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柳亚子对黄慕兰态度的微妙变化
【摘 要】长期以来，学术界多认为柳亚子与黄慕兰关系密切，甚至为忘年之交。笔者经考证和解读柳亚子提及“柔荑”的两封信件，认为“柔荑”即黄慕兰。黄曾在1942年底因杨惠敏案牵连而被捕，在黄被捕后柳亚子先后致信毛啸岑和柳非杞，希望他们帮忙打听林庚白的遗稿和遗属的下落。文章进而揭示，皖南事变后柳亚子因黄慕兰阻止发表反击国民党反共逆流的宣言而对黄产生不满，并开始疏远她，但是，柳亚子并不愿明言和公开表达这种看法，故长期以来学术界几乎无人知道皖南事变后柳亚子对黄慕兰态度的微妙变化。
【关键词】柳亚子；黄慕兰；皖南事变；柔荑；林庚白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8）01-106-07
柳亚子是著名爱国诗人与国民党左派人士，黄慕兰是红色传奇特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人在上海和香港有过密切交往。黄慕兰在自传中对柳黄交往颇有论述。柳亚子研究专家张明观则称柳亚子为“中共传奇女谍的忘年交”，并对柳黄交谊作了初步梳理。①然而，笔者在考证和解读柳亚子信中“柔荑”时，却发现皖南事变后，柳亚子对黄慕兰已颇有微词，并开始疏远她。对此，学术界尚无人注意，故笔者拟进行一些梳理和探讨。一、关于“柔荑”的重重迷雾
20世纪40年代，柳亚子写给在重庆的友人柳非杞的两封信中都提到了“柔荑”。
柳亚子在1942年9月30日致柳非杞信中第一次提到“柔荑”：“柔荑云云，我和此人的交涉是有的，不过并不美丽，她还很恨我呢？你问我此人怎样？那你去问郭先生好了。我写给你的信，你千万不可以给人看，等我死后你再给人看吧。因为我是随便写的，写过就忘了。你去给人看，不怕出乱子吗？”②
柳亚子在1945年2月14日致柳非杞信中又再次提到“柔荑”。信中柳亚子向柳非杞大许其愿，只要柳非杞办好九件事，就可以为他书写苏曼殊的诗。其中，第一件事也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是这样交待的：“柔荑确已解渝，系案发后五天即被捕，在衡阳因病曾住医院数天，过桂林则未逗留，现已抵渝，处分如何，不得而知。希望你从张老先生（她的文字知已）、沈老先生（她丈夫的老表兄）那里，想出辦法，看她一次，打听出庚白遗稿的消息来，告诉于我。因杨云史姨太太去年十二月离曲江来桂，在她被捕以前，庚稿不会有在杨处之可能也。”③
《诗经》对美女这样形容：“手如柔荑，肤如凝脂”，显而易见，信中的“柔荑”是一位女性。但是，“柔荑”是谁？她在何时、因何而被捕？她与林庚白遗稿有什么关联？其中，第一个问题最为关键，后两个问题不过是进一步扩展而已。二、“柔荑”迷雾的揭秘和解读
“柔荑”是谁，笔者最初怀疑是一名女作家，后来又一度怀疑是童子军杨惠敏，最后考证下来发现是享有“红色传奇特工”美誉的黄慕兰。黄慕兰（1907—2017），湖南浏阳人，原名彰定，字淑仪，参加大革命后改名为黄慕兰，1930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改名黄定慧，与著名律师陈志皋结婚。
第一，从人物关系上来看，“柔荑”的身份特征均与黄慕兰相符。柳亚子1942年9月30日致柳非杞信中未直接回答“此人怎么样？”，而要他去问“郭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柳亚子致柳非杞信中，有时称郭沫若为“老郭”，有时则称“郭先生”。黄慕兰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她与担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不仅有过工作交往，而且“彼此间相知之深，已不拘言笑”。①据说，郭沫若小说《骑士》中有个人物是以她为模特儿的。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从日本回国，还穿着离日时钱瘦铁的西服，黄慕兰看到郭的衣服很不合身，就请裁缝为他做了西服。她得知郭的钢笔弄丢了，立即为郭买了一支派克笔。②郭沫若仅在1937年10月间，就连续为黄慕兰两幅画作题诗，写下了《近作两首——黄定慧所作〈山居图〉》和《题黄定慧所作〈山涧独钓图〉》。③由此，不难看出，郭黄二人熟稔程度之深。
柳亚子在《八年回忆》也描述了他在黄定慧家沙龙见过郭沫若等人的情景：“黄定慧以沙龙主妇的姿态，常常邀集名流，举行茶会。有一天，廖夫人的女公子仙霏陪我同去定慧家中赴会，碰到了沫若，也碰到了田寿昌和夏衍、长江诸人。后来，定慧宣布开会宗旨，说是要创办一个刊物，取名《熔炉》，志在调和国共，大家都表赞成。实际上，这天正是大场失守的一天。上海的抗战，也将渐渐成为尾声了。”④
在柳亚子致柳非杞信中，“张老先生”是指张一麐，字仲仁，江苏吴县（今属于苏州市）人。他是北洋派出身， 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曾倡言组织“老子军”而闻名全国。苏州沦陷后，他西上武汉、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柳亚子原先与其并无往来，1940年底，柳亚子赴香港后，在同乡王绍鏊（字恪成）宴请的席上才与张一麐结识，两人“颇有一见如旧之感”。⑤柳亚子后来曾指出：“仲老抗战后有诗一卷，为黄定慧（淑仪）女士所手写，弟曾托人抄一副本，现在桂寓。”⑥黄慕兰在自传中亦说，她在香港“帮张仲仁抄过诗词”。⑦这些与柳亚子所说“张老先生”是“她的文字知已”完全吻合。
黄慕兰在自传中说：“尤其是沈钧儒先生，既是师长，又是表兄，对陈（志皋）的影响很大。”⑧这与柳亚子所说“沈老先生”是其丈夫的老表兄完全相符。
从上述人物关系来看，“柔荑”就是黄慕兰。
第二，黄慕兰1942年12月因杨惠敏案牵连在曲江被捕，后经衡阳作过短暂停留，又路过桂林而被押往重庆。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四行守军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童子军杨惠敏先是为守军送去通讯器材，后又应约为守军送去一面巨大国旗，一度成为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
1939年夏，陈志皋到广东曲江出任中国赈济委员会第九战区特派员，管辖广东、福建两省赈济工作。日军占领香港后，杨惠敏也流亡到曲江，前来请求安排她参加抗日救亡工作。黄慕兰保举她潜入香港，执行营救知名爱国民主人士的任务。杨惠敏先后营救了不少知名人士，但在营救电影演员胡蝶时出了大纰漏。当时杨惠敏运送胡蝶携带的大量行李，未能安全送达。杨惠敏声称系中途被土匪劫走，而胡蝶则不免怀疑或为杨惠敏等私吞，后又发现其被劫的行李物件正在被出卖，疑心更重。其后，胡蝶到重庆向军统戴笠哭诉。戴笠在重庆将杨惠敏逮捕。直到戴笠死后，杨惠敏才于1946年被无罪释放。不料，杨惠敏的被捕波及陈志皋和黄慕兰，他们于1942年12月中旬在曲江被捕。其时，黄慕兰刚刚生过小孩，故在路过衡阳时曾停留6个星期。其后，陈志皋和黄慕兰路经桂林，被押解重庆。
不难看出，柳亚子打听到的信息基本上是准确的，只有一些微小误差。如陈志皋和黄慕兰在衡阳不是“曾住院数天”而是停留了一个多月。应该指出的是，《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对于柳亚子2月14日致柳非杞信的写作年份判断有误，该信应写于1943年而非1945年。因为黄慕兰1942年12月被捕，大约在1943年初解送到重庆，柳亚子便急忙托柳非杞打探消息。所以，该信写于1943年较为合乎情理。而该信写于1945年则完全不可能，证据有四：（1）黄慕兰和陈志皋被捕后，后经过多方营救，于1944年底获释，不可能在1945年还考虑到狱中看她一次；（2）柳亚子夫妇1944年9月间便从桂林抵达重庆，故不可能在1945年还委托柳非杞去打听；（3）1943年4月4日，林北丽从曲江抵达桂林后，柳即获知林庚白遗稿情况，不可能到1945年还要向别人打听；①（4）张一麐于1943年10月在重庆病逝，柳亚子不可能要柳非杞去找一个已经死了一年多的人想办法。
当时，不少人都相信杨惠敏把胡蝶行李私吞卖掉，使杨惠敏英雄形象在很多人心中坍塌，连带着导致对陈志皋和黄定慧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印象。柳亚子1943年1月27日致在重庆的友人毛啸岑信中的一段文字就是反映时人这种看法的一个典型例证。信中有云：“恪老（王绍鏊——笔者注）有法探听否？渠临走时，以洋装一大包托佩带曲寄渝某君，乃此包与无忌洋装箱子共放一麻袋中，为杨惠敏、赵崇光挑剔扣留，放在经始台，当时据云觅人续到，现在思之，恐已与胡蝶行李同为若辈卖去矣，此事甚愧对恪老也。杨惠敏在渝被扣事，兄知之否？四行声望，毁于一旦，颇令人痛心，外间则早以女流氓諡之矣。闻此案涉及陈黄，有由韶关警备司令部夤夜逮捕解送渝都之说，而未见报纸，有人云晚报有之，弟不阅晚报，故茫然也，但得诸传说耳，不知究竟若何，兄能一探否？往事恩仇，殊不足计较，但渠等自毁地位，亦甚可惜。”②
对于被捕的陈志皋和黄慕兰两人，柳亚子表示“往事恩仇，殊不足计较”，还对“渠等自毁地位”深感惋惜。虽然从柳亚子的惋惜中还依稀可见过去情谊的微弱余光，但是他的总体反应是冷漠的，几乎看不到对陈黄命运的温情关切，很不符合他对朋友情深义重的一贯表现，这似乎表明柳亚子已经不再把黄慕兰和陈志皋当成他的朋友。
第三，林庚白诗稿曾藏在黄慕兰家中，故黄慕兰被捕后柳亚子急于打听其下落。1940年7月，当陈志皋母亲丧事在香港办完后，黄慕兰便迁居金巴利道月仙楼，租用了楼下两房一厅，黄慕兰使用一房一厅，另一房间是曾经做过吴佩孚秘书长的著名诗人杨云史夫妇居住的，后来杨就是在那里去世的。杨夫人（当时亦有人称其为姨太太）则继续和黄慕兰同住到香港沦陷。③
1941年12月1日，林庚白、林北丽夫妇带着两个小孩从重庆飞往香港，几天后，日军进攻香港。11日，林庚白应黄慕兰邀请，搬到金巴利道月仙楼二号，住在她家中。①12日，林庚白因被人向日军告密说他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林庚白只是立法委员——笔者注），便成为日军寻找的目标。其后，杨云史的小儿子“杨老五”设法弄到一张通行证，将继母运送到尚未沦陷的香港市区。与此同时，为了避免被日军追捕，黄慕兰也离开寓所到香港市区友人邓先玉医师家避难，而委托友人朱立波主持家务并照顾林庚白夫妇。后来，黄慕兰和杨云史姨太太先后从香港辗转逃到曲江。17日，4名日军来到月仙楼二号，林庚白当时在邻居家躲避而未碰到。于是，日军便要林北丽转告林庚白到日军司令部去报到，否则三天之后就不客气了。为了避免连累大家，林庚白于19日外出寻找新的避难场所，不料却遭到日军枪击而亡，林北丽也因手臂中弹入院治疗，直到将近一年后才痊愈。当时，林庚白遗稿藏匿在黄慕兰的秘密文件室里。一个月后，侠义双全的章曼实冒险把林庚白遗稿找了出来，托人带到曲江交给黄慕兰。1943年初，林北丽从香港抵达曲江，从黄慕兰家保管人（黄当时已经被捕）那里取到了林庚白遗稿（有部分遗失）。②
柳亚子在香港沦陷后，辗转多地，于1942年6月抵达桂林。其后，他得知了林庚白殉难消息，也获知林庚白诗稿曾藏在黄慕兰家中的情况。但是，他对于具体详情并不清楚。因此，当柳亚子获悉黄慕兰被捕后，便于1943年1月27日致信毛啸岑，要其打听林庚白遗稿和遗属的下落。信中有云：“尤糟者林庚白诗稿，据陈孝威言在渠处，弟以负气，前此未与通信，今不知流落何地，思之颇懊悔，兄能为我一探听其消息？倘能发现庚白诗稿，设法寄桂，此间或不难出版也。又庚白有一小孩子，亦在渠处，韶关时代有人见过，今亦不知在何处，而庚白夫人闻尚留香港，其地址亦渠輩知之，甚希望能探明告我也。”③
2月14日，柳亚子又致信柳非杞，希望柳非杞从张一麐、沈钧儒那里，想出办法，看望黄慕兰，打听出林庚白遗稿的下落。为什么柳亚子认定林庚白遗稿会在黄慕兰处呢？柳亚子的依据是：因为杨云史姨太太1942年12月离曲江来桂林，是在黄慕兰被捕以前，所以，林庚白诗稿不会有在杨处的可能也。事实证明，柳亚子的判断是正确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得知黄慕兰和陈志皋被捕消息后，柳亚子最为关心的却是林庚白遗稿和遗属的下落，他先后委托在重庆的毛啸岑和柳非杞去打听，可见柳亚子对故人的关切之情，而这恰恰与柳亚子对黄慕兰和陈志皋被捕后的冷漠反应形成了鲜明对比。三、柳亚子何时、因何而对黄慕兰态度发生微妙变化
由“彼等自毁地位，亦甚可惜”的慨叹可见，柳亚子由于听信杨惠敏等私吞卖掉胡蝶行李的传言，其对于陈志皋和黄慕兰的印象也连带受到严重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实际上，在此之前，柳亚子早就对黄慕兰产生不满，并开始疏远她。
在1942年9月30日致柳非杞信时（当时杨惠敏案尚未发生），柳亚子避而不谈自己与黄慕兰的密切交往情况，却偏偏说：“我和此人的交涉是有的”，紧接着又说“不过并不美丽，她还很恨我呢？ ”，明显可见其对黄慕兰已颇有微词，乃至对黄慕兰外貌亦不看好。这表明柳亚子对于黄慕兰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不过，柳亚子似乎对于自己看法尚不敢十分肯定，故他不肯明言对黄慕兰的具体看法，而要柳非杞去问郭沫若。柳亚子知道柳非杞有把他的信拿给别人看的习惯，①便十分罕见地嘱咐柳非杞“千万不可以给人看，等我死后你再给人看吧。因为我是随便写的，写过就忘了”。柳亚子向来敢爱敢恨，爱憎极其分明，从不遮遮掩掩，可是，这里他却不希望别人知道他对于黄慕兰的看法，原因还是在于他对自己的判断心中不是完全有底。柳亚子的不肯明言和拒绝公开表达，使得柳亚子对黄慕兰的态度变化处于非常微妙的状态。
在得知陈志皋和黄慕兰被捕后，柳亚子表示“往事恩仇，殊不足计较，但渠等自毁地位，亦甚可惜。”这就意味着此前柳亚子与黄慕兰之间似乎已有“往事恩仇”。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柳亚子还“负气”而不愿与黄慕兰通信，这显然是在疏远黄慕兰。
应该说，直到1941年1月中旬，柳亚子对于黄慕兰印象一直都颇好。1941年1月15日夜，黄慕兰在家邀请柳亚子、杜月笙、杨云史、杨千里等人聚会。柳亚子还赋诗一首向黄表示感谢，末句有云：“未是寻常酬酢意，临歧握手感兜绵”，可见其对黄印象极佳。②但是，几天后，情况便出现了很大变化。
在皖南事变已经发生但消息尚被严密封锁之际，鉴于国内政治逆流日渐高涨，柳亚子与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开了个“四头会议”，决定起草宣言，制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柳亚子执笔起草了致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的宣言，要求“撤消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抗日实力”。宣言印好后，准备由国新社分发到各报馆时，皖南事变的消息震惊港岛。重庆方面驻沪办事处的人想扣留这个宣言，不让发表，而出面为此事周旋和交涉的就是黄慕兰。对此，柳亚子后来在《八年回忆》中有过详细描述：
……重庆方面驻沪办事的人想扣留这个宣言，不给我们发表。好象是一月十八日那一天的晚上吧，我正从外面还来，想洗脚上床，黄定慧忽然来找我，说叶希夷军长业已被扣，如果宣言发表，对他的生命就会发生危险。我说：“宣言是由廖夫人主持的，你去找她好了，横竖你和她也是熟人。”定慧不肯，硬迫着要我同去，我只好跟她走。见了廖夫人，我说：“现在希夷在他们的手上，怕有做邓择生第二的可能，为了希夷起见，倘然他们能够保证释放，我是主张让步的。”问问定慧，她说可以想办法，廖夫人也答应了，我和定慧便分道而散。谁知我还家不久，又有人来了，说是为了希夷的事情，杜月笙请我去谈话。我明知道杜月笙是一个魔鬼，他的家是一个魔窟，但为了希夷，我又怕什么呢？这样，便答应他同去，此时我已移家柯士甸道羿楼，一出大门，便有几个人候着，前呼后拥而去。到了那边，主人出来迎接，也说如要保全希夷性命，这宣言万万不能发表。我说：“我和廖夫人不是已经答应了你们吗？现在，是我们应该要求你们履行保证释放希夷诺言的时候了，你们还迫我干嘛呢？”这时候，定慧正把守着电话机，她说：“各家报馆都已疏通好，没有问题，就是《星岛日报》的金仲华不好办，他强硬得很，还没有答应不发表呢。”她话还未毕，电话响了，她举起耳机就说，“不发表宣言，是廖夫人和柳先生的意思，现在柳先生就坐在我旁边，我还能骗你吗？”这样，电话便中断了。
我方才知道他们把我弄来这地方的缘故，原来是为了对付金仲华先生的，心中非常生气。恰好有一个不识相的家伙，又立起来讲话，捏造一些新四军莫须有的罪状，又说廖夫人受人利用。我一口气忍不住，便拍了一下桌子，大声骂道：“我今天的让步，答应不发表宣言，完全是为了你们以释放叶希夷为条件而答应的，我现在来这儿，也是为此，难道是为了听你这种三等走狗的教训而来的吗？”③
上述这一段文字描述了1941年1月18日夜黄慕兰与柳亚子为宣言发表问题的交涉经过。柳亚子信中说“我和此人的交涉是有的”，就是指这件事。这段近乎白描的文字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似乎感觉黄慕兰与杜月笙关系非常密切，她好像积极配合杜月笙不让发表宣言。柳亚子当时非常生气，还抑制不住地流露出被人利用的不耐烦和反感。大约4年后（1945年），柳亚子写《八年回忆》时还如此清楚地记得当时情景，可见其印象之深刻。
柳亚子当晚写了一首七律，诗云：“嗟余龙性苦难驯，翻遣娥眉有怨嗔。不信伤谗还畏谤，最怜娇喘更轻颦！（定慧有心脏病，兼患胃痛）风云宁掩如虹气，儿女终酬故国恩。历劫红妆应自爱，心光淬厉道弥尊。”①
诗题中有“诗以慰之”，首联和颔联也略表达了安慰和劝解之意：首联是感叹自己桀骜不驯，脾气不好（柳亚子当时估计也说了重话），让美女产生怨嗔，似略表抱歉之意。颔联是劝慰她不要忧谗畏疑，更对她的娇喘和轻颦表示十分同情。但是，颈联和尾联则明确表达了规劝和告诫之意，尤其在“历劫红妆应自爱”句中体现最为明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柳亚子已经委婉地表达了其对黄慕兰的不满。柳亚子信中所说“她还很恨我呢”，估计就是从“娥眉有怨嗔”中演化而来。
此时柳亚子对黄慕兰的不满，到底是因为黄慕兰与杜月笙关系密切，还是因为黄慕兰阻止发表宣言呢？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与杜月笙交往密切，在1949年新中国后才逐渐成为一件并不光彩的事情，但在1949年之前则几乎不成其为问题。杜月笙的流氓出身和无赖做法当然招人痛恨和引人非議，但另一方面，杜月笙又因其出手豪爽、急公好义和讲究信用以及拥有巨大影响而广受欢迎和备受推崇。故杨度、章士钊、黄炎培等诸多社会名流都与杜关系很深。早在上海时，黄慕兰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会（简称“妇慰会”）上海分会募捐时曾得到杜月笙的鼎力支持，与之建立密切联系。到香港后，又常出入杜家，关系更为密切。柳亚子到香港后，因住宅与杜家颇近，且有黄慕兰居中联络，柳亚子与杜月笙也不无往还，并在多首诗中留下痕迹。②凡此种种均表明，尽管柳亚子在《八年回忆》的描述如实地揭示黄慕兰与杜月笙的密切关系，但是，杜黄密切关系绝非是柳亚子对黄慕兰产生不满的原因。
柳亚子到香港后，在经济上获得过黄慕兰的资助。据黄慕兰在自传中说，当时张仲仁、王绍鏊、叶恭绰、杨云史等一大批知名爱国民主人士暂居香港，他们多数已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了。他们虽然赋闲，但“还是很有影响和号召力的”。党中央就让她对这些上层民主人士做些联络工作，“对于那些经济上有困难的，由志皋用中央赈济会的名义，每月送生活津贴。”③不过，柳亚子却误以为这笔津贴来自杜月笙。1941年1月10日，柳亚子在致柳非杞信中略带神秘地说：“我在港，是有港纸（币）收入的。从何而来，你不必问我，反正不是用汉奸的钱就是了。”④2月13日，柳亚子则明确说这钱来自杜月笙：“杜者，杜月笙也”，但同时指出：“不过钱也不是他们自己的。再彻底一点，还是老百姓的吧了。我们吸了老百姓的膏血，要是连几句公道话都不讲，真是罪该万死了。”⑤柳亚子的误会颇能说明黄慕兰与杜月笙之间的密切关系，明明是黄慕兰的钱，柳亚子却误会来自杜月笙。值得注意的是，在皖南事变消息公布前，柳亚子安然享用杜月笙（柳亚子以为）的津贴。皖南事变消息公布后，柳亚子照样不拒绝杜月笙的津贴，但同时却绝不放弃原则。相反，他认为杜月笙的钱也来自老百姓，自己更应该讲几句公道话，要继续在皖南事变上仗义执言！可以说，柳亚子对于同杜月笙个人关系如何这类小节向来并不在意，但是，在自己的政治原则上则是丝毫不含糊的。
那么，柳亚子的政治原则是什么呢？在抗日战争中后期柳亚子评价人物有一条基本标准：“我现在的主张：主张团结的就是好人，主張摩擦的就是坏人。并且，我以为反×就是汉奸。”①这是1940年4月29日柳亚子致柳非杞信中表明的立场，可以视为这一时期柳亚子的政治原则，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柳亚子对于人物的评价与交往。南社老友陆丹林在香港主编的《大风》刊登了叶青和简又文等破坏团结抗战、攻击共产党人的文章。对此，当时尚在上海的柳亚子于1940年4月9日向柳非杞表示自己“气极”，“已写信声明，以后不给他们发表稿子了。”②柳亚子还写信责问陆丹林为什么要违悖抗战原则，陆丹林复信时只字不提，却另外寄来一本名为《中共不法行为及破坏抗战事实纪要》的小册子，这让柳亚子“非常生气”，4月29日，他向柳非杞表示以后“我预备不再理丹林了”。③后来，由于陆丹林改变了态度，柳亚子仍继续与其交往。
同样，只有从黄慕兰政治方面的表现才能找到皖南事变后柳亚子对黄慕兰态度发生变化的真正原因。自从与柳亚子结识以来，黄慕兰几乎都是以左派形象出现的，可是，1941年1月18日晚柳亚子却看到她出面阻止发表宣言，感到反差很大。在黄慕兰看来，她的做法既有保护叶挺生命安全的考量，也是地下工作者的工作需要，有难以言说的苦衷，但是，柳亚子哪里知道其中隐情。因此，黄慕兰这种行为几乎触碰了柳亚子的政治底线，导致柳亚子对其产生不满，并开始疏远黄慕兰。
然而，十多年来与黄慕兰的密切交往经历，几乎让柳亚子想不通在黄慕兰身上为何出现这种变化，因此，柳亚子心中也始终不敢十分肯定自己对黄慕兰的看法，当然也就自然不肯公开表达了。在1945年写作的《八年回忆》中，柳亚子在三处提到黄慕兰：一处是前文已经引用的黄慕兰家沙龙情况，完全是肯定口气；另一处则是前文已经引用的柳黄交涉经过，柳亚子有意采取白描方式来叙述，既表达了他的真实看法，同时又尽量抑制情感而留有余地（如他明白无误地流露出对黄慕兰的不满，但却努力不将怒火的矛头指向黄慕兰）；还有一处是叙述林庚白之死时，简单提及林庚白夫妇“再迁月仙楼黄定慧的家里”，“此时定慧早已走避香港”。④可以说，在公开场合，柳亚子虽然偶尔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黄慕兰的不满，但总体上对黄还是较为客气和较为亲切的。由此可见，柳亚子对于黄慕兰的公开态度，与柳亚子私下流露出的不满和疏远还是有所区别的。
由于柳亚子只是在三封私信中流露出对黄慕兰的不满和疏远，在《八年回忆》中仅仅在叙述中流露出带有克制的不满，因此，长期以来，学术界几乎无人发现柳亚子皖南事变后对于黄慕兰态度的微妙变化。
（叶扬兵，历史学博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