文献各篇文本之间的编联组合形式以及文本内部的整合形式，都保留了文本在传抄过程中的编辑整理痕迹， 从中可以窥测《书》类文献在先秦时期的传播轨迹。整体来看，清华简《书》类文献中最为典型的文本组合形态主要包括三种形态：“以类成篇”的“类合型”组合形态、“以人成篇”的“聚合型”组合形态、“以事成篇”的“缀合型”组合形态，文本试对以上三种组合形态的文本组合情况略作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清华简《赤鹄》等三篇与“以类相合”的 “类合型”文本组合形态
有学者注意到清华简《尹至》《尹诰》《赤鹄》三篇的简背划痕，并且通过竹简形制和抄写风格对比发现这三篇文献原本被编联为一组。这一发现实际上揭示了清华简《书》类文献“以类相合”的“类合型”组合形态，这种组合形态的特征在于将若干篇内容性质属于同一类别的单篇文献编联为一组，在保留单篇文本完整形态和独立篇目的前提下，使若干篇文本通过外部编联的形式组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主题的关联或内容的贯通，《赤鹄》《尹至》《尹诰》三篇的编联组合是这种组合形态的典型样本。
再来具体分析《赤鹄》《尹至》《尹诰》三篇文本之间的关系。首先，这三篇都是记述伊尹与商汤的相关史事，三篇文本内容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赤鹄》主要是讲小臣（伊尹）因受到汤妻威胁而偷食赤鹄之羹，导致小臣（伊尹）被汤驱逐并受到诅咒，途中被神乌救助并投奔夏桀为其治病。《尹至》是讲伊尹从夏邦返回到亳，向汤汇报夏的情报认为灭夏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与汤盟誓起兵并与夏决战。《尹诰》是讲伊尹与汤灭夏之后，讨论如何采取措施安定民心、稳定政权。从事件发展脉络来看，以上三篇文本内容的逻辑顺序应当是：《赤鹄》→《尹至》→《尹诰》，这恰好正是学者发现的简册背后划痕的连接顺序，说明清华简的楚地编者并非无意识地将三篇文本互相编联，而是按照其文本内容和事件发生顺序有意识地将它们编联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组内容连贯、主题相通的文本组合。
但也有学者指出，《赤鹄》篇无论是离奇的情节还是叙事的语言，都与《尹至》《尹诰》迥然相异，主张将《赤鹄》视为一篇带有文学虚构性质的“小说”更为恰当 ?③ ，而不应把它归于以记述史实为主的《书》类文献。关于《赤鹄》是否属于《书》类文献，学界仍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赤鹄》篇的核心内容属于先秦广为流传的“伊尹故事”，如《孟子·告子下》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又《孟子·万章上》曰：“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 ?④ 从万章的提问来看，伊尹善于割烹并举用于汤的故事在战国时期已经是广为流传的“典故”。罗家湘先生认为：“‘典本是提纲挈领式的备忘录，‘故本是储存于记忆、流传在口头的对典的解释，典故相互配合，构成古代文明传承的重要方式。” ?⑤ 作为“典故”的“伊尹故事”在保留核心事实的情况下，在流传过程中必然通过口头传述和书面转述产生形式多样的文本，这些文本虽然细节更加丰富、情节更加曲折，但其作为“典故”的内核都是相同或者相通的。“伊尹故事”作为“典故”还见于《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列子》《鬼谷子》《战国策》《楚辞》等传世文献，无论叙述形式如何变化，其核心事实基本是一致的，这些书籍引用或关注“伊尹故事”的重点都在于用“伊尹出于庖厨而助汤得天下”之事例，来说明“贤臣虽出于底层必举用于明君”的深刻道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慎大览》对“伊尹故事”的叙述：
桀愈自贤，矜过善非，主道重塞，国人大崩。汤乃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曰：“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汤谓伊尹曰：“若告我旷夏尽如诗。”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体离散，为天下戮。 ?⑥
《慎大览》完整叙述了从汤委派伊尹往夏刺探情报，到三年后伊尹完成任务返回于亳，向汤报告夏之舆情，汤与伊尹盟誓后兴兵灭夏，几乎就是对《赤鹄》《尹至》《尹诰》三篇情节的拼接与概括，而且《慎大览》的情节和语言与《尹至》《尹诰》几乎如出一辙。《慎大》中“（汤）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的细节描述，恰好可以合理解释《赤鹄》篇“伊尹偷食赤鹄之羹而汤射伊尹”的离奇情节。王国维先生指出：“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 ?⑦ 透过《赤鹄》篇带有神话传说色彩的虚幻表象，应该看到的是故事之中隐藏的真实历史。《赤鹄》虚构了伊尹偷食赤鹄之羹而被汤射的离奇情节，正是源于《慎大览》记载的汤和伊尹为取信于夏桀而设的“苦肉计”。至于《赤鹄》记载伊尹路遇神乌获知秘密从而治好夏桀之疾的情节，可能是源自伊尹为取信于夏桀所编造的谎言，也可能是由于上古时代药食同源、巫医不分，而伊尹恰好具有庖厨的身份，由此衍生出为夏桀医疾的情节。清华简《汤处于汤丘》就描述了伊尹烹饪之道的医疗作用：“小臣（伊尹）善为食，烹之和。有莘之女食之，绝芳旨以粹，身体痊平，九窍发明，以道心嗌，舒快以恒。” ?⑧
《赤鹄》的故事在本质上是对“伊尹故事”之史实的曲折反映，这种叙事方式的差别正是《赤鹄》与《尹至》《尹诰》因传播途径不同而在文本层面留下的痕迹。《尹至》《尹诰》文辞古雅、叙事简洁、篇幅精短，与《今文尚书》中的《汤誓》等篇十分相似，其文献来源应当是《商书》，并经过西周史官的传述和编辑，春秋时期被儒家编入《书》选本，战国时期又从齐鲁传播至楚国，最终出现在楚人所编《书》中并保留了文本原貌。而《赤鹄》的故事显然经过了楚人的重新转述，其传播过程应当先是作为“伊尹故事”的“典故”通过口述的形式传入楚国，在加入楚地神话情节之后，最终由楚国史官整理记载编入《书》中，所以《赤鹄》并不见于儒家所编之《书》。
《孟子·离娄下》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楚国的史书名为《梼杌》，按《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神异经》云：“西方荒中有兽焉，……名梼杌。” ?⑨ 梼杌乃神异之兽，楚人将其作为楚国史书之名，足见楚人“重巫祀、信鬼神”之传统，又如清华简《楚居》叙述楚先祖世系曰：“丽不从行，溃自胁出，妣列宾于天，巫咸该其胁以楚，抵今曰楚人。” ?⑩ 楚人对楚族的历史同样以神话形式加以记录。由此看来，楚人所编《赤鹄》以神异情节来记述“伊尹故事”是符合楚国文化传统的，从楚人的阅读视角和思维方式来看也是十分正常的。
二、清华简《傅说之命》与“以人聚合”的 “聚合型”文本组合形态
清华简《书》类文献的第二种文本组合形态是“以人聚合”的“聚合型”组合形态，这种文本组合形态的特征在于将若干篇以同一人物为核心或与同一人物相关的单篇文献编联整合，在保留单篇文本基本形态的前提下统一命题，使若干篇文本通过更加紧密的形式组合为一篇完整文献，从而实现主题的统一或内容的整合，《傅说之命·上》《傅说之命·中》《傅说之命·下》三篇的编联组合是这种组合形态的典型样本。
清华简《傅说之命》共有三篇，《傅说之命》是竹简上所写篇题，伪《古文尚书》也有《说命》三篇。整理者将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分别题为《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李锐先生则认为此三篇“可能并非《书序》所说《说命》三篇，则将其题名《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就有一定問题。……题名之上、中、下，似可用马王堆帛书《老子》、郭店简《老子》之例，题作《傅说之命》甲篇、乙篇、丙篇，或可用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地形二》的方式，题为《傅说之命》一、二、三” ?（11） 。无论称为上、中、下篇还是称为甲、乙、丙篇，《傅说之命》显然是由三篇相对独立的文本重新编联组合构成，这三篇文献的内容都是关于武丁举用傅说的相关史事和言论，但其文本性质和语言风格存在较大差异。
《傅说之命·上》主要讲述武丁受天帝所赐而梦得傅说，并任用傅说讨伐失仲，最后赐给傅说封地并“用命说为公”，文体以叙事为主，惟文中所言傅说讨伐失仲的情节略带有神异色彩：“失仲是生子，生二牡豕。” ?（12） 整理者认为“牡豕”是形容其子生性顽劣，子居则认为：“若仅因其子生性顽劣，失仲即动杀心的话，未免过于不似人情……这里的豕，即当解为猪。” ?（13） 《傅说之命·中》主要记载傅说从傅岩来到殷都朝见武丁，武丁对傅说致以训诫之辞，文体以记言为主，并用简短的叙事交代出事件背景。《傅说之命·下》则分别以“王曰”开头，直接记录了武丁训诫傅说的七组讲话，文体完全属于记言。
以上三篇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以记载武丁与傅说之事为核心，对“武丁梦得傅说并举用于版筑”的叙事也基本一致。三篇之间的差异则首先体现在文体形式的不同，上篇以叙事为主，中篇以记言为主，下篇则完全是记言，三篇《傅说之命》显然是出于不同记录者或叙事者之手。其次，三篇中对武丁的称呼也不尽相同，上篇和下篇皆称“王”而不称武丁之名，中篇则直称“武丁”之名，这也说明了记录者的不同身份和叙事立场。再次，《傅说之命·上》记载：“惟殷王赐说于天，用为佚仲使人。王命厥百工向，以货徇求说于邑人。惟射人得说于傅岩。……王乃讯说曰：‘帝繄尔以畀余，繄非？说乃曰：‘惟，帝以余畀尔，尔左执朕袂，尔右稽首。王曰：‘亶然。”《傅说之命·中》记载：“说来自傅岩，在殷。武丁朝于门，入在宗。王原比厥梦，曰：‘汝来，惟帝命。说曰：‘允若时。”两篇对武丁梦得傅说之事的描述略显重复，似乎并无必要在同一篇中两次加以重述，这也说明两篇文本在编联之前分别来源于不同的原始文献材料。
这种文体和内容上的差异显然是因为《傅说之命》的三篇来源于不同的传播路径。《傅说之命·上》应当是来源于史官所记《商书》，大約在春秋时期从周王室所藏典册流散传入楚国，战国时期经过楚国史官的编订融入了傅说伐失仲的神异情节。《傅说之命·中》应当是后世史官追述或转述商代史事之书，因而直称“武丁”之名而不称“王”，显然成文时间较晚而非商代史官实录。值得注意的是，《傅说之命·中》“若药，女不瞑眩，越疾罔瘳”等句，又见于《孟子·滕文公上》《国语·楚语上》《古文尚书·说命上》《潜夫论·五德志》等传世文献，而且《书序》明确记载：“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 ?（14） 这与清华简《傅说之命·中》的记载是较为一致的，所以《傅说之命·中》很可能是出自儒家所传《书》的选本，曾经过儒家学者的整理编订。《傅说之命·下》的七段讲话分别用“王若曰”开头，显然保留了商代史官现场记录君王言辞的用语特征。张怀通指出，史官在现场记录君王讲话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快速记录”，二是“由多个史官同时轮流记录，每个史官只记录一两句话，待讲话结束后将所作记录汇总起来，布政之辞中多次出现的‘王曰或‘曰就是每个史官在所记文字之前作的标记” ?（15） 。《傅说之命·下》直接记录讲话内容并以“说”称呼傅说，训话之“王”显然只能是武丁，而且史官作为即时记录的在场者必然不能直称君王之名。这一篇《傅说之命》也应当是出自周王室所藏《商书》，并收入儒家《书》选本并于战国时期传入楚国。
“聚合型”文本组合方式体现了《书》的编选者对单篇文本主题的归纳，也是编选者对单篇文本次序按照人物归类加以调整所留下的痕迹，相比侧重于通过外部文本编联实现文本归类的“类合型”文本组合，“聚合型”的文本组合方式使原本散乱的单篇文本衔接更加紧密，原来作为单篇文本出现而互不相连的《傅说之命》上、中、下三篇，在摘除掉原有篇题和原始背景后重新组合形成一篇人物相同、内容丰富、视角多样的完整文本，实现了主题的统一和内容的拓展，为读者全面了解武丁举用傅说的起因、过程、细节提供了完整的内容，这也反映出先秦时期将众多散乱单篇文本以人物或主题为主线重新加以聚合的编辑过程。
三、清华简《金縢》与“以事缀合”的 “缀合型”文本组合形态
“缀合”之称源自甲骨文研究术语，是指根据卜辞内容将原本散乱的甲骨散片加以连缀拼合，形成完整的甲骨文本，本文借用来指称清华简《书》类文献的第三种文本组合形态——“以事缀合”的“缀合型”组合形态。“缀合型”文本组合形态的特征在于将若干篇具有相关人物、相关事件或相关情节的独立文本根据特定主题重新拼接缀合，在剪裁剔除掉原始文本的独立篇题、原始背景以及与新主题没有关联的冗余元素之后，形成一篇前后呼应、内容贯通、叙事完整、主题突出的新文本。由于新文本在缀合之后几乎完全拼接消除了原始文本的叙事边际，使读者在阅读新文本时几乎很难发现这一文本缀合过程。清华简《金縢》就是一篇经过原始文献材料拼接缀合形成的典型样本。
清华简《金縢》篇的简背题有篇题曰《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其文本内容与《今文尚书》的《金縢》篇内容高度相似，而篇题却迥然相异，有学者根据古书命题之通例来解释这一矛盾，认为古书存在同篇而异名的情况。如廖名春先生认为《金縢》之名“是后人从文中撷取的” ?（16） ，李学勤先生认为“简文则不用《金縢》篇题，可能表明没有见到书序” ?（17） 。我们认为，简本《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是“缀合”之前的原始文献的篇题，从篇题来看显然仅仅是指周公为武王代祷之辞，也就是《金縢》前半篇所述内容，而《金縢》的篇题显然是后人在将原始文本“缀合”之后概括生成的新篇题，简本与传世本篇题的不同正是《金縢》篇曾经过“缀合”的证据。
有学者注意到《金縢》篇中“于”“於”混用的情况：“无论是简本还是传本，《金縢》都存在‘于‘於二字混用的现象。简本《金縢》中，‘于‘於各出现4次。传本中，‘于出现6次，‘於出现3次。这在传本《尚书》、清华简以及出土古书类文献中都是比较特殊的。” ?（18） 程浩认为“《金縢》篇除周公的‘所为自以代王之说为周公口述、史官记录外，其余的‘周公居东以及‘成王启金縢之匮等内容都是后人的增补，而这一行为发生的时间，约在春秋至清华简写定的战国中期之间” ?（19） 。程浩对《金縢》篇文本内部用词矛盾的认识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其“后人增补”之说却未必符合《金縢》篇编辑流传的历史事实。
分析清华简《金縢》文本内容，从开头到“勿敢言”可划分为第一部分。这部分内容先交代具体时间和事件背景，继而详细记载周公为武王祝祷的仪式过程和祷祠完整内容，并记录了仪式结束后周公要求史官保守秘密的告诫，所以这是一篇情节完整的“礼书”，也即简本篇题所说是一篇《志》书，主旨是为了记载周公为武王代祷的仪式内容并加以收藏，这也是西周史官的职责所在，《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的篇题正是这部分内容的准确概括，这部分文字记事有始有终、记言内容完整，是完全可以独立成篇的。
从“就后武王陟”到“王亦未逆公”为第二部分。这部分文字的核心内容在于叙述成王即位后，周公因流言受到怀疑遂居东三年，此后罪人被抓，周公献《鸱鸮》之诗于成王，但成王并未因此省悟。首先从记录者的视角来看，从武王病重到武王去世成王即位，再到周公因流言而居东三年，再到祸人获罪周公献诗，期间时间跨度较大，所有事件由同一史官所记的可能性较小，更可能是成王的史官对档案记录的整合与追述。再来看本段叙事中提到周公遗《鸱鸮》之诗于成王，却对《鸱鸮》的诗文内容只字未记，与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等篇全文抄录诗文内容的情况相比就显得非常奇怪，从史官记言的职责来说，既然周公为武王代祷的祷祠需要全文记录并收藏起来，那么周公献诗于成王，则史官对其所献之诗的内容也应该完整记录在册。而且从本段的文体形式来看，完全可以视为周公作《鸱鸮》之诗的“诗序”，后面应该抄录《鸱鸮》的诗歌内容，才能够从文体形式上完整成篇。这种缺失说明《鸱鸮》的诗文本内容或本未记载，或在《金縢》的编辑整理过程中被删掉。我们认为较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部分文字原本独立成篇，内容主要是记载周公遭疑而作《鸱鸮》，原篇内容当收录有《鸱鸮》的文本，但后人将这篇文字删去《鸱鸮》文本，仅保留小序而取其叙事内容附于《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之后，并将两篇“缀合”为一篇。
再来看《金縢》最后一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开篇先讲天现异象，继而讲成王开启金縢之匮而感动悔悟，最后讲成王迎归周公而再次天現异象。本段文字首尾呼应、内容完整、情节生动，核心内容是讲成王开启金縢之匮而重新信任周公，完全可以视为独立的篇章。这段文字当源于成王时史官所记史事，本为独立一篇，经后人重新整理编订而与前两篇“缀合”为一篇。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清华简《金縢》是三篇《书》类文献的组合拼接，第一篇是《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为武王时史官所记《志》书，属于“礼书”;第二篇是《周公遗成王〈鸱鸮〉之诗》，为成王时史官所记，属于“史书”，若补全所缺《鸱鸮》原诗，则可视为一篇诗序、诗文俱全的《诗》类文献;第三篇是《成王启金縢》（按照古人名篇通例，第三篇也可以直接称为《金縢》），为成王时史官所记，属于“史书”。三篇原本相互独立的文献材料经过重新拼接“缀合”之后，形成一篇情节曲折、内涵丰富、主题鲜明的文本，各篇原有的文本属性遂被湮没覆盖，但此篇的楚国选本使用的是《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之篇题，此篇儒家选本使用的则是《金縢》之篇题，于是就出现了同一篇《书》类文献在儒家传世本《尚书》与清华简中篇题各异的现象。从文本内容来看，《金縢》的三篇来源文献都是对史实的直接记录而未刻意强调其道德寓意，但经过拼接整合之后的《金縢》却使这些史实具备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展示周公之“善”，凸显周公之“忠”，颂扬周公之“德”。周公是儒家推崇的圣贤楷模，孔子曾多次表达对周公的敬仰，所以很可能正是由儒家学者对《周书》或《周志》文献材料加以择取编辑，才最终形成了清华简《金縢》及《尚书·金縢》的文本面貌。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史记·鲁周公世家》同样记载有周公为武王祝祷、周公居东、成王启金縢等史事，并且在叙事结束后特意点明周公之德：“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从文辞来看，《鲁周公世家》基本采用了《金縢》的内容。但是与《金縢》不同之处在于，《鲁周公世家》在叙述“周公居东”和“成王启金縢”之间还插叙说：“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 ?（20） 这段话表明司马迁似乎还见到过关于《金縢》之事的另外一个版本：周公为成王代祷而非为武王代祷，但司马迁调和这种矛盾的方法是将两个版本的故事并置，以插叙的形式简略陈述了周公为成王代祷之事，从核心情节来看这与《金縢》所记周公为武王代祷之事完全相同。这段话还提到“周公奔楚”，似乎也说明了《金縢》的故事曾经作为“周公故事”流传于楚地。
四、清华简《书》类文献三种文本组合形态的 特征及其时代意义
清华简《书》类文献是先秦《书》类文献在战国中后期传播过程中的楚地文本样本，以上三种文本组合形态均体现出“以三为数”的共同特征，即通过文本外部编联或文本内部整合的方式，将三篇原本相互独立的文本组合为新的文本集合。这种“以三为数”的特征并非偶然巧合，在先秦时期“三”是具有特定象征含义的数字。如上古之世有夏商周三代，上古帝王有三皇五帝，《易传》称“三才之道”，《老子》称“三生万物”。《周礼·地官司徒·师氏》：“以三德教国子。”《礼记·曲礼上》：“卜筮不过三。”清华简《保训》亦称“三降之德”。从传世文献著录也能看出“三”是先秦典籍内容分类的常用单位，如《诗》有《风》《雅》《颂》，《书》有《夏书》《商书》《周书》，《易》有《连山》《归藏》《周易》，《礼》有《周礼》《仪礼》《礼记》，《庄子》有内篇、外篇、杂篇，《吕氏春秋》分为《纪》《览》《论》。先秦典籍也常以三篇组合的形式编联篇目，如《今文尚书》有《盘庚》三篇，伪《古文尚书》有《太甲》三篇、《泰誓》三篇、《说命》三篇。《墨子》之《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篇皆分为上、中、下三篇。可见“三”是先秦时期文献编辑和文本组合的惯用之数。
清华简《书》类文献的三种文本组合形态展现了先秦时期文献整理编辑方式的历史发展进程，其内在逻辑层面是由简单到复杂、由萌芽到成熟的递进关系，同时与文体形式的逐步发展成熟存在紧密关联。
首先，“以类相合”是文本的外部组合方式，标志着文献编辑意识的萌芽，不足之处在于这种组合方式仍受限于原始文本的文体样式和主题的独立性，未能打破原有文本之间的文体界限与语义隔阂。“以类相合”的组合方式对应的是“典”“故”“语”“言”等早期口传文本的整理编辑，如《论语》《孔子家语》等“语”类汇编，实际上就是对孔子语录的“类合”汇编，甚至也收录了孔子弟子的语录。《国语》则是以国别作为分类的依据，将流传于各国之间的“语”类文本加以组合成篇，并整理编辑成书。
其次，“以人聚合”是文本由外部组合向内部组合转化的转型阶段，标志着文献编辑意识的增强，这种组合方式开始跳出原始文本文体样式的限制，如《傅说之命》将分别以记事为主、夹叙夹议、记言为主的三篇文本加以编联组合，以“傅说”为核心加以聚合，实现了文本内容的贯通和主题的统一。“以人聚合”的组合方式对应的是《墨子》《庄子》《孟子》等诸子之书，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文本的组合开始由“类”转向以“人”即文本创作者为核心进行编辑组合，战国时期诸子著作的最大特点就是开始以“人名”命名“书名”，这标志着文献编辑方式向“以人聚合”形态的转型和文献编辑方式的逐步成熟。
再次，“以事缀合”是文本的内部组合方式，标志着文献整理编辑方式走向更高的成熟阶段，文本不再具有永恒的独立性，而是作为文献材料在编辑过程中被重新剪裁、拼接、组合，通过“缀合”的文献整理编辑方式实现新的文本意义，这种组合方式已经完全超越了原始文本文体形式等要素的限制。“以事缀合”对应的是《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等著作，这些著作大量使用上古时期的文献材料，但使用的方式主要是根据论说主题需要，对来自不同文本的原始材料加以重构、拼接、组合，这些原始文本既不注明出处，亦不显示原有篇题，仅仅是作为事例出现在新的篇章中。司马迁在编著《史记》的过程中也大量采用了“缀合”的方式，将来自口头传说、典籍记载的大量文献材料加以择取、剪切、缀合，并使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新的文体形式完成了对原始文献材料的叙事重构。
清华简《书》类文献编辑过程中采用的类合、聚合、缀合三种组合方式，不仅展示了先秦时期《书》类文献的编辑整理方式和文本组合特征，更揭示了先秦时期古文献编辑整理的演进过程和客观规律，即通过对文本的重新整合实现内涵的融会贯通、主题的凝练深化和寓意的提炼升华，文本组合方式发生变化的本质是以“立言”为导向的叙事意识增强和以“立德”为导向的道德意识的渗透，这是以《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所说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价值取向的先秦文学观念在文献编纂过程中的深刻体现，同时也是《汉书·艺文志》所言编《书》以“慎言行、昭法式”的《书》教理念在文献整理层面的具体实践。此外，作为楚地《书》教的教材，清华简《书》类文献内容多是讲述商汤与伊尹、武丁与傅说、武王与周公等明君贤臣之事迹，旨在阐发上古三代的君臣之道、任贤之道、治国之道并从中获得政治借鉴和历史经验，体现出“以德任贤”“以德为君”“以德治国”的德政教育导向，“以类相合”“以人聚合”“以事缀合”三种文本组合形态反映出楚地《书》的编选者在《书》的编辑整理过程中具有明确的政教意识和德育意识，并且对战国以降的文献整理方式和文体形式嬗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注释
①李学勤：《清华简与〈尚书〉〈逸周书〉的研究》，《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
②赵平安：《〈厚父〉的性质及其蕴含的夏代历史文化》，《文物》2014年第12期。
③黄德宽：《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先秦“小说”——略说清华简对先秦文学研究的价值》，《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④赵岐：《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75页。
⑤罗家湘：《“典故”探研》，《中州学刊》2005年第5期。
⑥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第354—356页。
⑦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页。
⑧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五册），中西书局，2015年，第135页。
⑨（20）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第37、1520页。
⑩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册），中西书局，2010年，第181页。
（11）李锐：《清华简〈傅说之命〉研究》，《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12）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三册），中西书局，2012年，第122页。
（13）子居：《清华简〈说命〉上篇解析》，孔子2000网站，2013年1月6日。
（14）孔安國：《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2页。
（15）张怀通：《“王若曰”新释》，《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16）廖名春：《清华简与〈尚书〉研究》，《文史哲》2010年第6期。
（17）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
（18）程浩：《清华简〈金縢〉的性质与成篇辨正》，《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19）程浩：《“书”类文献先秦流传考——以清华藏战国竹简为中心》，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40页。
Three forms of text combination of Shu literature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Lu Shuguo
Abstract： The "Shu" literature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is the text compilation of "Shu" of the state of Chu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re are many combinations of texts in the process of Shu′s spreading. The combination form of class includes ?ChiHu ， ?YinZhi ?and ?YinGao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The aggregated form includes the three texts of ?YueMing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The conjugated form includes ?JinTeng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The use of number three is a common feature of the three combination forms. The use of number three is very common in the books in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three combinations reveal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objective laws of editing and sorting out ancient documents in the pre Qin period. Through the reintegration of texts， we realized the integration of connotation， the deepening of theme and the distillation and refinement of meaning. This is a manifestation of pre Qin "predication" and "moral" concept in the literature compilation process，? and also a demonstration of Shu through the compilation of Shu. The three kinds of text combination forms reflected Chu compilers had clear political purpose and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way of text editing after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Key words： the text form; Tsinghua Bamboo Slips;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ShangShu ; political education consciousness
摘 要： 清华简《书》类文献是战国时期楚地《书》文本汇编。《书》在先秦时期流传过程中呈现出多种文本组合形态。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尹至》《尹诰》等三篇的编联是“以类相合”的“类合型”组合形态;清华简《傅说之命》上、中、下三篇是“以人聚合”的“聚合型”组合形态;清华简《金縢》是“以事缀合”的“缀合型”组合形态，来源于三篇原始《书》类文献的重新缀合拼接。“以三为数”是以上三种文本组合形态的共同特征，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文本组合的惯用之数。从“类合”“聚合”到“缀合”的文本组合方式揭示了先秦古文献编辑整理的演进过程和客观规律，即通过对文本的重新整合实现其内涵的融会贯通、主题的凝练深化和寓意的提炼升华，这是先秦“立言”与“立德”观念在文献编纂过程中的体现，也是编《书》以“昭法式”的《书》教实践。清华简《书》类文献的三种文本组合形态反映出楚地《书》的编选者具有明确的政教主旨意识，并对战国以降的文本编辑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文本形态;清华简;《书》类文献;政教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8）09-0127-07
《书》是上古时代王室政治辞令和历史档案的汇编。《书》的编辑起源于上古三代王室史官对君王言辞的记录整理。上古之《书》原无定本，在春秋时期孔子编修《书》之前，《书》的文本汇编多以《商书》《周书》《周志》等类名出现。《书》在西周之前主要存于王室，并施用于国子之教。孔子所编《书》是春秋末期流传于齐鲁一带的儒家《书》类文本汇编，《逸周书》是战国早期流传于魏国的《书》类文本汇编，清华简《书》类文献则是战国中后期流传于楚国的《书》类文本汇编，其编者应当见到过儒家《书》文本和魏国《书》文本并从中采纳了部分篇目，又增补了一些流传于楚地的《书》类文献篇目，所以清华简《书》类文献中的部分篇目亦见于今本《尚书》或《逸周书》，其他篇目则大多未见于传世文献。
目前已整理出版的清华简前七册中，有15篇文本属于《书》类文献，包括第一册的《尹至》《尹诰》《程寤》《保训》《金縢》《皇门》《祭公之顾命》，第三册的《傅说之命》《赤鹄之集汤之屋》（以下简称《赤鹄》），第五册的《厚父》《封许之命》《命训》《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尹高宗问于三寿》。清华简《书》类文献的内容多来源于《商书》和《周书》，也有个别篇章可能包含了更早的《夏书》内容。李学勤先生认为：“《尹至》《尹诰》讲商汤灭夏，按照《尚书》的体例，可以称作《商书》，称作《夏书》也不是不可以。” ?① 赵平安先生也指出了清华简《厚父》蕴含的夏代历史文化 ?② 。清华简《商书》类的篇章主要是关于夏末商初商汤与伊尹的君臣故事，以及武丁与傅说、彭祖等贤臣的史事，这些文本内容的原始来源当出于商代史官所记，但部分篇章显然经过后人的重新转述和编辑加工。
学界对清华简各篇文本的文体形式和文本性质已有较多讨论，对诸篇之间的组合形式和单篇文本的内部整合过程却关注不足。事实上，清华简《书》类文献各篇文本之间的编联组合形式以及文本内部的整合形式，都保留了文本在传抄过程中的编辑整理痕迹， 从中可以窥测《书》类文献在先秦时期的传播轨迹。整体来看，清华简《书》类文献中最为典型的文本组合形态主要包括三种形态：“以类成篇”的“类合型”组合形态、“以人成篇”的“聚合型”组合形态、“以事成篇”的“缀合型”组合形态，文本试对以上三种组合形态的文本组合情况略作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清华简《赤鹄》等三篇与“以类相合”的 “类合型”文本组合形态
有学者注意到清华简《尹至》《尹诰》《赤鹄》三篇的简背划痕，并且通过竹简形制和抄写风格对比发现这三篇文献原本被编联为一组。这一发现实际上揭示了清华简《书》类文献“以类相合”的“类合型”组合形态，这种组合形态的特征在于将若干篇内容性质属于同一类别的单篇文献编联为一组，在保留单篇文本完整形态和独立篇目的前提下，使若干篇文本通过外部编联的形式组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主题的关联或内容的贯通，《赤鹄》《尹至》《尹诰》三篇的编联组合是这种组合形态的典型样本。
再来具体分析《赤鹄》《尹至》《尹诰》三篇文本之间的关系。首先，这三篇都是记述伊尹与商汤的相关史事，三篇文本内容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赤鹄》主要是讲小臣（伊尹）因受到汤妻威胁而偷食赤鹄之羹，导致小臣（伊尹）被汤驱逐并受到诅咒，途中被神乌救助并投奔夏桀为其治病。《尹至》是讲伊尹从夏邦返回到亳，向汤汇报夏的情报认为灭夏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与汤盟誓起兵并与夏决战。《尹诰》是讲伊尹与汤灭夏之后，讨论如何采取措施安定民心、稳定政权。从事件发展脉络来看，以上三篇文本内容的逻辑顺序应当是：《赤鹄》→《尹至》→《尹诰》，这恰好正是学者发现的简册背后划痕的连接顺序，说明清华简的楚地编者并非无意识地将三篇文本互相编联，而是按照其文本内容和事件发生顺序有意识地将它们编联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组内容连贯、主题相通的文本组合。
但也有学者指出，《赤鹄》篇无论是离奇的情节还是叙事的语言，都与《尹至》《尹诰》迥然相异，主张将《赤鹄》视为一篇带有文学虚构性质的“小说”更为恰当 ?③ ，而不应把它归于以记述史实为主的《书》类文献。关于《赤鹄》是否属于《书》类文献，学界仍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赤鹄》篇的核心内容属于先秦广为流传的“伊尹故事”，如《孟子·告子下》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又《孟子·万章上》曰：“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 ?④ 从万章的提问来看，伊尹善于割烹并举用于汤的故事在战国时期已经是广为流传的“典故”。罗家湘先生认为：“‘典本是提纲挈领式的备忘录，‘故本是储存于记忆、流传在口头的对典的解释，典故相互配合，构成古代文明传承的重要方式。” ?⑤ 作为“典故”的“伊尹故事”在保留核心事实的情况下，在流传过程中必然通过口头传述和书面转述产生形式多样的文本，这些文本虽然细节更加丰富、情节更加曲折，但其作为“典故”的内核都是相同或者相通的。“伊尹故事”作为“典故”还见于《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列子》《鬼谷子》《战国策》《楚辞》等传世文献，无论叙述形式如何变化，其核心事实基本是一致的，这些书籍引用或关注“伊尹故事”的重点都在于用“伊尹出于庖厨而助汤得天下”之事例，来说明“贤臣虽出于底层必举用于明君”的深刻道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慎大览》对“伊尹故事”的叙述：
桀愈自贤，矜过善非，主道重塞，国人大崩。汤乃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曰：“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汤谓伊尹曰：“若告我旷夏尽如诗。”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体离散，为天下戮。 ?⑥
《慎大览》完整叙述了从汤委派伊尹往夏刺探情报，到三年后伊尹完成任务返回于亳，向汤报告夏之舆情，汤与伊尹盟誓后兴兵灭夏，几乎就是对《赤鹄》《尹至》《尹诰》三篇情节的拼接与概括，而且《慎大览》的情节和语言与《尹至》《尹诰》几乎如出一辙。《慎大》中“（汤）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的细节描述，恰好可以合理解释《赤鹄》篇“伊尹偷食赤鹄之羹而汤射伊尹”的离奇情节。王国维先生指出：“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 ?⑦ 透过《赤鹄》篇带有神话传说色彩的虚幻表象，应该看到的是故事之中隐藏的真实历史。《赤鹄》虚构了伊尹偷食赤鹄之羹而被汤射的离奇情节，正是源于《慎大览》记载的汤和伊尹为取信于夏桀而设的“苦肉计”。至于《赤鹄》记载伊尹路遇神乌获知秘密从而治好夏桀之疾的情节，可能是源自伊尹为取信于夏桀所编造的谎言，也可能是由于上古时代药食同源、巫医不分，而伊尹恰好具有庖厨的身份，由此衍生出为夏桀医疾的情节。清华简《汤处于汤丘》就描述了伊尹烹饪之道的医疗作用：“小臣（伊尹）善为食，烹之和。有莘之女食之，绝芳旨以粹，身体痊平，九窍发明，以道心嗌，舒快以恒。” ?⑧
《赤鹄》的故事在本质上是对“伊尹故事”之史实的曲折反映，这种叙事方式的差别正是《赤鹄》与《尹至》《尹诰》因传播途径不同而在文本层面留下的痕迹。《尹至》《尹诰》文辞古雅、叙事简洁、篇幅精短，与《今文尚书》中的《汤誓》等篇十分相似，其文献来源应当是《商书》，并经过西周史官的传述和编辑，春秋时期被儒家编入《书》选本，战国时期又从齐鲁传播至楚国，最终出现在楚人所编《书》中并保留了文本原貌。而《赤鹄》的故事显然经过了楚人的重新转述，其传播过程应当先是作为“伊尹故事”的“典故”通过口述的形式传入楚国，在加入楚地神话情节之后，最终由楚国史官整理记载编入《书》中，所以《赤鹄》并不见于儒家所编之《书》。
《孟子·离娄下》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楚国的史书名为《梼杌》，按《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神异经》云：“西方荒中有兽焉，……名梼杌。” ?⑨ 梼杌乃神异之兽，楚人将其作为楚国史书之名，足见楚人“重巫祀、信鬼神”之传统，又如清华简《楚居》叙述楚先祖世系曰：“丽不从行，溃自胁出，妣列宾于天，巫咸该其胁以楚，抵今曰楚人。” ?⑩ 楚人对楚族的历史同样以神话形式加以记录。由此看来，楚人所编《赤鹄》以神异情节来记述“伊尹故事”是符合楚国文化传统的，从楚人的阅读视角和思维方式来看也是十分正常的。
二、清华简《傅说之命》与“以人聚合”的 “聚合型”文本组合形态
清华简《书》类文献的第二种文本组合形态是“以人聚合”的“聚合型”组合形态，这种文本组合形态的特征在于将若干篇以同一人物为核心或与同一人物相关的单篇文献编联整合，在保留单篇文本基本形态的前提下统一命题，使若干篇文本通过更加紧密的形式组合为一篇完整文献，从而实现主题的统一或内容的整合，《傅说之命·上》《傅说之命·中》《傅说之命·下》三篇的编联组合是这种组合形态的典型样本。
清华简《傅说之命》共有三篇，《傅说之命》是竹简上所写篇题，伪《古文尚书》也有《说命》三篇。整理者将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分别题为《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李锐先生则认为此三篇“可能并非《书序》所说《说命》三篇，则将其题名《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就有一定問题。……题名之上、中、下，似可用马王堆帛书《老子》、郭店简《老子》之例，题作《傅说之命》甲篇、乙篇、丙篇，或可用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地形二》的方式，题为《傅说之命》一、二、三” ?（11） 。无论称为上、中、下篇还是称为甲、乙、丙篇，《傅说之命》显然是由三篇相对独立的文本重新编联组合构成，这三篇文献的内容都是关于武丁举用傅说的相关史事和言论，但其文本性质和语言风格存在较大差异。
《傅说之命·上》主要讲述武丁受天帝所赐而梦得傅说，并任用傅说讨伐失仲，最后赐给傅说封地并“用命说为公”，文体以叙事为主，惟文中所言傅说讨伐失仲的情节略带有神异色彩：“失仲是生子，生二牡豕。” ?（12） 整理者认为“牡豕”是形容其子生性顽劣，子居则认为：“若仅因其子生性顽劣，失仲即动杀心的话，未免过于不似人情……这里的豕，即当解为猪。” ?（13） 《傅说之命·中》主要记载傅说从傅岩来到殷都朝见武丁，武丁对傅说致以训诫之辞，文体以记言为主，并用简短的叙事交代出事件背景。《傅说之命·下》则分别以“王曰”开头，直接记录了武丁训诫傅说的七组讲话，文体完全属于记言。
以上三篇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以记载武丁与傅说之事为核心，对“武丁梦得傅说并举用于版筑”的叙事也基本一致。三篇之间的差异则首先体现在文体形式的不同，上篇以叙事为主，中篇以记言为主，下篇则完全是记言，三篇《傅说之命》显然是出于不同记录者或叙事者之手。其次，三篇中对武丁的称呼也不尽相同，上篇和下篇皆称“王”而不称武丁之名，中篇则直称“武丁”之名，这也说明了记录者的不同身份和叙事立场。再次，《傅说之命·上》记载：“惟殷王赐说于天，用为佚仲使人。王命厥百工向，以货徇求说于邑人。惟射人得说于傅岩。……王乃讯说曰：‘帝繄尔以畀余，繄非？说乃曰：‘惟，帝以余畀尔，尔左执朕袂，尔右稽首。王曰：‘亶然。”《傅说之命·中》记载：“说来自傅岩，在殷。武丁朝于门，入在宗。王原比厥梦，曰：‘汝来，惟帝命。说曰：‘允若时。”两篇对武丁梦得傅说之事的描述略显重复，似乎并无必要在同一篇中两次加以重述，这也说明两篇文本在编联之前分别来源于不同的原始文献材料。
这种文体和内容上的差异显然是因为《傅说之命》的三篇来源于不同的传播路径。《傅说之命·上》应当是来源于史官所记《商书》，大約在春秋时期从周王室所藏典册流散传入楚国，战国时期经过楚国史官的编订融入了傅说伐失仲的神异情节。《傅说之命·中》应当是后世史官追述或转述商代史事之书，因而直称“武丁”之名而不称“王”，显然成文时间较晚而非商代史官实录。值得注意的是，《傅说之命·中》“若药，女不瞑眩，越疾罔瘳”等句，又见于《孟子·滕文公上》《国语·楚语上》《古文尚书·说命上》《潜夫论·五德志》等传世文献，而且《书序》明确记载：“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 ?（14） 这与清华简《傅说之命·中》的记载是较为一致的，所以《傅说之命·中》很可能是出自儒家所传《书》的选本，曾经过儒家学者的整理编订。《傅说之命·下》的七段讲话分别用“王若曰”开头，显然保留了商代史官现场记录君王言辞的用语特征。张怀通指出，史官在现场记录君王讲话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快速记录”，二是“由多个史官同时轮流记录，每个史官只记录一两句话，待讲话结束后将所作记录汇总起来，布政之辞中多次出现的‘王曰或‘曰就是每个史官在所记文字之前作的标记” ?（15） 。《傅说之命·下》直接记录讲话内容并以“说”称呼傅说，训话之“王”显然只能是武丁，而且史官作为即时记录的在场者必然不能直称君王之名。这一篇《傅说之命》也应当是出自周王室所藏《商书》，并收入儒家《书》选本并于战国时期传入楚国。
“聚合型”文本组合方式体现了《书》的编选者对单篇文本主题的归纳，也是编选者对单篇文本次序按照人物归类加以调整所留下的痕迹，相比侧重于通过外部文本编联实现文本归类的“类合型”文本组合，“聚合型”的文本组合方式使原本散乱的单篇文本衔接更加紧密，原来作为单篇文本出现而互不相连的《傅说之命》上、中、下三篇，在摘除掉原有篇题和原始背景后重新组合形成一篇人物相同、内容丰富、视角多样的完整文本，实现了主题的统一和内容的拓展，为读者全面了解武丁举用傅说的起因、过程、细节提供了完整的内容，这也反映出先秦时期将众多散乱单篇文本以人物或主题为主线重新加以聚合的编辑过程。
三、清华简《金縢》与“以事缀合”的 “缀合型”文本组合形态
“缀合”之称源自甲骨文研究术语，是指根据卜辞内容将原本散乱的甲骨散片加以连缀拼合，形成完整的甲骨文本，本文借用来指称清华简《书》类文献的第三种文本组合形态——“以事缀合”的“缀合型”组合形态。“缀合型”文本组合形态的特征在于将若干篇具有相关人物、相关事件或相关情节的独立文本根据特定主题重新拼接缀合，在剪裁剔除掉原始文本的独立篇题、原始背景以及与新主题没有关联的冗余元素之后，形成一篇前后呼应、内容贯通、叙事完整、主题突出的新文本。由于新文本在缀合之后几乎完全拼接消除了原始文本的叙事边际，使读者在阅读新文本时几乎很难发现这一文本缀合过程。清华简《金縢》就是一篇经过原始文献材料拼接缀合形成的典型样本。
清华简《金縢》篇的简背题有篇题曰《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其文本内容与《今文尚书》的《金縢》篇内容高度相似，而篇题却迥然相异，有学者根据古书命题之通例来解释这一矛盾，认为古书存在同篇而异名的情况。如廖名春先生认为《金縢》之名“是后人从文中撷取的” ?（16） ，李学勤先生认为“简文则不用《金縢》篇题，可能表明没有见到书序” ?（17） 。我们认为，简本《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是“缀合”之前的原始文献的篇题，从篇题来看显然仅仅是指周公为武王代祷之辞，也就是《金縢》前半篇所述内容，而《金縢》的篇题显然是后人在将原始文本“缀合”之后概括生成的新篇题，简本与传世本篇题的不同正是《金縢》篇曾经过“缀合”的证据。
有学者注意到《金縢》篇中“于”“於”混用的情况：“无论是简本还是传本，《金縢》都存在‘于‘於二字混用的现象。简本《金縢》中，‘于‘於各出现4次。传本中，‘于出现6次，‘於出现3次。这在传本《尚书》、清华简以及出土古书类文献中都是比较特殊的。” ?（18） 程浩认为“《金縢》篇除周公的‘所为自以代王之说为周公口述、史官记录外，其余的‘周公居东以及‘成王启金縢之匮等内容都是后人的增补，而这一行为发生的时间，约在春秋至清华简写定的战国中期之间” ?（19） 。程浩对《金縢》篇文本内部用词矛盾的认识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其“后人增补”之说却未必符合《金縢》篇编辑流传的历史事实。
分析清华简《金縢》文本内容，从开头到“勿敢言”可划分为第一部分。这部分内容先交代具体时间和事件背景，继而详细记载周公为武王祝祷的仪式过程和祷祠完整内容，并记录了仪式结束后周公要求史官保守秘密的告诫，所以这是一篇情节完整的“礼书”，也即简本篇题所说是一篇《志》书，主旨是为了记载周公为武王代祷的仪式内容并加以收藏，这也是西周史官的职责所在，《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的篇题正是这部分内容的准确概括，这部分文字记事有始有终、记言内容完整，是完全可以独立成篇的。
从“就后武王陟”到“王亦未逆公”为第二部分。这部分文字的核心内容在于叙述成王即位后，周公因流言受到怀疑遂居东三年，此后罪人被抓，周公献《鸱鸮》之诗于成王，但成王并未因此省悟。首先从记录者的视角来看，从武王病重到武王去世成王即位，再到周公因流言而居东三年，再到祸人获罪周公献诗，期间时间跨度较大，所有事件由同一史官所记的可能性较小，更可能是成王的史官对档案记录的整合与追述。再来看本段叙事中提到周公遗《鸱鸮》之诗于成王，却对《鸱鸮》的诗文内容只字未记，与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等篇全文抄录诗文内容的情况相比就显得非常奇怪，从史官记言的职责来说，既然周公为武王代祷的祷祠需要全文记录并收藏起来，那么周公献诗于成王，则史官对其所献之诗的内容也应该完整记录在册。而且从本段的文体形式来看，完全可以视为周公作《鸱鸮》之诗的“诗序”，后面应该抄录《鸱鸮》的诗歌内容，才能够从文体形式上完整成篇。这种缺失说明《鸱鸮》的诗文本内容或本未记载，或在《金縢》的编辑整理过程中被删掉。我们认为较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部分文字原本独立成篇，内容主要是记载周公遭疑而作《鸱鸮》，原篇内容当收录有《鸱鸮》的文本，但后人将这篇文字删去《鸱鸮》文本，仅保留小序而取其叙事内容附于《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之后，并将两篇“缀合”为一篇。
再来看《金縢》最后一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开篇先讲天现异象，继而讲成王开启金縢之匮而感动悔悟，最后讲成王迎归周公而再次天現异象。本段文字首尾呼应、内容完整、情节生动，核心内容是讲成王开启金縢之匮而重新信任周公，完全可以视为独立的篇章。这段文字当源于成王时史官所记史事，本为独立一篇，经后人重新整理编订而与前两篇“缀合”为一篇。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清华简《金縢》是三篇《书》类文献的组合拼接，第一篇是《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为武王时史官所记《志》书，属于“礼书”;第二篇是《周公遗成王〈鸱鸮〉之诗》，为成王时史官所记，属于“史书”，若补全所缺《鸱鸮》原诗，则可视为一篇诗序、诗文俱全的《诗》类文献;第三篇是《成王启金縢》（按照古人名篇通例，第三篇也可以直接称为《金縢》），为成王时史官所记，属于“史书”。三篇原本相互独立的文献材料经过重新拼接“缀合”之后，形成一篇情节曲折、内涵丰富、主题鲜明的文本，各篇原有的文本属性遂被湮没覆盖，但此篇的楚国选本使用的是《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之篇题，此篇儒家选本使用的则是《金縢》之篇题，于是就出现了同一篇《书》类文献在儒家传世本《尚书》与清华简中篇题各异的现象。从文本内容来看，《金縢》的三篇来源文献都是对史实的直接记录而未刻意强调其道德寓意，但经过拼接整合之后的《金縢》却使这些史实具备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展示周公之“善”，凸显周公之“忠”，颂扬周公之“德”。周公是儒家推崇的圣贤楷模，孔子曾多次表达对周公的敬仰，所以很可能正是由儒家学者对《周书》或《周志》文献材料加以择取编辑，才最终形成了清华简《金縢》及《尚书·金縢》的文本面貌。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史记·鲁周公世家》同样记载有周公为武王祝祷、周公居东、成王启金縢等史事，并且在叙事结束后特意点明周公之德：“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从文辞来看，《鲁周公世家》基本采用了《金縢》的内容。但是与《金縢》不同之处在于，《鲁周公世家》在叙述“周公居东”和“成王启金縢”之间还插叙说：“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 ?（20） 这段话表明司马迁似乎还见到过关于《金縢》之事的另外一个版本：周公为成王代祷而非为武王代祷，但司马迁调和这种矛盾的方法是将两个版本的故事并置，以插叙的形式简略陈述了周公为成王代祷之事，从核心情节来看这与《金縢》所记周公为武王代祷之事完全相同。这段话还提到“周公奔楚”，似乎也说明了《金縢》的故事曾经作为“周公故事”流传于楚地。
四、清华简《书》类文献三种文本组合形态的 特征及其时代意义
清华简《书》类文献是先秦《书》类文献在战国中后期传播过程中的楚地文本样本，以上三种文本组合形态均体现出“以三为数”的共同特征，即通过文本外部编联或文本内部整合的方式，将三篇原本相互独立的文本组合为新的文本集合。这种“以三为数”的特征并非偶然巧合，在先秦时期“三”是具有特定象征含义的数字。如上古之世有夏商周三代，上古帝王有三皇五帝，《易传》称“三才之道”，《老子》称“三生万物”。《周礼·地官司徒·师氏》：“以三德教国子。”《礼记·曲礼上》：“卜筮不过三。”清华简《保训》亦称“三降之德”。从传世文献著录也能看出“三”是先秦典籍内容分类的常用单位，如《诗》有《风》《雅》《颂》，《书》有《夏书》《商书》《周书》，《易》有《连山》《归藏》《周易》，《礼》有《周礼》《仪礼》《礼记》，《庄子》有内篇、外篇、杂篇，《吕氏春秋》分为《纪》《览》《论》。先秦典籍也常以三篇组合的形式编联篇目，如《今文尚书》有《盘庚》三篇，伪《古文尚书》有《太甲》三篇、《泰誓》三篇、《说命》三篇。《墨子》之《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篇皆分为上、中、下三篇。可见“三”是先秦时期文献编辑和文本组合的惯用之数。
清华简《书》类文献的三种文本组合形态展现了先秦时期文献整理编辑方式的历史发展进程，其内在逻辑层面是由简单到复杂、由萌芽到成熟的递进关系，同时与文体形式的逐步发展成熟存在紧密关联。
首先，“以类相合”是文本的外部组合方式，标志着文献编辑意识的萌芽，不足之处在于这种组合方式仍受限于原始文本的文体样式和主题的独立性，未能打破原有文本之间的文体界限与语义隔阂。“以类相合”的组合方式对应的是“典”“故”“语”“言”等早期口传文本的整理编辑，如《论语》《孔子家语》等“语”类汇编，实际上就是对孔子语录的“类合”汇编，甚至也收录了孔子弟子的语录。《国语》则是以国别作为分类的依据，将流传于各国之间的“语”类文本加以组合成篇，并整理编辑成书。
其次，“以人聚合”是文本由外部组合向内部组合转化的转型阶段，标志着文献编辑意识的增强，这种组合方式开始跳出原始文本文体样式的限制，如《傅说之命》将分别以记事为主、夹叙夹议、记言为主的三篇文本加以编联组合，以“傅说”为核心加以聚合，实现了文本内容的贯通和主题的统一。“以人聚合”的组合方式对应的是《墨子》《庄子》《孟子》等诸子之书，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文本的组合开始由“类”转向以“人”即文本创作者为核心进行编辑组合，战国时期诸子著作的最大特点就是开始以“人名”命名“书名”，这标志着文献编辑方式向“以人聚合”形态的转型和文献编辑方式的逐步成熟。
再次，“以事缀合”是文本的内部组合方式，标志着文献整理编辑方式走向更高的成熟阶段，文本不再具有永恒的独立性，而是作为文献材料在编辑过程中被重新剪裁、拼接、组合，通过“缀合”的文献整理编辑方式实现新的文本意义，这种组合方式已经完全超越了原始文本文体形式等要素的限制。“以事缀合”对应的是《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等著作，这些著作大量使用上古时期的文献材料，但使用的方式主要是根据论说主题需要，对来自不同文本的原始材料加以重构、拼接、组合，这些原始文本既不注明出处，亦不显示原有篇题，仅仅是作为事例出现在新的篇章中。司马迁在编著《史记》的过程中也大量采用了“缀合”的方式，将来自口头传说、典籍记载的大量文献材料加以择取、剪切、缀合，并使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新的文体形式完成了对原始文献材料的叙事重构。
清华简《书》类文献编辑过程中采用的类合、聚合、缀合三种组合方式，不仅展示了先秦时期《书》类文献的编辑整理方式和文本组合特征，更揭示了先秦时期古文献编辑整理的演进过程和客观规律，即通过对文本的重新整合实现内涵的融会贯通、主题的凝练深化和寓意的提炼升华，文本组合方式发生变化的本质是以“立言”为导向的叙事意识增强和以“立德”为导向的道德意识的渗透，这是以《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所说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价值取向的先秦文学观念在文献编纂过程中的深刻体现，同时也是《汉书·艺文志》所言编《书》以“慎言行、昭法式”的《书》教理念在文献整理层面的具体实践。此外，作为楚地《书》教的教材，清华简《书》类文献内容多是讲述商汤与伊尹、武丁与傅说、武王与周公等明君贤臣之事迹，旨在阐发上古三代的君臣之道、任贤之道、治国之道并从中获得政治借鉴和历史经验，体现出“以德任贤”“以德为君”“以德治国”的德政教育导向，“以类相合”“以人聚合”“以事缀合”三种文本组合形态反映出楚地《书》的编选者在《书》的编辑整理过程中具有明确的政教意识和德育意识，并且对战国以降的文献整理方式和文体形式嬗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注释
①李学勤：《清华简与〈尚书〉〈逸周书〉的研究》，《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
②赵平安：《〈厚父〉的性质及其蕴含的夏代历史文化》，《文物》2014年第12期。
③黄德宽：《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先秦“小说”——略说清华简对先秦文学研究的价值》，《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④赵岐：《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75页。
⑤罗家湘：《“典故”探研》，《中州学刊》2005年第5期。
⑥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第354—356页。
⑦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页。
⑧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五册），中西书局，2015年，第135页。
⑨（20）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第37、1520页。
⑩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册），中西书局，2010年，第181页。
（11）李锐：《清华简〈傅说之命〉研究》，《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12）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三册），中西书局，2012年，第122页。
（13）子居：《清华简〈说命〉上篇解析》，孔子2000网站，2013年1月6日。
（14）孔安國：《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2页。
（15）张怀通：《“王若曰”新释》，《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16）廖名春：《清华简与〈尚书〉研究》，《文史哲》2010年第6期。
（17）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
（18）程浩：《清华简〈金縢〉的性质与成篇辨正》，《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19）程浩：《“书”类文献先秦流传考——以清华藏战国竹简为中心》，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40页。
Three forms of text combination of Shu literature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Lu Shuguo
Abstract： The "Shu" literature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is the text compilation of "Shu" of the state of Chu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re are many combinations of texts in the process of Shu′s spreading. The combination form of class includes ?ChiHu ， ?YinZhi ?and ?YinGao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The aggregated form includes the three texts of ?YueMing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The conjugated form includes ?JinTeng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The use of number three is a common feature of the three combination forms. The use of number three is very common in the books in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three combinations reveal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objective laws of editing and sorting out ancient documents in the pre Qin period. Through the reintegration of texts， we realized the integration of connotation， the deepening of theme and the distillation and refinement of meaning. This is a manifestation of pre Qin "predication" and "moral" concept in the literature compilation process，? and also a demonstration of Shu through the compilation of Shu. The three kinds of text combination forms reflected Chu compilers had clear political purpose and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way of text editing after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Key words： the text form; Tsinghua Bamboo Slips;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ShangShu ; political education conscious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